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外交部街59號院兒的孩子們》

2011 年在《華夏文摘》上讀到這篇文章時，真有種驚喜，不知是誰人的作品，感歎他（她）如此記憶，幾十年前的“瑣事”如數家珍般的娓娓道來，當然更要感謝它帶回給我的那些童年往事，應該說《 59 號院》是我人生的第一個記憶，一直在想：如果我有了博克，一定要把轉貼進去，還有記憶中的依稀往事 、、、、—— XH /08.201

《外交部街59號院的孩子們》

—謹以此文紀念協和醫院90周年誕辰
　　
這會兒的北京，早已不是打前“北京城”的原味兒了。雖然人們還揣著幽古思情串串胡同，跑到小飯館就著焦圈喝碗豆汁，到什刹海看鼓樓前帶著哨音盤旋的鴿群，擠進摩肩擦踵的廟會買冰糖葫蘆和彩紙風車，但老北京們說，這些都得算是“後茬貨”了。

的確，現如今，成片的高樓大廈，將曾經輝煌蓋世幾百年的皇家宮殿降低到可以俯首鳥瞰的程度；城市的極度擴張和新區的加速建設，大大壓縮了老四六城的核心功能和輻射作用，使王府井、前門大柵欄、東四牌樓、隆福寺漸漸遠離居民的心目，不再成為人們經常樂於光顧的地方；同時濃烈的商業氣息，像烈焰上緊鎖的高壓 鍋，毫不留情地蒸騰著殘餘的京味民俗和地域文化。現代化的發展，急功近利地追求經濟效益，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地改變著一切，包括世人眼中的北京。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京，還是能夠稱作“北京城”，那是因為老城牆和護城河還保留得較多，老皇城的輪廓、印記還比較清晰，以平房、四合院為主的居民區幾乎完整地成片保存著，大街小巷的老格局沒有大的變化，出阜成門往西叫“新北京”，到紅廟、黃寺、八寶山就算到鄉下了。雖然十大建築、拓寬的東西長安街 和眾多工廠、商店添加其中，公共汽車、無軌電車以及後來的地鐵穿城行駛，但也隻是少部分地修改了老北京的容顏。那個時候的北京城，白雲藍天，空氣清新，從城裏一眼可以看見西山蒼翠的山嶺；那時的北京人還不知道啥叫沙塵暴，隻是在冬天、春天刮風季節裏，男人戴上口罩、女人用紗巾將臉麵和頭部嚴實地包裹起來， 或夾在人流、或融入自行車流，匆匆忙忙地上班下班；那時城裏的大小胡同有7000餘條，現如今呢？據統計，還蔫不嘰剩下1316條了。
　　

北京城裏有個比較著名的地方叫東單。這裏離天安門、王府井、建國門和北京火車站都不遠，算得上繁華鬧市區。
　 　

生長在天子腳下、皇城根旁的北京人，打小就有一種地域優越感，眼裏是壓根看不起外地人的。北京人跑到上海轉一圈，雖然能找出上海的很多不是之處，如上海市房屋的密集、上海話的難聽、上海人的小氣、上海男人的娘娘腔等，可但凡說起上海道路的名稱，不得不翹起大拇指，說聲“倍兒棒”，同時對北京許多地名起得 莫名其妙甚至有幾分“猥瑣”感到恥辱和難受。人家上海，南北走向的道路一般用省名，如四川路、福建路、河南路等；東西走向的道路一般用市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大連路等，不用省市命名的，也是中山路、國順路、政通路地叫著，透著一股子文明、高雅勁兒。再看看咱北京地名，胡亂起、隨便叫，那叫一個寒顫，什麽 公主墳、八王墳、煙袋斜街、羅鍋巷、羊肉胡同、扁擔胡同，據說還有叫褲襠胡同和屎殼郎胡同的，拿現在流行的話講，整個一“三俗”！

“東單”這地名起得也有些怪。好在外交部街59號院協和醫院宿舍居委會第一任主任

王二蘇是個老北京油子，據說他爺爺給慈禧太後的大太監李蓮英當過轎夫，他爸爸給做過大清總醫官、袁世凱保健醫生的伍連德當過雜役，北京犄角旮欄的事兒知道不少，掰持這些很有一套。
　 　

他噴著吐沫星子，兩手比劃著告訴院裏的半大孩子，“東四”和“西四”在元代時叫“大市街”，是繁華的商業區，有不少商號、店鋪，買賣興隆，交易活躍。後來東四十字路的東西南北四個街口，各建了一座“三間四柱三樓”的衝天式大牌坊；西四十字路口也建了四個牌樓，老百姓就不說“大市街”了，幹脆直稱東四牌樓 和西四牌樓。20世紀50年代為了擴建馬路拆掉了牌樓，人們叫法也就省事了：“東四”、“西四”。東單和西單也是這麽來的。這個“單”字，那是因為這兒的牌樓就是單崩兒一個。西單的牌樓叫“瞻雲”，東單的叫“就日”。同樣，50年代擴路，牌樓拆了，於是也就剩了“東單”和“西單”的地名。還甭說，二蘇講的這堂曆史加地理課，楞是在59號院孩子的腦子裏紮了根，讓他們牢記了一輩子。
　　
外交部街的由來
　　

從東單米市大街往北走，右側第五個胡同口上，就能瞧見牆頭紅底白字“外交部街”的地名牌。別看這條街道窄拉巴嘰，隻有9米寬，東西長度也不過721米合一裏半地兒，與其它胡同比，一點兒不起眼，可曆史和文化的積澱深裏去了，什麽明將李成梁府邸、製堿宗師侯得榜故居、翻譯家楊靜遠居住地、大同中學舊址，故事老多了。
　　

58年，黑白電視機還是個稀罕物，國內高級領導幹部、大知識分子也沒幾個能在家裏擺趁的。59號院裏住西二幢美式別墅的胡正祥教授就趁這麽一台，算是最早一批有電視機的主兒。
　

胡正祥是我國第一代著名病理學家、大牌醫學教授。1896年生，1921年美國哈佛醫學院畢業，曆任北京協和醫學院病理係副教授、教授、係主任和副院長。當年孫中山肝癌的病理切片就是他做的，胡教授對黑熱病和病毒性乙型肝炎的病理形態有獨到研究，發表過大量的論文並撰寫有學術專著。但在孩子們眼裏，他不過是一個梳著背頭、高個子的慈祥老頭。他的夫人，出生在美國，是華僑的女兒，漢語說得不利落，說話經常是中文裏夾著英語，讓人聽後明白一半兒糊塗一半兒，當年在家料理家務，喜歡戴首飾、搽胭脂、塗口紅，雖然已六十多歲了，仍濃妝豔抹，燙著頭發，穿著講究，在院裏挺紮眼。大人稱呼胡夫人“胡太太”，孩子叫她“胡伯母”。夏天晚飯後，不少孩子喜歡去胡家蹭電視看，一幫男孩子聚在他家樓前，齊聲呼喚“胡伯母—讓我們看電視！胡伯母-讓我們看電視！”張鋒、張嶺是兄弟倆，家住在院兒裏的平房，爸媽好象都是協和的基層幹部。他們二人喊得最起勁，不過在喊時，故意將“胡伯母”改成“胡保姆”，邊喊邊做鬼臉，逗得大家直勁兒樂。胡夫人高興時，打開客廳玻璃大門，孩子們便一湧而入，有的坐小凳子，有的幹脆坐地板上，盯著電視屏幕就不帶眨眼的。五十年代電視就沒倆兒台，可隻要是電視裏有節目，孩子們都能直眉瞪眼地看到“再見”二字蹦出來。胡夫人喜歡孩子，也喜歡熱鬧，經常熱情地與孩子聊天，也時不時拿出糖果、餅幹招待孩子們。
　　

一天，七、八個孩子又到胡伯伯家蹭電視看，電視播放外交部長陳毅接見外賓的新聞

，畫麵上轎車駛進外交部街胡同口，孩子們看到熟悉的街景，熱鬧地議論不停，坐在一旁的胡伯伯問大家“你們知道咱們住的這條街為什麽叫‘外交部街’嗎”？“那還用問！因為外交部在咱們這條胡同裏，所以才叫‘外交部街’的。”孩子頭兒劉如光搶著回答。劉如光的媽媽姓葉，是個延安幹部，在協和醫院門診部當主任。如光長得虎頭虎腦，挺壯實，大家給他起了個外號“劉胖子”。胡正祥伯伯不住地點頭，看到孩子們都注視著他，他不緊不慢地拉開了話匣子。
　　

“最早以前咱們這條街道並不叫‘外交部街’而叫‘石大人胡同’。所謂‘胡同’，就是蒙古語‘水井’的意思，有井必有人居，元朝時“胡同”一詞在京城元大都流行開來，後來才慢慢演變成小街小巷的意思了。”“明朝有一員大將叫石亨，在抗擊外族入侵、保衛北京城以及擁立英宗皇帝繼位中，立了大功。石亨被加官晉爵，當了武清侯，一時位高權重，聲震朝野。石亨 1456年在這裏建造了府第，大約占據了現在胡同北側四分之一的地段。石亨的大宅院，比一般王府還豪華氣派，成為東城八大名園之一。後來有人告他“謀反”，被抄家並死於牢獄，宅院由皇家收回，改作明代工部鑄造錢幣的工場——‘寶源局’。”“到了清朝，這裏周圍的房子越建越多，逐漸形成了街 道。因為石亨石大人府地曾在此地，這條不大的街道被稱為‘石大人胡同’。清朝末年，為迎接德國皇太子來訪，在這座幾易其主的豪宅基礎上，清外務部委托美國人傑利遜設計和承建了外務部迎賓館，這座迎賓館堪稱當時京城最豪華的西洋建築。”胡伯伯喝了口茶繼續說到，“清朝滅亡後，袁世凱在石大人胡 同 迎賓館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他的內閣政府也設在迎賓館裏，所以袁世凱那時候就在裏麵辦公。袁世凱還在此策動軍閥曹錕搞了‘北京兵變’。1912年8月 24日，孫中山來到北京，袁世凱安排孫中山在石大人胡同迎賓館下榻，自己則把總統府搬到鐵獅子胡同陸軍部大樓（今張自忠路3號段祺瑞執政府舊址院內），以 示恭敬。孫中山此次來京，出席了國民黨成立大會並當選為理事長，在石大人胡同迎賓館內與袁世凱見麵會談十三次。同年9月，孫中山離京南下，袁世凱把設在東 堂子胡同的民國政府外交部遷到了石大人胡同的迎賓館，至此，曆經明、清兩代被叫了近五百年的‘石大人胡同’遂改稱‘外交部街’。直到1928年，這裏均為 北洋政府的外交部。解放後，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也設在這裏。”
　　

胡伯伯不僅醫學造詣精深，侃起近代曆史也堪稱頭頭是道、言之確鑿，聽得大家肅然起敬，欽佩不已。
　　

胡家別墅門前栽有一排鬆柏樹，還有三棵北美楓樹，這三棵楓樹春天發的葉芽是火紅色的、秋天打霜後滿樹的葉子也逐漸變紅，春秋時節，風吹樹動，就像三叢熊熊燃燒的篝火，在一片蒼綠之中奪人眼目。
　 　

男孩子經常喜歡到這幾棵楓樹爬上爬下，以至主杈上的樹皮都被磨的光滑發白了，因為在這幾棵樹上能很容易地抓到“天牛”，它們那全身黑得發亮並綴有白點兒、長著兩隻黑白相間長須和堅硬如鉗牙齒的樣子，對孩子很有吸引力。孩子們抓到“天牛”，或用細繩牽著放飛，或幾隻用線栓住角力，自有一番樂趣。胡伯伯看 到有時孩子上樹太高，就輕聲招呼“小心、抓牢”，並把下樹的孩子接一把抱下來，孩子們把捉到的“天牛”拿給他看，他用手指捋著“天牛”長長的觸角，高興地誇孩子們是“消滅害蟲的小能手”。多年後，才知道，楓樹裏的樹汁含糖量高，“天牛”喜歡食用楓樹嫩葉、枝條和樹皮，並在樹幹上打洞產卵，對樹木生長損害很 大，確實是一種有害的昆蟲。
　　

