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外交部以“信息涉密”為由拒絕中國公民查詢唐努烏梁海歸屬一事，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廣泛關注。除了對中國外交部的行為不能理解之外，人們不禁懷疑，在事關中國領土邊界的問題上，還有多少不為國人所知的“秘密”？
粗略檢索了一下近七十年以來我國領土變化的前世今生，結果讓人驚訝、沮喪、痛心疾首，真相竟如此無情，足以顛覆多年偉光正的說教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認識。非常悲傷的發現，在處理與鄰國的邊界領土問題上，我們幾乎滿盤皆輸，頻頻簽約劃界，屢屢失地讓利。幾十年所為，真是丟人現眼，乏善可陳。
應該看到，有的土地在曆史上主權歸屬變化複雜，有的邊界缺乏清晰的劃分標誌，對雙方都是棘手問題。我們雖然不必像俄國人一樣信奉邊界是上一次戰爭的結果，強占豪取。但從守護國家民族利益的角度，對待定疆土無論如何不應輕言放手，退出博弈。現在說不清楚，存在爭議，那就擱置，持續申索，尋求一個公平合理的解決方式，沒有理由簽約退讓、放棄。
客觀的說，有些土地管轄權的易手，並非始自本朝。但既然早就認定那是不平等條約強加的掠奪，作為懸案本應靜觀其變，尋找時機加以追索。畢竟在更加積貧積弱的時代，都沒有誰為了苟安急著去變現祖業，後來的趙家人有什麽必要忙著去確認現狀，劃界訂約，拱手相送？以致在法理上讓我們再無可能提出合理訴求，陷自己於被動。當代的決策者難道可以說對這些永遠丟掉的國土沒有責任？
為什麽會是這樣的結果，一味退讓的理由在哪裏，做出這種難以理喻的決策的原因是什麽？要知道，我們並不是被摁在談判桌上的戰敗求和者，甚至已經在衝突中占優，現實結果仍然是受挫。而且多數相關鄰國無論是人口、經濟規模，還是科技水平、軍事實力，遠非旗鼓相當的對手，根本達不到與我們較量的程度。 指出這一點並非主張訴諸武力爭霸耍橫，以強淩弱，而是要說明我們在領土邊界爭議中的表現，基本上不是一個國力強弱的問題，而是源於指導思想的不合情理。如果不深入分析丟失國土的原因，找出行為背後的邏輯，不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不改變荒唐的思路和扭曲的決策機製，類似的敗筆和被動局麵就還會出現，再承受同樣的屈辱也就在意料之中。
執著於意識形態的狂熱，隻顧當前需求的短視，沉迷於他人虛幻的溢美，不受製約的權力的妄為，封鎖信息暗箱操作的隨意。凡此種種，導致國權價值淪落，國家民族利益被輕視，成為籌碼服務於政治，從來沒有把國家利益最大化和領土完整作為首要考慮。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一係列喪權失地的條約、協議，有什麽好奇怪的呢？
一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把政治製度的異同作為處理國家關係的首要原則，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和睦，是否有利於國際共運的發展，成為判斷局勢、決定取舍的依據。毛澤東曾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區分敵我的標準是意識形態而非國家利益，信仰相同即為朋友兄弟。是朋友，一切好說，有求必應。殊不知，當國家關係涉及到切身利益時，主義並不靠譜，朋友也不可信，不管是老大哥還是小兄弟，都給我們奉送了深刻教訓。
先看看與蘇聯現俄羅斯有關的幾個案例。外蒙古在20世紀初以前，一直屬於中國。1911年12月29日，在沙俄的庇護和操縱下蒙古王公宣布獨立。北洋政府時期經艱苦談判，1913年9月18日簽署《中俄聲明文件》，以承認外蒙自治的代價換回沙俄承認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承認外蒙古為中國領土一部分。十月革命後，外蒙感到威脅，尋求取消自治，1919年4月段祺瑞政府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隨後率兵進入外蒙，用武力迫使外蒙放棄自治。