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心博客

許多人或事,大概是不能按照鬥爭哲學那樣用“兩個凡是”來分類的,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一對死敵都愛吃同一種佳肴、都愛娶同一類美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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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文學城網站擔起複興傷痕文學的重任

(2013-11-26 10:22:30) 下一個

盼望文學城網站擔起複興傷痕文學的重任

 

 

 

 

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兩位華人(高行健和莫言)雖然不被列在傷痕文學作家的行列中,他們的代表作也不被列在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中;但是無需諱言,使這兩位作家成熟的土壤正是傷痕文學的土壤,他們的代表作的本質屬於傷痕文學。如果中國文學史可以不鸚鵡學舌的話,傷痕文學應該成為中國文學史中最燦爛輝煌的一個篇章。

 

傷痕文學的誕生並不是任何上級文件所號召的,但它的被結束卻緣於上級關於清汙的指示。也許它永遠不會出現在中國的正史中,但它永遠不會在那一代人心目中磨滅。這就好像之後的六四一樣,涉及那麽多人、那麽長時間的一個全國性大事件,可以在中國正史裏隻字不提,但不可能在那一代人的心目中被清除。不過,後代人主要是從正史了解祖宗們所經曆的事情,就好像中國大陸百分之九十九未經曆過抗日戰爭的人所了解的“中共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的抗日戰爭”或一九八年以前百分之九十九從未邁出國門的大陸人所了解的“三分之二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西方國家人民”一樣,主要來自上級宣傳;若沒有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敵對意識形態成功入侵中國,那種宣傳就會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我們今天無論怎樣說唐論宋,也決不會有一個經曆過唐宋的人站出來說:“不對,事實不是那樣的。”今天即使有說唐論宋上的分歧,頂多隻是今人對那些古人留下文字的理解分歧。試想,若傷痕文學今天在中國大陸的這種境況長此下去,到了經曆過傷痕文學時期的一代人死光之後的百十年,誰還知道傷痕文學是怎麽一回事呢?

 

傷痕文學的被結束,是因它犯了“寫真實”的大忌,是因它與毛澤東文藝思想背道而馳。但在那一代人尚未死光的今天,有人想消滅這一段中國文學史,也難。那一代人不僅尚未死光,且有許多已經身在寫作自由的土地上。下麵我轉引一篇於小康寫的短文《身份》,她說她決不會放棄的一個身份,就是寫出對那個時代的見證。

 

盼望文學城網站擔起複興傷痕文學的重任,那才無愧於“文學網站”的神聖名稱。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附:)

 

 

於小康

 

 

父親於光遠以98歲高齡安寧地去了。我從美國帶著大女兒趕回北京見了爸爸最後一麵。告別式上,沿牆左邊擺放的是家人親友的花圈,右邊是政府最高領導人送的花圈。

 

我和父親告別,也和我這個“共產黨高幹子女”的身份作最後的告別。在美國居住了三十三年,什麽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這個身份早就隻用在自我調侃的時候了。父親這一走,如今我便名實相符地和共產黨沒一毛的關係了。

 

除了這個空洞的有名無實的身份,我還有研究學者、教育者的身份,還有三個孩子的母親的身份。隻是學術工作已經放慢了,孩子們也都長大了。所以這些身份也習而不察,就如在家穿著的舊T-衫。

 

我還剩下一個自我懂事以來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個夢魘般讓我從小就學會躲藏掩蓋的身份。年幼時這身份使我深感恥辱;青少年叛逆時期,恥辱感被憤怒代替了,但依然絕少提起。年紀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這個身份再也不能傷害我,也就習慣性地淡忘了。這不是一個三言兩語說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學依然不知道我這個身份。但是這個身份的份量,反而因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沉重。這麽多年來,眼看著中國社會變遷,但是我這個身份所映照的大時代大事件,好像已經被洗得了無痕跡,再也不會真相大白了。

 

父親走了,我不再具有“共產黨高幹子女”的身份,讓我告訴這個世界我的另一個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親孫曆生,14歲加入了地下黨,23歲在中央黨校學習時被定為右派,34歲慘死於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傷痕文學”的名著《蝴蝶》裏,她是書中女主人翁海雲的原型。學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裏,也細寫了孫曆生和她女三中同事們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個典型的庶民右派,殘害她的人,沒有一個人懺悔道歉過。不要對我說往前看,我不相信掩蓋過去會有益於現在有益於未來。艾利?維索(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即使我不能做什麽事,我也決不放棄我這個身份,而且要把這個身份的來源留傳下去,為曆史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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