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製者，救中國之妙藥也！

辛亥革命百年將至，各種對中國未來之命運的說法紛至遝來。人心思亂，一旦談到中國何去何從，那些自以為什麽都懂了的運運就急猴猴地唾沫四濺地大談美式民主的好處來了，仿佛中國隻有走上這條路，也實行西方民主製度，讓人人都來參政，讓他去當政客參加選舉，去指手畫腳，才能滿足他的願望，除此之外，宇宙沒有再更好的社會製度了。

製度當然要改，但絕不是按照運運及受其蠱惑、頭腦簡單、思想僵化的愚民思路改，恰恰相反，而是要在中國實行真正的專製和獨裁，也就是實行真正的“帝製”才能救中國，除此以外，宇宙並沒有按照現在中國人的標準安排另外一種社會製度。有人說：“帝製不是好不容易被推翻了嗎？怎麽能倒退呢？”這些人隻知道帝製的壞處，不知道帝製的好處。帝製有什麽好處，且聽我慢慢道來。

我的說法和那些為袁世凱複辟帝製的籌安會楊度、嚴複、胡瑛、李燮和等憲政專家講得還不一樣，它們行的是“君主立憲”的假帝製，我要的是秦始皇、朱元璋父子的那種真帝製，也就是那種徹頭徹尾的中央集權和個人獨裁。這個問題我將引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在後麵的專集中詳細講述，講講哪些皇帝享受了帝製的優越性，哪些皇帝自己放棄了這種優越性。

在我看來，他們根本沒搞懂帝製的實質。恢複帝製難道還要征求廣大群眾的意見，非要營造一個萬民擁戴的氣氛，鼓搗出什麽“乞丐請願團”“妓女請願團” 滑天下之大稽？試問，曆代君主登基哪裏需要征得什麽“人民的同意”？都是用武力上台的，從這點上看，袁世凱這皇帝當的就沒有了霸氣，太把政客們編的“人民”這種政治術語當回事了。所謂的天子，就是絕對的權威，而當時根本沒有當天子的內外環境，因為有那麽多西方列強環伺，袁說的話都得聽外國人的，想推行點自己的政治主張還得看別人臉色，見了小日本就發抖，哪裏有君臨天下的威嚴？比石敬瑭當的兒皇帝還可憐，那麽“帝製”的優越性就大打折扣，這出複辟帝製的戲自然被搞得不倫不類，終以鬧劇而收場。

記得為推翻滿清，辛亥革命的前夕出現了這麽一句名言：“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這話是武昌起義的領袖之一詹大悲說的。他的公開身份是武漢《大江報》的主編，一向在報紙上寫一些現在被視為“破壞安定團結”的文章，要在現在，那些文章要麽被刪帖鎖帖，要麽不能見報，要麽被抓起來了，即使在最民主的美國，估計也得給自己惹來一身官司。可是被你們看做當時最最野蠻最最專製的清王朝，並無半點新聞檢查製度，更沒有管理部門來堵人們的幽幽眾口，人們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人權比現在的美國還要好五倍，使他的那些破壞社會穩定的文章通行無阻。

有一天，他喝得大醉，揮筆寫下一篇鼓動群眾造反的奇文《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一說為黃侃為其起草），公開號召暴動，揚言要搞亂中國才稱他的心。第二天就在他主辦的《大江報》上發表，發行在湖南湖北各地，鬧得人心惶惶。湖廣總督瑞澂實在坐不住了，不得已把他抓了起來。換了現在，象詹大悲這種人要麽被槍斃，要麽被長期關在監獄，而在帝製的清朝，對這個重大反革命分子詹大悲，瑞澂卻仁慈得很，給他兩種選擇，要麽罰款幾百兩銀子，教育一通了事，要麽就坐幾個月的牢。

詹大悲還挺倔，明明自己有錢可以把自己贖出去，為了表示自己沒錯，情願去坐牢。此事反把另外幾位起義首腦，象蔣貽武、孫武、湯化龍等人嚇壞了，他們擔心詹大悲嘴不嚴，在牢裏把暴亂計劃說出來，慌裏慌張提前發動了武裝起義。而那篇文章也就成了影響中國曆史的著名奇文了。

