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近代民權之母

瑟穀德.馬歇爾與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2）

  

   如果回顧一下美國近代的民權運動，尤其是非洲裔美國人的民權發展史，就會發現那是以和平、暴力與法製三種方式來交叉進行的: 
 
   第一種美國近代民權運動模式是和平抗爭。這以馬丁.路德.小金恩牧師(Reverend Martin Luther King,Jr.)為代表。

     馬丁.路德.小金恩以非暴力和平群眾運動為非洲裔美國人爭取民權平等，不但成為非洲裔美國人的精神領袖，受到美國人民的讚揚，還得到了國際間的肯定，使他實至名歸地成為諾貝爾和平獎曆史上最年青的得主。

     馬丁.路德.小金恩的偉大形象已經跨越一國一州，成為全世界追求民權者和受壓迫黑人們的偶像和希望。馬丁.路德.小金恩被刺殺成仁後，其追求全美國人民的民權平等理想，並沒有及身而終，他用鮮血喚醒了美國人民的良知，也喚醒了美國普羅大眾平等民權的意識。 

     馬丁.路德.小金恩在首都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的《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劃時代講演，已隨著他愈來愈大的影響力而家喻戶曉。美國人民譽馬丁.路德.小金恩為美國曆史上繼喬治.華盛頓總統(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和亞拉伯罕.林肯總統(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之後，最偉大和最有影響力的第三位偉人。    

     1955年12月1日是美國民權運動的特別紀念日，既是改變美國民權運動的一天，改變馬丁.路德.小金恩命運的一天，也是改變美國曆史的一天。

     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一輛公共巴士上，後來被美國聯邦國會譽為〝美國近代民權之母〞的羅莎.路易絲.麥考利.派克斯(Rosa Louise McCauley Parks)，公然公開地挑戰已經在阿拉巴馬州行之有年的《吉姆.烏鴉法律（Jim Crow Laws）》: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黑人隻能坐在後麵，黑人必須要讓位子給白人。而先上車就坐的羅莎.派克斯拒絕將自己的位置讓給後上車的白人。  

     這並非第一次非洲裔美國人與白種美國人為了公車位置而發生公開衝突。早在1944年，美國非洲裔運動健將傑基.羅伯遜(Jackie Robinson)在德克薩斯州的富特胡德堡(Fort Hood,Texas)，就曾經在公共巴士上拒絕讓位給一位後上車的白人軍官。

     這個抗爭行動導致他被美國軍事法庭的審判。但是並非每一個法庭都允許《吉姆.烏鴉法律》來橫行霸道：美國軍事庭法官現場宣判被告傑基.羅伯遜無罪，並將案件撤消。   

   第二件事情發生在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市。1955年3月2日，十五歲的布克.托利弗.華盛頓中學(Booker Taliaferro Washington High School)的學生克勞黛特.科爾文(Claudette Colvin)，在巴士上拒絕讓位給一位白人。 

   結果是幾個彪形大漢白人警察，像對付江洋大盜一樣，威風凜凜地衝上巴士，用手銬將這個手無寸鐵但性格剛強的非洲裔小女孩子反銬起來，白人警察並沒有理會克勞黛特.科爾文「這是我不可讓渡的憲法權利!這是我不可讓渡的憲法權利!」的大聲疾呼，在眾目睽睽之下，連扯帶拉地硬將她推下了車。可惜的是，此事以不了了之結束，任何事情，都需要有著天時地利人和的客觀環境，方可成事。

     別看小小年齡的克勞黛特.科爾文，其實並非等閑之輩，她是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分部青年部的小部長，而她在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的上級領導人，就是後來成為美國近代民權之母的羅莎.派克斯。      

     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的領導人決定不將克勞黛特.科爾文事件擴大處理的另外兩個原因是，第一，克勞黛特.科爾文在被拘捕時，不停地用汙言髒語來辱罵警務人員，沒有把道理占好；第二，她過早地與一個和她年齡太過於懸殊的已婚白人男性發生性關係，並且懷孕在身。     

