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海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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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10-6-14 來源：《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24期
由信仰危機、信念危機到信任危機的曆史演化，把中國送入“信用資源匱乏型國家”的行列
烏托邦反思：80年代的信仰危機
“文革”的烈焰焚毀了它的敵人，也意外地製造了大批懷疑主義者。1980年，在西單民主牆運動之後，借助三洋牌卡式錄音機，台灣歌手鄧麗君的愛情歌曲，開始在整個大陸流傳。堅硬的革命信仰和鬥爭話語，第一次遭到軟化，浸泡在人性的香豔眼淚之中。這是小鄧和老鄧之間的美學博弈。“愛語”像火焰一樣蠶食著“恨語”。而後，小鄧柔腸百轉地征服了大陸。
一個與此密切呼應的事件，是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它發表在1980年5月的《中國青年》上，成為具代表性的本土聲音。作者過去對人生充滿美好幻想，其家人都是共產黨員，本人也深信共產主義，但“文革”改變了一切。作者警醒地發現，“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作者據此得出結論：“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
“潘曉”的信函，由編輯組合兩位“躍進後一代”的言論而成，是典型的“謀劃之作”，卻點燃了一場關於信仰的熱烈爭議，標誌著理想主義價值觀的突變。而到了1983年，在“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中，《中國青年》雜誌社因組織“潘曉”來信的討論，被迫提交“檢查報告”。但這是無法阻擋的懷疑主義思潮，它象征著神聖價值體係的解體。
80年代的信仰危機，是關於“全人類理想”的反思，它不僅顛覆了強大的烏托邦敘事，而且解構了集體主義和自我奉獻的倫理。盡管如此，對於國家建製和政治民主的激情，仍然是民眾的核心價值。它們並未因“潘曉”的“個人主義反思”而終止，相反，它以呼喚改革的方式繼續發育，擴展為一種宏大的廣場話語。
在“潘曉”群體之外，更為深切的信仰反思，湧動於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盡管飽受極“左”勢力的政治圍剿，1983年，關於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理論發現，關於人的尊嚴與價值的重新認知，以及對世界普遍價值的探尋，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持續展開，震動朝野，形成精神解凍的潮流，為先鋒文學、新潮美術、前衛音樂、實驗戲劇、探索電影(“第五代”)等藝術風格的孵化，構築了意義深遠的溫床，而於1985、1986兩年間，形成短暫而強大的“文藝複興”態勢。
這令人珍視的反思運動中，懺悔者周揚和戴厚英等人的崛起，向中國知識界提供了罕見的範本。他們都曾是信仰和權力的擁戴者，並充當過人性戕害機器上的犀利構件，而最終以非凡的勇氣，懺悔自身的曆史罪過，轉而成為謳歌人性和自由的戰士。但這種個人抗爭並未得到來自知識界的聲援。1989年的盛夏，在某個不合時宜的時刻，飽受記憶和現實折磨的周揚，在北京悄然辭世，帶走了懺悔者最後的信念。
從國學到肉身經濟：90年代的信念危機
1989年的北京事變，引發知識界的全麵轉型。國家、民族、人民的三位一體的信念迅速凋敝。而另一個具有戲劇性的時間節點，在於周揚之後另兩位知識分子的謝世：1990年8月30日，錢穆在台北去世;三個月後，馮友蘭病逝於北京友誼醫院。陸台兩地最後的國學名師的離去，似乎暗示了傳統文化凋敝的必然命運;但基於政治信念的危機，這兩場死亡竟然沒有妨礙“國學”，反而意外地激發了它的“興盛”。
就在1990年這年，出版業率先掀起國學著作的出版熱潮。而古籍的大量湧現，為90年代的“國學複興”鋪平了道路。而後，“國學熱”分化成兩種截然不同的向度：《周易》熱、南懷瑾熱和國學雜誌熱，小心規避對重大曆史事件的討論，昭示出顯著的“去政治化”態勢。1991年《學人》創刊，成為“新國學”的重要據點，並開啟了“國學”類雜誌的先河。隨後，《東方》《原道》《原學》《中國文化》《國學研究》《學術集林》等蜂擁而至，加上原有的《讀書》，宛如一場聲勢浩大的學術合唱。
