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清白於毛澤東(8-廬山會議)

八、廬山會議

　　廬山會議的傳統看法必須打破

　　對廬山會議一般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書”，對毛澤東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所犯錯錯誤提出批評，毛澤東容不得彭德懷，把彭德懷打成右傾機會主義。還有一些人大肆渲染毛澤東獨裁，打擊彭德懷，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力？！這些看法有失史實，有失公正。

　　評述廬山會議必須弄清兩個前提：

　　其一，彭德懷的“意見書”所涉及的內容及其矛頭所指。其二，評判是非的標準是什麽？離開這兩個前提去評述廬山會議必然失去客觀標準，而發生主觀隨意性，這就難免陷於偏見！事實上這種偏見竟成了一種習慣勢力。

　　本書前七章以極其廣泛的、大量的、確鑿的、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犯“左”傾錯誤的是劉少奇等人。既然如此，毛澤東對彭德懷進行打擊報複從何談起？而另一些人就此對毛澤東的惡意中傷亦就不攻自破了！此其一，其二，對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持肯定態度，還是持否定態度？對廣大幹部在運動中發生的錯誤是愛護、幫助，還是排斥、打擊？毛澤東是主張前者而否定後者的。試問，大躍進運動能否定嗎？大躍進的輝煌成就（詳見本書概論）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至今仍發輝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大躍進運動中我們偉大民族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獻身精神，難道不應該頌揚，而必須否定嗎？！人民公社運動能否定嗎？否定了集體化道路中國農民應該走什麽道路呢？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自力更生，還是依靠洋人？抹殺了上述兩方麵的界限，還有什麽是非可言呢？總之，查明事實真相；—堅持馬列主義；肯定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是評述廬山會議的根本主場。

　　廬山會議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委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同誌參加了會議。

　　會議目的是分析形勢，以便從“左”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對今後工作做出科學安排。

　　會議開始，毛澤東提出18個問題要大家討論（附件一）：1、讀書；2、形勢；3、今年的任務；4、明年的任務；5、四年的任務；6、宣傳問題；7、綜合平衡問題；8、群眾路線問題；9、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的各項管理製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10、體製問題；11、協作關係問題：12、公共食堂問題；13、學會過日子問題；14、三定政策；15、農村初級市場的恢複問題；16、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17、農村黨團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18、團結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概括了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是破壞了平衡。在整個經濟中，綜合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提出要以農業為基礎，要按農、輕、重的次序按排經濟計劃。毛澤東講話後，會議進行分組討論。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討論，同大家一道，對1958年以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和改進的建議。

　　7月10日，毛澤東布置討論修改《關於形勢與任務——1959年7月2日到X日廬山會議議定紀錄（修正草案）》。

　　7月13日晚，彭德懷起草給毛澤東的信（即“意見書”），陳述自己對1958年以來黨的工作的看法。14日，將信呈送毛澤東（附件二）。

　　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到會同誌討論。討論中一些人讚同信中觀點，—些人表示反對。黃克誠、周小舟同意彭德懷的信的總的精神，張聞天作長篇發言明確支持彭德懷的意見。

　　7月23日會議上，毛澤東講了話，對彭德懷的一些意見表示讚同，並作了自我批評（附件三）。

　　7月31日，毛澤東宣布會議結束。

　　8月1日，準備下山的毛澤東被迫改變主張。

　　8月2日，舉行八屆八中全會。中央委員75人，候補中央委員74人出席會議。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其他工作同誌14人列席了會議。

　　8月16日，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為捍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還通過了《關於撤銷黃克誠同誌書記處書記的決定》，但後來一直未向下傳達。

　　毛澤東何故改變主張？據毛澤東貼身士衛李銀橋回憶：“……回到住處，毛澤東本是吩咐我們收拾東西，準備散會走人。可是有些領導同誌不幹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當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開中央全會，……

　　“毛澤東沒有參加中央全會。會議吵得很厲害，吵得聲音很大。吵聲傳來，毛澤東睡不著覺，他睡不著覺是要發脾氣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見許多人同彭德懷吵。回來學一遍舌。毛澤東發火了，寫了批示。中央全會期間，在毛澤東住的房子裏，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政治局討論決定：隻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生活待遇不變。”（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

