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衛報》報道：罷課、集會、衝突：以色列-加沙“口水戰”激蕩著哥倫比亞大學。（《衛報》網站截屏）
自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突然襲擊以來，美國輿論就處於極其分裂的狀況。其中大學校園首當其衝，支持以色列強力反擊的和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雙方都有過激言論，帶來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以致於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MIT)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校長被叫去國會聽證。
聽證會的一個很嚴重的後果是，賓大校長因此而失去了這份工作。另兩位雖然至今還保住了工作，但肯定也曾有過職位難保的時候或時刻，更不知是否還會有後續事件發生。這對大學還能不能維護言論自由的環境有不可估量的後果，值得我們所有人格外關注。
聽證會上的災難時刻
三位校長在聽證會上申明的內容是高度一致的，其大意是，我們反對反猶太主義，並譴責在我們的校園或社區內出現的任何反猶太主義言論，哪怕隻是一點痕跡。打擊反猶太主義是我們堅定的承諾。10月7日後，我們加強了安全措施，擴大了舉報渠道，並增加了谘詢、心理健康和支持服務。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確保學校保護每個人的言論和觀點多樣性。我們也必須保護校園內的言論自由，允許人們發表言論，即使我們認為這些言論令人反感。大學的價值觀與作為學術機構所允許的言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們既需要安全，也需要自由表達，隻有這樣，大學乃至民主製度才能蓬勃發展。
她們試圖把言論自由和騷擾區分開來。言論自由是受保護的，騷擾則不。有時言論自由會成為騷擾，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煽動暴力的言論是不可接受的。大學這樣的機構，要對學生的言論采取行動，必須有一個門檻，即具有普遍性，而且已經成為騷擾。
平心而論，三位校長的聽證都說得不錯，但卻被公認為是災難性的，因為三位校長在回答紐約共和黨眾議員埃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的一個問題時，都給人一種顧左右而言他的感覺。
斯特凡尼克問的是“在你們的校園裏，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是受保護的言論嗎？”這本來也不是一個那麽難的問題，隻是，斯特凡尼克問得咄咄逼人，而且要求用“是”或“否”來回答。問題是，這不是一個是或否的問題，而是取決於具體情況，看是不是過了那個門檻，從純粹的言論自由上升到騷擾了。所以，沒有一個校長回答了簡單的“是”或“否”，堅持要視具體情況而論。但斯特凡尼克不饒不讓，一定要一個“是”或“否”的答案。
斯特凡尼克這樣問是有目的的，也是設了一個陷阱。三位校長既不敢說是也不敢說不是，當然被大部分人解讀為她們心中有鬼。而這讓我想起了當初《紐約時報》因為發表政府機密文件《五角大樓文件》被政府告上法庭(United States v. New York Times Company et al.)後，在最高法院的那場庭辯。
《紐約時報》的這場官司打得驚心動魄，有很多看點，很多故事。不過，最令人難忘並一再被提起的是這樣一個時刻：大法官波特·斯圖爾特(Potter Stewart)問代表《紐約時報》的憲法訴訟律師，耶魯大學教授，亞曆山大·比克爾(Alexander Bickel)：“假設我回去打開這些文件，我發現100名美國軍人將因為《紐約時報》將要發表的內容而失去生命。你會繼續發表嗎？”
那一刻，全場一片死寂，如果一根針掉下來你也能聽見。這個問題很可怕。根據第一修正案，正確的答案應該是：“那又怎樣？”但你不能在一個重大案件中這樣大聲說出來。這將是人們唯一會記住的事情。但比克爾回答得如此之好。他說：“不，我對人性的忠誠大於我對法律原則的忠誠。但我要告訴你，如果你因為這個改變意見，那將是非常糟糕的法律。”
對照比克爾充滿智慧的答辯，這一回，三個大學校長聽證會上對斯特凡尼克問題的答複也真的成了人們唯一記得的時刻，一個災難性的時刻。很多人說，三位校長不是錯在法律上，而是錯在公關上。如果學習比克爾的做法，就可以拿滿分了。
