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清晰的往事

越來越清晰的往事

 

田  心 

 

 

（1）

 

年過花甲之後，昨天的事情今天就可能忘記。然而童年時代和青少年時代所經曆過的事，卻像老式照相術印相片一樣，在時間的顯影劑裏越來越清晰地浮現在人腦的相紙上。

一九六○年年初的寒假期間，我離開故鄉安徽省潛山縣黃泥鎮，到在安徽省淮北市工作的二哥B榮祖那裏去上學。那時我十二歲，上初中一年級。同時，我母親到北京去，預備照看即將出世的大侄女B玫，就是我大哥B同的女兒。當時還在南京上學的三哥B澤波回到老家，接從未出過遠門的母親和我，一直把我們送到安徽省蚌埠市火車站。二哥從淮北趕到蚌埠火車站來與我們會麵。靠著候車大廳牆上掛的旅客留言板聯絡，我們四個人在蚌埠火車站會合了。然後二哥送母親登上開往北京、經停蚌埠五分鍾的路過快車（那時沒有安徽始發開往北京的火車），把母親托付給車上一位素不相識的解放軍軍官。接著二哥和我又送三哥登上開往浦口的火車。最後二哥就領著我，坐火車再轉汽車，去我後來生活了三年半的淮北市，當時叫濉溪市，是他工作的淮北礦務局所在地。

那是我一生中的第一個轉折點。雖然十二歲的孩子遠離慈母，有些淒慘之情，可同時我又感到一種隱隱約約的欣慰：因為我也遠離了我父親。從記事起，我就因父親而忍受著奇恥大辱，被同齡的孩子們嘲笑和疏遠。父親被鎮上人加了三個稱號：“亂搞男女關係的壞蛋”、“滴水不漏的瓷器棺材”和“漏劃的地主分子”。後兩個稱號倒沒有什麽：滴水不漏犯了什麽法？漏劃是誰漏了的？你再補劃好啦。那年頭，要搞臭一個人，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給他安上“亂搞男女關係”的罪名。所以，鎮上人給我父親加的第一個稱號，也是最令孩子覺得沒臉見人的一個稱號。小學班主任老師還唆使我去跟蹤父親，“捉他的奸”，我也的確跟蹤過一次。跟蹤了兩條街，最後看到父親進了我的一位堂爺爺家。班主任老師要我匯報跟蹤情況，我就如實說了。他說：“那就對了，你父親亂搞的就是你那個堂奶奶！”到我十歲時，父親更被劃為右傾分子（本來鎮上領導想劃他右派分子、因上麵政策規定隻能劃成右傾），被關押在鎮工商聯的一個小屋裏寫檢查，一連十四天不準他回家。我母親每頓做好飯後，用一個有蓋的大陶瓷碗盛好給父親的飯菜，再包上厚布巾，叫我去送給父親。到了那裏，工商聯的一個幹部接過去，先打開布包、揭開碗蓋細看，然後又用筷子仔細地翻動飯菜。最後他把布巾甩給我，說：“回去吧，送下頓飯時再拿回這頓飯的碗筷。”我送了十四天飯，卻沒有見到父親一眼。後來聽說劃我父親右傾分子也不符合上麵的政策，於是就把他劃為壞分子。從當了壞分子以後，父親就經常被派去做勞工，此外，每天還要打掃兩個公共廁所。那些年，流經黃泥鎮的長河河道淤積，年年發大水。勞工活主要是在枯水季節把河床的泥沙挖上來，加到堤壩上。到了星期天和節假日，與我同班的孩子們沒有一個去參加這種勞動的。我是全班年齡最小的，卻因為是壞分子的兒子，剛滿十歲就被強迫參加這樣的勞動（在工地上還有一個比我小一歲低一屆的資本家的兒子）。我被人故意安排挑著泥沙擔子，緊跟在我父親身後。我是父母最小的兒子，我出生時父親已快五十歲了。所以我父親那時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他的擔子又被人故意裝得一頭很重、一頭很輕，令他一路趔趄、苦不堪言。那些人還高聲對我喊叫：“你怎麽當少先隊員的？你舍不得催促前麵的壞分子跑快些嗎？”我忍氣吞聲地挑著擔子越過父親的身邊跑到前麵去，同時我的淚水混合著汗水，默默地在臉上流淌著，有些落在胸襟前，有些順著脖子流進破舊的冬衣裏麵去。

 

（2）

 