　　會議於8月16日宣告結束。

　　廬山會議的毛澤東

　　彭德懷的“意見書”，給毛澤東出了一個大難題。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劉少奇一些人的“左”傾錯誤，毛澤東花去了8個月（1958．8月—1959．4月）的時間，適才糾正過來，在這8個月中，毛澤東日理萬機，深入農村、工廠，做了深入調查，召開過諸多中央會議。作為65歲高齡的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領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場麵多麽感人！可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彭德懷的“意見書”，對毛澤東來說，本來是抽身事外的，而彭德懷也不是對著毛澤東的，錯誤是劉少奇一些人犯下的，彭德懷心明如鏡。這種情形，毛澤東完全可以仲裁。但是毛澤東不得不考慮三個問題：其一，“意見書”中所說的問題，是已經改正過了的事，再翻騰這些“陳芝麻、爛穀子”已無意義；而作為曆史教訓來汲取，以便改進工作，這正是會議的宗旨，會議正是以這樣的宗旨進行的。其二，劉少奇作為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剛剛（1959年4月）接替了國家主席，在這樣的時候把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的錯誤抖擻出來，不僅黨的接班人的問題要做重新考慮，而且黨中央領導機關也須重新設置，彭德懷的“意見書”，對全黨來說，真的是牽一發動全局了。其三，盡管“意見書”中所反映的問題，是實際工作中確實存在的錯誤，但毛澤東一向主張愛護群眾的革命熱情，出現錯誤，不要潑冷水，而要循循善誘。故而毛澤東寧願自己承提責任，而不去責怪下屬。

　　毛澤東息事寧人的態度，遇到了兩方麵的挑戰：一方麵，彭德懷不依不饒，咄咄逼人；—方麵劉少奇一些人心懷叵測，欲置彭於死地。劉、彭的衝撞，已勢不可免了！

　　劉少奇在討論彭德懷的“意見書”發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懷一刀。說彭德懷是魏延的骨頭（按：《三國演義》中的魏延腦後有反骨，被諸葛亮所殺），朱可夫的黨性（按：前蘇聯赫魯曉夫搞宮廷政變，是借助元帥朱可夫的軍事力量的），馮玉祥的作風（按：即偽君子），與其你篡黨，還不如我篡黨。劉少奇的發言，是說，你彭德懷是一個一貫反黨的偽君子，企圖搞軍事政變！

　　會議進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這樣發生了。

　　毛澤東主動承擔了“左”傾錯誤的政治責任，保護了劉少奇等人，而劉少奇—些人則咬住彭德懷不鬆口。

　　彭德懷與劉少奇等人之爭，使會議的演變出現了兩種可能：或者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攤牌，清算他們的“左”傾錯誤；或者把矛頭指向彭德懷，按劉少奇的意圖把彭德懷打成一貫反黨的野心家。前者可能導致黨內分裂，後者必將造成冤案，錯判彭德懷。在“左”傾錯誤所造成的嚴重情勢下，全國人民期盼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渡過難關，……黨內再不能折騰了，毛澤東從大局出發，求以加強黨內團結，穩定全國形勢，而無奈地采取了折衷辦法，把彭德懷的問題作為黨內矛盾，而批評他犯下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毛澤東這樣做是違心的！正如他在8月1日預備會上對彭德懷說：“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許多同誌有此顧慮。”（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93頁）神話故事有“打鬼借助鍾馗”之說，毛澤東作了一次鍾馗。“1965年10月，毛澤東同誌在彭德懷同誌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前，和他談了話。毛澤東說：‘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應當為後代多想事、多出力。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曆史了，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一邊。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氣用到辦事情上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80)第122頁）事實上毛澤東對8月召開的批判彭德懷的會議是不滿意的，所以他沒有參加會議。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麽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

　　毛澤東作為中國曆史上一代豪傑，他襟懷坦白，胸懷宇宙，頭腦裏裝的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黨指出：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還指出：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毛澤東這番話很值得人們深思！

　　1958、1959兩年，中國革命發生了太多的事；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複雜的鬥爭。關於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發生的“左”傾錯誤，和廬山會議，曆來眾說紛紜。作者在這裏表述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廬山會議之後

　　會後，8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於反右傾思想的指示》。

　　這時，毛澤東培養接班人的工作已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劉少奇接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之職；黨的工作毛澤東放手地交給書記處，由總書記鄧小平主持日常事務。毛澤東自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於考慮黨的方針、政策；研究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主要是反修、防修問題。

　　這種特定的曆史環境，使得1958年8月以來，毛澤東用很大力氣糾正的“左”傾錯誤，故態複萌。劉少奇在廬山會議結束後的第7天，8月24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說：“這麽幾千萬人上山幾億人搞大躍進，大家動手搞，這樣才會得到經驗。我相信，這樣我們進步快。這個是出錢買不到的。而我們是在很短時間取得這個經驗的。我們取得這個經驗，那怕是犯很多錯誤。這個錯誤我們必須犯，現在不犯將來還得犯。我們犯了，將來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錯誤，發生了問題，也要從積極方麵看，犯錯誤也有好處哩。（劉少奇：在第十七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紀要<1958年8月24日>）劉少奇這番議論，回避了一個根本問題——毛澤東多次嚴厲批評的浮誇風。劉少奇一些人刮起的浮誇風，一度攪得天下大亂。回避浮誇風，空談大躍進的經驗，是偷梁換柱，諱疾忌醫。看來劉少奇是想賴賑。而那些追隨劉少奇的人看透了劉少奇的心思。這裏介紹一些劉少奇樹立的典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坐陣的信陽地區的一些點滴材料；時任信陽地區行政公署專員張樹藩的回憶說：“常委們就給我總結了四條‘嚴重右傾錯誤’：一、把1959年的特大豐收說成災荒年。不僅在地委會議上說，在省委擴大會議上還堅持己見，並在縣、市委書記會上反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彭德懷時，還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二、在8月份召開生產救災會議時，把災情講的那麽嚴重，否定了‘大躍進’的大好形勢。三、在遂平縣進行反瞞產工作時，不但沒反出一斤糧，反而不請示報告省委，私自動用國庫糧700多萬斤。四、對幹部的幹勁不是鼓勵，反倒誣蔑說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作風。”信陽地區的“反右傾”情況非常糟糕：被批判的幹部，竟有1．2萬人次。