事情到現在已經快一百年了，當初的人們以為推翻了帝製，趕走了滿清，革命就算成功，中國的事情就都解決了。可惜事與願違，弄到今天，害得我還得再為詹大悲寫一篇文章《帝製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徹底肅清他在人間散播的流毒。講的是如何再恢複帝製，以及向大家介紹帝製的種種好處，講清帝製究竟該是什麽個樣子，是怎樣符合國人的人性的。

有的人一聽到這種驚世駭俗的話，根本不能接受，看見了我這樣的人，吃驚得就象當年的愚民看見了革命黨人一樣。因為這種人是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習慣於接受別人灌輸給他的定論。他們認為這不是開曆史的倒車嗎？他們覺得曆史一直在前進。其實曆史不存在開倒車的問題也不存在前進的問題，曆史就是一種周而複始的循環而已，隻不過周期長短不齊而已，說句笑話，說不定哪天又回到原始社會呢！

我舉個例子，大家想想，自從推行公有製，逼迫民族資產階級搞公私合營，那時大家覺得資產階級私有製再不會出現了。可是沒過四十年，私有製就卷土重來，那些百年老店老企業又被賣給了私人，隻不過換了資本家，換成領導及其親朋當資本家而已，你在六七十年代能想象得到嗎？

海運一開，西方經濟文化湧入中國，給中國帶來現代意義上的工業，而大大小小的中外資本家正如馬克思資本論描述的那樣進行瘋狂的資本積累，殘酷壓榨工人，剝削高額剩餘價值。工人根本沒有福利，過這牛馬般的日子。解放後，工人算是當家作主了，沒人相信工人階級再會被資本家剝削的事情發生了，所以上起班來吊二郎當、偷懶耍滑。可惜好日子不長，改革開放，工人們的苦子比舊社會還要苦，社會地位哪裏比得個體戶？一開始搞責任製，有點小錯就扣獎金，再就開除，接下來就是買斷工齡，大批失業，工人和廠方的關係又回到了打工者和資本家的關係了。在沿海地區，各種私營企業、各種港台企業、外資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那工人不僅工資待遇低得可憐，有的還失去人身自由，狀況比舊社會的包身工還慘。到了近些年，國家也覺得這樣不對，又製訂了新的《勞動合同法》，有點偏向於保護勞動者的待遇，那些勞動者馬上又找到和資方鬥心眼的武器了，各種勞動爭議層出不窮，反過來也嚴重影響企業的運行。無論對資方還是勞方，都是“一嚴就死，一放就亂”，階級矛盾從來就沒有解決過。這不是一種周期嗎？這不又是一種循環嗎？幾十年了，就這麽一種簡單的關係，反反複複，翻來覆去地不斷調整，又回到起點，你說這人類社會還有什麽希望？你說這國家沒有君主來“乾綱獨斷”地治理，這些矛盾什麽時候才是盡頭？

這些事情都可以循環反複，難道帝製就沒有恢複的一天？隻不過帝製的周期可能更長一點而已。

反對帝製的人，並不一定不喜歡帝製，隻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做不到皇帝，又有參政議政的癮，所以隻好鼓吹民主，炮製出“人民”這種政客術語，把“人民” 這個詞神聖化，詩情畫意化，宣揚“人民至上”的邪說去騙人。仿佛人民是從沒犯過錯的，仿佛人民是從不需要檢討自己的，把文革一切罪過都加在毛一人身上，人民從沒有為虎作倀似的。這和佛家講的人是來還債的，聖經裏講的人是有原罪而來的截然不同，他們喜歡說什麽人類社會就是來讓人過好日子的，是來享福的，是有權當主人決定一切的。他們動不動就把“民主”二字掛嘴上，動不動就要代表人民，以便讓自己借為國為民的名義，能冠冕堂皇地也來奪一份權過癮。但你要真叫他當皇帝，他馬上就信仰帝製了，他要真奪了權，馬上翻臉不認人了。那些所謂的民運人士真要是掌了權就真會給你們民主了嗎？

