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忌對一些缺少真正技術含量、沒有前瞻性商業模式卻非常善於投機取巧、包裝的看似獨角獸的企業去追捧投資；
最忌那些打著獨角獸的旗子不斷圈錢，又不斷出現高管跳槽、大股東股權抵押套現搞龐氏騙局的企業去追捧投資。
因此，發展獨角獸，應當重點在“100—100萬”這些大規模產業化成長階段的高科技企業中，選擇有成為獨角獸可能的予以支持。
這是重慶市人民政府原市長，第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奇帆6月15日在出席由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高金）與財新傳媒聯合舉辦的中國國際金融發展論壇時作此表示的。
以下根據其現場演講內容整理，已經嘉賓本人確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能力不強是我國這個經濟大個頭的“阿喀琉斯之踵”。我國原子彈、氫彈在西方國家的封鎖中誕生，告訴我們，隻要沉心靜氣抓創新，培育更多自主知識產權，就能改變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受製於人局麵，也能減少國際貿易摩擦，贏得發展的主動權。
抓科技創新，首先要抓研發投入，特別是研發投入的產出效率。目前，我國的研發投入總量並不小，已達到世界第二，並且每年增長率很高，到2020年，我國GDP將達到100萬億元左右，R&D占GDP的比例將達到2.5%，全社會研發投入將達到2.5萬億元。研發投入量不小，關鍵要提高研發投入的產出效率。
為此，結合今天論壇“探索金融服務科創經濟新模式”的主題，我談六點意見：
1
分類指導，把握好“0—1”、“1—100”、“100—100萬”三大階段財政、金融的科研投入
本質上講，創新就是通過創造新供給來催生新需求，一旦資本、資源、人力資本開始向新供給集中，老產業的生存空間就會受到擠壓，產能過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個經濟不但恢複平衡，而且能級還會有一個大躍升。
做好創新驅動，關鍵是針對性推動創新的三個階段分類施策，分別予以財力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投入：
第一階段是“0—1”，是原始基礎創新，是原始創新、基礎創新、無中生有的科技創新。
這是高層次專業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實驗室、在大專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業集團的研發中心搞出來的，需要的是國家科研經費、企業科研經費以及種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
第二階段是“1—100”，是技術轉化創新，是技術創新、是基礎原理轉化為生產技術專利的創新。
包括小試、中試，也包括技術成果轉化為產品開發形成功能性樣機，確立生產工藝等，這是各種科創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幹的活。這方麵就要調動各類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識、肯下功夫鑽研又接地氣、了解市場的人，建立各類小微企業，在各種科創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做好技術轉化創新工作。目的是形成讓人看得見摸得著的產品生產過程。
第三階段是“100—100萬”，是大規模生產力形成，是將轉化成果變成大規模生產能力。
比如一個手機雛形，怎麽變成幾百萬台、幾千萬台最後賣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規模的生產基地，這是各種開發區、大型企業投資的結果，也要通過產業鏈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
這個階段的金融服務重點是各類股權投資機構跟蹤投資、企業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購投資以及銀行貸款發債融資等等。
總之，創新有不同的階段性，投融資的需求和性質各不相同，“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要在“0—1”、“1—100”、“100—100萬”三個階段以不同的金融工具、金融品種分類指導、分類施策。
2
三個“1/3”的專利股權分配體係，是做好科研成果轉化的關鍵