　　從全國形勢看，由於毛澤東對反對“左”傾錯誤所做的巨大努力，召開了一係會議，形成了一係列決議，廣大黨員、廣大幹部覺悟程度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1959年4月，毛澤東發出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以後，浮誇風在全黨基本上受到了遏製。所以廬山會議後的浮誇風除個別地區複發外，對全國形勢未造成重大損害，基本上保持了全黨、全國大局的安定。
　　附件一：毛澤東擬定的十八個問題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七月二日）
　　一、讀書。有鑒於去年許多領導同誌，縣、社幹部，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於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八月份用一個月的時間來讀書，或者實行幹部輪訓。不規定範圍，大家不會讀。中央、省、市、地委一級委員，包括縣委書記，要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時間三至六個月，或者一年。去年鄭州會議提出讀三本書，讀了沒有，說是讀了一點，讀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沒有讀。對縣、社幹部，山東、河北的想法，是給他們編三本書：一本是好人好事的書，收集去年大躍進中敢於堅持真理、不隨風倒，工作有前進的，不說謊、不浮誇、實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國藩，山東菏澤一個生產隊。一本是壞人壞事的書，收集專門說假話的、違法亂紀的或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例子。每省要找幾個，各省編各省的，每本不超過二萬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從去年到現在的各種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係統地編一本書。三本書大體十萬字左右，每天讀一萬多字，一星期可以讀完。讀完後討論，不僅讀，還要考試。縣、社黨委成員能讀政治經濟學的也可以讀。設法給縣、社黨委每年有一個係統思考問題的時間。我們提倡讀書，使這些同誌不要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年整月陷入事務主丈，搞得很忙亂，要使他們有時間想想問題。現在這些人都是熱鍋上的螞蟻，要把他們拿出來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實踐，再讀書會更好些。學習蘇聯，要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教科書有缺點，但比較完整。缺點如第一章講和平過渡，通過會議奪取政權，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裝。他們的缺點我們不要去學，但在去年，把蘇聯一些好的經驗也丟了。
　　二、形勢。國內形勢是好是壞？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對不對？我看堅持。總的說來，像湖南省一個同誌所說的，是兩句話：“有偉大的成績，有豐富的經驗。”“有豐富的經驗”，說得很巧妙，實際上是：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基本問題是：（一）綜合平衡；（二）群眾路線；（三）統一領導；（四）注意質量。四個問題中最基本的是綜合平衡和群眾路線。要注意質量，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種各樣都要有。農業中，糧、棉、油、麻、絲、煙、茶、糖、菜、果、藥、雜都要有。工業中，要有輕工業、重工業，其中又要各樣都有。去年“兩小無猜”（小高爐、小轉爐）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這“兩小”，其他都丟了。去年大躍進、大豐收，今年是大春荒。現在形勢在好轉，我看了四個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體可以代表全國。今年夏收估產普遍偏低，這是一個好現象。
　　今年這時的形勢和去年這時的形勢比較，哪個形勢好？去年這時很快地刮起了“共產風”，今年不會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轉。去年人們的熱情是寶貴的，隻是工作有些盲目性。有人說，你大躍進，為什麽糧食緊張？為什麽買不到頭發夾子？現在講不清楚，促進派也講不清楚。說得清楚就說，說不清楚就硬著頭皮頂住，去幹。明年東西多了，就說清楚了。
　　去年許多事情是一條腿走路，不是兩條腿走路。我們批評斯大林一條腿走路，可是在我們提出兩條腿走路以後，反而搞一條腿了。在大躍進形勢中，包含著某些錯誤，某些消極因素。現在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包含著有益和積極因素。去年形勢本來很好，但是帶有一些盲目性，隻想好的方麵，沒有想到困難。現在形勢又好轉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認識了。
　　三、今年任務。
　　四、明年任務。
　　五、四年任務。工、農、輕、重、商、交方麵，過去是兩條腿，後來丟掉了一條腿，重工業擠掉了農業和輕工業，擠掉了商業。如果當時重視一下農業、輕工業就好了。這幾方麵到底如何搞法？建設如何安排？
　　今年鋼的產量是否定一千三百萬噸？能超過就算了。今後應由中央確定方針，再交業務部門算帳。糧食有多少？去年增產有無三成？今後能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億斤，搞到一萬億斤，要好幾年。明年鋼增加多少？增加四百萬噸，是一千七百萬噸。後年再增加四百萬噸。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還要堅持。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讓下麵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幾年的指標在一年內達到，像糧食的指標一萬零五百億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達到。
　　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要把農、輕、重的關係研究一下。過去搞過十大關係，就是兩條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兩條腿，現在可以說是沒有執行，或者說是沒有很好地執行。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重工業我們是不會放鬆的，農業中也有生產資料。如果真正重視了優先發展生產資料，安排好了輕、農，也不一定要改為農、輕、重。重工業要為輕工業、農業服務。過去陳雲同誌提過：先市場，後基建。先安排基建，有同誌不讚成。現在看來，陳雲同誌的意見是對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安排好了之後，就不會造反了。怎麽才會不造反？就是要使他們過得舒服，不說閑話，不罵我們。這樣有利於建設，同時國家也可以多積累。讚成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來管農業機械，搞農業機械設計院。現在這些事誰也不管，這麽大個國家，沒有人管不行。過去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反“左”傾時我曾說過，“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飯的，路是要腳走的”。現在炮沒有了，第二條、第三條還有，如果忘記了這些，不好辦事。現在講掛帥，第一應該是農業，第二是工業。
　　飼料要有單獨的政策。現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過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過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兩斤，牲口吃的要逐漸比人多。
　　農業問題：一曰機械，二曰化肥，三曰飼料。農、輕、重問題，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號，不作宣傳。工業要支援農業，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鋼材支援農業，這次會議要定一下。糧食去年說增產三成，是否達到四千八百億斤，我還有懷疑。今年說不增加了，我看增點還是可能的。以後每年增一千億斤，一九六二年達到八千億斤。
　　明年鋼的指標是一千七百萬噸，形成一個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萬噸，比去年多四百萬噸。後年二千萬噸，大後年二千一百萬噸到二千三百萬噸，可以趕上英國。一九六二午二千五百萬噸，可能少點，也可能多點，多了到二千八百萬噸，少了到二千三百萬噸也好。趕上英國，說的是主要產品，鋼太多了不一定好。
　　積極性有兩種：一種事實求是的積極性，一種是盲目的積極性。紅軍的三大紀律，現在有兩條還有用：“一切行動聽指揮”，即統一領導，反對無政府主義；“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即不搞一平二調。總的說來，群眾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產主義風格有兩種：一種是真要搞共產主義；另一種，這種占多數，是事情歸他辦，權力都歸他，他就說是“共產主義”，歸人家就是“資本主義”。山東曹縣出現搶糧現象，這很好，搶得還少了，搶多了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對那些摧殘人民積極性的官僚主義就是要整一下。我們的國家是不會亡的，社會主義是亡不了的，蔣介石是回不來的。美國打來，我們最多退到延安，將來還會回來的。
