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陽：如何看毛澤東時代_2 (抗美援朝)

黎陽先生雖沒因文入獄，可文章所受和當年的李敖禁書不相仿佛；整個互聯網對其封殺、毀謗的力度也直追當年何新所受的待遇；何新、李敖早已名揚天下、文章傳世，黎陽這個當代的魯迅什麽時候才能有隻 自由的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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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陽：如何看毛澤東時代

六、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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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抗美援朝

 

中國人裏關於抗美援朝爭論最多的大致有三：1、該不該。2、贏沒贏。3、值不值。

對這些爭論隻有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標準，才能得出明確的結論。

冷戰時期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什麽？——擺脫美蘇冷戰的夾擊。

抗美援朝的結果是什麽？“趕走一個，送走一個”：美軍被從鴨綠江邊趕到了三八線。蘇軍於1955年5月撤出了旅大。——趕走了美軍，蘇軍也就沒有了繼續留駐中國的理由：中國證明了自己有能力保衛自己。中國被雅爾塔協議剝奪掉的這項主權從此被中國又拿了回來。這是對中國抗美援朝的回報，是中國抗美援朝的一個間接的勝利果實，也是一個根本的標誌：把中國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的隱患從此徹底消除。這樣的結果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擺脫美蘇冷戰的夾擊——是更有利，還是更不利？

有人說因為中國抗美援朝，所以美軍才幹預台灣。中國是幫了朝鮮，丟了台灣。

這樣說的人是瞪著眼說瞎話。朝鮮內戰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美國於兩天之後的1950年6月27日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公開幹預中國內部事務。中國於4個月後的1950年10月19日派遣誌願軍入朝參戰。美國幹預台灣在前，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在後。這一切不是什麽機密。這樣說的人與其說是無知，不如說是無賴。

有人說中國抗美援朝是多餘，因為美軍沒有越過鴨綠江進攻中國的計劃。

不知道這樣說的人跟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或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什麽樣的鐵哥們，對人家的心思如此有把握。對這樣的說法，最好的答複是薩蘇先生在《尊嚴，不是無代價的——評抗美援朝》中的一段話：

“在日本，閱讀了大量關於甲午戰爭的史料——出乎意料的是，戰爭爆發之前，日軍不但沒有打到山海關的思想準備，甚至沒有打過鴨綠江的作戰計劃！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雖然知道它的軟弱，幾百年前豐臣秀吉在大明的炮聲中憂病而死留下的恐懼，依然使日本邁不開侵略的步伐。” 

“是誰讓日本軍隊殺進了中國？” 

“日本人的記載有些荒唐——因為在平壤繳獲了葉誌超丟棄的大量裝備，日軍士氣大振。清軍陸軍的行營炮和連發槍比日軍的裝備還要先進，卻一觸即潰，令日軍對中國有了‘新的認識’。然而，他們還是遵令在鴨綠江停了下來，並沒有敢輕易渡江。” 

“這時，對岸卻來了一支清軍騎兵——這就是所謂的‘八旗鐵騎’了。日軍隻有三十人的先鋒部隊隔江開槍射擊，並且就地準備掘壕防守。不料清軍幾百人的馬隊立即蜂擁而逃，丟盔棄甲！於是日軍小隊長就自作主張渡江追擊……後續的日軍隨即跟上。” 

“違抗命令如何？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確切地說，這些違抗命令的日本兵隻是發現了一個事實。” 

“從那一刻，中國的尊嚴，在日本人的心中已經蕩然無存了。” 

“朝鮮戰爭之前，這種事幾乎每年都在發生的。而朝鮮戰爭之後，再沒有一個國家認真地準備‘征服中國’。即便對於中國的那個政府不滿，想要推翻它，也要想出種種製衡的辦法來，從政治上，經濟上，從各個方麵想辦法。” 

“要是能用戰爭解決問題，不是比這些複雜而麻煩的方法簡單得多？” 

“正因為無法征服，我們才有了和這些曾被稱作‘列強’的國家坐在一張桌子旁平等說話的機會。” 

“而我們這些普通中國人因為這種尊嚴得到的，就是幾十年來不再有戰爭來破壞我們的家園。” 

