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無垠
愛說真話的匹夫
正文
逢山開路遇水架橋 孫昌齡
關於標題
希拉裏訪華的一次演講中，引用了“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特此聲明，我不是跟她學的，這個標題是早在三十年前就定下來的。確切地說，它是我在清華大學十八年的歲月裏，頻頻逢險山、遇惡水，屢屢開新路、架新橋，日複一日，不得不如是度日的寫照——這個標題出自我的切身感悟。
中國古人常用此句描述坎坷與辛勤，我最初領悟其真諦時，希拉裏尚未出生，如今竟也引用此句，足見此種感悟之普世。
引子
曆盡曲折艱辛，幕幕往事清晰地存留腦海。朋友們說我“記憶力超強，不當作家太可惜了”。我真沒想過當作家，隻覺得自己的故事值得回味。作為普通人，也隻是與摯友訴說而已。撲朔迷離的遭遇讓朋友們為之動容，知己琚理曾激動而真摯地說：“你講的每句話都讓我看見了一個鏡頭，遠比那些電影、電視劇感人，寫出來吧。”
此後不久，她去了天堂，她的希望成為我的動力，一定要寫出來。
可是歲月誰都不饒，我雖磨練得足夠堅韌，卻也難免“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再說，當時沒有上網條件，更沒有發表的可能。
1996年前的一個隆冬，身處異國寒冷的W城，百年不遇的大雪讓我有較多時間，獨處陋室自我訴說，寫了厚厚的一大摞手稿。頻頻遷徙中，那些手稿好像與我捉迷藏，經常找不到。反正不為發表，且已盡存腦海，也無心認真翻查。偶然複得後，又覺得心情、境界都與時俱變，所以上網之後，就重打鼓另開張了。
曾預計去年內完稿，但撰稿過程如吾人生經曆，挫折多多：除了亂中丟失初稿、還多次推翻原定框架，更因不慎，數十萬字改稿變成“挽救的文檔”，挽救無果，無可奈何，再次重打鼓另開張，加之人生中之不幸來襲，隻得一拖再拖。
曾在《二閑堂》網站，或以博文，發表過學生時期和工作以後前廿年的回憶，尚有反響，閱者都說好看，還有人說我“寫的是個人經曆，卻映射出了整個時代”。香港中文大學民間曆史網站轉載了我回憶小學中學的文章，“民間曆史”的說法打消了“是否值得寫”的疑慮，於是行動起來，寫我更想寫的任教清華大學的林林總總。
有人說“新中國沒有真正的大學”，有人問“現今國人何以沒得過諾貝爾獎”，我沒問過，因為親曆的高校都明確回答了這個何以。親曆的大學，包括清華大學，時時麵對的，多半不是學術，常年困擾著的，是與學術毫無關係的麻煩。一種責任感撞擊著我，必須寫下我在清華的奇遇，引為前車之鑒，阻止類似的民間曆史重演。
序
遙遙兩地分居的歲月長於兩個八年抗戰，曆盡曲折艱辛才重歸故裏【見新浪網chlsunmu連載博文《萬水千山十七年》】，熬過兩年車輪滾滾“本市兩地”的辛苦【見連載博文《車輪滾滾又兩年》】，終於調進少時仰望過的清華大學。當年高考，我的成績“指哪兒打哪兒”，足已考取任何名校，但是，因為中學黨組織的信任，動員我等按“黨的需要”報考國防院校，經過一番思想鬥爭，不敢不放棄清華北大。為此，我從筆記本上撕下半頁紙，填了黨所需要的誌願，糊滿了漿糊，貼在本已填好的報名表上，把原來填報的清華北大蓋得嚴嚴實實，以免曾經冒出的“醜陋個人主義”苗頭被人察覺。
從調進清華到退休近二十載，揮之不去的記憶刻骨銘心。痛苦過，壓抑過，最後留在心裏的卻隻有自豪。因為備受“重視”，莫名承載了百般刁難，使我空前相信自己的實力，敢於理直氣壯地笑問：還有我克服不了的困難嗎？
清華歲月使我徹底領悟了蘇格拉底的名言：“逆境是磨練人的最高學府”，我從這所學府畢業了，充滿成就感。
錢學森留下了著名的世紀之問：我們的大學為何培養不出大師？。恕我冒天下之大不韙，對此不以為然，以為他或因日理萬機，不了解高校真相，或者就是明知故問。就我的最高學府生涯而言，大師之問的答案是明擺著的。但若以“我”說事兒，或被疑自我抬舉之嫌？其實，我深有自知之明，絕不是說自己有了好環境就能成為大師，自知值得崇拜敬仰的真正大師望塵莫及。我明白什麽是真正的，對於不計其數欽定的、包裝出來的“大師”，是絕不認可的。
寫中，關於“人稱”的問題著實為難，反複琢磨了二十年，還是決定寫“我”。固然因為這樣做比寫小說方便、真切，但首要原因是楊絳先生下麵一席話的啟迪：
“我”，當然不是指我個人，“我”是一切人的代名詞。如問“我”是誰？答“我”是人——人世間每個具體的人。每個具體的人，統稱人。這是一個抽象的代名詞。具體個別的人，數說不盡，我們隻用一個抽象的“人”字，代表一切具體的人。我經常受到批判：“隻有具體的人，沒有抽象的人，但用一個“人”字，是抹殺了人的階級性。”抽象的代名詞，當然不是具體的人，但每個自稱“我”的人，不同階級，不同職業，不同區域，不同時代的一個個具體的人，都自稱“我”，所以可以說：“我”是人——人世間每一個具體的人。
——楊絳《走到人生邊上》
於是決定，就寫“我”。這個“我”有著廣泛的代表性，在我的
朋友，親人，同事中，在眾口相傳的故事裏，不乏這樣的“我”。他們中有的或稍比我順利，有的或更比我坎坷，但都是“我”。“我”是人——世間每一個有資格、有能力回答錢大師之問的具體的人。
楊絳先生洞察人生說：：
在這物欲橫流的人世間，人生一世實在是夠苦。你存心做一個與世無爭的老實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擠你。你大度退讓，人家就侵犯你損害你。你要不與人爭，就得與世無求，同時還要維持實力準備鬥爭。你要和別人和平共處，就先得和他們周旋，還得準備隨時吃虧。 ——楊絳
未曾見麵，卻如知己！楊絳先生這一席話恰似我經曆的概括，我不再猶豫，決心以第一人稱訴說真實的故事。
中學晚屆校友章詒和在著述中說：普通百姓的記憶當是社會最真實、人類最重要的記憶。個人的記憶，表麵看來微不足道。但所有親身經曆者的記憶，聚合起來才能成為共同記憶。
共同記憶！她提醒、督促了我，做為親身經曆者，為共同記憶添磚加瓦，我義不容辭。
涉及的人物是否都用真名實姓？思考多年，認識提高，不記私仇，感恩一切人，甚至包括給我製造麻煩的人。本著對事不對人的原則揚善抑惡，筆下留情，不擬一一指名道姓，涉及的不堪人等將不具真名，但所寫內容皆為事實。
初來乍到
曆盡曲折艱辛之後，終於收到清華大學的調令前來任教，依舊懷著少時的仰望心情。校領導知人善任，把我安排到結合專業的自動化係。係裏尊重個人興趣和專業，鄭重其事地讓我填表自報誌願。然而最終還是分配我到了唯一未報的電子學教研組。受黨多年教育，雖不在黨，也習慣於服從分配，再說，一紙調令寫明的調動原因隻有“工作需要”，理應服從，甚至沒有覺得填報誌願是走形式。
都說人過四十，事業就算到頭了，女士改行更是難於登天。可是我，年逾不惑，事業卻還沒有定數，又畢業於院係調整後的北京航空學院，分科過細，改行絕非易事，注定未來仍是苦命。市內兩地“車輪滾滾”時，我不可能管孩子做家務，今後雖不坐班，也難兼顧。困難是必然的，但是任教清華大學，一掃多年“國家是否需要我”的困擾，精神麵貌煥然一新。參加工作以來，我被頻頻調換專業，飽經曆練，習慣了服從“需要”，這回不過是又一次變動。我渴望工作，決心不負眾望。教研組主任是全國知名的童詩白教授，平易近人，黨支部書記餘孟嚐也很麵善，我滿意這個新環境。
大學同窗朱開軒是北航領導，曾力主調我回北航，既結束夫妻兩地分居，又結合我的專業，可惜他在文革中被打倒，入了另冊。恢複職務後，他一如既往反感人事幹部的不正之風。得知我調到清華大學，不勝感慨，鼓勵我：“好好幹，做出成績對北航是個教育。”
十年動亂剛過，清華大學百廢待興。師資並不匱乏，隻是幹活的不多，許多人文革下放致病，必須休養保命。據悉，多數人是服從安排而當教師的，少有自願從教者，我則熱愛教育事業。因為喜歡教書，此前曾謝絕過知名科研機構的聘用，甚至不在意及早解決
難得的北京戶口。
來到清華大學，我迫不及待地承擔工作。一時間，我猶如乒乓球健將，來“球”必接，一學期內，先後設計、製作實驗儀器，給
青年教師講課，為開設新課翻譯巨著，準備教材等等，十分忙碌。
初來乍到，雖說不是我自願選擇的教研組，但童教授似乎了解我是顧全大局服從需要而來的，主動表示尊重我的專業，黨支部書記也說讓我“將來開些高檔課”。我深受感動，畢竟是名牌大學，重業務、惜人才。不過，我隻是螺絲釘，事無巨細從不挑肥揀瘦，認真做好任何工作。
後來也再無人提及“高檔課”的事，新來的人無一例外地先安排到實驗室打雜，實驗室人員基本上是外來的。我安心在實驗室幹活，包括體力勞動（盡管手中持有避免參加的醫生證明）。
係主任陶森很看重我的事業心和業務能力，告訴我，係裏一些女教師過去也不錯，可是經過文革、幹校，“現在都不行了”，她認為我有潛力，希望“幹出個樣兒來”，還想調我到結合專業的崗位。當時我隻覺得自己不努力追趕，就會被淘汰，認為清華的教師一定名符其實，所以隻把係主任的話當做是對新來者的鼓勵。
係主任調動我的意向惹得童教授指責係裏挖牆腳，說他的教研組不是人才培養站，堅決不放我。他因而想起了“高檔課”的事，我因而被合理使用，在實驗室不到兩個月，就受命給青年教師開控製理論課。童教授親自聽課，堂堂不落，評價說：“你的教學能力很強，下學期你主講電機係的大課。”所謂大課，就是教研組的主幹課——電子學，我從未教過，如果強調困難不接受，必被人看低，而且我牢記調令上的“工作需要”，所以無條件服從。
時已期末，隻能利用假期備課。
整整一個暑假未出家門，置家務和孩子於不顧，月餘未看望父母，以致耄耋高齡腿疾嚴重的父親親自登門，接走了孩子。我繼續忙於備課，權當孩子是替我去陪伴二老。開學前接回孩子時，才順便看望了父母。不知體貼老人，留下今生無可彌補的愧疚，自我譴責至今。我跟父母說過，在清華大學，隻有脫穎而出，才能得到承認，別人100分算滿分，他們的女兒得幹到120分，父母體諒我。
不料，無條件承擔工作也能引起波瀾。後來方知，新來的都先做輔導教師，我破了例，引起眾議：“她為什麽不輔導？”並且質疑：“一個外來的，就直接講課啦？”遲遲不上講台的人似好心相勸：“咱外來的就在實驗室裏幹點具體活吧。”隻有童教授鼓勵我，他全程聽過我給青年教師開課，充分信任我了。我不願因“違例”讓主任為難，建議他優先安排一直沒有講課機會的人，他立即道出真相：“不是不安排，安排多次了，就是不上，你不用怕他們有意見。”
原來有人想拉我陪綁為自己開脫，最好反正“外來的都不行”。
引以為榮的是，一紙調令寫明“工作需要”，而不是照顧兩地關係，縱然波瀾四起，我也不改初衷，服從工作需要，若無其事地走上講台。有二十餘載南轅北轍的專業變動墊底，我也能教好這門從未講過的大課，無非是又改一行，我會很快得到承認的。
初登清華大學講台
我匆忙上陣，如期開課，兼小班輔導。首開此課，初登清華大學講台，我格外謹慎，全然忘卻一貫的良好口碑和曾經從教的大學亦屬知名。童教授或出於關心，或因不放心，堂堂聽課把關，我倒是希望這樣，或許有助於被人了解和釋疑。電機係有關人員帶著滿臉的不信任坐鎮監督，讓我親身領略了清華對外來教師的歧視，這種歧視，就是剛畢業首次講課時，也未曾見識。
一個月後，童教授說：“我沒看錯人，電機係沒話說了，這不，也不來聽課了。”學生是工農兵學員，未經考試，雖進名校基礎照差，我努力采取措施使之有所收益。不久後，學生紛紛告訴我，起初他們看不懂書，怕學不好，聽課後就有信心了。在清華開課，能受到上下一致的肯定，我略感寬慰，但仍繼續一絲不苟，不敢懈怠。
童教授的信任和學生的歡迎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經，一時眾說紛紜。係領導告訴我，有人質問“這個人是從哪個門進來的？”同齡人不服氣，我們“土生土長”，憑什麽這個人一來就倍受稱讚？盡管我不覺得該受稱讚，主觀上虛心向周圍所有的人學習，嚴於律己寬於待人，個別人還是不免暗中作梗。
就在我受到各方肯定的時候，主管科研的李YD副主任說：“學生對你講課意見很大！”語氣頗具威脅。我愣住了，所談與實際情況全然不符，也不屬他的職責範圍。他雖不及我資深，卻是留校骨幹，明顯不信任外校來的“新”教師。就算我講課確有瑕疵，歡迎提意見，但應平等待人。我不曾指望一到清華就服眾如前，卻也想不到自尊心會如此重創。問童教授學生到底有什麽意見，他說：“他們說有，那可能是一部分同學提的吧！”他一反前態，不再說信任我的話了。後來方知，童教授從不得罪他們，即使都是他的學生，他也俯首聽命，因而曆次運動都順利過關，包括觸及人類靈魂的文革。
我確信事出有因，索性直接征求學生意見，加強課外輔導。事實證明，學生隻是急於學好，並非對講課不滿。可是教研組氣氛仍異常，好像人人講課呱呱叫，隻有我“砸鍋”了。貌似關心教訓的，幸災樂禍議論的，霎時間，我處於眾目睽睽之下。同齡的外來教師開出了後悔藥：“你看是不是？早聽我的，在實驗室幹活，不就沒這麻煩啦！”言外之意是說我沒有自知之明。
此人正是童教授所說“就是不上”講台的。我一貫以實力說話，不甘落後。外來戶不作為，使年輕人自認為雖隻讀幾天大學，也更高明。加之輔導教師不甘心當助手，始終沒有合作願望。我善意地與之商榷其在教學討論中對於一種電路的誤解，對方不爭辯卻可能耿耿於懷，並繞過童教授，向不明真相的副主任發牢騷。我不與之計較，一如既往地友好合作，年輕人不過是排外校風的受害者。
我講課經權威人士審查合格，居然還是掀起如此波瀾，可見清華排外之風到了何等地步。我的信條是“逢褒謙虛謹慎，逢貶信心百倍”，我長於講課，初為人師講授高深課程就博得好評，講授多門課程無一不受歡迎，不相信會無端成為清華的差典型，所以不改初衷，依舊服從需要，自信地繼續堅守講台。
突然襲擊與終獲好評
波瀾既起難平，李YD副主任召集我和兩個青年教師一起開會，劈頭宣布令我試講。我頓生反感，斷然拒絕突然襲擊：“隻通知我開會，沒說試講，更沒說講什麽內容。”李不予理睬，命令道：“就講反饋！”反饋是教研組公認的難點，說是“誰講誰砸”。殊不知反饋理論是我的本行，一拿到教科書就發現這一章裏有概念錯誤，心中有數地說：“我很想在全教研組講這章。”我要求公開討論，申明問題不澄清，這一章必然“誰講誰砸”。童教授主編的這本書作為教材，用了近十年之久，無人質疑，當然不容糾錯。我堅持原則，拒絕了無理的試講命令，強忍不悅，虛心請教怎麽備課，回答是他們不備課，按自己的理解講，我無語。副主任支吾一番，小會不歡而散。
這個會是背著童教授開的，我不想驚動他，也不指望他主持公道，抵製不合理試講命令的後果自負。黨領導一切，知名教授不敢實事求是，實乃高校之憾。好在，我抵製後，倒也沒人再找麻煩，清華畢竟不過分閑散，副主任顯然也不願再為此浪費寶貴的時間。
謬種流傳是教書的大忌，若不糾正書中的錯誤，就會誤人子弟。我嚴謹執教，卻激起“公”憤，說我目無權威，客氣些的人說我講課不符傳統。我決不照搬存在概念錯誤的所謂傳統教法，清華大學應是學術聖殿，從教者應能自由表達學術觀點。
童教授主編的書裏特別聲明，電子領域的反饋與控製理論的不是一個概念，認為電子領域的負反饋極性會變，而自動控製係統接成負反饋就一成不變，這顯然是錯誤的。如果一成不變，如果負反饋係統一定是穩定的，那麽，反饋理論研究穩定性豈不多此一舉？
反饋理論正是研究反饋放大器總結出來的，怎麽會不適用於解釋電子學裏的反饋原理？！
課程結束時，全體同學熱烈鼓掌，經久不息。下學期的課照例換人主講，電機係派出的幾位輔導老師和學生們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見了我，不約而同地說：“一百二十個同學在想念你”。有比較才能鑒別，他們對比了兩學期的教學，做出了公正的評判。學生的歡迎與愛戴，同事的肯定與留戀，才是最高的獎賞，著實令我欣慰。
寒假前，在主樓前遇見童教授，他誠懇地讚許說：“你對教研組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他們原來都躺倒不幹了，看你這麽幹，也不好意思了。”（所謂他們，主要指某些黨員和幹部。）群眾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多數同事公平公正，年終，五、六十人的教研組，大家一致評我獲得一等獎。係主任陶森親自對我說：“我們對你的工作很滿意，以前是聽人推薦，你來之後證明了他們的推薦屬實，希望你為女教師做出樣子。”不禁悚然，我沒那麽好，隻是盡力了。我並不因此得意，還生怕這話傳出去會使我陷於孤立，我隻想無愧地告訴推薦過我的朋友們，我履行了不負眾望的承諾。
同係教師傅克瑾是我的中學校友，以前並無交往，卻好心勸我：“別太玩命，你們教研組有人說‘讓她幹吧，累死活該’。”有人想到了“累死”，不論什麽動機，都說明畢竟承認了我問心無愧的付出，我一如既往。正直善良的傅克瑾，讓我首次感到清華園裏有溫暖。
外來的人在清華大學不能服眾會被踩扁，服了眾的會遭嫉妒，處境逼你在魚和熊掌之間抉擇。我自幼崇尚亞裏斯多德“以優秀為第二天性”的古訓，寧可選擇遭嫉妒。
我珍惜來之不易的機遇，什麽也攔不住我恪盡職守。我繼續玩兒命，挫折難免，我能應對。
當時清華的名校做派畢竟還隱約可見，我的工作成績還是被承認了，能正常從教。對比前二十年經曆的兩所院係調整出來的學院，終能以任教清華大學作為終生事業的歸宿，我很知足。
塵封的夙願
少時的概念，入隊入團入黨就像小學中學大學，是必由之路，遲早的事。但特殊材料製成的共產黨員至高無上，遙不可及，或許能做到願“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但“必要時獻出生命”則令人忐忑不安，不理解何時為“必要時”，隻知沒有獻出生命的覺悟就不夠黨員條件。不管別人入黨是否想明白了，我得想明白再申請。