　　六、宣傳問題，去年有些虛誇，四大指標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傳，現在有些被動。如何轉為主動？上海會議時，有人提出，利用開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會，把指標改了，後來沒有這麽做。現在看失掉了點時機，但不要緊。指標改不改？看來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還拿不準。是否人大常委會開個會，把指標改過來。糧食是否以後不公布絕對數字，可以學習蘇聯，不宣傳糧食指標。今後鋼不算小轉爐的，鐵不算土鐵。
　　七、綜合平衡問題。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並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
　　第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
　　八、群眾路線問題。群眾路線有沒有？有多少？
　　九、工業管理問題。特別要強調質量問題，能否在很短時間內解決？應該爭取在一二年內解決。
　　十、體製問題。“四權”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亂，有些半無政府主義。要強調一下統一領導、集權問題。下放的權力，要適當收回，收回來歸中央、省市兩級。對下放要適當控製。反對無政府主義，不是說現在是完全無政府主義，而是說有些半無政府主義。說得過死不好，過活也不好。現在看來，不可過活。
　　十一、協作關係。劃區協作，倒把原來的協作關係打亂了，搞了大的，擠了小的。搞體係，工廠要綜合發展，公社要工業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按人定量，分糧到戶，自願參加，節餘歸己。吃飯基本上要錢。在這幾項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轟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辦食堂全國有兩種辦法：一為河南的積極維持，一為湖北的提倡自願。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暫時回去了。湖北擬從少到多，開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將來達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種，供給部分要少些，三七開或四六開，可以靈活些，食堂和供給製度是兩回事。
　　十三、學會過日子。包括農村、城市，要留有餘地，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增產節約。湖北是窮日子當富日子過了，農民批評有些幹部，一不會生產，二不會過日子。應當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有些地方生產不見得比別處多多少，但隻要安排得好，日子好過。今年不管增產多少，估計增產一點，還是按去年四千八百億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標準安排過日子。口號是：富日子當窮日子過。
　　十四、三定政策。定產、定購、定銷，群眾要求恢複，看來是非恢複不可。政策三年不變，定多少，這次會議要定一下。增產部分四六開，征四留六，有災照減。自留地不征稅。
　　十五、恢複農村初級市場。
　　十六、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四川省的同誌說，生產、分配在一個核算單位較好，現在改，影響生產，如何辦？
　　十七、農村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作用問題。基層黨的活動消弱了，黨不管黨，隻管行政。
　　十八、團結問題。要統一思想，對去年的估計是：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缺點隻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許多問題是要經過較長的時間才看得出來的。過去一段時間的積極性中帶有一定的盲目性。這樣看問題，就能鼓起積極性來。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
　　附件二：彭德懷上書（3500字）
　　主席：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
　　甲、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
　　根據國家計委幾個核實後的指標來看，1958年較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48．4％，其中工業增長了66．1％，農副業增長了25％（糧棉增產30％是肯定的），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43．5％。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
　　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特別是像我國經濟基礎薄弱，技術設備落後，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成績，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的起積極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對這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因此，1959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製，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但這些建設，終究是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在今後一兩年內或者稍許長一點時間，就會逐步收到效益的。現在還有一些缺門和薄弱環節，致使生產不能成套，有些物資缺乏十分必要的儲備，使發生了失調現象和出現新的不平衡就難以及時調整，這就是當前困難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計劃時，更應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麵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麵的被動局麵難以擺脫，將妨礙今後4年趕英和超英的躍進速度。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予決斷。
　　1958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製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係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亂情況基本上已經過去，已經逐步的走上按勞分配的正常軌道。
　　在1958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裏，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煉鋼鐵中，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貼補20餘億），即在這一方麵也是有失有得的。
　　僅從上述幾點來看，成績確是偉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這次會議，到會同誌都正在探討去年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並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通過這次討論，將會使我們黨的工作得到極大好處，變某些方麵的被動為主動，進一步體會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使經常存在著的不平衡現象，得到及時調整，正確的認識“積極平衡”的意義。
　　據我看，1958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30多年來領導曆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
