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上最大的地主到一無所有的窮光蛋

瑟穀德 . 馬歇爾與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 (35)

   第二次非洲黑人奴隸抗暴事件於1739年9月9日發生在南卡羅來納聖保羅教區(St.Paul Parish,South Carolina)，確實的原因不詳，一般的說法還是與白人奴隸主的暴行和刻薄有關。

   當時的南卡羅來納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而南卡羅來納的鄰居佛羅裏達則是西班牙帝國的殖民地，斯時也，西班牙帝國已經宣布了廢除奴隸製度，並在其各殖民地大力宣傳之，他們在佛羅裏達宣傳說，任何的奴隸如果進入佛羅裏達，不但恢複自由身，還可得到土地。

       這個宣傳，使西班牙帝國與大英帝國的關係，陷進了曆史性低點。由於南卡羅來納的地理位置離開佛羅裏達不遠，深恐受到種種宣傳的影響，南卡羅來納議會為了防範於未然，遂通過了一係列內容極盡種族歧視之能事，而針對非洲黑人奴隸和自由黑人的苛法，名之曰《1740年黑鬼法案(Negro Act of 1740)》。

       這條法案規定不允許非洲黑人奴隸接受教育、不允許發放工資予非洲黑人奴隸、不允許非洲黑人奴隸有三人以上的聚會和不允許非洲黑人奴隸和自由黑人擁有武器。

       南卡羅來納議會雙管齊下，軟硬兼施，也同時通過立法：在農田裏，每十個非洲黑人奴隸中，必須要有一位白人的奴隸總管監視他們；非洲黑人奴隸不得自行生產自供的食物；任何白人在任何地方都有權力檢查任何黑人有否證件；為了防止引起奴隸的暴亂，嚴格規定白人奴隸主不可虐待非洲黑人奴隸、與不得過長勞動時間、及停止從非洲進口非洲黑人奴隸十年。

      南卡羅來納議會更決定要嚴格執行已於上一年通過了的《1739年安全法案(The Security Act, 1739)》,這條法案規定，在南卡羅萊納的男人，包括星期天到教堂禮拜在內，必須要隨身帶槍，以便自衛。

      這條法案，從1739年9月29日開始在全南卡羅來納生效。這條苛法，使到已經處於非人生活線以下的南卡羅來納非洲黑人奴隸們無法再繼續忍受下去，也激怒了一位叫做吉米.卡圖(Jemmy Cato)的非洲黑人奴隸，他憤然而起，振臂高呼，公開反抗這種暴政，於是爆發了一場在大英帝國殖民地上最大的非洲黑人奴隸暴動。  

      吉米.卡圖是來自中非剛果帝國(Kingdom of Kongo)的非洲黑人奴隸，出生日期已無從考證，連〝卡圖〞是否為其姓氏亦無法查證，多半的美國曆史學家皆以〝吉米〞稱之。曆史資料顯示，吉米.卡圖是天主教教徒，會說葡萄牙語，有領導才能。1739年9月8日晚上，那天是個星期六，吉米.卡圖號召了二十位非洲黑人奴隸，在一家教堂的地庫裏聚會，研究著如何反抗南卡羅萊納的暴政。

      非洲黑人奴隸們決定聽從吉米.卡圖的計劃，在第二天發動革命行動，用武力衝出南卡羅萊納，前往可以給予他們自由和土地的佛羅裏達。1739年9月9日對天主教教徒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這天是他們心目中聖女瑪麗亞的誕生日(Virgin Mary’s nativity Day)。吉米.卡圖選定這個日子舉事，自有其特殊的紀念意義。

      吉米.卡圖於那天一大清早，在距離查爾斯頓市(Charleston)西南二十英裏的聖保羅教區石東努河(Stono River)邊會合了二十位非洲黑人奴隸，大家禱告後，掛起了〝我們要自由!〞的旗幟，開始革命的行動。 

   他們第一個革命的對象是河橋對麵的赫茲遜商店(Hutchson Store)，原因是這是一家槍店，裏麵有他們最需要的各種武器,吉米.卡圖一進門二話不說，就將店內的五名白人職員全部屠殺，盡情地取足了槍械子彈後，縱火燒毀之。 

      大隊人馬走了不到十裏路，疲憊不堪，在一家白人開的小旅館裏落足。因為這家小旅館的白人老板一向善待非洲黑人奴隸，所以吉米.卡圖放了他一馬，饒了他一命。但是這家小旅館旁邊的幾家白人生意們卻沒有那麽幸運了，他們全被吉米.卡圖的人馬一個不剩的屠殺掉，然後放火燒之。在這裏，又有一大批非洲黑人奴隸參加進這支革命隊伍，人數高達百人之眾。