1966年“文革”開始後“破舊立新”，外交部街改名為“瑞金路十條”，胡正祥伯伯也被作為最早一批的“反動學術 權威”和“崇美親美的反麵典型”，被協和醫院造反派揪了出來，遭到殘酷批鬥。造反派蠻不講理，硬要他交代早期在美國所受的“特務訓練”以及回國後進行的 “特務活動”，逼他承認是“美帝國主義豢養的走狗”、是“美國佬的應聲蟲”。因為胡教授長年研究細菌和疾病，醫院裏有人竟然胡說，美國在朝鮮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裏所用的病菌，是胡正祥研究出來的。
　　

1966年8月，醫院造反派和附近中學的紅衛兵抄了胡家，掠走了胡教授家裏的所有擺設包括那台 59 號院孩子們熟悉的黑白電視機，以及他一生積累的專業書籍和研究資料，並且用皮帶、木棍抽打他和夫人。造反派毒打胡正祥後，還強迫他的孫子也動手打他。當晚，胡正祥教授不堪受辱用剪刀自盡，他的夫人隨後也自殺了。不久，造反派們進駐胡家的別墅樓，一度將那裏變成了活動據點。
　　
59號院裏的天地
　　

進入外交部街西口，前行幾十米，打眼就能看到路北有一座三個大拱洞的門房建築，這就是59號院——協和醫院宿舍的正門。六十年代中期以前，這個院是36號，後來，重新核定地名和門戶號碼，改為了59號。
　　

這個院子占地三百餘畝，東西最長處165米，南北最寬138米，呈不規則長方形。水泥道路將樹木、草地、花壇和房屋緊密連接又合理劃分開來，形成了以院子南大門的拱形門洞、兩個花壇和聯排別墅拱形穿過式門洞、到北後門的中軸線。
　 　

據說，這塊地皮上原來是一個佛教寺院，同治三年（1865年），英國人德貞受倫敦教會總部委托，要在已經開辦的“施醫院”基礎上搞一個正規的醫院。德貞 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來華行醫傳教共37年，是個中國通，與曾國藩、榮祿過從甚密，關係“倍兒鐵”，他看中了這個交通便利、位置極佳的 寺院，經過將原有的房屋粉刷、修繕一番後，建起了一個有各科門診和30張病床的西式醫院，因醫院門前保留了寺院的兩根20米高的旗杆，被京城百姓稱為“雙 旗杆醫院”。據說，慈禧太後還專門為此下詔準予開辦，清政府也特頒了從業執照。
　　

後來，美國洛克菲勒財團為了給來協和醫院工作的專家蓋宿舍， 出 大價錢購買了“雙旗杆醫院”的全部地產，將醫護人員係數招聘進了協和醫院，隨後在這塊地皮上興建了一批美式鄉村別墅群，後來老北京人管這裏叫“洋樓院”。建國後，協和醫院又在院裏蓋了“新樓”等一些建築，並對院裏房屋進行過多次大修小修。院子離大街很近，買菜購物看電影、上學乘車去醫院、下館子逛公園到機場火車站都十分方便，真說得上是一處四通八達、鬧中取靜的居家妙處和風水寶地。
　　

仔細研究起來，59號院的建築物可分為七種類型：
　 　

一是大門門房，門房建築與院牆和裏麵的美式別墅渾然一體，都是用赭紅色一種特殊的燒結耐火磚蓋的，這種磚的製作十分講究，從泥料、製坯、燒結、冷卻都有嚴格的工藝標準，經過高溫燒製，磚體達到了近乎陶瓷標準的“炻”質水平，具有高強度、高熱阻、高隔音、高隔熱、低吸水率、永不變色等性能，質量那叫一個 好！
　　

門房有三個拱洞，左右過道兩邊通著外牆高、內牆低的“胡同”，兩邊“胡同口”都有鑄鐵柵欄門，順“胡同”可通行各幢美式別墅的後門及地下 室，估計當年建築設計師，是為傭人們的通行專用考慮的。門洞正麵是兩扇滾輪滑道式柵欄大鐵門，門內左右兩邊都是門房。一邊是看門人的居住處，一邊是傳達 室，用於會客登記和安放公用電話。傳達室外的牆上有兩樣東西大家經常關注，一個是用布做的、每個小袋下注明樓號的信、報兜，各家的來信、報紙就插在裏麵；再一個是小黑板，上麵經常寫著居委會通知和掛號信、電報主人的名字。門房的主要任務就是查看、詢問生人和傳呼電話。當年院裏有私家電話的沒幾家，門房接到 外麵打來的找人電話，看門大爺緊趕慢趕地到住戶樓前喊人，59號院幾乎每天都能聽見門房大爺扯著嘹亮高亢的嗓音，用略帶老北京吆喝韻味喊出的“吳蔚然電話 ---”！“趙林電話---”！“勞大夫電話---”！
　　

二是院子東側的灰色二層有地下室的磚木英式別墅建築，據說原來是英國聖公理教會的辦 公 樓，大概也是當年德貞先生經常出入的地方，它是59號院裏現存最早的建築物，大約建於十九世紀末，有百多歲了。美國洛克菲勒財團買下這塊地皮後，將這座建 築改為宿舍樓。這個樓東西各有一個正門，北側還有邊門。建國後，五、六十年代的衛生部長錢信忠和後來的衛生部長陳敏章，都曾在此樓一層東麵居住過，同時還有一些協和工作人員住在二樓和一樓西麵。
　　

三是占據院子主體、錯落分布的地上二層、地下一層的美式鄉村坡頂別墅，共有獨立別墅7幢、聯排7門 整 體別墅1幢。這些別墅設計獨特、施工細致、建材考究，可以說是“看著痛快，住著舒服”。別墅前門有陽台、花壇、草坪和樹木，後門有矮牆隔出、全水泥澆成的小院。這些別墅在1918至1921年建成，牆磚全部采用耐高溫的燒結耐火磚，清水牆建築工藝，外牆齊整、古樸，夏天爬滿了綠色大葉的“爬牆虎”，將窗戶幾乎都快遮掩起來，更加凸顯出田園鄉土的濃厚氣息；斜坡形屋頂上，原來覆蓋的是陝西清澗縣出產的特級石板，夏不存雨，東不積雪；屋內樓梯、地板和窗框都是 南美實木和硬木，房屋的雨漏、下水、紗窗、門窗把手和其它一些小五金件，原來均為黃銅質地，六十年代房屋大修才換上現在的波形石棉板、各種不同的鐵製五金件和國產木材了。
　　

獨立別墅每幢建築麵積約為600平方米，首層地坪高出室外約60厘米。內部有客廳、廚房、餐廳、臥室、衛生間等主要房間 外，還設有輔助用房，小儲藏室多處。廚房與衛生間均較大，廚房內可放置餐桌。衛生間內有洗浴設施。一層到二層有木質樓梯，樓梯直接與門廳或過廳相連，房間大多 圍繞樓梯或過廳布局。一層進門有一段拱形門廊，使建築形象生動而親切。別墅地下室牆壁厚實堅固，質量上乘，幾乎每間地下房間都有窗戶，窗前留有半掩體室外采光空間；地下室有獨立的鍋爐房，冬天開燒用於取暖；雖處地下，上下水均十分通暢，牆壁和地麵的防水處理很精細，的確冬暖夏涼，就是管道暴露較多，夜裏管 道流水聲音較大，不夠安靜。
　　

這些別墅蓋好後，住的都是外國醫學專家，以後外國教授回國，中國教授逐漸擔綱協和的學科建設，這些中國早期醫學大 腕級人物才陸續住進了別墅樓。如：婦產科專家林巧稚和她的侄女林心鏗、侄女婿周華康教授住在東一號別墅；泌尿科專家吳階平、整形外科專家宋儒耀兩家合住西 一號別墅；病理學專家胡正祥教授一家住西二號別墅；胸外科專家黃家駟教授一家住西三號別墅；藥理學專家金蔭昌教授住東三號別墅；何觀清教授、張安教授、吳蔚然教授等等則住在聯排別墅。地下室居住人員就很雜了，有醫生、護士、工人、保姆、行政人員、一般幹部，但都與協和有密切關係。
　　

四是正北後 門 旁的小套院，五、六十年代裏麵有兩排平房和一幢二層樓房，居住的主要是工人、基層幹部和普通醫護人員。北門倒也不小，打開就是東堂子胡同，能進出解放牌卡車，平時兩扇厚厚的大木門總上著鐵鎖，隻有快入冬時，拉煤的車子來後，大門才打開。幾天下來，後門小套院的空地堆滿了齊牆高的煤塊兒，全院一冬天的取暖就 靠它們了。孩子們則經常借這裏的煤堆上牆，到相鄰的居民平房上“閑溜達”、找樂子。
　　

五是東北角的幾排平房和公共廁所，大約與美式別墅同期完 成，給十幾戶勤雜工人居住。這裏房頭有兩棵幾十年的大棗樹，夏天棗樹上有不少長著刺毛、綠色的“洋瘌子”，不小心碰上，皮膚又疼又癢，難受之極；秋天棗兒紅了，大人上樹使勁一晃，熟透的棗子雨點般落下來，砸在腦袋上生疼，掉在地磚上立馬摔成兩半。拿個棗子咬一口，脆生生的，倍兒甜。趕上這時，院裏孩子歡喜 得如同過年了。
　　

六是東麵一幢倒L形、有南北兩個門的四層紅磚樓房，這是59號院的最高建築。樓的一端有很深的地下室，裏麵是鍋爐房，冬天為 該 樓供暖。這座樓是五十年代初興建的，使用的建材比較一般，但水泥標號和施工都挺好，房間地表層始終不起沫，而且越擦洗越光亮。院裏的人一直稱它為“新樓”，雖然至今已快60年了，人們依然這麽叫著。這幢樓內的房間有二種結構，一種是塊狀式單元，一個門內房間數量固定，房間與室內走廊連接；第二種是組合式單元，進門後房間互相串聯，住室可多可少。
　　

建國後從解放軍和其他單位調來不少幹部，擔任協和醫學院、協和醫院和中國醫學科學院各級領導， “新樓”主要是為他們蓋的，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張之強、白希清，協和醫學院院長李宗恩，協和醫院黨委書記張紹逖和許多老幹部都在這幢樓裏住過，後來有的專家、教授也住進了這個樓。
　　

新樓兩個門旁都一邊各有一個半米高的水泥台子，每個台子能坐下四、五個人，好象最早是用做花壇，後來砌死成了台子。 砌台子用的水泥標號也挺高，表麵鋥光瓦亮，樓裏的老頭、老太太時常坐在上麵聊家常，男孩子張憲樂、高憲、張鋒、張嶺、陳奇山、劉如光、張克君、汪向東經常 在上麵下棋、扇三角；女孩子吳北玲、吳北躍、郭曉榮、李小莉、冉虹在上麵玩扔包抓拐。
　　

七是院子東南角現在被用做存放物資的庫房。這裏原是操 場，孩子們幾乎每天下課後都來踢球。58年在此建了協和醫院“大食堂”，同時在院子大門口左側、西一別墅南麵空地挖了一個很大很深的菜窖，用於冬儲大白 菜、蘿卜、土豆、大蔥等的存放。大食堂開張後，協和的醫護人員、家屬小孩都來此就餐、打飯，周末還舉辦過舞會和婚禮，很是熱鬧紅火過一陣兒。可是好景不長，僅過了二、三年，大食堂就“歇菜”了，開始空關著，後來就成了堆放木板、鋼管、破舊桌椅的倉庫。
　　

