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和災難的區別--說中國和日本民族性格的區別 （2）

日本人強烈的集團意識 集團意識可以說是日本人最具特點的國民性。日本人的集團性特點起源於頻繁的災難， 特別是大自然的災難，起源於海上作業的風險性和團結一致性。

有人說日本人的集團意識起源於其稻作文化。但是具有稻田作業的地方和民族不在少數，然而，象日本人這樣強烈的集團意識的民族還很少見。當然稻田作業需要集體的勞動與合作的農村共同體，可能會對日本人的集團意識有所幫助。但是日本人集團意識中又存在著很大的權威性。而這種絕對服從的權威文化對於稻田作業並無必要。

所以具有絕對權威的集團意識很象軍事化的組織結構，而軍事化的結構性質應當來自於應對危機的必要性，即不可抗拒的自然災難（注意，沒有用災害這個詞）。試想在遠海漁業作業時，遇上風暴，這種具有權威性的集團操作則是絕對必要的。再設想在地震，海嘯來臨時，絕對服從的集體意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可以理解日本人這種強烈的集團意識的來源，和不允許對這種社會規範的任何偏離，反省，或改變。

在日本人強烈的集團意識中，又表現出日本人強烈的依賴心理。這是由於在自然災難（不僅僅是災害）麵前，任何個人都是十分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和無能為力的。所以日本人普遍存在和想要依賴他人，依賴集團的心理，這是日本人區別於歐美人的重要心理特征，也是日本人區別中國人，東南亞人的顯著特征。

同樣，在中國也有很多苦難，很多災害災難，為什麽中國人沒有象日本人那樣對集團的強烈依賴性？（有話說到：一個人中國人是條龍，幾個中國人是條蟲）。 中國人對待災難有很多其它應對方式，包括逃離災難，投機。 逃難有幾個條件。一，災難發生在陸地或內陸（在海上翻船時，怎麽逃難？），二，災難發生前有足夠的征兆，例如大旱絕收，有些兵禍（地震，海嘯就沒有足夠逃難的準備時間），三，有地方可逃。中國地大人多，疆域遼闊，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有災難發生時，逃難是中國人應對災難的重要手段。所以中國人對集體的依賴程度沒有日本人那樣的必要。

日本人沒有機會逃難，隻能依靠集體，團結一致戰勝或度過災難。這就是中國人和日本人對集團依賴性有很大差別的原因。當然中國人對集體的依賴性要遠遠大於歐美人對集體的依賴程度。因為西方人是在樂園文化的環境生長，沒有什麽災害。 有些人一生幾乎沒有遇到什麽大的災難，當然不必要什麽逃難， 所以西方人很看重個人和個人的自由，沒有多少集體的概念，當然也談不到什麽依賴性。

日本人正是因為有這種對集體的依賴心理，在集團內部擔心被別人看不起而失去依賴，所以有“羞恥”的感覺；正是因為這樣的依賴心理的存在，日本人在集團內部所表現出了行動和認識的強烈的一致性。中國人也好麵子，也會擔心比別人看不起，但是沒有象日本人那麽嚴重。因為常常會有人（中國人）找出新的逃離災難的辦法。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依賴心理也許是日本人集團內部凝聚力強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這也是理解日本人恩德精神構造和社會構造的關鍵。而中國人的這種逃離災難的心態常常讓有些人有僥幸心理。

在日本人的集團意識中，內外有別又是其重要的心理特征。在集團內部、對熟人，日本人講究的是“和”，講究的是禮儀周全，替他人著想（有點象中國人的義或者義氣， 當然中國人的義還是來源於應對災難或者苦難的環境）。一個集團，一個公司就類似一個大家庭，或者類似於一個幫派；他們對集團內部的成員表現得克製、謙和、彬彬有禮，但是上下有別，尊卑有序。這種特征很明顯是來源於應對於頻繁發生的災難的一種必要性。

但是對於集團外部的人和事，或者在沒有熟人的場合，其行為卻會變得大膽無禮和無所顧忌。其實這本身也和災難文化有關係，第一，所謂的無所顧忌是對在集團內部文化約束的一種反叛，一種宣泄。第二，是日本人無情的一種表現， 當災難頻繁發生時，人們就會變的無情冷酷，甚至殘忍。當沒有文化（不是製度，規則）製約時，當沒有環境禮儀的束縛時，人的冷酷本性就會直接的顯露出來。就象兔子不吃窩邊草，但是到了別人的田地裏，那是什麽也不用顧忌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就不難理解，在1937年中國的南京，為何日本軍隊能夠集體對中國軍民進行大肆屠殺！因為，在日本人的意識內，集團的行為就是正確的，而且長官的命令必須絕對地無條件服從。他們潛意識裏認為：“集體犯罪不是犯罪”。還有，日本人在中國南部某城的買春事件，更是對日本人的這個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因為這些日本人是在中國，他們自己的這個小集團之外的社會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這個陌生的環境裏沒有熟人，所以，對於生人，他們完全可以無所顧忌，任意妄為，並且不需要對此承擔任何責任(心理方麵的)。

中國人不會象日本人那樣，因為雖然中國人經受了很多災難，但是中國人有戰勝災難的必要時間和回避災難的廣闊地域。所以比較來說，中國人沒有象日本人那麽絕望， 中國人心存善意，期待明天會更美好。中國人對惡劣的環境有一種藐視的心態，中國人認為我們可以戰勝災難，克服苦難，有一種“人定勝天”氣勢，當然由此產生的另一個消極方麵是，很多人會很自我，以自我為中心。中國人常常會用自己認為對的東西來約束自己的行為，用所謂的道德來規範自己的處世，處事的方式在有沒有熟人，在不在集團內部變化不大。中國人對孝道的認識，對朋友的義氣是發自內心的，並且帶有一種崇拜的心結。例如蘇武牧羊持節，二十四孝的故事，桃園結義的效仿，在中國人心中是一種較為普遍的情節。

日本人對朋友，對同事的友善是一種謙卑，對長官的絕對服從是一種內心並不十分情願，但又不得不表現的無奈，因為環境文化是要求這樣，所以就帶有著某種變態的成分。 （如果蘇武是日本人， 我猜有兩種可能， 自殺， 或者變節投降，但是不會持節那麽長的時間。） 同樣中國人在明顯不公環境下會造反反叛，因為中國人在追求個人的權利，而不（僅僅）是集團集體的利益。

日本人更加忠誠順從於集團，公司，社會，天皇，因為在災難頻繁的環境下個人利益和權利沒有存在的條件。 所以，中國幾千年來爭奪皇位的夢想和行動從來沒有停止。所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就是這種心理的反映。 所以幾千年來皇帝們輪流坐莊（而日本人的天皇傳承有上千年的曆史）。就是在一個朝代內部也是你爭我奪，兄弟相爭，外戚篡權，叔侄相殘，甚至父子猜忌。這種現象在日本傳承過程中甚少（也有）。因為日本的集團意識要強烈的多， 整個國家就是一個集團， 反叛集團會有某種羞恥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