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耶魯法學院院長希瑟·K·格肯 (Heather K. Gerken) 的公開聲明截屏，標題是：耶魯法學院為什麽要退出《美國新聞》的排名？
10月31日，最高法院聽取了針對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C）兩起案件的口頭辯論。該案的判決很可能會決定哈佛等藤校錄取政策的何去何從。
在美國屏息等待最高法院再次判決哈佛案的時候，昨天（11月16日）傳出了一個大新聞：耶魯和哈佛的法學院幾乎同時宣布退出《美國新聞》的排名。兩個法學院稱目前《美國新聞》確定評級的方式存在缺陷，特別是與法學院所追求的價值觀相悖，阻礙了法學院為尋求公共利益職業的學生提供關鍵支持，並貶低了追求高級學位畢業生的價值。
每次聽到與美國大學價值觀相關的新聞，我總會想起那個才華橫溢的耶魯女孩。
一篇文章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對話
2011年，剛進入大四的耶魯生瑪麗娜·基岡（Marina Keegan）在《紐約時報》網站發表的一篇痛苦的抗議文章，成為引發一場關於大學畢業生應該追尋意義還是金錢的全國性對話的主要導火索。
基岡認為那麽多耶魯生畢業後去了華爾街或顧問公司，是一件讓人痛心的事情。她說：
每年約有25%的耶魯應屆畢業生進入谘詢和金融行業。在哈佛和斯坦福，這個數字甚至更高。
當我作為一個熱切的18歲年輕人來到耶魯大學時，我甚至從未聽說過谘詢或國際銀行業務。而且說實話，我仍然沒有完全理解對衝基金的功能。但我所了解的是，這裏的學生有激情，對公共服務、教育政策、繪畫、工程和創業的熱情。站在新生宿舍外，我找不到一個渴望成為銀行家的學生——但在今年5月的畢業典禮上，我有50%的概率是坐在一個要成為銀行家的學生旁邊。這讓我感到非常難過。
那麽發生了什麽？在大一秋季和大四春季之間的某個時候，數量驚人的學生決定——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進入銀行業有很大的意義。幾周前，我采訪了20多名耶魯人，試圖弄清楚原因。
基岡說她獲得了一個驚人的發現：老生常談的高薪驅動隻是問題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因素是，大學畢業生是被“引導”進入谘詢和金融行業的。遠在學生們開始找工作之前，來自谘詢和金融行業的代表就已經是校園裏的常客了。而他們的招聘策略相當聰明。他們知道對這一代人來說追求財富已經不再“酷”了，所以他們會說，花幾年時間為銀行和對衝基金工作，可以是為未來拯救世界的職業獲得技能的完美方式。
基岡甚至在大四那年的五月有過這樣的親身經曆：世界上最大的對衝基金之一付給她100美元買美味的爆米花，然後要求她解釋為什麽不申請該基金一個收入頗豐的工作。
基岡說：“也許我過於樂觀，但我認為大多數年輕、有抱負的人都想對世界產生積極的影響。無論是通過藝術、行動主義還是科學的進步，幾乎每一個與我交談的學生都有某種更大的、利他的人生目標。但我一再聽到的是，在摩根大通或貝恩或摩根斯坦利工作是為將來做公益做準備的最好方式。”（作者注：摩根大通，JPMorgan，和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都是美國跨國投資銀行和金融服務公司。貝恩，Bain & Company，是一家全球性的大型谘詢公司，也是全球營業額最高的三大管理谘詢公司之一。）
基岡還說：“為銀行工作本身就是邪惡的嗎？也許不是。但是，頂級學校如此大比例的學生進入一個沒有貢獻、沒有創造、沒有改善任何東西的行業，這讓我很難過。25%並不是一個開玩笑的數字。那是很多人。那是大量的人才、能量和潛力，可以在其他地方使用，而不是通過計算數字來創造財富。也許在其他工作中不會有花哨的爆米花——但現在是我們開始為自己爆米花的時候了。”