到了淮北，因為父親而一直籠罩著我的羞辱感煙消雲散，我以為萬事大吉了。所以我從十三歲就開始寫入團申請書，但是直到考大學，我仍然沒有入上團。大學二年級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全國的學校都停了課。大學裏的師生關係，要麽變成了朋友關係，要麽變成了敵我關係。我們年級的政治輔導員艾老師也是年級黨支部書記，他一直對我很友善。我在一年級時，他就指示我們班團支部讓我入了團。文革開始後，他更是毫無領導的架子，多次喊我到他的辦公室去閑坐。有一天，艾老師喊我到他的辦公室去，突然問我：“你想不想知道你考大學時考了多少分？”我當然想知道。他就從抽屜裏拿出一個檔案袋，抽出一張紙，說：“你考了五百五十一分，是你們這一屆全院一千多名新生裏的第二名。你們班考得最低的是三百○一分，你們兩個相差二百五十分呢。你考大學那年，清華最難考的係錄取線才四百八十分，你為什麽沒有填清華呢？”我說：“我填的第一誌願就是清華，第二誌願是北航。可是我們高中的班主任找我談話，說我的家庭政治條件不好，說我本人連團員都不是，他說考清華、北航的首要條件必須是團員。他就當著我的麵，拿起毛筆，把我填的頭兩個誌願塗掉了。”艾老師笑了，舉起另一張塗有兩條粗墨杠的紙給我看。我一眼就認出，那正是我的高考誌願表。艾老師說：“千萬不要覺得委屈哦，小B。比你考分更高、卻什麽大學也沒有考上的，全國肯定有成百上千！你相信嗎？”我點了點頭。接著他小聲對我說：“我早就注意到，你的助學金等級太低。現在學校裏亂哄哄的，誰也不管這些事，院部財務隻照著各係送去的表格發錢。我已經向係主任反映了你的困難，我們給你升了兩個等級，從這個月就開始發。你不要跟任何人說這事，若同學們問起，你就說從一入學就是這個等級。”我感激不盡地說了聲“謝謝”。

當時我忽然想到：啊，對於我們學生來說神秘莫測的高考錄取內幕和提高助學金等級這樣的我連想都不敢想的大事，艾老師都對我直言相告，我何不趁此機會問問那壓在我心頭多年的困惑呢？

我就說：“艾老師，我家的政治條件很差吧？我父親到底算不算階級敵人呢？”他愣了一會兒，然後哈哈大笑起來，說：“小B呀，你怎麽這麽幼稚啊？你的父親不也是北京你大哥的父親嗎？你們共同的父親若是階級敵人，你大哥進得了中央兩報一刊評論組嗎？你大哥屬於中央軍委直屬部門的幹部，你以為中央軍委能重用一個階級敵人的兒子嗎？你那中學班主任對北京的高校情況真是毫無所知。我告訴你：我們學校錄取的新生中團員比例才是全北京高校裏最高的，我們學校最看重錄取新生的政治條件，也是全北京高校裏聞名的。那麽，你父親若是階級敵人，我們學校會錄取你嗎？你看你們班三十個人，入校時就有二十七個團員，一年級時你和AAA又入了團。現在你們全班隻有BBB一個人還不是團員，那是因為BBB本人死活不願入，其實他家的政治條件也相當好。”艾老師說到這裏，搓了搓雙手，十指交叉地托住自己的後腦勺，上身仰到椅背上去。然後，他兩眼望著天花板，好像自言自語，帶著我能聽得出的譏諷和憂慮，說：“我們學校呀，可能出不了什麽科學家、實業家，但一定要出些政治家的！”說完又坐正了，哈哈一笑說：“隨便說說。好了，你回去吧。對了，這裏有一張蓋好了我們係公章的領物單，是係裏補助給你一套新棉衣，你拿著這個單去總務處領取就行了。那裏有五種號碼的棉衣，你試試哪個號碼合身就領哪個號碼。”

與艾老師這次談話之後的四十多年時間，證明了他那天說的關於我們學校要出些政治家的話，決不是隨便說說，而是說了一個預言。這四十多年裏，我們學校的畢業生中，確實沒有出什麽科學家、實業家。但當到了這個泱泱大國的國級和省級領導幹部的我校畢業生，竟有幾十人之多！

 

（3）

 

與艾老師談話之後，我一下子覺得心頭輕鬆了許多。當天我就領了新棉衣，過幾天又領了新等級的助學金。然後我故意跟外係的一個同學結伴，開始了南下串聯。那時我的母親還住在北京大哥那裏，我是每個星期天都能見到她的。而艾老師的一席話，就像一根粗壯的風箏線，把我的思念一下子拉向了久未見麵的父親。我與串聯同伴匆匆遊玩了南京、上海、杭州、廣州，在廣州我和他各花三角錢買了十斤香蕉，分手各自回老家。我提著十斤香蕉，興衝衝地回到分別已一年半的故鄉黃泥鎮。父親見了我高興得合不攏嘴，摸著我放在桌上的香蕉，問：“你怎麽有路費回來？你怎麽要買這麽貴的水果回來？”我說：“毛主席免了我的路費，我是繞了一大圈從廣州回來的。這香蕉本是廣東特產，在那裏很便宜，跟我們家的蘿卜一樣價。”父親說：“好，好，好。正好我這幾天也有空在家。從前天起，政治學習就停了，因為原先主持政治學習的人已經是被揪出來的階級敵人。今年長河沒有發大水，所以冬天也不用修堤壩了。‘牛鬼蛇神’一多起來，髒活累活就轉給了比我年輕的‘牛鬼蛇神’去做。以前我掃的那兩個廁所，現在歸你的小學班主任老師掃了。”我一聽這話，心裏感到像出了一口悶氣那樣通暢。

