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多年交往永遠都是一個令人神往話題。沒錯，這個故事有一個童話般美妙的上半段，而下半段則透著世態炎涼的味道。很多人因此把兩人後期的分歧和不和看成兩人關係的主旋律，而把前期的美好隻看成是必定要被主題衝淡的序曲，看成人生無常，人性荒蕪的又一個例證。我不這樣看。在我看來，友誼就像生命，有自己的周期和生老病死，而如何看待它，完全取決於你的心態。比如生命，如果你成天怨天尤人憤世嫉俗，隻看到生活中的不幸和痛苦，你就會相信生命是一場悲劇；如果你更專注於生活的美好，你就會讚美生命的可貴和生命的神奇。友誼也是一樣的。哲人的思想成長各有路徑，曾經相伴同行的哲人分道揚鑣，正如美人遲暮容顏老去，是令人傷感卻正常不過的事。我們知道，不管是羅素還是維特根斯坦，在暮年回首自己一生的時候都滿懷感恩之心，因此，我看不出把這段也許是兩人畢生最重要的友誼簡化成平庸的師生反目如何能與兩位哲人對自己整個人生的美好總結相匹配。我相信，以欣賞和讚美的心來看待這兩人的曆史性的友誼，是一種更加富有建設性的立場，因為畢竟，除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哲學史上還有哪對師生關係可以與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友誼相比呢？
1911年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相識，對兩人都是恰逢其時。剛剛出版的耗時10年寫成的《數學原理》幾乎耗盡了羅素的創造力，他迫切地希望找到一個傳人，來麵對自己尚未解決的難題。而年方22歲的維特根斯坦終於弄清了自己滿腔哲學熱情的突破口非弗雷格和羅素開創的數理邏輯莫屬。師徒的對接幾乎是無縫的：維特根斯坦未經引薦就徑直闖到羅素家中而羅素毫不見怪；羅素隻看了第一眼維特根斯坦的文章就斷定他是哲學天才；羅素的認可把維特根斯坦從自殺的傾向當中解救出來; 維特根斯坦一到羅素的討論班就霸占了班級討論；。。。。在羅素麵前，維特根斯坦就像一個任性的孩子。下課後他纏著羅素不放，一直跟到他家裏，甚至在羅素換衣服時也不離開。據開明的羅素記載，他可以在羅素的房間裏像野獸一樣來回繞圈，一連三個小時一言不發。當羅素問到：“你是在思考邏輯還是你的罪孽？”他的回答是 兩者都是，然後繼續他的困獸般的踱步。我總是在試圖腦補這個著名的場景，在這三個小時裏羅素在幹什麽？看著他轉圈，還是做他自己的事？他不煩嗎？在羅素家裏維特根斯坦可真不把自己當外人，不過他一點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有什麽不妥，因為他滿腦子都是邏輯。當然他也知道羅素正好欣賞他滿腦子都是邏輯，於是乎他確信他有權享用這份欣賞。
由於羅素的名望和他對維特根斯坦的高度評價，維特根斯坦很快成為劍橋的新星。他認識了哲學家摩爾和經濟學家凱恩斯。這兩人與維特根斯坦的交往都持續到維特根斯坦與羅素斷交以後。之所以這樣，不是因為維特根斯坦對他們不同，倒是因為他們與羅素不同：摩爾出自本心的善良使他比羅素對維特根斯坦更寬容，幾乎到了受氣包的地步；而凱恩斯盡管一直是維特根斯坦的最寶貴的支持者，卻明智地和他保持著適當的距離，也許是因為他怕自己由於走得太近而受不了維特根斯坦那令人疲倦的對邏輯嚴謹和道德完美的熱烈追求。羅素的青睞也使劍橋的精英社團對維特根斯坦開啟了大門，他們開始找上門來對他進行近距離觀察。盡管對這類所謂上流精英白眼相看不以為然，維特根斯坦還是終於費神在他們的考察中露了一手，展示了一個天才的才智。但這可不是為了出風頭 --這類衝動與他的天性格格不入。他這樣做隻是為了還羅素一個情，因為羅素到處宣傳他是如何非同尋常。而這時的羅素，因為想著自己肩頭的重負終於後繼有人，自認有些變懶了。