最關鍵的是，基岡發現學生們接受那些高薪工作並不是出於興趣，而是因為這是一條為他們設計好的有利可圖且實用的路線。
在最高法院再次接受審理哈佛案後，我總是會想到基岡所引發的這場辯論，同時想問，如果學校營造一個提供多種設計好的就業路線的環境，會有怎樣的結果？耶魯和哈佛法學院退出《美國新聞》排名的決定，也同樣引發類似的思考。
耶魯和哈佛法學院退出排名勇氣可嘉
其實《美國新聞》的學校排名一直被多方詬病。首先，任何教育係統是很難給出一個1、2、3、4這樣的公平排名的。而且，一個one size fits all（一個尺寸適合所有的人）的標準來考量各有所重的學校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耶魯法學院院長希瑟·K·格肯 (Heather K. Gerken) 在一份公開聲明中強調，支持學生服務社會是法律職業的試金石，而《美國新聞》的排名方式不僅削弱了法學院招募最有能力的學生進入這個行業的努力，還抑製了學校支持公共利益職業的項目。
聲明說，受這一評估係統傷害最大的是那些有誌於從事公共服務工作的申請人和那些來自低收入背景的人。“法律教育的領導者應盡其所能，確保所有背景的學生都能得到他們進入我們的職業並為社會做出貢獻所需的支持和資源。給予一個有缺陷的商業排名係統獨家特有的權力，對這個行業的使命和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核心價值來說，是適得其反的。雖然這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但現在是我們脫離排名的時候了，以便在我們努力推進法律教育的過程中追求我們自己的前進道路。”
耶魯和哈佛法學院一直在排名中名列前茅，耶魯近年來更是大多排名第一，他們都是這個係統的受益者。脫離這個係統需要勇氣。這種把價值觀放在排名（其實也是經濟利益）之前的決定值得稱讚。也隻有他們有資本率先走出這一步。
但是，這也隻是一小步。而且，法學院的影響力遠不如大學本科。在高院再審哈佛案的同時，難道不也是一個重新審核大學價值觀的機會嗎？
最高法院再次審理哈佛案，AA凶多吉少？
此次判案的關鍵點是，高校在決定錄取哪些學生時是否可以考慮學生的種族和族裔因素，也就是能不能實踐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簡稱AA）。
很多民權團體、大學教授、教師工會、現任和前任政府官員以及幾十家私企已經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簡報，主張維護長期以來允許使用種族來增加大學招生的多樣性的先例。
盡管如此，大多數自由派人士對此次判決都不抱樂觀態度。原因很簡單，高院多次維持了大學錄取中AA的實施。如果不是要推翻以前的判決，高院沒必要接這兩個案子。另外，此屆高院，連維持了50年的，看似比AA更牢固的墮胎權保護都推翻了，AA就是不被推翻，也一定是岌岌可危了。
但我倒認為這很可能是給了哈佛，同時也是給了AA，一個涅槃重生的機會，就好像川普的當選給了民主黨一記猛掌，擊醒夢中人。
耶魯法學院院長格肯宣布退出《美國新聞》評估係統後，她被問及為什麽在耶魯大學排名第一時她還會有所擔心。格肯說：“這不是關於耶魯法學院。這是關於法律教育和法律職業。這是一個退後一步來思考我們究竟做得對不對的時候。”這番話難道不是同樣適用於哈佛、耶魯的大學教育嗎？
如果哈佛輸了這個官司，它就不得不認真對待自己在實施AA過程中的種種弊端，因為正是這些弊端造成了人們對AA的反感。
當然，反感AA是走入誤區了，因為哈佛做錯了不代表AA錯了，不應該把哈佛做得不好的地方歸責到AA身上。