父親連忙要我坐到火桶裏取暖。我先到處看了看，家裏的陳設已經麵目全非了。父母房間的大茶幾上，原來最顯眼的一對明朝青花大花瓶和一對青花大果缸都不見了。父母睡的寧波雕花紅檀木大床，門臉兩邊和上方的雕花屏風被砸得隻剩了框架。另外兩個臥室裏的花梨木大床也一樣被砸得支離破碎。過去客廳裏供祖宗牌位的高台幾和兩個睡房裏的大衣櫃，全都是紅木雕花的，但麵上的雕花都被鏟平了。廚房裏一溜排列的花瓷菜壇也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兩個粗陶泡菜壇。

“這都是誰幹的？”我問父親。

“還不是跟你一樣戴著紅袖章的學生伢唄。”父親仍然笑嘻嘻地給我端來熱茶，擰亮煤油燈。那時鎮上已經有了電燈，但供電不正常，家家戶戶的煤油燈還是少不了的。然後他抱著一個銅手爐，在我對麵坐下，開始了我們父子之間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徹夜長談。

“有個叫CCC的學生，可惜他來晚了一步。他說認識你，是縣中比你低兩屆的，他是那些戴紅袖章學生伢的領導。要不是他來了，恐怕連床板都要砸碎，那就睡不成覺了。他還攔下了一些東西沒讓那些學生拿走，喏，這個銅手爐就是，還有銅帳鉤和一些東西。隻可惜那一櫃子B氏宗譜，我求他攔下來，他說：‘B伯，那是明文規定要沒收的，我幫不了忙，對不住。’CCC真是個好人，隻有他喊了我一聲‘B伯’，還說了‘對不住’。前頭來的那些學生伢很凶，嚇得我渾身發抖！”

啊，那B氏宗譜若能留下來，可謂無價之寶了。那是用一個像如今的五十吋大彩電側過來那麽大的花梨木櫃裝著的十六厚本線裝的宣紙印製的木刻版書籍，書籍的開版大約與如今的A3紙尺寸相當。其中第十六本的後半本，是父親用工整的楷書親筆寫的。因為那後半本記載的是一九一二年即民國元年B氏修宗譜之後的新資料，就是我們這一輩（人字輩）和下一輩（作字輩）兩代人的資料。前十五本我很少翻看，記載的是從江西瑞金府北遷到皖、鄂、湘、贛交界地帶的B氏一支的資料。北遷之年是明朝初葉，具體年份我現在記不清了。北遷時的最長輩為第一代，到人字輩為第二十代。我隻記得第一本開篇頭一句話是：“吾乃B叔牙之後也，源於山西上黨郡。”我很小的時候就問父親：“B叔牙是誰呀？”父親就對我講了管B之交的故事。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個工作地點是位於湖北省潛江縣的五七油田。有了第二個孩子之後，我星期天騎著公家的摩托車下鄉采購雞蛋和油，無意中碰到一個姓B的本家。我那時剛滿三十歲，他大概比我年長十幾歲。一聽說我姓B，立刻熱情地把我拉到他家裏，就敘起了家譜。他本以為我這麽年輕，不懂家譜，沒料到我比他還懂。我問他是什麽輩份，他說聽他父親說過，他是作字輩，他父親是人字輩，不過他父親頭一年已經去世了。我說我正是人字輩的，他就要給我磕頭，我趕緊攔住了他。他說他受荊州地區族人委托，要他負責修家譜，全區B姓的人已經集資超過十萬元。一年前，錢就轉到了他手裏。他也騎自行車跑遍了荊州、黃岡兩個專區和湖南的常德專區。花了整整一年時間，無奈根本弄不到人字輩以上的資料。人字輩的人，也多已作古。而作字輩往下，連該叫什麽輩也沒有人知道。我就對他說了我家保管的B氏宗譜文革時被紅衛兵抄家拿走、再也找不回來的情況。我說：“若是我家的那一櫃東西還在，你就輕輕鬆鬆地掙這十萬塊錢了。”他說：“我哪裏奢望搞到那麽多資料！我隻想搞清楚作字輩和後麵的資料就行了。不瞞家叔，就是我連作字輩的資料都搞不齊，本家們也心甘情願出這個錢，隻要印出一本家譜來就行！”於是我就勸他，暫且以能搜集到的資料為準，盡快把家譜修出來算了。他說也隻好那麽樣了。說著就叫他婆娘拿出一蔴袋花生和一塑料壺花生油，往我摩托車上綁。還說：“雞蛋我家裏有的是，隻怕車子在路上都顛碎了。下次家叔再來，我專門用結實的筐子給您綁一筐雞蛋回去。”我掏出預備好采購用的全部現金三十元塞給他，他死活不要。一年之後，我再騎摩托車去找他，卻怎麽也找不到那個村莊了。

