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在滬中共中央機關尋跡(作者：朱少偉 來源：新民晚報)

國民黨之被共產黨打敗，原因很多， 不是我在這兒要說的事， 從這篇文章還能看出一個次要的原因， 共產黨據內可以在上海這麽頻繁地活動，居然領導人每天居然可以固定到一處辦事（差不多可以說成是辦公了吧），當時的政府方麵若是不靠叛徒還一點不清楚，雖說共產黨利用的事租界的特殊地位，總不能還感謝帝國主義幫了中國革命的大忙吧，可見國民黨時代社會的鬆弛，不嚴密到了何等地步， 也許老蔣小蔣到台灣也還是沒怎麽明白如何控製社會，說句笑話，如果老蔣那時也有個戶口不準隨便遷移，再發個糧票油票什麽的， 熊老先生等租下房子後給來開會的看文件的吃嘛飯呀。---轉載者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1921年夏至1933年初，中共中央長期駐滬，給申城留下了永恒的紅色記憶。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筆者追尋光輝史跡，穿過一條條頗有年份的老弄堂，凝視一幢幢飽經風霜的老房子，默默踏訪不少革命舊址和遺址,心靈深處又一次受到震撼……

　　

壹 “中央政治局開會的機關，對外是‘福興布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武漢；9月底至10月初，又返回申城。翌年春，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抵滬，擔任中共中央的會計，負責籌措和管理經費；他不久又接受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尋找合適的房屋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熊瑾玎的《自傳初稿》記述：“我首先以商人的麵貌出現，去找適當的房子，在四馬路跑馬廳口（今福州路人民廣場口）看有一處房子，正在天蟾舞台後麵，可由一個很肮髒的小巷子出進，全部樓麵三大間，正可供政治局開會辦公之用。”

　　當年，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曾稱為上海舞台），是“江北大亨”顧竹軒開辦的一座戲院，每天觀眾熙熙攘攘。其隔壁即雲南路447號（今雲南中路171-173號），係坐西朝東的兩層街麵房屋（與天蟾舞台建築聯為一體），三開間門麵，二房東是從事西醫的周生賚，他把樓上的三個房間用於出租，在底層辦起“生黎醫院”，為了求治而進進出出的患者不少。熊瑾玎經反複考察發現，進入“生黎醫院”可直接上樓，其背後那條不引人注目的弄堂也有樓梯可通行，他認為這是個險中求安的好地方，比較適合設立黨的秘密機關。於是，熊瑾玎走進“生黎醫院”，自稱是外地來滬做紗布生意的商人，他經與周生賚商量，順利租下樓上的三個房間。在鞭炮聲中，“福興布莊”正式開張。黨組織鑒於如此重要的秘密機關僅靠“熊老板”一人難以應付，又調湖南籍年輕女黨員朱端綬來做“老板娘”。朱端綬的《自傳》談到：“中央政治局開會的機關，對外是‘福興布莊’。這裏一共三間房，外間辦公，內間是臥房，後房是廚房。我和熊瑾玎對外是夫妻，對內是同誌，晚上各自睡覺。我每天吃好晚飯，做好我應做的工作，就到內房把門拴好，自己看書學習。”熊瑾玎、朱端綬朝夕相處，配合默契，共同開展艱險的秘密工作；由於誌同道合，心心相印，他們在數月後便成為一對真正的革命伉儷。

　　中共“六大”後，中共中央各部門逐漸健全，以“福興布莊”名義設立的中央政治局機關成為中樞。由於熊瑾玎、朱端綬的細致謹慎，加上有戲院、醫院掩護人員出入，中央政治局機關在白色恐怖的腥風血雨中曆時三載而安然無恙。其間，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江蘇省委的領導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鄧小平、項英、彭湃、楊殷、羅登賢、關向應、李維漢、李富春、任弼時、鄧中夏、秦邦憲等常到這裏開會或研究工作。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提及：“那時，開會的同誌從天蟾舞台西側雲南路的一個樓梯上去，就可以直到開會的房間。房間內朝西的窗下有一張小桌子，開會時，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記錄。這個機關從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都沒有遭到破壞。後來，大概由於1931年4月顧順章被捕叛變，中央才放棄了這個機關。”