由於院裏老房子多，蝙蝠也就比較多。這些能飛的“耗子”，平時躲在房簷和陽台的縫隙裏，天氣暖和時的傍晚，紛紛飛出來覓食，它們在樹間靈活地無聲穿行，不停地在空中輕快地盤旋、俯衝，也是一道有意思的自然風景線。
　　

別看59號院裏高級領導多，大腕級專家教授多，但他們不過是院裏的住戶，真正掌管院子大權的則是居民委員會。那時，居委會辦公地點設在英式磚木別墅北側平房裏，有一間大點兒的房子，能坐下二、三十個人，算會議室，還有兩間小房子，用於辦公和放材料。
　 　

王二蘇祖籍河北固安，上二輩兒逃荒來到北京，爺爺經人介紹給李蓮英李大總管抬轎子，就算在京城紮了下來。二蘇住在院子東北的平房，出身不錯——城市貧民，有點兒文化——高小畢業，以前在院裏燒鍋爐，年齡大了，體力活幹不動了，院裏組建居委會，街道領導就讓他當了主任。一、二十年下來，居委會從沒見過改 選，二蘇一直幹著。印象中二蘇個挺高，禿頂齙牙，背有些駝，常年上下一身黑，褲腳紮著，很像武打戲裏的夜行俠。大人管他叫二蘇，孩子傳來傳去叫成了“二叔”，他也就習慣成自然地應承了下來。
　　

居委會時不時開會，傳達街道和派出所的通知、要求，各家住戶都要去人參加。領導、專家教授工作忙、事情 多，肯定不會參加這樣的會，就讓沒工作、全職家務的家屬或孩子、以及保姆參加，後來家屬、小孩去的也少了，居委會召開的會議就成了清一色的保姆大會。王二 蘇文化程度不高，要給知識分子和幹部開會他還真膽兒顫，現在麵對一幫沒啥文化的保姆，而且大多數也來自河北霸縣、任丘、永清和文安的農村，他可以放開了喉嚨“擺貨”。所以，經常看見二蘇將上麵發的文件卷成筒拿在左手，右手做著各種手勢，抑揚頓挫地大聲給保姆們訓話。
　　

二蘇還培養了幾個居委會骨 幹，一個是金蕾家的男保姆老馮，全院用男保姆的僅此一戶。馮大叔五十多歲，高度近視，戴個如同瓶底子的眼鏡，腰裏總是係著一條油脂麻花的藍圍裙，他在金蕾家幹了好多年，對金家十分忠實。老馮是居委會積極分子，喜歡找男孩們的“茬”。張憲樂外號“倍兒樂”，是協和醫院黨委書記張紹逖的小兒子，性格倔強、淘 氣，腦門前的發際長有一個“旋”，所以前麵的頭發總是紮著。“倍兒樂”最看不慣馮大叔，給他起外號“馮瞎子”，孩子們有時當麵就這樣叫，氣得老馮暴跳如雷，找孩子家長告狀。再一個是胡正祥教授的兒子，當時三十多歲，患有間歇性精神病，曾拿菜刀追著人砍，所以一直沒工作、沒結婚，長得挺壯實，大人、小孩背 後叫他“胡瘋子”。二蘇經常讓胡瘋子去街道取材料、給院裏住戶發滅蚊蠅蟑螂藥、陪片警小崔查戶口，胡瘋子兩條小腿搗馳著跑得很來勁。胡瘋子也經常與院裏男孩發生矛盾，孩子們對他忍讓多了，也盡量不去招惹他，倒不是因為他爸是著名教授，而是孩子們受到家長的一再告誡，精神病人打人、殺人那是白打、白殺，不償 命。六十年代初，胡瘋子因猥褻幼女，被抓了起來，後來聽說判刑送西北勞改，刑滿後他舍不得離開，自己要求留在監獄工作，再沒回到北京城。
　　

“文 革”剛開始時，秩序還沒完全亂，王二蘇領導的59號院居委會，緊緊地把保姆們團結在一起，為串聯來京、住在外交部街31號24中教室的一批批外地紅衛兵們 做飯、送飯，還要求保姆密切監視各自主家的動向，發現異常特別是家人出遠門或外人來訪及居住的，隨時向二蘇匯報，二蘇再根據不同情況，確定是派人上門查問，還是自己與片警一同過問。他這一招，幾乎把院裏的保姆都培養成了電視劇《潛伏》裏的餘則成。弄得許多專家教授和領導，視保姆如密探，防保姆如防賊，還 沒理由也沒膽量敢辭退不用，在家兩口子輕易不敢大聲說話，生怕哪句說不對，讓保姆聽見匯報出去惹來大禍。再往後，協和造反派到處奪權，王二蘇一幹人等，也被造反派說成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爬蟲”、“黑打手”，遭到批鬥和打罵，並被趕出了居委會，那幾間辦公房也自然成了造反指揮部。
　　

由於這 個 院子建築上的獨特風格和鬧中取靜的特點，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影視作品紛紛以其作為背景，取景、拍攝，並受到觀眾好評。59號院在一些導演、編劇心目裏，竟 然是滄桑無限、處處陶然的好地方，是集傷痕文學、城市文學、知識家庭為一體的情景劇最適當的表演舞台和拍攝聖地。
　　

孩子們的天堂
　　

59號院要比起城西的部隊大院，那可是小多了，但59號院在城市中心，院裏樹木茂盛，花草眾多，路邊灌木整齊，路燈矗立花壇。每幢房子外都有澆水的自來水龍頭，好幾個師傅專門打掃院子衛生，修剪、澆灌各種植物。
　 　

春天夏天，師傅們接上皮管給草地和樹木澆水，清澈的自來水流進土壤卷起的泡沫和土腥味，給美麗的院子帶來無盡的生機與活力。院裏的男孩子乘工人師傅休息，或者拿著皮管向四處草地噴射水花，或者你滋我、我滋你，搞得混身濕漉漉。大家沉浸在水的嬉戲之中，玩得十分起勁兒。天熱時，孩子們玩捉迷藏，跑得滿臉 通紅、滿頭大汗，背心濕得緊貼前胸後背，擰開水龍頭對嘴喝水、捧水洗臉衝頭那是常事，沒見誰弄出病來。
　　

院裏草地成片，深處沒過小腿。樹木有 柳 樹、槐樹、榆樹、椿樹、桑樹、杏樹、桃樹、棗樹、海棠、銀杏樹、梅子樹、鬆柏樹和葡萄架，丁香花、藤蘿花、海棠花開放時節，白色的、紅色的、黃色的、粉色的、紫色的花朵一堆堆、一簇簇、一串串地各處開放，院子裏經常是繁花似錦，香氣撲鼻。太陽直射、溫度增高時，花朵散發出的濃鬱香味，幾近熏得人喘不過氣 來。蝴蝶、蜜蜂、馬蜂、牛蜂整天圍著花樹“嗡嗡”飛個不停，各種小鳥也忙進忙出地在樹間草間覓食、追逐。夏日，草裏的螞蚱、灌木上的螳螂、空中飛來飛去的蜻蜓、樹幹上叫個不停的蟬兒，都是孩子們的喜愛和至寶。
　　

張克君是逮蜻蜓的高手，什麽“紅果”、“黃果”、“老杆”隻要落在夠得著的地方，都 逃 不出他的手掌。由於他長得白皮細肉，有幾分女孩氣，同伴給他起外號叫“克妞子”。克君家住連排別墅的地下室，媽媽是協和的資深護士長，爸爸在石景山鋼鐵廠上班，他是家裏老大，下麵一串妹妹：張克敏、張克華、張克麗……，克君的爸爸人高馬大、身材魁梧，對他很嚴厲，他的奶奶則經常護著克君，把他當命根子疼， 有好吃的總是留給他。
　　

高憲家住院子東北角的夾道平房，比克君小幾歲，人猴精猴精的，外號“高獰子”。他最擅長捉“知了”，有時用桃樹膠、有時 用白麵筋，拿根長竹竿，挨個兒樹地粘，一中午能捉十來隻。更厲害的是，高憲把彈弓用得令人咋舌讚歎，他用彈弓打“知了”、打馬蜂窩，幾乎是彈無虛發。高憲 的爸爸好象在協和做黨務行政工作，他有個妹妹老喜歡跟著他玩，而高憲總是等妹妹不注意時，瞬間甩開她溜走。冬天下雪後，那叫一個熱鬧。堆雪人、打雪仗，用鞋踩著竹片在壓實的雪上打出溜，把木板釘上鐵條當雪橇拉人來回跑。最過癮的還是做冰棍，倒一小搪瓷缸的白開水加點糖，用白紙封上，中間插根 小木棒，放窗台上凍一夜，第二天就能嚐到自製的土冰棍了，好吃不好吃咱另說，圖的就是個樂子和新鮮勁兒。
　　

當時院裏的孩子不少，主流是50、 51、52這三年出生的，58年9月後上的小學。像協和領導的孩子張憲樂、郭曉榮、陳韶山、李小莉、劉如光、冉虹，專家教授的孩子梁端、錢家聲、宋業亮、劉偉民、吳北玲、金蕾等，年齡都差不多，大多都在同一個小學——新開路小學上學，像劉偉民、梁端、吳北玲、陳韶山、金蕾、張憲樂、郭曉榮、劉如光、李小 莉、李紅還在同一個班度過了六年的學習生活，直到考了初中後才各奔東西。
　　

孩子們年齡不大，但有二個界限。男孩女孩有界限，並且界限鮮明。男 孩 隻和男孩玩，女孩也隻跟女孩玩，一家的兄弟姐妹在院裏也絕不會混在一起玩耍。女孩室外玩跳皮筋、踢毽子、跳房子、扔沙包、抓拐接包等，都是文明遊戲。男孩子花樣就多了，什麽打彈球、扇三角、拍洋畫、滾鐵環、剁刀占地、踢罐報警、騎馬打仗、官兵捉賊。大一些後，上牆、爬樹，做彈弓、練飛刀、玩擊劍、用土坷拉 打仗，經常滿身泥巴渾身土，到天黑吃飯時間還在院裏“瘋”，惹得大人滿院子邊找邊叫。
　　

幹部的孩子和專家教授的孩子也有界限，但不甚明顯。主要界限在於幹部的孩子比較“淘”，玩的東西層次比較低；專家教授的孩子“文”多了，喜歡的東西比較高雅，這可能與家庭的條件和影響密不可分。
　 　

當年院裏經常長時間回響著清脆、曼妙的鋼琴聲，彈琴的分別是住在東三別墅的金蕾、住在新樓南門一層的吳北玲，好象住聯排別墅的張安教授女兒也彈，張教授女兒學芭蕾舞，小點兒的孩子詼諧地叫她“芭蕾舞大師”。教琴的老師定期到她們家裏指導，幾家的鋼琴上都放著好象鬧鍾似的打拍器，專業味道十足。後來時境的 變化，張安教授的女兒沒能搞藝術，卻到東單菜市場整天搬弄蘿卜、白菜，當了一名賣菜工，改革開放後去了美國。
　　

金蕾的爸爸是藥理學專家金蔭昌 教 授，美國加州大學醫學院博士，在協和的藥劑、藥理研究上坐“頭把交椅”，她媽媽唐冀雪阿姨也從事藥學研究。金家就她一個女孩，很文靜、很秀氣，極少見她開懷大笑或高聲說話。金蔭昌教授中等個，較胖，經常穿著大衣，夾個大皮包，來去匆匆，顯得十分忙碌，外國人進出她家挺多。吳北玲的媽媽王克勤阿姨，湖南人， 在美國獲得過碩士、博士學位，一直從事生物化學研究。當時聽說，王阿姨研究出的人造血十分神奇，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發揮過重要作用，挽救了許多誌願軍戰士的生命。吳家三姐妹，姐姐吳北霞、妹妹吳北躍，數北玲最漂亮也最聰明，瓜子臉、丹鳳眼，笑起來有酒窩，像媽媽，隻是額頭有點“唄兒”，像爸爸。金蕾和吳北玲 練琴都很刻苦，《藍色多瑙河》、《致愛麗絲》、《四隻小天鵝》的樂曲聲，經常從她們的琴房裏傳出，彌漫在59號院的上空。除了鋼琴外，金蕾還拉小提琴，吳 北鈴還彈手風琴。
　　