1953年斯大林逝世，黨說是巨星隕落，共產主義事業的損失要靠大家彌補。莫名“責任感”的大勢所驅，沒來得及想明白，就交了份入黨申請，動機雖不靠譜，但從此也被視為積極分子。
工作以後，因解決“兩地關係”的正當要求，被扣了個人主義大帽子。因不馴服，每每被批“離黨越來越遠”。之所以“遠離”，是因為組織日益不神聖，黨員日益不崇高，仰望的感覺淡漠了。我非黨員都得服從“國家需要”犧牲天倫，若是成了黨的人，還有調動工作、解決夫妻兩地生活的個人自由嗎？心結難解，隻能矢口不提曾經的要求。文革中更成了“革命對象”，再提入黨，怕是隻會被人嘲笑，隻能把長期的政治夙願塵封心底。
在清華任教一年後，事業算是有了定數，“為黨的教育事業奮鬥終生”的誌向使然，我重又想到“政治生命”該有個歸宿，於是再次遞交了入黨申請書。黨支部書記熱情歡迎，並親自擔任聯係人，從此每每讚賞有加，說我不僅嚴格要求自己，而且帶動了大家。初來乍到，我不希望因組織的好評而被孤立，主動要求不要因為客氣而不提缺點。書記認真地說：“這是支部大會的評價，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我不能擅自給你編幾條缺點。大家說你連參加大掃除都做得最好，誰還提得出意見呢？”這種評價讓一直挨整的我由衷感動。
參加工作以來，少受公正對待，來到清華，征程或許真的有了轉機，命運或許不會再負我多年的掙紮？我期盼著。
此後，我繼續追求完美，甘挑重擔，不畏艱難，主動依靠組織，組織也不時誇獎，可是黨支部並不吸收我入黨。教研組裏年輕的積極分子不約而同地督促，說我入不了黨他們就更沒有可能，認為我爭取入黨不夠積極，甚至說我擋在他們前麵。他們是真心誇我，認可我，讓我感受到了集體的溫暖。
未見水漲船高
上世紀五十年代，“崇美恐美親美”被批得體無完膚，“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早已不容置疑，“文革”後，國人卻紛紛去往美國，高校裏臨陣磨槍的英語口語班如雨後春筍。形勢使然，係裏的教師英語口語班也應運而生，但學員名額有限，“具備一定基礎”者方可報名。清華肯定不乏具備“一定基礎”的人，我不想爭先報名，也不知如何比照所謂的一定基礎，心中希望通過考試擇優。
此前，我很好地完成了與英語有關的兩個任務：其一，開出一門國內前所未有的專業理論課，為準備教材，翻譯了原版巨著。那巨著是瑞士人手筆，句長詞偏。我晝夜兼程交出譯稿，童教授對我的譯速驚異不已，審閱後，盛讚我的英語實力。其二，給高年級學生開出英語後續課，頗受好評，在係裏以致全校都有了影響。
於是，我被認為“具備一定基礎”，入選英語口語班。想象中，“一定基礎”應該不俗，我願意和強於自己的人一起學習，渴望水漲船高之勢。盡管口語班的教材簡單，我仍抱有希望，學英語，尤其是口語，溫故知新、循序漸進更有利於提高。
開課後發現，所謂的“一定基礎”不盡人意，並未構成“水漲”之勢——我，脫穎而出了。外請的老師總是把最難的問題留給我，沒有一次把我難倒。每每走進教室，係主任陶森總是衝我招呼一聲“The first！”。個別人明顯不悅，較為客觀的人感慨：“咱們學校真不爭氣！”——顯然把我排除在“咱們學校”之外。
盡管口語班不及我的英語程度，我仍始終認真上課，雖家住校外，也風雨無阻。一天，係主任陶森說：“係裏英語口語班程度低，你去考全校的，到外語學院學吧。”問及考試日期，答曰；“明天”。
次日，我毫無準備地前來應試，不敢抱太大希望。
筆試題目很簡單，應試者一定都能考好。口試是朗讀短文，閱讀理解，指定的短文不難，提問也容易回答，再無其他測試。我想一定是外語學院對清華教師估計過低，這樣考試恐怕難分高下。
不日，係主任告知：“你考第一。”這出乎我的意料！兩個階梯教室座無虛席，足有三百多人應試，看上去都是資深的，題目又不偏不難，應該都能考好，沒想過自己又能脫穎而出。不等反應過來，陶森又說：“得保證學好，學校要求脫產，你們教研組不同意。我特別希望你去學，不去可惜了，你看怎麽辦？”我毫不猶豫：“我去，不脫產。”係主任似乎要的就是這句話，忙叮囑：“不脫產的事得瞞著學校，學校知道了就取消資格。”教研組主任童教授十分得意，顯然愛聽眾口相傳他手下的人成績最好，由於他支持，我才上成了口語班。那個學期沒安排我任課，我的任務是以教研組名義譯書出版。這樣，英語班上課的時間才有了保障，不脫產自然辛苦一些。
雖說“考了第一”，我並不相信真的位居前茅，仍指望“水漲船高”，所以每天冒著凜冽的寒風去外院上課。學員除我之外都脫產學習，我則主要時間用於工作，課前沒時間預習，課後也難保證複習，隻是去聽課，匆匆完成非交不可的作業。外語學院幾個老師分別講授不同內容，都很快摸清了學員的程度。與係裏的口語班一樣，我仍被公認最好，最難的問題仍留給我回答，我仍不被難倒。但我不覺興奮卻感掃興，因為未見我期盼的“水漲船高”。
結業時，經過選拔前來學習的各係老師，都希望繼續辦班，說學校不出經費請老師也沒關係，居然想出讓我擔任教員的主意，鄭重其事地征求我同意，我趕忙說：“別開玩笑了，我哪有那個本事！”——讚揚聲中，我一貫更有自知之明。
係主任陶森調去領導校內另一大部門，找我給他們開英語大課。說是找過全校知名的外語高手淩睿紀未成，就找我了。新來的係主任王森充滿質疑：“什麽，找老淩不成，就輪到你了，你全校第二啊？”我很反感這種口吻，但平靜地說：“大概別人都忙，或者不願意幹吧。”此事最終作罷，卻至少反映了我在清華不那麽無足輕重。
外語決非朝夕之功。全校選拔出來的教師，課堂上也表現狼狽，甚至不會正確發音，均過不惑之年，也很難提高。但這並不耽誤出國，除我之外，同期學員後來都公派出國了。
在清華大學仍能凸顯外語優勢，使我不由想起我的啟蒙老師們。
還在學齡前，母親說：“英語是世界上最好聽的語言，鶯聲燕語，長大了好好學。”母親是光緒丙申生人，沒上過洋學堂，卻有這般見地！她的話使我對英語有了強烈的好奇心，這好奇心成為勢不可擋的動力，使我有興趣學習英語，所以，母親是我最早的啟蒙老師。
九歲時，我就迫不及待地跟小哥哥一起，上了教會辦的英語班，我年齡最小但學的最認真，常受老師誇獎。老師幹練、有學問，標準美音，要求嚴格又和藹可親，是我又一位啟蒙老師。
上中學時，師範大學的美國教授海倫女士在我班試點與眾不同的直觀教學，同時又遇上幾位好老師，使我永葆學習英語的興趣。
（詳見二閑堂或香港中文大學民間曆史網站：《滄海桑田女附中》）
在清華大學的英語課堂上，仍能被稱為“The First”，我由衷感謝這些啟蒙老師。不過，做為清華大學的外來戶，我實在不願被貼上這招眼的標簽，福兮禍兮尚難預料。
“美差”
我參加校級英語班學習不擔任講課，雖不脫產，某些人還是說我特殊化，認為我幹的統統是“美差”，不承認我的工作量繁重。大概除了童教授知道我很忙，不少人覺得他們在替我承擔工作。
童教授要求我開出《有源網絡理論》課，我拜訪了有關院校，得知國內無人開過類似課程，並說：“等你們開出後，我們取經”。唯一的參考資料是瑞士高人厚厚的上下兩冊原著，翻閱後，知其難度不可低估。前麵說過，作者喜歡“拽文”，長句難句比比皆是；內容又涉及多門高等數學。開課時日已近，來不及編寫教材，隻能編譯原著的主要章節，供學生參考。這事並無他人承接，安排給了我，就都稱之為“美差”了。
日程極為緊張，隻得晝夜兼程。有人非議，說給我的備課時間太長，而他們根本沒有專門的備課時間。這讓我啼笑皆非，言者難道不懂準備首開前沿新課與重複講授基礎課的巨大差別？我的辛苦隻有心到神知了。我馬不停蹄，很快交出了譯稿。童教授接過厚厚的一摞稿紙，高興地說：“你的翻譯速度太快了，字也寫得好（當時還沒用電腦）”。他審閱後，決定在校內出版，作為教材。
接著，又決定翻譯當時最新的英文教科書《Microelectronics》（微電子學），雖與教研組主幹課沾邊，人人皆應勝任，但並非人人勝任，因為涉及專業前沿知識，還要求中英文水平。童教授相信我能勝任，毫不猶豫地安排給了我，說以教研組名義出版，當時也沒有稿費，沒有名利之嫌，我放心地接受了。又是廢寢忘食，如期交稿，童教授十分滿意，當眾稱讚，致使風波又起。
童教授告訴我，黨員幹部楊SX說他“胳膊肘朝外拐”，把“美差”交給“外人”。經過文革，寫書既不署名又無稿費，何言美差？我來清華已經兩年，何言“外人”？我索性要求上課，換她譯書。童教授不同意：“你幹你的，不是誰都能勝任的！”
我想起剛來時楊SX曾如實相告：“我們數學、外語都不行”，當時出此坦言，大概是她確信外來的我，必定更不行。眼看我承擔了她不勝任的工作，心中不悅，就找主任的麻煩。其實她並非真想承擔我的任務，也承擔不了，隻是不想讓我幹。有人被挑唆得紛紛抱怨：“教研組教學任務那麽重，還有人呆在家裏輕鬆地譯書”，這話出自知識分子之口，在清華——我仰望過的一流學府。
編輯催稿甚緊，我一心拚命趕稿，無暇東顧無聊的閑言碎語。
過程並不一帆風順
譯書的過程並不一帆風順。起初，童教授讓我和一年輕教師分工合作。我名義上脫產學外語，很快完成了自己負責的下冊，他有教學任務，隻完成了上冊的兩章。出版社催稿很緊，童教授征得他同意，由我接管上冊他未完成的章節，最後，全書絕大部分出自我手。交稿前，他突然建議以童教授的名義出版，我倆算第二、第三作者，或不署名，說這樣容易造成社會影響。我驚呆了，他所譯極少，輕易就出了這主意，而譯書是我當時的主要工作，能較快完稿是加班加點的結果。人們不知我們譯書工作量的差異，沒有人看到我徹夜不泯的燈光，以為我舒舒服服呆在家裏，這是說不清楚的。我不好反對他的意見，隻要求在序中寫明分工，一來反映工作量，二來自負文責。他說童教授沒做具體工作，寫明分工他就不好署名了。我很為難，就直接找童教授，相信資深學者能實事求是。童教授說還是以教研組名義出版，也同意我注明分工的要求。後來我特意在序中強調童教授在翻譯過程中的領導作用，以為這樣就沒事了。
出版社恢複了稿費，我不要，譯書是任務，算工作量就好。我把分得的稿費買了全由自己翻譯的一冊，教研組人人有份。個別人以為是公家發的，問為什麽不發全套。黨支部書記嚴肅指責我這個頭帶的不好，說以後誰出書都不得不效仿，而他們不情願這樣做。
童教授退居二線以後，新主任一上任就重新處理稿費分配，說童教授一直參與定稿討論，“你們不給他稿費，不像話！”不容解釋。其實稿費不是我分配的，而且新主任也拿了我贈的書，應該知道我沒私吞稿費，但他怒容滿麵，說必須重新處理。我立即同意，可是分得的稿費已經買了書，他沒說具體處理辦法。事後，童教授踟躕地告訴我：“你看，我出差的時候，他們把稿費送到我家，老伴兒收了,------”我不想讓他尷尬，趕緊接茬兒：“應該的”。他倒也不認為新主任的做法合乎情理，隻是不好違背老伴兒。錢是從我工資裏扣除的，沒商量。我並不心疼被拿走的薪水，反正家裏也斷不了頓兒，隻是心目中的學者形象不知不覺中矮化了，本以為今生有幸跟隨一位真正的學者，可是越來越多的事實告訴我，期望值不宜過高。
我是在沒有稿費的情況下接受任務的，有了稿費也沒想要過，然後就給大家買了書，自以為處理得當，可是怎麽做都不行。新主任重新處理稿費，是以替童教授鳴不平之名，行對我表示不滿之實，好似容不得一個外來戶先得稿酬。我知道並不是新主任本人不服氣，而是某些不殺我“威風”誓不罷休的人，給了他巨大的壓力。
“不好合作”？
我不在乎任務繁重，唯“人際關係”傷神。有人不容我獨攬譯書“美差”，除了那位年輕教師承擔極少部分外，又安排兩人翻譯與該書配套的習題集，其一是文革後首批公派出國的年輕人，另一是資深老先生。我念念不忘水漲船高，所以歡迎高手加入，主動與之配合。不料他們交來的書稿概念有誤，字跡撩草，文理欠通。這讓我失望又為難，我追求完美，不希望自己經手的書帶著能夠發現的錯誤公諸於世，而堅持改正必得罪人。我指出明顯的錯誤，老先生爽快地讓我做主，我卻因而飽受非議，不得不將他們的原稿和我的修改意見一起交給童教授。幸而他公正裁決，讓我大刀闊斧修改。隨後又請來顧教授校閱全書，我如釋重負，說了想法、顧慮和期望。顧教授說他沒時間校閱全書，隻能抽樣。可是出版社要求專人負責校對，不接受抽樣校對的文稿，而且他抽樣校對的段落反而把正確的改錯了。童教授讓我看著辦，明擺著是讓我得罪人。出書必須對讀者負責，我隻能不顧人際關係，親自負責最後定稿。黨支部書記不問個中原委，就流露出反感，嚴厲指出不可自以為是，根本不認為我在盡責。
責任編輯是清華校友，起初對我這個外來戶也是一百個不放心，曾苛刻挑剔。我一心想出版一本好書，所以歡迎他嚴格要求。全書出版後，責任編輯說讀者反映很好，我露出精疲力竭的微笑。
責編雖畢業於清華，但離校的人到底客觀得多。後來別人出書，他都以我這本為標準，差的太遠的不予通過。
來到清華挫折雖多，倒還能服務社會體現自身價值，工作以來我第一次感受真的為社會所需要，心中釋然。但由於不懂人際關係，落了“不好合作”的罪名。我也覺得他們不好合作，目的不同，認識各異，的確不好合作。
此後，“不好合作”就成為我的罪名，黨支部以此為由拒不通過我入黨，書記不時要求我“搞好人際關係”。我不懂人際關係為什麽要“搞”，也不知怎麽“搞”。在我想來，人與人應以誠相待，我真心對人，別人也一定真心對我，應該不存在什麽關係問題。我們這兒，為什麽總是把問題複雜化？
入鄉隨俗吧，我不得不謹小慎微地注意“人際關係”了。因此，越來越多的非學術問題纏身，民國清華大學的風範蕩然無存。
緊閉的大門
我教過的學生蘇碩畢業留校，後調團市委工作，臨行前特來告別，語重心長地說：“我知道您在這兒很不容易，您要保重身體。”就像教過的許多學生那樣，蘇碩也是我的好友，彼此無話不談。他終於說出了一直想告訴我的話：“老師，您在這個教研組爭取入黨恐怕不現實，您千萬不要苦惱，也不要自責，這不是您的問題。”見我不解，他索性把話說透：“有人覺得您是個威脅，堅決抵製您入黨”。
這席話讓我想起一件事。我雖來校不久，教師代表選舉中呼聲卻高，大家說我嚴於律己，起了模範作用，不謀私利，敢為群眾說話，值得信賴。曾說童教授“胳臂肘朝外拐”的黨支部女委員楊SX見勢，立即跳上講台滔滔不絕為一個女黨員競選, 顯然代表“組織”的意圖。多數人厭煩開長會，懶得發言，“組織”說什麽就是什麽，一般無人反對，競選架勢又咄咄逼人，誰會與之扳爭？重新表決時，女黨員以微弱優勢當選。自此，楊SX似很在乎我在群眾中的影響，當時也有人暗示，她視我為威脅。
不知威脅之說因何而來，何以有人這般戒備？我廢寢忘食地工作，是為了不輸於一流學府必然的高要求；我十分謙虛謹慎地學人之長，從未想過要威脅別人，且自以為沒有威脅別人的實力。蘇碩大概是高估了我這個老師，才會如此猜測，不致於那麽嚴重吧。我並未多想，隻是深受感動，若非師生情誼深厚，蘇碩完全可以不說什麽。我自以為入黨在望，但蘇碩是黨員，參加了黨支部每一次會議，他了解確實有人視我為“威脅”，黨的大門確實對我緊閉，由不得不切實際的主觀想象。看來埋頭努力還不夠，必須主動爭取“組織”了解，於是開始了並不情願的做法——定期匯報思想。
一天路遇本校畢業的年輕黨員楊X，他業務不錯，本應受重用，卻被調到了外係。我與他沒有教學上的聯係，開會才見麵，並不熟識，可是他也主動給了我忠告，與蘇碩所言如出一轍：“您在這個教研組幹，真不容易！”猶豫再三，也幹脆直說：“您在這個教研組很難入黨”。我說：“努力爭取吧。”他語重心長地說：“當然您可以試試，不過真的很難。”
他要求我別讓任何人知道他說了這些，因為他還在校，防人之心不可無。我把蘇、楊兩位同事的好意深藏心底，疑團越積越重。
終於有一天，支書要我提供不同階段的證明人，說要外調，按常規，這就是入黨提上了日程。不日，支書又告知外調結果沒有問題，隻是黨員們還不了解我，他得做做工作，讓我耐心等待。彼時，我已來校六年有餘，人如玻璃，絕對透明，黨員想了解應該不難。後來方知，黨支部迫於群眾和上級壓力去外調，是不得已而為之，
因為找不出拖延的理由，或許指望外調找出茬兒來，理直氣壯地拒絕我入黨。我一如既往，可是做得越好，“組織”越挑剔，與以前的一派讚揚形成鮮明對照，好像前後不是同一個組織。我困惑，難道不該幹好嗎？我從不想威脅誰，總不能為了入黨去迎合某些人的戒心改掉拚命做好工作的習慣吧，優秀自幼就已成為我的第二天性。
提職稱的外語考核
年輕教師提升講師前，例行外語測試，童教授令我和李YD副主任輔導他們。我講了兩次翻譯技巧，他們要求逐句講解指定的文章，進而要求給出標準答案（盡管我一再聲明翻譯沒有標準答案）。李副主任沒做什麽具體的，隻是年輕教師偶爾也問他問題，他是本校畢業的高材生，容易被人信任。終於有人指出我和他講的不一樣，了解之後，知他因語法錯誤，曲解了原意。我耐心解釋，仍有人疑惑，我隻得說：“這是很基本的語法問題，原則我講清楚了，大家可以自己判斷。”童教授心中有數卻一言不發，他不會在年輕人麵前說李副主任有錯。但他說過李在出國前測試英語回答問題時的笑話，所以基本概念上出錯並非偶然。後來李成為正教授兼院士，翻看我用英語編寫的教材時說：“你真行，我做不到。”身居要職，能如是說，算得謙虛，與當初強令我試講的態度相比，進步可謂驚人。
年輕教師們複印了我的譯文，人手一冊，背得爛熟，都以優異成績通過了考核，一位文革“筆杆子”成績最好，因為背功好。
長期以來，曆次運動無不強調反美，教育也一邊倒學蘇聯，英語學習一度被冷落。中蘇關係破裂後，恢複了英語，但不算主課，一代青年並不重視英語學習。而學術職稱評定中，外語考核是必要的，尤其是一流學府，尤其是從事前沿學科的係。但是外語考核應具水準，不應走過場。而清華大學在執行中，強調“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隻要求助教升講師老老實實參加考試，提升教授的，校內油印逐字死譯的一段文字，就可充當“譯著”，混得免考資格。還有人不願暴露英語弱勢，選考其他語種，文革後聽大課學外語的年長教師充當評委，考核同期學員中的年輕應試者，雙方心照不宣地通過考核。更可笑的是，提職條例考慮不周，有人要求考核冷門語種，校方無人主考，駁回申請。