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呈請廢除俄蒙一切條約；11月22日，民國總統徐世昌“俯如所請，以順蒙情”，以《中華民國大總統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外蒙重歸中國。1921年3月13日，蒙古臨時人民政府在俄國境內的特洛伊茨科薩夫斯克成立。1921年11月25日在蘇聯紅軍支持下，蒙古人民黨建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924年11月26日在蘇聯與第三國際支持下，蒙古人民黨宣布廢除君主立憲製，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宣布獨立。中國加以指責不予承認。此後蘇聯一直在蒙古駐軍，直到1986年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才開始從蒙古撤軍。1945年在美蘇壓力下，為換取蘇聯對日參戰，8月14日中華民國被迫在與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後來台灣以蘇聯違反不參與中國內戰等條款為由，向聯合國起訴蘇聯違約，宣布條約失效，從而不承認外蒙古獨立，聯合國對此予以承認。聯大會議以25票讚成，9票反對，24票棄權通過聯合國大會505號決議譴責蘇聯。這就是至今中華民國版圖上還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據。大陸政權更替之後，中國與蒙古建交，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於1950年2月14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後與蒙古交換地圖，劃定邊界。
關於海參崴歸屬問題。鴉片戰爭後，1858年清政府與沙俄訂立不平等的《璦琿條約》，規定包括海參崴的烏蘇裏江以東地區為中俄共管。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1860年又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條約》，清政府割讓了烏蘇裏江以東包含庫頁島和海參崴在內的約40萬平方公裏的領土。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蘇俄政府先後發表第一次和第二次對華宣言，明確宣布以前俄國曆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與蘇俄正式簽訂《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明文廢止沙俄對華簽訂的所有條約協議，重新劃定邊界，但此後訂立新約的談判無果而終，中蘇邊界問題成為懸案遺留下來。1945年，中華民國對蘇簽訂《中華民國和蘇聯加盟條約》，蘇聯重新承認中國對海參崴的主權， 蘇聯同意在50年以內撤走蘇聯駐海參崴所有武裝力量。2001年7月16日，中俄在莫斯科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中國正式透過官方文件，確認放棄與俄爭議領土的主權要求。2008年10月14日中俄兩國在黑瞎子島舉行“中俄界碑揭牌儀式”，標誌著中俄長達4300多公裏的東段邊界線全部確定。
再看看唐努烏梁海爭端。1912年外蒙獨立的影響波及到唐努烏梁海地區，在沙俄唆使下，部分下屬旗開始策動獨立。1914年7月，沙俄決定對唐努烏梁海各旗實行“保護”，開始采取各種措施確立其在唐努烏梁海地區的統治，唐努烏梁海地區事實上已經淪為沙俄的殖民地。十月革命後俄國內局勢動蕩，1918年中國政府決定武力收複唐努烏梁海地區，1919年7月12日，正式成立中華民國駐唐努烏梁海佐理專員公署。被沙俄侵占七年之久的唐努烏梁海地區重新回歸中國。但布爾什維克黨已在該地區建立政權組織，隨著蘇聯紅軍的進入，該地區的曆史開始按照蘇俄設計的軌道發展。1921年8月13日，唐努烏梁海宣布“獨立”。