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穆耳：海晏移民淚==【黑五類回憶第十三期】

學淵評：這就是《烏有之鄉》向往的“階級鬥爭“，康熙乾隆，北洋

軍閥、國民政府，哪家幹過這樣傷天害理的事情？

 

【黑五類回憶第十三期】鐵穆耳：海晏移民淚

 

洛布丹的回憶：

 

一九五八年十月，上級命令下來了，讓青海省海晏縣成分不好的幾千

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遷到六百公裏外祁連縣的蘇勒托萊（今屬天峻

縣和祁連縣，離祁連山主峰不遠）一帶。上級說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

是壞人，牲口被沒收了，每戶隻讓趕五頭牛。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

分，每戶隻準趕兩頭。幹部們拿著槍來了，叫人拿上衣服就走，別的

啥也不讓拿，說到了那裏啥都有。誰要是回頭看一下，幹部就舉著槍

問：“你看啥哩？”哪個不走，就威脅要就地槍斃。給我們派來的幹部

都是從西寧那邊來的，多半是農墾部隊的。路上我們要是坐下來喝點

茶吃點什麽，他們就拔出槍哢嚓哢嚓地壓上子彈。

 

人們被趕到一個大阪上，都餓得走不動了，有的就被扔到路上。又走

了好久，路邊有一戶人家，有個老奶奶，給我們餓肚子的人燒了茶，

又把僅有的半盆酸奶給我們吃。人世上總是有這樣好心的人。

 

從庫庫淖爾（青海湖）到蘇勒托萊的路上，老人一個一個地死去，有

的人頭靠在石頭上就死了，有的人蜷縮在土坑裏死掉了，有的人坐著

就死了，主要是餓、病和心情悲憤絕望而死的。後來孩子們也習慣

了，在老人屍體的脖子上套個繩子，拖到遠處就把老人扔了。到了祁

連縣後，海宴縣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數百公裏的俄博、野牛溝

和托萊。一家人分到四五個地方，親人不能相見。

每天食堂裏的隊長喊名字，如果有人回答某某沒有來，第二天肯定就

能在灘上看見他的屍體，滿灘都是死人。

 

散白勒被抓走後，審訊時給他上了八段錦（一種酷刑），導致腰椎骨脫

臼，後來成了一個醜陋的駝背。獲釋後，他攔一輛卡車到了托萊牧

場。下了車，在開闊的草地上看見一個放羊的老大娘。大娘問他：“你

是誰？”他說：“我是從前哈爾金鄉的鄉長散白勒。”大娘驚訝地看著

這個背已彎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這個醜陋的人就

是從前健壯高大的鄉長散白勒，囁嚅著問：“你還活著嗎？那我們家的

藍白還活著嗎？”散白勒告訴她：“你們家的藍白還活著，我見了

他。”大娘顧不上和散白勒說話，就掉過頭向遠處一個放羊的年輕女人

大聲喊：“藍白還活著，藍白還活著。”散白勒到自己家時，他的媳婦

和娃娃們都沒有認出這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駝背畸形人。

 

歐智布的回憶：

 

搬遷的時間是定死的，一戶隻給兩個馱牛，隻能馱一點鋪蓋和一點口

糧。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馱上，吃的和鋪蓋就馱不上了。有的人

家，金銀珠寶之類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還不夠，把狗領上

喂啥呀？本來牧區的人家，搬遷轉場一般都要十多頭到二十多頭馱牛

才能搬遷，兩個馱牛我們能馱個啥呀？一九五八年的冬天雪那麽大，

默勒河的水又是那麽大，馱上的皮襖不夠用，一家一個破白布帳房，

有的隻帶著半片帳房。

 

老人們走不動，娃娃們凍病了。有的人家走到半路又被抓走，說是反

革命叛亂分子。有一戶人家，有七個娃娃，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來把

阿爸和阿媽抓走了。剩下的七個娃娃，一個比一個小，大一點的拉著

小一點的，一個拉一個，在大雪地裏趕著牲口走。旁邊的鄰居們拉扯

了幾個小的，就這麽走，算是沒有死掉，活下來了。一九八二年我去

那裏時，那七個娃娃中最大的已經是四十歲的婦女了。

 