但我要說，這裏的問題不是三位校長回答得對不對，而是她們該不該被要求回答這樣的問題。或者還是以時報的官司為例，最後美國訴紐約時報案以政府敗訴收場，等於是說，媒體不再需要回答斯圖爾特大法官提出的問題。
其實，關於如何把握大學校園言論自由的問題，早在1967年就有了非常好的答案。
大學是批判者的家園，但它本身並不是批判者
60年代的美國大學校園是個特別混亂的場所，各種集會、靜坐等抗議活動此起彼伏。學生們要求大學從與南非有關係的金融機構撤資，抗議征兵，反對越戰，全國各地一觸即發的種族矛盾爆發成騷亂......當時的美國大學，無論從字麵上還是從象征意義上來說，都正處於抗議、世代動蕩和內亂的風口浪尖。
1967年2月，芝加哥大學校長召集了一個由著名的第一修正案學者小哈裏·卡爾文（Harry Kalven, Jr.）擔任主席的教師委員會，就該校以怎樣的原則對待“政治和社會行動”提出建議。這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在舉國騷動之際，委員會成員們思考著他們的責任：大學應該如何應對當下炙手可熱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當形形色色的黨派分子要求大學選邊站隊並采取行動時，大學應該說什麽或做什麽？
委員會回顧、評估了一些與言論自由相關的曆史事件，最後交出了《關於大學在政治和社會行動中的作用的報告》（也稱為“卡爾文報告”）。該報告的核心結論是，大學的核心使命是“發現、改進和傳播知識”，而保持中立是大學忠於其核心使命的必要條件。今天讀來，報告中的不少論點，仿佛就是為當下的辯論焦點量體定製的：
“行使異議和批評這一工具的是教師個人或學生個人。大學是批判者的家園和讚助者，但它本身並不是批判者。”
“它不可能就當今問題采取集體行動，否則就必然危及其存在和有效性。沒有任何機製可以讓其達成集體立場，而不抑製促使其茁壯成長的充分的異議自由。”
“大學作為一個機構保持中立，既不是因為缺乏勇氣，也不是因為漠不關心和麻木不仁。它源於對自由探索的尊重，源於珍視觀點多樣性的義務。”
“不應誤解一所名牌大學的權力來源。大學的聲望和影響力是建立在正直和知識能力的基礎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它可能富有、可能有政治關係、可能有有影響力的朋友的基礎上的。”
“卡爾文報告”強調：大學，作為一個機構，任何形式的參與或站隊，都必然帶來有損言論自由的副作用。隻有保持中立，堅持不站隊，大學機構才能真正成為提供言論自由的場所。對有爭議的言論，教師和學生可以有鮮明的立場，但作為一個機構的學校卻不該參與。
所以，要求大學校長對有爭議的言論表態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政客是在玩政治遊戲，但大學沒有義務陪著一起玩。三個校長都拒絕在聽證會上公開站隊，不管在那個場合表麵看來多尷尬，這樣的回答完全正確。
相反，個別校長事後道歉，說明感受到了某種壓力。這才是危險的信號。
大學的言論自由不該成為巴以衝突的犧牲品
從30多年前來到美國後就一直聽說猶太人在美國勢力極大，控製著很多東西。這次巴以衝突是真正見識了猶太人“金主”的厲害。
首先看見的當然是“金主”對大學的不滿，取消或停止捐款的威脅就不說了，賓大校長不得不辭職的事情都發生了，可見學校承受壓力之大。而這也正是“卡爾文報告”中強調的一點。
在“卡爾文報告”的最後，委員會成員之一，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教授，特意加了一個個人的注，說他同意報告的所有內容，唯一例外的是關於大學在以法人身份行事時的作用的說法。他認為，正確的表述方式應該是：“當大學以雇主和財產所有者的法人身份行事時，它當然應該體麵地處理其事務。大學不應利用這些企業活動來促進任何道德或政治價值觀，因為這樣使用其設施會損害其作為知識自由之家的誠信。”
簡單來說，就是大學不該被“金主”綁架。
以此來衡量現在的美國大學，我不認為它們在這方麵是合格的。（當然，哈佛和MIT頂住了壓力，兩個學校的校長都保持了職位，這一點還是可喜可賀的。據說，這也是部分因為眾議員斯特凡尼克“搞倒一個，還剩兩個”的推文給了另兩個學校的校董極大刺激，讓他們認識到這一行動的利害攸關。）
紐約共和黨眾議員埃莉斯·斯特凡尼克的一個推文說：“搞倒一個。還剩兩個。這僅僅是解決反猶太主義泛濫的開始，反猶太主義已經摧毀了美國最‘著名’的高等教育機構。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被迫辭職隻是最起碼的要求......”