反歧視與反AA不是一回事。AA是尋求社會正義的一個工具。在一個遠不是平等的社會中，要想獲得最接近公平和正義的效果，天平的砝碼必須是向弱勢群體傾斜的。這就是AA的意義所在。
哈佛整體上過分依賴族裔因素鑄成大錯
哈佛AA政策中最被詬病的方麵之一就是把不少高中產少數族裔家庭的子女作為弱勢群體照顧了，特別是在初期的時候。
當法院和民眾接受以族裔為因素照顧某些學生的時候，一個共識是，被照顧的對象屬於弱勢群體。照顧黑人或西班牙裔的學生是因為他們普遍弱勢。但是，他們中間也有很大區別。遺憾的是，哈佛過分依賴族裔因素，而忽略了同樣是某個族裔的家庭，其中也有很大的區別，如經濟狀況的區別或是生長環境的區別等。
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事。當時我所在的公司雇用了一個相當有規模的顧問公司幫助我們做一個大型項目。派來的人員中級別最高的是一個白人女士勞倫，她也是該顧問公司該項目中唯一一個不是常駐在我們公司的顧問人員。就是說，勞倫同時還負責其他公司的項目。但是，勞倫對這個項目的理解和對項目細節的了解，一點也不亞於她手下每天在這個項目中摸爬滾打的人。不難看出，她是公司的一員幹將。她這樣的角色，年薪通常是幾十萬的。說這麽多，就是想證明勞倫的家庭是妥妥的高中產。
有一次我與勞倫聊天，她說起自己正讀高中的女兒說將來想申請哈佛。我剛要說很不容易，勞倫已經大聲笑著說：“我告訴她，因為你爸爸是西班牙裔，你被哈佛錄取的機會還真不小呢！”勞倫完成工作離開時她女兒還沒有到讀大學的年齡，所以不知道最後結果如何，但她這番話道出了一個真相：哈佛以族裔為標準的做法照顧了很多原本不需要照顧的高中產家庭。像勞倫這樣的家庭其實比一般的白人家庭更白，雖然家庭中有一個西班牙裔。
還有一個類似現象就是哈佛之類的學校把大量非裔移民的孩子作為照顧對象。其實移民家庭與美國土生土長的家庭完全沒有可比性，給予非裔移民家庭的孩子特殊照顧與AA的初衷邏輯不恰。
上麵所述都是哈佛等學校的所作所為缺乏公平的地方。雖然哈佛等學校在後期有所改進，但一個不好的印象已經造成。很多人對藤校AA的反感最初就是來自這裏。
哈佛的評分方式背離了大法官判決書裏的原則
1978年Bakke訴加州大學案的判決，奠定了美國大學實行AA製的裏程碑。大法官Lewis F. Powell Jr.的裁決意見被後來的法庭反複引用，可認為是AA平權的奠基石。
一般都認為1978年判決的關鍵點是兩個：大學招生可以把族裔作為一個考慮因素，但不能用種族配額製，因為違憲。但我認為大法官Powell特別提到的一個點被普遍忽略了，而大學AA後來出現的問題大都與沒有遵守這個點有關。
哈佛招生錄取時考慮的因素列表。族裔是其中一項。（圖片來自哈佛提供給法庭的資料。）
為了保證AA既照顧少數族裔，又不造成逆向種族歧視，大法官Powell特別引用了當時哈佛的招生方式，甚至把“Harvard College Admissions Program”（《哈佛大學招生計劃》）作為他意見書的附件。大法官Powell在意見書裏這樣描述合法的招生方式：
This kind of program treats each applicant as an individual in the admissions process. The applicant who loses out on the last available seat to another candidate receiving a ‘plus’ on the basis of ethnic background will not have been foreclosed from all consideration for that seat simply because he was not the right color or had the wrong surname.