提職條例嚴格規定了免考資格，我符合條件。本以為僅外語考核一項，就能刷掉一批競爭者，誰知幾乎所有人都免考了，連在英語班裏表現極差的也不例外。我恍然大悟，所謂英語考核，不過是形式，連過場都不走。我倒希望取消免考的規定，人人參加考試，一決高下，真才實學者脫穎而出，濫竽充數者大浪淘沙。
我遲遲方悟，規定免考資格，不為獎勵外語優勢的人，而是給害怕考試的人造勢，幫他們掩蓋外語差勁的實情。
來到清華大學，本來希望“水漲船高”，我願以強者高手為目標，自己努力追趕，才不致掉隊，才能百尺竿頭，更上層樓——現實的狀況不免令我有失落感。
魚和熊掌
就在支書說外調沒問題時，長期擱置的職稱評定恢複了，校方頒布了具體條例。重回高校又趕上國家恢複了職稱製度，我很珍惜，於是申報了高級職稱，決心努力爭取。即使黃金年華被“史無前例”糟蹋，我也不曾荒廢，按照條例嚴格衡量自己，信心十足。
黨支部書記警告我，務必正確對待提職。我保證做到，正確對待無非就是不被批準也安心工作。書記顯然不放心，幾次三番強調組織的意圖，終於幹脆毫不掩飾地直說：“僧多粥少，這次你不要申報”，還略帶威脅地提醒：“處理不好，影響入黨哦！”我不解，黨員都可以申報，為什麽我一個申請入黨的就隻能二者擇一？
我心目中的教授是學識淵博，人品高尚，令人肅然起敬的。如果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麽，不想當教授的教師應該也不是好教師，我要申報高級職稱。礙於當時的愚昧和書記的警告，我擔心入黨問題節外生枝，不得不違心地讓步。可是若悄然服從組織，必被誤會為無力競爭。於是我表示可以謙讓，但請當眾宣布我是發揚風格。支書沒理茬兒，並已認為我“不能正確對待”了。
傅克瑾一直關照我，這時又提醒我把申報材料交給德高望重的常桐教授，尤其要讓老先生看到我用英語寫的教材。她自報職稱，卻熱心給我出主意，如此大度，不愧為名門（傅作義將軍）之後。傅克瑾的關照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常先生看了我的材料說：“你的材料很過硬，我們一定公正評定，不會聽教研組一麵之詞。”
沒過多久，支書煞有介事地說：“我們費了好大力氣，總算給你爭取到一個名額。”我說不出半句感謝的話，顧及他的麵子，才付之一笑。教研組的確費力爭取了不止一個名額，是為了給某些人保駕過關，我的名額是傅克瑾關照和常先生主持公道的結果。
照理，外調之後入黨應無問題，可是支書不再提及此事，還當著我的麵，把申請表交給別人（此人因故，已多年不靠攏組織）。有黨員說，想發展誰入黨，根本用不著外調。我的入黨問題石沉大海，顯然是未能“正確對待”提職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這條古訓在我身上得到應驗。
提職以後，支部書記越發不像以前那樣肯定我，我友善待人，覺得人際關係相當好，書記卻不顧事實百般否定；凡有矛盾，絕不追溯我所受一係列離奇非難的根源，隻是一味令我正確對待。在非原則問題上，我與世無爭，問題是，似乎越是努力，越是做得好，“組織”的評價就越差，並暗示，必須無條件接受莫須有的意見，必須投人所好，低聲下氣俯首帖耳。我呢，秉性難移，寧折不彎。後來，我的處境，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躺著也中槍了。
日複一日，支部委員換了幾屆，對我遵循一個不變的宗旨，就是找茬兒。因為無可挑剔，他們就一直以“不好合作”為借口，拒我於“門”外。事實證明，要做到他們所謂的合作，與人共事中，就不能堅持原則。久而久之，哪怕隻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也會有人看不慣。爭取入黨的過程撲朔迷離，後文中還將不斷提及。
黨支部總得做好發展工作，此後接連發展數人，隻剩下公認最具備入黨條件的我。我與女支委楊SX同時提了副高職，她僅有的優勢是那張黨票，怎能讓我也入黨？我一如既往地嚴於律己，無可挑剔，群眾認為我遠比那些黨員、幹部做得好。他們哪裏知道，因為沒聽“黨”的話，提了副高職，我越是幹得好，越被視為眼中釘，在教研組的處境越來越難。
從此，有人走著悉心鋪平的陽關大道，乘坐專用的直升飛機，我則不得不在山重水複中，無怨無悔地掙紮，逢山開路、遇水架橋——這，就是故事題目的由來。
不測風雲
某學期，我給精儀係上大課，兩位輔導教師都是黨員，與黨員共事，我放心地投入了愉快的合作——那時，我還深信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其中董MC是文革被輟學的紅衛兵，韓景陽是我教過的學生，77屆畢業留校的。月餘，有人告訴我，董對許多人說我講課好，不少人想來聽課，其中最積極者是後來當了支部書記的LMY。我真誠地說：“還是去聽有經驗的老師講課吧。我第一次開這門課，得向大家學習”。董還親自告訴我：“以前聽過幾個人（指名道姓）講半導體物理的內容，始終沒聽懂，這次聽您講，才徹底明白了”。
董給他負責的小班額外加強輔導、多做習題，致使其他小班同學人心惶惶，韓很有壓力，怕她的小班成績落後。我安撫她說，這門課理論並不深奧，實踐性較強，隻要基本概念清晰，就不怕題目千變萬化。題海戰術隻會造成學生負擔過重，而無助於提高能力，大學生要會看書，要改變離開做題就不會學習的現狀，更不要追求偏題怪題的雕蟲小技。
教研組隻教不研，教同一門課的人各自為政，少有切磋。
天有不測風雲，董MC前腳誇我講課好，後腳突然變臉，嚴肅告知教研組都在非議我的教學，原本想要聽我課的LMY轉而為他鳴不平，說我作為教學組長，拈輕怕重。按教研組安排，董擔任部分講課，內容我由他挑選，“拈輕怕重”從何說起？我一直以為合作愉快，連學生都說我們是曆來“最有活力的教學組”，董MC之所言與實際情況南轅北轍。在清華大學工作真難，一不留神就不知招惹了誰。
我仍感謝董MC主動相告，使我不致蒙在鼓裏以為天下太平。當即征求他的意見，他說他覺得挺好，是別人在議論。我無從知道教學組以外的別人議論我們的動機和內容，不明白為什麽總有人盯著我。我對董MC一直以誠相待，曾主動告知申請入黨的事，請他嚴格要求。他也主動告訴我，當紅衛兵時年輕氣盛，上台打了被揪鬥的女領導，------。七尺男兒下得如此狠手，聽得我不寒而栗，但仍好言安慰，肯定他主動懺悔的態度。
學生對我講課很滿意，精儀係教務科也很放心，所以這次沒有因為個別人挑事兒而掀起大浪，我也沒再多想。
精儀係課程結束後，董MC提出與我合作一項科研，他談方案中暴露出教研組關於反饋概念的老問題。我開誠布公坦然提出，他不理解，認為自己深思熟慮。可既然真刀真槍要做了，概念必須清楚。於是我跟他找的另一合作者交換意見，這位老師認為董MC一定是考慮清楚了，無意與我討論學術問題。
清華的嚴謹求實作風和令人向往的學術空氣不再，一流學府尚且如此，怎敢指望其他學校！
合作雖不了了之，但董MC主動提出繼續合作，應說明信任我，彼此之間應是融洽的。但是後來的故事證明，年齡從不惑走向知天命的我，尚未脫離童真。
溯源匿名信
某個學期，又安排我給電機係上大課，如前述，第一次擔任電機係課程時掀起過風波，雖說畢竟受到廣泛好評，這次我仍加倍重視，外來戶在清華是不容易得到認可的。輔導教師還是董MC，我不在乎與他在精儀係時的不測風雲，仍期盼並相信合作將會愉快。教學組的分工還是完全按照他的意見，以正我“不好合作”之名。
比較抽象的半導體物理是課程的難點，不好講也不好學，講罷，學生反映：“剛拿到這本書時，覺得內容繁雜，真怕學不好，聽老師講課後，我們有信心了。”這與董MC在精儀係合作中曾經對我講這部分內容的好評完全一致。
這期任教中，我的健康狀況發生了明顯變化，連講兩節課就難以承受。我默默地堅持著，恢複職稱製度後，生了病無人同情，僧多粥少，病一個少一個，領導隻需以病者工作量不夠為由，就可名正言順地給保駕才能過關者騰出名額。不能倒下，甚至不能讓人知道，我暗自拚命增加營養，鍛煉身體，吃力地支撐著。
我竭力地掙紮於教學一線，黨支部書記路遇時給了我一張紙，說是“學生”告到教務處的意見，署名“高壓全體同學”，我一眼認出是董MC與眾不同的筆跡，但沒有挑明，萬一有學生字跡相同呢。我對支書說，信中內容抽象，與來自學生的反映截然不同。支書立即沉下臉：“不能正確對待群眾意見，怎麽能入黨！”
申請入黨已經成為強加給我的緊箍咒。教研組似有人喜歡聽到對我的非議，且樂於無條件相信，即使渾身是嘴也休想一辯。人家不問青紅皂白，隻給我一條路——“虛心接受意見”。
我必須查清事實。首先坦誠地征求董MC的意見，他聽了課，並稱讚過。我單刀直入說了匿名信，以示並未懷疑他。他的表現明顯極不自然，支吾地說，關於頻率響應的內容太深，學生反正弄不懂，不必用時過多講解過細，五分鍾就夠了。這大概就是“重點不突出”的依據。我請教他，怎樣用“五分鍾”講完那個難點，他畫了近似頻率響應的折線，三言兩語之後：“就這樣，好啦！很簡單。”我啞然，這樣強行灌輸，根本不講實際頻率響應及有關基礎理論，連五分鍾也不用，而且他還暴露出帶寬概念的錯誤。
且不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教學效果，我不能苟同的理由是，1-授課對象具備必要基礎，能夠聽懂；2-如果清華大學都不敢涉及必要的理論，一般學校又當如何，中國學術界由誰探索稍微高深的學問呢？3-何況內容並不深奧，有大學物理的基礎就能接受；4-最重要的是，所謂的傳統講法犯了概念性錯誤，不能任其謬種流傳。本著教師起碼的負責精神，我心平氣和，語言委婉地與他探討，他堅持說那是教研組的傳統講法。他覺得這部分難懂，是因為文革停課誤了打好基礎，而學生是按部就班學過來的，老師不能用自己的知識水平限製學生的水平。我尊重科學，堅持真理，不怕得罪人。
匿名信裏甚至要求換老師，我甚至假設自身確有問題，但決不逆來順受，必須深入調查原委。學生最有發言權，索性直接與他們交流。走遍每個宿舍，無不受到熱情歡迎。我誠懇征求意見，他們隻提了一些具體問題，當場解答一點就明。為了證據確鑿，我細看了所有同學，特別是高壓專業，的筆記，實在找不出那種堪稱漂亮的特殊字跡。追根溯源，可以肯定匿名信就是董MC所寫，他沒想到需要偽裝字體，支書沒想到我熟悉他的筆跡。
事出有因。青年教師正鬧待遇，推選董MC為代表與校方交涉。光憑三寸不爛之舌不能說服校方，他想湊事例，說明自己雖荒疏了大學，卻是當仁不讓的骨幹，指望學生把老教師拉下講台，他登台主講。我太實在，一直認為合作得很好，意料不到他如此這般。
黨支部書記不調查，認準我講課有問題，不失時機地說，這事處理不好，不配做共產黨員，所以簡直沒人會相信寫匿名信的是董MC。我忍無可忍想越級上告，就問支書索要匿名信，他支吾推托。幾經催問，他隻說“找不著了”。
奇怪！他們如此重視的舉報信理應存檔，卻不翼而飛了！這事成了無頭案，“組織”也不再管了，好在校方為解決此事派人抽查我的課，即使雞蛋裏挑骨頭，也無從非議，校方來人當場征求董MC的意見，他也不得不說“這堂課挺好”。校方為什麽要征求董的意見？這不正說明是董本人向校方提了意見？他就是匿名信之源！
依舊有人不顧事實地造勢，說我的課又講砸了。滿身是嘴也說不明，跳進黃河也洗不清，我不屑於理睬。幸而憑實力考進清華的大學生有頭腦，不受人挑唆。
最後一堂課結束時，我因故耽擱了片刻才走出教室，不料近百學生簇擁在走廊和樓梯兩側，等待著與我告別，深情目光和熱烈掌聲的海洋擁抱著我，我感受到學生給予的擁戴和情誼，很溫暖。
我的教學生涯中，幸福感一貫源於學生，如果隻有我和學生，從教將是多麽單純！可事實上，總有興風作浪者夾在我們中間，汙染正常的學府空氣。我潛心從教，卻不得不應對與業務全不相幹的困擾，仰望過的清華大學亦不能脫俗，淨土難覓。
我對黨員董MC失望而不意外，文革中，掌摑挨鬥的女領導，心不歹毒，怎能下得那般狠手！相比之下，他對我的陷害也就是小菜一碟，為了一己私利，他覺得必須害我，且毫無愧疚。他懺悔掌摑了女領導，是因為人家重新掌權，又當了他的領導。
表揚鳳波
我在清華若幹次講大課，都在學生滿意聲中傳出非議，始作俑者究竟何許人？一次是有人挑事，精儀係那次，本以為合作很融洽，實在無法追根溯源。另一次則因違背黨旨，擅自申報高級職稱並獲得成功，惹得“黨顏”大怒，合作者為了私利乘火打劫，以匿名信突然襲擊。幸有童先生秉公，才未影響工作安排，讓我開出三門新課，都是沒有先例，首次開出的，三者皆受學生好評。
某個期末，係裏評選優秀教師，由學生無記名投票，我名列全係第二。全係大會上宣布後，教研組接著開會，部分人躁動，會場像是被捅了的馬蜂窩，有人大肆攻擊係裏的表揚舉措。黨員幹部帶頭發泄，陰陽怪氣地說：“讓學生說好還不容易！”另一黨的幹部接茬兒：“是啊，漏點題，給高分。”這些人不容“外來戶”勝出，學生擁戴和係裏表揚的又偏偏是他們蓄意貶低的我，他們不服氣，羨慕嫉妒恨難以掩飾。
童教授當場安撫，一碗水端平地說：“大家都不錯，這個評定目的是鼓勵教師熱愛教學，也不能算數，------”。我心裏笑了，憑什麽不算數啊？反正我拿了“教學優秀”獎狀，得到多數人的承認，在全係輿論中聲譽頗好，少數人再想貶低就不那麽容易了。
清華大學的風氣！在這個碼頭上，“外來戶”實力強弱皆有其難。
陶森當係主任時，曾想調我到結合專業的教研組，以便更好發揮作用。她告訴我，某教研組W主任“伸長耳朵聽你的動靜”，甚至盼我跟教研組“鬧”翻，讓教研組不想要我，他們就好辦了，既可將我調出，又無挖牆角之嫌。我深知後果，一旦留下“鬧”名，誰都不能容我，再說童教授也堅持不放。我表示無法配合，所以一直未能調離。
不敢病休
我身心疲憊陡然消瘦，據反映，看上去像非洲難民，我沒在意。
童教授提醒我量體重，說“不足一百斤，就快去看病”。我笑了，身高擺在這兒，怎麽也不會低於一百斤吧。
不過，長者凝重的神情使我警覺，於是接受了忠告。
站在醫院的磅秤上，數九寒天的裝束，毛重不足九十斤，我說一定是磅秤壞了，可是一個高大男子站了上去，指針一下子打到200斤。我傻了，體重竟然回到了少年，童教授的提醒太及時了。
主講的課程尚未結束，我卻查出甲亢，但仍執迷不悟自作主 張，藏好病假證明，照常上課。我不能病倒，要做的事太多，得繼續拚搏。一旦影響工作，不論怎樣彌補，也得不到承認，從領導到某些群眾，都會清楚地記住病假的起止日期，算計你的工作量。
且不說病假，我連喪假都放棄了，父親去世次晨的課都沒耽誤，百餘同學投來善解我意的目光，伴我做了深情而肅穆的悼念。
當時，我硬撐著，實在無力承受莫名其妙的人禍，覺得還是應該讓領導了解我的病情，惻隱之心應該人皆有之，他們總應少些刁難吧。於是我出示了病假證明，好讓他們知道我是帶病堅持工作的。在場的教研室秘書拿過我的病假證明，要交到係裏備案，時任教研室主任閆石一把奪過，揣在口袋裏說：“不用上交了。”如果上交到人事科，就會扣發病假工資，不會考慮我一天也沒休息。為此，我覺得閆石挺仗義，很感動，不是因為沒扣工資，而是因為他的好心。
後話先表，退休多年以後，在清華園裏遇見閆石在散步，邊走邊聊，他一直陪我出了南校門，在過街橋下分手時，他說：“我就不過橋了。”在清華，人與人之間一般很冷漠，我這個住在校外的外來戶，更難感受溫暖，所以，閆石的這次表現也讓我難忘。
我不遵醫囑，不相信會發生什麽甲狀腺危象，堅持利用假期接受一個手術，甘願後果自負。這種勇氣是命運逼出來的，也是繼續奔波的需要。住院期間，童教授和教研組新領導前來看望，新領導莫名其妙地說：“別急著出院，多休養一段，以後能幹什麽就幹點，不能幹也別勉強。”這話像是對不治之症的病人說的，是在暗表工作並不需要我，他們知道我會做好任何工作，想剝奪我的工作權利。我頓時意識到未來將更加艱辛，好在主動權在自己手裏，一定要幹，誰都休想阻攔。少先隊員的“時刻準備著”，似成了我的行為準則，時刻準備經受刁難，時刻準備迎接挑戰。
這時還不知道他們將會怎樣對待我，但已預感到前景叵測，我鎮定地等待它的到來，自信地迎接任何逆境。
逆境催人奮發
自文革複課以後，如童教授所說，有些人抱病躺倒不幹；而恢複職稱後，頃刻間都沒病了。然而舒服慣了的人是揀不起實活兒的，他們自知競爭力薄弱，因而濫用職權想方設法給實幹的人使絆兒。
童教授下達給我任務說：“教委要求建一個試題庫，並且希望在
全國推廣，這事由你負責。教研組阻力很大，你就一個人幹，幹成了自己總結，自己出文章。”感謝童先生讓我擔此重任。
阻力來自相當多的任課教師，他們都有自己的一套，不願適應絲毫的改變。得知要試用我建的試題庫，他們強烈反對，質問：“是考學生還是考老師？”但是不得不服從決定，接受統一測試。為了讓多數人接受，我擬定了中下等難度為主的試卷討論稿，主動與所有任課教師共議試卷。測試結果不錯，任課教師皆大歡喜，似乎覺得學生成績好，就一定說明自己教學有方。其實“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學生成績優劣不全是老師的功過。
試題庫總算被接受了，我鬆了口氣，打算著下一步的工作。
不日，領導召集開會，當場才宣布是要總結試題庫工作。沒人通知我準備，猜不出要怎麽總結。我奇怪，一直是我一人在做，為何要這麽多無關的人一起總結？到會的主要是“因崗定職”政策出台後，新上“崗”的主任、副主任，還有童教授、黨支部書記和兩位青年教師。新主任宣布由其中一位青年教師做總結發言，我愣住了，他沒參加這項工作，並極力抵製過，怎麽讓他做總結？