在學術上，老師很快就成了學生的聆聽者，並且越來越在意學生對自己的評價，兩個人友誼開始從伯樂與千裏馬的抒情敘事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華彩旋律轉調。隨著對於邏輯基礎的更深入的討論，維特根斯坦開始和羅素有了分歧。在暴跳如雷地爭辯之後，維特根斯坦的痛苦，失望和受傷甚至超過了羅素本人。從這裏你可以看出他純淨的思考當中沒有摻進任何塵世的雜念。這是幹幹淨淨的哲學論爭。 如果說維特根斯坦的表現是他天性和天才的自然流露的話，羅素要麵對的挑戰要大的很多。作為一個成名的受人尊敬的哲學家，羅素現在要接受一個青年小子的挑戰了。 以羅素一貫的瀟灑大度，這都不是問題。更大的困難在於，眼看自己嘔心瀝血建立起來的哲學大廈慢慢地被從底部被侵蝕，羅素慢慢失去了前進的動力：“我不理解他的反駁——事實上他講的並不清楚——但從骨子裏我覺得他肯定是對的。”“我寫了許多知識論的東西，維特根斯坦對之作了最嚴厲的批評？。。。我看出他是對的。我看出我再也不能指望在哲學裏作根本性的工作，我的衝動被擊碎了，就像波浪在防波提上撞成碎片。”盡管如此，羅素依然為維特根斯坦工作的進展感到由衷的高興。他對維特根斯坦的支持是出自內心的，慷慨大度的，令人敬佩的。後來證明，在容納別人和提攜後進這些方麵，羅素比維特根斯坦好得太多。
維特根斯坦很快就對劍橋厭倦了。他忐忑地告訴羅素他想到挪威的某個偏僻海灣去隱居一段時間以便專心整理自己的思路。羅素對這個計劃的認同似乎使維特根斯坦如釋重負。事後證明，這一年的隱居成為他時常緬懷的一段時光。1914年7月28日爆發的一戰把劍橋的哲學家們送進了不同的陣營。凱恩斯投身英國財政部為戰爭出力，羅素因公開反對戰爭而入獄。維特根斯坦則自願參加了奧匈聯軍站在了英國的對立麵。沒有人認為維特根斯坦參軍是出於愛國熱情，有人甚至懷疑他自願參戰隻是為了“體麵地死去”，這種猜想有他獲得的若幹次勇敢嘉獎作為支持。 但如果你讀過了他在前線的日記，就會知道這種猜想真是無稽之談。一個更加合理的解釋應該是這樣：富於宗教氣質的，道德上狂熱的完美主義者維特根斯坦相信，隻有盡可能地靠近死亡，才能激發出生命的內在動力，洗脫自己身上的不潔。“ 當我麵對死亡，我應該有機會成為一個體麵人”。
在軍隊裏他幹過雜務兵，站哨，管探照燈，管過槍械庫和車站。1916年3月，終於如願以償轉到前線部隊。很明顯他是不適應的，槍炮聲使他緊張，因此他的日記裏出現了許多勵誌的給自己加油打氣的話，像個初入職場的大學生。他不斷以托爾斯泰的話鼓勵自己：“人在肉體上無能為力但在精神上是自由的”。這個誌願兵對他的上級沒有多少尊敬，“他們多半都像豬”。
如果說在劍橋的學術界他覺得迷失了自我的話，戰火和麵臨死亡的恐懼反而使他更真實地看清了自己，艱苦的戰爭生活反而激發了他的哲學思維。從他的戰時日記來看，他的思維的活躍程度是驚人的。他一邊削土豆一邊想自己的邏輯論證，把自己比作磨鏡片的斯賓諾莎。到戰爭臨近結束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已經接近於完成《邏輯哲學論》的寫作。一個就連劍橋校園都嫌過於喧囂，不得不遠遁挪威山林才能收拾起思路的人，卻在炮火中在戰壕內在戰俘營裏，完成了一部思路如此嚴謹，文體如此獨特的世界哲學名著，真是一個奇跡。“戰爭拯救了我的生命, 我不知道沒有它我會做什麽”。事實上，戰爭確實在維特根斯坦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於戰爭結束後的若幹年內，他仍然習慣於隻穿軍服類的製服。
