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清白於毛澤東(3-毛澤東進行調查)

三　毛澤東進行調查

　　1958年10月，毛澤東派吳冷西、田家英，去劉少奇視察過的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調查，弄清楚劉少奇是怎樣做的，以便有效的糾正劉少奇一些人的“左”傾錯誤，使人民公社運動納入健康發展的軌道。

　　出發前毛澤東的談話

　　以下是吳冷西的回憶（吳冷西：《憶毛主席》）

　　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在於：什麽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並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幹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說。因此公社化過程中的具體做法，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你們這次下去調查要帶兩本書，一本是中國人民大學編輯的《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本是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發前要把這兩本小冊子通讀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學編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這麽辦。

　　毛澤東鄭重地說，他的意思不是要我們搞本本主義，按圖索驥，對號入座，也不是要我們照本本宣傳，而是想使我們對馬恩列斯關於共產主義說過什麽有個大致的了解，下去調查中麵對眼花繚亂的實際情況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能道聽途說，人雲亦雲。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心中有數，頭腦清醒做冷靜的促進派。

　　毛主席還向我們交代，下去調查時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產隊長就找生產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時就不要幹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隻請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同級幹部如此，上級幹部更加如此），找群眾談話時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還可以找下放幹部談話，他們可能顧慮較少。總之，要了解各種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選一兩個女同誌，那樣，同農村婦女談話比較方便。

　　他吩咐我們下去不要張揚。我帶的一組用新華社記者的名義，田家英那一組用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的名義。

　　情況調查經過

　　我和田家英一行10月10日夜乘火車離京南下，第二天抵新鄉下車。我們同新鄉地委商定，當天下鄉。田家英一組留在新鄉去七裏營公社調查，我帶一組去修武縣。四天為期，然後調換，我回七裏營公社，田家英去修武縣。

　　修武調查

　　我和記者們10月29閂下午去修武縣，我們先請縣委一位副書記介紹全縣辦成一個大公社（13萬人）的一般情況，然後分別同城關大隊（原為公社）大隊長、五源鄉（大隊）的支部書記、艾曲鄉（大隊）艾曲村的生產大隊長談了話。還召開了群眾和下放幹部座談會，最後才請縣委書記單獨談他們對一縣一社的看法。在修武縣調查的四天中，我們還利用晚飯和中午歇晌的時間串家走戶，同個別群眾接觸。

　　從調查中了解到，這個一縣一社是由原來245個合作社合並而成的。全縣統一收支，生產資料全歸公有，由公社（縣）統一調撥，生活資料的日常消費由公社供給，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幹部都說，他們實行的是全民所有製。男女老少都實行低水平的供給製，辦了公共食堂，敞開肚皮吃飯。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接觸的幹部和群眾生產情緒很高，正巧碰上他們全縣總動員大煉鋼鐵，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礦石，不叫苦，不叫累，興高采烈，十分感人。因為辦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婦女都上山了。但從中也了解到，由於大辦鋼鐵，地裏莊稼沒人收，隻見低年級的小學生在拾穀穗。地裏的棉花大部分沒有摘下來，隻有幼兒園的老師帶著一些小孩摘一點點，據財貿幹部對我們說，本該收籽棉900萬斤，到10月底隻收到159萬斤。敞開肚皮吃公共食堂當然大家高興，許多人都說，一生也沒有像這兩個月吃這樣飽的飯。但好幾位老人（有的原是貧農，有的原是中農）都在發愁，說：“這樣吃法長不了。”

　　最後我們同縣委書記談了一個晚上，他先說了一縣一社的優越性，也談了今後三年規劃，但提出了不少關於全民所有製的供給製疑問和顧慮。

　　我們11月1日從修武縣轉到新鄉（田家英也從新鄉轉到修武），那裏是另一番天地。新鄉縣委給我們簡要介紹時，著重說明他們為什麽沒有像修武那樣搞一縣一社，隻搞了一個“縣聯社”的招牌，似乎他們以為我們是讚成一縣一社的。新鄉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經濟比修武富裕，糧棉都高產，每人平均分配也高於修武。

　　七裏營十六“包”

