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人尋蹤：馬克思和他的主義

馬克思出生在Trier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父親是律師。不過他最終放棄了普魯士國籍，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公民。在Trier，建有馬克思故居紀念館，留言薄上的留言有一半以上來自中國，崇敬親近之情躍然紙上。盡管社會主義實踐在中國屢遭挫折，許多中國人還是真誠地認為，馬克思的經是好經，隻是中國的和尚沒念對，錯不在老祖宗。以一個德國人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宗，馬克思是獨一份兒。

由於經曆過冷戰時期東西柏林的分裂，柏林因而具有了其他歐洲大都市所沒有的獨特魅力。離柏林大教堂一箭之遙，你能找到馬克思-恩格斯廣場。馬克思直挺挺地坐著，雙手置膝，臉色嚴峻。恩格斯垂手側立其後，形容幾近枯槁。兩人麵西而向，仿佛直視著那個他們與之戰鬥了一生的資本主義世界。我不懂雕塑，但不得不說這組雕塑從藝術上說低於我的預期：太拘謹，太缺乏靈性。不用說，這是東德留下的產物。兩德合並之後，有人呼籲拆除這個廣場，但更多的人支持保留曆史的原貌，於是我們才得有幸領略東德藝術家們心目中的馬恩。這個馬恩形象雖然不盡如人意，但至少不是由蘇中朝一以貫之的那種偉大領袖揮手叉腰的偉人刻板形象，幸哉幸哉。相比之下，倒是 Chemnitz城政府大樓前的馬克思頭像栩栩如生，個性鮮明，尤其是那憤怒的眼神。

馬克思的憤怒源自他詩人般敏銳的感受和記者特有的警惕的眼睛，源自年輕時體會到的專製的蠻橫和中年後發現的資本的無情。不知出於何種原因，他天生就是一個戰士，挑戰的對象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步升級：在大學時他參加了和貴族學生的打鬥，畢業後作為記者他對普魯士專製政府發起了猛烈的攻擊，中年以後則致力於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為此他屢屢為包括普魯士，法國和比利時等各國政權驅逐，以至他一生有幾乎三分之二時間是在英國度過。這個國際主義者早年的優越生活和他中年以後的貧困恰成鮮明的對照。曾經，他一家在倫敦時生活之貧苦，恐怕連一般的工人都不如，有時候連麵包和土豆都沒得吃。 一家人經常因為交不出房租而被掃地出門，為了躲債象楊白勞一樣東躲西藏。生活的窘迫使他失去了六個孩子中的三個，而他自己也深受痔瘡困擾，以至於不得不時常站著寫作。他倫敦圖書館的座椅上中空的坐墊表明他的疾病有多麽嚴重。人們很難想象在這樣的艱難困苦中馬克思是怎樣完成《資本論》第一卷的。當然你也可以反過來說，也許正是《資本論》的寫作，使這樣艱難困苦的生活有了意義。在這一副饑寒交迫的圖景之中，隻有馬克思夫人燕妮對丈夫的不離不棄是一抹亮色。她始終站在丈夫身邊，無怨無悔地接受了這不公的命運。換作他人，作為人妻，其實是可以有所抱怨的。這個丈夫和父親，當得好像有點失敗。隻是在燕妮繼承了的一筆遺產之後，加上恩格斯和其他友人的讚助，馬克思才有可能繼續他的寫作。

如同許多中國人一樣，我也曾把馬克思個人生活的艱難處境理解為資本家對於無產階級導師的迫害，一個他日後創立的階級鬥爭的學說的活生生的證據。這種情不自禁的陰謀論聯想，在年輕人中間應該一直是很流行的吧。不過現在看來，階級鬥爭並非一把可以解釋人類一切活動的萬能鑰匙。根據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生產力是推動人類曆史發展的動力，而階級鬥爭是推動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誠然，生產力和階級鬥爭提供了一個觀察人類曆史發展的新視角，但如果把它作為唯一的視角，解釋曆史就會就會遇到困難。比如，十字軍東征，伊斯蘭擴張等等宗教運動，哥特南下蒙古西征等民族衝突以及販賣黑奴等殖民貿易等等，都是人類曆史上意義深遠的大事，但都和階級鬥爭扯不上關係。不僅如此，麵對現代社會信息交流的提速，科技創新的市場化和利益股權的分化，階級鬥爭，以它那種黑白兩分，非你即我的特質，作為社會分析模式就更是捉襟見肘，力不從心。當然你如果出於對它的偏愛，非要堅持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一切，那也是一家之說。但如果堅持把階級鬥爭看成唯一正確的模式，進而否認其他模式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那就不僅僅會陷於學術上的簡單粗暴，更會導致政治上的大災難。對此我們中國人最有切身體會，我估計馬克思本人也會站在我們一邊。