他真的宣讀了“總結”，強調試題庫的重要性，教委如何重視，領導如何支持和具體組織，童教授如何悉心指導，試行效果如何成功，等等。他淋漓盡致地發揮所長，局外人聽來似天衣無縫，實則毫無針對性。正不知說什麽好，新主任又宣布，他和楊SX分別是兩個主要學科的學術帶頭人。
學術帶頭人將順理成章地提為正教授，這分明是利用職權為自己提升正高職鳴鑼開道。他們以勢壓人，我一時想不出對策，隻得忍氣吞聲。向童教授和係主任王森反映意見，他們並不主持公道，隻說：“大家一起幹吧！”我無處說理，試題庫是教委都重視的項目，起初都知道是苦差事，百般抵製，我拿出初步成果，他們就來摘桃。但這工作無法接手，我得照做，他們隻來“領導”。我要是有意見，“黨”就將以“不好合作”為由阻止我入黨，“入黨”這一緊箍咒越套越緊。我告誡自己，小不忍則亂大謀，隻期待以後有機會澄清事實。在清華，我學會了忍（怪我當時執迷不悟地爭取入黨）。
此後“領導”始終未布置試題庫的工作，我主動問童教授時，他反而怪我：“他們說你不感興趣了。”這話從何說起？得問清楚，新主任周旋著說：“這事你就不要管了。”我擔任著兩門課的教學，不是無事可做，而是不願讓試題庫工作半途而廢。他們的做法太絕，我已沒有必要問為什麽，可是他們既然想接手幹下去，為什麽不讓我交代階段成果呢？
後來也無人再提此事，“學術帶頭人”從未帶頭做過有關工作，也沒聽說教委過問此事。事實證明，他們為了堵我的路，寧可讓試題庫夭折，工作損失令我痛心。
恢複職稱製度後，他們做的一切，隻是為了掃清自己提職道路的障礙，沒有競爭實力，就不擇手段攪黃別人的工作，阻止別人表現實力。人類應該良性競爭：如果自己沒有，就要另想合理的辦法擁有，而不是去搶奪別人努力的成果。他們連搶都懶得費勁，幹脆銷毀我的成果，讓我的時間、精力付之東流——這也是我所說的“堵路、拆橋”的又一典型事例。
“學術帶頭人”的加冕引起眾怒，有人不平地質問：“怎麽就帶頭人了，到底有什麽帶頭的本事？”他們帶不了頭，不能服眾，也無顏再提此事。後來，學術帶頭人和試題庫一樣，不了了之，但已悄悄存檔備案，為提職加權。
不講良性競爭的環境裏，我的路越走越艱險，逆風前行，我不屈不撓，真切地感受到了“逆境催人奮發”。
浴火重生
我對病痛不甚敏感，工作壓力巨大的情況下，覺得疲憊是當然的，絕不因此求醫。在清華大學任教的第四個年頭，一次例行體檢發現心電圖不正常，我沒想病情是否嚴重，隻一心想著不能倒下。好在血象正常，於是擅自決定采用體育療法。可是脊椎術後十年以來，以為今生隻得告別體育，一直沒上操場，連運動服和鞋都送人了。以前擅長的項目亦皆不再勝任，如何體育療法呢？我選擇了安全而能自主的長跑。
第一次上操場，跑了十幾米就氣喘籲籲，速度其慢無比，自知那不能叫跑，跑道上的男女老少一一超越我。我努力堅持跑完一圈。那時對我來說，400米的一圈實在漫長，第二天再上陣很是發怵，但還是命令自己去跑。不間斷地堅持跑了一陣子，覺得400米遊刃有餘了，就增加到每天跑兩圈。不到半年，覺得兩圈也不在話下，就又成倍增加，每天跑四圈。參加教工校運會800米名次逐年提升，直到得了冠軍。冬季千米長跑比賽，我不僅年年冠軍，且遙遙領先。童教授不相信我跑第一，說學校電視裏沒有我。其實工會攝像為宣傳群眾性，隻拍攝後麵的大隊人馬，他詼諧地說：“你脫離群眾了。”
不正之風無處不在，就連文體活動都不例外，我雖獲得多連冠，工會卻把一個遠遠落後於我的人宣傳為“長跑名將”，就因為此人是黨的中層幹部。有人問我：“她是長跑名將，那該給你加什麽頭銜呀？”工會主管體育的副主席還神秘地問我：“你們倆到底誰跑得快？”我不屑作答，心想：“你們希望誰快啊？”那位名將的確有一次比賽比我快，她在起跑線上緊緊拉住我的胳膊說：“咱們肯定比他們快，不著急，慢慢跑。”一個業餘活動，我本來就無所謂，於是友好地陪她慢慢跑。離終點十來米的時候，她突然加速，不辭而別，我頓時興味索然，若是追敢，反覺自己不厚道——她就這樣得了個第一。次年，在起跑線上，她又湊到我身邊，沒好意思再讓我“慢慢跑”，但發令槍響，她突然抓我的胳膊，阻攔我出發。我想她不是有意的，而是求勝心切的一種條件反射的舉動。不管她有意無意，我是不再上當了，用力掙脫了她的手，直向前衝。其時，我已具備更長距離的功底，她是望塵莫及了。
可笑的是，這一次我還是沒得第一，快到終點時，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在離終點僅二三十米處，從夾道助興的亂營中躥出一個大個子，她以逸待勞，得了冬季長跑冠軍。都老年組了，還如此不堪！我不解其動機，後來更無比遺憾，因為這位投機取巧者是體育界名流之女，其父是我自幼熟悉並敬重的全國知名田徑教練。
在校內比賽已經沒有對手，我就去參加全市或高校的比賽了。這類比賽最短距離是5公裏，我沒跑過這麽長的賽程，報名後，練了三次就去參加比賽了。馬路太寬，怎麽使勁跑，前進距離也不明顯。天氣冷，路麵硬，鞋底薄，跑得腳疼腿酸——主要是功底欠佳。到達終點時，裁判員說：“第11名，明年加油！”——前10名獲獎。
此後，我一直堅持5公裏跑，每周至少四次。
四年之後，我一改被所有人超越的尷尬，提高到能超越操場上絕大多數跑者——不論男女老少。速度提高之快，始料不及，800米的成績與自己學生時期匹敵。5公裏成績，說來有趣，與奧運男子萬米相當。有人說不容易了，因為我已是老年組裏年齡偏高的。
參賽是因為有興趣，而興趣來自領悟：長跑與人生相互映射。長跑途中必有一段極不舒適的過程，堅持一下，就會出現第二種氣，人就逐漸舒服起來。我的人生征途多有難以忍受的折磨，堅持不懈，也會出現人生跑程的第二種氣。我選擇的長跑與我遭遇的人生互為映射，相輔相成。長跑中，我想著人生中逢山遇水堅強麵對，終能開出新路架起新橋，呼吸困難蕩然緩解，所以始終堅持，裨益健康。人生征途上，我想著跑程中堅持不懈終能迎來第二種氣，勝利到達終點，於是勢不可擋地戰勝艱險，總能浴火重生，闖入更高的境界。
那些年，我極其熱愛長跑運動。長跑不僅治好了我入冬必犯的氣管炎，摘掉了冷天出門必帶的大口罩，更重要的是，長跑助我能以健康的體魄，頑強應對在清華大學屢屢經受的磨難。
暗藏玄機
1986年一次全係大會上，係主任王森宣布提職政策，說今後任何工作都要量化，工作量不夠的人沒資格申報。特別強調今後一律“因崗定職”，“沒有崗就不要申報，申報了也不批”。接著，自上而下任命了大批業務不精的黨員擔任各級黨政副職，無孔不入刁難我的楊SX被照顧了兩個“崗”：教研組副主任和黨支部副書記，不幹業務就有了2/3的工作量。
我不羨慕這般關照，樂於腳踏實地完成業務工作。而工作量的規定暗藏玄機，講一門課，即使是開新課，也隻算1/3工作量，同一學期開三門課，工作量才滿。一般性的大課重複講不變的內容，備課不需花太多時間，學生人數多又使權重大增，工作量容易算滿。專業新課則不然，內容涉及高深的數理基礎，備課又需參閱最新外文資料，學生人數少，加權就小，工作量很難達標。可是政策不問備課的投入，所以沒人愛教專業課，也不是誰都勝任。
具體到本教研組，楊SX靠雙料“崗”保駕還怕過不了關，必須打擊別人。她懶得或沒有能力幹實事，所以不希望別人幹事兒，尤其要阻止我之類的，“黑名單”上的人，幹出成績。這位視我為“威脅”的“領導”，竟然濫用職權，不安排我的工作了。明裏說是照顧我的健康，實則是要製造“工作不需要，沒有資格提職”的輿論。我不能再保持沉默，直接找係主任王森談判。
我問：“‘因崗定職’的崗指的是什麽？”係主任一時答不出來。我又問：“你們迫不及待給某些人安排副職，是不是黨政職務才叫做崗？”他依舊不答。我緊逼：“如果那才叫做崗，我能勝任，請安排我做！”他笑而不語。我說：“你是笑我不是黨員吧？我當然不能當黨的幹部，行政的可以吧？如果行政幹部也必須是黨員，那麽請記住，是你們不安排，不是我不能勝任，我隻會幹得更好。”係主任這才開口：“你所在的教研組就是你的崗啊。”這就怪了：“那麽，哪個在職的沒有崗啊？為什麽強調因崗定職？”他無話可說。我反映了教研組不給安排工作，申明若不需要，我要求調到需要的崗位。
我深知，“崗”也同“工作量”一樣暗藏玄機，“崗”就是絕不給我之類的人安排的那些“一官半職”。所以我對係主任有言在先：“不安排“崗”，我也得幹有益於教育和教學的事情。日後評職稱，別說我沒有“崗”不準申報，請記住，你，關於崗的定義。
名正言順的崗
名正言順的崗
為了強化高年級學生實際運用英語的能力，副係主任呂林希望我用英語講授主幹課。我不曾用英語講授科技類課程，心裏當然不是很有底，但形勢所迫，來不及想困難，隻能“來球必接”，就欣然接受了。教研組不由分說地抵製，說英語授課不能保證教學質量。
強龍難壓地頭蛇，呂林隻得讓步，改為給全係開前沿新課，讓教研組無法幹涉。這一改非同小可，任務變得難上加難，不過，為了有工作機會，我還是樂於接受。教研組不安排工作就是要斷我的後路，所以依舊極力反對，說任務重，沒有閑工夫給係裏幹活兒。幸虧我早前反映了教研組不安排我工作的事實，在呂林質問之下，教研組領導無言以對，權衡之後，給我安排了飽滿的工作，既不給係裏幹活兒，又擋住我表現出他們不具備的英語授課能力。
這樣，我才擺脫了在教研組靠邊站的處境，有了名正言順的崗——當然是暫時的。
前述“崗”的“內部”定義與工作量的算法都暗藏玄機，這是
把雙刃劍，用來保駕幹部，甩掉群眾。清華大學規定，教研組主任或黨支部書記的職務都算1/2工作量，文革後，少有支書做思想工作，這1/2工作量幾乎可以不勞而獲；教研組一個主任三個副主任的工作量也是好拿的，他們總能“超”工作量；更有領導讓年輕人替他講課，美其名曰培養青年教師。我則經常在同一學期講2~3門課，而且基本上是開新課或新開課，付出的代價可想而知——玩兒地命幹，工作量也往往算不滿，。
教研組“領導”不遺餘力地阻撓我用英語授課，公然宣稱不承認這份工作量。這倒讓我下定決心非幹不可，不算工作量，我也照樣接受，寧願辛苦些，也要顯示強項，勝出競爭。
準備開出的課屬於前沿學科，沒有教科書，我參閱大量資料，用英文編寫教材在校內出版，工作量無法統計。第一次嚐試用英語講授生疏的內容，我又是利用假期廢寢忘食地備課。而這樣開課也隻算1/3工作量，整個學期處於極度疲勞之中。首次開課隻有十幾個學生選修，第二次則盛況空前，全年級2/3以上學生自願選修，在係裏創了選修人數最多的紀錄，這應是我教學效果的佐證。
國內拙劣譯著泛濫，大多逐字死譯，難免曲解或背離原意，給讀者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學習新科技最好直接看原文書。學生的外語水平尚可，英語授課完全可行。
新上任的年輕主任胡東成，支持英語授課的舉措，也願意讓我主講。他是青年教師中的佼佼者，當時還不是黨員，業務上有見地，對教研組的現狀多有不滿。我希望他上任後，教研組能夠改觀，逐步改變固步自封的狀況，關注國外先進水平。
他客觀地估計我開出新課的成果，通知我參加優秀課程評選。評委都是“啞巴外語”者，聽、說能力皆不敢恭維，他們反對並極力貶低英語授課，說學生在專業上受損失，這在意料之中。可是學生熱烈歡迎，讚口不絕，興致勃勃地聽課，我從來不用點名，或用缺課扣分之類的措施保證出勤率。
消息傳遍全係，關注者頗多，有人好奇，在教室外窺視；有人讚揚，說真不簡單。排擠我的人自是不承認我的成功，想方設法貶低我的作用。個別反對者倒不是衝我來的，而是認為“我們奪回了洋人占領的講台，用外語授課無異於複辟”。
感謝呂林老師在眾說紛紜中，堅定不移地支持，使我又有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崗。
聽說基礎課某資深老師用英語授課，我迫切希望聽課學習，以改進教學。係主任王森認為不必，說那位老師是“河南英語，不聽也罷”。水不見漲，船亦需高，我在摸索中前行，無比珍惜來之不易的英語授課機會，不僅揚我之長，而且廣被承認。多年以後，還有人不吝稱讚：“您真行，係裏找不出第二人能用英語講課。”
不平等的競爭機製
記得是在1987年，教研組有兩人首批提為正教授。其中一位老師的學術水平與能力有目共睹，我很佩服。新上“崗”的一位述職時，直言不諱，隻說：“我沒做什麽。”好像他本人並未主動申報，眾皆無語，我替他捏了把汗，以為不會批準。不料，經過“激烈競爭”，他也順利地當了正教授，大概是因他重要的“崗”而定的職。
這樣的事絕非個例，豈止教授？院士亦然。據說，我校文革後第一批院士，就有因為“朝”裏有人而當選的。群眾非議，上麵解釋說：“如果他的項目成功了，那是很有水平的。”靠這個“如果”，當了院士後，他的項目再無下文，“水平”也就難以衡量了。
作為外來者，我前二十餘年的工作無人了解，當副教授的時間又不長，所以我自覺不首批申報教授，待到公認服眾，再申報不遲。
與我同一批提為副教授的，隻有三人留在教研組。那二人都是幹部，黨員，都有用以“定職”的“崗”。其中楊SX自認為，老同學沒幹什麽就提了正教授，下一個應該輪到她。她自知無為，也難有為，所以用盡心機攪和別人，讓大家都無為，人稱“紅眼病”。她濫用職權，三管齊下排擠我這個“眼中釘”：領導施壓、朝裏有人、無孔不入地給我使絆兒。某上層領導都說她陰，她不出麵，而在背後挑唆各路人馬與我作對，不擇手段地打擊排擠，暗中堵我路、拆我橋，以防我做出成績，好像踩扁了我，就有利於她晉升。
她坐直升飛機駛向“正教授”，我則披荊斬棘，步履維艱。
別人怎麽做，就算抓住把柄，我也無法投訴，何況政策默許！隻要是良性競爭，這一切，我都不在意。我隻極力提倡並爭取平等的競爭機製，遺憾的是，清華大學乃國之縮影，一切為了當權者的利益。某高人以一副對聯精辟地概括了清華大學不平等的競爭機製：
上聯：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下聯：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橫批：不服不行
我十分佩服這位高人，這副對聯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清華大學的提職政策，此後成為放之神州而皆準的宗旨。
進入博士點
教研組成立了博士點，集中所有碩士生和博士生，開展經常性的學術活動。童教授招兵買馬，被兩位老師拒絕之後，專程來到我家，說我基礎好，適合從事博士點的工作。作為“外來戶”，被賦重任我很榮幸，隻是擔心成為“出頭鳥”，招來是非。談話時已上午9時許，得知童教授將乘下午1:00的火車出差，還匆匆趕來，我充分感到了他的誠意，覺得不該再有顧慮，就接受了安排。
童教授出差返回後，好像忘了這件事。我不能隻掛名不出力，於是主動請他布置任務。童教授麵有難色，支吾地說：“他們擔心你身體不好，照顧你，就不一定參加了。”情況驟變，又是“他們”不遺餘力地堵路，拆橋。其時，我在北京市和高校的長跑比賽中名列前茅，怎麽就身體不好了？童教授礙於情麵才說：“你有興趣，就一起幹吧。”好一個興趣！好一個一起幹！應該感謝他成全我嗎？
這就是說，我屬於自願參加，教研組並不需要，自然也不承認工作量了。我想，既然可以一起幹，就盡力而為，做出成績由不得誰熟視無睹。在清華，隻能如此，若一定要爭個名義，反而會失去機會；若自己單幹，即便成績斐然，“他們”也可以說與教研組無關，“一起幹”了，有目共睹，居心叵測之人可能會被迫收斂一些。
“他們”阻礙我參加博士點工作，無奈童教授鄭重其事地找了我，所以我一直算是博士點成員。
國際上，有關學科日新月異，我們卻端現成的飯碗吃殘羹剩飯，長期使用一本教材、一紙講稿，一套習題與實驗。提職政策使然，誰願費勁創新？教學如是，科研更是茫然，招研究生似乎就因為“教授”們需要“指導”他們，培養目標模糊不清，名曰強調特色，實則裹足不前。
安插代理人
楊SX先後擔任黨支部委員、副書記，這些職務都是“定職”需要的“崗”，算工作量，是保駕過關的砝碼。但是因這樣的“崗”就“定職”了，似乎說不過去，本人也不踏實。我又具備有利於提職的優勢，雖竭力阻礙我進入博士點，但未得逞，因此，黨又給了楊SX一個新“崗”——科研副主任。這個安排明顯地是為提職鋪墊，可以硬說此人雖無科研項目，但領導了科研，貢獻更大。
可是此人並無領導科研的能力，寧可全權交給年輕人，年輕人幹好了，她是伯樂，幹砸了，她不丟臉。於是把最自私最狹隘的楊SY安插進博士點，名義上是秘書。
此人被委以重任並入黨後，在“領導”慫恿和指使下，日益目空一切。他既無過硬的知識基礎，又沒有能力博攬前沿資料，教研組的科研與研究生工作的水平可想而知。
楊SY也是文革中被輟學的，據說通融之下，讀上了本係研究生班。他聽了我給教師開的控製理論課，考試成績不理想，我照顧他的麵子，盡量提高了分數，他仍找我爭分，說他過去成績比別人好，我細說扣分原因，他仍不滿。我剛來清華，在實驗室工作時，有一次力所不及的體力活兒，希望找些年輕男士參加，實驗室主任李老師請在場的楊SY幫忙。眼見幹活兒的都是女士、弱者，他竟斷然拒絕說：“我憑什麽幹這種活？！”後來知道，李老師也是外校來的，人家不聽他調遣；而楊SY在文革中造過反，絕不幹粗活累活。因為這兩件事，他給我留下了自私狹隘的初次印象。
好心人相告，與楊SY合作難度不小。無奈，黨支部已經認定我“不好合作”，合作中的矛盾一概歸罪於我。為了佐證我“不好合作”，“他們”甚至不給合作機會，怕我“改正”，所以我十分珍惜與楊的合作機會，他雖年輕得多，我仍多挑重擔，處處讓著他，絕不與之計較。當時他還沒入黨，我覺得相處還算不錯。
我處理合作有原則有底線，比如，不守時的人對我守時有意見，或是學術上有概念錯誤的人對我堅持正確的有意見，我也決不遷就。
決不輕易撤回申請