幾十年來，中國知識界首次用“國學”一詞來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識體係，也就是用“國家主義”來界定傳統文化的屬性，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學術精英轉型的關鍵性標誌。這場“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自救運動，並未把知識界引向獨立的批判立場，而是引向集體皈依(談心、妥協、共識、合作、契約、項目、資金、權力)的主流。學院知識分子大步行進在餘秋雨倡導的“和解”之路上，完成了跟國家主義的親密結盟。
正是這種“與時俱進”的轉型，獲得了來自官方的熱烈稱讚。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題為“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的文章，編者按稱：“國學的再次興起，是新時期文化繁榮的一個標誌，並呼喚著新一代國學大師的產生。”次日，頭版再次發表“久違了，‘國學’”的署名文章。1994年，又有高層進一步表揚說：“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急迫任務，北大在這方麵做了大量工作，應該肯定。”這些接踵而至的褒揚，意味著“高校國學”已經獲取知識界的主導地位。
另一方麵，混雜在“國學熱”中的“陳寅恪熱”，則是自由知識分子對獨立學術傳統的緬懷。這是一場與“國學”內在錯位的隱形思潮，顯示出知識分子捍衛自我人格的企圖。而這種對陳寅恪氣節的追思，還可以視為一次文化血統的認歸。陳氏所堅守的，不僅是文人的學術道統，更是知識分子的風骨。在“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訓誡裏，寄存著少數批判知識分子的孤寂信念。
然而，無論哪一種精英敘事，都隻能是廣場敘事向書齋敘事的退縮，成為象牙塔裏的絮語。在知識分子的背後，出現了大麵積的話語權力真空。1993年開始呈現的“第二次改革開放”，為消費主義奠定了政治基調。就在這一年，上海各大餐館開始出現殖民地時代的月份牌。在美食消費的現場，身著旗袍的美女粉墨登場，被典雅的歐式壁燈所照亮，重演女性身體的殖民地神話，藉此表達對於西方現代性的間接想象。
“月牌女”的複活，意味著身體對靈魂的超越。以“文革後一代”為主體的小資階層出現了，開始精細地消費和時尚地生活。在第二產業大規模解體的同時，歌廳、按摩院和洗腳房大規模湧現，成為中國服務業的主流，藉此表達對身體的極度關懷。這是最奇特的中國式經濟，在經曆了20年的打壓之後，它解放了人的肉身，賦予它放縱的權能。享樂主義一舉填補了信念喪失的空白。這是90年代最重大的事變，它徹底顛覆了精英主義的統治。在數碼電子和互聯網技術的聲援下，大眾消費文化接管了中國民眾的日常事務。
毒食與弊政：零年代的誠信危機
2008年5月，為回顧“改革開放30年”曆史，《新京報》發表“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作者之一黃曉菊的談話。她說：“這場討論對於青年自我意識的覺醒，是有很大作用的。”該報同時刊載評論稱，多元價值觀30年來已基本建立，而在新一代青年投奔更為功利的價值觀時，曾引起“潘曉”們迷惘的理想主義，卻早已杳無蹤跡，取而代之的，正是戀物癖和拜物教的狂潮。
以三鹿奶粉為核心的食品信任危機，以肖誌軍事件為代表的醫療製度信任危機，以及華南虎事件為代表的行政信任危機，作為三大代表性事件，譜寫了零年代中國社會的典型病曆。
三鹿在奶粉中投放三聚氰胺，僅僅是“毒食中國”的冰山一角，它加劇了消費者對食品、器物乃至所有商品的懷疑。“中國製造”正在成為“問題消費”的代名詞，它指向了製造、檢驗和管理的整個鏈索。
農民工肖誌軍拒絕在臨產妻子的手術單上簽字，導致母嬰雙雙死亡，作為一個極端個案，不僅表達了底層民眾對中國醫療信用體係的不信任，更表達了對整個社會體製的深刻質疑。
陝西農民周正龍拍攝的野生華南虎照片，被地方林業主管部門高調確認，卻被網民揭出其造偽真相。這場看似無法訟斷的奇案，最終以周正龍入獄告終。而當地政府在此案中的形象，變得卡通可笑起來。
2009年羅彩霞事件和武大官員貪汙案所代表的教育腐敗，2006年上海交大漢芯造假案、2010年汪暉抄襲案所代表的學術腐敗，以及高校學生的論文抄襲潮流，已經讓中國學界臭名遠揚。但這種由體製支撐的腐敗，卻受到世人的廣泛同情。抄襲成了師生的常規策略和時髦手藝。
各地政府的誠信缺失，才是構成信任危機的主因。作為社會信用體係的軸心，政府信用在零年代後期開始迅速褪色。2007年陝西華南虎事件、2008貴州甕安“俯臥撐”事件、2009年湖北巴東鄧玉嬌案、2009年的上海“釣魚”事件、2010年福州嚴曉玲“誹謗”案等等，當地政府的誠信，皆因弊政和謊言而趨於解體。在上述案例中，笨拙地說謊—拒絕道歉—異地抓捕—剿滅真言，成為處理公共危機的基本邏輯。所有那些濫用公權的違憲手法，捍衛了某些官員的烏紗帽，卻讓政府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它不僅加劇與民眾的疏隔與仇恨，而且碾碎了信用和公義的基石。