　　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麵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麵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麵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麵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另方麵，客觀形勢是我國一窮（還有一部分人吃不飽飯，去年棉布平均每人還隻18尺，可縫一套單衣和兩條褲叉）二白的落後狀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其次是國際形勢的有利趨勢。這些也是促使我們大躍進的重要因素。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適應廣大人民要求，加速我們的建設工作，盡快改變我們一窮二白的落後麵貌，創造更為有利的國際局麵，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麵，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1、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麵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這恐怕是產生一係列問題的起因。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麵的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誌的腦子發熱來。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翻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著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形勢真象。產生這種浮誇風氣，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這也與我們有些工作隻有任務指標，而缺乏具體措施是有關係的。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衝天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誌所領會，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誌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係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多收”、“15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於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0909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鑒定就冒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在這些同誌看來，隻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是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數量和質量的提高，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實有效措施，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重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曆史經驗所證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現了一種空氣，注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麵。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後一係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誌，又沒有損傷同誌們的積極性。
　　現在對國內形勢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別是經過最近幾次會議，黨內大多數同誌的認識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務，就是全黨團結一致，繼續努力工作。我覺得，係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誌，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屬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等問題的不熟悉方麵，經過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實踐和探討，有些問題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問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摸索，也是可以學會的。屬於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麵的問題，已經有了這次深刻教訓，使我們較易覺醒和體會了。但要徹底克服，還是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後年4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15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4年內可以基本實見，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順致
　　彭德懷
　　1959年7月14日
　　附件三：毛澤東7月23日講話
　　你們講了那麽多，允許我講個把鍾頭，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我看了同誌們的發言記錄及許多文件，還跟一部分同誌談了話，感到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吳稚暉形容孫科是一觸即跳，現在有些同誌不讓人家講壞話，隻願人家講好話，不願聽壞話。因之，有一部分同誌感到有壓力，兩種話都要聽。我跟這些同誌談過，勸過他們，不管壞話，好話，兩種話都要聽嘛。嘴巴的任務，一是吃飯，二是講話。既有講話之第二種任務，他就要講。還有，人長了耳朵，是為了聽聲音的，就得聽人家講話。話有三種：一種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或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兩頭是對立的，正確與不正確是對立的。好壞都要聽。
　　現在黨內黨都在刮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麽倒台？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搞得一塌糊塗，要垮台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邵大個（江西省長邵式平）你不必著急，你們搞出的這個材料，實在好，今天就印出來。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變就是了，是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做點工作可以轉變過來。有些人曆史上有問題，挨過批評，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麽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蹋糊塗。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房子太小嘛！
　　不論什麽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蹋糊塗，這很好，越講得一蹋糊塗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誌講過，要頂住，頂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誌說“持久戰”，我很讚成，這種同誌占多數。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難聽是難聽，要歡迎，你這麽一想就不難聽了。為什麽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在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麽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聽不得壞話的人，他那個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壞話你為什麽聽不得？我們多數派同誌們腰杆子要硬起來。為什麽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發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也緊張。我看沒有什麽可緊張的。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你緊張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了。