     從道德層次上來說，很難有強大說服力來發動廣大群眾參與抵製或示威行動，即使在法庭上，很難逃過對方律師利用這個道德弱點來醜化她的形象，更難憑此而得到陪審團的認同與支持，雖然她有理，但是幾乎沒有在法庭上取得勝利的可能。

   經過了無數次沙盤推演和反複辯論，大家覺得應該忍辱負重，再待良機。等到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守株待兔的羅莎.派克斯身上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羅莎.派克斯是土生土長的阿拉巴馬人，她於1913年2月4日在阿拉巴馬州的特斯基吉市(Tuskegee,Alabama)出生，父親詹姆斯.麥考利(James McCauley)是一位規規矩矩的木匠，母親麗奧娜.愛德華茲(Leona Edwards)是一位備受當地社區尊重的小學老師。      

羅莎.派克斯自小體弱多病，有長期性慢性扁桃腺炎，她是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屬於非洲人衛理聖公會教會(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終身會員。少年時的羅莎.派克斯，並沒有機會接受正規化教育，隻是在家裏由她母親親自調教，成績非凡。   

     一直到了十一歲，才第一次踏進學校的大門。讀了沒有幾年，就因為她的老祖母和母親雙雙病倒在家，不得不離開她心愛的課堂，回家照顧二位親人。  

     羅莎.派克斯在學校讀書時，親身感受到種族歧視的可惡。市政府的公家校車，隻接送白人的小孩子上下學，黑人小孩子，隻可自己步行返校上課和回家。

   羅莎.派克斯在她的回憶錄裏，是如此形容這種種族歧視感受的:

   〝我每天都看見校車來來去去，對我而言，這就是生活的方式，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隻能接受這種習慣性的生活。在校車巴士的事實裏，使我感到人世間有著白人和黑人兩個世界。〞

     對一個弱小心靈的催殘，對於人性尊嚴的侮辱，莫過於種族歧視。羅莎.派克斯小時候，囂張跋扈而橫行霸道的三K黨(Ku Klux Klan)遊行隊伍從她家大門口經過時，當她看見老祖父手持長槍站在大門後麵保護家人時，她親身體驗了種族歧視帶來的仇恨與悲哀。     

      1932年，羅莎.派克斯與理發匠雷蒙德.派克斯(Raymond Parks)在她母親的家中結婚。婚後在丈夫的鼓勵下，羅莎.派克斯返回學校完成中學課程，拿到了中學畢業文憑。 

     這在當時全國隻有百分之七的非洲裔美國人有中學畢業文憑，尤其是在種族歧視極端嚴重的南方阿拉巴馬州來說，更是一件相當不易之事。  

羅莎.派克斯的丈夫雷蒙德.派克斯是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的會員。這對羅莎.派克斯的思想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    

     從1943年開始，羅莎.派克斯開始積極地介入阿拉巴馬州的民權運動，加入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成為該組織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分部的會員，並當選為分部總裁埃德加.尼克鬆(Edgar Nixon)的義工秘書。羅莎.派克斯當時是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分部裏唯一女性會員。     

     有一件人神共憤的血案，不但促使羅莎.派克斯下定決心全心全意地介入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民權遠動，同樣地激勵著全美國的非洲裔美國人的士氣，也喚醒了全美國非洲裔美國人的民權意識，那就是慘無人道的埃米特.路易斯.寶寶.悌爾(Emmett Louis Bobo Till)謀殺案。

     十四歲的埃米特.悌爾是個毫無人世經驗的天真無邪調皮孩子，他於1941年7月25日在伊裏諾伊州芝加哥市(Chicago,Illinois)出生，他母親瑪米.悌爾(Mamie Till)是一位剛強而有主見的非洲裔美國人女性。      
 
   他父親路易斯.悌爾(Louis Till)則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路易斯.悌爾在1943年被美國陸軍征召入伍，派往意大利服役。在意大利服役期間，因為犯下強奸兩位婦女與謀殺一位婦女的罪行，被美國陸軍軍事法庭判處死刑，1945年七月在意大利執行吊刑。      

1955年夏天，埃米特.悌爾從芝加哥市到密西西比州蒙尼市(Money,Mississipi)，去他舅舅摩西.賴特(Moses Wright)家小住，沒想到這個原本充滿激情的暑假之旅，卻變成一趟死亡之行。

