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清白於毛澤東(9-渡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

九、渡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
　　1959、1960、1961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遇到了嚴重困難。導致困難的原因有三個方麵：一是1959、1960、1961年連續三年自然災害；二是，蘇聯修正主義集團撕毀合同、撤走專家、逼還債務；三是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左”傾錯誤。這是全國人民共同承認的。在這個共識中又有兩種不同見解：一種見解，認為主要原因是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另一種見解，認為主要原因是黨內的“左”傾錯誤，進而得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七分人禍”論者，誣蔑毛澤東頭腦發熱，1958年發動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大刮浮誇風，大搞共產風，推行“左”傾路線；由於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和“專製”，黨內無人敢提不同意見，以致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麵，而最終導致嚴重經濟困難。這裏人們看到，“七分人禍”論者的矛頭所向是毛澤東，毛澤東的過失又是與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聯在一起的；而在他們看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又是與社會主義道路聯在一起的。高唱“七分人禍”的人們，其用心是反對社會主義，為複辟資本主義大喊大叫。
　　本文前八章所表明的立場——毛澤東從堅定不移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主場出發，發起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劉少奇一些人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犯了“左”傾錯誤。毛澤東以其坦蕩的襟懷，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主動承擔了對於“左”傾錯誤的責任。而劉少奇一些人，對自己的錯誤從未作過支字的自我批評，反而在七千人大會上嘩眾取寵，唱出一個“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調門。此後許多人學著劉少奇的腔調跟著起哄，吵吵嚷嚷40餘年。那些起哄的人群中，有些人是不明真相，而另一些人則是心懷鬼胎。這種鬼胎的險惡用心，是攻擊毛澤東，醜化中國共產黨，曲解社會主義製度，為他們複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
　　我們真誠的希望那些不明真相，但卻是正直誠實的人們，認認真真地去研究那段曆史，把事實真相搞明白，把自己久己形成的偏見改正過來。至於那些心懷鬼胎，別有用心的人們，用不著對他們說什麽，因為他們原本就是掩蓋曆史、篡改曆史，善於蒙人、哄人、騙人的老手、高手。我們應該用“事實真相”把這些人的畫皮剝下來，讓他們見見陽光！
　　三年經濟困難究竟是怎樣造成的？筆者提供大量的曆史材料，供人們去研究，去判斷，去分析，去得出自己的結論。
　　關於三年自然災害
　　茲根據1995年國家統計局、民政部編《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簡稱《災情報告》）所記載的材料逐年作一介紹：
　　1959年
　　1959年全國出現了“受災範圍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受災麵積達4463萬公頃（每公頃等於1萬平方米，合15市畝，計6.8650億畝），成災（收成減產80%以上為成災）麵積1373萬公頃（《災情報告》第378頁）。其中成災占受災麵積比例30.8%，與曆年比並不高，但集中在主要產糧區，河南、山東、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龍江等省區的旱災，占全國成災麵積的82.9%，而且各種災害交替出現，對糧食生長影響十分嚴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龍江出現嚴重春旱，影響300萬公頃農作物，黑龍江受旱達4—5寸深，為曆史罕見。4—5月的霜凍造成華北、黑龍江50多萬公頃農田受災。與此相反從2——6月，南方三次出現洪澇災害，珠江、長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濫，造成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3—6月，東部沿海和華北地區又發生風雹災害。進入夏季，旱災、洪澇情況開始對移。
　　6—8月出現江淮流域的大旱災，到7月下旬受災麵積達82.2萬公頃，持續到8月上旬擴大到黃河以北和西南內陸，受災麵積達2276萬公頃。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龍江地區突降暴雨，山洪驟發，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
　　7—9月，東南沿海遭到5次台風侵襲，最高達12級，使120萬公頃農田受災。
　　本年災害從受災麵積看已是建國以來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災害種類繁多，在部分地區輪番發生。除旱災、霜凍、洪澇、風雹外，還出現了建國以來不多見的蝗災、粘蟲災、鼠災。
　　本年全年成災人口為8043萬，超過1949—1958年平均數80%以上，其中山東、湖北、四川各占1000萬。本年春荒人口達9770萬人（主要指缺糧人口，包括外流逃荒、營養病、破產度荒、賣送兒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當於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