 

(4)

 

我問父親：“那樓上米倉裏的書，一本都不剩了嗎？”父親在解放前開過“裕成布號”,也代他的外祖父經營設在我家店堂一側的“雲鬆書屋”。解放後，我家的店麵就光是“裕成布號”，“雲鬆書屋”剩下的書都歸了父親。父親把那些書運到樓上，散亂地堆了半米倉。那米倉是一間四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隻有一扇門坎很高的窄門，沒有窗戶，屋頂有三塊明瓦透光。那裏雖名叫米倉，但我從來沒有見過裏麵有米。我孤獨無朋的童年時代，在米倉裏度過了多少無憂無慮的時光啊！我從四歲起就喜歡躲在米倉裏看書，或爬或歪躺在書堆上，隨手拿本書看。六歲上學以後，下午一放學，米倉就是我的唯一去處。看著看著，光線漸漸昏暗，而我也在書上麵睡著了。常常是母親舉著煤油燈，父親抱起睡著的我，把我抱到樓下後再弄醒我，母親把給我留的晚飯端給我吃。米倉裏沒有如今說的四大名著（三國、水滸、紅樓、西遊），大部分書是“四書五經”、《資治通鑒》、《二十四史》等，我看不懂，也不去翻。有我能看懂一些的，如《百家姓》、《三字經》、《千家詩》、《增廣賢文》、《醒世恒言》等。但我最喜歡看的，還是新文化運動以後的白話散文和小說。後來收進初中或高中語文課本的好多課文，我竟然多年以前就在米倉裏讀過了！

父親搖了搖頭說：“你媽好些年前就撕那些書引火做飯，這你是知道的。你上大學以後，我幹脆揀出一些我自己喜歡看的，把剩下的統統搬到柴房了，省得她上上下下地拿。燒了倒好，要不也被紅衛兵沒收了。”說著，父親放下手爐，起身到床邊，掀起褥子，拿了兩本書過來。我一看，高興得在火桶裏站了起來！原來是兩本線裝的張恨水小說：《啼笑姻緣》和《夜深沉》。

我問：“我在米倉裏怎麽沒有見過這兩本書？”

父親笑笑說：“豈止你沒有見過？我把它們藏在枕頭裏時，恐怕你三哥都沒有出世呢。”

我馬上翻起那兩本書來。前不久，我們紅衛兵占領本校圖書館的時候，我和我們班的BBB搶到的是一批翻譯小說，如莫泊桑、巴爾紮克、迭更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等。我看到同係的一位“戰友”抱走了一摞張恨水小說，我曾跟他約定了要交換著看的。可後來再也沒見他，可能是外出串聯了。

父親又抱起銅手爐，說：“不用忙著看，你不是要在家住幾天嗎？我跟你說說，我為什麽特別喜歡看張恨水的書。”於是我放下那兩本書，看著父親的臉。天哪，我怎麽從來沒有注意到：我的父親根本不像個小商人，更不像個壞分子。他五官端正，前額寬闊，兩耳肥大，雙眼慈祥。他說話中氣十足，聲如洪鍾。再看看他收藏了幾十年的這兩本線裝書，我實在不能理解他怎能熬過那些掃街掃廁所的歲月！

“張恨水就是我們潛山人。他老家在北鄉嶺頭，是大戶人家，在梅城也開有商鋪。我在梅城當學徒的那家師傅張洪翥，就是張恨水父親張耕圃的堂兄弟。張恨水隻比我大三、四歲，他到梅城店來小住過，人很和氣。當然他不認得我這個當學徒的，可我怎能不認得老板家少爺？他出了名以後，我就沒有機會見到他了。但是他寫的書，出一本我就買一本。要是都能留下來，恐怕一百本都有了。”

父親又給我和他自己續了開水，把他自己喝茶用的紫砂茶壺放在套於煤油燈外的鐵絲架上，利用煤油燈罩裏往上衝的熱氣保溫。我估計他馬上要講張恨水與謝冰心的故事了。那個故事，我記不清聽他講過多少遍。我也曾問過高中的語文老師，老師證明我父親說的是對的。我上大學以前，他一講那故事，我就顯示出厭煩的表情。但是這天晚上，我覺得我過去的厭煩表情，是對父親多麽大的不敬和傷害啊！我想，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洗耳恭聽，以彌補從前對父親的諸多虧欠。

