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胡適,其實我一直有想寫點什麽的念頭,可是讀他的文字,包括那些別人寫下的關於他的文字越多,越發地不敢寫了。胡適這兩個字的份量,越來越沉重,豈是我這輕飄飄的筆力所能承擔得了的。
終日營營苟苟,一天到晚不知道在忙些什麽,在網上亂看,偶然看到胡適先生的忌日是50年前的2月24日,雖然已經晚了,但是仍然覺得,再不寫點什麽對不起自己。
胡適先生的墓誌銘上刻著:“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穀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這個概括簡練而準確。文化的進步,思想的自由,這兩點是胡適傾其一生追求的目標。白話文的推廣,新式標點的使用,這些變革雖然影響深遠,但在胡適的宏大構想中,它們不過是一場文化進步運動的開始,而緊隨文字變革而來的思想啟蒙才是重頭戲。可惜,這場重頭戲還沒開場就不得不落幕,此後直到今天,也再沒機會重新拉來。
胡適先生在晚年說過:他平生最大的遺憾是新文化運動被政治化。這話很對,不過,遺憾不應該屬於胡適,而應該屬於被那個時代的洪流所改變的所有中國人。這些人裏不僅包括衝上街頭的五四青年們和他們的後代,更包括魯迅筆下的阿Q、華老栓和孔乙己們。和胡適的時代相比,今天的漢語文化,在多大的意義上能承擔得起“進步”這兩個字,實在值得懷疑。在“科學”和“民主”被倡導了將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有省級衛生廳廳長堂而隍之大張旗鼓地宣傳如何打通任督二脈。阿Q和華老栓們也都還在,唯一的區別不過是辮子沒了,用上了手機。文化進步?直到今天,它更多的作用不過是讓許多文人用來混碗飯的一個名詞而已。對真正需要文化進步的沉默的大多數來說,它從來沒發生過。至於思想的自由,胡適自己甚至後來都不怎麽提它了,當然不是因為不想,而是因為失望。
胡適一生倡導國民具有獨立的精神,他說過一句很出名的話: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但是,他還說過另一句話:寬容比自由更重要。這句話體現了胡適的敏銳。如果說魯迅以其深刻找對了民族劣根性的病根,胡適則憑其寬容為治療病根開出了藥方。一種具有力量文化,其外在的力量或許表現為由技術優勢形成的強悍,但其內在的力量一定是是來源於對異見的包容。
殖民時代的英國依仗其技術和軍事優勢統治世界,強盛時期號稱“日不落帝國”,足見其勢力範圍之廣。可是當其他歐洲國家逐漸趕上他們的技術水平後,英國的地位迅速下降。究其原因,個人認為要在文化上找。在骨子裏英國人是狹隘自私的,隻知掠奪不知給予,對外族沒有包容心態,而是一味壓榨。即使在本國內部,階級壁壘也是歐洲大國裏最顯著的。
美國,他們擁有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其技術軍事優勢自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卻是他們文化裏的一個優勢:寬容,這是他們與英國最大的區別。個人以為,這種寬容是美國最大的吸引力所在。世界上罵美國的人到處都是,但這些人在罵美國的同時,從不拒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國的大學來接受教育,用美國的文化來洗洗手臉。世界是個黑社會,想當老大,至少得有點老大的胸懷和氣質。
當年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對這一點體會深刻,也領悟深刻,因此才會用了畢生精力在中國大力倡導。他知道,國人最擅長的就是內鬥,最欠缺的優點之一,就是寬容。
他和魯迅,身為新文化運動的兩麵旗幟,一個提倡寬容,一個直到死也“一個都不寬容”,兩人雖不是針鋒相對,目標卻是南轅北轍。對任何一種革命來說,更需要的當然是魯迅這麵旗。
胡適先生雖然身前身後盛名卓著,但他注定是寂寞的。不過,今天的台灣在人文氣質和文化建設方麵,在華人世界裏獨占鼇頭,對長眠在那裏的胡適來說,這或許是造物主送給他的最大慰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