自從我“冒黨之大不韙”提了副高職，黨支部書記不再熱心做我的聯係人。而當時正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我之作為又能服眾，所以係、校黨委都暗示過黨支部發展不力。為了應付上級，壓住群眾輿論，黨支部經常“討論”我的入黨問題，據說每次曆時兩個多小時，終因個別人極力反對，多數人事不關己，而不了了之。我逐漸相信離開教研組的那些同事的忠告，他們異口同聲，說這個支部不會讓我入黨。
支部急於證明發展工作得力，匆忙發展新黨員，凡申請者皆被逐一拉入。解決之神速，連被拉入黨者自己都奇怪，覺得黨還沒考驗他，怎麽一夜之間就夠條件了？知情者說，他們應該感謝我，可他們怎麽也不會想到是因為有我這個“鋪路石”。
群眾對楊SY印象不好，黨內過去也不看好他，可是博士點的“特殊使命”需要他在黨，否則怎能完全信任他？黨“需要”，所以無視群眾反映，很快也吸收他入黨，從此代表黨，領導童教授和我。委以重任後，楊SX肆無忌憚地下達整我的命令，楊SY言聽計從，秉性使然，還變本加厲，試圖激起我的不滿和憤怒，找茬加罪於我。
討論楊SY入黨的會破天荒安排在晚上，他們寄希望於我會因為家遠而不來校參加。可我偏偏冒著凜冽的寒風，踏著漆黑的夜路準時到會。一貫不守時的他們，居然匆忙張羅著開會了。見我進門，楊SX愣住了——顯然很失望。正直的黨員和積極分子報以雷鳴般的掌聲，我第一次感受到這個集體還是有溫暖的，苦笑著還以謝意。楊SX無可奈何，顯然感到極大的壓力，她怎麽也料不到我是如此地不怕刁難。討論時，她帶頭肉麻地吹噓楊SY對博士點“貢獻”巨大，與不好合作人都能合作。其實，除了盯住我，他什麽也沒做，合作融洽的表象完全是我忍讓的結果。談到入黨動機，他說：“我這個人要求不嚴格，入了黨就能嚴格要求自己了。”
哈！不入黨就不能自律！我絕對自律，還有必要入黨嗎？
另一申請人澄清了一個誤會，支書厲聲斥責：“在嚴肅的入黨會上尚且不虛心，平時可想而知！”我不解，確是誤會，他為什麽不能解釋？此人雖然也通過了，但評價與楊SY天淵之別，顯然是故意大樹特樹後者。楊SX毫不掩飾地吹捧，特別強調他善於團結“群眾”（僅我一人）。一時間，連我都產生了幻覺：難道楊SY真的搖身一變，就成了“完美”之至的“特殊材料”，受黨多年教育的老黨員都遠不及他？黨支部竭力打造他的形象，不久之後，還推舉他為優秀共產黨員，因為聲譽曆來不好，群眾反映激烈，被係黨委否決。
不能服眾的人都入了黨，我怎麽做才夠條件？會上，我的心情似紙包火，想起所受的委屈，淚水難抑，稍有風波就會奪眶，但我往心裏咽，忍了三小時。感謝支書宣布不讓積極分子發言，否則我將難以克製，不過，我能克製，必須克製。次日，我平靜地祝賀楊SY，讓他嚴格要求我。我不存嫉妒之心，顯然出乎二楊所料。
彼時我終於認識到入黨已不可能，不久以後的大事件又讓我覺醒，我不會再為這般“爭取入黨”而浪費生命。尊嚴是我堅守的底線，決不服軟，但也決不輕易撤回申請，不能讓他們把發展工作不力的責任，歸罪於我放棄申請入黨。
故意找茬兒
一天，楊SY告訴我，楊SX問他：“你們組的XXX（指我）為什麽不指導畢業論文？”教研組沒安排給我，要安排，為什麽不直說？我主動找楊SX直言相告：“我可以指導畢業論文。”她陰陽怪氣地說：“你不是要搞試題庫嗎？”—— 她又在故意找茬兒。麵對她低水平的挑釁，我立即反問：“你們不是不讓我再管這事了嗎？”她無言以對，隻得說：“那你就指導畢業論文吧，本周內報題目。”本周隻剩一天了，這是突然襲擊，她是指望我拿不出題目主動告退，然後以不能勝任論罪。
我的字典裏早已刪除了退縮二字，當即應允，她的刁難又落空了，我反而又贏得教研組名正言順的工作量。
她分給我一個成績最差的學生，企圖惹我反感。隻要我有意見，新的罪名立即加上。教師有責任使差生進步，且任教以來，我對學生一視同仁，曆來親自判斷學生的程度和能力，不抱成見。這個學生課程考分雖低，動手能力卻不差，能勝任我布置的任務。隻因經費有限，購置的劣質器材多少影響了演示效果。有人因此又掀風波，答辯時，楊SY咄咄逼人地提出自以為能難住學生的問題，而我平時特別重視基本概念，學生心中有數回答自如，楊SY很失望。
他提的問題倒也事出有因：記得有一次，談及他崇尚的國外推銷的測試設備，我說因器件換代，那些設備早已過時，他辯解中向我提過同樣的問題，口吻似考小學生，極不禮貌，我甚反感，未予理睬。他是想在答辯中想難住學生，以證明我無所知之，業務不精，指導不力。楊SX本人根本提不出問題，陰謀最終未能得逞。她不會就此罷休，我必須提防她惱羞成怒後無休止的刁難。
我們這一批人提了副高職後，新一屆研究生入學了。楊SX負責分配研究生，她沒有科研項目，也就沒有導師資格。我的項目獲準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不能不分給我研究生，但不能指望她分給我優秀的學生。我不拒絕任何學生，盡心竭力恪守教師職責。
自然科學基金
受排擠的人不可能得到官方的科研經費，隻能寄希望於自然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很難獲準，我決定申請，是逼上梁山之舉；敢於申請，則是因為查閱分析了大量最新的權威資料，充分論證後，對選定的課題心中有數。
童教授選的科研項目是十多年前盛行於發達國家的“路內測試（In-circuit Test）”，國外各大公司為標榜自家測試手段的可信度，紛紛推出這種高精測試儀。而測試對象的工藝幾經換代，那些設備僅隻曇花一現，已不再適用，隻因造價昂貴棄之可惜，才開發軟件以期廢物利用。國內也有引進，但基本當成擺設，浪費了外匯。電子領域的發展日新月異，亦步亦趨是沒有出路的，必須迎頭趕上。
清華圖書館有一間庫房模樣的閱覽室，無人問津，我在書堆裏發現了最新的原文資料，從中受益匪淺，觸摸到了有關領域的前沿，看準了方向。我及時在博士點建議，舍棄原課題，研製“故障診斷專家係統”，非此別無出路。在場的新主任當即說我“好高騖遠”，“秘書”楊SY也冷嘲熱諷，我獨自堅持。曾想與業務好的老師合作，他們也都認為不現實，我隻得自己論證，指望自然科學基金評審專家認可。但我自以為是代表教研組申請自然科學基金，還是必須處理好“合作”，盡管人家並未參與，我仍按慣例在參與者一欄中填了同組教授、教師的名字。童教授不準我填寫那些人，好像怪我要沾別人的光。個中原因或許是：一來認為我不會成功，二來怕萬一成功不得不肯定我對教研組的貢獻，提職時就不好壓我。他本人隻是給我麵子，才同意署名，但聲明不能參加任何具體工作。我也
是出於尊重，不能不填寫他的名字，並不指望他具體做什麽。
係裏申請基金的教授大有人在，被批準的則屈指可數，教研組裏更是數而不必屈指，僅我一人獲準。係裏特別召集各組科研領導開會，一一分析獲準基金的原因。與會的楊SX副主任自是如坐針氈，更加記恨我了。經費尚未撥下，她就迫不及待地下令，用我的基金支付教研組當夏的飲料費，想把我的項目扼殺在搖籃裏，我若不同意，她必有讒言。好在天無絕人之路，基金委及時下達了基金專款專用的命令，才保住了我微不足道的科研經費。
我獲準自然科學基金，有科研項目，又指導研究生。這一切成了沒有競爭實力者的心病，我兼備教學科研，具備提升正高職的條件，就有人暗中施計。如前述，同一批提了副高職的草民，隻有我留在教研組，楊SX當然就竭盡全力對付我了。此人以陰聞名，從不露麵兒，而是背後搗鬼，完全不擇手段，毫無職業道德。楊SY為了向上爬，給她充當了特別好使的槍，毫不懈怠地瞄住我，稍有不同意見，就狀告我“不好合作”，說我不能團結群眾一道工作，黨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拒我於“門”外。
現實是，“與誰都能合作”的新黨員楊SY，毫無合作願望，不論我怎麽忍讓，他都照樣向“組織”匯報我“不好合作”，這樣，既完成了“領導”布置的打擊排擠我的任務，又表白了他與我“合作”是多麽不容易，可謂一箭雙雕——我該怎樣團結他一道工作呢？！
不僅在博士點，類似情況比比皆是。凡與我共事的黨員都肩負著證明我“不好合作”的“使命”。沒有一個黨員主動團結我，卻要求我這個群眾去團結沒有團結願望的黨員，豈不荒唐！
我的處境越來越清晰，或許無所作為就能得到黨支部對我人際關係的好評？可轉念一想，就我走過的軌跡，即便無所作為，也隻能得到貶義的評價，如其不然，豈不枉費了拒我於黨門之外和壓製我申報職稱的心機？他們想在提職中甩掉我，連不安排工作的損招兒都使了，我還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總能浴火重生，為了方便設計陷害，他們隻剩下抵製我入黨這一招兒了。
挑撥是非暗中破壞
一天，楊SY當著我的麵，通知我的研究生個別談話，表情凝重。我問是否與我有關，他官氣十足地說：“跟你沒有關係。”我沒介意，他是新黨員，又是秘書，可能是責任感使然，要做學生的思想工作，我的學生或許有些小毛病？不過，照理這是我的職責，他一貫自私，入了黨一夜之間就真的變成“特殊材料”，舍己為人啦？繁忙中，也顧不上多想，這些瑣事隻在腦海裏一閃而過。
我的研究生被約談後告訴我，楊SY對她說：“你的導師不是清華畢業的，業務有待提高。”這位秘書背地裏與我的學生個別談話，就為了說這個？他沒讀幾天大學，業務倒不需要提高？楊SX連課題都沒有，也不需要提高？我著實氣憤，但仍冷靜地想到，這批學生報考時，我還沒有資格招研究生，他們是衝著知名教授而來的，我應尊重學生當初的選擇。於是告訴她，如果想換導師，可以向教研組提出。學生說：“老師誤會了，我覺得您是好老師，才把這事告訴您。我挺反感，他有什麽資格這樣說我的導師啊！”是啊，我又沒有指導不力的記錄，也沒有學生對我不滿，這又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亂，楊SY就秉承旨意挑撥是非，暗中破壞我的工作。我一直忍辱負重，他一直背後捅刀子，究竟誰不好合作？！
我聽到過學生抱怨老師，我必自然而然地，設法維護同事的威信，這是職業道德。楊SY有文革整人的狠心，習於落井下石，有“黨”為靠山，更加盛氣淩人，不可一世。他不懂職業道德，隻知對“黨”言聽計從，他的“黨”就是楊SX，如前述，他這個“黨”在他入黨問題上幫了大忙，他感恩不盡，成了她的槍，不懈怠地瞄準著我，這次效忠如此有創意，真可謂“青出於藍”。
明顯防不勝防的同時，我也確信自己的工作越做越好，好得讓他們慌亂，才越來越不遺餘力，不擇手段。他們處心積慮的“戒備、防範”舉動，讓我堅信自己的業績。
心急的是，眼看著清華大學越走越偏，我無力糾正，官方無意介入，且縱容。
“黨”誇他“跟誰都能合作”
童教授興奮地通知我：“一放寒假，博士點所有學生一起到工廠、研究所去調研，通知你的學生先不要回家。”我立即到處找學生。聽說要實習，買好車票的學生都心甘情願地退了票。
以後幾天全無消息，就去問童教授，他一改原態，說：“這事你得找楊SY商量。”看來如果我不主動問，事情就拖黃了，該怎麽跟退了火車票的學生們交代呢？我隻得去問楊SY。
楊乜斜著眼睛，代搭不理地反問：“到哪兒實習？我不知道。”
明目張膽地撒謊。隻得再找童教授，他不好食言，親自去說服。
楊SY埋怨童教授通知了我，說我去他就不用去了。他就是這樣跟我合作的，“黨”說他“跟誰都能合作”。他膽敢擺出“領導一切”的架勢，衝撞童教授，正是因為肩負著“使命”。
童教授一言既出，如不堅持原則，實在有失身份。如果連這也做不了主，他的麵子該往哪兒擱？在童教授堅持下，才一起成行。
一路上我主動承擔工作，所做所為無懈可擊，楊SY也不得不說：“跟你一起出來，我太省心了。”他能這麽說，我很知足，盡管明知他向“組織”匯報時，一定不這麽說。
第一個實習地點在南京，除了原定的廠、所，我又聯係了國內首屈一指的南京無線電廠，以使師生收獲更大。十年前我駐該廠編寫教材，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所以雖無介紹信，廠方仍熱情歡迎。該廠也與國際接軌，已在研製新一代的表麵安裝器件SMA(Surface-mounted-assembly)，證實了業內形勢與我看準的科研方向完全一致。莫名其妙的是，該廠既已研製新一代器件，卻也盲目引進了過時的路內測試儀，閑置在特製的玻璃房內，花高價買了廢物。我希望楊SY有所觸動，但他肩負排擠我的“使命”，凡我之見他必反對，因而必然沒有清醒的科學態度。他無視客觀事實於我無礙，遺憾的是，科研工作無法正常開展，我無力阻止他們走進死路。
漆黑的雨夜，我們到達第二個實習地點——蘇州。小城的公車早早收班，我帶著學生冒雨步行。楊SY先到一天聯係住處，明知我們不認路，卻不來接應，我們隻得邊走邊問，小城人對外鄉人多有提防，一路周折。直到午夜，才找到駐地，冬雨透淋兩小時，一行人篩糠般地發抖，西服革履的楊SY沒有絲毫的歉意與擔心。
楊SY自己住進較好的單間，我與學生同住。公正地說，他不是貪圖舒適，而是滿足虛榮。我混在學生中，他籠統招呼一聲“同學們”，向廠方顯示他是唯一的“權威”。這種表現我不陌生，曾有外單位到教研組找“楊教授”，正好問到反感他的人，那人說：“什麽楊教授？沒有。”原來是楊SY出於虛榮，對外謊報了學術職稱。
最後來到上海，一行人艱難地擠上公車，幾乎無立錐之地。我們盡量緊湊地堆放行李，當地人還是罵罵咧咧地抱怨，說公車擁擠都怪“外地佬”。號稱當地人的楊SY一聲不吭，我不忍學生受氣，就和顏悅色地勸阻乘客：“不要再講了，有機會到外地，一定不喜歡人家叫你們外地佬吧。”立即鴉雀無聲。此地人隻認上海話和標準普通話，楊SY大概不願露其外縣鄉音，不敢出聲。
在上海，我又主動聯係了額外的參觀單位，學生很有收獲。楊SY順便探家，未能同去。
楊SY指導的學生因故沒參加實習，回到北京，我特地聯係了名為大華的有關工廠以期彌補。楊SY說好同去，出發前卻變卦了。我開誠布公問：“為什麽我聯係的參觀，你都不去？”他輕率地說他以為我聯係的是大華襯衫廠。這分明是狡辯，誰會聯係與專業無關的單位！我事先明確告知，該廠有最值得學習的內容，再說如有疑惑，為什麽不問清楚？我為他帶的學生聯係實習，他卻這樣對待。這又讓我想起“黨造”輿論：“他跟誰都能合作”，醉翁之意不在酒！
——目的是誣陷我不好合作。
楊SY完全是為了迎合楊SX對我堵路拆橋的意圖，替她掃清提職的障礙，隨時隨地不忘宣示我並非博士點正式成員，我所做的皆非工作需要，製造不利於我提職稱和入黨的輿論。
欲加之罪
楊SY入黨後，幾乎無人申請入黨，但我仍被拒於門外，我也不為五鬥米折腰。文革紅衛兵，習慣於對人無禮，李MY當了書記底氣更足，一副管人的架勢。原書記調離後，讓她當我的聯係人，半年一度的匯報，就不得不找她了。她說黨員都對我不熟，要解決入黨問題，應該主動爭取每一個黨員的了解。我來教研組已八年，漫長的八年，日本鬼子都投降了，“關心群眾”的黨員們還不了解我，是我城府太深？黨員們應該知道我是怎麽做的，為什麽還要我自我介紹？明知支部是設法敷衍，可是如不照做，他們肯定故意找茬兒，必須提防節外生枝。我仍執著地“爭取入黨”，但不再是為了什麽主義，而是不服氣被某些不堪的人刁難，不想讓他們得逞，所以不得不“與人鬥爭”，但絕無“其樂無窮”之感。
約談黨員中，新主任沒提具體意見，總結性地說：“反正你來了以後，我就覺得你這個人鋒芒畢露。”在清華大學，外來的人若是不“露”，必被踩扁，“露”了，則必遭忌。我不過是勇於承擔工作，盡力幹好，堅持學術真理，業餘愛好多，喜歡文體活動，表現尚稱不俗。而最不被容忍的“露”，大概是我做了別人不勝任的工作，比如出了書、獲準自然科學基金，開出前沿課等。至於外語，總不能別人不行，我就裝做不行吧。我沒有故意“露”什麽，就說我“畢露”，如果真的盡露優勢，這個“畢露”該怎麽升級呢？
在清華，“挨踩”或“遭忌”是外來戶必須回答的選擇題，兩者擇一。我毫不猶豫地選了後者。追求完美是我的習慣，習慣日久定性格；優秀，是我的第二天性，父母生就，師長培育，坎坷促成。
約談黨員隻剩下楊SX。多年來她一直背後捅刀子，給我穿小鞋，彼此已經很久不過話了。我在清華，嚴於律已寬於待人，努力克製倔強脾氣，特別注意師人長技，還誠心稱讚過楊SX的長處，不過話的局麵完全因為她的做法讓我忍無可忍。
前不久，童教授帶的研究生因課題定不下來，想參加我的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那時我還沒有助手，當然歡迎自願參加者。我按規矩辦事，叮囑學生，要向教研組正式申請，並經導師同意，才能落實。學生申請後，楊SX百般阻撓，氣急敗壞地警告學生說我的項目“是另一碼事，與教研組無關”，學生依然堅持，她又通過楊SY威脅學生，說選了我的課題“答辯的時候就知道後果了”。他們為了拆我的台，完全可能不顧學生的成績，甚至前程，我必須勸學生服從他們。好在我的項目吸引了外教研組的學生，該生的導師也樂於與我聯合培養，我才有了助手。
我始終沒有認為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屬於自己，但主管科研的楊SX執意把我排除在教研組以外，日後提職好說我對教研組無貢獻。她不擇手段地整我，我也沒有足夠的涵養與之友好相處，實在不願與她約談。可是若唯獨不找她，必將留下口實，黨支部將加罪於我。心裏翻騰了好幾天，家人與朋友勸我高姿態，我才邁出了主動的一步。她怕上級指責不關心積極分子，倒也不敢怠慢。
談話中，她重彈支部用來搪塞我的老調：“不能正確對待批評與自我批評。”我請她舉出具體例子，她說我在業餘社團活動中固執己見，但說不出“己見”的錯處。又說我以己之長比人之短：“外語麽，當然啦，你脫產學習過。”這話不值得回答，但我有必要回答，我說：“我不認為自己外語有多好，也沒有脫產學過。”她身為“領導”，明知我學外語期間是隻為瞞過校方而假稱脫產的。公認的“紅眼病”，見不得別人好。如前述，她曾如實告訴我，他們的外語、數學都不好，顯然認為我這個外來戶一定更不好。後來發現我在這兩方麵都有優勢，她耿耿於懷，所以不顧事實，硬說我外語好是因為脫產學習過，懂行的人起碼應該知道，外語水平不是朝夕之功。