　　1931年4月，熊瑾玎、朱端綬退租搬離該處。後來，底層開了商店，樓上成為民居，並擴建“假三層”。1946年，周恩來數次來上海,他很想再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看看，但因工作忙無暇分身，隻能派司機開車送隨行的熊瑾玎、朱端綬去，並要夫婦倆在此拍幾張照片給他留作紀念。

　　

貳 “我們都稱這個地方為中央辦公廳”

　　1927年底，鄧小平在滬擔當起中共中央秘書長職責。據黃玠然（當年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回憶：“那時在上海同孚路柏德裏700號有一個兩樓兩廳的房子，就是中央的一個機關……實際上這個地方負責處理中央機關日常工作，我們都稱這個地方為中央辦公廳。那時恩來同誌和小平同誌每天都來這裏，中央各部門、各單位都來請示工作。凡是中央各部門大的事情，主要的由恩來同誌解決問題。機關的工作、事務工作，那是要小平同誌負責的，兩個人是不可分離的。”

　　上海同孚路柏德裏700號（今石門一路336弄9號）係一幢兩樓兩底的石庫門房屋（原建築已不存），當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聯絡點，屬於處理中央機關日常事務的地方；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的稿件，有時也由黃玠然送到這裏，審定後再通過地下交通員轉給毛澤民（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經理）主管的印刷廠印刷。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部部長周恩來幾乎每天都要去“中央辦公廳”，及時聽取匯報和解決問題。鄧小平則常夜以繼日地在此忙碌，積極協助周恩來開展工作。按照“機關家庭化”的隱蔽工作要求，此處也以住家的形式為掩護，彭述之夫婦、黃玠然夫人楊慶蘭、陳賡夫人王根英等，均以房東或房客的身份寓居在裏麵。

　　從1928年夏開始，中共中央秘書處機關設在青海路善慶坊（今青海路19弄）21號和小沙渡路遵義裏（今西康路24弄）11號，它們均係石庫門房屋（原建築現已不存）。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對秘書處進行了直接的領導。秘書處下設文書、內交、外交、財務、翻譯五個科，主要工作是刻印、密寫、收發和分送文件，通過秘密交通網與各地黨組織聯絡，收集、管理和匯兌黨的經費，以及同共產國際聯係等。秘書處的任務雖極繁重，但年輕的鄧小平善於統一調度、合理安排，始終保證機關在險惡環境裏正常運轉，直至1929年夏他被派往廣西工作。

　　

叁 “黨的領導人經常去那兒閱讀文件”

　　1930年春，隨著各地黨組織的發展，中共中央各部門的文件往來不斷增加，其中不少涉及黨的最高機密。4月19日，《中共中央對秘密工作給中央各部委全體工作同誌信》中，規定“不需要的文件，必須隨時送到保管處保存”；至夏秋間，又決定籌建中共中央閱文處（後也稱“中央文庫”），主要保存：中共中央決議、綱領、宣言；黨的代表大會、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共產國際指示和中共中央提交的報告；對各級黨組織的指示信；紅軍軍事文件；黨內出版物等。中共中央閱文處設於上海戈登路恒吉裏（今江寧路673弄）10號，係一幢兩樓兩底的石庫門房屋，它既是中央的文件、資料庫房和中央領導查閱文件的場所，也是中央政治局一個秘密碰頭地點。1931年春，中共中央閱文處已收集了二十餘箱文件、資料。為保管好這批珍檔，周恩來提出區別不同情況整理和保存文件的意見，並委托瞿秋白起草一個條例。瞿秋白欣然從命，擬定《文件處置辦法》，除了將文件分成四大類（即中央文件、地方文件、蘇區文件、紅軍文件），還對如何分類、整理、編目、保存作出規定，並在最後加上“總注”：“如可能，當然最理想的是每種兩份，一份存閱（備調閱，即歸還），一份入庫，備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周恩來在《文件處置辦法》上作了批示：“試辦下，看可否便當。”1932年下半年，陳為人（曾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和妻子韓慧英（黨的地下交通員)接受指派，負責守護“中央文庫”，文件的進出都由韓慧英與“張老太爺”單線聯係。陳為人、韓慧英不顧生命危險，精心保護“中央文庫”，並為了躲避敵人的搜查而屢次易址。1936年初秋，黨組織鑒於陳為人因過度勞累患重病，把“中央文庫”交給別的同誌管理；雖曆盡艱難，仍保證了所藏文件、資料絕對安全。建國後，“中央文庫”保存的珍檔（1.5萬餘件）均完好無損地入藏中央檔案館。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筆者隨黨史界前輩訪問昔日在滬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張紀恩。這位革命老人介紹：“中央文庫由中央秘書處文書科兼管。1930年下半年，中央文庫設在上海戈登路，就在現在的江寧路，我在那負責過，工作人員有張越霞、蘇彩、周秀清等。當時，黨的領導人常去那兒閱讀文件。顧順章叛變後，周恩來接到錢壯飛派人從南京送來的緊急情報，迅速安排中央機關轉移，我們也及時把一批文件運到安全的地方……”對後來負責管理“中央文庫”的陳為人，張老充滿敬意：“陳為人夫婦在那樣險惡的環境中，保護好了黨的機密文件，實在不容易！”我問：“當年與韓慧英單線聯係的‘張老太爺’到底是誰？”他想了想回答：“‘張老太爺’是中央秘書處文書科長張唯一的代號。”

