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分鍾速讀版】
拜登總統親自加入了美國汽車工人的罷工糾察線，這在美國曆史上是第一次。
美國工會曆史悠久，但真正發展起來，是在1935年小羅斯福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簡稱FDR）簽署了《全國勞資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之後。
《全國勞資關係法》是FDR新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該法案不僅給予工人集體談判的權利，更重要的是還成立了一個新的獨立的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該委員會擁有真正的執法權來保護這一權利。
而1937年通用汽車大罷工，則是剛剛開始發展的工會第一次小試牛刀。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次有嚴重經濟後果的汽車工人罷工。
麵對自己親自一手成就的工會帶來的罷工“苦果”，FDR藝術、智慧地促成了工會與資方的和解，維持了《全國勞資關係法》。
FDR的新政使美國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中產階級社會（middle-class society）。他才是那個真正讓美國偉大的總統。
長文版請繼續往下閱讀——
昨天（9月26日），拜登總統親自去密歇根州聲援正在罷工的汽車工人。（C-Span截屏）
昨天（9月26日），拜登總統親自加入了美國汽車工人的罷工糾察線。
上周五，UAW工會主席肖恩·費恩（Shawn Fain）公開邀請總統拜登加入他們的行列，拜登隨即發出推文回應：“周二，我將前往密歇根州，加入糾察線，與UAW的男女員工一起，爭取獲得他們幫助創造的價值的一個公平份額。現在是到了達成一項雙贏協議的時候了，雙贏將使美國汽車製造業繼續蓬勃發展，並為UAW提供高薪工作崗位。”昨天，拜登實踐了自己的諾言。
美國總統直接站在罷工工人的糾察線，這是第一次。始於9月15日的美國汽車工人工會UAW舉行的選擇性罷工，已經進入相持階段。拜登的做法絕對是總統的一種站邊表態。
不管以何種方式，總統可以對工會和罷工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在美國大蕭條之際當選的小羅斯福總統（FDR），可以說是讓美國工會真正成為工人強有力代表的奠基人。拜登決定加入罷工工人糾察線的做法，讓我想起FDR如何處理美國曆史上第一次有嚴重經濟後果的汽車工人罷工事件的故事。
筆者打算寫一個“總統與罷工”係列，分別講幾位總統與罷工（也是工會）相關的故事，同時也是美國工會曆史的縮寫。今天是第一篇：FDR：美國工會真正成為工人強有力代表的奠基人
美國第一次有嚴重經濟後果的罷工
1936、1937年，美國爆發了一係列靜坐罷工，即工人占據其工作場所，自己拒絕工作，也不允許他人工作，直至罷工結束。
罷工主要來自鋼鐵廠和汽車廠，而其中通用汽車的罷工規模和影響力都首屈一指。
工會往往選擇在某個或某些生產關鍵零部件的工廠罷工，造成整個行業的癱瘓。通用汽車的情況就是工會選擇了密西根州的弗林特（Flint）工廠。通用的選擇性罷工始於1936年的12月30日。
1937年通用汽車工人罷工期間罷工者守衛著密歇根州弗林特工廠Fisher第三車身廠的窗戶入口。攝影：Sheldon Dock。圖源：維基百科
在1937年，通用汽車是全世界最大的製造公司，有超過25萬員工，生產的汽車占美國汽車總產量的一半。然而，除雪佛蘭外，通用汽車每種車型都需要的一種模具，隻有弗林特的工廠生產。當那裏的工人放下工具，拒絕離開工廠時，通用汽車的生產速度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這家在1936年12月生產了5萬輛汽車的公司，在1937年2月的第一周隻生產了125輛。
美國工會的曆史悠久，但正正經經地發展起來，是1935年小羅斯福總統簽署了《全國勞資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之後。而1937年通用汽車的大罷工，是剛剛開始發展的工會第一次小試牛刀。
當時的美國在經曆了從1929年到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後，處於恢複初期，還沒有走出大蕭條，小羅斯福的一係列新政正在經受檢驗。這時候發生罷工，還是發生在地位舉足輕重的通用汽車，而且毫無疑問是FDR簽署的《全國勞資關係法》的直接後果，給FDR帶來不小的壓力。
種瓜得瓜，一手成就工會的FDR，居然也是第一個品嚐罷工“苦果”的總統。
小羅斯福和其他人一樣對事態發展到這個程度感到驚訝，但他拒絕對罷工者使用武力幹預。他對勞工部長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 Perkins）說：“嗯，這是違法的，但他們違反了什麽法律呢？非法入侵法，這是唯一可以援引的法律。如果有人闖入你的領地，你會怎麽做？你可以命令他離開，你可以讓警察命令他離開，但是開槍打死很多人，就因為他們違反了非法入侵的法律，不知為何讓我很不舒服。我不認為這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懲罰與罪行不符。為什麽通用汽車的那些人不能與工人委員會會麵？好好談談嘛！沒那麽難啦。”