這樣的程序在招生過程中將每個申請人都看成獨立的個體。最底部的申請人會被另一個因族裔背景得到‘加分’的人取代，但不會僅僅因為他膚色或姓氏不對而不被考慮錄取。
不得不佩服大法官Powell那時候就預見到哈佛考慮族裔的做法很容易產生逆向歧視，所以他特別提出兩點：(1)如果按申請人的優劣排列決定錄取與否，因族裔因素加分被錄取的人，取代的應該是排在最底部的。(2)被取代的人不應該是因為族裔因素。
隻是，哈佛現在直接以整體評分做最後考量的方法，哪怕有違大法官Powell的判決原則，也被徹底掩蓋了。比如，被錄取的亞裔學生的SAT分數普遍比其他族裔的高很多，看似有逆向歧視的可能，但因為他們最後的整體評分並不高於其他族裔的學生，所以就不容易抓到實錘。
關鍵是，大學招生可以說是一個黑箱操作，就是學校真正有違規，外人也無從知曉。那麽，學校在實踐的過程中，是不是把公正、公平放在第一位了？還是反正沒有人能夠有效地監督，就“隨意發揮”了？
經曆了這樣的官司，一方麵是學校被迫公開了不少信息，另一方麵也希望這樣的機會會促使學校走向透明。隻有足夠透明才可能讓人心服口服。
哈佛需要直麵自己錄取政策中的諸多弊端
說到哈佛的錄取政策，其對校友家屬的照顧幾乎是一個沒有人能夠在道義上為其辯護的不公平因素。還有，很多對體育運動尖子的照顧也未必有道理。
有不少運動項目因為費用特別昂貴，成為高中產家庭子女爬藤的“利器”，已經早不是秘密了。花樣滑冰，擊劍，冰球等都是這一類的。就是比較普及的“廉價”項目，真的走到寶塔尖，也同樣燒錢。頻繁的訓練，一對一的高水平教練，全國各地的比賽，而且運動員要負責教練陪著去比賽的所有費用，這都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夠承擔的。
《紐約時報》報道費用昂貴的運動項目如何幫助高中產家庭子女爬藤。該文主標題和副標題分別為：“擊劍可能是六位數的費用，但它能贏得大學錄取”，“小眾運動如何提供通往常春藤聯盟和其他精英學校的途徑”。（《紐約時報》截屏。）
也不僅是體育項目，其他如鋼琴等有競爭性的項目，也是一樣。到了一定程度後，請什麽老師就很有講究了，費用也很昂貴。當然也存在參加各種比賽的費用。
不是要否定這些孩子的努力，而是說這些家庭提供的條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因為家庭經濟條件不同，孩子們不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這樣的說法可以算是公平的吧？如果有人不同意，消化一下這個信息：兩年前，麵對新冠疫情帶來的財政壓力，斯坦福大學決定取消擊劍和其他10項運動——男子劃船、帆船、壁球和花樣遊泳——因為它們的成本很高。但是，在校友們的一片反對聲中，這些運動項目很快都被恢複了。為什麽？因為取消這些項目就等於去除了某些富裕家庭的優勢。
幾乎任何一種不錯的政策都可能被利用來為某個階層服務，關鍵就看學校如何把握了。不考慮經濟條件好的家庭所占的優勢不公平，但無視那些獲獎孩子的天賦和努力也同樣不公平。
哈佛最大的問題也許在官司之外
哈佛所以成為萬眾矚目的明星，是因為它能夠給畢業生帶來極大的“福利”。哈佛生獲得的遠不是4年優越的教育，而是一個可以受益一生的關係網和一個耀人的牌子。有一種形象的說法是，如果你從哈佛畢業，這輩子都是工作來找你，不是你找工作。
這樣的“福利”來自於哈佛的地位，這個地位也保證了哈佛的生源，而這個生源又是許許多多銀行、公司、企業、機構追逐的東西。就是這樣的“良性循環”保證了哈佛不倒翁的地位。
但我要說，哈佛的問題偏偏就出在這裏。哈佛號稱是培養領袖人物的搖籃，但實際上已經成了人力市場的分揀機，成了為華爾街或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一家全球性的大型谘詢公司，也是全球營業額最高的三大管理谘詢公司中的老大）等顧問公司挑選雇員的工具。
華爾街可不是什麽高尚的地方，多少次金融危機都是華爾街的貪心“設計”出的產物。麥肯錫等顧問公司近年來更是醜聞不斷，比如麥肯錫在美國阿片濫用危機中起了非常關鍵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可以說，沒有“聰明”的麥肯錫做顧問，阿片危機的惡化程度很可能會減緩不少。