　　1960年，繼1959年大災害後，全國大陸除西藏外又發生了建國後嚴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災害，受災麵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麵積2498萬公頃，受災麵積居建國五十年首位（《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第35頁，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中國統計出版社 1999年版。以下簡稱《五十年匯編》）。主要災害是北方為主的持續特大旱災和東部沿海省區的嚴重台風洪水災害。
　　l—9月，從去年秋天開始就缺少雨水的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內蒙古、甘肅、陝西等華北、西北地區持續大旱，有些地區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災麵積達2319.1萬公頃，成災1420萬公頃。其中山東、河南、河北三個主要產糧區合計受災 1598.6萬公頃，成災808.5萬公頃，分別達整個旱災地區的 68.9%和 56.9%。山東、河南境內的黃河等河流都長期斷流，濟南地區的800萬人生活用水告急。進入夏秋，旱災擴展到江蘇、湖北、湖南、廣東、四川、雲南等南方地區。整個大陸省區除西藏外旱災麵積達38.46萬公頃，是建國五十年來最高記錄。
　　6—10月，東部地區發生嚴重的台風和洪水災害。5個月裏台風登陸11次，高於以往平均數近兩倍。台風過境時間高達10—20小時，高於往年平均數三倍以上（《災情報告》第379頁）。台風造成暴雨頻繁，洪水泛濫，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11省受災993.3萬公頃，直接死亡5000餘人。山東部分地區30多天裏降暴雨19次，平地積水3—4米。東北遼河、太子河泛濫，流量為有史以來最大，淹沒遼寧、吉林等143.7萬公頃，“鞍山、木溪等地區農田、村莊受到毀滅性打擊”（《災情報告》第378、379頁）。
　　本年3—5、9月，東部和西北部發生嚴重霜凍災害，波及21省區，受災麵積 138.1萬公頃。3—9月，還發生了由南向北推進、波及，21省區的風雹災害，受災麵積達392.26萬公頃。
　　本年大災害不僅麵積超過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災害基礎上連續發生，危害極大，成災地區人口達9230萬人，春荒人口高達12980萬，相當於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個特點是旱、洪災同時發生，反差極大，一個省內，部分地區暴雨洪水泛濫，另部分地區持續幹旱，給救災帶來複雜困難。
　　1961年
　　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麵積6175萬公頃，僅次於上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麵積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匯編》第35頁），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成災人口 16300萬，也超過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達21800萬，相當於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從去年冬季持續到本年3月下旬，黃河、淮河流域1300萬公頃農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擴大到長江流域廣大地區，年內全國旱區受災麵積達3784.6萬公頃，成災麵積1865.4萬公頃。其中河北、山東、河南三個主要產糧區小麥比去年低水平又減產50%，湖北有67萬公頃農田受災。倒塌損壞房屋504萬間。4—6月，江南珠江、湘江、贛江、閩江流域兩次普降暴雨，洪水決口，泛濫成災，水淹10個縣市城……7—8月，海河、黃河平原連降暴雨，發生嚴重水澇災害，其中河北、山東部分地區災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災麵積達160萬公頃，占播種麵積54％，近100萬公頃無收成。
　　到9月，災區有60萬公頃仍積水未退，聊城、滄州有3500個村莊被水包圍，280萬人斷糧，滄州專區死亡人數占總人口 4.9%，7月下旬至8月，東北局部地區遭受暴雨侵襲，山洪暴發，衝入伊春市，交通、電訊中斷，工廠停工。鬆花江流域7萬公頃絕收。
　　8—10月，東南地區的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台風襲擊11次，其中12級以上占9次，是建國五十年裏最多的（《災情報告》第82頁）。淹沒 180萬公頃農田，造成損壞漁船、倒塌房屋、衝毀海堤、死亡人數的損失都超過往年。“三年自然災害”在建國五十年以來自然災害史上是最嚴重的一次，高於任何一個時期。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確實是建國五十年來範圍最大、程度最深、持續時間最長的最大自然災害，確實是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一個直接因素。正如周恩來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第155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全國受災最嚴重的有10個省：河北、遼寧、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湖北、廣東、四川；前三名是山東、河南、安徽。“（國家科委全國重大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編：《中國重大自然災害及減災對策〈總論〉》，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頁）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產力狀況下，人類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綜合國力較弱，遇到持續三年的如此特大嚴重自然災害，出現經濟困難是不可避免的。