有一家的兒子被民兵叫去了，說有個事情。小夥子跟上去了，下午民

兵來給老阿爺說，他的兒子死掉了，讓他去取屍體。噫！兒子好好地

跟上他們走了，怎麽就死掉了呢？民兵說他們也不知道怎麽死掉了。

老阿爺跟上取屍體的時候，看見兒子後腦勺有一個斧頭或槍托之類的

東西砸下的傷。原來是民兵叫上去審問，讓他承認偷了什麽東西。他

不承認，就被民兵一斧頭或槍托砸在後腦勺上，死了。老阿爺哭得噎

著說不出話來。當時你給誰說呀？給誰說也是白說。死一個反革命家

屬還不如死了個羊，就這麽完了。

 

乃誌布的回憶：

 

一九五八年上級把海晏縣打成反革命縣，十五歲以上的男人全部鎮壓

了，手銬都不夠了，就用繩子捆。上麵說，要鎮壓一千個男人，海晏

縣就叛亂不了啦，其實海晏哪有叛亂啊？就我們所知，整個海北州也

沒有什麽叛亂。海北州公安局命令，一千個男人如果抓不夠，就抓女

的來頂替。州監獄裏女犯很多，影響實在太大，上麵隻好把海晏縣的

縣長劉義（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裏？勞改農場多的是，德令

哈、格爾木、浩門、化隆，活著回來的沒幾個。

 

我們成分高的牧民，財產全部沒收，被趕到公私合營牧場。那是一九

五八年秋，十月十日，我記得很清楚，晚上來的通知，早晨就要走。

蒙古包扔下了，鍋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幹部們背著槍趕著我

們走，誰走遲了誰就是反革命叛亂分子。一戶隻準趕自己的三頭牛，

一頂帳篷往馬上一放就走了。五十個牧民一個食堂，沒有自己的鍋

碗，來遲了吃不上。六百公裏路走了四十五天，一路上病死的，餓死

的，因氣候不適應和絕望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肺

炎、痢疾，死屍隻能扔掉。我們趕上二十一萬頭牲口走，上級隻統計

路上死的牲口有二萬多頭，說是國家的財產，人死了多少沒有誰統

計，人沒有牲口重要啊。唉！六百公裏走了四十五天，死了多少人

啊！托萊牧場的一個坑裏堆滿了人的屍體，春夏時候臭得人頭暈。

 

到了天峻、蘇勒托萊，隆冬時節，氣候寒冷，帳篷紮不起來。有的一

個帳篷裏住四戶人家，一個角裏住一戶。沒有鍋碗，找個臉盆做了點

炒麵糊糊。每個人一月九斤糧，哪夠吃啊，餓死了多少人。有那麽多

牲口，就是不敢宰著吃啊，因為那全是國家的，連幹部也沒有權力

宰。偷宰一隻羊，是破壞生產，破壞國家財產，要逮捕法辦，後來打

下一些野牲，人活下來了。我是食堂的炊事員，可以偷偷摸摸吃一

點，算是沒有餓死。

 

一九八○年海晏縣的反革命帽子脫了，反革命叛亂分子也平反了，但

人已經死了，財產全沒了，家鄉沒有了。幾十年來批鬥、挨打過來

了，我們也老了。二○○三年要撤場，牧場的牧工每人給了三千元打

發了。從一九五八年到二○○三年，一輩子都在牧場放牧，一輩子隻

掙了三千元。一輩子啊！沒有工資的家屬、牧工最可憐。

 

穆智勒的回憶：

 

我是貝子家（水峽貝子旗）的，我的父親叫久格西，是哈勒景鄉的副

鄉長。那時候他有兩匹好馬，一匹是青馬，一匹是棗騮馬。縣上叫我

父親去開會，他騎上那匹青馬去開會，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人們

說我父親被抓走了，是反革命。那時候我還小，男人們都抓走了。我

的阿舅，是宗貝子家（宗貝子旗）的王爺，一九五八年前是海北州法

院的院長，也被抓走了。我的父親有胃病，一九六一年死在德令哈勞

改農場。

 