　　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後，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但不那麽多。我同意同誌們的意見：問題主要是公社運動，我到遂平詳細地談了兩個鍾頭。碴岈山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七、八、九三個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參觀，十天三萬人，三個月有三十萬人。聽說徐水、七裏營也有這麽多要去參觀，除了西藏，都有人來看了，到那裏去取經，其中多是縣、社、隊幹部；也有省、地幹部。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於貧困的自由”；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了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好省那時談不到。總而言之是多快。這種分析是否恰當？三個地方三個月當中，有三個三十萬人朝山進香，這種廣泛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隻能勸說：同誌們！你們的心是好的，但事實上難以辦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驟。吃肉隻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個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誌，我看他十年還不會胖，總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積極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極分子（即地、富、反、壞、官僚、中農和部分貧農），百分之四十隨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億幾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隨大流的，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願意的隻百分之三十。總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為百分之七十，三億五千萬人在一個時期內有狂熱性，他們要搞。
　　到春節前後，有兩個多月，他們不高興，變了。幹部下鄉都不講話了，請吃地瓜、稀飯，麵無笑容，因為刮了“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提款”。對刮“共產風”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些什麽人？主要是縣、社兩級幹部，特別是公社幹部，刮向大隊和小隊，這是不好的，群眾不歡迎。我們說服了這些幹部，堅決糾正，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了下去，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賬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楚的再繼續算。這一個月的算賬教育是有好處的，極短的時間，使他們懂得了平均主義不行。聽說現在大多數人轉過來了，隻有少數人還留戀“共產”，還舍不得。哪裏找這樣一個學校、短期訓練班，使幾億人、幾百萬幹部受到教育？不能說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從古以來沒有這個規矩，一萬年以後也沒有這個規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隻有青紅幫，青偷紅劫，明火執仗，無代價剝奪人家的勞動。這類事，自古以來是“一個指頭”。宋江劫的是“生辰綱”，（按，此處記憶有誤。劫生辰綱是晁蓋等人幹的，此時宋江還沒有上梁山。）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刮自農民歸農民。我們長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歸公，那也取之無礙，因為是不義之財。現在是刮“共產風”，取走生產大隊、小隊之財，肥豬、大白菜，拿起就走，這樣是錯誤的。我們對帝國主義的財產還有三種辦法：征購，擠垮，贖買。怎麽能剝奪勞動人民的財產呢？隻有一個多月就息下這股風，證明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幾億農民、幾百萬幹部受了教育，講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講幹部，不懂得這個財並非不義之財，而是義財，分不清這個界限。
　　幹部沒有讀好政治經濟學，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沒有搞通幾個月就說通了，不辦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書還沒有讀，要叫他們讀，公社一級幹部不懂一點政治經濟學是不行的。不識字的可以給他們講課。梁武帝有個宰相陳慶之，一字不識，皇帝強迫他作詩，他口念，叫別人寫：“微令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精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比盛世，何愧張子房。”他說你們這些讀書人，還不如老夫的用耳學。當然，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掃除文盲，柯老（柯慶施）說，全民大學，我也讚成，不過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長一點，幾億人口嘛。南北朝時有個姓曹的將軍（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來作詩：“出師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過路人，何如霍去病？”還有北朝的將軍斛律金，這也是一個一字不識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一字不識的人可以作宰相。為什麽我們公社的幹部、農民不可以聽政治經濟學？我看大家可以學。不識字講講就懂了，現在不是農民學哲學麽，工人學哲學麽，他們比我們、比知識分子容易懂。我們這次議事日程就有讀書這一項。我也是個沒學問的人，這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沒有看：略微看一點，才有發言權，也是怕大家來考我，我答不出怎麽辦？要擠出時間讀書，全黨來個學習運動。
　　他們（指省以下各級地方幹部）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當然聽不進去：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我說勸這些同誌，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講嘛。要聽聽人家的意見。我看這次會議有些問題不能解決，有些人不會放棄自己的觀點，無非拖著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無非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放棄，一個可能不放棄，兩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區區長開了一個會，我就是這麽講的，對不對？沒有扯謊吧。聽不得壞話不行，要養成習慣，我說就是硬著頭皮頂住。無非是講的一蹋糊塗，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聽他一兩個星期，勸同誌們要聽，你們讚成不讚成，是你們的事，不讚成，無非我有錯誤。有錯誤嘛，還是真有錯誤、假有錯誤。真有錯誤，我作自我批評，再來一次；假有錯誤，那是你們的事。你們弄假成真，本來不錯，你們說嘛。
　　第二方麵，我勸另一部分同誌，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誌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方麵講。這部分同誌是我講的四種人裏麵的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所謂四種人是：完全正確；基本正確，但是部分不正確；基本不正確但部分正確；完全不正確；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曆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黨的曆史上有四條路線：陳獨秀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是一條總路線，在大風浪時，有些同誌站不穩，扭秧歌。蔣幫不是叫我們做秧歌王朝嗎？這部分同誌扭秧歌，他們憂心如焚，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這叫什麽階級呢？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我現在不講。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二次黨代大會講過，對於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種搖動，對動搖分子，我不讚成戴帽子，講成是思想方法問題。也不講小資產階級、也不講資產階級。如果現在要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什麽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我們那個時候不戴帽子，因為這些同誌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會主義；那些同誌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可以冒了，於是，反冒進。