果然，父親講起了老故事。“你以前語文課本裏有謝冰心的散文，謝冰心就是謝婉瑩。你知道謝婉瑩為什麽起筆名叫謝冰心，張心遠為什麽起筆名叫張恨水嗎？”因為這是我已經聽煩過的話題，我當然知道，但是那天晚上我說我不知道。於是父親眉飛色舞地說：“他們兩個談過一段戀愛，就是我在張家的梅城店裏當學徒的那年月。可那時張心遠的名氣不大，謝婉瑩是北京大戶人家的小姐，瞧不起我們安徽潛山小地方的人，就以起筆名冰心的方法拒絕了張心遠。張心遠呢，也不好直接恨謝冰心，就起筆名來恨結了冰的水。你想，謝冰心的文章是寫給小孩子看的，她的文筆豈能好過張恨水？中國曆來最大的文人，都是出在我們潛山、桐城一帶的！桐城派的文章你念過吧？”

這下我不得不打斷父親了。因為我知道他對桐城派的那點知識，不過是從黃泥鎮的幾個淺薄文人那裏聽來的，不像他對張恨水的知識那樣，起於對學徒時期的老板家少爺的真誠崇拜。我父親連私塾都沒有讀過，更沒有進過學堂，他是自學成才的。他一生看過的書真不少，張恨水小說這一項，恐怕連文科大學生也趕不上他。但他長期訂閱的報紙，則隻有一份“參考消息”。無論他把每張“參考消息”連中縫也不漏地讀完，仍然從未弄清過南斯拉夫和赫魯曉夫兩個人為什麽老是吵架。至於他講的關於張恨水與謝冰心的故事，如今我才知道，那純屬民間誤傳。事實是，謝婉瑩發表她的第一篇小說《兩個家庭》時，第一次使用了“冰心”為筆名。她說：“當時我不願同學們知道文章是我寫的，而‘冰心’筆劃既簡單好寫，又與我的名字謝婉瑩的‘瑩’字的含義‘光潔、透明’相符。”至於張心遠為什麽起筆名叫張恨水，據石楠所寫的《張恨水傳》的解釋是：張心遠曾經在蘇州的蒙藏墾殖學校讀書，受當時的“鴛鴦蝴蝶派”文人影響（鴛鴦蝴蝶派文人起筆名一定要帶個什麽“生”），他就起了一個筆名叫“愁花恨水生”。後來，張恨水先生自己也解釋過他的筆名來曆，說那與謝婉瑩完全無關。他說他的筆名“恨水”取自李煜的詞“相見歡”的最後一句“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5）

 

但我仍然佩服父親。在那麽貧寒、受欺壓的環境裏，他仍不失為故鄉小鎮上的文人之一。他酷愛象棋，偶爾也打打麻將（改革開放之前的麻將決不是賭博工具）。我看著手裏的《夜深沉》，忽然聯想到父親還有一個文化強項，也是他唯一的自我娛樂項目，就是拉京胡。偶爾他也自拉自唱幾句，在故鄉小鎮上，算得上一名京劇票友。我二哥B榮祖十幾歲時就能登台演京劇“楊門女將”裏的佘太君，可能是受了父親的影響。當然，更因為我們家鄉本是徽班進京成為京劇之前的發源地。曆來家鄉人稱京劇為大戲，稱黃梅劇為小調，家鄉各縣都有一個京劇團和一個黃梅劇團。我記得父親在掃街掃廁所的那些年裏，也沒有停止過拉京胡。

“京胡還在嗎？”我問父親。

“在。這也多虧你的校友CCC，要不都跟這手爐一起被拿走了。”說著，父親到床的側麵取來了胡琴。一邊拿鬆香擦著弓，一邊問我：“你在京城學了幾句京戲沒有？”我說沒有。再往後兩年，全民學唱京劇樣板戲，我倒是認真學會了《沙家浜》和《紅燈記》裏的幾段，準備回老家與父親對琴的，不料再也沒有機會了。

父親調好了弦，問我：“想聽什麽？”我指著張恨水小說《夜深沉》的封麵說：“就拉這個吧。”

於是父親閉上了眼睛，他拉任何曲段的引子時總是先閉眼，拉完引子再睜開眼睛。然而他睜開後的眼睛就好像走了神，都沉浸到那樂曲中去了。我靜靜地聽著，聽著，我聽出在引子之後，他反複地拉了三遍慢板。然後拉完中板，就停住了。他抱歉地說：“掃了幾年廁所，手生了，不行了。”

我說：“好聽。我正好也不喜歡聽後麵那段快板，跟曲名不符。”

父親睜大了眼睛看著我：“你懂了不少哦，在哪裏學的？”

我說：“我在學校樂團的民樂隊拉二胡呢。我們隊長是蘇州人，比我高兩屆。他吹拉彈唱樣樣行，京胡也拉得好。他拉‘夜深沉’的時候，跟您一樣，從來不拉最後的快板。”

