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清白於毛澤東(7-毛澤東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

七、毛澤東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

（1959年4月29日）

　　1959年4月2日一5日，中國共產黨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81人，後補中央委員80人。中央各部門負責同誌和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列席了會議。

　　會議除討論其他問題外，重點檢查了農村人民公社的整頓問題，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十八個問題》的文件。文件規定，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製中，基本上是生產隊所有製；三級核算時，一般是以相當於原來高級社的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下麵的生產小隊也應當有部分的所有製和一定的管理權限。規定要清理賬目，“結清舊賬”，進行退賠。重申人民公社計算勞動報酬的原則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文件還規定供給製必須堅持下去。

　　毛澤東在會上就工作方法問題講了話，他號召學習海瑞精神，提倡要“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要敢講話，在黨內要造成有話就講，有缺點就改進的空氣，要言者無罪，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

　　從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到1959年4月的八屆七中全會，經過13個月的努力，人民公社運動終於納入了健康發展的軌道。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發布了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全文如下：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隻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供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幹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高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經過毛澤東的艱苦努力，迄毛澤東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的發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基本上走向了健康發展的軌道。大躍進中的高指標、浮誇風受到了遏製。人民公社運動中所發生的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界限，否認按勞分配、取消商品交換，大搞平均主義、大刮“共產風”和窮過渡的錯誤，在開始改正。全黨的馬列主義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全黨、特別是高層領導幹部開始冷靜下來。全黨工作逐步走向正常化。

　　應該看到，中國共產的不少高層領導馬列主義水平是比較低的。劉少奇不就是拿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去徐水縣搞共產主義試點的嗎？！搞社會主義革命不懂馬列主義，豈能不把事情搞亂。毛澤東號召全黨學兩本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8年一年間，毛澤東不知花費了多少心血，他為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水平操透了心。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65歲高齡的毛澤東向與會者領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感人至深，許多與會者至今念念不忘。毛澤東的不懈努力，穩住了當時全國出現的混亂局麵。而更深遠的意義則是全黨馬列主義水平的提高，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曆程中的一個重要的曆史步驟！是一次在全黨範圍普及馬列主義的偉大群眾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初始，劉少奇是拿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徐水縣去搞共產主義試典的。那時，許多人、許多高級幹部由於馬列主義水平不高，而一時不能分辨是非，人民公社運動就是這樣被搞亂的，經過這次群眾性的馬列主義普及運動，廣大黨員、廣大幹部、廣大人民清醒多了！正如毛澤東所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麽，都要經過自己的頭腦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決對不應盲從，決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總之，人民的盲從性減少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增大了，上當受騙的機會隨之而減少了。直到今天，這種作風還再發揮著作用。許多不願盲從的人，都在努力地探求著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