     1955年8月28日淩晨十二時三十三分，有一位叫做羅伊.布賴恩特(Roy Bryant)的三K黨白人，帶著他老婆卡羅林.多納姆.布賴恩特(Carolyn Donham Bryant)，和他同父異母兄弟傑克.米拉姆(Jack W.Milam)，敲開了摩西.賴特的大門，偽裝成兩位風度翩翩的紳士，很客氣有禮地問道:〝你家是否有個來自芝加哥的小黑男孩?〞        

 忠厚老實的摩西.賴特沒有搞清楚這兩位滿肚子壞水白人的來意，即據實相告說是有的，並回頭大聲呼叫正在夢鄉裏的埃米特.悌爾，從床上爬起來和他們相見。

睡眼惺忪的埃米特.悌爾站在他舅舅的大門口，還沒有搞清楚出了什麽事時，羅伊.布賴恩特即露出了他原本的猙獰嘴臉，轉頭問他老婆道:〝是他嗎?〞卡羅林.布賴恩特惡狠狠地用指頭點著埃米特.悌爾說:〝就是他!就是他!〞      

     羅伊.布賴恩特一個箭步衝向前，朝著埃米特.悌爾劈胸一把揪起，像老鷹抓小雞似的楸著小小的埃米特.悌爾，強行將他推進車子，留下了嚇得目瞪口呆六神無主，站在那裏一動都不敢動的摩西.賴特，揚長而去。        
 
   羅伊.布賴恩特和傑克.米拉姆二兄弟將埃米特.悌爾用車載到數十裏外的太陽花郡(Sunflower County,Alabama)郊野的棉花地裏，先將埃美特.悌爾痛打一遍，然後私刑處決之。
 
   據後來官方的驗屍報告紀錄，埃米特.悌爾在死前，兩個眼球曾活生生地被人用硬物打得突了出來，可見其殘忍和暴烈程度。       

 羅伊.布賴恩特和傑克.米拉姆兩兄弟的威風，並沒有因為小埃米特.悌爾的眼球被打掉而停止，羅伊.布賴恩特更英勇地掏出手槍，朝著已經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埃米特.悌爾腦袋，開了數槍，將他的腦漿打得飛散在盛開的棉花地裏。           

 冷血的羅伊.布賴恩特和傑克.米拉姆兩兄弟將埃米特.悌爾謀殺後，用帶鉤子的鐵絲線將一部爛風扇綁在他的脖子上，運到附近的皮拉哈奇河(Tallahatchie River)邊，揚屍河中。

 埃米特.悌爾失蹤了，他舅舅摩西.賴特隻得報警處理。警察找到羅伊.布賴恩特和傑克.米拉姆兩兄弟後，他們坦白地承認的確是將埃米特.悌爾帶走，但在談話後就將他放走了，其餘之事，推得一幹二淨。     

埃米特.悌爾的失蹤，引起了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分部秘書長麥德嘉. 埃弗斯(Medgar Evers)，和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阿拉巴馬州玻利瓦爾郡(Bolivar County,Alabama)分部秘書長艾米.穆爾(Amzie Moore)兩人的高度重視。

     加上非洲裔美國人作家霍爾丁.卡特二世(Holding Carter Ⅱ)的緊追不舍，發動輿論，使密西西州蒙尼市警方辦案人員，不得不將調查重點，集中在羅爾.柏尹特和傑克.米拉姆兩兄弟身上。

      三個月後，埃米特.悌爾的屍體，被皮拉哈奇河的漁夫撈了上來，由於泡在水裏時間過長，密西西比州蒙尼市的警方和羅伊.布賴恩特和傑克.米拉姆，異口同聲地說這具腐屍，並不是埃米特.悌爾。 

埃米特.悌爾的母親瑪米.悌爾從屍體手上的戒指，確認無誤的指出，這就是她失蹤三個月的心愛兒子，因為那個戒指，是她在兒子從芝加哥啟程前往到密西西州蒙尼市看望他舅舅之前，送給他作為紀念和祝福的禮物。 