我的父親剛抓走不久，一九五八年八月我們就被趕離家園，一路上又

是風又是雪。路上，我們看見，剛察縣搬走的牧民的營盤上火塘還在

冒煙。我們從老家海晏的哈勒景鄉出發，一家人隻準趕三個馱東西用

的犛牛，三四十戶人家被編到一個食堂裏。我們一家五個人，早晨天

剛亮就趕著集體的三四百隻牛羊走。路上到處都是牛羊和趕牛羊的牧

民，牛羊亂跑，人也亂跑，到下午就剩三四十隻了，扔下的牲口全部

由公家交給路上的礦區了。一路上，好一點的馬、犏牛又跑回我們的

老家草原上了。

 

牲口都那麽戀自己的草原，我們人呢？公安局的、民兵們在後麵趕著

我們，我們還能怎樣呢？我們用火皮袋子打火，吃點死麵餅子就走。

路上沒有帳篷，隨便躺在灘上打個盹。到則熱恩塊勒，雪有一尺多

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們到庫庫熱，到托萊，又從托萊到

天峻，整整走了四十九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說不完。到天峻後，在

哈拉淖爾（哈拉湖，麵積僅次於青海湖）湖邊，又和天峻的牧民們打

架爭草原。我被趕去挖煤，那時我才十六歲。反屬的子女不讓放牧，

隻能到農業點開荒種地。肚子餓的呀，有早上沒晚上，餓得快死了，

讓我們回家。我背上一塊氈去找家，家已經搬走了。一路上碰到個帳

篷就去討個饃饃，找了好長時間才找到家。

才寶的回憶：

我們兄妹共五個。我的爺爺是貝勒家（爾裏克貝勒旗）的王爺。我父

親叫龍周，解放前是國民黨縣團級軍官，解放後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民

委副秘書長，青海省人民政府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當時我們家在西

寧市。一九五八年我還在西寧上學。有一天晚上，我醒來看見家裏有

很多人，腰裏別著手槍，但穿的都是便衣，原來是公安上的人來我們

家搜查。他們翻來翻去有兩三個小時，所有的書、本子、紙全部拿走

了。他們讓我母親簽字，母親不識字，我的姐姐簽了字。後來我才知

道，父親早被抓走了，但是抓到哪裏不知道。再後來聽說在公安五

處，原來公安五處就是看守所。我們隻給送了點衣服，看守不讓我們

和父親見麵。

 

我在西寧的街上看見一隊隊押著走的藏民。我的學也不能上了，我們

就回了海晏縣，從海晏又被趕到剛察縣的哈爾蓋鄉，戴著四類分子的

帽子，家庭成分是封建主。在哈爾蓋，我們又被第二次沒收，剩下的

箱箱櫃櫃全部沒收了，家裏啥也沒有了。我在哈爾蓋草原趕了十五年

的馬車。我們和會說話的牲口一樣，哪裏趕就到哪裏去，沒有節假

日，沒有星期天，病了請個假還要找一個人替你趕馬車。那時候大多

數人都不會趕馬車。每個人一個月供應十八斤青稞，兩斤白麵。我是

年輕小夥子，哪裏夠吃啊，餓極了，跑到人家借兩碗青稞拌著吃。我

們一起的四類分子，有的實在忍受不了就自殺了。上麵把沒有的事硬

扣在你頭上，逼得沒有辦法，實在太冤枉呀。我想不明白，這一輩子

咋就這麽倒黴啊！這樣活著還不如死了。我的母親勸慰我們說：“千萬

不能自殺。“母親是柯柯貝勒旗王爺的公主，雖不識字，道理懂得多。

 