1950年統帥“聯合國軍”的麥克阿瑟就是個堅信“勝利者不受責難”、誰也不尿的主：不準越過三·八線？老子偏過。不準使用美軍占領中朝邊境地區？老子偏用。不準把朝鮮戰爭跟蔣介石扯上？老子偏訪問台灣。怕引起中國幹涉？有什麽了不起？中國人不過一群廚子裁縫，隻會洗衣做飯，哪敢打仗？如果他們敢跟美國軍隊較量，那將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屠殺”——對這樣的將領而言，“沒有越過鴨綠江進攻中國的計劃”有什麽關係？隨時製定就是了。如果中國還像“李中堂”時代那樣當縮頭烏龜、一哄而散，誰能擔保當年甲午戰爭的曆史不會重演？

如果麥克阿瑟把“鴨綠江不是不可逾越的邊界”的威脅付諸實施，當真過江入侵中國，根據《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蘇軍有權出兵。最壞的結果：又一次“日俄戰爭”——外國軍隊在中國的土地上大打出手。不論誰勝誰負，戰爭的破壞都落在中國人頭上。

即便美軍不過鴨綠江，隻是與中國軍隊沿江對峙，那又如何？中國必須隨時隨地防備美軍打過來，必須在中朝邊境處處設防，當時中國最大的重工業基地——東北的工廠必須內遷，整個中國的經濟建設都要被打亂。更關鍵的是：蘇聯便有理由長期保持在旅大的駐軍。這就使中國被牢牢綁死在美蘇冷戰的棋盤上愈陷愈深，離擺脫冷戰這個根本目標越來越遠。

抗美援朝最大最深遠的影響：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第一次得出結論：“不要進攻中國大陸”、“不要在陸地上跟中國較量”。

列強如果1840年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鴉片戰爭了。如果甲午戰爭前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馬關條約了。如果1900年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八國聯軍了。如果七·七事變前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八年抗戰，尤其不會有“南京大屠殺”了。可見這個結論何等寶貝。

然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列強得出的卻是另一個結論：“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

俾斯麥說：“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 

“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這個結論是列強“用鐵和血”得出來的，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決定出來的。

於是有了一係列的侵略戰爭，有了中國一係列的失敗屈辱，有了滿清七十多年內簽訂的一千多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差不多平均每年14個，每月攤上一個還多。

百年來不知多少中國人試圖靠“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而不靠“鐵和血”來改變這個結論。無論是舉人進士出身、八股文倍兒溜的曾國藩、李鴻章，還是留過洋的“蔣委員長”，身邊都不乏能言善辯之士，“說空話”、打筆墨官司個個不外行。結果呢？“妙筆生花”和“三寸不爛之舌”改變了列強的“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的結論了嗎？僅以1931年到1937年這6年為例：

——1931年9月18日，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了東北。國民黨政府“絕對不抵抗”，請西方列強“調停”：“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怒含憤，暫持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列強調停建議：中日兩國都從中國東北撤出武裝力量，中國東北由西方列強各國共管。《國聯》通過了“多數派決議”，“不承認”日本占領東北。結果：日本退出《國聯》，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多數派決議”一文不值。

——1932年1月28日，日軍發動“1·28事變”，進攻上海。5月5日國民黨政府簽《上海停戰協定》，劃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在上海至蘇州、昆山一帶地區駐軍。

——1933年5月31日國民黨政府簽《塘沽協定》，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長城線以南由中國方麵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1935年7月國民黨政府簽《何梅協定》，中國河北省主權大部喪失。

——1935年6月27日國民黨政府簽《秦土協定》，中國喪失了在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

……

指望“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的結果，是用“漂亮的書法”在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協定上簽字畫押。——“鐵和血”得出來的結論，隻有“鐵和血”才能改變。

中國人不是沒有試過用“鐵和血”來改變——八年抗戰中國人付出的“鐵和血”還少嗎？但是那些“鐵和血”硬不過列強的“鐵和血”：當美軍介入朝鮮、幹預台灣、兵臨鴨綠江時，滿腦子仍然是列強1840年以來“鐵和血”的老結論：“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