與她談話最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她毫無誠意，並流露出要將整我進行到底。我是個痛快人，更是幹實事的人，不想浪費寶貴的時間，於是直言：“我不在乎逆境，逆境催人奮發。”告訴她，我永遠不會被壓垮。她怕的就是我不誇，我的話對她極具威懾力。她漲紅了臉，無言以對。
因為忍無可忍，我才破釜沉舟。
遵照“組織”的旨意，我一一約談黨員，大多數是友好善意的，他們說了我許多優點，表示不理解支部對我的意圖，我理解他們的無奈。隻有個別人毫無誠意，甚至使我蒙受屈辱，我一忍再忍，總算完成了找每個黨員談話的要求，猶如卸掉了千斤重擔。
“他們”本來估計我放不下架子，不會主動找黨員談話，就有理由不吸收我入黨。可我偏偏一一找了，支書沒有理由再敷衍。難以置信的是，情急之下，書記幹脆蠻不講理地冒出了一句：“知道你找大家談話了，你耽誤了黨員們很多時間。”
至此真相大白，支書讓我主動爭取黨員的了解，隻是個拖延之計，以為我不肯放下架子，沒曾想我會去找每個黨員征求意見。他們估計錯了，我追問支部對我約談黨員的反應時，支書措手不及，諏了個如此低級理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我誠心誠意和忍辱求全，支書非但不與肯定，反而加罪於我。其實，艱難邁出的一步付之東流應在意料之中，之所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純屬嚴於律已，該做的，我一定都做，讓“他們”
無法找茬兒，麵對欲加之罪，我問心無愧，泰然處之。
他們的虛弱暴露無遺，日子並不因為整了我，就好過。
“逆境，是磨練人的最高學府。”
楊SY算是我的合作者，所謂合作，就是都屬於博士點；他是黨派來的，我是童教授點將的。童教授退居二線已無實權，又從不得罪“黨”，除了讓我指導學生查找、消化外文資料之外，不讓我介入其他工作。我隻能主動配合，不論誰的學生，我都得管，那些導師並不領情，也許全然不知我承擔著他們的職責，不計入工作量。
博士點的工作，我越來越插不上手，討論大事從不通知我參加，每每無意中進入辦公室，楊SY與童先生的談話必戛然而止。童先生每每極不自然地寒暄，表示他們是在閑談。每逢此景，我總頓生憐憫，他是那麽怕他的各代學生，就因為他們是黨員？這種感覺不免衝撞我對他的敬重與信任，但我諒解，每見他尷尬，我就禮貌地告退，不讓他為難，心中希望他像常先生那樣重視學術、主持公道。
我向係主任反映情況，表明不會處理這樣的“合作”，他說：“你就自己幹吧。”可是黨支部拿“合作”問題說事兒，凡與人共事，不論共事者多麽無理，都怪我不好合作，或不能帶動“群眾”一道工作，所以不夠黨員條件。
合作應建立在坦誠的基礎上，所以我總是往好裏想，覺得楊SY不至於那麽狠，他也經曆過爭取入黨，應能理解積極分子的心境。再說，他是黨員了，理應他帶動我這個群眾，他卻一味排擠我，黨還說我不能團結他。支書要求我找黨員談話，當然少不了他。我心懷良好願望，已多次主動與他交流，他總是言不由衷。剛談話沒兩天，他又約我“談心”，我想他這是要發揮黨員作用，給他機會吧。
談話是為了增進了解，應該開誠布公，我索性說了與他合作的難處，以及工作上插不上手的感覺。說到我一進門他們就終止談話時，他立即變了臉，聲嘶力竭地命令：“你把剛才的話重複一遍！”我反感了：“你說約我‘談心’，我怎麽想就怎麽說，你這是什麽態度？！”他幹癟的臉抽動著，似義憤填膺：“你的話性質很嚴重，我要記下來，向組織匯報！”見過愚蠢淺薄的，沒見過這麽愚蠢淺薄的。這個本以自私奸猾著稱的年輕人，剛入了黨就教訓人了。對這種乘不正之風青雲直上的人，不能一味遷就，我斬釘截鐵地說：“我的話可以自己對組織說，就不麻煩你了。”
上級黨委知道群眾對他的非議和對我的好評，校黨委組織部也了解支部在我入黨問題上的不正之風，他不過是個預備黨員，有待轉正，因而心虛，怕我和他一樣“向組織匯報”，就在我起身離開時，他求饒了：“我剛才態度不夠冷靜，咱們還是心平氣和地繼續談吧。”我說：“我應邀與你‘談心’，始終心平氣和，不能理解你為什麽不冷靜。”他勉強克製著，不敢肆無忌憚，因為黨支部為了避開不重視我入黨問題之嫌，曾布置與我約談時，“每個黨員必須持歡迎態度”。
我向新書記兼我的聯係人李MY談了這情況，明知談不出結果，還是得談。不出所料，她還是一副蠻不講理的態度，文革造反派大都有這本事，況且，楊SY惡人先告狀，支部也已聽信佞人讒言，定論我“猜疑合作同事，態度不端正”之罪。
類似的事情太多了，無處訴說，以致憋悶得積鬱成疾。但我挺過來了，蘇格拉底名言：“逆境，是磨練人的最高學府。”我不斷迎接折磨，一次次通過這所最高學府的考試。
有一種輿論，認為我被清華大學接受並站住了腳，就該知足，不應再有奢求，入黨與正高職稱皆非分之想。係主任不是早就說過，就是他這個領導，也得頂著副教授帽子退休嗎？但我不被說服，他隻做行政而不事業務，當然不應有學術職稱，而我全時從事教學科研，理應得到公正的學術評價，我不受影響，一如既往地鑽研業務。
後來，係主任退休，頂的是正教授的帽子，他是否還記得當初對我說的話？他顯然是想讓我絕望而主動放棄，少一個競爭者，評審工作就少些麻煩。
我不禁慶幸當初沒中他的“調虎離山”之計。
她乘直升飛機
“組織”重點照顧楊SX，人不知鬼不覺地給她頒發了不止一個“校級大獎”，並因“獲獎”而“擇優”提級，為提職鋪墊。獎項雖來曆不明，但都毫不含糊地存檔備案，為提職造勢。若稍有本事，早就提升了，可是她實在乏善可陳，沒有課題，不能帶研究生，美其名曰把機會讓給別人。而一個能力極強的助教一直獨立做課題，即將鑒定時，她利用職權掛上了導師之名，坐享其成，不費吹灰之力就“培養”了一個優秀碩士。學生輿論嘲笑，問那助教：“你們倆誰指導誰呀？”提職操作中，領導力保黨員、幹部，並不追究原委，楊SX隻要實惠，搖身變成了“優秀論文導師”。該生能力很強但學分不夠，按規定不應授予學位；她兩肋插刀不遺餘力地奔走，上級知她難出業績，既要保駕過關，也就破例授予了學位。那助教感其恩，後來立足臨國，還給“導師”創造了出國機會，以資報答。
她不能獨立前往，令一年輕業務尖子護駕，回來後，替她“傳達”出訪經過，吹捧一番。連路程在內出國一周，病了三天，一天逛街，僅一天“忙於公務”。群眾對其出國如視而不見，校方亦不看好，隨即把有關對外聯絡事宜交給另一係的資深老師，楊SX氣憤不已，卻不敢有悖扶她上了直升飛機的領導。
被全方位“關注”
紅眼病是眼科頑疾，不好治，嫉妒如同樣紅眼病，稟性難移。
人們說楊SX就像個“紅眼病”患者。因為嫉妒，她與好友反目成仇，人家不跟她一般見識，調離了；因為嫉妒，她暗中給老同學使絆兒，排擠出教研組；此後就全力對付我了。任何事都可能誘發她的“紅眼病”。且不說與提職有關的，就連別人的形象、愛好都會使她犯病。曾莫名其妙地跟我說：“我們都很樸素。”我說：“我喜歡樸素。”她頗具威懾地說：“在我們這兒，你穿的算好的。”我穿什麽了？明顯的醋意“關注”！那年月，穿著千篇一律，我決不比別人講究。我自幼多愛好，對文體活動都還在行，在業餘社團裏，能出主意和發現問題，所以頗受歡迎，相處融洽，大大舒緩了壓抑的心情。誰知，她在業餘社團裏也看不得我好。我前腳參加，她後腳跟進，我加入了就能參加演出，她則很久也上不了台。於是嫉妒，最好我也沒有能力參加演出，她心裏才平衡。我選擇體育療法醫病，堅持鍛煉後，健康狀況改善，並在校內外比賽中名列前茅。楊SX趕緊練起同一項目，但吃不了那份苦而作罷。
我參加業餘活動隻為身心健康，她卻嫉恨，覺得我出了風頭。全方位的“關注”盯著我，我充分感受到了不自由。
科研方向
1980年代下半葉伊始，國外幾家公司在京舉辦設備展覽，楊SY拿回一些“資料”，看上去講究，其實不過是商業廣告。正如我埋頭資料堆裏已經了解到的那樣，先進國家的器件工藝幾經更新換代，十年前的測試手段已不適用，拿來中國展覽，無非是為了推銷已逐步成為廢鐵的昂貴測試設備，隻有井底之蛙才會如獲至寶。
明知已經過時，還要亦步亦趨，讓我帶一個學生做有關課題，楊SY自己知難而退。我一再重申看準的方向，始終不被接受，不得不聲明此課題無價值，且短短一個學期隻能做原理驗證。博士點不改初衷，黨支部依舊指責我不好合作，我不得不違心地接受這毫無意義的任務，指導學生做費力不討好的“研究”。我有言在先，估計了所有可能發生的問題，“他們”才無法明目張膽地攻擊我。
我一再提倡的科研方向非但無人問津，還故意壓製，童教授也不相信，都想從外界尋找救命稻草。一次，他組織大家聽一個學術報告。我希望國內有同行共識，使博士點受到啟發。拿到書麵材料時，我已掃興，“學術報告”內容不是報告人從事的科研，而是十年前外文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我仍認真聽取，想聽聽他的體會，可惜其理解並不透徹。大部分聽者認為是研究成果，童教授也倍加讚賞，我說出其出處，他流露出不悅：“人家看了文章就能做學術報告啊。”我無語。學術界盛行這類活動，看一篇文章就做報告，作了報告就是學術帶頭人，其實毫無新意——學術界不識真偽，可歎！
我密切注意國外動向，有足夠的根據堅持自己的判斷。除了光顧校內圖書館，還每月一次國家圖書館檢索當月最新資料。我注意到，1970年代末，權威刊物大量刊登以傳統思路研究模擬電路故障診斷的文章，到了1980年代中葉，這類文章已全然不見蹤影。代之而起的是以專家係統為手段的故障診斷研究，我的判斷準確無誤，也正因此，才獲準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我做了綜述報告，就連受命排擠我的楊SY本人，也承認很受啟發。
主管科研的楊SX沒有能力考慮教研組的科研方向，也從不參加博士點的學術活動。她隻顧掃清提職路上的障礙，決不讓我“得逞”，童教授也不願違背“領導”意圖。
半年以後，研究模擬電路故障診斷的祖師爺，享有國際盛譽的美籍學者R W Liu到訪，講了他以8個管子的電路為對象的原理性研究，這與實際對象的複雜程度不可等量齊觀。他坦言這條老路已到盡頭，必須另辟蹊徑——這正是我查閱資料已經確知，並再三強調的觀點。教研組由於不采納我的意見，走了兩年彎路。但“他們”並不因此肯定我，而是悄悄地不再尾隨老路，這同當初我指出教材裏的概念錯誤，沒有人支持，再版時悄悄刪改，如出一轍——他們從不坦蕩地承認錯誤。（“組織”放心地把科研大權交給了楊SY，二
十年後，仍方向不明，顆粒無收。）
我看準科研方向非但無功，反而有過，“紅眼病”楊SX因而更視我為威脅。我是個完美主義者，怎麽可能為了迎合什麽，而放棄追求真理呢？我隻會盡責，不會趨炎附勢。如前述，我越是做得好，“黨”越是以種種欲加之罪為借口，拒絕我入黨，阻礙我提職。
掌權的人一味追名逐利，排除異己，不思進取，嫉妒、不希望團隊成員做好工作，這是我在清華大學感受到的痛苦之最。
成功的導演
祖師爺敲警鍾才終止了我們研究的老路，但專業方向懸而未決，學位課講什麽？童教授已選定了某軍事院校的講義，卻原來是我熟知的1979年權威外文雜誌的論文摘譯，都是國際上已證明此路不通的陳舊內容，翻譯水準也實難恭維。教研組好像並未理解祖師爺的警鍾，還是選擇模擬電路紙上談兵的所謂故障診斷“理論”，做為研究生學位課，下學期由童教授擔任主講。我暗中著急，權且不說內容過時而無用，但應該明了，講論文與課堂教學截然不同，再說，若不具備涉及的諸多數學與理論基礎，那些論文無異於天書。我更替研究生遺憾，他們將麵對學科發展的死路，而且要作為學位課學好，需付出不值得的代價，浪費寶貴的讀研時光，其實學生對那些過時的資料有所了解足矣。
那學期隻剩一周，一開學就上課，我擔心童教授事務繁多，沒有時間備課，又涉及太多學科，短時間內難以拿下講課任務。
這事雖與我無關，但我是童教授點將而來的，理當盡職，卻不能直說，就有意地給了他一份幾頁紙的勘誤表，婉轉地告知書裏有些錯誤，請他明查我更正得是否合適。童教授不掩飾明顯的驚訝與寬慰：“嗯！你不能就給我個勘誤表，得幫我講課。”我心想：您可真沉得住氣，要是我不主動配合，或不掌握教材內容，您找誰救火啊？課表上的講課教師是他和楊SY，沒有我的名字，再說他也沒主動找我，我完全有理由不管。不過，我欣然接受了，不全出於無私，也為了宣示競爭正教授的資格，交出勘誤表就表明我有能力講學位課。童教授接過勘誤表時，我就斷定學位課的講授，我勢在必得。
最後，事情如我所料，我簡直覺得自己是個成功的導演。
給童教授解了圍，理應得到承認，課表上理應正式加上我的名字。可是沒人這麽做，也不知童教授是怎麽想的。不過，誰也否認不了我是本專業研究生學位課首位主講教師，所任課程內容雖無實用價值，但仍是全國首開的高深課程，事實勝於雄辯。
整個假期，我晝夜兼程地備課。
這事兒加重了楊SX的受威脅感，她不願讓我“一枝獨秀”，生怕我凸顯出來。無奈自己不行，先後乞求許、趙兩位老師再開其他學位課，皆被拒絕，都說已經開一門課了。她央求許老師的情景被我撞見，尷尬地指著我說了一句實話、：“人家已經開了兩門，這又要開第三門了。”許老師明智，堅決不淌教研組科研的渾水。
我開課後，學生反映照例良好，官方依舊不願承認，楊SX的戒心更甚一層，我則義無反顧。在清華大學，必須不失時機地證明自己的實力。
根據學科發展趨勢，我提出再開一門學位課，楊SX不予考慮，當即說：“係裏規定每個教研組隻許開一門學位課。”她全然忘卻乞求別人開課的事，黔驢技窮，措手不及，才會如此前後矛盾。係裏有關負責人說：“誰說隻許開一門學位課，你們教研組開不出課，別的教研組都不隻開一門，怎麽會限製呢！”這又一次證明，楊SX等自己不學無術，又想不費吹灰之力就當上正教授，雖能保駕過關，但怕群眾非議，所以自己幹不了，也不願讓別人幹，以免眾目睽睽之下，顯得自己無為無能，大家都不幹，他們掛著幹部的名，那叫做“崗”，“因崗定職”就順理成章了。
一般知識分子的處境就是如此，你有實力，“黨”不給你機會，什麽調動積極因素，什麽發揮知識分子作用，如此等等，都得看“領導”的意思。對其不利的事，不管工作多麽需要，也不會讓你幹。感到你有威脅，就更設法打入十八層地獄。在這個教研組，我幹得再好，也得不到承認，反而成為提職的障礙。盡管我的工作有目共睹，無可挑剔，支書還是說：“對共產黨員的要求是，不僅自己做好，還要帶動大家。”多麽大言不慚！虧她說的出口，如今對黨的幹部都不提這樣的要求。再說，我帶動，必將另有罪名加害於我。久而久之，我根本不在乎他們的態度，自己評價自己，能做好，說明自己有本事，不承認者不過是自欺欺人。
追求完美是我的習慣，我為父母追求完美，為不負今生追求完美。我走自己的路。
眾雲：小人得誌
黨支部討論楊SY轉正，會前不聽群眾反映，會上不讓群眾發言，自始至終按既定方針吹捧他“跟任何不好合作的人都能合作”，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合作者隻有童教授和我。真相是，楊SY奉旨不遺餘力地排擠、暗算我，我顧全大局忍辱負重，他仍變本加厲，我怎麽退讓，他怎麽緊逼，置我於死地而後快，要我怎麽合作？！我極其憤懣。
楊SY被黨炒作成“年輕有為，勇挑重擔，把教研組的科研搞上去了。”我頓感涼了半截，如此科研狀況，就評出“功臣”，教研組無望了！楊SY科研眼界如井底之蛙，工作上無實際作為，卻被炫耀工作勤奮，每天早出晚歸；而教師無需坐班，勤奮與否全憑良心，他是刻意做給人看，還經常自表“因公忘私”的故事。他雖順利轉正，但名聲很差，係裏非議不斷，都知道他是個極端自私的小人。入黨後，許多知情人問：“怎麽不征求我們的意見？”更有人不屑地說：“這種人也能入黨！”黨外人士則慶幸：“群眾隊伍淨化了。”
楊SY不過是少數當權者謀取私利的馬前卒，為了向上爬，他為之效勞不以為恥。江山易改稟性難移，他不斷暴露其自私虛榮，惡俗張揚，目空一切，眾雲：“小人得誌”。
黨支部後來還選他為模範黨員，多年的老黨員們倒也甘願自認不如群眾意見多多的楊SY，真是自我諷刺和貶損。“他們”明抬楊SY，暗中貶我，重用他就是為了排擠我。多數黨員或不了解這一內情，或事不關己。上級組織倒是多次過問我的入黨問題，黨支部應付上級倒也多次走討論的過場。一位正直的黨員告訴我，討論時，他曾問過：“人家到底怎麽了，老這麽拖著！”
前述，我爭取入黨早已不是為了什麽理想奮鬥終生，也並非還想圓滿年輕時的夙願，黨的形象也日益不令人向往，甚至都不想跟整我的人較勁了。那麽，為什麽還不撤回申請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不讓整我的人得到解脫，一旦提出不再要求入黨，“他們”就會毫無愧疚地一身輕了。【20年後的今天，我覺悟了，後悔為這些事浪費過時間和精力，真不值得。——2014】
我奮力抗爭的目標隻剩下體現自身價值，為此，我百折不撓，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然而，置我於死地而後快的處境中，開路架橋也是犯禁的，竟有人專事堵路拆橋，我不得不披荊斬棘，身心疲憊。我就不明白，堂堂清華大學，怎麽就不容我做好工作呢？
中國的“職稱”製度和具體操作，已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毒瘤，有權或有後台者靠歪門邪道當教授，得誌的小人乘歪風邪氣青雲直上。如此高校，楊振寧卻大言不慚地吹捧，其私心昭然若揭。錢學森的大師之問遲到了，答案早已明擺著，人所共知。
“黨“的考驗