《紐約時報》報道麥肯錫在美國毒品危機中扮演的暗黑角色，稱其是先製造問題再解決問題。（《紐約時報》截屏。）
畢業生喜歡去賺大錢本來也無可厚非，隻是哈佛或類似哈佛的一流學校都以培養社會領袖自居，而且就是以此聲譽才招到了最好的人力資源，這就有點說不過去了。不是說藤校對培養社會領袖沒有貢獻，而是說藤校的人設往最好說也是名不副實，很有吃了蛋糕還要擁有蛋糕的味道。至於往壞處說，至少是掛羊頭賣狗肉，有些行為要說是做了婊子還要立貞節坊也不過分。
其實長久以來哈佛等學校一直在玩這種兩麵討好的遊戲。福特基金會總裁達倫·沃克（Darren Walker）說到的他的一個經曆非常有代表性。那是一個訪談性質的，討論哈佛政治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的書《功績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的講座會，在談到大學在社會中應該承擔的角色時，沃克說他總是利用一切機會大聲呼籲大學和他所在的基金會等機構必須利用自己的地位優勢為倡導社會公正發聲。他說自己曾在一個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揭露了不平等的惡果，以及財富被用來影響已經有特權的人的特權的不公平方式......結果一位大學校長私下對沃克說，他絕對不可能發表這樣的演講，因為他不能得罪富有的校友，他的下一次籌款活動要依靠他們（見上圖字幕。圖中左為達倫·沃克，右為邁克爾·桑德爾）......也正因為這樣的思維，哈佛等學校自然是鼓勵自己的學子走賺錢的路，因為他們賺錢了就意味著學校可以得到更多的捐款，雖然哈佛公開發表的信息完全是一種維護社會公正的姿態。
但是，玩這樣的遊戲總是會暴露的。繼續這樣做，總有一天哈佛等藤校的人設會塌。
要知道，哈佛的地位與其公關形象密不可分。一旦失去了道德高度，哈佛就不成其為哈佛了。如果領袖搖籃的形象不再，憑什麽你還要招最好的學生呢？
有人可能會說，畢業生往何處去，學校哪裏控製得了。這話隻對了一半，可能還隻是一小半。學生的出路長期以來與學校設置的形象不符，要說學校完全沒有責任，很難接受。基岡所引發的那場辯論間接說明了學校在學生出路方麵擔當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我當然知道領袖人物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必須在努力培養的同時耐心等待。就好像美國的移民政策是廣招人才，然後不知哪一天就“撿”到了一個諾獎獲得者。但現在的情況是，哈佛之類的學校在設計上讓自己培養學生的目標與華爾街或顧問公司的利益相一致。華爾街或顧問公司等也默契配合，幾乎形成了一條龍服務。
其實這與哈佛等學校死不肯去除校友照顧政策完全是一回事。他們把利放在了第一位。
我不是要否認藤校一貫的努力，我也相信藤校嘴裏說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心裏希望的。但是在做的時候，它們在不少情況下的確對利益妥協了。
試想一下，如果一流大學不再是華爾街或麥肯錫等顧問公司的喂送機器，不再以讓畢業生多賺錢為主要目標之一，學校也不再能夠成為畢業生賺大錢的關係網，是不是很多現在拚命往這個“獨木橋”上擠的人會放棄藤校夢？是不是反倒各得其所了呢？
所以，造成哈佛困境的部分原因來自哈佛自己。
哈佛這樣的學校對社會負有額外的責任
我們都知道，大學，哪怕是私校，也不同於私企，不能唯利是圖，因為大學對社會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它們的學子代表了社會的未來。而哈佛在大學中的地位決定了它更是有額外的責任。
哈佛的人設決定了它必須關注社會正義，關注弱勢群體。這個人設也決定了，為學生提供一個多元的環境非常關鍵，你不能讓也不希望明日的領袖，生活在一個與社會的真實情況脫節的環境中。
哈佛會放棄AA嗎？不可能！AA是什麽？AA代表了一個社會對公平和正義的追求，代表了一個社會的進步，因為我們還生活在一個很不平等的社會中。