父親聽了，連說了三聲好。收起胡琴，說：“念大學是對的，學的東西多。你奶奶臨終時的唯一遺言，就是要我砸鍋賣鐵都要供你們這一代人念書。當然她不明白念書還分那麽多等級，我也是你們兄弟五個都念了書以後才知道那個分別。你大哥考大學時填報了四個大學：清華大學、金陵大學、中央大學和他實際上去念了的建國法商學院。我們小地方的人也知道清華大學好，金陵大學好，中央大學好，可是越好的大學要的錢也越多。我東拚西湊，勉強湊夠了他念建國法商學院的首期學費。我聽說你念的學校，也是解放後才從清華大學分出來的？好。你去北京念大學，慚愧我沒有供過你一分錢，我對不住你哦。你們娘兒母子，我都對不住。”

父親抱著銅手爐，低頭歎息。我馬上把艾老師給我加了助學金的事告訴他，還告訴他，從上大學時開始，我三哥每個月都給我寄七元五角(兩個月寄一次十五元)的零用錢。係裏最近還補助給我一套新棉衣，就是我身上穿的這套。

父親抬起頭，伸手摸捏著我棉衣袖口的裏裏外外，連聲說：“好布料，好棉花，裏外三新，好。”然後他的手就按在我胳膊上，說：“孩子，這艾老師，你這四個哥哥，全都是你的恩人哪。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記得嗎？”我連忙說：“記得。”

父親挪開了他的手，問：“有對象了嗎？”

我說：“還沒有。”

“沒有好，不要著急。找對象是終身大事，要慢慢挑。定了就不能反悔，休妻是家族大恥。我知道你看過B氏宗譜，你沒有我看得細。安徽有句罵人話叫‘操你祖宗十八代’，巧得很，B氏宗譜裏，在我上麵的祖宗正好是十八代。我查遍了這十八代祖宗，喪妻續弦的有，妻在納妾的也有，唯獨沒有一個祖宗休過妻。你的四個嫂子，各有千秋。從相上看，她們跟你四個哥哥，一對一對的都有夫妻相，都能白頭到老。女子無才便是德，美妻是災，才妻是禍，這都是對丈夫說的，不是對社會。一個國家當然有美女才女，為社會共有。若共產共妻，就必出問題。你不要找太漂亮、太聰明的對象，不醜、不傻就行。你是國字臉，瓜子臉和鴨蛋臉的女人對你不相宜。記住，適合作你對象的，是猴子臉的女人。有目標後，你先把相片寄給我看看，我隻看她相片就知道合適不合適。”

我連忙答應了。因為父親算卦、算命和看相的本事，是黃泥鎮上和四鄉小有名氣的。尤其是他若認為重要的人和事，就不會單打一地算，而是把卦、命、相這三者結合起來算。他看過我中學時候兩個與我關係密切的同學的照片後，就說其中一個“非壽者之相”，那個同學不久遊泳時淹死了。他說另外一個“要提防、不可深交”，果然那個同學後來向學校告密，把我誤將收音機擰到了蘇聯電台的事，說成是我有意偷聽敵台，我差點被學校開除。

一九六六年冬天是我情欲躁動不安的一段時間。上麵說了，我從學校圖書館搬了一大摞封資修書籍回宿舍，一本一本地看了起來。那時我剛滿十九歲，一脫離教條思想的桎梏，就像野馬脫韁，饑不擇食。我很快被那些封資修毒素害得春心蕩漾，恨不能立刻變成莫泊桑筆下的俊友杜洛阿，跟哪個多情少女墜入到溫柔鄉裏去。無奈人窮誌短，我有賊心也沒有賊膽，充其量隻能把自己關在宿舍裏，想象著書中的黃金屋和顏如玉，瞎寫一些所謂的英雄所見。後來沉到長江裏的滿滿十七厚本日記，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段無政府時期寫的。

父親的教誨，我感到實在是寶訓箴言。我當時確實願意早日結束那種青春苦旅，趕緊找一個猴子臉的、不醜又不傻的女人結婚算了。我戰戰兢兢地問父親：“您看我什麽時候能完成終身大事呢？”

父親閉上眼睛，又掐了半天手指，口中念念有詞。然後慢慢地睜開眼睛說：“定下對象應該就在一年之內，成親恐怕還要等幾年。”

今天想來，我實在佩服父親的預測。八個月後，我在串聯到大連的時候，遇到了後來成為我妻子的她。我從見到她的第一眼，就認定這必是要與我相伴終生的女人了：因為她正是一張猴子臉。若按老鄉張恨水先生寫的美女三個字標準“白、高、肥”來說，她一個字也沾不上。但我記住了父親頭年冬天對我說的“不醜、不傻就行”，心中就暗暗地拿定了主意。等有了她的第一張相片後，我就把它寄給了父親，父親回信說“合適”。更沒有想到的是：她是一九六八年冬天大學畢業分配工作的，我那時候還在“念書”。她沒有告訴我，就把第一個月工資四十二元五角的幾乎一半，二十元整，寄給了我父親。那時離父親歸天已隻有幾個月時間，他老人家故意不忙兌現匯票，逢人就拿出來炫耀：“最小的兒媳婦（其實那時離我們結婚還有兩三年呢）給我寄錢來了！”無疑，父親掛念最小兒子婚姻的那份心事了卻了，伴隨著極大的安慰。

