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是很能絞盡腦汁給我派活的那種，學齡前的我總是提著菜籃，帶著父親用毛筆寫的字條，到馬路對麵那家食雜店，去買醬油、糖、香煙、肥皂 ……
帶著字條外出采購，是一種不太動腦的美差，其中，我還可乘機兼顧管管路邊同齡人的雞毛蒜皮。
好景不長，父親開始口授安排我去買醬油，盡管那是一個常去的地方，還是甚感肩負重任，頓感憂心忡忡，唯恐自己忘事，於是一路叨念：“一毛二的醬油一斤，一毛二的醬油一斤……”
這種活的確很煩心，再也關照不了路邊那些雞毛蒜皮小事，外出一趟也覺得無趣。
不想，父親還是得寸進尺，接著安排我買兩樣以上的東西，我更加惶惶不安，一路叨念：“ 白糖半斤，紅霞香煙一包…… 白糖半斤，紅霞香煙一包……”
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有一回，我從三樓叨念著走到一樓，突然全忘了！無奈，隻好返回三樓問父親，接著又一路叨念而去……
一個周六下午，暴雨剛過，母親讓我去菜市場，按她的意思我買了一點豬肉雜碎。那是肉攤上的最後一份。
晚餐前母親大肆表揚我，告訴父親，說我太能幹，會到菜市買菜。
幾天後，父親不甘落後，也差我去買青菜，這回我按照自己的愛好，買了韭菜。可是當我把半籃子韭菜提回家，父親迎麵來審視我的傑作，一向膽小的我，昂著頭盯著父親的眼睛，等待他的認可。隻見他正盯著籃中的韭菜，直搖頭，說韭菜太老，要摘掉很多，浪費錢。
在家裏，父親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綽號“苦行僧”，是母親贈與。父親總是把手頭的錢，盡量發揮到極致，在學校食堂裏，他隻吃一分錢的菜，而對我和母親，他從來都是把最好的給我們吃。
附近有個街道食堂。到食堂打飯菜是我的日常作業。一個周日中午，我正去食堂打飯，父親掏出一張五十元鈔，要我順便買些飯菜票。令我大駭的是那張鈔票，之前我壓根沒見過那樣花色的票子，心想，父親是不是糊塗了，把國民黨的鈔票拿來用，正猶豫著，父親把鈔票塞到我手裏。令人欣慰的是，食堂那個賣票窗口，還是接納了這張花鈔票。
這恐怕是我對父親最早的不信任，至於是什麽緣故，無從說起，隻是從他那雙時而充滿警惕、恐懼的眼神，感覺到神秘、不安，繼而引發我的疑心。
與父親截然相反，母親教我用自己的嘴巴，開拓一條人與人之間的日常交往通道。
逢輪到我家收水電費的前幾天，母親開始在我眼前眉飛色舞地大肆宣揚，說這是我挨家挨戶亮相自己上門收費的本領，我因此被煽動得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臨行前，母親還千叮萬囑：“不能推門，要敲門”，隆重推出這場獨角戲。
收回一座樓用戶的水電費，母親繼續把我獨自走到公園南門乘車去中山路、輪渡交水費電費策劃到底，要我學會問路，說什麽：“長著嘴巴，就要學會開口問，禮貌些，人家會幫助你的。”
每當我外出歸來，樓道上的那些大人們總是竊竊私語：“ 這孩子又出去辦事了。” 不知他們是讚許還是困惑。
暑假，望著廚房樓道一角的幾箱煤灰，無暇顧及家務的父母，開始打我的主意，安排我捏煤球。
周圍的鄰居大人，有時會打趣地對自己孩子說：“太空閑，就去洗木炭。”這話怎麽就這麽巧，歪打正著地落到我頭頂，不過，我似乎也很樂意做這份手工遊戲。麵對著一箱箱煤灰，我忙乎了好些日子，才發覺捏黑丸子其實很不好玩。
我家的廚房多半是我在打理，煮粥、炒菜、燒開水…… 逢居委會常通知檢查衛生，家家戶戶開始大清理，我也模仿鄰居大人洗地板…… 我是一個很糊塗的孩子，有一次我居然拿母親的毛巾去洗了地板！
在幼兒園時，
我們年輕漂亮的王園長，則在一次大會上嚴肅地對我們說：“為了紅色江山永不變色，我們正在與美帝國主義爭奪下一代，你們就是下一代。”
這些話我幾乎都沒懂，先是“和平演變”就夠我傷透腦筋，現在來個“爭奪下一代”，就更亂，是嘛，人家美國在很遠很遠，連見都沒見過，怎麽來爭奪我？老師好像不太樂意回答我這種無厘頭的問題，經常會借機撇開我，去回答別人的提問。
我們那時的“手工課”，是很政治掛帥的。高個、嚴肅的
我和同學都有些怕
這還了得，男的怎麽可以動手去摸女的褲子！這
在
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各大街頭牆壁上的標語口號，是我最早的識字板塊。這種標語千篇一律，都是“美帝國主義從台灣滾出去！”
我知道“美國”是一個國家的名稱，但不知這個“主義”是麽事，還警告要從台灣“滾出去”。後來在小學，老師說“美帝國主義”，又添加了“修正主義”，我自作主張地認為，凡是“主義”都不好。鬱悶的是，在入隊宣誓大會上，輔導員率領我們“時刻準備著，為共產主義……” ,文革後，我們高歌“馬克思列寧主義”……
哎呀，我的神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