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機《辨亡論》指出：“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陸機是東吳丞相陸遜的孫子，東吳滅亡時已二十歲，他說這話當有聞見體會。不過從史料看，曹操雖稱得上奸雄，但還不同於曆史上那些隻知殘虐百姓的暴君。他有時還是很能體恤下民疾苦的。
興平元年(１９４)，軍閥兼並，群雄競逐，兵強者勝，兵弱者亡，曹操又新失兗州，受到呂布的攻擊，經濮陽之敗，折兵損將，正需要補充兵員。但這一年蝗蟲起，百姓大餓，以至人相食。曹操並沒有在這時擴充軍隊讓百姓養活，加重百姓負擔，而是“罷吏兵新募者”。後來，他靠很少的兵力，用奇謀打敗了呂布。
曹操還采用棗祗、韓浩的建議，實行屯田。最初是建安元年(１９６)在許下，建安十四年(２０９)又開芍陂屯田。貸給農民牛畜田地，用官牛的收穀按官六客四分成，用私牛的對半分成。屯田的主要目的是解決軍糧，但也使一些無牛畜田地的農民生計有依。租稅直接交官，不受地主的額外榨取，軍糧也不是全部由農民負擔。《魏書》說當時遭荒亂，軍隊沒有糧穀，“饑則寇略”。實行屯田積穀，有一定的軍需來源，曹操的軍隊應該可以不再隨意寇略百姓。這對百姓有益，也是史家早有評論的。
募民屯田也采用農民自願的辦法。《三國誌·袁渙傳》記載，則開始募民開屯田，一些人不樂意，紛紛逃走。袁渙對曹操說：“百姓安土重遷，應該順從他們自己的意思，樂意的就招募他們，不樂意的不要勉強。”曹操聽從了袁渙的意見，結果，“百姓大悅”。這也說明他是體恤民情的。
袁紹統治冀州，放任豪強兼並，結果租賦負擔全落在貧弱的下民身上，他們常常賣掉家財，還不能交納租賦。建安九年(２０４)曹操消滅袁紹，九月就下令“重豪強兼並之法”，明令每畝納田租四升、每戶出絹兩匹、綿二斤，不再額外多取，不準豪強藏匿不交，而讓貧弱的百姓多交賦稅。同時明令，免除河北人民當年的租賦。結果，“百姓喜悅”，這又是一個體恤民情的例子。
曹操還考慮到連年征戰，很多吏兵死亡不歸。他們的家裏失去勞力，生活困難，甚至無法自存，流離失所。建安十四年(２０９)曹操就下令，死者家裏沒有基業無法自存的，官府供給他們的糧食不能斷絕，長吏要經常去存恤撫循他們。建安二十三年(２１８)，他又由此想到其他百姓。這一年剛剛遭受瘟疫，百姓已很貧困，加上軍興在外，墾田損少，曹操很憂慮，便下令，女的年七十以上沒有丈夫、兒子，年紀在十二歲以下沒有父母兄弟，以及眼睛看不見、失去勞動力，又沒有妻兒父兄和產業的，由公家供養他們終身。這也是體恤民苦的一項措施。
曹操還寫詩對漢末動亂年代百姓遭受的痛苦深深同情。著名的有《蒿裏行》，後六句這樣寫：“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傷時憫亂，蒼涼悲楚，感情是很真摯的。
曹操能體恤民情，是因為他懂得民為邦本的道理。他是靠鎮壓農民起義起家的，深知如果老百姓被逼得沒有活路，一旦起來造反就會有摧毀一切的力量。他也深知掃平諸侯，成就王霸之業，首先要收攬人心。
曹操恤民惜貧，和袁紹一類人不一樣。郭嘉比較曹操袁紹二人，提出十勝十敗之議，其中第七條就說，袁紹眼見到有人饑寒，會表示同情體恤，但沒有看見的就不予考慮；曹操就不同，對目前小事有時會忽略，但對恩加四海的民生大事，雖然看不見卻沒有考慮不周的。郭嘉認為這就是仁勝。
郭嘉的意思是說，曹操不是隻顧眼前，裝模作樣，而是采取實實在在的政策法令，從長遠根本上解決民生問題。這確是曹操恤民的特點，是他高於袁紹、袁術之輩的地方，也是他能打敗強手、統一中原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些，《三國演義》裏也都有反映。嘉靖羅貫中本尤為突出，後來的毛宗崗改本雖然刪掉一些，但仍保留不少這類描寫。
比如，寫曹操統軍伐張繡，見一路麥子已熟，老百姓卻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麥。曹操便下令：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斬首。“百姓聞諭，無不歡喜稱頌，望塵遮道而拜”。
比如，官渡一戰曹操大敗袁紹，又引軍到倉亭。作者先寫當地百姓“簞食壺漿”歡迎他們，又借父老之口說，老百姓對袁紹早已怨聲載道，盼著曹操軍來就可望太平。而曹操則先對軍士驚擾鄉民深表不安，接著又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