 

（6）

 

夜已深沉，算完我的婚姻大事後，我沒有要求，父親卻主動地為我們五兄弟都算了算。他拿出一個小本子，那上麵記著全家人的生辰八字。

父親算我大哥時，花的時間最長。算算停停，又找出大哥最近的一張相片，仔細看了之後，再重新算。最後父親麵露不安地問我：“文革以來你大哥還好嗎？”我說：“好呀。他被抽調到中央兩報一刊評論組了，那是中央文革直接領導的寫作班子，不好還能進得去？”父親說：“不對，他兩年之內必有大災。你回去告訴他，凡事要小心謹慎，大災來自身邊小人。”我點頭答應。

算二哥算得最快。結論是：“他最大的問題是膝下有女無兒，我記得已經告訴過他。”

算三哥費的周折也不大。父親說：“你三哥憨人憨福。要說仕途財運，你們五兄弟裏數他最差。可是他的命竟是兒孫滿堂，要在東北發出B氏一支旺族。”

算四哥也很費了些時間。父親一邊算一邊對我說：“你四哥從小多災多病，本該夭折的。你祖父請來道士念經，活了下來。他娶你四嫂前，是你媽先有了意思，再叫我去看的，那時他們男女雙方還沒有見過麵。我看她缺乏旺夫益子之相，也對你媽講了。但你媽隻想顧全兩家本是世交，我又是個被專政對象，哪敢挑挑揀揀？就那麽將就了。你四哥一生命苦啊，走也要走在你們四個人前頭。”二十幾年後，我四哥患了肝炎。沒有拖多久，就英年早逝了，走的時候五十四歲。頭一年冬天，我們父母墳頭的一棵五根壯枝大樹（親友都說那象征我們五兄弟），突然被冬天裏極其少見的雷電擊斷一根。當時祖墳所在地的一位本家對我二哥說：“明年你們五兄弟裏，怕是有一支要遇難啊。”聽到這話，第二年我們五兄弟都夾著尾巴做人。沒料到，竟是應驗在四哥身上。

算我時，父親頻頻地抬頭看我。時而又拉起我的雙手（先左後右），看指紋、捏虎口和掌心。最後說：“你跟你大哥年齡相差十八歲，命中卻有許多相似之處。那麽你要記住我剛才說的，你大哥必有大災的那個年齡。”然後又笑了笑說：“不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禍來躲不過，福來不靠求。我這一生中，給別人算過成百上千的命，雖沒有誰來說我算錯了，我自己可不敢說都算準了。其實呢，人的一生一世，就跟編好的一台戲一樣，萬事都已注定，人不過來演一遍，但演員斷不能自己改變編好了的戲。你以後有錢了，記住不要花錢在算命上。哪個算命的也不會比我今天夜裏給你算的更準。你信不信？”我點點頭。

那天夜裏，父親和我都沒有睡意。久未聽到過的雞鳴聲令我吃了一驚，我問父親：“您還養雞了嗎？”父親說：“養了，天亮就殺一隻母雞招待你。”我說：“母雞留著下蛋吧，殺隻公雞唄。”父親說：“隻有一隻公雞，一是留著報曉，二是留著打水（就是交配的意思），這樣我留到春天的蛋就又能孵小雞了。”我說：“天快亮了，我們還是睡一會吧？”父親說：“當然要睡。我燒了熱水的，現在去拿來給你泡腳。”我阻攔不住，作為小兒子，竟然像貴客一樣被父親伺候著。

我們家鄉人認為好吃的東西就是雞、魚、肉、蛋。我在父親身邊住了三天，他每天殺一隻雞，買一條魚，買一斤不要肉票的高價肉。雞蛋就是家裏雞生的，每頓飯都是父親做，我隻管吃，也不知道吃掉多少個雞蛋。我一個十九歲的小夥子，吃了二十多天營養不良的串聯飯之後回家，當然能吃。我餐餐狼吞虎咽，盡情享受家鄉美味。而父親一個年近七旬的老人，毫無龍鍾老態，也跟我一樣能吃。他頓頓風卷殘雲，不容一點飯菜浪費。有一頓飯後收拾桌子時，他為自己的吃相解嘲說：“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我現在自我檢查身體的辦法就是吃飯。民以食為天，吃和穿的確很重要。那年開我的批判會，有人批我說的‘人生在世、吃穿二字’是什麽腐朽人生觀。其實那也不是我發明的話，要是從積極的方向去解釋，那話也並不錯。要解釋為：人生不要好高騖遠，衣食無憂，夫複何求？”我望著父親壯壯實實的體態，聽著他睡覺時如雷的鼾聲和起床後如鍾的話音，以為他至少要像我祖父一樣活九十多歲。我萬萬沒有想到，此後才兩年多，他就長眠不醒了。我能想象到，那最後兩年多裏，他又受到了何等殘酷的文革打擊啊。

