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棺文革

主席在日，每每論及自身功跡，常將開國與“文革”並指。主席身後，前者仍被視作不世奇功，後者卻遭指為彌天巨過。主席逝去不過數年，非但社會為天地之翻覆，論事竟亦有滄桑之區別，人或指我問其緣由，小子則曰：山中已無老虎，猴子正做大王！主席為一代偉人，曠世奇才，遠見卓識多讓群僚失彩，言談舉止盡讓常人難測。後世指責“文革”者，難於用道理服眾，遂便就人身攻擊，其意所指：唯主席晚年昏聵致禍而已。然則，主席七十有四，尚能一舉橫渡長江，及至舉步艱難之際，機敏睿智仍不輸當年。而於發動“文革”之時，其年正七十有三，精力恰旺，智識正高。由此觀之，昏聵致禍之論可不攻而自破矣！且觀後世指責“文革”者，多凡夫俗子，但好以結果論是非，且不分因果說問題；且觀後世指責“文革”者，為當年恩怨複仇者有之，為異日冤屈悲憤者有之，恨昔日大誌未酬者亦有之；且觀後世指責“文革”者，當年之盲目追隨者有之，今朝之人雲亦雲者有之，自來不明事理者亦有之；且觀後世指責“文革”者，有學無識者有之，有識缺學者有之，學識俱無者有之，學識兩兼卻良心獨喪者不亦有之？陳勝曾言：“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小子以為：以井蛙之見，不可論天地之缺；用鴉雀之聲，何得笑鳳凰之鳴？更添複仇者心態未正，憤恨者理智不在，怨人者不顧是非；更添盲目追隨者，人雲亦雲者，不明事理者多但隨大勢、水性無守；更添有學無識者，有識缺學者、學識俱無者好片麵論事，公允難見；至於學識兩兼卻良心獨喪者，小人無義，居心叵測。是以小子更以為：上述為文革下結論者，皆不足道哉！而今於文革所下之結論皆不值一提！向見西方人論及“文革”，言文革之初衷尚好，但結果卻不失為災難。吾竊以為：此論之於“文革”還算中肯。然其不足則在：未能指出其尚好之初衷，也未能道明其成難之緣由！是以要論“文革”之功過是非，必從其尚好之初衷說起！必從其成難之緣由說起！或雲主席發動“文革”之初衷在於鏟除一人。小子謂此為愚夫之見，小子亦謂此為小人之見也！且說愚夫論理，不顧邏輯；小人議事，蓋據片麵。以主席當時遠超同倫之才智，以主席當時如日中天之威望，去一人如巨人弄孺子，去一人如雄雞鬥病蟲。吹燈不必借台風，殺雞又何必用牛刀？且凡夫俗子，若非愚頑，為事尚不致若此。以主席之智識絕倫兼盛年能為，何得為此愚夫之行耶？是以此論必為愚夫之見！愚夫之見，又豈可信之？！觀主席之一生，為大眾百姓，捐親棄近卻義無反顧；為國家民族，赴湯蹈火亦不計得失。其心中所念，唯人民也！是以開國以後，處處推人民地位為至上，時時視人民利益作首要。如是則豈有因一人之故而不顧天下之理？如是則豈有因一時之性而不顧一生之追求之理？是以此論亦必為小人之見！小人之見，又豈敢信之？且說當“文革”之將動，天下粗定，百姓稍足。環主席周圍，當年之同仇敵愾不見，此間之人心渙散初顯：當年之同誌，多有居功享受之心；當年之同盟，多有分利坐食之意；當時之政要，有鼠目寸光者，但求近功，不計遠害；有利令智昏者，但見搜利，不顧大義；有居心叵測者，但想自身，不顧人民。而天下之人，多不知防微杜漸；而天下之害，遠未斬草除根。使天下有將傾之勢，為天下為根本之害者，唯無厭之私欲也！欲得醒沉夢驚亡魂，欲得破賊膽碎奸心，不做風暴之勢，不發雷霆之聲，豈可得乎？