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往80歲爬的老嫗
回憶一點親曆之事寫點散文和詩
正文
我的大學（1958——1962）
回憶以往歲月的時候，大學四年的漫長日子幾乎不曾閃現。我沒有明確地想過：這是為什麽?
今天我有興趣在電腦鍵盤消磨時光逐步敲出往事，才覺察到對這段生活似乎陷入失憶是由於它的確乏善可陳，甚至可說是某種程度上生命的浪費。若硬要找出一點收獲，那便是以四年青春歲月換得一份大學畢業文憑。在十幾年後開始講究學曆的時候，它才發揮了一點作用。
從封塵的記憶中挖掘這段日子，看到它誠然充斥著無奈，但做為特殊經曆也並非全無可說。這反常的大學生活，回顧起來，也可說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吧。
這個時間段的大學生活與自己中學時所向往和書籍電影中所見到的大學用‘天淵之別’來形容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這是‘反右鬥爭’讓教學力量嚴重受損，‘三麵紅旗’讓學習時間倍遭盤剝，‘自然災害’讓莘莘學子營養匱乏，‘階級鬥爭’讓知識無力文人墮落的艱難歲月。
這原該讓最具活力最有學習能力的青年汲取知識貯備能量，準備為祖國為人民多做貢獻的大學階段，卻成了多數學生百無聊賴空擲年華，缺乏歡樂喪失豪情埋沒理想的日子。
十七歲的我，在當了一個月農場工人與一個月不到的‘大辦鋼鐵’的工人後，收到一份補發的錄取通知，在一同勞動的高考未錄取同學的羨慕中搭乘工地的便車來到合肥師範學院，開始了大學生生涯。
幸虧有那段農場與施工基地的磨難，讓我在近乎勞動改造的體力消耗與以勞動為主的學生身份的對比中，得到了一種補償，一種平衡。
我到學校比同屆學生遲了一兩個月。一進校門，路邊一長排用蘆席夾成布告欄，有些風雨後殘存的大字報，或許是小助教與三、四年級學生寫的關於農村情況的詩；再注目時，已變成火藥味極濃的批駁文章，陡增了初起寒風的凜冽。
沒幾天便見識了大學中的‘階級鬥爭’。那是中文係一年級一大班黨支部組織的一個批判會，批判對象是本大班一個學生。開會前夕，路邊大字報欄中抄出此人私人的筆記中的詩文。我看不出有何不妥，反覺寫得挺象個詩有點才氣。可開起批判會來氣氛十分緊張，一個個男女擺出一副不共戴天的模樣，大呼小叫咆哮著爭著搶著上台發言。平生第一次看見這般仗勢，聽見骨頭從雞蛋中不斷的挑出，我坐在階梯教室的角落，心驚膽戰茫然無措度時如年，好不容易熬到散會如獲大赦。（據說這名同學為了自己囊中詩文隨即被開除遣送回鄉。）
入學不久便投入三麵紅旗的一麵——大辦鋼鐵中。我隻記得寒風中坐在石頭上用小錘敲碎礦石，暗淡的路燈光下，鼻涕不停地淌，冷得光想上廁所，而從工地跑到教學樓的廁所，總有一兩百米的距離，教學樓裏的廁所，常是鎖門大吉，從一樓到四樓，從東頭到西頭，難找一個能開開門的廁所，有時小便就會順著棉褲往下淋，就這樣再回到工地上坐在冰涼的石頭上繼續砸著那永遠砸不完的礦石。時間一長，手背上全皴成一條條裂口，而手掌上尤其拇指關節處裂開老深的口子幾乎看見骨頭。
我們這些由中學而來的無用學生，隻會砸礦石，工農速成中學來的學生大多是轉業或複員軍人，他們中有曾當過工人的或會燒燒火，用一種瓦似的罐叫鉗鍋的東西裝些廢鐵及礦石之類，放入自己用磚砌的錐形爐子中，說是能煉出鋼來。也居然打著鼓敲著鑼去黨委報喜，說煉了多少多少鋼……幸好這‘大辦鋼鐵’的鬧劇不久便收場。
要執行‘知識分子勞動化’的聖旨，體力勞動仍是不可或缺的課程：記得我們整月去挖新建圖書館大樓的地基，常常充當小工排成隊列傳遞蓋屋的磚塊，跑上十來裏路運磚、拉煤……；還曾將那大辦鋼鐵時廢棄的工地變為菜地，澆水澆糞捉蟲，忙得暈頭轉向。如我這等凡夫俗子，透支體力下隻能以漫讀小說來休息，哪有定心專注學問的功力？
比較有趣的插曲是奉命消滅合肥著名的蚊子。傍晚時分，雜草叢生與汙水塘旁，揮舞著沾上肥皂液的臉盆的女生，多少有點令人想起‘采茶撲蝶’，隻不過追捕的是蚊子。‘任務’之重，使我們不得不誇大數字，將幾十個蚊子說成幾百個。不過麵對大膽者報出從汙水中撈得數十億的孑孓，我們的數字太微不足道。有認真的人說，真有數十億的孑孓那是五層教學大樓也放不下的。可麵對‘畝產十萬斤糧食’的官方報導，區區蚊子又算得了什麽！