　　第二天，我們去七裏營公社，這是全國第一個掛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這個公社有5個大隊，79個生產隊，人口3萬，耕地9萬畝。年收入1218萬元，是新鄉最富的公社。這裏給我們的印象最新的是，他們實行了供給製。據公社書記說。他們實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學、育、婚、樂，以至理發、洗澡、縫紉、電費，都由公社包了，這十六包的費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調查了七裏營公社以後，我們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圍的兩個大隊（劉莊和陳莊）。其中劉莊大隊（即史來賀同誌當支部書記）給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裏幹得實在，說得也實在。史來賀同誌，既講成績也講困難。他的大隊有800多人，1900畝土地，總收入31萬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為96元）。當時他正在發愁的是還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裏沒有人收。大部勞力上山煉鐵去了。

　　興寧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開居住

　　在新鄉，我們還調查了一個公社——興寧人民公社。這是一個4000戶、2萬人口的社，實行軍事化，全公社編成了15個營，50個連。尤其特別的是，實行房屋公有，搞集體住宿，社員男女老幼分開，按連、排編製集中居住。我們具體的調查了東郭大隊，這個大隊共有224戶，開始時有150戶男女老幼分開住，現在仍有60戶集中在8個地方，男女各住4處，實行禮拜六製度，回家度周末。據大隊幹部說，這是公社統一布置的，大多數人意見很大，隻有少數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願意分居。大隊幹部說，正考慮改變作法。我遇到公社幹部時，就顧不得下來調查前規定的守則（不要隨便表示意見），忍不住指出這種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錯誤，共產主義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幹部還想不通，說河南許多地方都這樣作，並說有位中央負責同誌當時就說過，共產主義社會也要革家庭的命，這位中央負責同誌不是別人，就是劉少奇。

　　他不但在河南主張這樣做，而且還到江蘇去推廣。1958年9月19日—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時，在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五個條件時，同在河南講的一樣，他是這樣說的：“第四，改善社會勞動組織。例如，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轉變成規模較大的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農村勞動組織大進一步的改進，這種改進，大大有利於農村勞動力的調配，大大有利於農村生產的發展。又例如，實行鄭州提出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壯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夠各自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劉少奇所說的“男女老少換班”，是劉少奇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實行“家庭革命”的一個舉措。（以上所引，見《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劉少奇同誌視察江蘇城鄉》）

　　向毛主席匯報

　　關於“一縣一社”問題

　　11月6日，我們從新鄉調到鄭州，當晚毛主席要我們向他匯報。我們按原來計劃先扼要介紹情況。由於我先到修武，著重匯報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

　　我說到，修武縣委書記雖說一縣一社是全民所有製，但他認為公社和國家的關係不同於國營工廠和國家的關係，公社的產品不能全部由國家調撥，國家也不能供給公社需要的所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實行同國營工廠一樣的全民所有製，那麽，有兩個問題他擔心不易解決：一是遇到災年國家能否跟平年一樣撥給公社所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二是遇到豐年國家能否全部收購公社的產品。我說，這位縣委書記既怕災年饑荒，又怕豐年穀賤傷農。我還說到修武縣委書記懷疑他們實行的低標準的供給製，能否叫按需分配。我說這隻能是很勉強的“溫飽”。

　　毛主席詳細地問了縣裏同國家的經濟關係，互相間進行哪些交換。我匯報說，修武縣同國家的經濟來往主要有兩種：一是納稅，主要是農業稅即公糧，工商稅不多；二是交換，主要向國家交售統購的糧、棉、油料等農副產品，和向國家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這兩種交換都是商品交換，現金結算的。

　　關於供給製問題

　　毛主席對供給製也很關心，在田家英匯報時，詳細詢問了七裏營公社的十六“包”的具體內容，並且提出，這樣低標準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談到，七裏營公社的十六“包”，是新鄉地區包得最多的，但標準仍然很低，“食”是吃飯不要錢，都吃公共食堂，據估計一年需42元（菜肉未計）。“衣”一項是—年21尺布，二斤棉，兩雙布鞋（因婦女上山煉鐵、下大田、不能做了）共18元，醫藥費每人每年2元為限，產婦補助一斤紅糖，20個雞蛋，殯葬和結婚各補助10元，看戲不要錢，那年隻看了一次戲，六次電影。田家英和我都認為這隻是平均主義，不能說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說是已經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