      早上十一點，大隊人馬朝著喬治亞方向前進時，正巧碰撞到剛從格倫維爾郡(Granville County,South Carlolina)開會回來的南卡羅來納副州長威廉.布爾(Lieutenant Governor William Bull)，他帶著四位手下，與吉米.卡圖的人馬擦肩而過。

   威廉.布爾知道事情有變，但寡不敵眾，於是假裝成彬彬有禮，微笑對之，雙方沒有交談，也沒有衝突。威廉.布爾逃過一劫後，快馬加鞭，所經之處，警告白人奴隸主要加強防範，找到當地的治安機構，下令緊急派兵征伐之。

      吉米.卡圖的人馬尚不知道大隊正規軍隊已經從後麵追殺而至，步行十英裏後，到了埃迪斯托河前傑克森伯勒渡船口(Jacksonburough Ferry,Edisto River)，已是下午時分，天氣炎熱，大家口幹腿累，心乏力疲，有一部分人居然酒醉未醒，無法再行，於是吉米.卡圖下令休息。 

      1739年9月9日下午四點正，威廉.布爾帶領著一百名南卡羅來納正規軍，突然出現在吉米.卡圖的人馬麵前，不由分說，就廝殺起來。吉米.卡圖的人馬本來就是一批從未受過軍事訓練的烏合之眾，又處於饑餓疲憊狀態，雖然大家奮起拚命，但不可能是南卡羅來納狼虎之師的對手，稍一交戰，就有一半人馬喊爹叫娘，抱頭鼠竄，四散逃命，剩餘者不是被屠殺，就是被活抓。

      南卡羅來納正規軍為了慶祝勝利，也為了向非洲黑人奴隸示威，把吉米.卡圖和他手下幾位的人頭割下來，掛在旗杆上遊行。絕大部份的吉米.卡圖的人馬，在三天之內全部落網，隻有一名逃脫，最後也於1742年落網。所有參與這次抗暴行動的生還非洲黑人奴隸，一律處於死刑。

      整個事件，白人死二十，黑人亡四十。史稱這件悲劇為〝石東諾叛亂事件(Stono rebellion)〞或〝卡圖叛亂事件(Cato Rebellion)〞。

      第三次非洲黑人奴隸的抗暴事件發生在紐約市。與其說這是一場抗暴鬥爭，倒不如說是一件政治迫害事件。直到今天為止，還是對這場當年在紐約市發生的這件所謂〝1741年陰謀事件(Conspiracy of 1741)〞，或是〝1741年黑鬼密謀事件案(Negro plot of 1741)〞，也有人稱之為〝1741年奴隸暴動事件(Slave Insurrection of 1741)〞，無法做出公正的定論。

   如果回顧一下當時美國紐約的時代背景，或可有助於判斷是非的真相和事件的真偽。1741年的冬天是特別的寒冷，但整個紐約的政治氣氛，比天氣還要寒冷：英國正在與西班牙開仗，兩國廝殺得不亦樂乎，身為英國殖民地的紐約，在英國委派州長的鼓吹下，整個紐約自然陷進反西班牙帝國和反天主教的氣氛裏。

   1741年的紐約市，非洲黑人奴隸的人數飛快膨脹，達到了一萬人次，是全紐約州非洲黑人奴隸人口的兩成。紐約的白人是絕對不信任非洲黑人奴隸的，他們認為這些非洲黑人奴隸是一切麻煩的源頭，而他們的造反叛亂，隻是時間上的早晚問題而已。

      1712年4月6日的非洲黑人奴隸縱火案，是紐約白人奴隸主心中一塊揮之不去的陰影，更是他們引以為誡的直接證據。每次有火災發生，他們第一個聯想起來的，就是〝黑鬼〞和〝陰謀〞。

      大多數紐約市的建築物是以木料為主的，冬天時，幾乎家家戶戶都在燒柴取暖，因而火災的發生，無可避免經常發生的悲劇。不知道是果真有〝陰謀〞，還是巧合，這一年的火災，特別的多而奇詭，竟然一件接一件，最後在大家開始疑神疑鬼之際，1741年3月18日，連在喬治堡(Fort George,New York)的紐約州長的住宅都燒起來了。

      大火一發不可收，很快就失去控製，沒多久，大火燒及了州長府旁邊的教堂，又沒多久，又燒及到教堂旁邊那座政府檔案大樓，紐約州長下令搶救，他們將窗戶的玻璃打碎，將政府檔案往街上丟，才保存住一部分的政府檔案。

      文盲約翰.休森(John Hughson)是個貧窮的白人鞋匠，他於1730年中帶著妻子、嶽母和女兒，從美國紐約州東南部的揚克斯市(Yonkers,New York)搬來紐約市謀生。約翰.休森在紐約市找不到工作，就向親朋戚友們借了點錢，在紐約邊上開了一家小客棧，以一些令人憎惡的三教九流人馬為生意對象，導致左鄰右局對他異常的反感。