哈佛放棄AA，就等於放棄了道德高地，也就意味著失去哈佛現有的地位，這是哈佛沒有能力承受的。哈佛什麽都能失去，就是不能失去這個地位，因為這是哈佛所有東西裏麵最值錢的一樣。
該圖來自於2013年的數據。圖中顯示，在某個月，白人與黑人中吸毒的比例分別為9.5%和10.5%。但同一時期，每10萬個白人或黑人中因毒品被捕的人數分別為332和879，各為0.33%和0.88%。就是說，黑人吸毒的比例並不比白人多。但黑人更容易被抓。
不要說我們已經不需要AA，隻有不考慮族裔因素的新生錄取才是最公平的。看看上圖，誰能夠說黑人不再被歧視！所以，哪怕大學采用經濟階層劃分來照顧弱勢群體，我們也不能完全忽視族裔因素。
對了，這個案子不就是告哈佛歧視亞裔嗎？如果你堅信哈佛歧視亞裔了，那又憑什麽可以相信這是美國社會中唯一的歧視行為，其他歧視都不存在？
說真的，華人要反歧視一點點問題也沒有。而且，在我看來，如果以哈佛公開聲稱的招生原則為準，哈佛的確是歧視亞裔了。但是，作為AA的最大受益人之一，我們不能自己上了巴士就嚷嚷著要關門。我們難道不應該像我們曾經被照顧一樣去照顧後來人嗎？上車關門的行為是令人不齒的。
如果還想珍惜哈佛這樣的學府，那就讓哈佛繼續走在AA的路上吧。
如果輸了官司，哈佛將會何去何從
這裏有兩個層麵的意思，一是哈佛是不是被判歧視亞裔了，另一個是大學錄取是不是還能夠考慮族裔因素。
說實話，我個人認為，對哈佛來說，這次官司是輸是贏關係並不太大，更受影響的恐怕是社會的其他層麵，比如少數族裔的就業和升職等。至於哈佛，無非是今後的操作會有多少不方便罷了。
大學錄取的標準都是每個學校自己製定的。如果哈佛輸了官司，重新做一把尺子就是了。這把新尺子必須既滿足高院的判決原則，又滿足哈佛心裏的標準。如果大學招生不再能用AA的名義，那就發明一個新名堂唄。當初不就是隻有AA這個名義嗎？所謂提供多元環境這個理由並不是AA的一部分，而是大學招生過程中的有些現象已經不能用AA這個理由來解釋後才想出來的新說法。
再看看1978年Bakke訴加州大學案的判決時Powell大法官規定的兩個要點不是都被違背了嗎？怎麽違背的——重新做尺子了，原來的標準就作廢了呀。我不知道這次如果哈佛輸了官司後會如何應付，但我相信哈佛遲早會想出對策。所以，原告就是打贏了官司也不代表一定會從實際意義上達到廢除大學AA的目的。
哈佛大學自己的內部研究表明，如果隻考慮學業成績，亞裔美國人將占錄取人數的43%。哈佛會接受這樣的後果嗎？我認為不可能。不是說哈佛下了決心要歧視亞裔，而是看看社會上成為領袖人物的亞裔——尤其是華裔——寥寥無幾，培養領袖的搖籃怎麽可能招43%極少可能成為領袖的學生呢？（這個43%的數據告訴我們，真正占便宜的其實是白人學生。如果亞裔達到43%，白人還剩下多少呢？）
再說了，真的43%以上哈佛生都是亞裔的話，可能亞裔家長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哈佛了。不是說笑話，我一個朋友的孩子選擇不去某個大學的原因之一就是那個學校招了太多中國學生。當然，該例子的情況不完全相同，那個學校的中國學生大多來自中國大陸，因為那是一個很好的學費來源。但是，即便哈佛招的亞裔學生都是美國土生土長的，如果達到43%，而亞裔在社會上並沒有同等地位（或成就），那麽，哈佛真的會貶值。而這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看見的，也是哈佛承受不起的。
另外，不排除亞裔領袖人物不多也是被歧視的一種體現。那麽，我們不是更應該反歧視而不是反AA嗎？其實這些年亞裔的成長非常明顯。比如，無論是報紙還是電視上，都看見越來越多亞裔名字的記者或專家。相反，倒是亞裔紮堆的科技行業，出類拔萃的人從比例來說少了。隻要我們繼續努力，繼續反歧視，假以時日，相信會看到亞裔成為社會中間力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結語
最高法院聽證後大家的普遍反應是，大學錄取過程中的AA，很可能會被推翻。此時，我想到的還是本文提到的耶魯生瑪麗娜·基岡。