1925年7月22日，蘇聯和“唐努圖瓦共和國”簽訂“友好條約”，建立“外交關係”。1926年11月24日，“唐努圖瓦共和國”宣布國名改為“圖瓦人民共和國”。1944年10月13日，“圖瓦人民共和國”正式改名為“圖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隸屬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至此，唐努烏梁海正式成為蘇聯領土。1948年5月7日，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傅秉常照會蘇聯外交部，聲明“唐努烏梁海是永遠屬於中國的神聖領土”。1992年蘇聯解體後，作為俄羅斯聯邦主體之一，“圖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更名為“俄羅斯聯邦圖瓦共和國”。對蘇俄的掠奪行為，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的《各國概況》，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版的《辭海》，都明確表示中國政府沒有承認蘇聯吞並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但1994年9月3日，中俄共同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中俄國界西段的約定》，2001年7月16日，中俄又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根據條約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上正式放棄了唐努烏梁海。但現在位於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卻一直沒有承認。
很明顯，中俄領土邊界爭端形成目前的結果，與我們秉持意識形態優先、政治掛帥的指導思想密切相關。新生政權希望獲得蘇聯支持，朝鮮戰爭後麵臨十分艱難惡劣的周邊及國際環境，強化了全麵倒向蘇東陣營的選擇，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們一直小心嗬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和睦團結；九十年代以後又因為雙方價值觀念相近，共同抗衡美國的需要和領導人之間的聯係頻密，由此決定了在這兩個時期處理中俄關係的基本行為方式，一切以政治意識為先，以所謂的大局為重，維護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也隻能從屬於這一原則。所以政治信念相同，一切都好商量，曆史遺留問題也可以大事化小；意識形態上一旦分道揚鑣，中蘇關係惡化，邊界爭端上就不再有回旋餘地，上世紀七十年代珍寶島上的烽煙就很說明問題。成為同誌或朋友時，被掠奪的大片國土改變屬性可以安然接受；視為修正主義叛徒後，則會寸土必爭，為一個小島不惜兵戎相見。在這種思路指引下草率與俄簽署的條約、協定表明，互諒互讓不過是一廂情願，我們更多的是忍辱負重，委屈求全。聽起來荒唐，可它偏偏就是事實。
轉引一段《人民日報》1950年2月24日發表的文章《隻有美帝和蔣匪幫才痛恨外蒙古獨立》，“蒙古的獨立，就是在民族自決的原則下，一個新國家的誕生，給世界的和平民主陣營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認蒙古獨立，不但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英明指示，同時對每個真正愛國的中國人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值得歡呼的事。隻有國民黨反動派才痛恨蒙古獨立，事後又大肆造謠，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蘇聯與偉大的世界領袖斯大林，並說蒙古獨立是中國領土的喪失。反動派這樣說原也不足為怪，可怪的是，我們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國的情緒，似乎蒙古也非得劃在中國版圖上不可似的，這實在是中了大漢族主義的毒”。這段話很有代表性，清楚表明了當年由政治信念主導的精神勝利詭辯和決策者行為背後的黨性思維和共運情結。