住東二別墅的男孩梁端，長得比較單薄，後腦勺上有兩個“旋兒”，脾氣特“擰”，也學拉小提琴，他有個姐姐叫梁琪，年齡大七、八歲，長得端莊文靜，很少在院裏玩。梁端特別喜歡看外國小說，家裏有成套的《福爾摩斯探案集》和法國科幻作家儒樂•凡爾納的小 說《神秘島》、《機器島》、《地心遊記》和《海底兩萬裏》、《八十天環繞地球》，講起書中的故事情節，梁端充滿著童真、憧憬和神秘。錢家聲家和梁端家共住一樓，錢家聲經常製作各種物件拿到院裏給小夥伴展示，像三合板航模、彈弓手槍、鐵絲劍等等，做得象模象樣，挺精致。
　　

宋儒耀教授的小兒子宋業亮，擅長裝配礦石收音機和簡易半導體收音機，家裏膠合板、電烙鐵、小鑽頭、漆包線一應俱全，幾個二極管、三極管、電阻、電容器組合在一起，就能收聽廣播電台的節目，令許多孩子羨慕得不行，紛紛效法他省下零用錢，滿世界買來元器件，學著裝半導體。
　　

幹部和一般工作人員的孩子喜歡看小人書，《三國演義》、《水滸》、《嶽飛傳》抓到哪本看哪本；喜歡聽評書，廣播電台播送的《林海雪原》、《平原槍聲》、《烈火金剛》，回回不拉。
　 　

劉如光、張克君一幫小夥伴聊起梁山好漢和楊家將的故事，二個鍾頭停不下來，往往為雙槍陸文龍的武藝高還是沒羽箭張清的武藝高、青麵獸楊誌的刀好還是楊七郎的錘好，爭得臉紅脖子粗；至於樂器，幹部孩子也喜歡，住新樓三層的陳奇山、陳韶山哥倆兒，都學吹笛子，沒有專業老師教，自己摸索著練。家裏給的錢不多， 買幾張笛膜當寶貝，節省著用，生怕不小心弄破了，後來竟然也吹得有模有樣、悠揚婉轉的，挺打動人。
　　

也不記得從哪年開始，幹部孩子中時興起養 蠶、養熱帶魚的風氣。春天，從夥伴手裏拿到一小張撒著蠶籽的紙，放進紙盒中，隨著氣溫不斷升高，幼蠶終於破籽而出。在英式別墅前有兩棵樹幹如水桶般粗的大桑樹，每年初夏都結滿了紫紅的桑椹。院裏還分散長有不少小桑樹，蠶要吃的食物——桑葉不成問題。放學後，用長竹竿綁上粗鐵絲做的鉤子，從樹上絞下桑葉，再 用清潔濕布擦淨晾幹，蓋在蠶上，不多久蠶就爬上葉子，腦袋從上往下不停吃了起來，盯著蠶吃桑葉的忙碌，聽著它發出的沙沙聲，看著一次次蛻皮後，蠶從黑到黃再到白，從蠶變繭再變蛾，最後撒下無數小籽，孩子們可長見識、可高興了。一次，住在新樓的張小莉給大家看她養的蠶吐出的絲餅片，大家很是驚奇，她告訴大 家，蠶要吐絲時，將它放到攤在桌子的白紙上，讓蠶始終找不到做繭的支點，蠶實在沒有辦法，隻能無奈地將滿肚子裏的絲，在紙上吐成餅片狀。這樣，稍做加工，就可成為十分精美的書簽。孩子們先後實踐，不久，每人都用上了或黃或白閃閃發亮的蠶絲書簽。
　　

養熱帶魚也是因陋就簡，不可能用水族箱，甚至連 魚 缸都沒有，就是用玻璃罐頭瓶子，洗淨後找來沙子、水草，照水族箱樣子布設，花零錢去米市大街熱帶魚商店買最便宜的“孔雀”，最多是買“紅劍尾”或“黑瑪莉”，高檔魚如“神仙”、“藍星”、“金銀燈”太嬌貴，買不起的，也不敢養。玻璃瓶子養兩對“孔雀”剛好，平時買點兒幹魚蟲喂魚，有空就拿上自己用紗布做 的水網去護城河撈紅紅的新鮮魚蟲喂魚，看到魚蟲撒進瓶裏，自己養的“孔雀”歡勢地在水中吞食魚蟲，愉悅的心情難以表達。個把月後，母魚肚子大了，再一段時間，早晨起來，玻璃罐裏居然看到好幾條小魚，是母魚生小魚了，趕緊再拿一個玻璃罐子，將小魚與大魚分開，以後生得多了，就用自己的魚與別人交換，還互相交 流養魚經驗。住新樓四層的張根生，是張之強家的唯一男孩兒，他姥姥找他回家吃飯時，經常扯著嗓子喊“根根”，孩子們故意學她樣子，發出的聲音卻是公雞般的 “咯、咯、咯---”！ 根生養魚撈蟲最熱心也最積極。一個下午，幾個同樓住的孩子相約去城東護城河撈魚蟲，他隻顧往魚蟲多的地方鑽，一腳踩空，掉進河裏，好在發現得快，同伴及時將他拉了上來。他家大人知道後，不準他再去河邊撈蟲，他爭取到了一月二角錢的經費，可以到魚店買活魚蟲了。
　　

上小學三、四年級後，幹部孩子從工地上找回電焊工用的電石塊，天黑後將電石埋進火山樣的錐形小土堆，慢慢澆上水。電石遇水發氣，從土堆口上噴出，孩子們用火柴點燃氣體，一座人工火山出現了，電石如果量多，火焰就能燃燒較久，大人遠遠看到也往往十分驚訝。
　 　

張峰、張嶺不知從哪搞來不少塊狀的硫磺，原來想按照故事書上講的辦法配製黑色土火藥，做火藥槍玩，木炭粉可以將木箱板、木頭塊燒焦、研碎後自製，硝化鉀可就不容易得到了，燈市口大街化學用品商店有賣的，但要有介紹信，孩子們弄不到。於是，就到公共廁所刮尿堿、到平房老牆根鏟白色的硝痕，嚴格按照硝、硫 磺、木炭1：2：3的比例配兌，多次試燃都不成功，不是發火很慢就是根本不起火，壓根產生不出從鞭炮中剝出黑色火藥的那種爆燃效應。老弄不成，孩子們也開始厭倦了，但發現隻要沒有風，硫磺點著時，會發出幽幽一層藍色的火焰，並伴著刺鼻的臭味兒，硫磺本身會從固體變成流體，附著在磚、石、木頭上慢慢燃燒。於 是，在夜晚將硫磺放在磚上點燃，讓整塊磚頭成為“藍精靈”，惹得大人們也好奇地駐足觀看。
　　

這些活動沾上了“火”，成為消防隱患，很快被居委 會 盯上了，馮瞎子是急先鋒，挨個到張憲樂、張克君、劉如光、高憲、張峰家裏告狀，害得好幾個人都挨了家長的打與罰。這幾個淘氣的孩子別提有多記恨了，湊在一起商量，決心報複他一下，還得讓馮瞎子吃虧說不出來。劉胖子學《地雷戰》電影裏，鬼子偷地雷挖了一手屎的路數，出了個損招，讓張憲樂、張克君去胡同口當偵 察員，看著馮瞎子買菜回來及時傳遞信息，讓高憲現拉出一泡屎，張峰用牛皮紙接住，然後抹到金蕾家後門、馮瞎子進廚房必開的門把手上。幹完這一切，幾個孩子跑上新樓北麵的樓梯窗戶看熱鬧。一會兒，馮瞎子真回來了，他一手提著菜籃子，一手擰門把手，門沒打開，手上先攥了一把屎。他眼神不好，但感覺不妙，將手放 近臉前一看，上麵黃黃的巴巴臭氣熏天，弄得他直犯嘔。進門後又是洗又是擦，折騰了小半天。幾個孩子們像吃了蜜蜂屎，那個樂啊！笑得肚子都疼了。大家相約保守秘密，誰問都不承認，誰說了誰是小狗、誰供出別人誰就是叛徒甫誌高。馮瞎子倒了黴，肯定知道是那幾個孩子幹得，但苦於沒抓到證據，講出去又覺著挺丟臉 麵，所以也就沒吱聲，幹認吃了回啞巴虧。
　　

幹部孩子還有淘氣的事。一天下午放學後，張克君、劉如光、張憲樂等幾人議論起“人是不是都貪財”，克 妞子認為，有的貪有的不貪；倍兒樂講，沒有不貪的，不貪是裝出來的。兩人爭論起來沒完。劉胖子說，你們亂吵有什麽用，不如咱們做個試驗就會有結論。克妞 子、倍兒樂馬上問，怎麽做試驗？劉胖子跑回家，不一會兒拿著一木軸縫紉機線和一張兩角錢毛票出來了，他在紙幣上穿個小洞，用線栓上。幾個孩子將錢放在路中央，鑽進周圍樹叢裏躲好，克妞子牽線等著。走到毛票近前的路人，左右張望沒見別人，彎腰伸手揀錢，克妞子將線一拉，毛票往旁邊挪動，揀錢人以為是風吹的， 接著走上前揀；克妞子再拉線，再揀；孩子們忍不住笑出了聲，鬧得揀錢的大人滿臉通紅，趕緊轉身走人。試了幾次，除去行走匆匆沒看見的，都會揀錢。回家吃晚飯前，倍兒樂得意地說，怎麽樣？！我贏了吧！克妞子“唉”了一聲，惺惺地自言自語道，“真沒想到，大人都這麽喜歡錢”。
　　
我們的新開路小學
　　

1958年全國開始“大躍進”運動，59號院裏的孩子不少到了上學年齡。當年五月至七月，按照戶口居住地，適齡兒童開始入學報名。
　 　

要上學了，不管是專家教授的孩子，還是領導或工人的孩子，都挺激動。七、八月裏，適齡孩子隻要見麵就問“是不是上新開路小學”？“知道不知道在哪個班”？新開路也是一條胡同，與外交部街中間隔著西總布胡同，步行隻需十幾分鍾。新開路小學在新開路胡同的中間，門牌是33號。這所小學曆史悠久，最早是 “大清國八旗子弟京師小學堂”，與“京師中學堂”的北京一中、“京師大學堂”的北京大學，同為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產物，有一百多年曆史了。
　　

當時新開路小學的校園主體是一個大四合院。大門是兩扇木頭門，上麵有大鐵環，門坎也是很高很厚的木頭做的。學校大門開得並不在校園正中，四合院被矮牆和房頭遮擋著，進門左轉繞過矮牆才能進到院子。院裏東房是教室，北房是教室和老師的備課室，西房是校長辦公室、教導處。學校開大會，幾百個學生就站在這個四合 院中間的平地上，老師站在北房前台階上講話。從東側出四合院又是二排平房，空地上砌有水泥兵乓球案子、長著挺粗的幾棵柳樹，房子都是教室；再往東過一個磚門，是學校操場。操場正北的房子是音樂教師，前麵有一個水泥主席台，開全校大會或做廣播體操，校長、老師就站在上麵。操場裏有木質雙杠和沙坑，南麵是廁所 和一個旁門，這個門能進卡車。在四合院後麵，還有一個小院，東側與操場相通，中間在教師備課室與平房間有一個小過道連接，後院的二層樓也是教室。
　 　