（講到這裏，偏過頭來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因為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誌來了，他也會站住腳的。那次批周、陳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點那個味道，沒有那麽深，但是也相當深，就是不講冒進了。不講反冒進，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麵，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是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壓力之下，右起來的。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馬克思講，莫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停止工作，人類也要滅亡的。隻要你登七十萬條，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嗬！不要等美國、蔣介石來，我們國家就滅亡了，這個國家應該滅亡，因為那就不是無產階級黨了，而是資產階級黨了，章伯鈞的設計院了。當然在座的沒有人這樣主張，我這是誇大其詞。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是會跟我走的。
　　我勸一部分同誌，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我看基本是正確的，部分不妥。列寧講，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要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這些同誌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我所講的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就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他們不是右派，但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那時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三十公裏，接近三十公裏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三十公裏。這種同誌采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我這些話是在大庭廣眾當中講的，有些傷人。但現在不講。對這些同誌不利。
　　我出的題目中加一個題目，本來十八個題目，加一個團結問題。還是單獨寫一段，拿著團結的旗子：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團結、黨的團結。我不講，對這些同誌是有益處還是有害？我看有害，還是要講。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第一方麵的人要聽人家講，第二方麵的人也要聽人家講，兩方麵的人都要聽人家講。我說還是要講嘛，一條是要講，一條是要聽人家講。為什麽隻有你講得、我講不得？別人講不得？但是我勸許多人不忙講，硬著頭皮頂住。我不忙講，也硬著頭皮頂住。我為什麽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了呢？頂了十天，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馬歇爾八上廬山、蔣介石三上廬山，我們一上廬山，為什麽不可以？有此權利。
　　食堂問題：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讚成積極辦好。讚成那些原則，自願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能在全國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我是講全國範圍。我這一講，吳芝圃就很緊張，生怕把你那個食堂搞掉。還有一個四川、一個雲南，一個貴州，一個湖北，還有一個上海（上海有十一個縣），90％以上還在食堂裏。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拚命幹，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1／3人口對五億農民來說，多少人？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辟地了。第二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雲南、上海等等，那麽，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麵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複。《紅旗》登的一個食堂，敗而複成，這篇是我推薦的。食堂並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並不是公社發明的，是合作社發明的。湖北有個京山縣，京山縣有一個合作社，那個合作社就辦了個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辦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聖說，食堂節省勞力。我看還節省物資，包括糧食油鹽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沒有後麵這一條，就不能持久。可否辦到？可以辦到。我建議河南同誌把一套機械化搞起來，如用自來水，不用人挑水。這樣可以節省勞力，還可以節省物資，節省糧食。我跟你們談，你們說可以嘛。現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處。總司令，我讚成你的說去，但又跟你有區別。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間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蹋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學那個宋玉的辦法，寫《登徒子好色賦》（接著就講這個故事的原委）。我講食堂，走了題了。科學院的調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食堂哪沒有缺點。無論什麽事都有缺點。無論什麽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我看到列寧的手稿，改得一塌糊塗，沒有錯誤，為什麽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維持，可以多一點，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得下去的。人民公社會不會垮台？我看現在這樣大風大浪裏去，沒有垮一個，將來準備垮一半，還有一半；垮七分，還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辦得不好，一定要垮。共產黨要做工作。辦好公社，辦好一切事業，辦好農業，辦好工業，辦好交通運輸，辦好商業，辦好文化教育。
　　許多事情根本科不到，以前不是說黨不管黨嗎？計委是計劃機關，現在卻不管計劃。還有各個部，還有地方，一個時期不管計劃，就是不管綜合平衡。不要比例，這一條沒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諒，計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會議後不管了，名曰計劃指標，等於不要計劃。所謂不管計劃，就是不要綜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鐵、多少運力。煤鐵不能自己走路，要車馬運。這點真沒有料到。我這樣的人，總理、少奇同誌這樣的人，根本沒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開脫自己，我又不是計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數常委同誌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頭去了，對建設這一條沒有認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樓時講過，不要寫“英明領導”，根本沒有領導，哪來什麽英明呢？
　　看了許多討論發言，鐵還可以煉，浪費是有一些，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為真正好鐵奮鬥。共產黨員有個辦法叫做抓。共產主義者的手，一抓就抓起來了。鋼鐵要抓；農林牧副漁，糧棉油麻絲茶糖藥煙果鹽雜，農中有十二項，要抓。要綜合平衡，不能每一個縣都一個模子，有些地方不長茶，不長甘蔗，要因地製宜，不能到回民地區買賣豬。黨不管黨；計委不管計劃，不管綜合平衡，根本不管，不著急。總理著急。無一股熱氣，神氣，辦不好事。李逵太急一點，列寧熱情磅薄，可以感染群眾，實在好，群眾很歡迎。