就這麽忍著，到一九七五年，聽人說中央文件來了，要釋放一批國民

黨縣團級以上的人。我的父親釋放回來了，他已經六十八歲了。抓走

時才五十出頭，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在監獄裏熬了十七八年。一九

八○年父親被平反，恢複了工作，父親讓我趕快寫入黨申請書。我們

都明白，我們一家就因為被定為封建主，就因為不是貧下中農，不是

共產黨員，所以吃了幾十年的虧，忍受了幾十年的痛苦，現在想起那

幾十年來我渾身發涼。我們要想和別人一樣生活，就必須趕快入黨。

 

羅布藏仙巴的回憶：

 

縣上通知我的父親要去開會，去了就被抓起來了。有的是在家裏被抓

的，有的女人也被抓了，家境好一點的全被抓法辦了。大伯也被抓

走，兩個舅舅也被抓走，說他們造反叛亂。我實實在在說：“誰造反

了？誰叛亂了？造反叛亂的人一個也沒有啊！”二十歲以上的男人被抓

得沒剩幾個，隻留下一些特別窮的人。我們的牲口和財產沒收得一幹

二淨，就連衣服、碗、銀碗、冰糖之類的都沒剩下。積極分子們沒收

的東西太多了，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塊打。

到陰曆九月，上麵讓我們往祁連縣搬，一家隻給三頭犛牛，一點點行

李馱上就走，別的啥都不讓拿。狗拴在帳篷前，帳篷就紮在那裏，就

那麽都被扔走了。幹部們拿著槍跟在我們後麵，像押犯人一樣趕著牲

口走，動不動就打，要不就是開會批鬥。翻大阪的時候，有的人被煙

瘴打死了。到了則然告圖勒大阪，雪下得太大，尕才讓的娃娃凍死

了，伊布拉的媽媽大雪裏生娃娃，第二天就抱著娃娃走。

 

一九六○年我回來後放羊，羊放得好一點，幹部和積極分子們說，反

革命家屬占了好草場。收掉你的牲口，還要批鬥。好多人都沒有帳

篷，冬天就集中在食堂裏。又開始吃小鍋飯，可是誰家也沒有鍋碗，

場裏發個臉盆，每人一個茶缸。缸子沒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紙糊

上再用。每個人一月十五斤青稞，生產隊裏羊死了必須集中上交到隊

裏，然後再分，一個人隻能分個四五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

夏天我們主要是拾騰格裏吃，是沼澤地水裏的一種野菜，沒有餓死是

這種野菜救了命啊！

一九六一年我父親釋放回來了，但是人已經被打成殘廢，脊梁打斷

了，直不起腰，馬上要死了。我們把他背到廠裏搶救，才活下來，但

已經是嚴重殘廢。唉！那時候的事說起來就想哭。那麽多的親人抓走

後就再也沒有回來，抓到哪裏去了不知道，死到哪裏了我們不知道，

我們心裏實在是過不去啊！

 

現在想起來就像做夢一樣。在公社開群眾大會，工作隊的人和幹部坐

在高台上，前麵站著挨批鬥的人，中間是群眾，最後一排是戴帽子的

四類分子，民兵們端著槍把守在門口。工作隊的王團長一個一個地喊

著那些挨批鬥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個一個地在前排站了。王團長拍

著桌子喊：“今天，我要給你們放一個臭臭的屁，叫你們聞一聞，看你

們好受不好受。”下麵的男女牧民群眾都默默地聽著，那些白頭發老

人，拄著木棍的老人，都低著頭靜靜地聽。王團長在那裏又喊又拍桌

子，民兵們上來給那些挨批鬥的人脖子上用鐵絲吊上石頭。

 

後來，海晏移民每戶隻給一百元的安置費。本來可以分三百元的，上

麵扣去了，說是要建設七五免疫工程，結果這個花費十五萬元建的工

程成了廢工程，一天也沒有用。沒收掉的財產牲口一點也沒有退還。

唉！我們海晏人被虧待了。

 