有效的知識產權激勵政策和專利收益分配，能夠激發科技人員和機構的巨大創造活力。比如，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周圍，吸附了數千個專事成果轉化的創新型中小企業，形成了近萬億美元產值。很重要的原因是科研成果收益分配的“3個1/3”。
美國《拜杜法案》規定，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業資本投入產生的成果，其知識產權獲得的收益“一分為三”：1/3歸學校或公司，1/3歸研發團隊，1/3歸負責轉化成果的中小創新企業。
這個跟我國的不同在哪？以前計劃經濟的時候，一切專利歸國家和集體所有；2000年以來隨著科研體製的改革搞活，成果發明人可以獲得25%—50%的專利權；最近兩年，進一步放開，成果發明人享有股權可以50%甚至75%。
政策的著力點主要是針對研發人員的知識產權加強激勵。但僅僅這樣，還是不夠的。要知道，能搞出“0—1”的不一定搞得出“1—100”，基礎創新的設計發明人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人、生產工藝轉化者、生產製造組織者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體係。
這也是為什麽我們給了發明人50%、75%的股權，最後好像沒看到太多的百萬、千萬、億萬富翁出來的重要原因，因為他們盡管占有50%—75%的股權專利，但由於沒有太多的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專利效益最終體現不出來。根本原因是缺少《拜杜法案》這樣的規定，缺少對轉化專利的企業予以激勵，導致創新成果沒有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我們應該好好學習《拜杜法案》，把科研機構、研發人員、科技企業三方積極性都調動起來，加速科研成果轉化和產業化。
3
符合六個特征的孵化器是抓好轉化基地的關鍵
一些地方搞孵化器，往往拿出一棟樓不分青紅皂白，免幾年房租，用低租金成本吸引一批科創類企業或中小企業，“拉進籃子都是菜”的搞法，除了熱鬧，效果不會好。
美國矽穀之所以孵化能力強，很關鍵的是，這些孵化器集合了6大功能：
一是項目甄別。聚焦專業領域，把好準入環節，分門別類，不能散而雜。生物醫藥孵化器，不能弄一堆機器人或其他行業的孵化企業。
二是培訓指導。創新創業者經過培訓，成功率一般可從10%提高到30%。
三是共享服務。公共實驗室、專用設備或專業設施，由孵化器提供。
四是股權投資。有種子基金、天使基金、風投基金、引導基金等多層次投入體係，覆蓋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
五是收購轉化。通過上市、集團收購、合資合作、成果轉讓等措施將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六是資源集聚。孵化器應成為行業信息傳遞、知識交流、人才匯集的窗口。
總之，歸納美國矽穀地區辦好孵化器的上述六項措施，可以啟發我們：搞孵化器、加速器不是搞房地產開發，一個省的創新平台不在於各級地市州、區縣開發區大批量、排浪式地去搞幾十個上百個平台，關鍵是要少而精的搞出若幹個集聚上述六大功能的創新平台足矣。一個符合要求的平台可以孵化出上百家甚至上千家優秀高科技企業。
4
在“100—100萬”階段抓好獨角獸企業的培育工作
從經驗看，獨角獸企業往往有五個特點：
一是獨角獸企業通常產生於“100—100萬”階段發展的高科技企業；
二是成長之後市值巨大；
三是成長過程不斷吃錢，多輪融資，融資規模大；
四是技術含量和商業模式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發展趨勢、成長潛力巨大；
五是產品有時代意義、全球意義和巨大市場。
因此，發展獨角獸，應當重點在“100—100萬”這些大規模產業化成長階段的高科技企業中，選擇有成為獨角獸可能的予以支持。
投資獨角獸，最忌的就是“馬後炮”，“事後諸葛亮”，對那些已經從獨角獸成長為“恐龍”、市值與股價成長潛力在一定時期內基本喪失的企業去追捧投資；最忌對一些缺少真正技術含量、沒有前瞻性商業模式卻非常善於投機取巧、包裝的看似獨角獸的企業去追捧投資；最忌那些打著獨角獸的旗子不斷圈錢，又不斷出現高管跳槽、大股東股權抵押套現搞龐氏騙局的企業去追捧投資。
5
將VC、PE作為推動金融服務科技創新企業的殺手鐧
如果說資本市場是股權投資的戰場，獨角獸是科創企業的主力軍，那麽，VC、PE就是市場化選擇獨角獸的啄木鳥，是金融服務科創經濟的關鍵所在，是培育獨角獸企業的催化劑、良師益友。
美國的資本市場中，各類VC、PE集聚的資本總量達到10多萬億美元，我國現在注冊的PE類企業近5萬個，集聚的資本也就是五萬多億元，規模小、雜而散。