為什麽不講“人民至上”？因為人民的見識絕大多數都是謬論，絕大多數人的見識又自私又可憐又愚蠢，要是社會就按“人民”的意誌走，必然走向地球的毀滅。有的人不相信，但他發現，往往他再論壇上發表了一個簡單的觀點，總是有那麽多的人搞不懂，把問題歪曲成另一個意思，有的還很渾，總愛和他抬杠，這令他很氣惱，隻好罵對方是“腦殘”是“SB”，對反對他說法的人他一律定為“五毛”，問題是讓他覺得是“腦殘”是“SB”是“五毛”是大多數，既然你自己也覺得人類中大多數是“腦殘”，是連簡單問題都搞不清楚的，你還相信人民的選擇一定是正確的嗎？你還相信什麽一票一票投出來的事情就一定是正確的嗎？凡是宣揚或相信“人民至上”的人，就是上天的叛民亂民。

一百年來，從第一個總統袁世凱到現在，中國名義上一直實行民主共和，但沒有一天百姓自己說了算過，但正因為行的是這種“半民主半獨裁、外民主內專製”的體製，中國才沒有亡。要是當時真的由宋教仁原版不動地把美式民主複製到了中國，中國可能早就亂得滅亡了，所以宋教仁必須得死，一是不許這麽搞，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同盟會複興社過多靠暗殺起家，漢人喜歡個人英雄主義，盛產刺客，精神可嘉，但也必須受一種報應，宋教仁陶成章就是例子。（這是題外話）

你會發現一百年來，中國的各種社會矛盾和以往的社會矛盾有所不同，但都可以歸結到一點，就是“表麵謊稱的民主與實際內囊裏的專製”之間的矛盾。無論誰當政，始終有一種有趣的現象：當權者得一邊要厚著臉皮耍賴，說已經很民主了，而反對者總是駁斥他，說他獨裁，借此鼓動人們去造反。

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不當政不知道獨裁的必要性，無論誰當政，馬上就會明白一個道理：自己年輕時為之曾經奮鬥過的民主理念是絕對在中國行不通的，一旦在中國行真的民主，就等於給了中國那些又口若懸河又百無一用的人表演的舞台，就等於給了貪官們開鑽空子的洞，就給了是非不分的愚民們更多受騙上當的機會，那真的可就什麽事情都幹不了，樣樣事情都得泡湯。

有人會說，與其這麽欺世盜名地行民主之名，又羞羞答答地行專製之實，不如堂堂正正地恢複帝製做皇帝好了，省得那麽多是非。同誌哥，你想得太簡單了，你要知道中國這塊地方的刁民是多麽地野蠻可不可理喻，一旦被眾人普遍接受了“帝製是個壞東西”這個理念，再改正過來就難了。打個比方來說，那明朝的崇禎皇帝明知道兩麵作戰對自己不利，必須先和清講和，騰出手來消滅掉農民軍，再對付皇太極。可問題是，整個大明，無論朝野，長期以來都受到決不和敵人談判的思想影響，從小接受的教條是凡是意圖和金人談判的都是宋朝張邦昌、劉豫、賈似道這樣的奸臣賣國賊。大臣不敢這麽說，誰說出這話誰就算奸臣，連皇帝也不敢這麽說，怕被後人指責。雖然皇帝急切需要和大清講和，隻有眼巴巴盼哪個臣子先提出來。他都怕被國人指責，統治者即使有了恢複帝製扯下民主共和這塊遮羞布的想法，也怕落得個袁世凱的下場，想想自己已經和皇帝差不多了，何必硬要這個名份呢？

今天，隻有我來當這個“奸臣”了，隻有我敢把這真相說出來，我勸當政者，何必這麽遮遮掩掩地搞假民主呢？要做就做真皇帝。以後無論是誰上台，隻要你們有這想法，我都願意向你們遞交“勸進表”，希望你們其中有一個能恢複帝製，救我中國。君主製大約形成於周朝，以後我們的國號就叫大周吧。

馮玉祥一輩子盡幹“逼宮”的事情，我呢，就喜歡幹“勸進”的事，君子成人之美呀。以後我就是“中華大周帝國”勸進第一人，看來做帝王之師當太子太保、大司馬、武英殿大學士是沒問題的，按照《周禮》，還應該封我“上卿”，賜蟒袍玉戴三眼花翎黃馬褂，封魏王加九錫，上書房行走，紫禁城騎馬哩。

