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外交部街59號院的孩子們》

附 : 《外交部街 59 號院的孩子們》

1983 年，是我搬出 59 號院之後第一次舊地重遊，入口的 3 個拱門顯得又矮又舊，院子裏也看不見綠樹成蔭，我順著地下室的通道往前走，圍牆好矮，路好窄，完全沒有兒時的感覺，也許是因為冬季， 59 號院顯得格外寂靜，但冥冥之中依舊有種恍如昨日的情感。




外交部街 59 號



新樓南門

總是有這樣、那樣的原因，人生中會錯過很多事情，文章中的那些孩子幾乎都不在我的記憶中。我隻認識金蕾，去過她家，當時還是個怯生生的小丫頭，印象中隻有她那二、三十個娃娃，尤其是金發碧眼，還會一眨一眨的洋娃娃。看到她熟練的手指在琴鍵上跳動，指間流淌出的美妙音符，雖然當時並不懂《藍色多瑙河》、、、、什麽的，但無意中平添了一個夢想 —— 學彈琴！多年之後兒子學彈琴大概就是緣起我的童年夢想，可惜，聽他彈琴總讓我感覺對不起貝多芬、莫紮特，真真無奈！

媽媽帶我去考史家胡同小學，考上了，也就與新開路小學失之交臂。不過吳英愷 —— 當年阜外醫院院長，中國建國初期心血管外科的第一把交椅，一提起他爸爸總是讚不絕口，他的女兒吳尚群是我的同班同學，我們的學習小組就設在她家：北極閣，協和醫院宿舍南院，清一色的美式別墅，看上去比北院風雅、且嬌小。記憶中的吳英愷隻有下班進家的瞬間，保姆接過大衣、掛好，主人已經不見了。倒是吳尚群是我們班的中隊長，學習自不必說，跑步飛快，能追得上四路環行（不知真假），最讓我羨慕的是：她幾乎整個夏天都穿著西服短褲，我就喜歡那副精神勁兒，不像我，隻有裙子可穿。她的哥哥吳尚誌、弟弟吳尚友，對我來說一直是那樣的陌生。

宋儒耀 —— 整形醫院院長，媽媽說宋儒耀“架子很大”，不過姐姐的乳腺手術就是他主刀，聽姐姐說手術縫合的非常漂亮，一點兒痕跡都沒留下。他的女兒宋業明——我媽媽管她叫小宋，曾經一度是我們家的常客，印象最深的是她做的土豆沙拉，裏麵有：土豆、黃瓜、蔥頭、西紅柿、蛋白、肉腸、、、、， 70 年代它可是挺不錯的一道菜，從此，我學會了用蛋黃自治沙拉油，順時針攪拌，直到臂酸手麻，稍不留神油就泄了，還得從來，回想起當初，明白什麽叫“瞎奶奶使拙勁”了。小宋的理想是做一名外科大夫，當時的我並不理解，外科大夫對一名女醫生來說意味著什麽，那是在男人堆裏拚意誌、拚體力的人生，當我真正懂得的時候，不由得多了幾分淡淡的敬佩，不知後來她是否如願以償。

我們家在新樓，一出樓門左手就是大食堂，樓下住著李子和（夫人孔君）家，我爸媽的老戰友，他的孫女丹丹是我當年最好的小夥伴兒，丹丹不住在大院兒裏，放假才會來，她和我一樣喜歡看唱戲的。丹丹的二叔和李伯伯同住，二嬸叫月媛，在我眼裏月媛漂亮的像仙女，孔阿姨告訴我：月媛是從畫兒上下來的，每天晚上都會回到畫兒裏，我曾經真的相信過，不記得什麽時候明白過來的，就像我兒子小時候，有一天忽然對我說：“其實聖誕老人就是你” — 樣，小孩子都會有眼前一亮的那個時刻。和丹丹一起印象最深的是看梅蘭芳唱戲。那年杜近芳結婚，找的是協和醫院的婦產科大夫吳葆楨，婚禮在協和醫院小禮堂舉辦的，太多的名人前來祝賀，梅蘭芳和夫人福芝芳也親自來為徒弟助興，我和丹丹在小禮堂的樓上包廂裏作為 Fans 被引薦給杜近芳，那天李伯伯、孔阿姨、我爸媽是否去了已經全然不記得，記憶中的隻是杜近芳很美很美，比李伯伯家畫兒上下來的月媛嬸嬸還要美，我一直覺得小禮堂舞台上唱戲的那個“女人”就是梅蘭芳，那時候的記憶其實和“夢境”沒有太大的區別。