聶步騰的回憶：

一九五八年青海“平叛”時我在青海省公安廳工作，事後群眾對平叛

事件很有意見，說錯抓錯捕的太多。公安廳派我們一個工作組去調查

海晏叛亂，當時抓人判刑都是縣委常委會定的，我們就去了解當初常

委們判案子的情況。他們是怎麽判的？哎呀，人家是按人的歲數來判

刑的！主管領導問：“這個多少歲？”一個回答：“二十五歲嘛是三十

五歲。”主管領導說：“好，判二十年。”又問：“這個多少歲？”回

答：“這個七十歲了。”主管領導就說：“判十八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

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為名叛亂”，“以修水庫為名叛亂”，等等，

全是這樣的罪名。

 

有個叫六六（音）的副書記，我問他們說：“打狼是縣上組織的，修水

庫也是縣上組織的，怎麽都成了叛亂了？你們怎麽把十幾個人、幾十

個人一起定罪？”這個副書記說：“噫！你帶的什麽思想？小聶，你不

對呀？”這個副書記知道我妻哥被抓走了，我哥也到政研班學習，到

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被抓。一個姓王的山西人勸我開會的時候不要再

多說話，說人家已經開始注意我了。

 

一九六一年開始部分複查一九五八年抓捕的叛亂分子，我去找副州長

高中（音），解放後他在三角城羊場當過場長，民族感情比較深，人也

很老練。我對他說：“一九五八年的這個事情……”我一句話沒說完，

他就急忙說：“你是民族幹部，說這個幹啥？你要小心一點。”我說：

“現在平反著哩。我的兩個親戚沒有參加叛亂，你能不能給海晏法院

說一下？”他答應了。後來他給我說，他給法院院長說了，院長說：

“噫！他又要想叛亂？”當時就這樣，你一不小心就給你扣個叛亂分

子的帽子。

 

海北地區一九五八年的那個叛亂呀，全是省公安廳無中生有捏造的，

海北區根本沒有發生過叛亂。為啥要把抓剩下的婦孺老人遷那麽遠

（六百公裏外）呢？就因為他們是反革命家屬。其實完全可以就近安

置，剛察縣讓一點（土地），祁連縣讓一點，農業區的湟源縣讓一點，

不就安置了嘛。

 

搬走的人營盤上的情況怎樣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帳房和財產

呢？一座座帳房、蒙古包還在原來的地方，裏麵的東西還像原來一樣

堆著。有的帳房和蒙古包裏的火灶上還放著鍋，鍋裏煮著肉，火也沒

有完全滅掉，他們連肉都來不及吃就被趕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

通的人們上來了，還有一部分海晏沒有搬遷的老百姓和幹部們，他們

在搬遷走的人留下的營盤上搶劫，哄搶那些帳房、蒙古包裏的東西。

那時候海晏全縣有一萬九千人，“平叛、反封建”抓了八百人，搬遷走

一萬多人，最後剩下七千多人。

 

搬遷的群眾是一九六一年西北民族工作會議後才有好轉的。當時西北

局得到消息，說海晏搬遷到托萊的群眾相當苦。他們派了兩個幹部，

一個是西北局統戰部部長康豐（譯音），一個是統戰部辦公室主任鄧雲

（譯音），從甘肅的鏡鐵山到了托萊牧場。一個回民老阿奶抱著他們的

腿嚎啕大哭，哭得說不出話來。

 

他們倆到了祁連縣，縣委縣政府都不知道。當時我是副縣長，晚上我

在看書，進來兩個人，拿的是西北局統戰部的介紹信。我還不敢相

信，他們把工作證也拿出來了，說是來了解情況。我當時不敢談。第

二天是個星期天，他們住在大眾旅舍，沒住縣政府招待所。我去談了

情況，他們做了筆錄。讓我簽名，我沒敢簽。這個材料後來到了省委

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

 

後來我們去托萊調查，進了一座帳房，一個婦女突然看見我們，嚇得

睜大眼睛，渾身顫抖，喘著粗氣，嘴裏嗬嗬叫。我們問這是咋了？牧

民們說她是在一九五八年的運動和大搬遷時被幹部們驚嚇成病了，平

常隻要聽見幹部來了，就會飛跑到山上躲起來，今天她不知道你們要

來。這叫後驚病，不能見幹部，看見下鄉幹部來就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