      1738年約翰.休森將賺到的錢，轉到赫德森河(Hudson River)河邊的三位一體墓地(Trinity Churchyard)附近，又開了一家小客棧。很快地，這家小客棧成了非洲黑人奴隸、自由黑人、士兵和貧窮白人們交際應酬的聚會場所，也是紐約小偷們出手賊贓的地方。

      1741年二月初，約翰.休森在他的小客棧裏接手非洲黑人奴隸凱撒(Caesar)、王子(Prince)和科菲三人的賊贓而被暗中監視的密探拘捕，連同那三位非洲黑人奴隸，全關進監獄裏。在紐約，如果一位非洲黑人奴隸被公開罰抽皮鞭子後，就被列〝為互濟會(The Black Freemasons)〞會員，而那三位非洲黑人奴隸，全是有犯罪前科的互濟會會員。

      由於多次的奇異火災，紐約州政府決定立案調查，州長委任紐約市最高法院法官丹尼爾.賀斯曼登(Judge Daniel Horsemanden)為調查委員會主席，追究這些縱火罪案的幕後陰謀製造者。

   丹尼爾.賀斯曼登依法成立了一個紐約市大陪審團，準備隨時起訴任何縱火事件的疑犯。為了在法庭上咬定約翰.休森和凱撒、王子與科菲是接手賊贓的同謀，探員們約談了一位年僅十六歲，在約翰.休森小客棧裏充當契約傭人的瑪麗.博頓(Mary Burton)，要她出庭為控方證人，指證她的主人約翰.休森的罪行。  

      曆史發展的定律，不是偶然，就是必然。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非洲黑人奴隸的奮起抗暴，就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性。但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一件曆史發展偶然性的事件案例。

      當紐約市大陪審團訊問瑪麗.博頓時，不知道是由於她害怕過度，還時是口吐真言，她居然自動地告訴紐約市大陪審團說，約翰.休森和凱撒、王子與科菲四個人不單是經常聚在一起買賣賊贓，還經常在一起討論一些陰謀縱火事件。

   紐約市大陪審團一開始是並不相信或不敢相信這個小女黑人奴隸的證詞，深怕惹出更多的縱火事件。紐約州政府發布公報要求，高價獎賞市民提供有關這些縱火事件情報，保證除了為檢舉人絕對保密外，還定出獎金如下:白種人是一百英鎊，自由黑人與印第安人是四十五英鎊，非洲黑人奴隸是二十英鎊，另加自由之身。

      這個策略很有效，大量的檢舉信不停地湧進紐約市司法部部長的辦公室，可是沒有一件檢舉信能提出足夠的起訴證據。負責調查十三件縱火事件而苦無案情突破的丹尼爾.賀斯曼登法官就不一樣了，他是深信不疑這些縱火事件就是這幾個人幹的。

      1741年3月18日，紐約州長的住宅被燒毀後，丹尼爾.賀斯曼登法官給予瑪麗.博頓更多的壓力，要她提供再多一些有關縱火事件的證據，否則就將她丟進監獄。瑪麗.博頓一驚之下，又繼續向丹尼爾.賀斯曼登法官提供證詞說，紐約州長的住宅被縱火燒毀，就是約翰.休森和凱撒、王子與科飛三人幹的，因為她親耳聽到過他們聚在一起討論過這件特大號的陰謀，他們要放火燒毀紐約市，然後再選舉一位新的皇帝或州長，他們已經幹過十幾件了。 

      瑪麗.博頓又向紐約市大陪審團說，另外一位陰謀合夥人是瑪格麗特.蘇錄貝羅(Margaret Sorubiero)，又名佩吉.克裏(Peggy Kerry)。佩吉.克裏是專為非洲黑人奴隸提供性服務的白人妓女，她住在約翰.休森的小客棧裏，是由凱撒來支付租金，因為她曾為凱撒生了一個兒子。   

      憑著一位毫無信用可言的小女非洲黑人奴隸在高壓下的簡單說辭，一件〝窮苦白人勾結非洲黑人奴隸陰謀縱火〞特大刑事犯罪案件，就是如此這般的誕生了。

      1741年4月6日這一天，紐約市有四起火災發生，在其中一處火災現場，有人發現了有兩個非洲黑人奴隸在奔跑，於是大聲呼叫道:〝黑鬼縱火!黑鬼縱火!〞消息傳開，對非洲黑人奴隸的憤怒和歧視氣氛，更加是火山澆油，越發嚴重。

      那兩位被白人抓住的非洲黑人奴隸，一個叫做誇克(Quaco)，另外一個就是科菲。在1712年4月6日的暴動，導致造成九死八重傷白人悲劇的第一家著火的地方，就是科菲的白人主人。1741年4月20日，在法庭上，誇克和科菲的兩位白人主人，雙雙出庭為他們作證，他們告訴丹尼爾.賀斯曼登法官說，在事發時，他們兩人都正在家中工作，不可能出現在火災現場。