現在的形式和老袁那個時期不同了，那時候老袁稱帝是受到了國際上的反對，正是洋人的幹涉，才使得北洋軍有人敢不聽話。使袁缺乏絕對權威，要是沒有這個因素，就是地方各省鬧獨立也不怕，管你什麽蔡鍔不蔡鍔的，武力剿滅了就是，不用幾年，全國人民就會象明朝人接受清朝一樣，老老實實梳起辮子來。要是當年真的是這樣，我們的學習的教科書一定說當年皇帝此舉是多麽地偉大，無數專家學者寫出文章來闡述皇帝此舉是如何如何地英明，對稱帝的認識和我們現在絕對相反。

所以，雖然我黨現在在國際上沒有絕對的權威，但起碼在國內是有的，美國頂多隻能對我們指手畫腳，頂多提給抗議而已，隻敢經濟製裁，我們完全可以不理。美國連個朝鮮都不敢打，對我們就更不敢動武了。這不是稱帝的最好時機嗎？

在古代，由於中國和西方隔絕，周圍各野蠻部落隻是疥癬之患，多數情況下不能對中原皇帝的絕對權威產生實質性威脅，而在近現代就不同了，慈禧想做什麽都做不成，連選大阿哥和廢光緒都都得看列強的，最後逼得實在不行，不惜亡國的危險去和十幾個國家開戰。而今天，“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在國際上有地位了，最多在抓捕運運時，有幾個西方國家口頭上抗議幾句，在國際會議上找我們的領導人鬧兩句而已，西方國家懾於我軍的人海戰術，也不敢拿我們怎樣。根本不敢象在清末民初，一旦看中國不順眼了，馬上就可以發兵來教訓我們，逼得太後和皇上逃西安，袁世凱那時能比嗎？此一時彼一時也，要是稱了帝，國際上誰又敢對我們說三道四？誰敢發雜音，我們收拾誰！在國內，當權者更容易擺平，稱帝所需的絕對權威已經具備。

其實在今天這種通訊交通發達的年代，如果不能在軍事上稱霸全球，那麽要樹立國內絕對權威的最好方式就是閉關鎖國，就和今天的北韓一樣。對的，朝鮮戰爭以後，雖然知道打不過西方，但可以保證美國不敢輕易對中國侵略，就是那時稱帝，美國也隻能幹瞪眼。可惜還有個蘇聯要幹涉，最後和蘇聯鬧翻了，蘇聯也不敢打我們。正好可以關起門來學古代中國那樣“自立乾坤”，不受別人的幹涉。

一切事情就壞在和西方溝通上，所以劉伯溫早就說：“海運一開起刀兵”。就是說隻要一和外邊接觸，皇權就受到了威脅，皇帝權威一受損，國家就會亂。

可問題不是單方麵的，要是岸英沒死，毛澤東一定會學朱元璋，竭力把一個安全的、富饒的、穩定的錦繡江山交到兒子手裏，絕不會去搞那個文化大革命，正因為他覺得國家反正在他死後不會跟他姓了，才不珍惜，才會由著性子幹，反正兩眼一閉你們後人來收拾。

這封勸進表扯到這裏，我也覺得累了。我準備以後有時間再繼續連載寫下去，就恢複帝製所涉及的一係列問題展開來討論，主要內容有：

1．隻有帝製才最符合中國人的人性，帝製是聖人們實事求是評估了人性後，承認中國人與生俱來又改變不了的弱點後選擇的社會製度。

2．中國人的人性離實行民主所需要道德標準相距太大，而西方人既適合民主製度，也適合帝製，帝製是和宇宙結構相稱的。

3．民主是邪說，談“民貴君輕”的真實含義。

4．該什麽樣的人來當皇帝？是禪讓好還是世襲好？

5．工業是種錯誤。隻有農耕社會的社會形式和生活方式適合人類。談哪些職業是不應該保留的。

6．道德、王法與現代法律。

7．回答有關“既然帝製這麽好，怎麽清朝還被洋人欺負”一類問題。


中國茉莉花革命前線總指揮部總指揮金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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