     密西西州蒙尼市司法部以謀殺罪起訴了羅爾.柏尹特和傑克.米拉姆兩兄弟，但是在十二位全是白人男性組成的所謂陪審團的偏見下，前後隻用了六十七分鍾，就達成使人無法接受的結論:羅伊.布賴恩特和傑克.米拉姆兩兄弟因為證據不足，罪名不能成立，無罪開釋。      

讀者覺得六十七分鍾太短了，是嗎?但是該案的陪審團卻不做如是說。事後，其中一位陪審團團員滿腹怨言地嘮叨，說如果不是大家多喝了點啤酒的話，哪裏會用得了這麽久的時間!

    美國司法係統裏，有一條司法原則:刑事罪行不可一罪二告(Double Jeopardy)。這條立法的原意，是要約束政府不得濫權，對於公民所犯下的刑事罪行，隻允許起訴一次，籍此達到保障公民權利之目的。   

     基於這種法律保護，羅伊.布賴恩特和傑克.米拉姆兩兄弟，收了一家叫作《展望雜誌(Look Magazine)》的四千美元，做為如盤托出真實故事的代價。

     在訪談中，這兩位滿手沾著埃米特.悌爾鮮血的三K黨凶手，竟然大言不慚地直接承認，的確是他們將埃米特.悌爾殺害並將之棄屍皮拉哈奇河中的。       

     這篇報導就像一顆炸彈，在全美國各個非洲裔的社區裏轟傳開來，也刺激著全美國人民的天良、神經、道德、勇氣和智慧。

 一場美國近代史上波濤洶湧而悲壯雄偉的民權遠動，緊跟著埃米特.悌爾這條信管的點燃而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埃米特.悌爾的母親瑪米.悌爾在她兒子出殯時，義無反顧地頂住芝加哥市政府和殯儀館不可以開棺示眾的龐大壓力，堅持開棺而祭，她要讓全天下的人，親眼看看她兒子是如何被三K黨無辜殘殺致死的!

 埃米特.悌爾躺在棺材裏臃腫腐爛和遍體鱗傷的相片，透過新聞報紙流傳而爆發出來的力量，勝過十萬師幹!  

 這場殘忍而無良的人間悲劇，強烈地震撼著這個國家，也強烈地震撼著每一個美國人的良知。人們不由自主地捫心自問:誰無骨肉之親?誰無子女之情?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到底犯了什麽滔天大罪，導致如此這般地被殘殺致死?   

   如果說埃米特.悌爾〝犯〞了什麽〝罪行〞的話，那就是兩個懷璧其罪：

   第一個〝罪行〞是埃米特.悌爾與他的玩伴，到凶手羅伊.布賴恩特和他老婆卡羅林.布賴恩特在蒙尼市開的一間住家式小型雜貨店購買糖果時，向著他的老婆吹了一下口哨，扮了一個鬼臉。

第二個〝罪行〞是上帝在他出生時，將他降生為一個非洲裔美國人，這就是埃米特.悌爾全部的〝罪行〞了。”  

     舉頭三尺有神靈，無辜的埃米特.悌爾是不會白死的。他的慘死，為全美國非洲裔美國人民權運動拉開了序幕，喚醒了美國白種人民內心的良知，點燃了使美國走向現代文明的火炬。

     1991年，芝加哥市位於第七十一街長達七英裏的街道，重新命名為埃米特.悌爾紀念公路( Emmett Till Memorial Highway)，來紀念這件人間的悲劇，藉此作為一個警鍾，提醒世人，永遠不要重犯曆史的錯誤。

  2005年，埃米特.悌爾小時曾讀過的學校，原名是〝詹姆斯.麥科什數學與科學學院(James McCosh Math and Science Academy)〞，為了紀念這場劃時代的埃米特.悌爾血案，更名為〝埃米特.路易斯.悌爾數學與科學學院 (Emmett Louis Till Math and Science Academy)〞，這是芝加哥市曆史上第一次以一個小孩子的名字來命名街道和學院。          