如何提高股權投資機構的質量和能力，是中國資本市場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
好的VC、PE公司有三個業務判斷標準：
一是應當具有好的業績回報，其收益風險比、平均收益率、回報率、波動率等主要指標良好；
二是有好的投資觀念、投資流程、投研人員，有好的風控體係、流程和措施；
三是有好的、優化的公司組織架構，有較高的管理效率。
就服務科創企業而言，好的VC、PE公司，有的善於在“1—100”階段對前景看好的轉化創新類企業投資，有的善於在“100—100萬”階段跟蹤投資、慧眼識珠，正確選擇有成為獨角獸可能的企業，參與獨角獸企業的多輪投資活動，並能提供合理價格支持，促使企業上市時股價合理。
在VC、PE的股權投資中，要至少防範五個方麵的亂象：
一是非法集資，從散戶手中高息攬儲，甚至是利用互聯網技術進行散戶集資；
二是明股實債，LP的股東實際上變成銀行、信托、小貸等金融或類金融機構的理財通道，以抽屜協議把債權轉為形似股權；
三是搞固定收益回報的投資，把有風險的股權投資變成了理財性質的融資活動；
四是搞高息放貸，而不是正常的投資活動；
五是把投資當投機，急於求成，既不研究“0—1”，也不投資“1—100”，也不跟蹤“100—100萬”，隻希望在企業上市前夕作為戰略投資投進去上市後賺一把。
有人會問，科技型獨角獸的發展，往往要經曆A輪、B輪、C輪融資，那這就不是圈錢、燒錢嗎？這的確不能一概而論，要具體分析。
一則，獨角獸企業的業務發展很多需要多輪的大量的資金不斷進入支持；二則，獨角獸企業的A、B、C各輪投資，一般都包含著對原始股東、高級管理人員以及技術專利權擁有者的股權稀釋和溢價激勵，每一輪投資往往對前一輪投資的股權既有稀釋也有溢價激勵。恰恰是這種多輪的股權溢價激勵，成了獨角獸企業和員工實現夢想、奮發圖強的不竭動力。如果沒有這種動力，沒有核心競爭力，獨角獸就不會存在和成長。
總之，如果企業沒有核心競爭力，隻融資沒業績、隻燒錢不結果、管理層不斷變動、大股東抵押股權套現撤資，這種情況一旦發生，最終很可能會淪為龐氏騙局。VC、PE機構最基本的能力就是分得清一個企業是真正的獨角獸還是龐氏騙局，不僅保證自己不上當，還能引導散戶不受騙。
6
政府要為金融服務科技創新建立良好環境
主要有五個方麵工作：
一是發揮股權投資市場在推動科技創新方麵的積極作用，包括出台參考拜杜法案的政策、VC和PE服務科技創新政策、上市公司獨角獸製度，等等。
二是完善股權投資的政策環境，比如，對高科技股權投資，其企業所得稅可以按照15%予以征收。
三是發揮政府引導基金的引領作用，與各類VC、PE結合，當好母基金。
四是完善以資本市場為主的多層次股權投資市場，暢通股權投資的退出通道。
五是推進提升VC、PE企業的品質，約束規範阻擋創新的不利因素。
總之，我相信，如果把上述六項工作做好，一定能很大程度提高我國的科技研發投入產出能力，一定能更好的走出金融服務科創經濟的新模式，贏得高質量高效益發展的主動權。
黃奇帆再爆重磅演講：
我怎麽理解中國實體經濟和資本市場？
“資本市場加快了社會財富特別是金融資產的增長，以前中國人主要靠增量來增加家庭財富，現在可以用存量來增加財富。國際經驗表明，如果從50年到100年時間跨度看，股票、房地產、國債、黃金四方麵投資收益，最高的是股票，第二是房產，第三是債券，最後是黃金。”在5月19日舉辦的“2018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重慶市政府原市長、第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奇帆如此表示。
黃奇帆認為，中國資本市場大體有九個方麵仍需要改進：
一是總量還小，國民經濟證券化率不到50%；
二是交易所競爭力不夠，交易品種和數量還不豐富；
三是市場分割，比如A股、B股、香港紅籌、H股，債券分為銀行間中票和交易所債券，這些市場分割降低了資本市場的有效性；
四是發行機製不健全；
五是退市製度不健全；
六是上市公司整體質量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七是證券公司綜合實力、競爭力較弱，主要靠經紀業務支撐，直接投資、並購顧問能力不高；
八是投資者結構不合理，散戶投資者多、機構投資者少；
九是發展和監管的法律體係和法律製度建設需要加強。
他還詮釋了資本市場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六大功能：極大地推動了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資本市場的獨角獸製度、風險資本投資機製能極大促進企業科技創新；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推動企業實施現代企業製度；健全現代金融體係；將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老百姓；為社會主義公有製探索了高質量有效益的實現形式。