一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在中國湧現。它分布於人與物、人與人之間，囊括了食品和物品、司法與執法、銀行與股市、足球及其體育、教育和醫療、學術與專家等幾乎所有領域，深刻搖撼四種基本信用結構—政府信用、人格信用、貨幣信用和專家信用，並最終完成由信仰危機、信念危機到信任危機的曆史演化，把中國送入“信用資源匱乏型國家”的行列。
朱大可：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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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我們都是烏托邦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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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烏托邦：梁漱溟在山東搞縣政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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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烏托邦”心態看待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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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新聞攝影：建構烏托邦神話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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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學說是“空想烏托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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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信仰危機、信念危機到信任危機的曆史演化，把中國送入“信用資源匱乏型國家”的行列
烏托邦反思：80年代的信仰危機
“文革”的烈焰焚毀了它的敵人，也意外地製造了大批懷疑主義者。1980年，在西單民主牆運動之後，借助三洋牌卡式錄音機，台灣歌手鄧麗君的愛情歌曲，開始在整個大陸流傳。堅硬的革命信仰和鬥爭話語，第一次遭到軟化，浸泡在人性的香豔眼淚之中。這是小鄧和老鄧之間的美學博弈。“愛語”像火焰一樣蠶食著“恨語”。而後，小鄧柔腸百轉地征服了大陸。
一個與此密切呼應的事件，是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它發表在1980年5月的《中國青年》上，成為具代表性的本土聲音。作者過去對人生充滿美好幻想，其家人都是共產黨員，本人也深信共產主義，但“文革”改變了一切。作者警醒地發現，“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作者據此得出結論：“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
“潘曉”的信函，由編輯組合兩位“躍進後一代”的言論而成，是典型的“謀劃之作”，卻點燃了一場關於信仰的熱烈爭議，標誌著理想主義價值觀的突變。而到了1983年，在“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中，《中國青年》雜誌社因組織“潘曉”來信的討論，被迫提交“檢查報告”。但這是無法阻擋的懷疑主義思潮，它象征著神聖價值體係的解體。
80年代的信仰危機，是關於“全人類理想”的反思，它不僅顛覆了強大的烏托邦敘事，而且解構了集體主義和自我奉獻的倫理。盡管如此，對於國家建製和政治民主的激情，仍然是民眾的核心價值。它們並未因“潘曉”的“個人主義反思”而終止，相反，它以呼喚改革的方式繼續發育，擴展為一種宏大的廣場話語。