      一般來說，如果有白人出庭為非洲黑人奴隸作證的話，是會使案件的嚴重性減到最低限度的，可是在當時的環境下，，這次的白人作證，並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因為丹尼爾.賀斯曼登法官就是不相信，還是判決誇克和科菲兩人罪名成立，吊刑處死。

      在預定1741年5月30日將誇克和科菲兩人處死的前一天，誇克和科菲〝突然〞改變立場，承認這全是一些陰謀，願意自動提供其他的陰謀參與者的名字。但是在做完口供並叫他們兩人簽字後，紐約市法庭還是下令要按照原來的日子處決他們。

   紐約市檢察官要求保留他們兩人的性命，以便將來好做出庭指證其他陰謀參與者的控方證人，可是丹尼爾.賀斯曼登法官不同意，因為紐約市麵臨著太多情緒激動得快失控的群眾。

   紐約市司法部有了這些重要證據後，開始大事拘捕嫌疑犯，在紐約市有一半超過十六歲的非洲黑人奴隸被關進監獄裏。紐約市的監獄，已經沒有任何多餘的位置來關所謂的陰謀嫌疑犯了。

   1741年5月2日，紐約州法庭宣判凱撒和王子兩人的盜竊行為(Burglary)罪名成立，判處死刑。1741年5月4日，在凱撒和王子二人被紐約市法庭宣判死刑後的二天，又有幾件〝縱火〞事件發生，有兩位非洲黑人奴隸在現場出現，被指為縱火者，紐約市法庭為了要止住這種縱火歪風，將之立判罪名成立，立即執行以木柴燒死的死刑。

      1741年5月6日， 紐約市法庭宣判約翰.休森和佩吉.克裏兩人的〝盜竊行為〞罪名成立，判處死刑。佩吉.克裏因為怕死，所以〝忽然〞記起了一些〝陰謀〞，願意〝坦白從寬〞，凱撒和王子兩人因為不肯〝坦白從寬〞，所以在1741年5月11日被執行吊刑處死，距離判決之日，僅有九天而已。

   整個1741年，紐約市司法部是不停地起訴非洲黑人陰謀嫌疑犯，而紐約市法庭是采取快判快殺的策略，一時間，整個紐約市陷進白色恐怖之中。在這個風聲鶴唳的當頭，紐約司法部拘捕了五名西班牙裔的〝奴隸〞，控以陰謀縱火罪。這五位西班牙裔的嫌疑犯告訴紐約市法庭說，他們不是非洲黑人奴隸，他們是西班牙帝國的合法公民。

      可是紐約市法庭看到了他們深黑色的皮膚，加上大英帝國正在與西班牙帝國開戰，於是連理都不理他們，大筆一揮，照殺不誤，這五位倒黴的西班牙公民，隻因為自己的深黑皮膚和政治原因，就此無端喪命紐約斷頭台。 

      天主教教徒在紐約的日子也不好過，因為西班牙帝國和人民多信奉羅馬天主教。有一個叫做約翰.烏利(John Ury)的新英國移民，在紐約市的一間學校教拉丁文，兼半職家教，不知道什麽原因，紐約司法部盯住了他，認為他是羅馬天主教神父，以〝西班牙間諜〞罪名起訴之。

      約翰.烏利告訴紐約市法庭，他來自英格蘭，是英格蘭教堂(Church of England)的成員，並不是什麽羅馬天主教教徒，也與任何的陰謀無關。可是紐約市的法庭，硬是認為他是位陰謀家，因為瑪麗.博頓〝突然想了起來〞,約翰.烏利亦是經常與約翰.休森和凱撒、王子與科菲等人在一起搞陰謀詭計的同謀之一。

      沒有人知道瑪麗.博頓為什麽會〝突然想了起來〞約翰.烏利是他們陰謀分子之一，但是大家都知道約翰.烏利在1741年8月29日被紐約市法庭送上了絞刑架。

      瑪麗.博頓成了紐約市司法部的嘉賓，紐約市法庭的名人，她指證的〝陰謀嫌疑犯〞越來越多，越來越振振有詞，越來越合情合理，既有遠景，又有特寫，還有花邊故事，使到紐約市司法部的官員們興奮不已，也使到丹尼爾.賀斯曼登法官樂不可支，認為這是美國人民的運氣所致。

      可是這種〝美國人民的運氣〞並沒有維持多久，不如意的事情就來了。因為當瑪麗.博頓指控〝陰謀嫌疑犯〞的箭頭，居然慢慢地指向了許多法官包括丹尼爾.賀斯曼登法官自己和檢察官在內的親戚好友時，大家才發現事情有點不對頭，有點不合邏輯，有點啼笑皆非，有點苦笑不得，有點荒唐胡鬧，甚至於有點使大家慌了手腳。