終於等到了9月1號，一大清早，男孩子背著空書包自己走到學校，女孩則由家長牽著手到學校報到。分班老師按照名冊告訴孩子應該去哪個班、到哪個教室。 59號院的小孩分到一年二班的有張克君、冉虹等。金蕾、張憲樂、陳韶山、吳北玲、劉如光、梁端、郭曉榮、劉偉民、李小莉、李紅都分在一年一班。一班這個集體，共40名學生，都是周圍胡同和社區裏的孩子，張麗華、蔡姬妤、董小平、崔布穀、史和平、王義民等一批新的夥伴，與外交部街59號院的孩子們很快就熟悉 了起來。
　　

新開路小學當時的校長叫馬家驤，是一位胖胖的女士，每學期開學典禮或少先隊大會馬校長講話時才能見到她，平時很少見到校長活動。班主任張瑛老師，主教語文課，也代過數學和曆史課。從1958年9月到1964年7月，張老師一直跟著一班當班主任，同學們對張老師留下很深的印象，有很深的感情。
　 　

張老師是北京人，家住史家胡同，當年五十出頭，花白的頭發，剪著齊耳短發，樣子慈祥、和善。她是“解放腳”，小時候纏過足，以後放了，所以走起路來總有點兒“顛”。張老師喜歡男孩子，也喜歡學習好、乖巧的女孩兒，她對調皮、淘氣、學習成績不夠好的男孩兒有足夠的耐心，但對成績不好的女孩子就相當嚴厲了。 一次，她對一個不完成作業、考試不及格、姓張的女生發了火，教鞭重重地打在講台上，用地道的北京話罵道“你個臭皮囊個兒”、“給你們家大人丟人現眼來了”，全班同學驚呆了，大氣不敢出，完全被深深地震撼住了。
　　

張老師教語文課有兩個絕招，一個是讓全班同學按座次讀課文，搞朗誦接龍，隻要你讀錯，就坐下，由下一位同學接讀，看誰語氣生動，讀得課文長。同學們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誰都不服輸，抓時間練朗讀，閱讀能力提高迅速。第二個是讓學生以課文為中心，按照上下線索自己想象講出故事。比如，學習文言文《守株待 兔》後，張老師讓大家合理編講出之前和之後的故事，激發同學們開動腦筋、敞開思路，按照自己的思路進行敘述，對學生的形象思維、推理歸納和語言表達有很大促進。
　　

二年級時，表現好、學習好的孩子開始批準加入少年先鋒隊了。吳北玲、陳韶山、張麗華是班裏第一批入隊的，北玲擔任了大隊委，韶山當了中 隊長。三年級、四年級時，班裏同學陸續都入了隊，大家都戴上了紅領巾。新開路小學少先大隊舉行入隊儀式很隆重，經常借用大華電影院場地，在少先隊鼓樂隊伴 奏下，迎隊旗、唱隊歌，宣布新隊員名單，新隊員列隊上舞台由老隊員係紅領巾，新隊員代表發言，大隊輔導員老師講話，最後老師高聲說：“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全場同學齊聲高呼“時刻準備著”！儀式結束後，接著還放映一部有教育意義的電影。
　　

當時，布的紅領巾5角錢一條，大家都戴布的。吳北玲買的紅領巾是綢子做的，要一元多。春遊時，她指揮全班同學唱歌，柔和的春風吹起她的劉海，紅綢領巾隨著雙手的節拍在胸前頻頻擺動，稚嫩的臉上滿是認真、努力的神情。
　 　

毫無疑問，學生要看學習成績。吳北玲、陳韶山是拔尖的，他倆成績穩定，不論上幾年級經常考雙百，在年級也能排在前麵。吳北玲一手字寫得好，毛筆大字和作文經常貼在學校專欄展覽、示範；陳韶山留著分頭，辦事穩重，為人厚道，喜歡幫助同學，大家願意跟他玩，在同學中威信高。張麗華長得挺漂亮，在女同學裏很聰 明，她和金蕾、蔡姬妤一樣，學習成績98、99，也很“牛”。梁端、史和平、崔布穀、董小平算術特別棒，五、六年級時，算術難度增加了，好多方程題大人都解不出來，這幾個男孩腦子好，盡管題再繞，很快也能列出公式，得出正確答案，就沒有算不對的題目。劉如光語文好，作文來得快，構思巧妙，生動有趣，張老師 經常作為範文在全班麵前邊讀給大家聽，邊作點評分析，他畫得水墨畫也上過學校的專欄。張憲樂、郭曉榮學習成績也不錯，就是比較粗心，經常是八、九十分。劉偉民、張小莉腦子稍微慢一點兒，但他倆真用功，別人去玩，他們還在“吭哧、吭哧”做作業，下得工夫比別人多不少，成績也都還可以。
　　

在學校 裏， 男孩最大的樂趣是打乒乓球。１９５９年春，第25屆世乒賽在聯邦德國舉行。容國團奪得男子單打冠軍。周恩來將容國團奪冠和十年國慶視為５９年的兩件大喜 事，將中國首次生產的乒乓球命名為“紅雙喜”。容國團成為青少年的偶像，乒乓球熱迅速在全國興起。買個帶海綿膠粒的球拍要好幾元錢，不少孩子就買來光板球拍自己沾上海綿或膠粒，練習推、擋、搓、削、抽、撈、扣，誰要是掌握了個新技術，大家都會跟著效法學習。校園裏孩子多球台少，下課鈴一響，大家蜂擁而出， 急著搶球台。課間十分鍾，不能整盤地打，就誰新上來誰發球，一球決勝負，輸的下去再排隊等，贏的當“皇帝”，直到自己被打下去。女孩們玩雙杠也是有些 “瘋”，兩人各把一頭，一聲開始，雙方都要全身從右杠上麵騰過，以最快速度追到對方為勝，有時兩邊勢均力敵，躍起追逐，騰挪閃轉，讓人看得也是眼花繚亂。
　 　

冬天，北京天氣冷，教室裏升煤球爐子，鐵皮煙筒連接爐子和窗戶上的風鬥。同學有時從家裏帶來白麵饅頭或棒子麵窩頭，放在爐子麵上烘烤，饅頭、窩頭慢慢變黃變焦，發出誘人的香氣。課後，食品的小主人將饅頭、窩頭掰成小塊分給同學們吃，大家嚼著酥脆、噴香的麵食，聊著感興趣的話題，那種感覺比今天在高檔飯店 吃海鮮大餐還要愜意。
　　

1960年後，國家經濟形勢越來越差，糧食定量供應，商店食品也少得可憐，買生活必須品開始憑“票”。59號院的許多 家 庭買了那種小商販使用的杆秤，每頓飯前將糧食仔細按定量稱出，生怕吃冒了，月底無米下鍋。院裏樹木多，一到春天，擼柳芽、摘槐花、采榆錢，弄回家既當菜又當飯。柳芽比較苦，要用開水焯一下，才能食用；槐花、榆錢用水衝洗後，就可和在棒子麵裏蒸窩頭了，吃起來甜不嘰的，味道不錯。由於采摘的人多，這幾種樹的 樹杈經常被折斷，五月底都長不齊樹葉。新開路小學裏許多同學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老師們的體力和精力也明顯下降。學校減少了體育課和勞動課，但主課教學一點兒也沒有放鬆。
　　

63年形勢好轉後，學校在春季組織四、五、六年級的同學到北海公園過了一次隊日。記得那天，紅色隊旗隨風招展，一群群身穿 白襯衣、藍褲子，胸係紅領巾的少先隊員在輔導員老師的帶領下，或在白塔前遊戲，或在樹陰下猜謎，或在湖麵上劃船。活動即將結束前，大家齊聲唱起：“讓我們 蕩起雙槳，小船兒推開波浪，海麵倒映著美麗的白塔，四周環繞著綠樹紅牆。小船兒輕輕，飄蕩在水中，迎麵吹來了涼爽的風。紅領巾迎著太陽，陽光灑在海麵上，水中魚兒望著我們，悄悄地聽我們愉快歌唱。小船兒輕輕，飄蕩在水中，迎麵吹來了涼爽的風。做完了一天的功課，我們來盡情歡樂，我問你親愛的夥伴，誰給我們 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小船兒輕輕，飄蕩在水中，迎麵吹來了涼爽的風”。委婉動聽的歌聲，掠過湖麵，拂動著垂柳枝條，也打動著每一個孩子純真稚嫩的心靈。
　 　

白駒過隙，光陰似箭。六年小學愉快的生活很快結束了。那時實行的是每周6+1作息製，一天上午四節課，中午回家吃飯，下午再上一節或二節課；每節課40 分鍾，課間休息10分鍾。推廣廣播體操後，二節課間到操場做廣播體操；後來又推廣眼保健操，就做眼保健操。開設課程就是語文、算術、地理、曆史、動植物、音樂、圖畫、體育等，老師每天留的作業也不多，經常是一小時之內就能做完，假期作業也是極其有限的。書包不重，玩的時間很充裕。新學期，發新書後，同學們 回家找牛皮紙或畫報紙精心包上書皮，張麗華、吳曉榮還能將書皮包出小小的藝術效果，並在班裏得到推廣。學期結束時，每個同學拿到張瑛老師發給的成績冊，互相比較著分數的高低和操行評定的結果，議論著假期的打算和安排，別提有多興奮了。
　　

暑假裏，59號院孩子們的活動主要有三項：遊泳、騎自行車、看電影。
　 　

遊泳剛學時隻能去工人體育場的室外泳池，每小時一角五分錢，隻是到那裏遊泳的人太多，池子裏經常如同下餃子一般，很難遊得開、遊痛快，等學得差不多了，就幾個人結夥去什刹海遊，那裏也是有人管理的，要先測驗遊泳技術，再辦個證，每次交5分錢就能下水了。什刹海的水比較髒，水底是淤泥，遊泳時還經常能從水底摸到河蚌，但有了寬敞的水麵，不用屁股擠屁股了，大家還是知足高興的。
　　

學騎自行車，孩子們也是很踴躍。當時不少教授家有英國原裝的“鳳 頭”、“三槍”、“菲利浦”自行車，這些自行車檔次高，裝有“加快軸”，也就是變速檔，騎起來發出“噠、噠、噠”的悅耳聲音，既快又省勁兒，專家教授的孩子們騎這種車是很讓人羨慕的。幹部孩子隻能騎國產的“永久”、“飛鴿”、“鳳凰”車，28男車有橫梁，汪向東、張嶺、張根生個兒小，坐不到車座上，就右腳 “掏襠”，站著騎，男孩兒騎會了還扶著車後架，教女孩兒們騎。很快，院裏差不多大的男孩女孩都學會了騎車。男孩們還學會了“撒把”、“定車”、“帶人”等技術，上街經常是一陣鈴聲一陣風，快捷、方便多了。
　　