抗美援朝的“鐵和血”徹底改變了1840年以來列強的“鐵和血”的結論——從此不再是“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而是“不要進攻中國大陸”、“不要在陸地上跟中國較量”——中國人百年奮鬥、八年抗戰、犧牲幾千萬人、不知付出多少“鐵和血”都沒能做到的，毛澤東領導的抗美援朝用“鐵和血”一舉做到了——就憑這一條，能說中國抗美援朝失敗了嗎？

還不止於此呢。

既然推翻列強“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的結論“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這就意味著非打一仗不可。如果在中國領土上打這一仗，即便中國贏了，那中國本土也要飽受戰爭破壞。而抗美援朝卻使中國既用“鐵和血”推翻了舊結論，又使中國本土免遭戰爭破壞——就憑這一條，能說中國抗美援朝虧了嗎？

中國大陸在抗美援朝之前戰亂不斷，從來沒消停過。但自抗美援朝之後，中國大陸就再也沒遭受過任何大規模戰爭。對於中國，1949年是分水嶺：1949年之前的中國是戰亂的中國，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和平的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既是“準戰爭時代”的中國，又是免遭戰禍的中國。扭轉乾坤之舉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當代世界認識中國的曆史性分水嶺。

俞可平說“1949年後”的中國沒有了“以人為本”、否定了“人道主義”、“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受到嚴重的扭曲”——言外之意：1949年以前的中國是“以人為本”的中國，充滿“人道主義”的中國，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不受到嚴重的扭曲”的中國——比起充滿戰爭的“1949年前”，沒有戰爭的“1949年後”居然是沒有“以人為本”，可見俞可平不承認讓中國人民免遭戰爭苦難是最大的“以人為本”，最大的“人道主義”，最大限度地保護了人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也就是說，俞可平口中“以人為本”的那個“人”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像他那樣的“精英”。充滿殺戮、死亡和破壞的戰爭不算破壞“以人為本”，“精英”感受不自在才算，可見“精英”的幸福感比讓中國老百姓免遭戰爭苦難更重要——這條日本鬼子就能滿足：當中國普通老百姓慘遭屠殺搶掠時，給日本鬼子當走狗的漢奸們不是過的很滋潤嗎？雖然在“太君”麵前是條狗，但在“不是人”的老百姓麵前卻是“高等華人”，能充分享受“以人為本”、免受戰爭苦難的“人道主義”。可見俞可平的“以人為本”中的那個“人”隻包括戰爭中能免受死亡苦難威脅的“高等精英”而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用老百姓的俗話說，這小子就倆字——欠揍：如果這廝領教過日本鬼子的皮鞭耳光拳打腳踢的滋味，領教過南京大屠殺的滋味，領教過戰火紛飛朝不保夕忍饑挨餓的滋味，那他就知道讓中國老百姓免受戰亂之苦算不算真正的“以人為本”了，就知道他一臉不屑的“1949年後”對中國人民意味著什麽了。

有人說中國抗美援朝是上了蘇聯的當，為蘇聯當替死鬼，連武器都得自己掏錢，可見中國當了冤大頭。

如前所述，中國抗美援朝是因為它符合中國的民族利益。既然符合中國的民族利益，那中國就是在為自己而戰而不是在為別人而戰，就不存在上當受騙當替死鬼的問題。當時中國和蘇聯的利益在抗美援朝這一點上一致，蘇聯提供的武器不少是要錢的，但白給的也不是沒有。比如1951年誌願軍攻占漢城後蘇聯就一次無償贈送了米格～15殲擊機372架。不過如果蘇聯一切都白給，那反而未必是好事：國與國的關係如同人與人的關係，寧可欠債，不可欠情。欠債算得清，欠情算不清。一旦有變，欠債可還，欠情難纏。比如兩人戀愛，一方為另一方犧牲了一切：前途、機會、專業、工作、財產、親情……卻被對方占足了便宜後一腳踢開，那將會如何？搞不好能出人命。中蘇分裂後蘇聯人對中國雖然惱火，卻並不恨之入骨，因為當初中國並沒有虧待蘇聯，隻欠債，不欠情。赫魯曉夫撕合同撤專家把事都幹絕了又有點懊悔，很有點戀戀不舍當初能從中國得到的好處。結果：對美國聯手幹掉中國核力量的建議猶豫了一陣子。就這麽一猶豫的功夫，中國的原子彈爆炸成功了。相反的例子是越南：跟中國打交道時一切白撈，占盡了便宜，很有點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看我多能耐。越南不理會“寧可欠債、不可欠情”那一套，當為傍蘇聯過河拆橋跟中國翻了臉時，中國人從上到下立刻個個恨得咬牙切齒，同仇敵愾根本不用動員，說打就打毫不留情。兩相比較，到底誰更吃虧？