在處理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土問題時，類似的情形同樣出現。中朝關係中的長白山與天池，也是一個常被人詬病的話題。清朝認為其始祖仙女佛庫倫在天池吞下紅果，生下滿洲始祖布庫裏雍順。清朝把長白山視為發祥之地，多次派人踏查長白山，並遣官員祭祀。康熙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奉旨第二次探察中朝邊界，6月7日在白頭山（長白山）天池東南麓伐石刻碑，該界碑在史籍中有記載。1885年、1887年，清朝與朝鮮方麵對圖們江源頭又進行了兩次勘界，分別稱為乙酉勘界和丁亥勘界。1905年日本通過《乙巳條約》取得了韓國的外交代管權，此後中朝邊界事務由中日雙方交涉。1909年中國外務部尚書梁敦彥與日本全權公使伊集院彥吉雙方簽訂《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其第一條規定：“中、日兩國政府彼此聲明，以圖們江為中、韓兩國國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起至石乙水為界”，從而確認了中國對白頭山以及天池的完全主權。1958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長白山與天池仍在中國版圖內。1962年10月12日，《中朝邊界條約》在平壤簽訂。根據該條約，新國境線從天池穿過；以位於北邊的紅土水取代位於南邊的舊國界石乙水，大片土地由此屬於朝鮮；條約規定界河中的島嶼和沙洲按哪方居民定居即歸哪方所有的原則劃分，這對朝鮮十分有利，因清末以來朝鮮饑民大量越境進入東北墾荒，首先占據的就是無人的江中沙洲島嶼，這就是在鴨綠江口，緊貼中國一側的黃金坪也成為朝鮮領土的原因；條約還宣布了以前有關兩國邊界的文件失效。
夠鬱悶吧，對我們不利的不平等條約，我們認賬接受，照單全收，對我們有利的條約協議，卻宣布失效，結果都是國土受損。有傳言說上世紀六十年代朝鮮以領袖故鄉和朝鮮人民革命發源地為由，希望中國理解朝鮮人民瞻仰革命聖地的需要和對自己領袖的深厚感情，要求中國將長白山和天池劃歸朝鮮，毛澤東慷慨允諾，故有前述條約問世。此說是否可信姑且不論，中朝版圖由此改變卻是不爭的事實。實際上朝鮮人一直視長白山為朝鮮半島所有山脈的祖山，認為既是韓民族發祥地的聖山，又是天然屏障，曆來懷有覬覦之心。可悲的是我們的退讓和大度並未滿足其胃口，反而是得隴望蜀，滋長了對整個長白山甚至延邊地區進一步的野心。
中國與越南，曾經是同誌加兄弟的關係，毛澤東曾豪邁的說過：“六億中國人民是越南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土地是越南的可靠後方”。在兩國關係的蜜月期，除了不計成本的大量援助之外，在領土問題上中國也表現出相當的忍讓和誠意。1957年3月，中國將位於北部灣，由中方實際控製、有中國人居住生活並建有基層政權進行管理的白龍尾島交給了北越。實際上二戰以前雙方對該島都沒有實行過有效管製，各自對利用占有該島時間的先後長短和曆史上若幹歸屬交涉的認定存在分歧，雙方的主張均缺乏充分依據。不管怎麽說，對已有效控製的爭議島嶼主動放棄，無條件移交，主要的考慮無疑是重視同誌加兄弟的情誼，支持越南扺抗美國。這種極大的善意和政治意識形態思維上的迎合卻並沒有換來越南對領土問題的克製，1988年3月爆發的中越南海海戰，以及越南蠶食、占據南沙群島的大量島嶼，甚至還要求中國歸還西沙群島，表明他們在領土問題上絲毫不念舊情，對昔日的盟友絕不手軟和客氣。