　　“三年自然災害”在建國50年以來自然災害史上是最嚴重的時期。這三年受災麵積大大高於建國50餘年來任何一個時期。
　　“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最大損失，莫過於使糧食大幅度減產，造成農村嚴重缺糧。全國糧食因災減產情況，據統計，“由於一些地區連續三年受災，全國共減產糧食611.5億公斤”，“其中1959年受災最嚴重，約損失糧食378億公斤，其中以旱災為主造成的損失約為260億公斤”（《災情報告》第67、第6頁）。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給毛澤東的信中說：“目前國家糧食庫存實在挖不動了，群眾的底子也空了，餘糧區、缺糧區都很緊，幾個著名的高產區，餘糧實在調苦了，農民生活水平大為降低。”（《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頁）
　　近些年來國內外一些人，不承認1959、1960、1961年出現的經濟困難與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有關。《中國經濟日報》1998年2月27日報導：《三年大饑荒源於大食堂》。龔啟聖在《近年來之1958——61年中國大饑荒起因研究的綜述》一文中將近來西方學者（包括旅美中國學者）的結論歸納為三種：l、“過量的糧食征購”；2、公社化、退出權和生產滑坡：3、公共食堂和非理性消費。對所有這些，筆者用一句話來回答——偏見比無知距離真理更遠！
　　關於“蘇修”撕毀合同，撤退專家和逼還債務問題
　　1959年6月，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單方麵撕毀了1957年10月簽訂的中蘇兩國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他們的借口是“中國生產核武器會和其他國家生產核武器一樣給西方以借口”。這裏人們看到，赫魯曉夫以犧牲中國向帝國主義妥協。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結束後，蘇共修正主義集團把兩黨關係的惡化，擴大到國家關係上來，對中國施加壓力。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片麵撕毀了專家合同和補充書343個，科技合作項目257個，共計600個合同。並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麵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專家1300餘人，並終止派遣專家900人。雖然中國政府多次挽留，蘇聯一方卻始終堅持。蘇聯專家撤退時，帶走了所有圖紙、計劃和資料，並停止供應中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以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背信棄義，使我國25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處於停頓或半停頓狀態，給中國的經濟建設造成了重大損失。
　　與此同時，1960年7月，赫魯曉夫摧逼中國政府還債。斯大林時期，蘇聯政府曾給予中國政府一些貸款。中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向蘇聯購買的武器，也以貸款形式記賬，共記人民幣58億餘元。其中大量貸款是購買武器的費用。赫魯曉夫妄圖以此卑鄙手段壓誇中國共產黨。當周恩來表示暫時有困難時，蘇聯外貿部副部長竟然指著人民大會堂的大型陳設山石說：你們如果沒有別的東西，這個就很好。為了還債，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周恩來傳》第1547—第1548頁）。
　　赫魯曉夫逼債，對中國的經濟困難，無疑是雪上加霜。中國人民是有骨氣的，寧可勒緊腰袋，忍饑受寒，也要還清債務。當時中國工業處在起步階段，出口主要產品是農副產品，在本來就處於糧食嚴重短缺的情形下，1959年全國糧食征購量、出口量達到建國以來的最高額，征購674億公斤，出口41.6億公斤。1960年征購5I0.5億公斤，出口26.5億公斤，出口量與豐收的1958年相等。1961年，糧食開始調入和進口。（《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393、第422頁）。
　　赫魯曉夫的壓迫，使中國工業和國防事業的發展，陷於嚴重危機。資金短缺，靠從農業中挖潛力獲取支援。廣大科技人員挺身而出，一代有骨氣的知識分子，靠黨的領導，靠人民的支持，靠自己的努力，闖出了一條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蘇修集團的壓迫，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奮發圖強。
　　關於“左”傾錯誤的貽害
　　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發生的“左”傾錯誤，雖然在毛澤東努力下迅速得到克服，但10個月（1958.6—1959.4）的錯誤，畢竟貽害於曆史，主要是以下兩個問題：
　　其一，大躍進中的浮誇風，使國家對糧食產量的估算和統計失實、失真，因而發生了征過頭糧的錯誤。
　　1958年糧食獲得豐收，但在浮誇風中卻估計嚴重過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估計並正式公布1958年糧食產量將達到3000—3500億公斤，比1957年增產60—90%。1958年底，有關部門根據各地區匯報，把預計“產量又誇大為4250億公斤（1958年12月 7日中央批轉譚震林、廖魯吉報告《關於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