   他們沒有一個人敢去調查瑪麗.博頓自己是否才是真正的陰謀家，因為已經有許多的人頭已經無法挽回地已經落了地!從1741年5月11日至1741年8月29日的三個半月期間，紐約市司法部拘捕了一百六十名非洲黑人奴隸，和二十一名全是貧窮的白人。

   紐約市法庭吊死了十七名非洲黑人奴隸和四名貧窮的白人，用木柴活生生的燒死了十三名非洲黑人奴隸，另外將七十名非洲黑人奴隸和七名白人驅逐出紐約，永遠不準回來。

      麵對著這麽一個爛攤子，誰也不知道如何來善後，但是大家都知道一點，最好就是立即收場，別再將這幕醜劇演下去，除了不再繼續審判什麽陰謀案件外，凡是因為陰謀而尚在監獄中的嫌疑犯，一律無罪釋放，再也不提什麽陰謀了。

      至於那位滿嘴〝陰謀嫌疑犯〞的瑪麗.博頓，到底是她在陰謀別人，還是別人在陰謀她?是紐約司法部在利用她?還是她愚弄了紐約司法部?恐怕沒有人知道，或許沒有人想知道，或許沒有人敢去知道，砍得滿地是腦袋瓜的攤子太爛了，爛到沒有人能收拾得了的地步。

      這件所謂〝1741年陰謀事件〞的次年，紐約市政府為了〝感謝〞瑪麗.博頓的〝仗義〞，也為了堵住她的嘴巴，靜靜地發放了一百英鎊予她作為獎金。瑪麗.博頓用這筆橫財，贖買回自己的奴隸自由身，另外把剩下的錢，買了條小狗，當作自己得到自由的紀念寵物，每天開開心心地溜狗去了。

      美國曆史學家稱這段非洲黑人奴隸血淚史為〝1741年陰謀〞〝1741年黑鬼密謀〞或〝1741年奴隸暴動〞。” 

      第四次非洲黑人奴隸的抗暴事件是於1760年五、六、七月間發生在加勒比海牙買加的塔棋戰爭（Tacky’s War）。如果對加勒比海和牙買加的曆史背景稍有了解的話，則對這些非洲黑人奴隸抗暴事件不會有所驚訝。

      公元十七和十八世紀，整個北美洲和加勒比海，除了少數的島嶼如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niola)，即是現在的海地島(Haiti)是法蘭西帝國，波多黎各(Puerto Rico)是西班牙帝國外的殖民地外，其餘多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牙買加是加勒比海與安地列斯群島(Greater Antilles Islands)中麵積第三大的群島，四周圍繞著的國家是古巴(Cuba)、海地、多米尼加和波多黎各。1991年的人口調查顯示，在其總人口兩千三百萬人口中，非洲裔牙買加人(Afro-Jamaicans)占了兩千零八萬人，是為百分之九十點五強，另外白人有五千兩百人，是為百分之零點二，東印第安人(East Indians)是百分之一點三，中國人是百分之零點三，敘利亞人(Syrians)、黎巴嫩人(Lebanese)和猶太人加起來是百分之零點五。  

      由於西班牙帝國與大英帝國的殖民者，多以女性非洲黑人奴隸為性奴隸，形成了大量的混血兒，這批介乎白人與黑人之間的人口不在少數，占著整個牙買加人口的百分之七點三，他們生活在夾縫中，因為白人不承認他們為同種，他們自己又不願歸類為非洲黑人，所以這批人群自成一體，合群而居，號曰馬隆群落(Maroon Communities)。

      考古學家已經證實，最早期的牙買加的居民是來自印第安泰諾人(Native American Tainos)，於公元六世紀中葉時從南美洲遷移至此。土著們到達後，驚訝於島嶼的美麗，呼之為薩美加(Xaymaca)，是樹林、清水與春天之地的意思。這就是牙買加名稱的來源。

   克裏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於1492年10月12日發現了美洲新大陸，又在1494年5月4日發現了牙買加。克裏斯托弗.哥倫布在牙買加升起西班牙帝國的旗幟時，大約有一萬名北美洲印第安泰諾人已經居住在那裏一千三百年了。 

   克裏斯多弗.哥倫布那天在牙買加北麵的聖安灣(Saint Ann’s Bay)登陸時，遭到彪悍的北美洲印第安泰諾人抵抗，他們當然不是克裏斯多弗.哥倫布的對手，將這些隻會用矛石為武器的土人擊敗後，插上西班牙帝國國旗，將之徹底霸占下來。

      1509年，西班牙帝國派遣胡安.德.埃斯基韋爾(Juan de Esquivel)為牙買加總督，在牙買加北部的塞維利亞.拉.努伊瓦(Sevilla la Nueva)建立行政中心，正式將牙買加列為西班牙帝國殖民地。可是西班牙帝國很快的就對這個閉塞的荒島失去了興趣，因為他們在整個島上找不到任何他們所期望的黃金，於是決定不在這裏做任何實際的投資。