　　毛主席的評論

　　（一）一縣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會損害富社的積極性，還是要搞“按勞分配”。

　　毛主席談到一縣一社時提出，一縣一社太大了。縣委管不了那麽多具體事，而且全縣各地生產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性。我們現在還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按勞分配。凡是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就幹，一切不利於發展生產的就不幹。供給製隻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強管理，粗細糧搭配，幹稀搭配，農忙農閑不同，要學會勤儉過日子，不能放開肚皮大吃大喝，那樣肯定維持不下去。其它隻搞些公共福利事業，不要采取“包”的辦法，量力而為。延安時期搞供給製，是屬於戰時共產主義的辦法。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能作為分配方式的榜樣，所以全國解放後，就改行工資製了。

　　（二）兩種所有製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曆史過程，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起來。

　　談到修武縣的全民所有製，毛主席說，修武不同於鞍鋼，產品不能調撥，隻能進行商品交換，不能稱謂全民所有製，隻能叫集體所有製。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一起，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表明他實際上是不讚成搞全民所有製的，縣裏的產品不能全部調給國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為一縣之長，不能不慎重考慮，尤其是國家對縣，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證按照縣裏的需要調撥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遇到災年更加不能保證，這也是明擺著的。他提出的問題使我們想到：如果生產力沒有高度發展，像北戴河會議關於人民公社決議中指出的，產品極端豐富，工業和農業都高度現代化，那麽，生產關係上從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分配方式從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兩種所有製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曆史過程。

　　（三）把夫妻分開搞集體住宿，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

　　當我們匯報到有些公社搞集體住宿時，毛主席很生氣地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眾起來造反。這些幹部頭腦發昏了，怎麽共產黨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還是一家人大、中、小結合的好。（按：所謂搞“集體住宿”即劉少奇鼓吹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別編班集體住宿，“搞軍事化生活”，“行動戰鬥化”“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夠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這就是劉少奇主張的共產主義“家庭革命”——筆者注）

　　（四）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麽得了？

　　談到群眾大煉鋼鐵的幹勁很大，地裏莊稼沒人收時，毛主席說：1070萬噸鋼的指標，可能鬧得天下大亂。從北戴河會議到年底隻有四個月，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麽得了？這次鄭州會議要叫大家冷靜下來。（吳冷西：《憶毛主席》95—103頁）

　　現在我們看劉少奇在江蘇視察，又是怎樣兜售他的“共產主義”的。

　　1958年9月19日—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又大談“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及培養人民共產主義精神”問題。“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呢”？劉少奇指示應該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

　　第二，徹底把婦女從繁鎖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

　　第三，大規模地進行技術改革，改革各種勞動工具，提高勞動效率；

　　第四，改善社會的勞動組織，例如，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轉變成規模較大的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農村勞動組織大進一步的改進，這種改進，大大有利於農村勞動力的調配，大大有利於農村生產的發展。又例如，實行鄭州提出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壯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夠各自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

　　第五，發展多麵手，一人多藝，提高勞動者的文化技術水平。

　　做好這五件事，不僅可以解決勞動力緊張的困難，而且將會使整個社會的勞動製度、勞動組織發生根本的變化。

　　這裏劉少奇講的“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的五個條件，實際上就是他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不同的僅僅是變了—下說法：在河南，是作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五個條件。在江蘇，是作為“建立美好共產主義生活”的五個標誌。劉少奇特別注重第四條，即“改善勞動組織……”，他把這一條看作是“共產主義家庭革命”。他所倡導的“家庭革命”，就是康有為《大同書》中破九界之說的“破家庭界”。無論是在徐水縣搞“共產主義”試點，還是在河南、江蘇視察，劉少奇反複強調這一條。原來，劉少奇搞的“共產主義，不是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如此胡鬧，豈能不天下大亂！

　　劉少奇在河南的具體做法：

　　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則將夫妻、父母、兒女分開，各自編在青壯年男子班、青壯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別各自到各自的營房住宿（原來社員的房屋，由公社統一調配，分為集體住宿營房和家人團聚營房。每星期準許夫妻、父母、兒女回團聚營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體營房過軍事化生活，如此循環往返），群眾對此很反感。毛澤東知道後批評說：這是胡來，哪有共產主義不要家庭的呢？這不是幫國民黨蔣介石誣蔑共產黨的忙嗎？哪裏這樣做，我就支持哪裏群眾起來造反。