提為副教授前後，“他們”就指望我無所建樹而自動放棄競爭。可是我講授了多門專業課，有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這一切優勢都被視為威脅。楊SX為掃清提職路上的障礙，幹脆濫用職權不安排我工作，或不承認係裏安排給我的工作是教研組工作的一部分，領導任其所為。他們是想堵死我的路，逼我自動退出正高職的競爭。
我不得不揭穿陰謀，挑明了要爭得平等的競爭機製，要求上級幹預、製止不正當的做法。我近乎挑戰地提出，此處不需要我，就調到需要之處。頻繁被迫改行使我有能力適應任何新領域，自己苦一點，沒有我不能勝任的工作。教研組經常抱怨工作量重，要求增加人，我又能適應各種工作，他們不敢說不需要我，何況我爭取來的任務不是誰都勝任。其實領導班子裏存心整我的隻有楊SX一人，年輕的新一屆主任精明強幹，不至於給她當槍使，加之係裏還有人支持我工作，她不敢明目張膽，但從不放棄在背地挑撥是非。
剝奪工作權力未果，楊SX又生一計，以副書記兼副主任的名義下達任務，要我擔任研究生的班主任。她以為我也一定像一般人那樣抵觸，與她爭執，她就可誣我不服從需要，造成負麵影響，堵住公正人們的嘴。明知是變方整我，並且我根本不讚成大學裏的班主任輔導員製度，卻爽快地接受了當班主任的安排。她愣住了，預謀落空，束手無策。她立刻找台階下，換了個臉譜假惺惺地說：“我們考慮這工作適合你，你一定願意幹，所以不找別人，優先安排給你。”我當然不容她得便宜賣乖，當即聲明如果有人特別想幹，就優先安排別人。她忙說：“你不是爭取入黨嘛，這是黨對你的考驗！”
好一個“黨”的考驗！她自封為黨！想讓我陷進繁瑣的事務工作，無暇東顧業務。為了排擠競爭者，她費盡心機。我真希望她把精神用到正經地方，腳踏實地，參與公平競爭。
我原本反對大學的班主任製度，學生曆來厭煩那副教訓人的臉譜，我亦如是。年輕人有無限的聰明才智，上大學前，已是學弟學妹的榜樣，進了大學，卻又被看小了。設班主任、輔導員其實是控製學生的一種手段，不利於培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班主任一般由黨員擔任，若非另有目的，是不會信任我的。我雖反對這個製度，但有機會接觸較多的學生，這是我欣然接受的另一原因。
普遍認為，研究生比本科生更難“對付”，我或將麵臨許多費力不討好的難題？得有思想準備，經受“黨”的考驗。
路被堵了，再開，橋被拆了，再架，我不聽擺布，著實讓視我為威脅，存心摧垮我的人頭疼。
清華園裏有親人
開學那天，主管研究生工作的係黨委委員郭SL隻向學生介紹了我，就全權放手了。麵對朝氣蓬勃的年輕人，我一下子就喜歡他們了。自我介紹說：“我不是黨員，”頓時掌聲雷動，我才知道當代學生不歧視非黨老師。“也沒當過班主任，甚至不讚成這個製度。”又是雷鳴般的掌聲，“但我欣然接受了這個安排，來做你們的朋友。我是五十年代的青年，你們是八十年代新一輩，都說咱們之間有難以逾越的代溝，我看沒那麽嚴重。我們都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維護正義，那就一定有共同語言。”台下一片歡呼聲。
這麽令我欣慰的開始，楊SX要是知道了，大概會撤換我的。
有位同學沒有及時報道，他年幼喪母，不久前，父親又意外去世。他沒有家了，我告知全班，要讓他一到校就感受到家的溫暖。
從此我常常不知不覺就來到學生宿舍，與學生促膝談心。一兩周後，我幾乎能叫出所有人的名字，學生說他們彼此還做不到呢。還說：“讀書以來經曆的班主任太多了，有的一個學期下來，也沒見過麵，有的老找我們的茬兒，見了麵我們也躲著，老師你不一樣，你是自己人。”——我很快就融入了這個集體。
所有班主任的工作量是一樣的，付出的多少則因人而異。我心裏裝著每一個學生，急之所急，想其所想，好像有一條無形而結實的線，把五十六個同學連在一起，同學們都心向這個集體。我視學生為朋友，平等相處，無話不談，有學生告訴我個人隱私，說跟父母都不說。這種信任讓我心暖，更感到責任重大。我把他們的隱私封存心底與之分擔，絕不向上匯報或公諸於眾——那樣，是踩著學生肩膀往上爬。
班裏第一次過中秋，學生邀我參加，又怕影響我家庭團圓。
外地來的學生都不能與父母共度佳節，我不能丟下他們不管，有我在，就不僅是班級活動，而是有親人長輩的天倫之樂，我們一起遊園、談心，十分愉快。家裏人支持我，等我回家一起賞月過節。
那時食堂開飯時間太短，學生上機往往錯過飯點兒，許多人用電爐或電熱杯接短。校方下令不準使用電爐，班主任大都負起責任，突然抽查，繳獲“戰利品”。我則通知學生要檢查了，藏好電爐，以免不必要的損失，並向校方反映意見，改進食堂工作，給同學方便。
在班主任裏，我的做法堪稱另類，犯上，但是我願意。
這班研究生，以及我教過的學生，讓我實實在在地感覺到清華園裏有親人。
沒有代溝
我不確知檔案究竟是什麽樣子，隻聽說其中除了有關的個人資料，還包羅對個人不利的一切，能毀掉人的一生。當然也會記載有利的，可這隻有“聽話”的人才有。檔案不是隨便看的，我這個普通群眾沒有資格。好在我不想根據檔案了解學生，喜歡不帶成見，相信直覺。當班主任接觸了學生，深感八十年代青年絕不像有人擔憂的那樣，他們有思想、有抱負，普遍比五十年代的青年有頭腦。“擔憂”什麽呢，是怕他們不馴服吧。有人深情留戀五十年代，我也曾誤以為那時最佳，後來才逐步認清，那時全民隻用一個腦袋思考，偉光正說一不二。文革中“天機”泄露，方知還有遠不如一般的“特殊材料”。唯黨獨尊一去難返，致使受益者念念不忘那個年代。我不“聽話”，感受過不自由，因而比較容易反思五十年代的弊病。
學生使我受益匪淺，我與他們之間沒有代溝。
世界潮流滾滾向前，不會停滯或倒退。人口眾多，十幾億頭腦很難順從一言，沒有不透風的牆，進步之風吹來，最富敏感性的青年最先乘風翱翔。我的學生並不像傳說的“不關心國家大事”，而是真心實意愛國，實事求是處事。五十年代，人們隻表現愛國，並未真盡匹夫之責，八十年代青年則在想，國家怎樣才算得真正強大。
先進集體的那些事兒
係黨委主管研究生的委員郭SL一直非常放手，我和學生共同營造了自由寬鬆的環境，第一次覺得清華大學屬於我，有我最親近的人。一年不到，換了嚴JC接管研究生工作，他也是文革被輟學的，曾是學生本科時期的輔導員，可是同學們對此熟人的到來無動於衷。他到任一個月，隻抓了一次社會實踐，期末評先進時，就獨斷地說，這個班隻有社會實踐可以申報先進，沒有條件競爭先進集體，貶低他未經手的一切成績，而社會實踐隻佔我班一學年裏短短的一個月。
我不願苟同，正巧遇見我班擔任校團委書記的楊振斌同學，就征求他的意見。他了解全校情況，說：“咱們班在全校比較突出，我看應該申報先進集體。”我倆立即找班幹部協商，大家一致認為社會實踐僅是一時一事，總體表現更值得總結，參加評比，評不上也可找出差距繼續努力。
他們通宵達旦認真寫了總結，我交給嚴JC並傳達了學生參評的熱情。他沒看材料就鐵定地說：“我隻管社會實踐，到時候你自己向學校評審組匯報。”我珍惜學生的積極性，答應了。
但我始終沒有等到向校評委匯報的通知。沒多久，偶然碰見嚴JC，他說：“哎呀！我費了好大力氣爭取，才說服了評委，一致投了咱們班的票。”我班學生得到承認我就高興，並不介意誰去匯報。
校刊編輯部送發我一期《新清華》，登著記者采訪我班同學的文章，大讚我班是“朝氣蓬勃的集體”。一位編輯說，張孝文校長看了其中學生對班主任的評價，用紅筆標出，並批注：“這樣的好老師，為什麽就不能入黨！”我真想告訴校長，教研組黨支部有攻不破的“守門員”。同學們了解我在入黨問題上所受的刁難，每次黨支部會都邀請我，我不是作為班主任，而是作為積極分子參加。學生中黨齡最長的黨員鳴不平說：“共產黨為什麽不要好人？”我忙解釋，說這隻是一個支部的問題。我與許多非黨同學談話，鼓勵他們爭取入黨，他們說：“老師這麽好，黨都不吸收你，可是不怎麽樣的人卻能入黨，黨是怎麽了？”學生們說：“我們覺得是黨員的老師，準不是黨員，覺得不是的，倒是。”我勸他們切勿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別因為我這個別現象，失去對黨的信任，放棄入黨的決心。
這個班三年內發展了十名黨員，不敢說是我“發展”的，但我確實認真督促過他們【注：我當時的認識水平決定了這樣的做法。】
接著，我班又被評為市先進集體。年終，教工先進個人的大紅榜張貼出來，醒目得由不得你不看，我駐足看見嚴JC的大名，他正巧路過，尷尬地說：“孫老師，我不會忘記你的。”我淡然一笑，他顯然把“先進”看得很重。不過，我還是珍惜他的態度，他大概還知道自己對這個先進集體沒做什麽。
整個過程中，嚴JC的做法顯得很功利，說了我班條件不夠，他不管去匯報，看了學生有說服力的總結，就當仁不讓了，還說是他說服了評委才評上的。後來的事讓我知道，他也是為自己的前程鋪墊。他是黨的幹部，同齡人基本上是非黨員，再把我班校、市先進集體的事跡算在他頭上，怎麽會評不上先進？
教研組秘書一貫負責任地把每期校刊放在辦公室桌麵上，提醒大家看，以便了解校內大事。這次一反常態，刊登我班事跡的這期校刊卻始終未見蹤影，難怪沒人知道這些事情，自然不會為我鳴不平。是悉心安排的，還是秘書與領導保持一致自覺而為？我無從知曉。倒是校、係內其他單位許多人為我高興，叫我“優秀班主任”。
我班成績斐然，全校聞名，說明工作做得不錯，可是係黨委又畫蛇添足地派來黨員李FY協助嚴JC加強領導。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乃一箭雙雕，一來貶低我這個非黨班主任的作用，二來為了給李FY安排“因崗定職”的“崗”。嚴JC宣布今後思想工作由他倆共同負責，我問，班主任幹什麽，他說：“事務性工作。”我說：“我的概念裏，做班主任充滿了思想工作，如果隻是事務性的，學生完全可以自治。”嚴JC幹脆說：“你想怎麽做就怎麽做吧，反正你不算思想工作組的成員。”他交代的明白，今後我當班主任的一切成績都歸功於他倆所代表的黨的領導，都將成為他們晉升的“資本”——嚴JC率先摘了桃子，又讓李FY接著摘。
其實，我並不在乎什麽“先進”，也沒認為研究生班的先進集體是我的業績。隻是半路殺出的黨員領導們並未“帶動群眾一道工作”，並不“吃苦在前享樂在後”，有黨給他們做主，他們見困難就讓，而絕不上，他們見榮譽就上，而決不讓。
我班評為先進，教研組當然不可能永遠裝不知道。我想起楊SX說過，當班主任是“‘黨’考驗”我，就故意跟黨支部書記談經受考驗的體會。她不願談及此事，敷衍地說：“知道了，知道了，這班學生素質好。”——她顯然清楚知道一切，而且想好了對策：我不主動提此事，他們就裝作不知；我提起，他們就冷漠視之，竭力抹煞我的作用，非但不肯定我的工作，還要一筆勾銷我付出的心血。
此後，黨支部大肆吹捧一個黨員班主任，讓她在全係介紹經驗。她幹巴巴地報了些數據，比如，與學生談話的人次，每人談了多少分鍾等等；指名道姓地數落學生的缺點錯誤，在她的教育下才翻然悔悟，引起眾人反感。係裏許多與我並無私交的同事批評係領導不公平，說我幹得那麽出色，也沒表揚過，她才幹了一個月就介紹經驗，言之無物，不能服眾，貶低學生抬高自己，令人蔑視。
我給學生一顆熾熱的心，她則一味監管學生。學生主動熱情邀我參加他們的活動，據說她要求參加，學生就改期。學生回報我永恒的友誼、信任和溫暖，據說她家裏陳列著學生在授意下送的鏡框。
教研組還表揚了一個抱怨班主任工作是負擔的年輕教師，以示對班主任工作的重視，有意對我的成績熟視無睹。
“他們”不願看到的事情發生了。本教研組無視於我，校方卻要我在全校研究生班主任大會上介紹經驗。我說沒有經驗，嚴JC既已歸功於己，當然不希望突出我，順勢說：“那就不要講了。”可是校方堅持，我就講了體會和感慨。研究生院領導林恭實走上講台熱情地與我握手，說：“全校老師都像你這樣，清華大學就辦好了。”
之後，校黨委通知，讓我和某副書記一起參加1988年北京市德育年會，要我複印50份在全校班主任會上的發言稿。我用自己的經費複印上交後，又通知我這次不去了，說以後還有機會。說真的，我是從事學術的知識分子，根本不想參加什麽德育年會，但是不禁要問，偌大清華大學，高層領導出席德育年會，竟然隻攜帶我的發言稿，別無其他，全校那麽多雙肩挑甚至全職的政工幹部，就都拿不出“德育”的成果嗎？
我處在有功無祿的境遇中，生命有限，時光飛逝，廢寢忘食也架不住幹什麽教研組都不承認。我不在乎得獎，可是職稱看重獎，有人靠後台製造獎項，我則該得的也得不到。我想應該有言在先，就去找係主任，照理，情況他都知道，也有權主持公道，但卻敷衍說：“大家都知道你做得好，也都知道學生喜歡你，怎麽說不承認呢？”他分明是在裝糊塗，我揭穿說：“大家都知道有什麽用？我連口頭表揚都沒受過，可是人家又上“崗”，又製造獎狀，都存入檔案。”他找些托詞，推得一幹二淨，完全不願主持公道。不得已，我明確告訴他：“我反映情況，不是要求照顧，我會做好一切，隻希望你們別一邊炒作某些人，一邊視而不見我的成績。我能達到正教授的一切標準，別故意壓我。”係主任又一次亮出底牌：“隻有極少數人能提正教授，多數人，包括我在內，都隻能頂著副教授帽子退休。”
談話沒有結果。我不為他的“宣判”所左右，一如既往地奮發圖強。我追求合格正教授的水準，某些人則絞盡腦汁，用華麗的包裝，裹住假冒偽劣。
沒過多久，係主任就戴上了正教授帽子。就是一頂帽子，他隻擔任領導，沒有業務工作，他因“崗”定了職，而我不是官兒，沒有潛規則的“崗”。好在我有一定之規，如果聽信他的話，甘願“頂著副教授帽子”而不再進取，就沒有理由維權了。清華有相當一批因“崗”定職者，占了大量的教授名額。我不怪係主任，他算是受益較晚的了，能得益，誰會不要呢。
黨的一切政策旨在鞏固統治，提職政策也不例外，得保自己人。
我本應評上的先進，就這樣被草率地剝奪了。但我的貢獻有目共睹，加之學生的輿論，黨支部感到很大壓力，連嚴JC都說：“這回你們黨支部想讓你入黨也得讓你入，不想讓你入黨也得讓你入。”當時我不確知有人怕我入黨，自己也以為，未評先進是因為有人摘桃，入黨又不牽扯別人，總該勢在必行吧。
黨支部在巨大壓力下阻擋著我，不免擔心正直人們的非議，而且當時上級黨組織也還重視我的入黨問題，支部必得處心積慮地找借口，繼續阻礙我入黨。我有這個思想準備，但後來的事發生得比意料之中的離奇百倍。 【是否加8964的事？】**********
莫須有
一次，係黨委委員郭SL以異樣的目光打量著我，流露遺憾地問：“是不是在教研組裏有什麽事沒處理好？”我莫名其妙。見我不解，他說明了情況：“黨支部說你搶別人的研究生。”真是丈二和尚！我問：“搶誰的研究生了？”“是不是朱YQ的？”我恍然悟到，這又是有人強加給我莫須有的罪名。我表示了憤怒，說係黨委如果相信黨支部編造的拙劣理由，未免太愚蠢了。
實情是這樣的，朱老師將需較長時間離職，她的研究生擔心無人指導，要求換到我名下，我當即告知：“必須經導師同意，還要提出書麵申請。”我教過她多門課程，她找我，是很自然的。後來，朱老師安排了新導師，學生還是想做我的課題。我明確說：“既然安排好了，就安心服從吧。”這事過去快一學期了，沒有人過問，再也想不到支部上告係黨委不討論我入黨是因為這個，我必須澄清實事。
教研組主任顯然對此事記憶猶新，沒等我說完就搶話：“反正你把朱YQ弄得很惱火。”我沒做什麽，更沒想讓別人惱火，他不容我解釋。跟他說不清，我直接找了朱老師，坦誠交談，她明說對我沒有意見，隻是責怪學生不跟她商量就向教研組申請。我如實相告事情經過，說明我沒做過違反規定的事，學生也沒想背著她換課題。朱老師很正直，對於“他們”的做法，她和我一樣莫名其妙，並且告訴我，她在黨支部會上問過我的入黨問題為什麽老拖著。我頓時明白了“莫須有”的起因，朱老師為我主持過公道，有人就設法離間我們，還借茬兒向係黨委告我的狀，真可謂無孔不入。
我想起，調走的幾位年輕同事異口同聲的關照：“教研組有人覺得您是威脅，不會讓您入黨，您就別費勁了。”
我班第一次評為先進集體之前，隻由我一人負責，學生都清楚，係黨委也應了解，可是嚴JC成了先進工作者，學生都為我鳴不平。係的S副書記流露關照之意，想給我換個基層單位，解決入黨問題。我不要這樣的補償，不要施舍，要的是付出被承認。係黨委煞不住黨支部的不正之風，校黨委也同樣“強龍壓不住地頭蛇”。
因為我在校內的影響，黨支部十分尷尬，費盡心機接連製造欲加之罪。他們製造的事端，每每使我有誤入白虎堂之感，防不勝防。即使我真有不當之處，也應弄清情況再下結論，他們卻不問青紅皂白，以種種莫須有的罪名為借口，不接受我入黨，久而久之，係黨委似也默認支部的誣陷，竭力壓住各方麵支持我的強烈呼聲。他們的最終目的還不在於拒絕我入黨，而在於將我擠出正高職的競爭——我有實力，如果也在黨，無疑大大增加他們擠我的難度。
次年，我班又評為校、市先進，這次不要說支部，就是係黨委，
也認為這與我無關，一切歸功於正副組長，他們是黨的領導！這是“因崗定職”的目的，同時也如全國舉措，在黨的威信大不如前的形勢下，抓住一切機會肯定黨員的作用，證明組織依舊偉光正，黨員依舊特優秀。就這樣，我一直被拒於黨的大門之外。
係主任總結工作，向全係大讚我班好，卻隻字不提班主任，絕不像對某些班主任那樣大肆表彰，這就助長了教研組敢於無視我的成績。我沒得到任何正式的肯定，但僅是我在全校發言、學生的讚美，校刊約稿，就足以讓紅眼病之類坐臥不寧了。
我與學生之間友誼日深，生活充實。班上的黨支部書記肄業出國，臨行前跟我說：“我很留戀咱們班，如果老師都像你這樣，我就不想出國了。”畢業前，學生依依不舍，畢業後仍保持聯係，建了通訊網，我與同學一樣被列於其中，頗感欣慰。畢業後，他們定期編輯通訊，互通消息，連我體育比賽獲獎的事都不漏掉。至今，他們已畢業近三十年，我們仍在網上通信、聊天。