在美國，反猶的言論和思潮從來沒死過，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冒頭，2017年川普當選後，右翼勢力抬頭，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Charlottesville)舉行擁護納粹遊行，高呼反猶口號，就是一個證明。所以，反對反猶是必要的，也是一個長期的鬥爭。但這並不意味著不能批評以色列政府。如果對以色列政府的批評受到猶太“金主”的壓力，這不是一個健康社會的狀況。
2007年，一本揭露以色列遊說勢力對美國政策影響的書《以色列遊說團與美國外交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最初無法在美國出版，必須去歐洲出版，也從一個側麵說明了以色列遊說勢力在美國有多麽強大。
研究和撰寫以巴衝突問題的學者一直處於走鋼絲的境地，說話必須小心再小心，早就是公開的秘密了。但10月7日之後，環境更加惡化。馬裏蘭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一項調查發現，66%的受訪者表示在談論中東問題進行了自我審查，高於2022年秋季的57%。首先，57%已經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字了，在此基礎上又提高了9個百分點達到66%，非常令人擔憂！下麵分別為兩個調查圖表。
這個圖表的調查問題是：在以學術或專業身份談論巴以問題時，您是否覺得有必要進行自我審查？[僅限美國境內受訪者］這些結果來自936位受訪者，他們是2023年11月10日至17日通過馬裏蘭大學Qualtrics平台在線進行的“中東學者晴雨表”調查的結果
這個圖表的調查問題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色列-加沙戰爭開始以來，您是否直接或間接地需要更多地進行自我審查？[僅限美國境內受訪者］這些結果來自936位受訪者，他們是2023年11月10日至17日通過馬裏蘭大學Qualtrics平台在線進行的“中東學者晴雨表”調查的結果。
11月中旬，《哈佛法律評論》評審會投票決定不發表巴勒斯坦學者兼人權律師拉貝亞·埃格巴利亞(Rabea Eghbariah)的文章。（該文最後發表在The Nation。）
《紐約時報》報道，民權組織“巴勒斯坦法律”(Palestine Legal)的律師拉迪卡·賽納特(Radhika Sainath)說，自哈馬斯襲擊事件以來，她所在的組織已收到450多起與校園相關的求助，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十倍多。求助者包括被取消獎學金或遭到誹謗的學生、受到紀律處分的教授以及受到校董壓力的管理人員。
在過去幾個月裏，最著名的親巴勒斯坦校園團體“巴勒斯坦學生爭取正義協會”至少被四所大學暫停，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布蘭代斯大學(Brandeis)、喬治華盛頓大學和羅格斯大學(Rutgers)。
在佛羅裏達州，佛羅裏達州立大學係統的校長於10月底致函各學校校長，要求必須“叫停”該州的“巴勒斯坦學生爭取正義協會”分會。民權組織稱這一命令明顯違反了第一修正案。
塞納特說：“這確實是我們從未見過的。無論是打壓還是學生動員的規模，我們都迎來了60年代水平的時刻。”
CNN主持人法裏德·紮卡利亞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標題為“戰爭的另一個犧牲品：校園言論自由”的觀點文章。（《華盛頓郵報》截屏）
美國著名作家、CNN主持人法裏德·紮卡利亞(Fareed Zakaria)感歎，美國大學的言論自由已經成為“戰爭的另一個犧牲品”。他說，在過去，“美國的言論自由如此強大”，法院裁定允許一群納粹分子遊行。而《哈佛深紅報》（Harvard Crimson）曾發表社論讚揚波爾布特接管柬埔寨。他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上大學時，在校園裏經常能聽到煽動性的觀點，從共產主義革命到狂妄地論證“黑人種族低劣”的科學家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在本世紀，我記得很少有大學就伊拉克戰爭，甚至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發表官方聲明。”