社會主義大家庭對朝越的縱容，我們自己有很大責任。用國際共運的思維來處理國家關係，結果並非我們所料，實踐證明，大家庭是虛幻的，國家利益才是實在的。我們用土地換回了什麽呢？別人眼中的印象還是兩國友好關係？即使都達到目的，這也是典型的以核心利益交換非核心利益。再看看今天的現實，更令人唏噓，一個實行殘暴的家族專製在世界上臭名昭著，一個正在逐步取消一黨專製推進民主化進程，隻能說忙乎了半天，我們看到的好像是假社會主義的樣本。這些標榜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共同特點就是在主義的庇護下貪婪索取，在處理對華關係上，還不如其他國家通情達理。
二
隻注重眼前政治利益，缺乏長遠戰略考慮，為突破外交困局過分追求在發展中國家中的形象聲譽，不重視國土歸屬的核心利益，受國內政治運動折騰和因意識形態偏激導致的惡劣國際環境的牽製，無力去爭取流失的國家利益，導致我們丟掉了不必放棄的權益。
1949年大陸政權變更之後，緬甸是與中國開展邊界談判，簽訂邊界條約較早的國家。明清時期緬甸曾斷續作為中國的藩屬國接受冊封，當時無明確邊界。清末英國吞並緬甸之後，1886年英國同清廷簽訂了《中英緬甸條款》，緬甸成為英屬印度下的一個省，中緬之間的宗藩關係不複存在，邊界問題開始出現。此後英國通過緬北地區不斷搶占我西南邊陲領土，從清末到民國，經曆了中英雙方多次交涉、談判、抗議、換文之後，到1948年緬甸獨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緬雙方麵臨的邊界現狀是：基本形成了北南兩段未定界、中部三段已定界、一處永租地的格局。
北段未定界（包括胡康河穀、野人山、江心坡、高黎貢山與恩梅開江之間的土地），這片緬北爭議區曾經屬於中國，後脫離朝廷無人控製，從清末到民國部分地區逐漸被英方蠶食，中國曆屆政府均未承認。南段未定界涉及“1941年線”，1941年，英國以封閉滇緬公路作為壓力，迫使國民政府用外交換文的方式在中緬南段邊境劃定了一條對英片麵有利的邊界，班洪地區被一分為二，中國失去了班老、永邦、戶算、班個、南大、爐房等地，公明山和卡瓦地區的中心地帶也都劃給了英國。因隨後爆發太平洋戰爭，日軍攻占緬甸，這條線未立界樁。
對於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新生的兩國政權來說，緬甸希望能繼承英國統治時留下的遺產，中國本應力爭改變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惡果，但令人遺憾的是，經多次交涉談判後，1960年10月1日，中緬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政府邊界條約》，在中方作出重大讓步的情況下，全麵劃定了兩國邊界。根據該條約，對北段未定界，我們以“傳統習慣線”的名義，實際認可了中緬邊境段的“麥克馬洪線”，放棄了大片有爭議的未定疆域；對南段未定界，我們基本承認了稍有調整的“1941年線”；對永租地，“雙方決定廢除緬甸對屬於中國的盂卯三角地（南坎指定區）所保持的'永租'關係，考慮到緬甸方麵的實際需要，中國方麵同意把這個地區（麵積約220平方公裏，85平方英裏）移交給緬甸，成為緬甸聯邦領土的一部份”。
中緬邊界談判的結果，基本上全麵滿足了緬方的要求，或者說是全盤接受了英國殖民者的邊界主張。如此無底線的事情竟然會發生，一塊主權屬於中國毫無爭議的國土，竟以他國的“實際需要”為由，慷慨奉送！宣稱絕不接受殖民主義的麥克馬洪線，卻又表示尊重傳統習慣線，邊界劃線願以此為據。這種自欺欺人的辯證法詭辯，除了死要麵子，蒙騙國民外有什麽價值？務實的政治家關心的應該是邊界線劃在哪裏，而不是自得於私下改變那條線的名稱。無原則的退讓為此後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邊界談判開了一個十分惡劣的先例，在隨後的邊界簽約高潮中，各國受此暗示鼓勵，都力求享受中方的讓步政策。其後簽署的中尼、中巴、中阿邊界協議，雖然雙方分歧不大，讓利較小，但中方的隱忍退讓仍然是明顯的。尤其是對中緬段麥克馬洪線事實上的承認，成為印度提出無理領土主張的借口，也給中印後來的邊界爭端留下了隱患。
當時為什麽不惜做出如此巨大的讓步急於簽約？20世紀六十年代我們到底麵臨著一個什麽樣的國內外局勢？五十年代中國卷入朝鮮戰爭以後，在經濟、軍事、外交上遭到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和孤立，六十年代中蘇關係交惡，導致我們麵對更加惡劣的國際環境。在國內，經濟政策出現巨大失誤，大躍進把國民經濟搞到民不聊生的地步，形成大饑荒，西藏發生叛亂，殘酷的黨內鬥爭和迫害知識分子又嚴重損害了執政黨威信。可以說當時已處於內外交困的境地。