　　劉少奇到江蘇視察，還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實行“供給製”的做法。他在江蘇常熟視視察時說：“實行糧食供給製以後，將提高人民共產主義覺悟。”他問和平公社黨委書記：“秋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製，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有個老頭說，過去提心受苦一輩子，怕吃不飽肚子，這下子可好了。”蘇州地委第一書記皓江在匯報中說：“群眾都非常讚成實行糧食供給製，他們說，‘一個心思丟下了，一個心思又來了，丟下的是幾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來的心思是怎樣把生產搞得更好，不然就對不起共產黨。’”劉少奇聽後說：“這兩句話，兩個心思，很值得我們深思。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製，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這兩句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這就是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更加提高的標誌。”（《劉少奇同誌視察江蘇城鄉》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

　　劉少奇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製，鄉社幹部勢必跟著走，鄉幹部一改，縣幹部、省幹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黨員幹部會上說：“我經過河北、河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製。看來大家讚成這樣的分配製度：糧食供給製加上工資獎勵。”又說：“如果要說供給製，標兵在哪裏？五億多農民就是我們的標兵。各級幹部、軍隊，都要向農民看齊，向他們排隊。”

　　劉少奇實行的“供給製”和實行全民所有製的主張，不僅在國內大力宣傳實行，而且對國際友人也大講特講。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個外國議會代表團談話中也談到吃飯不要錢。他說：“現在公社的性質基本上還是集體所有製，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製，這部分還要增加，兩三年後，很多公社就會變為全民所有製”。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批評劉少奇“吃窮飯”搞“窮過渡”的做法，指出：“現在就是吃窮飯，什麽公共食堂，現在就是太快，要犯冒進主義錯誤。”劉少奇立即插話說：“農村（人均）達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批（指集體所有製轉為全民所有製）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話說：“我們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隻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機械化、電氣化、園林化）的標準壓低，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毛澤東說：“按照劉少奇、彭真的意見，是趁窮之勢來過渡，趁窮過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難過渡……”（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版187、189頁）

　　據1958年的統計，顯然是誇大了的統計，中國農民人均月收入是70元，這樣的貧窮狀況向共產主義過渡，豈不是天大的笑話。毛澤東尖銳地指出，一些人所說的向共產主義過渡，實際上是平均主義。其後，劉少奇、彭真把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200元就可向共產主義過渡，等富起來了再過渡困難就大了？！毛澤東反複地指出：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必須有生產的極大發展，物質條件極大的豐富，還有一個人民覺悟的極大提高。“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窮過渡”，不是馬列主義。盡管毛澤東苦口婆心地講，一些人就是不聽，我行我素。致使毛澤東不得不召開一係列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裏需要提到鄧小平一句話：“貪窮不是社會主義”。但鄧小平沒有說清楚在人民公社運動中搞“窮過渡”的是誰？反對“窮過渡”的是誰？作為當時宣傳口負責人的鄧小平，對此是非常清楚的。許多不知底細的人，聽了鄧小平這句話大家都在猜，一直猜了20多年，到了今天人們才弄明白，搞“窮過渡”的是彭真、劉少奇；反對“窮過渡”的是毛澤東。然而曆史卻發生了一個大誤會，一些人說，毛澤東搞的是“窮社會主義”。對於這種誤會，從集體化道路走過來的中國農民從不予以認同。而在知識界則吵得振天響，吵吵讓讓，無休無止。誰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飽受帝國主義掠奪的舊中國基礎上誕生的。中國實在太窮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認為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中國要擺脫貪困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毛澤東領導下，經過五個五年計劃，便把中國建設成為世界上四大工業強國（美國、蘇聯、日本、中國）；三大軍事強國（美國、蘇聯、中國）。五、六十年代，在朝鮮、越南，兩次打敗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兩次打敗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兩論〈一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穩定了東歐局勢；九評，把赫魯曉夫趕下台）。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全世界樹起了崇高的威望。那些汙稱毛澤東搞“窮社會主義”的人們，不過是為他們搞資本主義而尋找借口，中國的工人、農民廣大勞動人民，是從來不買他們的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