   西班牙帝國查爾斯大帝一世在1518年下令，每年直接從非洲將四千名非洲黑人奴隸運到北美洲牟利，其中有一小部分被販賣到牙買加。1611年時，牙買加已經有了五百五十八名非洲黑人奴隸與一百零七名自由非洲黑人，這就是非洲黑人奴隸在牙買加的始祖。

      1655年5月10日，大英帝國海軍威廉.老賓恩海軍上將(Admiral Sir William Penn,Sr.)和羅伯特.維納布爾斯將軍(General Robert Venables)帶著軍隊直接在牙買加東南麵的通道港(Passage Port)登岸，實行軍事占領，隻有五百枝長槍的西班牙殖民地政府，隻好打包回家，牙買加自此又成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威廉.老賓恩是英國的海軍上將，也是英國王家世襲的公爵。他的兒子威廉.賓恩，是美國曆史上，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地主。

      公元十七世紀的英國，基督教清教徒備受英國國教的壓迫，雙方互以武裝暴力攻擊，長達百年之久。基督教清教徒為了自保和追求一塊自由信仰與傳教的環境，開始大量地向美洲新大陸移民。

      威廉.賓恩家族本身就是反奴隸製度的大將，對基督教清教徒充滿了同情，借著與皇家的的交情，向皇室為基督教清教徒請命。

   1681年3月4日，後來成為英格蘭查爾斯二世(King Charles II)的詹姆斯約克公爵(James Duke of York)以半賣半送的價格，把他個人在北美洲馬裏蘭以北，新澤西以南的四萬五千平方英裏的土地，以一萬六千英鎊的代價賣給了威廉.賓恩，授權他除了宣戰權以外所有的殖民地政府權力。

      1682年，威廉.賓恩在英格蘭起草關於這片新大陸的殖民地政府的藍圖，他為這片新土地起名為〝新威爾士(New Wales)〞，覺得不妥，又改名為〝夕凡法尼亞(Sylvania)〞，最後為了紀念自己的先祖，定名為〝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這就是今天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曆史來源。

      威廉.賓恩有感於在英格蘭老家的宗教糾紛和政治糜爛，決定要在這塊自己的土地上開創一片新天地，他親自草擬憲章，保證前來定居者有著〝絕對的宗教自由、選舉自由、公平陪審團審判和沒有冤獄〞，這是在美洲大陸上第一次如此清楚地聲明著民權和權利。

      從英格蘭來到北美洲賓夕法尼亞殖民地後，威廉.賓恩開始策劃著興建一座以民主、公正和宗教自由為號召的現代化城市來吸引各地的新移民，1681年五月，威廉.賓恩與當地的勒納佩族印地第安土著酋長坦馬尼(Lenape chief Tammany)在沙克馬遜(Shakamaxon)的大榆樹低下，簽署了和平共存互惠互利的條約，並為這個新城市取名曰〝費城〞。〝費城〞在希臘文中是〝愛情〞、〝兄弟〞和〝友誼〞的意思。 

      由於費城的政治民主、司法公正和宗教自由，自1701年建市以來，不僅成為北美基督教清教徒的定居地，還成為北美移民追求自由的聖地。在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上，費城一直是美國革命的搖籃，美國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大陸會議，就是在費城召開的，《獨立宣言》亦是在這裏簽署的。

   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在首都搬至華盛頓前，費城是喬治.華盛頓和約翰.亞當斯(President John Adams)兩位總統自1790年至1800年辦公室所在地，是為美國聯邦臨時首都。

      賓夕法尼亞殖民地是當時世界上唯一順應民意和尊重少數民族權利的政府。威廉.賓恩的開放、容納和公正的建國思想，影響了許多代的美國人，其中有兩位美國人是最為後世人所熟悉的托馬斯.佩因(Thomas Paine)和本傑明.法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這兩位前賢的〝民族大熔爐(melting pot)〞理論，已經是美國民族的驕傲和特色。

      這個訊號，成為賓夕法尼亞吸引各地移民的一麵正義旗幟，一時間，風起雲湧，四方響應，都願意定居賓夕法尼亞。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威廉.賓恩的人生就是一場精彩而高潮迭起的好戲。威廉.賓恩是一位智商不高而粗心大意的人，這個缺點成為他的人生致命傷。馬裏蘭是英格蘭貴族巴爾的摩(Lord Baltimore)的封地，1684年，他與威廉.賓恩的邊界糾紛使兩人反目成仇。

      1685年，英格蘭查爾斯二世去世，天主教的新皇帝詹姆斯大帝二世(King James II)並不喜歡威廉.賓恩，這使他失去了政治支持。

      威廉.賓恩的財政經理菲力普.福特(Philip Ford)利用威廉.賓恩不在英格蘭的機會，將他在愛爾蘭的土地產權抵押給銀行，連同租金，不僅貪汙得幹幹淨淨，還留下大筆的債務等他回來償還。