因此，急於想與周邊國家建立維持一個穩定的邊境，對外樹立和平形象，擴大影響，推廣和平共處的理念和原則，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由此形成了政治解決邊界問題，不拘泥於領土得失的指導思想。這種以土地換形象、換關係，用核心利益交換非核心利益的決策，短視且愚蠢。在前現代的政治倫理中，朝廷的穩定、統治的延續，必然優於國家權益，用土地換和平於是成為了決策者的不二選擇。由此讓人聯想到1918年為鞏固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列寧力主與德國簽訂的犧牲俄國利益、對俄條件十分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約。
其實，當年做出的讓步到底有無必要，即使從現實政治利益的角度考慮，也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如果當時維持邊界現狀，就會出現一個動蕩混亂的西南邊境嗎？事實上當年是緬方害怕解放軍追擊國民黨殘軍進入緬甸（1952年因解放軍追剿李彌殘部越過1941年線就引起了緬甸恐慌），而並非中方擔憂緬軍製造邊境挑釁。緬甸總理吳努曾直率地表明了作為小國總理對當時的中國的戒懼，他說：“坦率地講，我們對於大國（指中國） 是很恐懼的”， “曾經有一個時候，我不知道在中國會遇到怎樣的人，害怕會遇到像希特勒那樣的人，講話的時候拍桌高喊”。放棄緬北爭議區，不僅是中緬邊界領土交渉中的敗筆，而且失去了在中印東部邊境地區，可以有效鉗製印度的一個重要的戰略位置。
中方做出巨大讓步的中緬邊界條約，除了裝點一些自我強化的空洞的概念口號外（諸如為兩國人民的世代友好，為打破美國的對華包圍圈作出了貢獻，是和平解決邊界爭端的成功範例等），究竟給中國去掉了什麽威脅，解除了什麽後顧之憂，又獲得了什麽實際利益？我們期望的正麵效應在哪裏？並沒有拿得出來的可信證據。而負麵影響卻接連呈現，不斷被人援引。從決定讓歩的理由和條約導致的後果判斷，應該承認這是一次由自己嚴重失誤的內外政策和重大戰略誤判帶來的糟糕透頂的對外交涉。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國與國之間的力量差距越小，發展水平越相近，彼此的國家安全感就越小，區域角色上的衝突就越大。所以兩國進行深度有效合作的可能性很低，指望建立長期友好穩定的國家關係也極不現實。中印作為相鄰大國，既有現實的邊界衝突，又有根深蒂固的相互猜忌，還都想成為南亞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老大。雙方必然會麵臨長期較勁、博弈的局麵，不可幻想依靠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之間的團結和情誼，重視兩國人民悠久友好曆史就可改變對峙的局勢。不要以為我們希望西南邊境安定，避免兩麵受敵，忍讓克製就可換來對手的收斂和適可而止，因為別人反而認為這正是擴大其利益的機會。所以，處理中印關係必須要有長遠的戰略考慮和切實有效的策略方式，以及堅持不懈的完善各方麵儲備。不能寄希望於某屆政府、某個領導人會帶來雙邊關係的奇跡。
我們曾經希望和尼赫魯這個不結盟運動領導人治下的印度政府，建立睦鄰友好關係，擱置邊境爭端。結果尼赫魯並不買賬，而是竭力推行不切實際的“大印度聯邦”構想，乘中國參加朝鮮戰爭無力西顧的時機，搶占了藏南九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後來又沿實際控製線實施蠶食中國領土的“前進政策”，最終導致中印爆發戰爭。曆時一個月的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尤其是勝方撤退，敗方占據爭議土地的結果，給後世留下了不少分歧嚴重的爭論話題。