密西根州長弗蘭克·墨菲（Frank Murphy）也持同樣的觀點：“我可不想以‘血腥墨菲’的形象載入史冊。如果我派兵攻擊罷工者，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被殺。”
副總統約翰·加納（John Garner）是個堅決反對罷工的人。當他就加納拒絕采取行動一事向FDR施壓時，羅斯福堅持自己的立場。加納說：“這是我們所有爭論中最激烈的一次。”
通用工人罷工期間，克萊斯勒和福特都借機提高了產量，克萊斯勒甚至承認了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合法代理地位，這都給通用進一步增加了壓力。當通用汽車工人的罷工進入第七周，而聯邦和州政府都拒絕武力幹預的情況下，通用在尋找一條出路。
這時，珀金斯勸FDR給通用的總裁威廉·克努森（William Knudsen）打個電話，說總統的電話可能會給通用一個借口，一個台階。一直拒絕具體幹預的FDR同意賭一把。
當他想說服人時，小羅斯福是極具魅力的。FDR在電話上對從沒見過麵的克努森像老朋友一樣說話：“比爾，是你嗎？我知道你經曆了很多。比爾，我想告訴你，我為你感到難過，但是帕金斯告訴了我你們正在討論的情況，我隻是想打電話給你說，我非常希望你能克服困難，你的人去與工人委員會會麵吧。”
在FDR的鼓勵下，通用汽車公司承認汽車工人聯合會為其在14個州的60家工廠的勞資談判代理，雙方的談判最終也達成了協議。一場威脅到新政的危機解決了。而這場危機的解決方式和效果，也保住了FDR新政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全國勞資關係法》。
為什麽會有《全國勞資關係法》
FDR的勞工部長弗朗西斯·珀金斯是FDR白宮推行新政的關鍵人物。有一種說法是，FDR的新政其實是珀金斯的新政，可見珀金斯的作用之大。有一點是肯定的，FDR新政中的不少主張出自於珀金斯。
珀金斯是一位一生都致力於為女性和底層百姓爭取權利和利益的人。她與FDR相識於FDR擔任紐約州參議員的時候。那時的FDR還是個高高在上的富家子弟，不懂得底層的疾苦，也不認為珀金斯的工作有多大的意義。
FDR這方麵理念的轉變發生於他殘疾之後。他當選為紐約州長時，已經完成了這個脫胎換骨，所以他任命帕金斯為首任紐約州工業專員，負責監管一個有1800名員工的機構。後來，帕金斯又被當選為總統的FDR任命為勞工部長，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在總統內閣任職的女性。
緊張的勞資關係是大蕭條時期的嚴重問題之一。巨大的貧富差距，不公平的一次分配以及惡劣的工作環境，都讓勞資關係雪上加霜。要恢複經濟，這是一個繞不開的難題。
本來，新政之初，小羅斯福總統和珀金斯在勞資關係上是采取了中間路線的。他們和他們的許多顧問都認為，如果法律法規能夠改善工作場所的條件並提高工資，那麽工人就不需要工會。這一理念是《國家工業複興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簡稱NIRA）的指導原則，該法案旨在將管理方、勞方和消費者聚集在一起，製定工業法規，以公平的價格、公平的工作條件生產商品，並獲得公平的利潤。NIRA中的第7a條規定，保證工人享有集體談判的權利。
但是，紙上的東西落實到行動往往有很大折扣。針對第7a條，資方或者以各種方式破壞、阻擾罷工，或者是成立傀儡工會組織，致使勞工危機更加嚴重。這也讓FDR政府明白了，資本的貪婪是沒有窮盡沒有底線的，必須給予工人更大的權力，同時要對資方實現更有力的監督和製約。隻有這樣，勞資雙方的力量才會接近對等，才有可能起到相互製約和製衡的作用。
為加強工人的力量，FDR政府於1934年成立了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但該委員會行政力量薄弱，幾乎沒有執法權。而1935年5月，最高法院以行業法規違憲為由廢除了NIRA，隻保留了薄弱的第7a條，等於是宣告了NIRA的死亡。在這種情況下，才有了《全國勞資關係法》的誕生。
政府有責任保護底層利益
《全國勞資關係法》也被稱為《瓦格納法案》（Wagner Act），當然是因為當時的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Robert F. Wagner）為該法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瓦格納是一名九歲時來美的德國移民。他在反對腐敗，爭取社會立法以幫助低收入選民方麵的突出表現，使其成為一名備受尊敬的紐約州議員。因為彼此理念相同，在紐約任職的那個時期，他與珀金斯也有很多重要合作。FDR當選總統時，瓦格納已經是聯邦議員了。