真正使我長見識的勞動便是參加‘雙搶’與‘三秋’。那是‘三年自然災害’最嚴重的階段。雙搶與三秋並不在同一地方，現在所能記得的兩處均在鄰近合肥的縣份。等不到地裏莊稼成熟，村裏已死人無數，缺少人手收割的倒伏的莊稼與一些坍塌的茅棚泥牆透著一股蒼涼……正兌現了毛澤東自己所寫的詩句：千村薜藜人遺矢，萬戶蕭瑟鬼唱歌。
經過反右派與反右傾的淘洗，上課的老師水平高的實在不多，隻有極少的課能引起我的興趣。大多情況我都是在圖書館借幾本書，找個後麵的座位起勁地看。原來我較喜歡也較擅長寫作，高三時在老師敦促下有過一個晚上寫出學校活動需要油印的整張小報的大部分稿件。進師院中文係的一次分組作文，小組推我主筆，我滿認真地寫了。文章前麵稍有鋪排，也頗為注意文筆與文采。沒料到被教寫作的老師當個反麵教材在課堂上剖析。他的八股與貧乏讓我嗤之以鼻，倒盡了我的寫作胃口。此後除了寫信（甚至幫同宿舍女生寫情書）我不再有興趣寫什麽。（教書生涯中，也常遇到這類呆板老師，每出一個作文題，他們心中必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學生不可越雷池半步。常常明明一篇好作文卻被他們宣布死刑，扼殺了學生對文學的愛好與豐富的創造力。在市教育局組織的初、高中升學考試作文試卷的批閱中，複卷時我曾從這類教師的屠刀下搭救過幾個不相識的學生。）
我原是個受眾多老師喜愛的學生，從不願對長者不敬。然而師院過早將那些反右後被留校的專攻階級鬥爭或隻是唯唯諾諾的某些助教推上講台，實在太不負責任了。他們難以做到：傳道、授業、解惑。套用一位特滑稽同學的話來講：‘大學幾年虧了本，新的沒學會，反把原來學會的忘了’——他指的是外語，我說的卻不止是外語。當然學院中也不乏好教授與講師，記得教現代漢語的張教授與古漢語的湖南口音的講師使我學到不少東西；一位上海口音講師的西歐文學講座，一位教授的俄羅斯文學都令我獲益菲淺。——說到這裏我想還是要公道客觀一點，學院中有不少從上海幾個名牌大學調來的講師、助教，也許他們很少排課，也許在那種政治氣候下他們顧慮重重，很難現出光彩，而58年的招生政策，隻偏重出身與政治表現，學生良莠不齊，同級同學，基礎好的教程度差的綽綽有餘，這對授課者來說也增加了相當的難度。
大學四年中遭遇到有名的‘三年困難時期’。在校園裏可以從夥食中感受：從初入學時的三菜一湯逐步縮減最後到僅有一種缺油多鹽難以入口的大塊卷心菜幫；從米飯任意吃，到每人一個有號碼的碗放入蒸籠米不洗就蒸、到正餐每人吃兩個黑色的山芋粉饃饃。不少男生以鹽水充饑而患上浮腫，而女生多患閉經……對待艱苦生活，我們這幾屆經過‘反右’與‘反右傾’衝涮的學生大多噤若寒蟬，但在我們等待分配的日子裏，新入學的1962屆新生的大字報卻貼滿夥房四周，除了誇張的‘救救孩子’之類，使我至今能記得的是幾個幽默：‘稀飯（師範）學院的夥食標準：洪湖水浪打浪，小二黑，張二嫂’——指早餐的稀粥太稀，午餐主食兩個小黑薯粉饅頭，菜是又髒又少；打油詩：‘一進師院門，稀飯幾大盆，盆裏照見碗，碗裏照見人。一吹三條浪，一喝九道痕……’他們少不更事，他們對社會了解太少。如果他們也像我們那樣去饑餓的農村去支援‘雙搶’與‘三秋’親眼見到的慘況，哪還會如此‘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不隻是所有食品類的缺乏，似乎一切都不夠。最嚴重的一段時間，水與電的不足對我們影響極大。宿舍區常無自來水，所有龍頭都開啟著，一旦聽見水響，那怕是半夜，同學們也爭先恐後用所有可接水的器具接水備用；廁所常無水衝涮，臭氣彌漫在整個樓層……晚上常停電，圖書館、教室一片漆黑，饑餓與黑暗讓大多數學生呆在宿舍。在豆大的燭光中我總愛躺在床上任思緒奔馳，享有精神上的自由。我不知道此時能否有人挑燈夜讀？
幸好出台了‘八字方針’（改革、充實、鞏固、提高），四年級時學校才多少有點學院的味道。上了些課，又經過實習、考試、終於畢業了，分配了！
離開這呆過四年的高等學府，我如釋重負，毫無眷戀。隻是想對在艱苦勞動中幫助過我的同學補說一聲：謝謝。
三年困難時期安徽死人很多具體數字我不清楚，但自己清楚知道饑餓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