這裏不欲討論中國撤軍後退的原因、結果、影響，隻是想指出，我們處理中印邊境衝突的指導思想，與解決其他邊界爭議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鑒於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我們在戰前就已經定下了這是一場政治軍事仗的調子，反擊僅僅是警告懲罰性質。也就是說我們一直秉持的是息事寧人的態度，戰爭的目的並非是奪取爭議領土，改變現狀，不論後勤保障如何，打一下就撤，教訓完了就走是既定原則。但自以為是忍讓克製，先禮後兵，國際社會對這場戰爭的態度卻出乎意料，支持中方的僅七、八個國家，十倍於此的國家包括大量亞非國家指責中國。導致總理周恩來緊急撰寫一萬多字的長信，用電報發往幾十個國家進行說明解釋，力求挽回影響。
因此，我們急於想在國際上樹立愛好和平，追求建立睦鄰關係的大國形象，扭轉外交上的被動局麵，避免影響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的合作團結，幹擾反帝反殖的大局。也不願與印度全麵對抗、徹底決裂（毛澤東戰前就多次表示不會把印度作為敵人，還對尼赫魯說：“朋友之間有時也有分歧，有時也吵架，甚至吵到麵紅耳赤，但是這種吵架與我們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質上的不同的”）。所以迅速搶戰道德製高點，撤軍後退、不讓局部戰爭失控、不放棄任何和談機會成為我們必然、或許也是無奈的選擇。現在看來，也許應該慶幸當年沒和印度達成協議解決爭端，如果尼赫魯不是得寸進尺貪得無厭，以我們當時的心態和處理其他邊界爭議中的所作所為，簽訂一份中方做出重大讓步的協議完全可能（1962年12月中國政府原則接受亞非六國調解中印衝突的明顯偏袒印度的科倫坡建議，希望將此作為雙方邊界談判的初步基礎就很說明問題）。
戰爭結束後，我們自我陶醉於得勝的滿足之中，形成印度阿三不經打的輕敵意識。此後印度將所占領土升格為邦，積極擴軍備戰，組建專門針對中國的山地師，並在周邊地區穩步擴張勢力範圍。而中國卻在處理涉印事務時，多次出現重大失誤，暴露出我們不具有長遠戰略思維和敏銳研判局勢的能力。
1971年底爆發的第三次印巴戰爭，我們缺乏緊迫的危機意識，聽任印度打敗巴基斯坦，導致東巴基斯坦獨立，失去了一個在中印東段邊界出現衝突時，能夠有效遏製印度的戰略盟友。當時中國國內尚處文革動蕩之中，又發生林彪事件，沒有意願和餘力出麵對印施加壓力。盡管隨著中美關係的解凍，美國為抗衡蘇聯對印度的支持，私下聯絡中方希望中方幹預印巴衝突，但中方最終還是無所作為。印度通過這次勝利，極大地改善了自己的戰略空間。
1975年印度吞並錫金，中方也是完全聽之任之，毫無作為。錫金原屬西藏，在文化和宗教上也更接近西藏。印度獨立後，1950年12月，通過簽訂《印度錫金和平條約》，將錫金變為自己的保護國。1973年4月，印度強行對錫金實行軍事接管。1975年4月9日，印度軍隊解除了國王衛隊武裝，軟禁了國王頓珠南嘉。隨後，由印度操控的錫金議會宣布廢黜國王，幾天後通過“公投”宣布並入印度，5月16日，印度議會宣布錫金正式成為印度的一個邦。在這一過程中，錫金民族黨為阻止印度扶持的國大黨的修憲陰謀，曾向中國駐南亞各國以及聯合國機構發出求援電報達149封之多，要求“政治調停”或“武裝幹預”。在最危急時刻，民族黨在本黨黨部大樓頂層懸掛起五星紅旗，同時致函世界各主要國家外交機構，宣布錫金一切外交事務自當日起交付中華人民共和國負責。遺憾的是仍處文革混亂之中，忙於批林批孔自顧不暇的中國，沒有采取有力措施進行幹預，放棄了自己的影響力和威懾力，默認了印度的吞並行為。2003年6月
三
高度的集權，信息的壟斷，對權力缺乏有效的約束機製，導致當政者對任何國家大事，都有不受控製的自由裁量之權。
雖然當今早已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時代，但權力任性，乾綱獨斷的現象依然隨處可見。最高領導人的講話、指示，成為左右談判走向，決定談判結果的依據。缺乏現代外交理念，用請客送禮的社交方式辦外交，以統戰的思維拉關係，在領導人眼中，迎來送往的外事活動比精心準備的嚴謹的外交談判更為重要。對外交往會談中輕率表態、承諾，重視氣氛、印象、大局，不在乎具體權益的得失，在領導人看來沒有什麽不可突破，彈性尺度可以很大，決策支撐卻明顯不足。在中印戰前毛澤東曾說：“想了十天十夜，也沒想通尼赫魯為什麽要搞我們”，顯然缺乏對對手的分析研究，也沒有對其政策走向的深刻認識。這些現象在中蘇、中朝、中越、中緬、中印一係列的領土交涉中屢見不鮮。