在 59 號住的時候，除了養蠶，還養過兔子，截三差五的就去協和醫院大院兒裏挖兔草，常常是孔阿姨帶我和丹丹一起去，有時也會自己從東門混進去，文中說的一點不錯，隻要大搖大擺，不動聲色，就很容易溜進去，我媽媽在困難那年得肝炎住院，我也是如此這般順地下室溜進病房。協和醫院整體建築幾萬平米，幾十棟樓群，地下全部是連通的，當年我們從東門進入地窨子，轉遊兒到病房，那是輕車熟路。把門的護士知道我是誰，所以睜一眼閉一眼，隻要我願意總是可以吃到“病號飯”，在吃不飽飯的困難時期，這絕對是一件令人難忘的“美事”。

那些年，和院子裏的小朋友一起玩兒拽包、抓拐、跳房子、跳皮筋兒，經常膽戰心驚的走在掛滿“吊死鬼”的槐樹下，也曾爬過海棠樹被“洋拉子”狠狠的蜇過，也混在大華電影院散場的人群中、巧妙的藏在廁所裏、看過蹭票的電影，、、、、。夏天遊泳，冬天滑冰，我也不例外，最常去工人體育場，每次媽媽給我三毛錢，一毛六坐車，一毛錢門票，還可以吃一根小豆冰棍兒，偶爾也會去陶然亭或者什刹海，印象中工人體育場的水是藍綠的、什刹海的水是黃綠的、而陶然亭的水一直都是那麽的碧藍， 83 年之後再去陶然亭遊泳，幾乎看不到藍色的水了。冬天滑冰都是跟哥哥、姐姐一起去什刹海，我的冰鞋是小姑送的，黑色、又大，塞上棉布才好穿，大鞋小身子的我看上去很像三毛兒，那時好羨慕冰場上那一雙雙飛舞的白色冰鞋，直到出了國，才實現了當年的願望，終於穿上潔白的冰鞋，痛痛快快滑了好多年。

 
石階前是三棵高大的桑樹，那個年代我也養過蠶，用的是掛在上麵的桑葉，也曾在樹下撿過桑葚兒吃，很甜、、、、，可惜，不記得我的蠶吐過絲 、、、、

和德國小蟑奮鬥，也是在59號院曆煉出來的。小時候上協和醫院幼兒園， 爸媽工作忙，總是最晚來接我，傍晚昏暗的房間裏常能看到蟑螂穿行，印象中那些蟑螂有大衣鈕扣那麽大，我總是嚇得坐在椅子上抬起雙腳，兩眼目不轉睛地盯著它們，直到確認了去向才放心，現在回想起來：哪有那麽大的蟑螂，說不定是土鱉。不知道哪一年開始，新樓裏蟑螂泛濫，我們基本上都是采用開水澆燙法，雖然並不能根除，但從小練就了與蟑螂戰鬥麵不改色，心不跳的本領。到了德國，再次與蟑螂相遇，恍然大悟，原來小時候曾與之戰鬥不止的竟是——德國小蟑！當時是我有生以來唯一一次顯示出比周圍的人勇敢和機智。

 

在我的記憶中最清晰麵孔就是林巧稚，我們在院子裏玩耍時常會碰到她，一個精瘦的老太太，總是穿著旗袍，麵帶微笑，媽媽和林大夫很熟識，常找她看病，有一年春節我還和爸爸一起去林大夫家拜年，在林大夫家我第一次吃到夾芯兒的水果糖，不記得什麽味道，隻是一咬一汪水兒，覺得很好玩兒。林大夫每年夏天都會晾曬旗袍，好多好多，我喜歡在旗袍林中穿來穿去，還認真的數過一次，大約有三十多件。直到現在，林巧稚的名字都稱得上是家喻戶曉，不光是因為她那慈眉善目的微笑，同時她還擁有基督般的慈善胸懷。