戰火阻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連哲學家也不能幸免。1914年10月，維特根斯坦在自己的前線日記中寫到：“過去幾天我經常想到羅素。他仍然想著我嗎？”羅素也有相似的心境。1915年冬天， 他們曾有一次通信，信中維特根斯坦告訴羅素，他正在寫文章，但在羅素看過之前他什麽也不會出版。他說萬一他死於戰爭，他會托人把書稿寄給羅素。羅素的回信滿心歡喜，他急切地要維特根斯坦立刻就把書稿寄給他。然而從此之後，他們就斷了聯係。5年之後到1919年，羅素在《數理邏輯導論》的一個腳注裏地寫道：“我過去的學生路德維希 維特根斯坦向我指出‘重言式’對定義數學的重要性，當時他正研究這問題。我不知道他是否解決了這問題，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這樣深沉關切的語調出現在一部數理邏輯的專著裏麵， 極其罕見。哲學家是理性的代表，而倆位當事人更是理性和邏輯的世界頂尖高手，這樣一種惺惺相惜的呼喚和牽掛，出現在這兩個人之間，給人帶來動人的溫暖，哪怕戰火也不能阻斷。
戰後兩個人的聯係迅速恢複，主要是因為《邏輯哲學論》的出版工作。這部現在享譽世界的名著，當時卻像垃圾一樣在德國英國的擔心賠錢的出版商腳下被踢來踢去。有人想讓維特根斯坦自費出版，被他嚴詞拒絕了：“把一部作品這樣強加於世界是不得體的。。。寫作是我的事，但世界必須照正常的方式接受它”。有眼不識泰山的出版商們的冷淡使維特根斯坦心灰意冷，他想到了自殺。羅素又一次把他救了出來。在與出版商多方聯絡之後，羅素覺得推薦信之類的東西恐怖怕不夠，他得寫一片序言才行。於是便有了羅素接管維特根斯坦的在劍橋的家具為維特根斯坦買機票的故事。維特根斯坦飛到海牙，和羅素一起一段一段的讀這本書，最後羅素寫成了一篇導言來幫助讀者理解這本書。羅素的導言並未使維特根斯坦滿意，但羅素的名氣如此之大，以至於出版事宜竟然因此有了著落。出版商的口氣基本上是這樣：他們很榮幸出版羅素先生的導言，當然，附帶地也樂於出版維特根斯坦先生的文章。為了出版商的這種輕慢作者的態度，羅素曾多次向維特根斯坦道歉。在羅素心裏，自己的導言一點不重要，重要的是維特根斯坦的書能付印。終於，《邏輯哲學論》德文版於1921年出版了。這本在哲學史上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大作，以期刊的名義，帶著紮眼的編輯錯誤，以拙劣的印刷質量，在種種學術的，人事的，技術的，商業的糾葛的包圍之中，終於跌跌撞撞地問世了。 除了作者本人，和他的導師兼朋友羅素，沒有多少期待。除了為數寥寥的幾個知音，在當時的學術界也沒有引起多少轟動。凡此種種， 現在想想真是恍若隔世。
然而也正是這一年，羅素和維特根斯坦作為朋友的關係宣告結束。事情的起因是他們在奧地利的一次計劃已久的，後來證明是發生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的見麵。那時剛走出戰爭的奧地利一片蕭條，小鎮因斯布魯克找不到合適的旅館，最後他們合住了一間房：羅素夫婦睡床，維特根斯坦睡沙發。這必定是一個難熬的夜晚再加一個心煩的早晨。他們吵架應該不是因為他們哲學上的分歧。很可能是與宗教和政治有關。維特根斯坦是一個宗教情節很重的人，而羅素是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這種差別在戰前還不明顯，但戰爭強化了它：維特根斯坦戰火中帶的唯一的一本書是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是宗教幫助他度過了5年的戰爭時光；而羅素一直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對宗教的批判態度也越來越激烈，也曾為反戰坐牢。