最精於算計的當屬“蔣委員長”：抗日戰爭時吃定了美國的底牌是不能讓中國垮掉，隻要國民黨沒有投降日本，不管打不打、打得有多爛美國照樣得給錢給援助。這竹杠不敲白不敲。於是一天到晚向美國叫苦要援助。但東西一到手就全留著對付共產黨，不對日本動真格的。不管美國如何催促，“委員長”總是“以不變應萬變”——要東西來勁，打仗不來勁：給我援助可以，要我跟日軍拚命不幹。小算盤是反正美國早晚能打敗日本，自己可以穩搭“順風船”，犯不著拚命，不如趁機發一筆，留著將來消滅共產黨用——不愧“浙江奸商”兼“上海小開”，算盤精，“拎得清”。（據羅斯福的兒子艾利沃特回憶，“羅斯福終於明白了：‘中國軍隊一心隻放在監視共產軍上，根本無心和日軍作戰。’”）1944年日軍到處吃敗仗，唯獨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之役大獲全勝，打得“國軍”一潰千裏，望風而逃。美軍駐華代表史迪威將軍急了，要蔣介石趕緊調兵挽救戰局。蔣介石說無兵可調。史迪威說你的胡宗南有四十萬大軍正閑著呢。蔣介石說那是對付共產黨的，不能動。史迪威說既然你沒兵那何不讓我用美國武器裝備共產黨的八路軍，由我帶出去打日本。蔣介石勃然大怒，立即以“不撤換史迪威中美兩國即無法合作”為最後通牒逼羅斯福調走了史迪威——表麵上看“蔣委員長”大獲全勝：趕走了對共產黨有好感的史迪威將軍，自己繼續過“仗不打，美援白拿”的好日子，光占便宜不吃虧，讓美國當冤大頭。結果呢？美國立馬放棄了陸地上靠中國軍隊打敗日軍的打算，轉身求助於蘇聯。蘇聯正中下懷：求我可以，得有甜頭——中國的主權。美國滿口答應（這才是最狠的報複）。於是有了雅爾塔協議，有了蘇聯出兵東北。最後的結局：小算盤最精、最“拎得清”的“蔣委員長”被趕出了大陸，到台灣小島上斤斤計較“拎得清”去了——隻知算小帳，隻知貪小便宜，見小利忘大義，總想白撈油水，有此下場奇怪嗎？

整天拿抗美援朝“虧不虧”、“合算不合算”說事的人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找借口妖魔化毛澤東而已：現在中國“公款吃喝”每年有多少？貪官弄到國外的贓款每年有多少？“國有資產流失”每年有多少？中國的買辦讓外國老板從中國人身上榨取的血汗每年有多少？怎麽從來也不見他們著急？怎麽從來也不見他們象對抗美援朝那樣斤斤計較、“拎得清”？

有人專拿中國抗美援朝的傷亡說事。首先，戰爭的目標是勝利。看勝利與否不是看代價大小，而是看是否實現了戰爭的戰略目標。實現了就是勝利，否則就是失敗。——能說蘇聯衛國戰爭中的犧牲比德國大，所以蘇聯是戰敗國而德國是戰勝國嗎？能說中國抗日戰爭的犧牲比日本大，所以中國是戰敗國而日本是戰勝國嗎？其次，根據中國的統計，武器裝備絕對劣勢的誌願軍抗美援朝的傷亡總數並不比“聯合國軍”的傷亡總數高。某些人論及中方的傷亡數字不用中國的統計而用美軍的估計，這本身就是偏見的表現。而對比傷亡數字時，故意用美國一家的傷亡總數來對比誌願軍的傷亡總數，這實際在耍流氓：跟誌願交手的有十六個國家（包括南朝鮮）的軍隊，這十六家的傷亡數字加在一起與中國一家的傷亡數字相比才能說明問題。中國出兵時北朝鮮的軍隊基本打光了，那些傷亡數字不能算在中國頭上。隱瞞所有這些事實，用美軍一家的傷亡數字和美軍估計的中朝雙方的傷亡數字做對比，這難道不是玩弄數字遊戲搞詐騙？