　　有話就要講，口將言而囁嚅，無非是各種顧慮，這個我看要改，有話就要講。上半個月顧慮甚多，現在展開了，有話講出來，記錄為證，口說無憑，立此存照。有話就講出來嘛，你們抓住，就整我嘛。成都會議上我說過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麽要緊。還講過幾條，甚至說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殺頭，不要怕開除黨籍。一個共產黨員，高級幹部，那麽多的顧慮，有些人就是怕講得不妥挨整。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麽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今天要闖禍，禍從口出嘛。兩部分人都不高興：一部分是觸不得的，聽不得壞話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險的。不讚成，你們就駁。你們不駁，是你們的責任，我交代了，要你們駁，你們又不駁。說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上紛紛在駁，不過不指名就是。江西黨校那些意見是駁誰嗬？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有兩條罪狀：一個，一千零七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九千萬人上陣，補貼四十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載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碴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麽如獲至寶呢？要上《紅旗》雜誌呢？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報。這個沒關係，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載河我提議要作決議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讚成了，也分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人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麽意思。還有個總路線，是虛的，實的見之於農業、工業。至於其他一些大炮。別人也要分擔—點。你們放大炮也相當多，如譚老板（譚震林），放的不準。心血來潮，不謹慎。關於共產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講起，江蘇、浙江的記錄傳的快，說話把握不大，要謹慎一點。你說我不放大炮嗎？我也放了三個：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煉鋼鐵；一個總路線。彭德懷同誌講的，張飛粗中有細，他說他粗中無細；我說我也是張飛，粗中有點細。公社我講集體所有製、到全民所有製要有個過程。當然那個過程，現在看起來，可能過於短了一點，我講大體兩個五年計劃。要直到全民所有製，現在看來，可能要大大的延長，不是兩個五年計劃，而是二十個五年計劃也難說。要那麽久？還是不要那麽久？
　　要快之事，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我搬出馬克思來，使同誌們得到一點安慰。這個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見形勢來了就說歐洲革命來了，無產階級革命來了，後頭又沒有來；過一陣子又說要來，又沒有來。總之，反反複複。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寧時代才來。那還不是急性病？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馬克思也有嗬！（劉少奇插話：列寧也有，講世界革命很快就要來了。）世界革命，那個時候他希望世界來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階段，後來不行了，搞出一個一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這話在以前也講過吧？（劉：是一國可以勝利，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沒有講。①）一國可以勝利，到這個時候，不建怎麽辦？隻有一國。（劉：依靠自己本國農民可以建成社會主義沒有講。②）依靠農民。巴黎公社起義之前，馬克思反對。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革命，這兩者是不是一樣？季諾維也夫後來開除黨籍，殺了頭。馬克思是否還要殺頭？巴黎公社起義爆發之後，馬克思就讚成了，但他估計會失敗。他看出這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哪怕隻存在三個月也好。要講經濟核算的話，劃不來。我們還有廣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等等。我們現在的經濟工作，是否會像一九二七年那樣失敗？像萬裏長征那樣。大部分根據地喪失，紅軍和黨都縮小到十分之一，或者還不到？我看不能這樣講。大家也是這麽個意見，參加廬山會議的同誌都豪無例外地說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了？我看也不能講，大部分沒有失敗，一部分失敗了。就是所謂多付了代價、多用點勞力、多付一點錢、刮了一次“共產風”，可是全國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現在要研究政治經濟學，過去誰人去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不讀。斯大林的書（按：《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讀了一遍，根本沒有味道。那個時候搞革命，搞什麽社會主義經濟。唉，一到鄭州，我就讀了兩遍，我就講學，就有資格講學了，不過剛剛在火車上讀了兩遍，我講了兩章，沒有造謠吧！現在不夠，現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們的事業不能發展、不能夠鞏固，不能夠前進。
　　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板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誌，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我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我說還是我。你那個屬於意識形態，你有沒有責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黨代會作過一個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內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趕超英國，具有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大躍進”精神，極為毛讚賞，成為南寧會議的先聲。）鋼鐵你要搞六百萬噸，（按：一九五八年六月華東計劃會議，確定華東一九五九年鋼鐵指標為六百萬噸，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標全麵高漲，也影響到五八年鋼鐵指標的變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萬噸。北載河會議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絕孫。補貼四十億，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償失”，／“得失相當／”等等說法，即由此而來。我勸同誌們，自己有責任的，統統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講，也不要往少講，都吐出來。無非拉屎嘛，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講別的，因為還要睡覺。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講了好久？不到兩個鍾頭嘛。散會！
　　①②毛澤東講話時劉少奇的兩次插話全是錯的。其一，“是一國可以勝利，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沒有講”；其二，“依靠自己本國農民可以建成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沒有講”。劉少奇把馬列主義搞錯了。列寧主義對上述兩個問題作了明確回答：“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將和農民一起去建設它。”（詳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六 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第222—239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北京版）
　　現在許多人堅持劉少奇的錯誤理論，認為一個國家不能建成社會主義，而主張在中國進行資本主義補課。他們認為生產關係跑到生產力前麵去了，而主張把公有製經濟，拉回到資本主義來。拚命鼓吹私有化。吵吵讓讓20多年，而且越叫越響！
　　劉少奇的特點：其行為表現為“左”，其思想則是右的。形“左”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