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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化深深的大上了苦難的烙印, 特別是現代文化。就是我們常說的“苦難的中華民族。”
戰亂,饑荒,匪患, 水災,蟲害,各種各樣的苦難造就了近代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和生活方式, 我們可以把這些稱作我文化特征。
有人說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忠孝節義,禮義廉恥等。其實中國人選擇這些信條的原因,還是源於中國人的苦難環境。中國人宗教的選擇也主要是道教,佛教這些在心靈上能“逃避”苦難的宗教。中國人的插隊,過街不守規則,好酒,好賭等等都是源於苦難文化。現在中國那麽多貪官其實還是因為中國苦難環境所衍生出來的苦難文化。窮怕了,再多的錢(億萬數量級),也永遠感到自己是個“窮人”。
一句話,苦難文化的特征是,不安,憂愁,擔心,對前途不確定性的焦慮。
這個是大多數人的心態,也是毛澤東當時的心態。一般老百姓焦慮的是將來的生計,孩子們的學業,出路等。 毛澤東,作為國家的領導人,焦慮的當然不是錢和找工作,而是國際形勢和國家的方向前途。
毛澤東當時對國際形勢發看法是,可能要“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甚至要準備中國死幾億人。”要“備戰,備荒為人民”。這是毛的真實看法,所以要搞“三線建設,要搞原子彈,一切立足於戰爭的可能性。
毛澤東對當時國內的形勢是怎麽看的呢? 擔心“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 ”會讓中國改變顏色,擔心中央“出修正主義”。“三分之二組織的領導權不在人民的手中。所以要整黨內的“走資派”。都到了文革的後期,老毛的估計還是“走資派還在走”。 你看看老頭子整天焦慮到啥程度了。還想著要“過七八年再來一次。” 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清華的書記劉冰寫信批評謝靜宜,老毛一看,馬上就想到“矛頭是對著我的。”看看是不是焦慮的有點過度了。
所以說毛澤東搞文革,主要是焦慮中國會不會改變顏色,除修正主義。我不想討論老毛的焦慮對不對,但是這種焦慮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也是中國的苦難文化的直接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