　　如今，隨著舊區改造工作的推進，中共中央閱文處舊址所在的地塊已實行拆遷，由於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這個重要革命舊址的建築得到了完整保留。

　　

肆 “當年中央宣傳部設在虹口安慎坊”

　　中共“四大”後，黨領導的工農運動迅速發展，大革命掀起高潮，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任務也更加繁重。

　　1925年9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機關搬到上海福生路（今羅浮路）一條弄堂；翌年4月，又遷至北四川路安慎坊（今四川北路1649弄）32號，一幢坐北朝南兩層樓磚木結構裏弄房屋（原建築已不存）。那時，中共中央宣傳部由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三人負責，彭述之、沈雁冰、鄭超麟等均在此辦公，編輯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和《新青年》叢書。鄭超麟回憶：“我於1924年7月下旬離開莫斯科，經過海參崴，坐船回國。9月下旬到達上海，擔任中央宣傳部秘書兼《向導》周報的編輯。當年中央宣傳部設在虹口安慎坊，一條寬敞的弄堂，設機關的那棟房子也是中央宣傳部主任彭述之的寓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陳獨秀曾寓居於中共中央宣傳部機關亭子間，他在此召開過中央局會議，聽取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匯報。1927年4月上旬，陳獨秀等離開上海，赴武漢參加中共“五大”，此處停止辦公，後來曾改作中央交通處機關。

　　

伍 “中央組織部長的辦公地點”

　　1928年夏至1931年春，中共中央組織部機關設於上海北成都路麗雲坊（今成都北路741弄）54號，一幢兩層石庫門房屋（原建築已不存）。那時，中共中央組織部成員黃玠然住前樓，惲代英、餘澤鴻、陳潭秋、何成湘等相繼寓居樓下。當年，周恩來在每天清晨深夜都要到中共中央組織部機關辦公。中共中央組織部任務繁重，在困境中與黨組織失去聯係的同誌都會赴上海找中央，由國外返回的同誌通常也先抵滬向中央報到，這些幹部分配工作後，周恩來盡可能親自找他們談話；各地來向中央報告工作的幹部要求見麵的，他盡可能耐心聽取匯報。毛澤東代表井岡山前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出，紅軍中黨代表傷亡太多，希望調派一批可做黨代表的同誌，周恩來閱後即作批示，由中央軍事部和組織部派去三十名工人出身的黨員。

　　周恩來常叮囑中共中央組織部同誌：“幹部是革命之本。沒有革命幹部，就沒有革命的事業，就沒有革命的勝利。關心、愛護、教育幹部，就是對革命事業的關心愛護，是取得革命最後勝利的保證。”為此，中共中央組織部曾數次秘密培訓幹部，如1929年9月在上海開納路（今武定西路）的一座四層新樓房裏舉辦幹部訓練班，惲代英、餘澤鴻分別擔任班主任、副班主任，其間周恩來、陳潭秋常前往指導。對提升幹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起到重要作用。

*圖片說明:曾守護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的熊瑾玎、朱端綬夫婦早年合影

*圖片說明:熊瑾玎、朱端綬在1946年所攝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

*圖片說明:當年的“天蟾舞台”

*圖片說明:原來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機關舊址

*圖片說明: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

*圖片說明:在拆遷中被完整保留的中共中央閱文處舊址

*圖片說明:原來的“中央辦公廳”舊址

*圖片說明:當年瞿秋白起草的《文件處置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