以下為黃奇帆演講全文：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們黨擯棄了教條主義，恢複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擯棄了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國家建設由封閉轉為開放，由人治轉為法治，由計劃經濟轉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和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這個變化中，一個重中之重的變化就是中國資本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到今天已然成為世界第二大規模的資本市場。
中國的資本市場，在90年代初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誌的倡導和推動下，於1990年12月成立上交所、1991年5月成立深交所時起步。至今28年來，采用了摸著石頭過河、先探索試點，再規範發展（認購證、文化廣場作交易大廳）；先重點突破，再整體推進；企業流通股權實行先增量後存量，先股權分置再實施全流通；IPO上市先搞審核製，等條件成熟後再搞注冊製；管理上先政府規章再法治化覆蓋。
20多年來，麵對一個新生的初級市場，一個新興加轉軌的市場，麵對著各種客觀存在的體製性問題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的局麵，法律的製定和健全完善也有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現實，我國政府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針，既不搞洋教條，把西方成熟市場規則照搬照套，也不搞攤販市場式的誤打誤撞；既有問題導向，切實解決問題的政策措施，又有目標導向的頂層設計、係統配套。
想想近十年IPO發行閘門多次開開關關，經常為人詬病，這其中包含著管理層多少兼顧改革、發展、穩定的理性判斷，以及尊重現實的無奈。當然，我們的資本市場也遇上過經驗不足的失誤，比如2015年因高杠杆配資管控不到位引發的股市泡沫的教訓和2016年初熔斷機製實施帶來斷閘停擺的教訓。中國資本市場盡管有這些坎坷，還是克服了各種困難，有了長足的發展。
想想西方成熟市場已經有了200多年的曆史，其中有70多年大起大落、製度混亂、作奸犯科盛行的情況，我們20多年遇上的這些問題、困難，真不算什麽大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成長中的困難，都得到了穩妥的化解。現在，資本市場規模逐步壯大了，法製建設逐步到位了，信息披露逐步規範了，監管體係逐步健全了，國際化合作體係逐步突破了。
總之，20多年的中國資本市場堅持了社會主義市場化方向、法製化需求、公開化製度、國際化導向。20多年來，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國資本市場在探索中前進，在改革中創新，在總結教訓中積累經驗、改進管理方法，走出了一條符合市場規律和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每想到此，我們這些改革開放的過來人，不由得心潮起伏、倍感振奮。
資本市場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六方麵的重要功能：
第一，極大地推動了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到2017年，中國資本市場總市值接近50萬億元，上市公司總營業額超過百萬億元，利潤三萬多億元，包括上市公司債務在內的總資產約100萬億元，在中國經濟總量中占有半壁江上的分量。資本市場的發展不僅推動了經濟持續發展，並且大大提升了經濟總量和企業規模。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資本市場既是中國經濟的前進動力，也是企業騰飛的翅膀。