小孩都愛看電影。協和好象不很重視文化娛樂活動，記憶裏隻有不多幾次在東單三條小禮堂演 節 目、放電影，偶爾才給工作人員發兩張電影票。59號院附近有二家電影院，一個是大華，一個是紅星。紅星電影院在金魚胡同口上（現已拆），是基督教青年會禮 拜堂改的，條件差點兒，好象放映記錄片、科教片、動畫片比較多，大家去那兒看電影較少。大華電影院離得近，從59號院到大華步行5分鍾。自要北京上映新片 子，大華總是第一撥放映。大華影院條件好，座位多，休息廳裏高懸著白楊、王丹鳳、上官雲珠、趙丹、孫道臨、王心剛等22位大腕明星的照片。新片即將上映 前，影院都要製作大幅電影宣傳廣告畫，廣告畫由大華的畫師直接在釘好的板子上開畫，大街上來往行人都能看到繪畫的全過程，畫師是中年人，據說是個啞巴，每當他揮筆作畫，周圍都能聚上一大群人觀望，他把電影人物畫得很逼真、很生動、很傳神，也算個奇才了，足以印證司馬遷所說“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 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的道理，一點兒都不錯。大華的電影，學生票一角、一角五分，新片、外國片二角五分至五角不等。想看電影又沒錢，一直是孩子們的基本矛盾，也不能老找家裏大人去 要，於是就想到了混進影院看電影的辦法。開始，趁著入場人多時，夾在大人之間過剪票口，可大華的驗票師傅個個都具有孫悟空的火眼金睛，哪個也不是吃素的，沒費吹灰之力，將59號院混票的孩子一逮一個準兒，全給哄了出來。沒多久，高憲發現，大華兩場電影間往往銜接很緊，間隔隻有15、20分鍾，他把情況向幾 個孩子一說，大家又合計出混入影院的一個新辦法。大華入場走正門，散場出兩個邊門，其中北麵邊門是個小胡同，路窄，觀眾退場比較緩慢，影院工作人員忙於清理場地，出場口一時無人把守。孩子們利用頭場電影散場，人們往外走的機會，迅速倒流進入出場口，然後直奔廁所。等工作人員關上出場口的大門，孩子們早已坐 在廁所各單間的馬桶上了。等到場內黑燈開演後，孩子們再一個個從廁所溜出來找空座。這一招還真靈，59號院的孩子蹭著看了不少電影，還楞是一個也沒被拎出 來過。
　　

1964年6月中考之後，一班的孩子因被不同中學錄取而各奔東西，外交部街59號院的這批孩子以後也逐漸分多聚少，“文革”後更是命運所係，難得謀麵，以至相互之間完全失去了聯係。
　　

後來發生在“文革”中的二件事，令曾在新開路小學同班共讀的59號院的孩子們震驚，並深深烙進了他們的心裏，以至終身難忘。
　 　

一件是張瑛老師被批鬥。66年5•16通知發表後，大中小學校逐漸完全停課，社會秩序也漸漸紊亂了。據說，新開路小學高年級一幫學生，在幾個出身好的年青老師攛掇下，成立了紅小兵組織。張瑛老師因是地主家庭，加上平日裏對學生要求嚴格，性情直爽有時還比較暴躁，被首先揪了出來。批鬥 大會上，頭發花白的張老師被剃成陰陽頭，胸前掛著寫有“地主階級孝子賢孫”、名字被打上紅X的大牌子，學生們強迫張老師跪在台階上，往她頭上倒墨汁，朝她 身上吐痰，齊聲呼喊著“革命”口號。畢竟是年幼的小學生，思想也簡單，“造反”也沒有多大的道行，折騰一陣過後也就失去了勁頭。張老師成了“牛鬼蛇神、臭老九”，後來較長時間被罰打掃衛生、刷洗公共廁所。她住在史家胡同，回家、到學校都要經過外交部街西口，59號院的不少學生家長都認識她，看到她因為頭發被剃，春夏秋冬都捂著頭巾，與誰都不打招呼，低頭“顛兒、顛兒”地走在路上。
　　

另一件是吳北玲帶人抄自己的家。59號院裏先後遭造反派抄的有 好 幾家，但自己抄自己的隻此一家。北玲小學學習成績優異，以高分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簡稱“師大女附中”。這所學校高幹女兒多，在“文革”中造反早、鬧騰得也比較狠，曾將副校長卞仲耘活活打死。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66年8.18在天安門上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毛澤東給她改名“宋要武”， 就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也是這年夏季的一天，張峰匆匆跑來告訴正在玩耍的幾個男孩兒，說院裏忽然來了一大幫女紅衛兵，氣勢洶洶奔新樓去了。張克君一揮手， “摟摟去”，大家一窩蜂朝新樓南門跑去，剛到新樓轉角，就看見南門前圍著一群人，有的還從樓內往外搬東西，地上紙張、書籍、物品掉得七零八落。來到南門口細看，十幾個戴“紅衛兵”袖章的女孩子在北玲家進進出出，北玲爸爸吳叔叔、媽媽王阿姨低頭站在宿舍門口，身旁有兩個凶神惡煞的女紅衛兵手提武裝帶監視他 們。裏麵三間臥室已被翻亂，櫃子、箱子、書櫥全部敞開，北玲姐妹仨兒的玩具扔得滿地都是，家裏的信件、照片、外文書籍、專業資料以及一切所謂能沾“資產階級”邊的東西一律被抄，鋼琴也被抬出59號院子，不知搬往何處。廚房、廁所顯然也被抄過了，櫥具、臉盆、毛巾七零八落。吳北玲也戴著北師大紅衛兵的袖章站在房間過道邊，一個穿著舊軍裝、紮著兩個小辮的女紅衛兵頭頭指著北玲大聲咆哮：“吳北玲啊吳北玲，看看你家裏都藏著一些什麽東西”！北玲麵無表情，一聲不 吭。
　　

後來聽說，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來抄家，是北玲為表現自己的“革命精神”“引狼入室”的，作為十分了解吳北玲個性的一個同學，我相信這是真實 的。當時的年代，這種事也不是絕無僅有，有的高級領導幹部被打成叛徒、黑幫，當紅衛兵的兒子親自殘忍地將父母肋骨踢斷、小腿打折，美其名曰“大義滅親”。 那是個悲哀的時代，也是個人性泯滅的時代，拋棄感情、六親不認並不奇怪，如何杜絕這種悲劇的發生、避免這種現象的重演，值得所有國人經常反思和警惕。
　 　

吳北玲後來去了陝北插隊，以後又在77年考回北大上學，並嫁給東北籍的知青名人孫立哲，再後來兩人一道去美國“洋插隊”，先後賣餃子、印名片、辦公司，有了2個孩子。不幸的是，當苦盡甘來，在美國事業逐漸走上順利之路時，北玲得了癌症，以後就是跑美國醫院，回國住醫院，能用的各種方法都用了，甚至請了名躁一時的“氣功大師”張寶勝親臨發功治療，直到1992年去世，她的墓地和墓碑在萬安公墓裏。北玲隻活了41歲，她可能是新開路小學同班同學裏最早去世的 人，很多當年的夥伴都懷念她，願她在另一個世界永遠安息。
　　
印象深刻的大朋友
　　

59號院裏的大人都在“協和”工作，又 長 時間居住在一個院子裏，真可謂“抬頭不見低頭見”，彼此應該都很熟悉。大人們在院子裏見麵，最常見是相互點頭致意，有時簡單問候一聲，很少見到幾人相聚或熱烈交談的現象，這與知識分子的涵養、矜持和習慣有關。倒是大人與孩子們的交往，不拘形式、不用客套，一直是爽快與貼近的。
　　

林巧稚教授是著 名 的婦產科專家，她不喜歡別人叫她教授、主任，所以大人們都稱呼她“林大夫”。林教授福建廈門人，終身未婚，沒有孩子，可59號院裏不少孩子的出生都是經過 她的手，孩子們都格外尊敬她，親切地稱呼她“林奶奶”。林教授體態瘦小，但動作敏捷反應快，花白的頭發長年梳成傳統的發纘，她喜歡穿旗袍，喜歡兒童，酷愛種花。她住的別墅周圍，南、北、西三麵是土地，沿房子邊角，林教授全種上了花草。記得西麵靠近院裏主路，她常種薔薇，北麵種的是美人蕉，南麵種的是太陽 花、老頭花和海棠花。花卉開放時，花朵嬌豔，引來蜜蜂嗡嗡、蝴蝶飛舞，不少人行走到林教授房前都會不由得駐足觀賞、品評稱讚。周日閑暇，林教授為花草鬆土、剪枝、澆水，院裏的孩子也幫她接皮管、除雜草、收拾垃圾。這時，林教授就會用閩南口音的普通話挨個詢問孩子們的學習成績和日常表現，鼓勵孩子們努力學 習、鍛煉身體，做有文化、有理想的接班人。
　　

林教授家南側，長著一棵很粗的大槐樹，夏季樹葉繁茂時，樹上經常生出許多以槐葉為食、垂著細絲的綠 色肉蟲，院裏的孩子叫它“吊絲鬼”，因為這種肉蟲會隨風掉落在行人的頭上和衣服上，很是惹人厭煩。林教授請人來噴藥，剛噴過好一陣，幾天後“吊絲鬼”又冒 出來了。孩子頭兒劉如光、張克君發現“吊絲鬼”的蛹生在槐樹周圍陰暗潮濕的牆根、地角，就告訴林教授，要在這些地方撒些“六六六”藥粉，讓“吊絲鬼”的蟲蛹無法存活，“吊絲鬼”自然就出不來了。開始，林教授將信將疑，“六六六”撒下後，“吊絲鬼”真的幾乎絕了跡，林家別墅南側長年不敢打開的窗戶又能開啟通 風了，林教授高興地把出國訪問帶回的外國糖果拿給孩子們吃，逢人便誇院裏孩子“聰明、懂事、有辦法”，孩子們也與林奶奶更加親近了。
　　

八十年 代，林巧稚教授病重住院，五十年代那批院裏的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他們忘不了這位德高望重、醫技超群、善良慈祥的“奶奶”，紛紛來到協和的幹部病房探望，看到病床上林教授更加孱弱的身體，看到她伴隨錄音機播放的聖經讚美樂曲頻頻開合的嘴唇，看到床邊、窗前擺滿學生、同事、患者們送的鮮花和祝福卡，每個人的眼 眶裏都盈滿了淚水。
　　

何觀清教授是流行病學專家，對黑熱病和痢疾有獨到研究。那時，何教授四十來歲，身材魁梧，年富力強。他不像一般醫生的形象，而是具有在紫外線下久曬的膚色和健壯的體格。他特別喜歡與院裏的孩子們交往，十幾個大點兒的男孩兒，他個個叫得出名字，每次見到都要聊上幾句，開個玩 笑。何教授有一輛摩托車，也是59號院裏唯一的摩托。那時私人擁有摩托車是很少的，所以隻要院子一響起摩托車的引擎聲，孩子們就知道，何叔叔來了。何教授騎摩托時戴著風鏡，身體傾斜轉急彎，氣流將風衣高高鼓起的形象，院裏沒有人能夠忘記。假日裏，何教授開摩托，常常帶上院裏的男孩兒兜風，有時從米市大街到 燈市口再到王府井折回，有時開上東西長安街打個來回，許多孩子都乘過他開的摩托車。為了方便摩托車推上住的別墅陽台，他在門前台階用木板做了一個“斜坡”，因為斜麵比較大，摩托不發動時人推上去還是很費力的。摩托車也有壞了的時候，毛病不大時，他就在陽台拆下摩托車的部件，用臉盆裝上煤油清洗、檢查、 修理，這時，孩子們就是他的幫手，在一旁遞工具、擦零件，跑前跑後，問這問那。何教授耐心地給大家講解摩托車的機電原理，形象地把車子的發動機比作“心髒”，電路比作“神經”，油箱比作“腸胃”，機械部件比作“骨骼和肌肉”，告訴孩子們，隻有你精心保養它、善待它，它才能忠實地為你服務。修理完後，何教 授安裝好零部件，熟練地一手擰油門旋把、一腳蹬發動機起動栓，當摩托車發出悅耳的轟鳴時，大家都高興的跳了起來。何教授的夫人司徒美媛阿姨經常用盤子端出切好的水果，讓大家吃，司徒阿姨很有風度，那時在北京經貿學院當英語教師。
　　一個周末，幾個孩子們幫助何教授擦洗摩托車。閑聊中，劉偉民問何 叔 叔：“你最欽佩的人是誰啊”？何教授放下手中沾滿機油的棉絲，看著孩子們問道“知道伍連德是誰嗎？我最佩服我的這個同鄉了，他為中國醫學事業，特別是對防疫和醫學教育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中國檢疫防疫事業的先驅。當年在北京，他家就住在東堂子胡同的一座小樓裏”。
　　