而現在，紮卡裏亞說道：“美國的頂尖大學不再被視為卓越的堡壘，而是黨派的外衣，這意味著它們將不斷受到這些政治風暴的衝擊。”
美國大學的言論自由環境已經離上世紀的60-80年代相去甚遠，大學作為一個機構的中立立場也岌岌可危。
“卡爾文報告”中有這樣的闡述：“大學的使命是發現、改進和傳播知識。它的探究和審視領域包括社會的方方麵麵和所有價值觀。一所忠於其使命的大學將對社會價值觀、政策、實踐和製度提出持久的挑戰。從設計和效果上講，大學是對現有社會安排產生不滿並提出新的社會安排的機構。簡而言之，一所好的大學，就像蘇格拉底一樣，會讓人感到不安。”
大學是新穎理論和觀點的試驗田，有激進、出格甚至奇葩的言論很正常。很多時候，這樣的言論就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一個連大學裏都沒有任何激進言論的社會，一定是一個死氣沉沉，沒有生命力的社會。那才是需要令人擔憂的。
言論自由是會給社會帶來一定的風險。但限製言論自由的風險更大，很可能是大到我們無法承受。如果說，怎麽做都會有錯，那麽，寧可錯在給予過多的言論自由吧。這也是大學作為一個機構需要保持中立的意義所在。
附：《關於大學在政治和社會行動中的作用的報告》
由喬治·W·比德爾(George W. Beadle)校長任命的，小哈利·卡爾文(Harry Kalven，Jr.)任主席的委員會的報告。報告發表於《記錄》(Record)第I卷第1期第I頁，1967年11月11日。
該委員會於1967年2月由喬治·W·比德爾校長任命，要求其編寫“一份關於大學在政治和社會行動中的作用的聲明”。委員會認為其職能主要是為大學社區討論這一重要問題提供一個出發點。
委員會回顧了大學在以下事務中的經驗：參與社區重建；在20世紀40年代的布羅伊萊斯法案(Broyles Bill)調查中以及50年代初的詹納委員會(Jenner Committee)聽證會上捍衛學術自由；反對1958年《國防教育法》中的免責聲明；其對校外房屋出租標準的重新評估；以及在向選拔服務局提供男生軍銜問題上的立場。委員會在內部討論中發現，他們對大學在政治和社會行動中作用的適當性有著深刻的共識。但委員會感覺到一些人對大學這一角色的誤解，因此希望重申一些古老的真理和寶貴的傳統。
大學在促進社會和政治價值觀的發展方麵發揮著巨大而獨特的作用。這種作用是由大學的獨特使命所決定的，也是由大學作為一個群體的鮮明特點所決定的。這一角色的作用是從長遠角度來看的。
大學的使命是發現、改進和傳播知識。它的探究和審視領域包括社會的方方麵麵和所有價值觀。一所忠於其使命的大學將對社會價值觀、政策、實踐和製度提出持久的挑戰。從設計和效果上講，大學是對現有社會安排產生不滿並提出新的社會安排的機構。簡而言之，一所好的大學，就像蘇格拉底一樣，會讓人感到不安。
異議和批評的工具是教師個人或學生個人。大學是批判者的家園和讚助者，但它本身並不是批判者。再次回到經典的說法，大學是學者的社區。大學要履行其社會使命，就必須維持一個非同尋常的自由探索環境，並保持獨立於政治時尚、激情和壓力。一所大學，如果要忠實於自己的求知信念，就必須接納、包容和鼓勵自己社區內有最廣泛的各種觀點。它是一個社區，但隻為教學和研究這一有限但偉大的目的而存在。它不是俱樂部，不是行業協會，也不是遊說團體。
由於大學隻是為了這些有限而獨特的目的而成為一個社區，因此它不可能就當今問題采取集體行動，否則就必然危及其存在和有效性。沒有任何機製可以讓其達成集體立場，而不抑製促使其茁壯成長的充分的異議自由。它不能堅持要求其所有成員都讚成某一社會政策觀點；因此，如果它采取集體行動，就必然是以譴責任何持不同觀點的少數人為代價。簡言之，它是一個不能通過多數表決來就公共問題達成立場的社區。
因此，大學作為一個機構保持中立，既不是因為缺乏勇氣，也不是因為漠不關心和麻木不仁。它源於對自由探索的尊重，源於珍視觀點多樣性的義務。作為一個機構，這種中立性與師生個人參與政治行動和社會抗議的充分自由相輔相成。大學有義務提供一個論壇，對公共問題進行最深入、最坦誠的討論，這也是對大學的一種補充。
此外，不應誤解一所名牌大學的權力來源。大學的聲望和影響力是建立在正直和知識能力的基礎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它可能富有、可能有政治關係、可能有有影響力的朋友的基礎上的。
在曆史的長河中時有這樣的事件發生——社會或社會中的一部分，會威脅到大學的使命及其自由探索的價值觀。在這種危機中，大學作為一個機構有義務反對那些威脅到大學的使命及價值的舉措，積極捍衛自己的權益和價值觀。也有另外一種情況，即涉及大學財產所有權、資金接收、榮譽授予、其他組織成員資格的情況時，可能會出現大學的角色怎樣才適當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無論如何行動，都必須以法人身份作為一個機構行事。在特殊情況下，大學的這些法人活動可能會與最重要的社會價值觀相抵觸，因此需要對其後果進行仔細評估。
