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六四明星

    六四學運領袖與文革紅衛兵頭目
    雖說在不少人心目中，他們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但，我卻總不能截然分清。
    學生永遠是對的麽？你我都當過學生，知道有熱情無經驗，是學生的共性。不過，不同學生的天差地別卻是有目共睹的。三歲看老，固然失之於武斷，但一個人的性格品行，卻早在高中、大學時便可看出端倪。
    五七年反右前後我正讀高三麵臨高考。所就讀的高中，乃曆史悠久之名校，校領導與老師們大多是老知識分子，還沒學會依憑家庭出身定學生優劣的階級鬥爭標準，而總從品德、能力與成績來度量學生。為了讓這班深受青睞的學生考好也是為學校爭光（從五七年開始安徽全省高中高考排名次），我們班僅是寫幾張大字報，便算了事。
    隻記得某天，聽說高二的同學，鬥爭一位曾教過我的老師：打她、叫她跪下、把她的鞋拋到屋頂。我心中除了怕，剩下的就是對那位老師的同情及對那些學生的反感。
    進大學後，才聽說，學校中不少老師成了右派及反革命，關的關，勞教的勞教。對我而言，因熟悉的老師大多幸免於難，所受的震撼遠不及文革那樣深重。
    當紅衛兵在中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時候，到中學教書不到四年的我竟被那些比我小不了幾歲的學生，貼了滿牆大字報，貼得宿舍房門沒法開，貼得床上帳子上墨臭熏天。記得我們曾被學生押解到農村勞動，一群學生坐在田埂上彼此談笑風生卻監督我們不讓稍事休息，還蠻橫地不準我們在驕陽似火的地頭上戴草帽，不許我們略有交談……。而當那些造反派的學生領袖甩動軍用皮帶，抽打用細繩掛著大牌子的所謂‘黑幫’教工或以拳打腳踢來顯示他們‘革命性’的時候，我才明白人的好壞並不在於年齡的大小。
    我清楚地知道，參加八九年遊行的學生及各行業的人，是出於希望加速改革步伐，糾正腐敗現象，盼望國家盡早好起來的。然而凡事欲速則不達，不了解中國的國情，妄加指揮會事與願違的。
    到了五月中旬，大多數人已不熱衷（或已厭倦這於事無補的熙攘），堅持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就既有憂國憂民者，也不乏另有企圖，或什麽明確目標也沒有隻不過趕趕熱鬧的人。
    之後幾年的事實，便可使人看出廣場上出足風頭又最快跑到國外的人物究竟如何。在我心目中他們等同於文革紅衛兵首領。
    可悲的是，人們或出於私心，對大凡在中國鬧事者，一概讚揚喝采，唯恐天下不亂；或出於無知，先入為主聽風是雨，不辨明是非。最終令無辜者受禍，奸佞者偷笑，國家民族受損。
    有時出於良好願望，也會被利用，釀成悲慘的結局。這是人們應該記取的。
        （此文寫於1994年，寫罷無處可發，留此存念）

看見王丹吾爾開希在台灣學運有點惡心,發個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