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四季：白露（4）

每天上班，地研院的職工一半人去街南上班，另一半人去街北測量局裏上班。下了班，這些職工和測量局的職工們有說有笑地走回同一座樓裏，各家各自燒火做飯。在外人眼裏，沒人看得出他們其實屬於不同的兩家單位。

我們家的左右和對門的幾戶鄰居全部是地研院的職工。對門的一家姓楊，男主人帶副深度眼鏡，外觀和舉止都是那個年代十足的知識分子樣。他妻子也姓楊，四川人，喜歡打扮自己，每天在樓道裏總是花枝招展的。大夥私下裏給他們兩口子一人起了個外號，女的因為愛打扮，又姓楊，被叫作“洋豆子”，作為對稱，男的因此被叫作“土豆子”。他們倆有三個孩子，大女兒和我姐姐同歲，二女兒比我大一歲，小兒子比我小兩歲。因為我父親和“土豆子”在同一個部門工作，兩家的孩子又年紀相仿，放學後經常一起玩，因此我們兩家走得比較近。

“土豆子”一家的家務基本上是“洋豆子”在操持，“土豆子”除了每天刻苦鑽研業務以外，其它幾乎什麽都不做。偶爾“洋豆子”和他吵架，一生氣撂挑子不幹，他不得不硬著頭皮給孩子們張羅晚飯，於是我經常看到他來我家問父母請教這樣一些問題：“我的這盆麵怎麽總是發不起來？”“這條魚該怎麽收拾？”“蒸米飯該放多少水？”每次來的時候基本上手裏還拿著實物，比如一盆麵，一條魚，或者一鍋米。

我們這棟樓北麵是測量局的車庫，車庫距離我們的樓隻有大約七八米。我們住進來一年後的一個夏夜，車庫發生火災。消防隊開來了三輛消防車滅火，樓裏的大人們也集中起來，用找得著的任何容器接了水，往車庫上潑。“土豆子”有些慌，來到我家問父親，萬一火勢控製不住，該拿些什麽東西走？父親告訴他，別的東西都可以不要，把錢和糧票帶上就行。

火很快被撲滅。我們後來得知，火災的起因是一名司機點著打火機想偷車庫的油，不想打火機掉落，引發大火。事後，那名司機除了頭發被燎，竟然未受一點傷。

我們一家在測量局家屬院裏住了兩年，搬進了街南側的地研院家屬院。那時，地研院已經修起了圍牆，終於像模像樣地成了一家單位。

“土豆子”後來被公派留英，兩年後回國。我再次見到他的時候，他的外形已經大變樣，西裝革履，頭發梳得整整齊齊，一絲不亂，深度眼鏡還在，但是已經換成了一幅金絲邊的進口貨，整個人一副洋博士的派頭。有意思的是，他夫人“洋豆子”沒有與時俱進，既沒能跟得上時代的時裝潮流，甚至沒能做到與自己的丈夫同步，她的外型已經遠遠配不上“洋豆子”這個稱號了。不過人民群眾的應變能力總是無窮的，大家幹脆把他們倆的外號來個個對調，過去的“土豆子”搖身一變成了“洋豆子”，而從前的“洋豆子”則降級為“土豆子”。

自從我們家搬進地研院家屬院後，父親所在的部門開始研發一種新型設備，試驗場地在東北，父親因此開始頻繁出差。最多的時候，他一年裏隻在家裏待了三個月。

我家住的是一個套間，一條過道如同串糖葫蘆一般從進門處依次串起了廚房，小間和大間，在陽台中止。我家的鄰居裏有一家姓羅的，男主人名叫羅文中，是父親那個部門的副主任，他愛人孫鳳梅也在地研院上班，兩人有兩個孩子，大女兒羅楊，比我大一歲，小兒子羅力，跟我同班。搬進來不久，我們就和羅家熟悉起來。

在和羅家做鄰居的九年裏，我們彼此相處融洽，互幫互助。母親做了什麽好吃的，總是忘不了給羅家送一份去；孫鳳梅每次出差，總是會給我們帶回來些當地特產；我和姐姐經常和羅楊羅力一起玩。我和羅力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形影不離，羅楊在她後來離開西安之前，是姐姐最好的閨中密友。

那個時候，中國剛從文革的禁錮中擺脫出來，百廢待興，科學成為首當其衝受到重視的一項。徐遲的一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當時科學研究者地位的極大提升。作為一個科研單位，地研院裏當時也有幾位陳景潤式的書呆子，最出名的一位名叫林齊深。他比我父親大五六歲，瘦高，走路總是低著頭，麵無表情，一副思考問題的樣子。他的兒子和我同校同年級，地研院裏與我同齡的孩子有十幾個，他們的父母我說不上都熟悉，但是至少在開家長會，單位食堂，看露天電影，或者偶爾去父母的辦公室的時候，聽到過他們的談笑。隻有林齊深，我直到今天也不記得我親耳聽過他說過哪怕一句話。他從來不去家長會，從來不去食堂或者看露天電影，每次我在這些場合見到他兒子，跟他在一起的總是他母親。林齊深的辦公室就在父親的辦公室隔壁，我去父親辦公室玩的時候總能見到他坐在自己的桌邊，埋頭於自己的工作。我在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回憶他的外表，唯一能想起來的就是他低頭走路，一言不發的樣子。

地研院裏關於林齊深的笑話有不少，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是：林齊深的半導體收音機壞了，他拿去給一位懂無線電的同事修理，這位同事是地道陝西人，檢查了一下收音機，用陝西話說了句：“沒麻達！”“麻達”在陝西話裏的意思是“麻煩”，“沒麻達”就是“沒問題”。林齊深一聽，奇怪地問那位同事：“沒馬達？收音機還需要馬達？”

這個笑話在我們同齡的孩子中人人皆知，後來我們見到林齊深的兒子，總要故意問他一句：“有麻達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