 

文革前我們家搬離了北京，時任耳鼻喉科主任的張慶鬆大夫建議我媽媽：在走之前務必要給我做扁桃體切除術。我從小就是個病包子，三天兩頭因為肺炎發燒住院，張大夫說，在寒冷的地區容易引發風濕性心髒病、或關節炎什麽的，於是臨走前我摘除了扁桃體。當時張大夫的眼睛不好，手術是他的助手王直中醫生主刀，後來聽我爸爸說，手術做得非常出色，張大夫一直在旁觀看。我隻記得一個和藹的老頭一直在跟我說話，因為手術是半麻，從始到終我都是清醒的，到是不疼，但恨不能把五髒六腑都吐出來，最後大夫對我說：看，你的扁桃體象核桃一樣大，真還不多見。幸虧提前摘除了，得以到現在“平安無事”，我一直是這樣寬慰自己。張慶鬆可以說是中國耳鼻喉科、變態反應專業的祖師爺，他畢業於協和醫大，1939 年從美國歸來，不僅醫術高超，且著書頗豐，曾任協和醫院副院長，聽說他是個熱情、爽直、喜歡殺富濟貧的人，解放前行醫，同樣的疾病對富人收100塊大洋，窮人隻要一塊大洋也可以看病。也許是因為骨子裏的俠義，讓他早早就成了共產黨員，不過1957年黨員轉正時還是有人指責他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可能是因為上下班三輪車兒坐得有點多。

 

文革之後落實政策，我們家又搬回北京，九十年代中，我哥哥的女兒因習慣性中耳炎四處求醫，花了幾千塊錢都不見效，無奈之下，爸爸拿起電話撥通王直中教授，請他幫忙。那時的王直中早已是名聲在外，隻看專家、教授門診，但他依舊和從前一樣熱情、誠懇，我哥哥帶著女兒，沒有掛上專家門診號，直接闖了進去，盡管事後補掛了號，但還是讓看門的護士老大的不滿。王大夫對病人不分貧賤富貴，認真負責的態度，時至今日都讓我哥哥感動不已，當時王大夫開的處方隻有十八塊錢，吃了幾天藥，做了幾次理療，病就好得差不多了，真不愧是藥到病除。

 

我無法將協和醫院所有大夫的故事一一道來，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們之所以著名，不僅僅是因為醫術，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職業操守。我父親也是那個年代學醫的出身，我一直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即使身處國外，身邊也會有很多學醫的朋友，他們幾乎是清一色的醫學博士，可以肯定的說，無論他們在哪裏行醫，其醫術都不會亞於當年老協和的前輩們。在德國，無論什麽膚色的醫生都會有著同樣的操守：熱心、誠懇、認真、負責，這本該就是一種應有的職業道德，而我們麵對逝去的那些人和事為何又如此感歎?

 

《59號院兒》文章張貼後，招徠眾多跟貼，我不知道原創者在這樣的回憶中想要找尋一個什麽樣的“價值”，但我卻能感覺到，跟貼的人更在意名利和榮譽，有些醫學世家的後代會沉浸在長輩們“才華橫溢，人格高貴”的美譽之中。而我在想：無論是林巧稚、黃家駟、吳英愷、張慶鬆、、、、還是宋儒耀、張孝騫、、、、，他們其實就是一個個普通人，同樣的七情六欲、同樣的焦躁自滿、同樣喜歡享受、同樣熱愛生活，隻是在他們選擇了醫生這個神聖的職業之後，同時有了職業信仰，一生不改初衷。也許，在建國伊始，如果我們國家選擇了另外的道路，這樣一群人終會發展壯大成為我國真正有創造力的中產階級，但曆史是沒有“如果”的。“信仰”使我們從三十年代神聖的“理想主義”者，經過幾代人的革命和階級鬥爭之後，成為如今世俗的物質社會中的“現實主義”者，富裕起來的中國有的隻是沒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中產階級，這無論如何是一個“遺憾”，但確又是自然而然的。

 

最後，我還想說：我有著和《59號院兒》作者同樣的心願：祝大院裏曾經的、現在的孩子們幸福、健康、快樂！——XH 3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