　　按照這個產量計算，全國平均每人糧食占有量為650公斤，早已超過需要（《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第105—第10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公報雖然指出“過去發表的1958年的農業產量的統計偏高”，認為經過核實後的糧食的實際收獲量為2500億公斤，但仍然嚴重高估。實際上，經過後來核實的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低於公布數字，隻有2000億公斤。根據嚴重失實估計，當時得出了糧食已經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報》算賬說：一個人“放開肚皮吃飯”一年能吃大約500斤上下。而僅尚未收獲的薯類和晚稻產量，全國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國人民放開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這種錯誤判斷，埋下了征過頭糧，使農民挨餓，甚至個別地方發生餓死人的禍根。
　　其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共產風”，把農民的生活資料和少量的個體生產資料，一律歸公，農民的個體儲備一掃而空。同時窮隊、富隊拉平，出現了一部分人剝奪一部分人的情形，平均主義導致了大家都窮。另外，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因素的公共食堂，造成了糧食大量浪費和思想上的極大混亂。據國家統計局1960年1月的統計，全國農村先後辦起了 39.9萬個公共食堂，參加吃飯的人口有4億，占人民公社總人口的72.6%，其中主要產糧區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區達90%以上。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口號是“放開肚皮吃飯”。有的食堂三個月吃掉一年的口糧。常年農民一家一灶個體吃飯，瓜菜代、低標準，老、少、年平均200斤糧。吃公共食堂不到3個月便把一年的口糧吃掉了。以河北省為例：省委在1958年9月發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飯”；兩個月後又不得不要求薯糧搭配；再兩個月即1959年1月，全省農村己經普遍出現饑餓：到5月己有55個村255個食堂停炊。“共產風”把農民掏空了，吃光了！農民抵禦災害的能力降為零。
　　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左”傾錯誤，雖然在1959年4月就基本被克服了，但是“左”傾路線卻貽害於曆史。
　　在我們把導致三年經濟困難的三個方麵的史實大致弄清之後，再回到本章開頭的話題上來。那些“七分人禍”論者們之中的心懷鬼胎的人們，其用心可用漢語中一句話“醉翁之意不在酒”來說明。這些人把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和浮誇風、共產風混同起來；大躍進就是搞浮誇，搞浮誇就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是搞共產，“共產風”就是人民公社。這就是他們心目中的“人禍”。就是這樣的“人禍”導致了三年經濟困難。他們大肆渲染三年經濟困難，甚至莫須有地說大躍進餓死了3000萬人（本書有專題論及此事，這裏從略）？！他們之所以這樣攪和，旨在曲解社會主義，醜化毛澤東，為複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曆史經驗告訴人們：“反毛必反共，反共必反社會主義”。一切反對毛澤東的人，必然反共、反社會主義。他們不過是一幫資本主義狂！
　　馬列主義從不諱疾忌醫，從不否認自己工作中的錯誤，正如毛澤東所說：“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確實犯有“左”傾錯誤，這些錯誤確實損傷了人民的利益，在毛澤東領導下，這些錯誤雖然很快地被克服了，但畢究成為貽害，畢究構成了三年經濟困難的因素之一。“七分人禍”論，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潑給共產黨、毛澤東的汙水，而不是真理。共產黨人清醒地知道。當三年自然災害襲來時，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義集團“乘人之危”，對中國共產黨施加壓迫，企圖迫使中國共產黨背離馬列主義、背離社會主義道路，而跟上他的指揮捧轉。掩蓋或否認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嚴重的階級鬥爭，否認反修、防修的國際背境，來談三年經濟困難，將會墮落成為赫魯曉夫的應聲蟲！中國共產黨人是有骨氣的：頂住了蘇修的壓迫，扛過了三年自然災害！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一想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同自然災害的那場鬥爭，無不感到驕傲和自豪！
　　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因而中國人民也是全心全意擁護共產黨的。在同嚴重的經濟困難作鬥爭，全黨和全國人民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沒有怨氣，從不泄氣，有的是咬緊牙關，勒緊腰帶，忍饑耐寒，熬過那一段艱難曆程。毛澤東帶頭節衣縮食，低標準，瓜菜代，每月26斤糧，三年沒有吃過一口肉。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大家都記得毛澤東的一句話：“紅薯很好吃，我很愛吃。”這句話對全國人民鼓舞很大，大家都說，毛澤東還吃紅薯，我們吃點瓜菜算得了什麽。那個時候毛澤東帶頭，中共中央整個領導層都實行了毛澤東的供給標準。有這樣的領袖，帶領偉大的黨、偉大的中華民族，沒有什麽樣的困難是不可克服的。在那個艱難的歲月裏，中國人民的血氣、骨氣、誌氣和勇氣，大無畏精神，和英雄氣概，永遠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中國共產黨的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