在“潘曉”群體之外，更為深切的信仰反思，湧動於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盡管飽受極“左”勢力的政治圍剿，1983年，關於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理論發現，關於人的尊嚴與價值的重新認知，以及對世界普遍價值的探尋，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持續展開，震動朝野，形成精神解凍的潮流，為先鋒文學、新潮美術、前衛音樂、實驗戲劇、探索電影(“第五代”)等藝術風格的孵化，構築了意義深遠的溫床，而於1985、1986兩年間，形成短暫而強大的“文藝複興”態勢。
這令人珍視的反思運動中，懺悔者周揚和戴厚英等人的崛起，向中國知識界提供了罕見的範本。他們都曾是信仰和權力的擁戴者，並充當過人性戕害機器上的犀利構件，而最終以非凡的勇氣，懺悔自身的曆史罪過，轉而成為謳歌人性和自由的戰士。但這種個人抗爭並未得到來自知識界的聲援。1989年的盛夏，在某個不合時宜的時刻，飽受記憶和現實折磨的周揚，在北京悄然辭世，帶走了懺悔者最後的信念。
從國學到肉身經濟：90年代的信念危機
1989年的北京事變，引發知識界的全麵轉型。國家、民族、人民的三位一體的信念迅速凋敝。而另一個具有戲劇性的時間節點，在於周揚之後另兩位知識分子的謝世：1990年8月30日，錢穆在台北去世;三個月後，馮友蘭病逝於北京友誼醫院。陸台兩地最後的國學名師的離去，似乎暗示了傳統文化凋敝的必然命運;但基於政治信念的危機，這兩場死亡竟然沒有妨礙“國學”，反而意外地激發了它的“興盛”。
就在1990年這年，出版業率先掀起國學著作的出版熱潮。而古籍的大量湧現，為90年代的“國學複興”鋪平了道路。而後，“國學熱”分化成兩種截然不同的向度：《周易》熱、南懷瑾熱和國學雜誌熱，小心規避對重大曆史事件的討論，昭示出顯著的“去政治化”態勢。1991年《學人》創刊，成為“新國學”的重要據點，並開啟了“國學”類雜誌的先河。隨後，《東方》《原道》《原學》《中國文化》《國學研究》《學術集林》等蜂擁而至，加上原有的《讀書》，宛如一場聲勢浩大的學術合唱。
幾十年來，中國知識界首次用“國學”一詞來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識體係，也就是用“國家主義”來界定傳統文化的屬性，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學術精英轉型的關鍵性標誌。這場“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自救運動，並未把知識界引向獨立的批判立場，而是引向集體皈依(談心、妥協、共識、合作、契約、項目、資金、權力)的主流。學院知識分子大步行進在餘秋雨倡導的“和解”之路上，完成了跟國家主義的親密結盟。
正是這種“與時俱進”的轉型，獲得了來自官方的熱烈稱讚。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題為“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的文章，編者按稱：“國學的再次興起，是新時期文化繁榮的一個標誌，並呼喚著新一代國學大師的產生。”次日，頭版再次發表“久違了，‘國學’”的署名文章。1994年，又有高層進一步表揚說：“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急迫任務，北大在這方麵做了大量工作，應該肯定。”這些接踵而至的褒揚，意味著“高校國學”已經獲取知識界的主導地位。
另一方麵，混雜在“國學熱”中的“陳寅恪熱”，則是自由知識分子對獨立學術傳統的緬懷。這是一場與“國學”內在錯位的隱形思潮，顯示出知識分子捍衛自我人格的企圖。而這種對陳寅恪氣節的追思，還可以視為一次文化血統的認歸。陳氏所堅守的，不僅是文人的學術道統，更是知識分子的風骨。在“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訓誡裏，寄存著少數批判知識分子的孤寂信念。
然而，無論哪一種精英敘事，都隻能是廣場敘事向書齋敘事的退縮，成為象牙塔裏的絮語。在知識分子的背後，出現了大麵積的話語權力真空。1993年開始呈現的“第二次改革開放”，為消費主義奠定了政治基調。就在這一年，上海各大餐館開始出現殖民地時代的月份牌。在美食消費的現場，身著旗袍的美女粉墨登場，被典雅的歐式壁燈所照亮，重演女性身體的殖民地神話，藉此表達對於西方現代性的間接想象。
“月牌女”的複活，意味著身體對靈魂的超越。以“文革後一代”為主體的小資階層出現了，開始精細地消費和時尚地生活。在第二產業大規模解體的同時，歌廳、按摩院和洗腳房大規模湧現，成為中國服務業的主流，藉此表達對身體的極度關懷。這是最奇特的中國式經濟，在經曆了20年的打壓之後，它解放了人的肉身，賦予它放縱的權能。享樂主義一舉填補了信念喪失的空白。這是90年代最重大的事變，它徹底顛覆了精英主義的統治。在數碼電子和互聯網技術的聲援下，大眾消費文化接管了中國民眾的日常事務。