大家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十分好奇，聚攏到何教授身邊，要求他詳細說說這個何以令教授崇敬的人物。何教授拿過身旁的小凳子，坐在上麵，邊沉思邊敘述了起來。
　 　

“我和伍連德有三處相同，一祖籍是同鄉。我是廣東寶安人，伍連德是廣東台山人，都是珠江三角區的，相距不遠。二都是華橋。伍連德生於馬來西亞的檳榔嶼，我出生於南美的圭亞那。三都從事流行病學研究和防疫工作，可以說是同行，我就是受他事跡影響才走上防疫事業的。隻是他出生於1879年，我出生於1911 年，相差32歲，就像我和你們相差的年齡。”

“伍連德都幹過什麽大事？”一個孩子天真地發問。
“1910年東北鼠疫大流行，哈 爾 濱市疫情嚴重，幾近滅城，東北籠罩在一片恐懼之中。他臨危受任全權總醫官，深入疫區領導防治，采取了一係列斷然措施，不久即有效控製住疫情蔓延，挽救了無數老百姓的性命。1911年，他主持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議。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動下，中國收回了海港檢疫主權。他還發起建立中華醫學會，並創刊了《中華醫學雜誌》。”何教授認真回答。
“他與協和醫學院的誕生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何教授停頓了一會兒，加重聲音深情地說：“本世紀初，美國洛 克 菲勒基金會就計劃在中國投資，搞有影響的社會公益大項目。但建什麽、在哪建、到底建多大規模，一直定不下來。論證期間，身為北洋政府大總統府侍從醫官的伍連德，向袁世凱遞呈了一份《擬改組全國醫學教育意見書》，提出加速興辦現代醫學科學院、發展中國的醫學教育的係統計劃。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成立了中華 醫學會，責成這一分支機構負責協和醫學院的資金投入和各項工作運行過程。伍連德抓住機會，積極建議政府邀請基金會直接派遣代表團來華考察。代表團到華後，受到北洋政府高級政要的接見，伍連德英語好，熟悉歐美文化，參與了全程接待、引導和陪同，做了大量的介紹、說服工作。結果，1917年9月24日協和醫學 院舉行了奠基典禮。”
“協和醫學院原先的投資預算為100萬至150萬美元。由於施工期間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協和的主要建築材料和設施 又 均從美國運來，物價、運費全麵上漲，而建築設計與工程質量並沒有因此改變和降低。經過緊張的施工和建設，整整四年後，一座中西合璧的現代化大型醫學機構正式運營，工程結算時，耗資竟高達750萬美元之多。此後，伍連德還參與創建了檢疫所、研究所、醫院等二十幾所，包括：北京中央醫院（今位於白塔寺的人民醫院分院)；東北陸軍總醫院（現解放軍202醫院），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前身）等等。”
　　

從那一天後，59號院的許多孩子就知道並記住了一個至今許多中國人還不熟悉的名字——伍連德，是他，用自己的真知灼見和不懈努力，為中國現代醫學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黃家駟教授的別墅在院子中部。這幢別墅的陽台台階是孩子們經常聚集、玩耍的地方。六十年代初，黃教授已經非常出名了，孩子們都知道黃教授是外科手術的“大家”，還身兼多種社會職務。他平時很忙，院裏難得見到。
　 　

一天下午放學後，幾個男孩兒在黃教授房前玩起了“剁刀”遊戲，這種遊戲，可以兩人玩，也可以三、四人玩。就是用條帚形的廉價鉛筆刀在地上劃出一塊底盤，再按參玩人數平均劃分相同等份做為各自陣地，鉛筆刀剁在對方地盤不倒，按刀口走向劃線歸己，直到對方地盤不足刀口寬度為勝；如果刀子剁出後倒掉，剁刀權轉 到下一人，依次輪流。這種遊戲，幾十年沒見北京的孩子們再玩了。也許那天遊戲時爭吵的聲音太大，黃教授推開房門走了出來，看見四個男孩蹲在地上，反複用鉛筆刀在地上剁呀、劃呀，他挺好奇，於是也到孩子堆旁蹲了下來，孩子們發現黃伯伯來了，停止了遊戲。
黃教授和藹地問道：“你們在玩什麽啊”？
大家搶著回答遊戲名稱並告訴他遊戲規則，黃教授拿起鉛筆刀端詳了一會兒說：“我也剁一刀試試行嗎”？
“行”！池華高興地回答。
黃教授一刀下去，由於力量和角度掌握的不夠好，鉛筆刀沒站住，大家遺憾地“哎呀”了一聲，高憲提議黃伯伯再剁一刀，黃教授搖搖頭說，“幹什麽都必須掌握要領，這種遊戲也是有要領的，我肯定玩不過你們”。
他拍拍身邊兩個孩子的頭，告訴大家，用鉛筆刀玩耍要注意安全，防止割破劃傷；回家後一定用肥皂洗手，清洗幹淨才能吃飯。幾十年過去了，黃家駟教授與孩子們平等相處、童心未泯的那一幕，永遠留在了孩子們的記憶裏。
　　

吳階平教授、吳蔚然教授是親哥倆兒，吳階平是哥哥，吳蔚然是弟弟。那時都在59號院裏住著。吳家兄弟相貌堂堂，尤其是吳蔚然教授，堪稱中國“美男子”。他倆給人們的印象是：衣服整潔、精神抖擻、彬彬有禮、器宇軒昂。兩位教授生的都是女兒，吳階平教授的大女兒也在新開路小學上學，與張克君同班；他的夫人趙阿姨身體有病、腿腳不便，大家時常看見吳階平教授和他們的女兒推著坐在輪椅上的趙阿姨出來曬 太陽。吳蔚然教授的夫人黃阿姨，在協和護校工作，他們的女兒吳清那時還小，長得也比較瘦，總和妹妹在家門口玩。
　　

64年暑假，幾個孩子在院裏 聚 在一起聊天，吳階平教授從旁邊經過，與他同住一幢別墅的整形外科專家宋儒耀兒子宋業亮叫了一聲“吳叔叔”，吳階平教授信步走了過來，他問大家“聊什麽這麽起勁”？宋業亮告訴他，大家正爭論什麽職業最重要。吳教授聽了一會兒大家的看法後，認真地講，“你們說的都很有道理，我要告訴你們的是，醫務工作對我們國 家、對整個人類都太重要了，人民的健康離不開它。我們國家醫生還很少，醫院也不多，你們的爸爸、媽媽在協和工作，希望你們繼承長輩的事業，長大也能學醫，為人民、為國家做貢獻”。孩子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看著吳教授離去的背影若有所思。
　　

若幹年後，我才真正明白，任何人群既要接受傳統文化和大眾文化影響，也要受到職業的獨特文化所烘焙，而59號院的文化精髓和實質就是“醫學神聖”，這種氛圍產生於院子的曆史，紮根在院裏每個專家、教授的頭腦，熏陶、感染著住在或曾經住在過這個院子裏的每一個人。
　　

吳蔚然教授當年與人合住在聯排別墅三號門，他家門前長著一架枝繁葉茂的葡萄，葡萄藤爬滿陽台上的架子，夏天陽台成為晚間納涼的好地方。
　　

北京種葡萄，入冬前要將枝條盤好埋入地下，以防凍死；春天暖和了，再從地下挖出搭在架上，比較麻煩。吳教授把待弄、操持葡萄藤作為一種快樂，時常見他鬆土、澆水和修剪枝葉。金秋十月，一串串紫紅的葡萄垂掛在藤蔓間，異常誘人。吳蔚然教授的這架葡萄是真正的玫瑰香，顆粒不大，汁甜肉實，香味醇厚，手拿嘴咬後，餘香久久不散。他采摘下葡萄，分給院裏的孩子品嚐，大家吃後，對葡萄稱讚不已，都覺得“吳叔叔真好”。
　　

記憶中的“協和”
　　

時間如流水，孩子們一年年長大了。到小學五、六年紀，十多歲的時候，59號院的孩子們已不滿足隻在院子裏玩耍了，他們把活動範圍很快擴大到了一街之隔的科學院、醫科大學和醫院。
　 　

當時，作為小孩，對這些單位是分不清楚的，也弄不懂上述單位的隸屬關係和各自職能，隻是籠統地把它們統稱為“協和”。就是1966年“文革”後，協和醫 院改為“反帝”醫院，七十年代初為調整中美關係，1972年1月1日又改為“首都”醫院，到1985年3月18日 再恢複為“協和醫院”，絕大多數北京市民都沒有變來變去的改過口，而是一直按習慣隻稱呼它“協和”，更甭說59號院裏的大人、小孩了。
　　

後來聽 大人們講起，才逐漸知道，協和醫院是協和醫學院的附屬醫院。協和醫學院是專門培養醫學生的高等學府，協和醫院是它的下級單位，承接醫學生臨床實習和各種醫療任務。1953年後協和醫學院停止了本科教育，不再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而改為以衛生幹部培訓為主。由於醫療衛生事業的急切需要，經過許多醫學專家建議，1959年9月周恩來定名的“中國醫科大學”成立並舉行了開學典禮，實際上是又恢複了協和醫學院。中國醫學科學院是從事醫學科研的單位，協和醫院也是它下屬的科研基地。
　　

老協和於1921年9月16日正式落成，剪彩時，政府要員、社會名流、各界代表參加不少，全國各大報紙均做了重點報道。清朝時，在這塊地皮上是大名鼎鼎的豫親王府。豫親王是誰？愛新覺羅•多鐸啊！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五子，清初著名將領、“八大鐵帽子王” 之一。據說，拆老房子蓋協和新樓時，挖出了整缸的金、銀元寶和大量玉器、珠寶，價值頗巨。有傳說：掘出來的窯藏，不但超過了美國基金會購買此府的房價，而且抵得上協和大樓的總造價。按說這樣的大王府，地下挖個秘密金庫，藏上個二三百萬兩白銀、幾萬兩黃金，是很平常的事；想想當年老豫親王多鐸戰功卓著，聲勢顯赫，是攝政王多爾袞最寵信的親王，其當政時府邸窯藏之富，自可猜測、想像。隨著時間推移，後代子孫逐漸衰敗，金庫秘密年代久遠，以至不為世襲罔替了十幾代的清末後人所知，在賣舊 房時將地下寶藏一並送出，也就不奇怪了。
　　

據傳，這所王府當時賣給洛克菲勒基金會僅幾十萬銀元，不足一萬兩黃金，大約折合12.5萬美金。老北京人說，光是府裏正殿的那些整棵金絲楠木大柱子，也不止這個價！
　 　

在豫王府址地上新建的協和大樓，真是與眾不同，氣度非凡。它是由一片樓宇建築群組成的，十幾座五層、四層、三層的樓房連接在一起，屋頂全部綠色琉璃瓦，大屋簷宮殿式。樓麵是青磚水磨對縫。內部裝修為當時最考究的西式設備，包括暖氣、煤氣、冷凍設備、燈具、門鎖、抽水馬桶等等，都是一水兒從美國原裝進口 的。協和醫院當時就裝備了世界最先進的醫療設備，如醫用顯微鏡、X光機、無影手術床、輸氧設備、牙醫鑽等，還有一台“鐵肺”，就是呼吸機，名副其實地成為 中國甚至亞洲最“拔份兒”的醫學教學、治療和科研基地。
　　　　