     2004年5月10日，美國聯邦司法部宣布，重新調查研究埃米特.悌爾謀殺案，調查除了羅伊.布賴恩特和傑克.米拉姆兩兄弟之外，還有沒有其它人涉入此案。聯邦大陪審團決定不起訴羅伊.布賴恩特的前妻卡羅林.布賴恩特，使她逃過了一場牢獄之災。

 同一天，美國聯邦司法部助理司法部長亞曆山大.阿科斯塔(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R.Alexandria Acosta)為當年的埃米特.悌爾謀殺案發布新聞稿說:   

   〝埃米特.悌爾謀殺案是美國人民民權運動的中心點，殘忍而凶惡的冷血謀殺，醜陋而偏見的司法行為，使這個國家蒙羞，它激勵和推動了美國人民近代的民權運動。我們虧欠埃米特.悌爾，也虧欠我們自己，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這麽多年，但我們還是要看看能為正義和司法做些什麽。〞    

    美國聯邦調查局於2007年3 月29 日發表了《埃米特.路易斯.寶寶.悌爾謀殺案調查報告書》, 除了確認羅伊.布賴恩特和傑克.米拉姆兩兄弟是謀殺埃米特.悌爾的凶手外，還證實了埃米特.悌爾是因為頭部中槍，多塊骨頭被打斷而導致死亡。            

 1980年，凶手傑克.米拉姆死於癌症，人既然死了，也就沒有什麽傷感的了。但是另外的一位凶手羅伊.布賴恩特，的確是特別的難過和傷感，而且是非常的難過和傷感，因為他覺得當年自己心裏沒數沒底，失去了一個弄大錢的機會。       

 1994年凶手羅伊.布賴恩特，惡貫滿盈，也以癌症終結了他罪惡滔天的一生。他在臨死前幾個月，對著一個新聞記者抱怨說，其實他並沒有弄到多少錢，再和他兄弟傑克.米拉姆平分，更是所剩無幾，為了此事，不但賠上了自己的聲譽，還招來了許多的藐視，有點劃不來。        

   凶手羅伊.布賴恩特不是為冤死的埃米特.悌爾而難過傷感，也不是為了自己的良知遭到譴責而難過傷感，而是為了沒有把握住殺人命案好機會，多弄點錢來享受人生而難過傷感!看啊!這就是醜陋的人性。人性啊人性，多少的偽善，假汝之名而行之!

   埃米特.悌爾的母親瑪米.悌爾雖然是有著喪子之痛，但卻是福壽命長之人，她在2003 年1月6 日去世，享年八十一歲。 

瑪米.悌爾去世前的同一年，與美國作家克裏斯多佛.班森(Christopher Benson)合寫的自傳《無辜者之死:一個種族仇恨犯罪改變美國的故事(Death of Innocense:The Story Of The Hate Crime That Changed America)》出版了，讓謀殺真相大白於天下，讓人間正義伸張於社會，也讓埃米特.悌爾安息於九泉之下。

     這件種族仇恨謀殺案件，深深地刺激和影響著羅莎.派克斯，使她知道再度沉默就是自我犯罪的道理，也使她找到了什麽是自己下半生要走的正確道路。    

1900年，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議會，通過了在全市公共交通上實行反動的《吉姆.烏鴉法律》種族隔離政策。

     根據反動的《吉姆.烏鴉法律》規定，在公共巴士上，前數排的座位要為白人預留，開車的司機，有權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為白人預留的排數，方法是將一塊寫著〝白人專用(WHITE ONLY)〞的牌子，放在椅背上，就算是規矩和法律了。

   通常來說，因為絕大部分乘客是非洲裔美國人，所以隻在最前的二排座位，保留給白人乘客。巴士設有前後兩個門，前麵的門 ，供白人上下車專用，後麵的門，為非洲裔和其他的有色人種專用。

   羅莎.派克斯對抗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公共汽車公司的行動，既有其曆史的偶然性，也有著曆史的必然性。讓我先告訴你一個關於曆史發展偶然性的故事。

      1943年的一個下雨天，羅莎.派克斯冒著大雨在等公共巴士，因為天氣不好，並沒有幾位乘客。當公共巴士在她麵前停住後，被大雨淋得心慌意亂的羅莎.派克斯，急慌慌地見門就上。       

     她上了車，定了定神，發現美國白人司機詹姆斯.布萊克(James F.Blake)那張愁眉苦臉的惡劣態度之後，才知道自己犯了《吉姆.烏鴉法律》法:自己是從給白人專用的前門上的車!