      更缺德的事情不光止在英格蘭老家發生，在北美洲亦一一上演。為他管理賓夕法尼亞的經理菲力普.福特利用他不看文件內容就胡亂簽字的習慣，將一份把整個賓夕凡尼亞產權轉移給菲力普.福特的文件，夾在其它文件中，要他簽字，而威廉.賓恩也糊裏糊塗地簽了，等到賓夕凡尼亞的產權轉移完畢後，菲力普.福特的律師就開始寄一份他不可能付得起的租金帳單予他，一場無法結局的產權恩怨自此糾纏著威廉.賓恩的餘生。

      1702年，菲力普.福特去世，菲力普.福特的妻子布麗吉特.福特(Bridget Ford)繼續向威廉.賓恩追討〝租金債務〞，居然在1708年取得法庭上的勝利，這使他的經濟接近崩潰的邊緣。倒黴的事情繼續發生，他的秘書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不僅將他架空在一個小圈子裏，使他與現實世界脫節，生活在一個被謊言和甜言蜜語包圍著的虛幻世界裏。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就在壞消息接二連三地到來時，更壞的消息從英格蘭來了：他那長期吃、喝、嫖、賭成性的長子威廉.小賓恩(William Penn,Jr.)，置一妻兩兒女於不顧，沉迷惡習，欠下巨大的賭債而陷進危機，威廉.賓恩為此而趕回英格蘭，可是自己在賓夕法尼亞虧欠下三萬英鎊的債務，使他在經濟上無力幫助威廉.小賓恩清還賭債，家庭的經濟開始走向崩潰，隻得靠借債度日。

      賓夕法尼亞在威廉.賓恩離開後也發生了徹底的改變，殖民地政府廢除了威廉.賓恩的規矩，代之以正規的賓夕法尼亞殖民地憲章(Charter of Privileges)。威廉.賓恩的影響力開始式微。獨立戰爭後，賓夕法尼亞宣布脫離英國，成為北美首批十三個宣布獨立的殖民地之一。

      《美國聯邦憲法》在費城大陸會議通過後，賓夕法尼亞聯邦(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是繼特拉華(Delaware)之後第二個確認和批準《美國聯邦憲法》的政府，自此威廉.賓恩家族的主權被革命政府充公，成為美國政府的一部分。

   在焦頭爛額之際，威廉.賓恩希望把賓夕法尼亞賣回給英格蘭皇帝，可是談判還沒結果，就被奸詐的菲力普.福特搶先了一步，為了從威廉.賓恩那裏榨取到最後的油水，對他采取了討債的法律行動，導致威廉.賓恩以六十二的老年之體，鋃鐺入獄。

      連氣帶悔，加之流年不利，出售賓夕法尼亞之事尚沒有結果，威廉.賓恩因兩度中風而癱瘓在床，不僅說話有困難，甚至於無法自理，連記憶力都逐漸消失。1718年7月30日因心髒病去世，得年七十四歲。威廉.賓恩死後，家徒四壁，身無分文，家人將他草草埋葬在妻子的墓邊，連刻墓碑的錢都沒有，人生起伏，世道滄桑，威廉.賓恩為世人留下了無盡的歎息和唏噓。

      1664年，大英帝國委派在加勒比海巴巴多斯(Barbados)靠非洲黑人奴隸為他種植甘蔗而發財的托馬斯.穆迪福特(Lord Thomas Modyford)為牙買加首任總督。托馬斯.穆迪福特帶著一千名手下和非洲黑人奴隸來到牙買加，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也開始了大英帝國利用牙買加為美洲奴隸轉運站的勾當，根據曆史記錄，總共超過一百萬名來自非洲的黑人奴隸，從牙買加轉運到南北美洲。 

      牙買加並不是大英帝國在加勒比海與安地列斯群島唯一的殖民地，其它的群島如巴哈馬群島、安提瓜島(Antigua)、庫拉索島(Curacao)、多米尼克島、格林納達島(Grenada)、瓜德羅普島(Guadeloupe)、伊斯帕尼奧拉島、馬提尼克島(Martinique)、特立尼達島(Trinidad)、尼維斯島(Nevis)、聖基茨島(Saint Kitts)、聖露西婭島(Saint Lucia)、聖文森特(Saint Vincent)島、多巴哥島(Tobago)等都是大英帝國利用非洲黑人奴隸為其英倫三島圖利的地方。  

      奴隸販賣的國際業務，對正處於工業革命時期的大英帝國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因為販賣非洲黑人奴隸的利潤，和利用非洲奴隸在西印度群島的耕種的農作物，占了整個大英帝國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境外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大英帝國與非洲黑人奴隸的利益關係，盡見於此。