爭論中維特根斯坦一定非常激烈，不過這是他的一貫風格，以至於他自己並不覺得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討論，事後還給羅素寫過兩封信。兩封信羅素都沒有回。看起來，叫停兩人朋友關係的人應當是羅素。也許羅素為自己的定位與維特根斯坦已經沒有交集，他現在是一個公眾演說家，流行作家。
兩人雖然不再是朋友，而且對他們的分裂也都開誠布公，但同事和同行的正常交往仍然維持著。1930 年，維特根斯坦需要羅素為他的研究寫一份評估報告來申請研究基金。這時的羅素，可謂焦頭爛額：兩個孩子都在生病，懷著別人的孩子的妻子快要分娩，實驗中的羅素自辦高中的財務困難，等等。盡管如此，羅素仍然擠出時間聽維特根斯坦講解他的新的思路，對它他既不讚成也搞不太懂， 然後兩易其稿寫了詳細的報告，最終幫助維特根斯坦拿到了基金。是羅素和摩爾主持了維特根斯坦的博士答辯，並且放任那個想拿學位的家夥反倒像老師一樣趾高氣昂。在維特根斯坦方麵，盡管他在朋友和學生麵前並不刻意隱瞞他對羅素後期哲學和人生觀的不滿，但就像他的學生馬爾康姆注意到的，在公開場合維特根斯坦對羅素總是畢恭畢敬的，他對其他人可從不這樣。這就是兩位哲人後期的同事同行關係。是的，他們不再是朋友和知音，但是，在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麽小人反目潑婦撕逼之類的狗血劇情。
羅素在哲學的建樹和自成體係方麵要遜於維特根斯坦，但羅素年歲稍長成名略早，因此羅素注定要在維特根斯坦出道的時候扮演師長的角色。應該說，他做得無可挑剔甚至可圈可點，極富哲學大家的胸懷和英國貴族的風度。也許是因為個人的偏好，我對羅素在演繹師長方麵的所做所為持有的尊敬和好感，似乎比能夠從維特根斯坦那裏看到的要多要高。這或許就是智商和情商的區別。如果說維特根斯坦的智商高於羅素的話，那麽他的情商，至少在情商的許多方麵，比如控製情緒，認知他人情緒和處理相互關係方麵，肯定不及羅素。羅素以他慣有的大度這樣評價他和維特根斯坦的區別：“他更清澈，更有創造性，更有激情；我更寬廣，更富同情，更健全。”羅素還不忘謙虛了一句：“為了對稱我誇大了這一對應，但這有點意思”。在我看來，這番對比還是中肯的。
尼采曾經把生命比作在兩個完全相等的虛空之間的火花，介於出生之前和死亡之後的黑暗之間。按照這樣的看法，生命的意義超出了生命的起點。我願意以類似的視角來看待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友誼，把他們的友誼放到人類思想探索的長河當中來定位： 在探索人性的無限可能性的跋涉途中，羅素和維特根斯坦是劃過黑暗的兩顆燦爛的流星。在某一時刻，在某一點上，兩顆流星有了交集，他們的碰撞迸發出了絢麗的光芒。然後兩顆星各自東西，繼續前行。無論從經驗的歸納還是慨率的計算上說，兩顆流星的相撞或兩個絕世天才的相知相惜，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一經出現，便成絕響。然而這千載難逢的相遇的意義，並不自動向所有的人展現，你得有一顆感恩開放的心和一雙誠實明澈的眼睛。能夠領略到這個曆史巧遇的神奇並受惠於它，是一個人的福氣。
在周末能安靜地讀到這樣的文字，是我的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