除了上述這些特殊情況之外，在我們看來，還有一個重要的推定，即反對大學采取集體行動，或就當今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發表意見，或改變其企業活動以促進社會或政治價值觀，無論這些價值觀多麽令人信服和吸引人。
誠然，這裏談到的都是涉及重大原則的問題，將原則應用於個案並非易事。
因此，教師、學生或行政部門都有不容置疑的權力通過現有渠道，如理事會委員會或校董會，質疑大學在特定情況下是否根據這些原則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我們的基本信念是，一所偉大的大學可以為改善社會做出巨大貢獻。因此，大學不應偏離本身的使命，而成為二流政治力量或次影響力的角色。
小哈裏·卡爾文，主席
約翰·霍普·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
格溫·J·科爾布(Gwin J. Kolb)
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
雅各布·格澤爾斯(Jacob Getzels)
朱利安·戈德史密斯(Julian Goldsmith)
吉爾伯特·懷特(Gilbert F. White)
施蒂格勒的特別評論意見：
同意所起草的報告，但對倒數第五段關於大學在以法人身份行事時的作用的說法除外。關於這個問題，我希望采用以下形式的表述：
當大學以雇主和財產所有者的法人身份行事時，它當然應該體麵地處理其事務。大學不應利用這些企業活動來促進任何道德或政治價值觀，因為這樣使用其設施會損害其作為知識自由之家的誠信。
參考資料：
https://provost.uchicago.ed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KalvenRprt_0.pdf
https://www.nytimes.com/2023/11/03/podcasts/the-daily/israel-palestine-1948.html
https://www.thefire.org/news/wisdom-university-chicagos-kalven-report
https://www.nytimes.com/2023/12/17/us/campus-crackdowns-have-chilling-effect-on-pro-palestinian-speech.html
https://criticalissues.umd.edu/sites/criticalissues.umd.edu/files/November%202023%20MESB%20Results.pdf
https://www.thewrap.com/fareed-zakaria-american-universities-partisan-cn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3/11/10/free-speech-campus-casualty-israel-gaza/
本文為非營利調查新聞編輯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義）”原創作品，與“美國華人雜談”聯合發表。
撰文：溪邊愚人
編輯：新約客，溪邊愚人
如果你因言獲罪， 因為你的“言”是真的。
你列舉了大量完全錯誤的，缺乏事實與數據支持的言論，totally wrong, unsupported by fact and data,卻得到大學“言論自由”穹廬保護的例子。
然而， 對一些明顯有統計數據和事實支持的言論， 也能得到 dome shielded by free speech, such as:
1. 同性戀是絕對少數，不通常 absolute minority, abnormal 的生活類型；
2，男性比女性在數學與科學領域有更多的比例；
3. 黑人在音樂和體育上比在科學研究上的優勢大很多；
4. 等等，等等， 等等
See? Harvard has gong too far, too wrong, need to be restrained and corr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