我怕父親三天裏為我花光一個月的生活費，第二天我就叫他不要買高價肉。他說：“不要緊，馬上蠟月就到了，我還會像往年一樣，在門口擺起代寫春聯的攤子，掙一筆大錢的。”我說：“今年文革，移風易俗，恐怕沒有人貼春聯吧？”父親滿有把握地說：“移風易俗的年頭就貼移風易俗的春聯囉，我都想好不少新對子了。你放心，這黃泥鎮是三縣交界的重鎮，誰也禁不了三縣農民貼春聯的。”果然不出父親所料，那年的春聯貼得比往年更紅火。

在故鄉的那三天中，基本上沒人來打擾我。可能是因為特殊時期，人人都摸不清對方陣線、不敢隨便串門的緣故。我也樂得關起門來，一口氣讀完了張恨水的兩本小說。離家之前，我把回京途中可能要花的錢留好，然後把多餘的三元錢，夾在《啼笑姻緣》裏，和《夜深沉》一起，放回父親的褥子下麵。

 

（7）

 

將近三十九年之後，就是我現在寫這篇文章的三年半以前，二○○五年七月十六日夜裏，我忽然想起了在故鄉黃泥鎮的那個冬夜，父親說的我與我大哥命中有許多相似之處的話。我對照幾十年來已經發生的事，感慨不已，夜不能寐。當即起身，打開電腦，寫了一篇散文《大哥與我》。現在我把這篇散文一字不改地貼在下麵，作為我這篇懷念父親文章的最後一段，也再次表達我對父親預測人生的準確性的驚歎。願父親的在天之靈安息！

 

我父母共生了十三個孩子。即使在男孩子裏，大哥也不是老大，我也不是老五。但是後來成活的隻有五男二女，女孩子不算家裏人，於是大哥就成了老大，我就成了老五。

我和大哥的經曆很相似。他十八歲時到當時的首都南京去上大學，我十八歲時到當時的首都北京去上大學。他上的是工商管理專業，我上的是經濟管理專業。後來我才明白，微觀經濟管理其實就是工商管理，不過不同時代追趕不同的時髦，相同的專業就得了不同的名稱。就好像西方的LOGISTICS在中國大陸本來叫後勤，在香港叫物流。大陸改革開放以後，說話腔調都以香港腔為時髦，於是大陸的後勤一夜之間也變成物流了。

大哥上了大學不久之後，就參加了翻天覆地的新舊中國交替的革命，後來一直也沒有管理過工商。我上了大學不久之後，就參加了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後來倒是還管理過一段經濟，但多數時間裏是不務正業，沒有在經濟管理方麵搞出什麽名堂。

大哥三十八歲時，落入了人生最大的低穀。由於他得罪了新調入他那個工作單位的毛的小女兒，於是，一天後半夜，突然被年輕的軍人們從家裏帶走了。我三十八歲時也落入了我一生最大的低穀。那年我從英國留學歸來（八十年代前期能出國留學的中國人總算混得太好了些），回國後剛剛任命我當處長，就有人舉報我裏通外國。結果查無實據，不了了之。但是我也就從那時候開始對本應從一而終的單位不忠，密謀策劃，終於在五年後做出了令同時代人不敢想象的事：調離了當時如日中天的中國海洋石油對外合作行業。

大哥生了一雙兒女，女大兒小。我也一樣。大哥的女兒比男人更好勝，雖然入了美國籍，住在花園洋房裏，但她的言談表情中似乎沒有幸福的影子。我的女兒也算個小女強人，也拿了美國綠卡多年，入美國籍就看她願不願意，她在大公司裏做個能管兩三個人的小頭目，掙錢比我拿全中國最高工資的時候還多幾倍(指數字,不是實際含金量)，可是眉宇間總是寫滿了愁苦。大哥的兒子絲毫不受出國潮影響，決心與北京共存亡，三十歲才結婚，婚姻像我們這代人一樣一生一次、一次終身。我兒子也對出國不感興趣，跟父母好像貼了萬能膠，快二十八了，還沒有對象，估計也要滿了三十才會結婚，結了就不會離。

大哥在家裏一年到頭地接待家鄉窮親戚和軍隊窮戰友，又為自己的兒孫操勞。我自從退休之後也用另外一種方式為窮人服務，也為自己的兒孫操勞。

大哥今年七十六了，一打電話，嗓音洪亮，應答敏捷，就知道他必定高壽，還能為窮親戚窮戰友和他的兒孫輩做上十幾年好事。既然我跟大哥各方麵都很相似，但願我也得享高壽，為我所服務的窮人和我的兒孫輩再做上十八年又加十幾年好事吧（大哥比我年長十八歲）。

 

 

（第7段引文寫於二○○五年七月十六日，全文完稿於二○○八年十二月）

[傻貓兒]

真是記得真切，那麽多細節都記得。好可惜原本健康樂觀的父親，被文革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