瓦格納堅信新政的目標是為低收入群體提供經濟保障。他是公共住房、公共工程項目、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的早期支持者。正如曆史學家安東尼·巴傑（Anthony Badger）所指出的那樣，“貫穿瓦格納所有思想的不僅是對社會正義的關注，還有一種信念，即除非通過政府支出、福利和保護工人權利來保障大眾購買力，否則美國經濟無法充分發揮其作用。”所以，瓦格納成為《全國勞資關係法》的起草人，最終法案與他的名字緊密聯係，太順理成章了。
《全國勞資關係法》不僅重申了NIRA的第7a條，給予工人集體談判的權利，更重要的是還成立了一個新的獨立的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該委員會擁有真正的執法權來保護這一權利。根據新法，雇員工會選舉由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認證，並以多數決製和獨家代理權為基礎。以前被管理層用來取代真正的集體談判權的所謂“公司工會”（其實就是傀儡工會）以及其他不公平的勞工活動，如黑名單、破壞罷工和歧視性解雇，都被宣布為非法。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有權舉行聽證會，迫使管理層遵守規定。
1936年10月31日，小羅斯福總統、紐約州州長赫伯特·雷曼（Herbert Lehman）和參議員羅伯特·F·瓦格納（Robert F. Wagner）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的競選集會上。圖源：羅斯福圖書館
1935年7月5日，當羅斯福簽署《全國勞資關係法》使之成為法律時，他宣布：
“改善勞資關係是本法的最高宗旨。通過確保雇員的集體談判權，該法促進了雇傭合同在合理、公平的基礎上發展。通過提供一個有序的程序來確定誰有權代表雇員，該法案旨在消除造成浪費性經濟衝突的主要原因之一。通過防止可能破壞勞工獨立性的做法，它為其範圍內的每一個工人尋求本應屬於他的選擇和行動的自由。”
FDR當然沒想到他會是第一個麵對《全國勞資關係法》所帶來麻煩的總統。但是他原則問題上毫不動搖的立場和處理棘手問題的藝術手段，使得一場危機以雙贏的方式得到解決。
由於《全國勞資關係法》的實施，工會會員人數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急劇增加，到1940年，美國工會會員人數接近900萬。美國工會組織在二戰後達到頂峰，1954年，所有美國工人中將近35％是工會會員。
雖然工會成員隻占了35%的份額，但工會工人收入的增加在勞動力市場有漣漪效應，或者說水漲船高，會帶動不同行業的收入一起增長，從而就產生了一個強有力的藍領中產階層。所以學術界的結論是，《全國勞資關係法》幫助建立的有序勞資關係體係帶來了一個生產力空前提高、工作條件改善、工資和福利增加的時代。
從1950到1980期間，幾乎所有人的收入都翻倍，同時期內，CEO的收入大致是員工平均收入的20倍，糾正了大蕭條發生時的巨大的貧富差距。那是一個真正實現了民享的時期。FDR的新政使美國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中產階級社會（middle-class society）。到目前為止，那依然是美國曆史上最好的時代。也是《全國勞資關係法》獲得成功的見證。
這也是見證了瓦格納的理念，即隻有當大眾的購買力獲得保障時，才能保證持續、穩定和公平的經濟發展模式。要知道，購買力代表的不僅是個人的經濟狀況。當某個層次的人普遍有足夠的購買力時，就代表了一種普遍的需要，代表了市場價值。隻要這個市場足夠大，就會有人願意投資。這也會進一步促進市場的公平和平衡，同時間接保護了低端消費者的利益。
所以，維持一個社會的穩定，繁榮和正義，一個強大的藍領中產階層不可或缺。
尤其重要的一點是，那是一個融合的社會，不是一個分裂的社會。這個對比，在今天看來特別觸目驚心。這同時也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是如何從融合走向分裂的？
“總統與罷工”係列，將從工會這個特別的角度來探視這個問題。
參考資料
https://www.fdrlibrary.org/wagner-ac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Labor_Relations_Act_of_193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tecting_the_Right_to_Organize_Act
FDR by Jean Edward Smit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lint_sit-down_strike
本文為非營利調查新聞編輯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義）”原創作品，與“美國華人雜談”聯合發表。
撰文：溪邊愚人
編輯：新約客，溪邊愚人
Great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