毒食與弊政：零年代的誠信危機
2008年5月，為回顧“改革開放30年”曆史，《新京報》發表“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作者之一黃曉菊的談話。她說：“這場討論對於青年自我意識的覺醒，是有很大作用的。”該報同時刊載評論稱，多元價值觀30年來已基本建立，而在新一代青年投奔更為功利的價值觀時，曾引起“潘曉”們迷惘的理想主義，卻早已杳無蹤跡，取而代之的，正是戀物癖和拜物教的狂潮。
以三鹿奶粉為核心的食品信任危機，以肖誌軍事件為代表的醫療製度信任危機，以及華南虎事件為代表的行政信任危機，作為三大代表性事件，譜寫了零年代中國社會的典型病曆。
三鹿在奶粉中投放三聚氰胺，僅僅是“毒食中國”的冰山一角，它加劇了消費者對食品、器物乃至所有商品的懷疑。“中國製造”正在成為“問題消費”的代名詞，它指向了製造、檢驗和管理的整個鏈索。
農民工肖誌軍拒絕在臨產妻子的手術單上簽字，導致母嬰雙雙死亡，作為一個極端個案，不僅表達了底層民眾對中國醫療信用體係的不信任，更表達了對整個社會體製的深刻質疑。
陝西農民周正龍拍攝的野生華南虎照片，被地方林業主管部門高調確認，卻被網民揭出其造偽真相。這場看似無法訟斷的奇案，最終以周正龍入獄告終。而當地政府在此案中的形象，變得卡通可笑起來。
2009年羅彩霞事件和武大官員貪汙案所代表的教育腐敗，2006年上海交大漢芯造假案、2010年汪暉抄襲案所代表的學術腐敗，以及高校學生的論文抄襲潮流，已經讓中國學界臭名遠揚。但這種由體製支撐的腐敗，卻受到世人的廣泛同情。抄襲成了師生的常規策略和時髦手藝。
各地政府的誠信缺失，才是構成信任危機的主因。作為社會信用體係的軸心，政府信用在零年代後期開始迅速褪色。2007年陝西華南虎事件、2008貴州甕安“俯臥撐”事件、2009年湖北巴東鄧玉嬌案、2009年的上海“釣魚”事件、2010年福州嚴曉玲“誹謗”案等等，當地政府的誠信，皆因弊政和謊言而趨於解體。在上述案例中，笨拙地說謊—拒絕道歉—異地抓捕—剿滅真言，成為處理公共危機的基本邏輯。所有那些濫用公權的違憲手法，捍衛了某些官員的烏紗帽，卻讓政府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它不僅加劇與民眾的疏隔與仇恨，而且碾碎了信用和公義的基石。
一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在中國湧現。它分布於人與物、人與人之間，囊括了食品和物品、司法與執法、銀行與股市、足球及其體育、教育和醫療、學術與專家等幾乎所有領域，深刻搖撼四種基本信用結構—政府信用、人格信用、貨幣信用和專家信用，並最終完成由信仰危機、信念危機到信任危機的曆史演化，把中國送入“信用資源匱乏型國家”的行列。
朱大可：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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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我們都是烏托邦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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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烏托邦：梁漱溟在山東搞縣政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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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烏托邦”心態看待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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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新聞攝影：建構烏托邦神話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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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學說是“空想烏托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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