有人說抗美援朝招致美國對中國長達二十多年的封鎖禁運，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和損失，可見抗美援朝沒好處。

前麵已經說過，隻要中國還沒有擺脫冷戰，那就不可避免要吃冷戰的虧。美國幹預台灣是因為冷戰。封鎖中國也是因為冷戰。這就是冷戰給中國帶來的傷害，是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代價。問題的性質是這樣的向蘇聯“一邊倒”的代價與中國的東北、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整個國土被美蘇肢解那樣的向美國“一邊倒”的代價孰輕孰重；是“兩害相衡取其輕”的問題，而不是在“有害”與“無害”之間作選擇的問題。

美國的封鎖禁運是一柄雙刃劍，能傷人也能傷己。本來美國的算盤是封鎖禁運能使毛澤東的政權即便不垮也發展不起來。但美國沒想到毛澤東的中共是在被封鎖被圍剿的根據地這種環境中長大的，自力更生慣了，封鎖禁運別人受不了，中國不但頂得住，而且摸索出經驗來了，發展的路子步伐誰也幹預不了。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長，美國越來越坐不住了：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美國對古巴實行海上封鎖，禁止向古巴運進“進攻性武器”（導彈、轟炸機）。當時美國海軍對駛往古巴的中國輪船概不搜查——不是尊重，而是一種無言的輕蔑：諒你中國船上沒有“進攻性武器”。但僅僅過了兩年，中國原子彈試驗成功（1964年）。又過了兩年，中國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1966年）。再過了一年，中國氫彈試驗成功（1967年）——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僅僅5年，美國就再也沒法對中國保持“諒你也沒有進攻性武器”那種悠然的心情了。相反，美國不得不扒耳撓腮發愁：如果中國向“不友好國家、勢力、地區”提供“進攻性武器”如導彈甚至核武器，那可怎麽辦？（實際上，利比亞總統卡紮菲確實曾提出願意花大價錢向中國買原子彈，但周恩來總理彬彬有禮地拒絕了：原子彈是不供出售的。）要求中國同意不出口“進攻性武器”？處於敵對狀態的中國會聽你的？向中國施加壓力？已經封鎖禁運了二十年，能施的壓力全施完了，再沒什麽可施的了。向中國開戰？又不是沒較量過。除非核大戰，否則還能怎麽樣？設法讓中國改變政策？美國與中國敵對二十年，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幾乎是零，吃裏扒外替美國效勞的“基金會學者”一個都沒有，能指望誰說得上話？被封鎖被隔絕的中國成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不受任何條約規定的製約。不管是美國還是聯合國，不管是國際組織還是“民權團體”，中國可以概不買賬。誰也休想對中國內部事務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美國越來越痛感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對美國利益的損害簡直不亞於對中國利益的損害，越來越急著改變這種狀況。尼克鬆說美國決不能讓“幾億中國人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潛台詞是：一個憤怒而孤立的中國更能給美國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還不如趕緊解除封鎖禁運，恢複美國對中國社會、對中國“精英”的影響力。所以到後來美國解除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心情其實比中國人自己更迫切，而且更徹底：以後再也不這麽幹了。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老布什堅決拒絕對中國重新施行嚴厲的封鎖禁運。表麵上說“不願意孤立中國人民”，實際是曆史的教訓領教夠了：對中國搞封鎖禁運不但無效，而且到頭來“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如果封鎖禁運管用，美國才不會在乎是否“孤立人民”呢。比如對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那就封鎖到底，毫不手軟。）

抗美援朝導致的封鎖禁運是壞事不假。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把這種壞事變成了好事，反而使美國從此以後再也沒胃口對中國用這招了。一勞永逸——1989年中國就沾了毛澤東的光——這難道不是壞事變成了好事嗎？這難道不是有利於中國的民族利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