   羅莎.派克斯一聲不響，就往後麵專為非洲裔美國人專設的位子上坐下，心慌意亂地整理著被大雨淋濕了的頭發和衣服。

     待了一會兒，她發現車子根本不動，抬頭一看，隻見一股藐視和憤怒的眼神，從巴士司機詹姆斯.布萊克那裏，像一支利箭一樣冷冷地射了過來。        

      羅莎.派克斯的麻煩來了。詹姆斯.布萊克把車子停住，慢悠悠地走過來，大聲地命令她立即從前門下車，重新再從後門上來。 

     羅莎.派克斯冷眼看了詹姆斯.布萊克一會，決定息事寧人，照辦算了。當羅莎.派克斯經過白人專用的前排位置時，也許是手上拿得東西太多了，也許是情緒太激動了，一不小心，自己的皮包掉在白人專用的椅子下麵，她隻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低頭彎腰去撿回自己的皮包。  

     白人巴士司機詹姆斯.布萊克一見羅莎.派克斯的〝黑屁股〞，居然膽敢坐在白人專用的椅子上，不由得火冒三丈，勃然大怒，立即口出惡言，當眾臭罵起來。      

     羅莎.派克斯本來就是一位溫和平易的女性，平常說話都是輕言細語，這時隻好漲紅了臉，按照威風凜凜的白人巴士司機詹姆斯.布萊克的命令，從前門下車，冒著大雨，再從後門重新上車。

   羅莎.派克斯從巴士前門下車後，正準備到後車門重新登車時，卻聽見了巴士的關門聲!白人巴士司機詹姆斯.布萊克根本就不給她再上車的機會，巴士夾雜著難聽的汙言穢語，快速而去，車輪濺起的汙水，潑了羅莎.派克斯一身!她隻得冒著大雨，含著眼淚，步行了五英裏的夜路回家。          

     我再告訴閣下一個曆史發展的必然性故事。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下午六點。四十二歲的羅莎.派克斯結束了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市中心飛而雅百貨公司(Fair Department Store)忙碌的修改衣服工作，到克利夫蘭大街(Cleveland Avenue)搭乘公共汽車回家。     

      羅莎.派克斯上車後先付了車資，然後到車後麵的第三排，選到掛有專為有色人種而設的第一排坐下來。同排共有四個位置，另外三個位置，已經有三位非洲裔美國人坐著，羅莎.派克斯坐在中間的位置上。    

      這個時候，羅莎.派克斯並沒有意識到這部公共汽車的司機，就是在十二年前將自己在大雨中騙下車而揚長而去的美國白人司機詹姆斯.布萊克。  

      巴士按照既定的路線前進。兩站之後，巴士上前兩排白人專用的位置已經坐滿了。第三站時，在帝國大戲院(The Empire Theater)門前，又有數位白人乘客從前車門登上巴士，他們因為沒有位置而必須站在那裏。

  詹姆斯.布萊克將車子停住，走到羅莎.派克斯的麵前，一聲不響，將座位前掛著的〝白人專用〞牌子取下來，移到了她座椅背後麵。   

詹姆斯.布萊克連招呼都不打一個，連話都懶得說一句，隻是用手擺了擺叫他們四個人往後讓路的姿勢，然後陰陽怪氣地大聲叫道:

     〝你們最好是識趣點，把這些位置給我騰出來!(Y’all better make it light on yourselves and let me have those seats!)〞