傳聞孔子飲食，色惡、不時、不正，皆不食，人或於此多有不解。而聖人知遠察微，行事出乎常人，其行止超常，豈盡可視為尋常之矯情？但明此理，則不難推知主席發動“文革”之初衷也！然則，“文革”竟成一場災難！但“文革”成為災難卻與其初衷無關，“文革”雖為災難，亦未必全為災難！小子以為：“文革”之所以成為災難，僅在於對人民的認知有差！“文革”之所以成為災難，亦在於對民主的理解有誤！“文革”之所以造難，非主席其人不明。“文革”之所以造難，是曆史之局限致之！“文革”之所以造難，是清末民初之國賊為之！“文革”之所以造難，是西方偽道害之！小子日前有言：人民，是由與社會主體利益相一致的全部個體所構成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群體，人民至大、至尊且唯一，存在卻不可眼見！小子日前又言：民主就是以民為主，唯在其義，不拘形式，亦無形式。為民主有若孝子事父母，唯用心守義，為其可為，不為其不可為。是以，為民主與為孝子，皆無定形也！民主與為事孝之義，皆不可言也！而按中國傳統，政府以外總括為民，從馬列之意，非剝削階級為民，上述雖不失人民重心之所在，但其所括，善惡雜陳，道德不齊，其於人民之界限，鹹失於嚴整！從西方“民主”理論，法律範疇之公民個體，皆可獨立稱民，由此則直無人民矣！“文革”成難，其一是緣於西方偽說，使個人得以假冒人民之名；其二則是人民之概念不清，人民之界限不齊，使奸惡之徒藏身人民隊伍卻不為人所知。“文革”成難，正是此輩奸惡之徒，誆誘無知大眾，借“人民”之名行其個人意誌所致；“文革”成難，正是無德小人，借“文革”之機，挑撥大眾情緒，打擊異己，坑害善良，剪輯正直，消費人民所致！主席身為“五•四”青年，終生視馬列思想和西方“民主”理論為正道。然則，馬列思想倡導階級絕對，西方“民主”理論散播非人民之民主。凡此西方偽論，至今人多不明其害。曆史之局限，主席不能逾越，豈得謂為其過？而西方偽論之所以能排擠千年國粹大行中華，實清末民初之國賊為之。清末民初之國賊，或結賊圖利，或隨敵起舞，用西方強盜之偽論，非華夏聖賢之道，使傳統文化幾至於失繼；清末民初之國賊，用西方思想自由之說，以未明之理，授懵懂之人，使民族於夜半複臨深池，讓青年如盲人又騎瞎馬。其不負責，所害豈僅一代？主席為當時執著上進之青年，深受其害，自不待言！然則，且不論曆史之局限，且不論國賊之罪惡，害主席者，終為西方之偽道也！且不論個人之道德，且不論大眾之盲從，“文革”成難，終因西方之偽道也！且不論因“文革”所冤，且不論因“文革”所誤，冤人、誤人者，終是西方之偽道也！“文革”雖稱災難，亦不無有功！誰不見：時至如今，天下之恨無公者，猶望“文革”再來！時至如今，天下謀私欲者，仍懼“文革”再來！由此可見，“文革”已得醒沉夢驚亡魂之功，於此但知，“文革”已收破賊膽碎奸心之效！向使人民正名，民主行真，當此私欲橫流之時代，望社會正義、美好，豈不仍仗反複之“文革”？！為論至此，小子可曰：“文革”雖造一時之難，卻也更啟為治世之良機！由此觀之，主席指“文革”為功，不亦可乎？向使主席於九泉之下有知，聞吾此論，必蹴起而擊案曰：“天下知我者，唯此小子是也！”小子聞此言，亦當撫胸回道：“能敘主席之全功，能繼主席之絕誌者，餘小子之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