協和有四個大門。最熱鬧的是西門，每日車水馬龍，大門正對帥府園，出來就是王府 井 大街；而且門前出路成“丁字形”，南北都通；南麵通東單三條，北麵通小馬神廟、煤渣胡同、金魚胡同。西門進鐵柵欄門，沿高台階到漢白玉“丹墀”月台，這裏如同宮殿一樣，三麵都有樓，正麵進去便是掛號門診，往南往北進去是各種病房，不過裏麵也都連在一起，各處都可走通。而進鐵柵欄門不上台階，左右包過去，是 平的環形路，通底層正門，汽車或救護車，可直接由左首進去，停在底層門前。病人可乘電梯到各樓診病及進入病房。協和有獨立的全套發電設備，電機房在東北角，有鍋爐供發電和冬天取暖用。高大的煙囪在樓群東北角，是當年東單一帶最高的煙囪。
　　

對孩子們來說，協和也是個好玩的地方。要 進 協和大門並不容易。協和院牆連接著東西南北四個門：北麵邊門通機器房、廚房，是進煤出灰處，不常打開，開時也是工人在幹活，外人要進很顯眼，經不住盤問；西大門是醫院看病的地方，門衛看得比較鬆，醫生、護士、病人也都隻顧忙自己的，進去容易，可就診區走廊通往外麵的門經常是關得死死的，到不了院子；南門是 醫學科學院正門，管得最嚴，門衛凶巴巴的，小孩根本不讓進，家屬進去也要登記；東門是工作人員出入通道，隻有那裏是孩子們進出的理想之地。
　　

東 門傳達室裏經常坐著二、三個看門師傅，上班高峰過後，氣候適宜時，他們還搬把椅子坐在傳達室外麵曬太陽、聊天、摳腳巴丫兒。59號院的孩子們摸出規律，進 東門絕對不能左顧右盼、膽小猶豫，隻要你旁若無人、快步疾走，師傅一般都不問。偶爾問一句“找誰？”隻要硬氣地大聲回答“X主任”，或“X醫生”，就沒事 了。師傅們想當然認為，孩子進去，肯定是找自家大人有事。
　　

協和樓裏的走廊很寬敞，清潔工人每天多次擦啊、掃啊的，水磨石地麵始終保持著光滑明淨。小孩穿著塑料底的鞋子，盡可以在走廊裏“打出溜”。
　 　

協和院兒裏房屋多，場地並不開闊，拿現在房地產商的行話講，叫“容積率”高。但院子裏人少樹茂草深，螞蚱比59號院多得多，個頭還都比較大，特別是能捉 到一種頭尖、身綠、飛起來能發出“嘩啦、嘩啦”聲音，叫“呱拉扁”的螞蚱，每到協和院子趟一次草，都能捉到好幾隻後大腿上長著刺、稍不留神手指就會被它彈出血的大螞蚱。
　　

協和院子裏還長有好幾棵柿子樹和黑棗樹，北京商店裏經常賣黑棗，價格低廉，與山楂幹同屬低消費者食品。可長在樹上的“黑棗”， 果實如同微縮柿子，由綠慢慢變黃，而且長得密密麻麻滿樹都是。每到秋天，柿子、黑棗壓彎枝條，盡管果實直接從樹上摘下，掛著霜，梆梆硬，澀得不行，孩子們 還是要摘下來，藏在衣服裏帶出門，分給59號院裏的夥伴吃。
　　

協和的動物房也是吸引孩子們的地方。醫學離不開實驗和科研，做實驗搞研究，就不 能 缺少動物。協和動物房裏飼養著大量的白老鼠、豚鼠、兔子、貓、狗、羊，還有猴子。狗和猴子對北京孩子那得算稀罕物兒。動物房有一個天井式的小院，靠近動物房就能聞到強烈的異味。人一到鐵門前，籠裏飼養的幾十條大狗小狗就會同時狂吠，恐怖氣氛油然而生，膽小的人還真不敢走得太近。動物房飼養、 照 看動物有好幾個師傅，其中孫大爺沒有家，一個人在動物房旁邊的小屋住，常年與動物在一起，幾乎每次到動物房都能見到他。他知道幾個孩子都是協和子弟後，很是歡喜，我們一去，他就熱情地與我們打招呼，領我們看狗看猴，狗見來了生人，撲到鐵柵欄上狂叫時，孫大爺吆喝一聲，小院就會立馬平靜下來，原本凶像畢露的 狗們也溫順的低下頭，在籠舍裏來回徘徊。狗身上經常包裹著紗布、打著夾板，有的身上還插著管子，他會指著一個個籠舍告訴我們，這是什麽品種的狗，做過什麽實驗，什麽時候還要做手術。
　　

醫科大學新樓六十年代初蓋好後，那裏又成為對孩子們有吸引力的地方。因為大樓八層是乒乓球室，有標準、嶄新的乒乓 球案子，寬敞、明亮的運動場地，到那裏打乒乓球成為59號院孩子們經常萌發的願望。醫科大學當時招生並不多，學製8年，國內這種學校寥寥無幾，據說醫大考 試嚴格，淘汰率高，所以學生學習特別努力，很少見到有人在玩，運動室裏經常是空無一人。但想進得大門並非易事，院牆傳達室看門師傅嚴厲之極，眼睛瞪得比蛋子還大，進出要查看證件，問這問那，生人會客登記、出門索要回執，小孩兒根本不讓進。
　　

為了進醫大打乒乓球，孩子們動了不少腦筋，白天不敢 爬牆進，最常用的辦法是，選準午飯後傳達室看門師傅靠在椅子或趴在桌上打瞌睡時，貓腰從傳達室窗下隱蔽溜進去，這種辦法大多數能成功。隻要進了乒乓球室，那就算到了天堂，一打就是一下午，天黑後再翻院牆出去。但因為傳達室到大樓有一段距離，又沒有樹木、花壇等遮蔽物做掩護，有時進去人多了動靜大，有時看門 師傅睡得不深，還沒等孩子們跑進大樓門，就被師傅發現吆喝住了，接下來雖然是軟磨硬泡講好話，可铩羽而歸幾乎就是定局了。
　　

“文革”開始後， 協 和醫院門口換上了“反帝醫院”的大牌子，“協和”成了美帝國主義利用教會和慈善事業麻醉中國人民、對華精神侵略的曆史罪證。在動亂的年代，協和醫院倒是始終沒有停止過看病，但管理明顯放鬆，門衛室經常沒人，大門洞開，任由過往行人隨意進出。牆上經常貼滿大字報，走廊裏睡著帶著鋪蓋的病人家屬，地上雜物亂 扔、汙漬斑斑，髒亂不堪。過去常念叨的“協和寶貝三大款，教授、病案、圖書館”，這時都無人珍視，全不當回事了。
　　

病案是醫療過程的真實記 錄， 是就診者的檔案。協和建院之初就重視病案建設，從1921年到1951年的病曆，全部用英文撰寫。你隻要出生在協和，小兒體征記錄和小手印、小腳印都被忠實、永久地保留下來，凡在協和就診看過病的，不管是幾十年前的事，都能查到當年的原始病案。協和保存的病案多達240餘萬份，其中包括孫中山、梁啟超、蔣介石、張學良、宋慶齡、宋美齡、宋藹齡、溥儀、斯諾等許多名人病案，還有一些記載世界、中國首例疑難重症及罕見病例的珍貴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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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孩 子 們不上學了，閑著沒事，再到協和去玩，隻見堆滿病案的高大木架全從病案室搬到了走廊上，一垛垛病曆袋上落滿灰塵，沒人看管，無人過問，有的病案掉落在地，上麵布滿踩踏過的鞋印，病案室好象被某一造反組織當成了辦公室。據說，造反派頭頭曾提出，病曆積存太多、占地方、是累贅，國家造紙原料又緊張，要賣到造紙 廠化漿處理，當時的軍管會領導態度堅決，沒同意，才保下了這一大筆珍貴的醫學財富。
　　
發自肺腑的感慨
轉眼四、五十年過去了，59號院依然健在。
　 　

新時期，北京舊城改造的速度異常迅猛，這個院子雖然蒼老了、衰落了，卻並沒有在一次次城市拆遷浪潮中被劃入紅線。2003年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後，許多慕名前來串胡同的中外遊客，在59號院門前駐足觀望、拍照，膽大的直接進去探察一圈，對著飽經滄桑的建築物頻頻按動快門，回去還將照片填充進自己 的博克，掛在網上。今天，如果你走進這個院落，還能按照本文的敘述看到那些充滿故事的房子、樹木，院裏的住戶仍舊不少，文中提到的人們，據說還有個別的仍然住在裏麵，大多數已經不在了。不在的原因，有的是已經去世，更多的是搬家離開了。
　　

草木繁茂、花香撲鼻、美如園林的59號院，曾經遭到過三次大的摧殘。
　　

第一次是六十年代初那幾年，為了緩解物資匱乏，不少人家養雞、養兔，有的還弄來了番鴨、火雞，雞窩鴨棚到處搭蓋，個別的還種上了菜地。這一次，59號院差不多成了農家院。
　　

第二次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國廣泛地開展了群眾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動，市人防工程將59號院的地下一並規劃進去，協和也組織大量人力、物力白天黑夜連續突擊奮戰，挖出的泥土在院中堆成小山。這次，59號院完全變成了大工地。
　 　

第三次是76年夏季的唐山大地震，北京市震感強烈，院內新樓出現了明顯裂痕。一時傳言很多，居民生怕還有更厲害的強震發生，家家各顯奇能，麻繩、木板、各色塑料布一起上，在院子空地迅速建起了連片的簡易窩棚，白天回家煮飯，晚上進棚睡覺，持續了個把兩個月。這次，59號院與難民營沒有區別。
　 　

經過這幾次糟蹋，曼妙如仙的院中風景損毀嚴重，雜亂、破敗之相隨處可見。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城市文明建設的發展，59號院裏的房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繕， 綠化美化也在逐漸恢複，但距離五十年代中期的情景和水平仍相距甚遠。特別讓人難受的是，現今院子一些房主對外出租房屋，住戶雜亂、陌生，房子上東一個西一個增加了許多空調外掛，有的還裝了衛星電視信號接收鍋，牆外亂七八糟地拉了不少電線，個別住戶還自行搭蓋小房小棚，嚴重破壞了別墅的整體外觀，與原來的建 築風格十分不和諧。
　　

西風落日，大河東流；鬥轉星移，時光蹉跎。當年59號院裏無憂無慮十幾歲的孩子們，現今已是六十歲左右的人了，他們的孩 子 都應該進入成人年齡了。50後這代人，與共和國幾乎同生同長，密切相聯，可以說是係國脈，承國運，他們一直在曆史的跌宕起伏中，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在時 空的交錯進行裏，感悟命運的變化莫測。由於種種原因，59號院的這批孩子逐漸相互失去了聯係，彼此不通信息，他們之中可能有的成為了醫學教授、有的當了行 政領導、有的成了萬貫富商、有的還是普通群眾，但我相信，無論是誰都不會忘記在59號院裏生活、玩耍的愉快日子，都不會忘記在新開路小學讀書、成長的幸福 時光。當然，也絕不會忘記曾經發生在那裏的每一件痛苦、悲慘的往事。
　　

再過十年，協和就要度過百歲誕辰了，59號院也將迎來自己的百歲華誕。空間無邊無際，時間無始無終。一個世紀的曆史，是多麽的漫長，又是多麽的短暫；一代人的經曆，是多麽的厚重，又是多麽的飄渺。
　　

我們在時間的流逝中成長，時間在我們的成長中編年。時光穿起人生一個個故事，故事中有笑靨、有淚水、有夢想、有教訓，更多的是生命步履和人物定格。祛除浮華煙雲、命運滄桑，自己留下的是記憶和思考，留給他人的是感染和啟迪，留給曆史的隻能是由一行行文字書寫的事實。
　　

最後，我真誠地、衷心地祝福協和下一個十年更加輝煌，祝福59號院新顏綻放、美好如初，祝福在協和、在59號院裏的每一個人幸福、平安、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