第二，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推動經濟結構、產業結構高質量、有效益的發展，資本市場的獨角獸製度，風險資本投資機製能極大地促進企業科技創新。以資本市場的逐利特性、用腳投票的資源配置機製，極大地促進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三，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推動企業實施現代企業製度。現有的國企民企，一旦成了上市公司，既受到證券公司、會計事務所、律所訓導，又受到交易所、證監部門監管，理念上、行為上會發生根本性變化，成為有激勵有約束的理性的行為法人，不僅會增強股東意識、公司治理概念，而且通過強製性信息透明度原則倒逼上市公司管理層形成講真話、不講假話的行為人。
第四，健全現代金融體係。傳統金融體係是指以商業銀行為基礎的金融體係，現代金融體係是指以資本市場為基礎的金融體係，不僅僅具有媒介資金供求關係的機製，而且還具有能夠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分散風險和分享財富成長三大功能的機製。資本市場發展好了，能改善國民經濟的宏觀杠杆率過高的問題，降低全社會融資中過高的債務比重，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債權轉化為股權，還能有效的消除中小企業融資難、民間融資不規範、非法集資、金融欺詐等問題。
第五，讓老百姓增加致富途徑，將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老百姓。資本市場加快了社會財富特別是金融資產的增長，以前中國人主要靠增量來增加家庭財富，現在可以用存量來增加財富。國際資本市場的經驗表明，如果從50年到100年的時間跨度來看，股票、房地產、國債、黃金四方麵的投資收益最高的首先是股票，第二是房產，第三是債券，最後是黃金。總之，資本市場提供了與經濟增長相匹配的財富成長機製，建立了一種人人可以參與財富的分享機製。
第六，為社會主義公有製探索了高質量有效益的實現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股份製和股份合作製是一種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實現形式。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企改革方向是混合所有製，也是要求國企轉製為股份製、股份有限公司。而上市公司恰恰是最規範最典型的股份公司。作為公眾公司，上市公司理所當然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的一種最佳的實現形式。
過去28年中，資本市場上這六種功能已經在國民經濟中逐步體現出來，今後二三十年必將更深刻的顯現出來。
當然，中國資本市場目前還存在著不少需要進步的地方，概括起來大體有九個方麵：
一是總量還小，國民經濟證券化率不到50%，還有巨大成長空間。
二是交易所競爭力不夠，交易品種和數量還不豐富，商品期貨和衍生品市場有待發展，債券市場發展滯後。
三是市場分割，比如A股、B股、香港紅籌、H股，債券分為銀行間中票和交易所債券，這些市場分割降低了資本市場的有效性。
四是發行機製不健全，注冊製還沒到位。
五是退市製度不健全，目前總體上還隻有說法，還沒有真正到位。
六是上市公司整體質量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七是證券公司綜合實力、競爭力較弱，主要靠經紀業務支撐，直接投資、並購顧問能力不高，證券公司行業集中度太低。在成熟市場，前10位的證券公司一般能占到全行業的業務量的60%甚至75%，我們現在不到30%。
八是投資者結構不合理，散戶投資者多、機構投資者少，保險資金、養老金投資規模小，PE發展不規範、運作模式、風險管理、資金來源和托管方式都有問題。
九是發展和監管的法律體係和法律製度建設需要加強。
麵對這些問題，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要補上資本市場發展短板的精神要求，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體係建設，積極發展多樣化的投融資工具，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資者群體，切實加強資本市場的誠信建設，堅決打擊證券期貨市場違法違規行為，防範和警惕區域性係統性金融風險，為把資本市場建設成為經濟發展發動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殺手鐧，產業升級和創新驅動的推進器，老百姓致富的財富通道而努力工作。
我相信，到2050年，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時，中國資本市場一定會成為我們現代化強國的重要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