      詹姆斯.布萊克見他們四位非洲裔美國人紋絲不動，便眼睛一瞪，憤怒地叫囂道:〝把這些位置給我騰出來!〞

   羅莎.派克斯旁邊的三位非洲裔美國人見到詹姆斯.布萊克發火了，不敢惹事生端，於是站起來移到後麵去，但羅莎.派克斯還是坐在那裏紋絲不動。  

     詹姆斯.布萊克強忍怒氣，命令羅莎.派克斯立即移動。羅莎.派克斯是移動了，不過不是移到巴士後麵有色人種區去，而是移向靠窗口的位置上。     

     滿臉怒容的詹姆斯.布萊克問她:〝為什麽你不站起來?〞

     羅莎.派克斯回答說:〝因為我不覺得我應該站起來。〞

     詹姆斯.布萊克用嚴重的語氣警告她說:〝好吧! 如果你再不站起來的話，我就叫警察來將你拘捕!〞

     羅莎.派克斯兩眼平視，冷靜地回道:〝你是可以那樣做的。〞     

      詹姆斯.布萊克不再多談，走下車到公眾電話亭報警處理。白人警察前來將羅莎.派克斯正式拘捕，並控以她違反《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種族隔離法第六章第十一條(Violation of Chapter 6,Section 11,Segregation law of the Montgomery City Code)》的罪名。     

     警察將羅莎.派克斯進行拘捕時，她抗議道:〝你為什麽要胡亂推我?〞

   警察回答說:〝我不知道，法律就是法律，你現在已被正式拘捕。〞

      羅莎.派克斯在蒙哥馬利市監獄裏度過漫長的一夜。第二天傍晚，埃德加.尼克鬆和美國白人民權律師克利福德.杜拉(Clifford Durr)將她從監獄裏擔保出來。    

   當天晚上，埃德加.尼克鬆向阿拉巴馬州大學的喬.安.魯賓遜女教授(Professor Jo Ann Robinson, Alabama State Unversity)請教和谘詢有關羅莎.派克斯情況的法律條文，並得到她的全麵支持。 

   喬.魯賓遜教授是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女性政治協會（Woman Political Council）的會員；她發動全體會員，一夜之間，油印了三萬五千份的《為蒙哥馬利市當局無理拘捕羅莎.派克斯女士而抵製蒙哥馬利市巴士公司聲明書》,並且立即散發出去。     

1955年12月4日，是個風和日麗的禮拜天。整個蒙哥馬利市的非洲裔美國人教堂裏，人們並沒有閑情逸致來享受美好的天氣，教友和牧師們無一例外地討論著如何抵製蒙哥馬利市巴士公司的運動，一場美國近代史上最成功的民權運動，就此爆發。  

     四天後，蒙哥馬利市法庭開庭審判羅莎.派克斯的兩項所謂罪名:第一是在公共場所行為不檢。第二是違反當地的《吉姆.烏鴉法律》條例。

   蒙哥馬利市法庭的法官，大概也聞到了全市無所不在的民權火藥味，不敢輕舉妄動，有點虎頭蛇尾，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幹法。

   整個審判，在短短的三十分鍾之內結束:羅莎.派克斯兩條罪名全部成立，罰款十美元，另加四美元的法庭開庭費，總共是十四元。羅莎.派克斯當然不服，立即將案件提請上訴。  

     1955年12月5日，星期一晚上，大家在成功地抵製蒙哥馬利市巴士公司一整天後，大約有十八位蒙哥馬利市非洲裔美國人民間領袖，聚在錫安山教堂(Mountain Zion Church)，開會檢討抵製蒙哥馬利市巴士公司運動的成敗得失，和未來應該執行的運動策略。

     埃德加.尼克鬆在會議上向著與會者興奮地說:〝看啊!上帝給我們一個這麽好的機會!〞

     大家商量了老半天，始終拿不出一個全麵的和有效的鬥爭策略。幾經討論，大家得出兩個初步的共識:第一，抵製蒙哥馬利市巴士公司將會是一場長期抗爭運動；第二，需要一個全新的組織站在台前，來領導這場曆史性的非洲裔美國人民權抗爭運動。

   在蒙哥馬利市一向是德高望重的拉爾夫.戴維.阿伯內西牧師(Reverend Ralph David Abernathy)向大家提議用〝蒙哥馬利改進協會(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為名，為非洲裔美國人民權抗爭運動的總部，立即為大家接受並確認之。這個會議，拉開了美國近代浩浩蕩蕩民權運動的序幕。(待續)

  

2011年1月8日  高勝寒 在 美國華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