《資本論》是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它建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學說的基本觀點是：資本家靠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致富。關於商品價值到底來自哪裏，勞動還是交換，關於資本家財富從何而來，現在有不同意見。馬克思的觀點到現在仍然有很多支持者，但與馬克思不同的看法也很流行。盡管如此，學術界和普通老百姓倒是有一個共識：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論斷看來是錯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 “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到達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喪鍾就要敲響了。”今天看來，資本主義的生命力要比馬克思預料的要強很多。馬克思沒有預見到這一點，是受到他生活的時代的局限。他看到的，是一個資本主義起步的年代，貧富懸殊之大，令人慘不忍睹。他沒有看到的，是資本主義隨後對此的修正和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能力。在觀察了大量現代化進程之後，現在我們可以到達一個與馬克思不同的判斷：在一個社會進步的過程中，一部分人的相對貧困化乃是一個痛苦但不可避免的階段，並非資本主義獨有。

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上是他對自己的經濟主張的一個回應。既然資本主義注定要滅亡，那我們何去何從呢？公有製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就是馬克思的答案。如果說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是一種方法論，剩餘價值論是一種經驗分析的話，他的社會主義理論就是一種倫理學，是一種宣教。把它冠以“科學”的頭銜實在是一種語義的亂搭，就像“科學的心願”。這樣說並沒有貶低馬克思的意思，事實上所有那時的社會主義者都有一副普度眾生的慈悲心腸，對弱勢群體有不可遏製的同情。他們是聖人，他們的公有製義舉是博愛精神的最佳詮釋。隻是，聖人都住在天上，公有製根本不食人間煙火，在人間就沒有成長的土壤。公有製這副曼妙的圖畫一旦落地，馬上變得不堪。記得年輕時總問老師，共產主義“按需分配”好懂，但“各盡所能”就不現實，你怎麽能保證每人都會盡責盡力呢？ 答曰：你現在覺悟不高，當然不理解，但到了共產主義人們的思想覺悟大幅提高，自然就會這樣。你要是說這樣的回答是脫離了人的本性的想當然，和畫餅充饑有異曲同工之妙，恐怕並非沒有道理。事實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一再表明，公有製對生產力發展的消極影響絕不可等閑視之。如果有人一味地按圖造車，非要逞強以國家的力量強製執行大範圍的公有製，往往會失敗得很難看。恩格斯說是馬克思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轉變為科學，恐怕言過其實。馬克思也許證明了那時的資本主義是地獄，但那並不等於它的對立麵就自動升格為天堂。公有製並沒有能證明自己是通往“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的大同世界的正確道路，至少到現在還沒有。

按列寧的說法，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曆史唯物主義，以剩餘價值論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和以共產主義為目標的社會主義理論，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這三個學說在馬克思逝世後風風雨雨的一百三十年中，經曆了輝煌和下滑，有了形形色色的改版，其中有多少是馬克思本人讚同的，已經不可能有答案了。今天，盡管無論是在實踐上還是理論上都麵臨著深刻的挑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構架仍然不乏擁護者。隻是，他們已經從街壘，社會退回了講堂，馬克思主義作為武裝奪取政權的旗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馬克思的最著名的一句話，毫無疑問應當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口號雖非馬克思原創，但卻通過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傳遍世界。可以想見，當馬克思喊出這句口號的時候該有多麽豪邁，那是自認洞悉了曆史脈搏後的先知先覺的召喚, 預言了一種基於階級認同的，據信可以超越國家，宗教和種族的國際主義。可惜，曆史的現實和這位國際主義者的呐喊是漸行漸遠了。那個跨越了國家藩籬的無產階級認同已經不複存在，也許從來沒有存在過。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在歐洲，超越國家界線的，不是什麽階級利益，而是資本和市場。在中東，北非和南亞，宗教認同不但沒有被階級認同所取代，反而成了一種跨越階級和國家的必須認真對待的國際勢力。那些現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如果他們在掌權之後還自稱如此的話，更多地是熱心於用馬克思主義來鞏固自身政權，對導師的國際主義教導挑挑揀揀，全然沒有信徒的虔誠。於是，在《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六十年後，在這個紛繁變化的現代世界中，當年振奮人心的呼喚隻剩下曆史長河上空寂寥的回聲，曾經的革命導師終於淪為了遠離人群的一個蕭索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