如果注重國家民族利益而不是黨派利益；如果務實的權衡利害得失而不是為一個虛無縹緲的烏托邦喪失理智；如果體恤國民休養生息而不是卷入慘烈征戰為他人火中取栗，與世界為敵；如果誠實履行取得政權以前承諾的國家建設前景而不是沒完沒了的進行鬥爭、運動、清洗，瞎折騰；不難想象，我們完全可以爭取一個截然不同的國內外環境，提早進入現代化的進程，增強國力，何來日後的被動窘境，以至要求助放棄權益來換取存在感和安寧。
曆史盡管無法假設，但反思追問卻不是毫無意義。為什麽急於倒向蘇東陣營，不像南斯拉夫一樣選擇不依附於任何一方的獨立？國家安全形勢怎麽判定，戰略儲備的輕重緩急該如何排列？敵友該怎麽確定，為何缺少像俄印那樣遠交近攻、遏製對手的選擇？為什麽會出現以階級鬥爭為綱，勒緊褲腰帶外援這種背離國民福祉的內外政策，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在哪裏？對國家大事，我們看不到公開的討論，理性的分析，科學規範的決策機製，顯示的是淩駕一切的領導人的個人意誌。
對現代民族國家主權、領土意識缺乏強烈的認同和高度的敏感，也許源於領導人虔誠的共產主義信仰，主張無產者沒有祖國。階級始終置於民族之上，憧憬最終解放全人類，消滅國家，進入大同。所以輕視民族國家權益，把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也許源於天朝上國的天子情結，為體現地大物博、皇恩浩蕩，對周邊蕞爾小國，隻要接受安撫，不吝賞土封地，加恩體恤。問題是，在現代社會，絕不應該給領導人的個人信念和好惡，任意左右國策留下任何餘地。
國家領土不是任何人的私產，個人或集團無權處置。每一寸土地，不論是交換或放棄，都必須經過嚴格的法定程序。否則，我們如何麵對抗日戰爭中激勵過無數熱血青年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爭？對外交涉中的任何讓步，事先須獲得授權並經充分論證，事後須通過審查批準的環節。立法機構應負起監督的職責，不能苟全於橡皮圖章的定位，隻在事後辦個手續，走個形式。隻有嚴格限製無所不能的權力，才能避免因個人的隨意或失誤帶來的惡果，從而有效維護我們的尊嚴和土地。
信息公開是國民監督政府行為的重要途徑。1919年5月4日，北洋政府準備在沒有收回列強在華特權的《巴黎和約》上簽字的消息傳回國內，引發民眾強烈不滿，北京學生喊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首先上街，逐漸形成全國性的罷課、罷工抗議浪潮，引發了著名的“五四運動”。可以想象，如果一切都籌劃於密室，缺乏新聞報道的監督，簽約很可能就成為了事實。
對外簽訂的邊界條約，屬於法律性文件，理應向全社會公開，但1962年簽署的《中朝邊界條約》至今未向社會公布，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無法不讓人猜想，官方試圖掩藏什麽？隻有在封鎖信息的條件下，權力才可能超越底線，為所欲為。所以，媒體報道自由，信息全麵公開，能有效使當國者無論對內對外都難以任性。
在一個法治社會，出現重大決策失誤，必定有人擔責。如果我們有開放的輿論環境，充分的信息，透明的政治行為，規範的權力運行機製，任何人都不敢輕率做出有損國家民族權益的選擇，因為他們也知道，民意不可違。
以上對典型事例的粗略梳理，對不合理現象的簡單羅列，對導致領土邊界問題背後原因的初步分析，顯露出一個個不忍直視的場景。對極左、極權意識形態的偏執盲從，對眼前政治利益的考量謀取，以及不受約束的專斷權力，都可以讓領土問題退居其次，在屏蔽信息壟斷傳媒的操控中，試圖瞞天過海地將邊界悄然改寫！如果不改變這樣的環境，就難以避免再遭遇讓人倍覺屈辱的曆史。國人應該對此有高度警醒。
因為擔心過於繁瑣，本文寫作過程中，對文中涉及的材料出處，引文來源，參考文獻，未像論文般嚴謹地逐一注釋說明，在下對此深表歉意，懇請相關原作者諒解，在此一並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