      史學家們替大英帝國這種罪惡勾當，起了個深具諷刺意味的經濟名詞曰:奴隸種植經濟(Slave Plantation Economy)。大英帝國主義者視非洲黑人奴隸為豬狗，用他們的血汗來支撐著自己的表麵虛華與繁榮。

      大英帝國對待這些海外殖民地的政策是經濟上榨擠、政治上壓迫加血腥式暴政，尤其是在控製非洲黑人奴隸上，更是無所不用其極，與他們自己在英格蘭老家所鼓吹的民主、人權與自由毫無關係。

      從三個曆史實例中可以證明大英帝國主義者是如何滿肚子的壞水橫流。1861年，大英帝國主義殖民地牙買加法庭，判處一位叫做羅伯特.唐納德遜(Robert Donaldson)的非洲黑人奴隸苦力勞動監獄六十天，因為他偷吃了一條價值三便士(Pence)的甘蔗。

      1865年，反動的大英帝國主義殖民地牙買加法庭，又判決非洲黑人奴隸托馬斯.包維爾(Thomas Bower)苦力勞動監獄九十天，因為他偷了一小段繩子。同一年同一牙買加法庭又將一名非洲黑人奴隸判處吊刑，隻因為他偷了一頭豬。

   大英帝國主義者敢在他們自己的英倫三島上如此亂搞嗎?當然不敢了!大英帝國主義者誤認為這種暴政是可以維持其光榮傳統於萬世不變的靈丹，可是他們最後都以羞恥的失敗收場，正如中國的名言道: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在強權的暴政壓迫下，非洲黑人奴隸的奮起反抗是一種無可避免的曆史發展，在這些大英帝國加勒比海與安地列斯群島殖民地上的每一個島上，都曾經發生過反抗大英帝國主義的非洲黑人奴隸革命鬥爭。

      牙買加群島是最為顯著的代表了，從1742年到1832年期間，共有十四次非洲黑人奴隸流血革命，其中以1760年的〝塔棋戰爭(Tacky’s War)〞和1831年的〝浸信會戰爭(The Baptist War)〞最為激烈和殘忍。

      所謂塔棋戰爭是牙買加奴隸曆史上最激烈的一次抗暴戰爭，前後長達六個月之久。塔棋戰爭的領袖叫做塔棋，他在從非洲幾內亞(Guinea)被綁架到牙買加為奴隸之前，是幾內亞克魯曼特族的酋長首領(Coromantee Chieftain)。

   事情發生在1760年4月6日，那天是複活節(Easter Sunday)，卻看不到一點吉慶節日的氣氛，一群飽受壓迫的非洲黑人奴隸，在他們的首領塔棋的領導下，起義造反，不但霸占了三位一體農場，還將三位一體農場的白人農場主人全家滅門屠殺。

   塔棋得手後，領著四百名非洲黑人奴隸進攻瑪麗港赫爾丹斯堡(Fort Haldance,Port of Mary)，搶到了四十 支長槍和兩大桶炸藥，又一鼓作氣地在威斯特摩蘭(Westmoreland)、聖詹姆斯(Saint James)、卡倫頓(Calrendon)及首都金斯敦(Kingston)發動抗暴遊擊戰爭。

   一時間聲勢浩大，驚天動地，威震四方，塔棋宣布要用武力從牙買加島上趕走大英帝國主義，統一全島，建立牙買加非洲人王國(African Kingdom of Jamaica)。大英帝國派駐牙買加總督從一位塔棋陣容的叛徒口中得知這件陰謀後，聯合了牙買加馬隆群落，組成了一支特殊部隊伐之，雙方互相以遊擊戰纏戰六個月。

      塔棋的人馬，終歸是一群烏和之眾，沒有戰鬥經驗，不到兩個月，就散掉了一半，另外一部份害怕砍頭，不是投降，就是私自溜回老主人處跪求饒命。而在一場與英軍的正麵軍事衝突中，塔棋被躲在暗處的馬隆群落領袖戴維(Davy)擊斃，戴維為了向英軍表示他的功績，親割其首，懸之高杆，遊行至西班牙鎮(Spanish Town)，掛在大街的路口示眾，當晚被塔棋的同誌取下，不知去向。

   次日，英軍在牙買加塔棋瀑布(Tacky Falls)的山洞裏，發現了幾十具非洲黑人奴隸自殺成仁的屍體，英軍無不動容之。

      在這場牙買加奴隸曆史上最激烈的一次抗暴戰爭中，共有六十名白人被屠殺，為了報仇，大英帝國主義殖民地牙買加法庭以陰謀參與暴動的罪名，一口氣判決了四百名非洲黑人奴隸的死刑，並且隨判隨殺，一個不留。（待續）

  

2011年5月2日  高勝寒 在 美國華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