基岡說，那天，當她拿了買爆米花的100美金，坐在那裏試圖回答關於自己未來計劃的問題時，她“有一種不安的感覺，那就是那個穿著漂亮西裝的人要把我的希望和夢想帶回某個實驗室，找出粉碎它們的最佳方法。”
基岡抵製住了這樣的摧毀。10年前，瑪麗娜·基岡以優異的成績從耶魯畢業。畢業之際，她寫的一部戲劇即將上演，一份《紐約客》雜誌社的工作在等待著她，還有一本書也按部就班地走在出版的路上。但她花朵般的生命在畢業5天後就因為一場車禍戛然而止......
基岡去世兩年後，她的遺作《孤獨的對立麵》（The Opposite of Loneliness）出版了。該書由曾經在耶魯教過她寫作的安妮·法迪曼（Anne Fadiman）精心編輯。說起基岡，法迪曼說：“她生活的每一個方麵，都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你如何在你的生活中找到意義？”
不管高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如何判決大學錄取的AA案，願藤校的那些天之驕子們都能像瑪麗娜·基岡一樣活出生命的意義。也許這才是他們能夠對高院判案給出的最好回答。
至於哈佛等藤校的應對，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去發現。不管有多少挫折，我們也有足夠的決心和耐心繼續去推動，向著進步的方向，無論是以AA還是什麽新的名義。
很多工作需要在高等學校之外去做，從家庭開始，從幼稚園開始，從小學、初中、高中的每一天開始。如果能有比較多的天之驕子加入這樣的行列，這個社會一定會越來越走向公平和正義。也隻有這樣，哈佛等名校才沒有辜負其頭上的光環。
參考資料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grade-point/wp/2016/06/21/how-harvard-set-the-model-for-affirmative-action-in-college-admissions/?utm_term=.9df201d316f0
https://www.nytimes.com/2022/10/17/us/fencing-ivy-league-college-admission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4/04/06/opinion/sunday/kristof-her-first-and-last-book.html
https://www.caus.money/all-articles/6540/
https://www.nytimes.com/2022/06/29/business/mckinsey-opioid-crisis-opana.html
https://archive.nytimes.com/dealbook.nytimes.com/2011/11/09/another-view-the-science-and-strategy-of-college-recruiting/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11/01/supreme-court-affirmative-action-demographic-change-tensio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ldLYP7unW4A
https://law.yale.edu/yls-today/news/dean-gerken-why-yale-law-school-leaving-us-news-world-report-rankings
https://www.nytimes.com/2022/11/16/us/yale-law-school-us-news-rankings.html
本文原創首發於“紐約時間”公眾號
比較理想的辦法是進行不考慮種族因素的階級加分。但實際操作起來太複雜。
耶魯就是一個典型既要又要的貨色。白左政治正確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