楊SX等以己度人，以為我會被壓垮，但學位課，英語授課，獲準自然科學基金，班主任等等，都是不爭的事實，我每每從刻意設置的陷阱裏掙紮出來。我的課題吸引了外專業的學生，主動要求我做導師，粉碎了“堵路拆橋”的陰謀。我的論文或被全國性學術會議重點表彰，或被國際會議選作大會發言。------。雖然每走一步，都須披荊斬棘，但我的成績有目共睹，所以，付出的艱辛有所值。
我所做到的一切，與楊SX的無為，形成鮮明對照，她如坐針氈，於是調兵遣將，令年輕教師長期幫襯，給最強的研究生當掛名導師，有專用的實驗員。自己不學無術，卻放不下架子，從不平等待人。她積極拉剛分來的小青年入黨，以便聽她個人使喚。小青年不明真相跟了她一段，儼然一個骨幹分子的架勢。這事兒讓人們想起了我，紛紛質疑黨支部，為什麽不吸收“久經考驗，表現出色”的，而硬拉一個還沒來得及有所表現的小孩子？這孩子畢竟單純正直，了解真相後，不願接受不光彩的“重視”，不久就辭職了。
兩度提升正高職，楊SX與我都名落孫山。人們清楚，重點保護對象太多，我之類的百姓必被擠掉，而她是扶不起的阿鬥，“保”中未被“擇優”。她幾乎全職排擠別人，我替她惋惜浪費的大量時間。她膽子不大，很少出麵，而是背地裏煽風點火，攛掇別人，但明眼人皆知，正是她，視我為威脅，千方百計擠兌我。
如果僅此一人，倒不致壞了清華大學，問題是，不僅不止此一人，而且官方政策庇護這樣的人，這就導致了清華大學的潰敗。
節外生枝
如前述，我一度被孤立起來，“黨”不安排我與人合作的工作，卻繼續宣傳我不好合作。我問：“沒有合作者，怎麽才算處理好合作？”支書畢竟年輕，脫口而出：“應該關心別人的工作啊！”她自知失言，眼下哪個黨員關心過別人？倒來要求非黨員！再說，我若是主動過問別人的工作，別人怎麽想？清華的人，你死我活的職稱競爭形勢下，誰願意別人幹預？支書畫蛇添足，舉出我“合作”出問題的例子：“你破壞了工會活動。”好大的罪名！從何說起呢？ 支書亮底說：“董MC說你幫了倒忙。”
給電機係上課時，匿名狀告我的董MC當了係工會主席，我不計前嫌，一直支持他的工作，比賽獲獎，他還向我道謝呢，我徹底糊塗了。支書又說：“你說找人指揮，可自己不參加活動，幸虧他有兩手準備，你差點兒拆了他的台。”簡直是無中生有！當時董說希望找個合唱指揮，因為歌曲是我選的，我是說過可以找到，也確實找了，但不合適。其實，我本人就勝任合唱指揮，但不願出頭露麵（不是已經說我鋒芒畢露了嗎！）我及時告訴了董MC，說幫他再想辦法，他親口說：“不用了，係主任要親自上陣，領導出馬還加分呢。”我很高興，當即把自己寫的指揮譜交給了係主任。至於“自己不參加活動”，純屬無稽之談，隻有一次因開全校性的會缺席了，事先還請了假。我是最認真不過的，真沒想到董某如此兩麵派，支書如此聽信讒言，為了整我，他們居然雞蛋裏挑骨頭！
令我鄙視的是，事情已圓滿解決，時間也過去良久，董MC居然造出如此謠言，迎合某些人的意思整我。更可鄙的是，黨支部竟偏聽偏信，不問青紅皂白加罪於我。這是原則性問題，於是嚴厲地聲明：“我不屑於辟謠，甚至權當你們沒有造謠，隻問，黨章上那一條規定了入黨與參加業餘活動有關？你們以什麽態度對待嚴肅的入黨問題？你根本沒參加，不是照樣當支部書記？我積極參加了怎麽倒破壞了？”支書幹脆耍賴：“我不擅長。”組委顯得“老練”些，煞有介事地說出緩兵之計：“不要爭了，這件事需要調查。”理屈詞窮，想起了調查。我蔑視地頂撞：“沒調查就下結論！再說你也參加了，還找誰調查？”另一支委是我的學生，他看不過去：“老師各方麵都是我們的榜樣，------”組委見話頭不對，忙截住他，轉向我：“你要求入黨，我們希望你做得更好。”我已厭惡這種陳詞濫調，你們是黨的幹部，哪一點比我做得更好？我不想浪費時間，退一步說：“要調查就盡快，最好找來董MC當麵對質。”組委不識時務地羅嗦：“不怕有缺點，認識了就好。”又近乎乞求地對我說：“哪怕承認一點點，我們當支委的也好做工作呀！”話語裏聽得出他們卻有難處，一定是有意卡我的勢力不斷向他們施壓，我想成全他們不受指責。可是誰沒有缺點？我從不認為自己完美無缺，但絕不容忍誣陷。組委倒是有心下台階，隻要我不那麽強硬，也許會努力發展我的，發展了我這個老大難，還可算是她的業績，但我沒給她台階，不願再談下去，我不為五鬥米折腰，更不能縱容不正之風。
士可殺，不可辱！
這件事充分證明，黨支部，應該說是個別人吧，真的是存心不讓我入黨。我曾真心熱愛共產黨，執著地爭取加入，雖然越來越多的黨員與我心目中的形象大相徑庭，但我渴望自己做到合格。在清華大學奮鬥十餘年，努力工作，嚴於律己，群眾公認我比那些黨員強得多，卻被不堪之人拒之門外。漸漸地，我的入黨動機變了，不再是青少年時那種純正的夙願，而更多是不服氣被那些人卡著。再後來，不放棄入黨要求幹脆是為了給卡我的人添堵，若是撤回申請或是不積極了，他們就有會把責任推到我身上。讓他們永遠欠下這筆債，我想看他們還能怎樣煞費苦心編造拖延的理由。
反思過去，我在入黨這事兒上浪費了太多時間，不值得。此後，我隻是每學期末問支書一次他們的“調查結果”。第一次詢問，她就裝糊塗：“調查什麽？”“你們以支委會的名義說要調查的事，不應該忘了吧。”她尷尬地說：“好好，我去問董MC。”我寸步不讓：“你找他來當麵對質！”她說沒這個權力。“你就有權力誣陷我！不行！這事非弄清楚不可。”她想暫時擺脫，就隨口答應了。事後敷衍我說董某敢於作證，我說：“你把他找來呀！”她耍起無賴，說沒處去找。我讓步，讓她跟董某約好再通知我，我隨叫隨到。她冒出了一句很弱智的話：“怪我當初不該說出他的名字。”我忿忿地說：“有你這樣的書記，我替共產黨難為情。不說出名字就可以造謠嗎？”
一天正巧碰見董某，他滿臉堆笑偽裝“友好”，“熱情”地招呼我。我誠懇地談了那件事，他頓時變臉：“你就是拆了我們的台，大家等你一個人，沒法排練。”難得他如此準確地詮釋了“撒謊不打草稿”，我質問道：“我又不是主角，就一次缺席，還跟你請了假，你也沒讓我負責，怎麽我不來就不能排練？我根本不參加也無可非議。”他繼續無理取鬧，搖晃著腦袋：“你就是起了破壞作用。”接著就一步三晃地溜了。對著那令人作嘔的背影，我厲聲說：“流氓！”隻有這個詞適合他了，他曾經一直感謝我，事後從未說過有意見，為了溜須拍馬，就無中生有陷害無辜，不折不扣的流氓。
從此我拒絕參加係工會的活動，以示抗議。我無處說理，也沒那閑工夫，自古以來，官官相護，今日治下尤甚。每學期結束前追問支書一次，作為備忘，提醒他們這事沒完。
又一個學期末，支書組委一起找我談話，聲明他們對我的問題特別重視：“跟別的積極分子談話一個人就夠了，跟你談話至少兩個人，而且認真準備。”我不願兜圈子，一針見血地指出：“說謊當然得準備，來一個人怕編不圓謊話吧？談談話，用得著準備嗎？我就不準備，怎麽想就麽說，尊重事實多省心啊。”他倆漲紅了臉，顯然觸及了痛處，但仍擺出幹部架勢，讓我談爭取入黨的體會和自己的優缺點。我輕蔑他們以黨自居，單刀直入地問：“我怎麽破壞了工會工作？”書記支支吾吾說：“這事兒不是早就過去了嗎？”我緊逼：“過去了？什麽結論？沒通知我呀。”他倆啞口無言。“‘調查’可是你們說的，怎麽忘了？”組委故意扯開話題：“你特別想入黨，------”我已完全失去耐心：“現在不說入不入黨，先把誣陷我的事說清楚！”
這時有人找她，算是撈到救命稻草，她立即抽身走了，否則不好收場。剩下胡攪蠻纏的傀儡書記，我不屑於奉陪。
申請入黨一直像個緊箍咒，我事事謹慎，時時反省，仍躲不開頻頻的節外生枝。好在我已提高了真正的覺悟，早已不那麽在乎入黨與否了，我是有骨氣的。
甩掉“緊箍咒”
一言以蔽之，恢複職稱後，有人不想費力隻想討好，所以濫用職權壓製有競爭能力的老實人。我自強不息，不遺餘力，有人感到壓不住，所以不可能再讓我入黨，因為這些人要守住自己僅有的“優勢”——在黨。我絕對嚴於律己，所以問心無愧。
毫不誇張地說，經過了內心的海嘯，我才認清這個現實。感謝諸多友好，幫我掙脫了羈絆。
老同學世芬最了解我的離奇遭遇，她是黨員，鄰居，還是我孩子的老師。每逢奇事，她必是我第一個傾訴對象。我不光是為宣泄，更明確要求她客觀評判，我若有錯切勿姑息，以防我主觀衝動。她飽受文革摧殘，健康狀況極差，但總是耐心傾聽。每每聽我盡量客觀的敘述，她都比我更動情，控製不住生氣，淚水盈眶。我擔心她傷身，努力掩飾內心的苦楚，不敢再說下去。她的義憤來自為我不平，也來自對她自己那個組織的失望，恨那個組織不講道理。
早在1970年代，老同學，黨員稚歧，就勸我不要申請入黨。她響應黨的號召，放棄上大學，當了中學老師，文革中被紅衛兵打斷肋骨，後患癌症。我去看望她時，她的女兒似乎早已熟悉我，說我“就是那個老想入黨的阿姨”，可見她有多麽關心我的坎坷經曆，她女兒則認為我與其說是執著，不如說是犯傻。
1980年代，偶遇老同學，地下黨，擔任要職的啟恒。她是我的入團介紹人，黨支部外調我時找過她，說她百忙中接待了他們，熱情讚揚了我，所以她以為我早就入黨了。見到她時我還真的很愧疚，想她一定怪我進步太慢。可是我道出實情後，她說：“別再爭取。黨和宗教一樣，初衷都是好的，但是都會被人弄壞。”我理解她的肺腑之言，但仍不想放棄，解釋說：“主要因為自己付出了艱辛，希望有個公正評價。”她果斷而深情地說：“自己評價自己。”這句話很重要，促我恍悟，我一個自由人，為什麽一定要讓自稱“黨”的那幾個人來評價呢，但是當時我執迷不悟，入黨初衷癡心不改。
真心相待的人都勸我別為那張黨票賭氣，媽媽不斷開導我“別生閑氣”，直至離我而去。孩子從小就認為，黨要是好，就不會把自己爸媽這樣的好人拒之門外。我也逐漸有了真正的覺悟，甩掉緊箍咒，自己評價自己。就這樣，我獲得了新生，我行我素，心情豁然開朗，身體也好了許多。特別是1980年代末，大環境震撼了我之後，我開始無所顧忌地，在大庭廣眾之下揭露不正之風，致使教研組會議明顯減少，實在有事時，也是宣布完了匆匆散會。他們取消了民主生活會，不給大家說話的機會。
我抓住一切場合暢所欲言，以攻為守，導致群情激奮，踴躍發言。頭頭十分狼狽，又無法指責，因為我不是發個人牢騷，而是為大家、為辦好清華仗義執言。
看不見的戰線
朋友們本以為逾不惑之年的我調到清華大學，是繼“萬水千山”和“車輪滾滾”之後的“錦上添花”（電影名），其實卻是開始了更為艱辛的曆程，恢複職稱後，我的處境被摯友們比作“看不見的戰線”，想來有趣，我的人生階段居然都可用影視名稱作為標題。
誠然，我麵臨的人為障礙太多，“文人相輕”愈演愈烈。恢複職稱本是好事，如果人人為之切實努力，參與良性競爭，必能促進學術發展，可是一統天下，什麽都走樣，“行與不行”的對聯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這個現實。行，還是不行，全按“黨”的標準，後來黨的權限甚至擴展到取代醫生，決定某種藥誰才能吃，誰能休病假。
在“行與不行”政策指引下，各級、各界領導雖不事學術，也都成了“正教授”。因“崗”定職，他們有“崗”，參評的述職就是黨八股式的行政工作總結，於是，坊間稱他們為“街道教授”、“食堂教授”等等。他們打著名校教授的旗號，滿世界招搖撞騙，所以，奉勸各界謹防假冒，切勿輕易肅然起敬。在這樣的現實中，真正做學問的人難有出頭之日，看你“勇略過主”，人家就不給你“崗”，而黨員都有。“崗”不夠用，就設新“崗”，建立新係、新組、甚至虛設不幹實事的機構。“崗”就是官位，有了官位就不愁當不了教授。批判了“學而優則仕”，推行“學而仕則優”，最後發展成了“不學，仕也優”。不學，當然談不上學術水準，而水準是相對的，雖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但官位越高，就越沒有與之相比的貨。眾目睽睽之下，權勢不高，又沒有競爭力的七品芝麻官，就自己不“革命”，也不讓人家“革命”，竭盡阻礙、壓製之能事，讓別人也不能表現出實力。正是因為七品芝麻官不斷騷擾，我每走一步都得披荊斬棘，逢山開路遇水架橋。開了路必被人堵，隻得奮力再開；架了橋必被人拆，隻得玩命再架，以致筋疲力竭。他們給人穿玻璃小鞋，讓你步履維艱。這種不易察覺的劍拔弩張，就是友人們所謂的“看不見的戰線”。
我最珍惜的學長劉秀瑩對清華大學了如指掌，她有文章提到和我“煲電話粥”，清華見聞是少不了的粥料。我們形容身處清華的感受，話語竟然一模一樣：“清華想整你，滿身是嘴也別想說清”。我不忍心幹擾病重的她，始終未了見麵的心願，2013年秋，她去了天堂，我留下永遠的遺憾，失去了知己，我的心時時隱隱作痛。
既然滿身是嘴都別想說清，就索性不說，但我始終直麵艱難，鍥而不舍，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大學畢業後，趕上反修防修，廢除了職稱，我與同代大學教師一樣，當了十多年助教。恢複職稱提為講師後，已逾不惑。申報副高職就開始受阻，幸有常先生公正裁決，才獲批準，時年已近天命。此後崎嶇坎坷，上未能孝敬父母，下未能相夫教子，不遺餘力地工作，做出的貢獻有目共睹，就是係領導成員中也有為我鳴不平的，唯獨本教研組某些人，故意視而不見。非幹、非黨，性別女，無後台，又隻講真話，這些都是在清華大學提職的致命傷，我都占了，可謂“五毒”俱全。正因為此，我被拖入一條看不見的戰線，除非退出競爭。我繼續前行，永不退縮。
“教授”是這樣煉成的
我給本專業研究生開學位課，做了本應正教授承擔的許多工作，楊SX怕輿論，就通過後台找了個給非電專業研究生講課的差事，內容雖淺於本專業的本科課程，也算給研究生開了課，說出去好聽（自欺欺人）。一次，我因公來到她任課的M係研究生科，女科長順口跟我說：“你們係這個人講課，學生根本聽不懂，意見可大了”。就在授課對象如此負麵的反映下，她這門課，竟人不知鬼不覺地，評上了“研究生一類課”，大家都知道清華大學有本科生的一類課評比，沒人知道研究生課有此舉措，更不知何時何地怎麽操作的。可這，就是她為教授職稱積累的，僅有的重要“業績”。
組內同一批提的副教授中，有人退休，有人先後調離，隻剩下她和我。她有“崗”，我實幹，她盡用招數對付我，我頑強地一一接招兒。第一次輪到申報正高，她本不敢報，可是見我申報，她就匆忙緊跟。靠後台造獎狀，參評時，我述職，她述“獎”。那次要照顧的官兒過剩，輪不上我，也沒輪上她（盡管她有“崗”）。這種情形持續著，被照顧的對象太多，眾多幹實事的教師不過是充當“分母”，以襯托出“競爭激烈”。
後來我應聘赴境外講學，以為不允許申請提職而暫停申報。
我離開後，教研組已無資曆相當者與楊SX競爭，她顯然薄弱，
未能從被照顧對象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我離開之際，其他教研組仍是多人競爭，評委不想得罪任何一組，“黨”抓住這最後一次機會照顧了她，把名額派給了力保她一人的我們教研組。
眾口相傳，楊SX當了教授，日子並不好過，群眾指名道地問“憑什麽當教授？！”她的老同學說：“班裏最笨的人當教授了。”由於其為人暴露無遺，為她服務的手下人眾叛親離，隻剩下忠厚實幹的唐老師，當人們蔑視地非議楊SX時，唐老師笑而不語。
唐老師雖與我交往不多，但彼此絕對友好。或許因為他十分了解楊SX，並從不趨炎附勢，所以讓我明顯感到他的正直與善良，他是我在清華遇到的最好的人。這種感覺越來越被證實，直到近日，全係聚餐中，他繞過許多餐桌，特地前來與我打招呼，淳樸的笑容與話語令我深受感動。我退休二十年又住校外，唐老師不忘記我，主動送來溫暖，難道不是為了撫平我多年的創傷，表達理解我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辛苦？沒有別人專程與我打招呼，唐老師也沒有跟誰都專程打招呼，我無比珍惜，感動之淚充滿心田。
提職中照顧完當官兒的還得拉扯官兒太太們，有網上聊天為證，問：“X項目不是鑒定過了嗎，怎麽又拿出來鑒定？”答：“因為某書記夫人要申報教授啊！”一個項目多人分享，誰提職稱，就說誰是主要貢獻者，甚至說當下的申請者才是真做這個項目的，反正未曾真做的已經是教授了，奈何？眾學生到處嚷嚷：“XXX提教授了，開始學外語了。”——這算是要強的，還知道學。
文革後，清華大學“教授”就是這樣煉成的，楊SX隻是冒牌兒貨裏的一個例子。
應聘
1992年夏的一天，我在係辦公室門口，同時遇上兩個人：主管人事的副係主任和某教研室主任。係副主任問那位教研室主任考慮的怎麽樣了，後者從包裏掏出兩頁紙，搖著頭遞給了副係主任。副係主任叫住我說，澳門大學全球範圍招聘教授，按他們的要求講學，讓我考慮是否應聘，至於成功與否當然由該校方決定。
那兩張紙是招聘表格，經手者頗多，已揉搓的折角。澳門大學的工作語言是英語，經手者雖羨慕寫明的高薪，但不具備英語授課能力而無法應聘。
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此時，我已有過四屆英語授課的經曆，應聘是有底氣的。但是如果離校，勢必影響提升正高職。我隻在乎業績得到認可，對於高薪並無興趣。跟家裏人商量，我先生也在乎我被承認而不熱衷高薪；姐姐，尤其是姐夫，則說我犯傻。當時的教研室主任非常支持我應聘。最後想通，如能在全球競聘中勝出，不是更有說服力的承認嗎？於是決定競聘。
外事組對我這個外來戶當然陌生，當即給了個下馬威。負責人說人家要有外國博士學位的，至少也得出過國。他明顯的小覷，倒堅定了我競聘的決心，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我心平氣和地說：“麻煩你報上去，不是由招聘方挑選嗎？人家會把關的。”那人說還得自費到珠海麵試，大概是好心提醒我，弄不好會勞民傷財。見我毫不猶豫，他才勉強同意。
童教授大概擔心我應聘失利，麵授機宜說：“你想應聘成功，就去找範MY，------”說我係範MY的老公周LG將接替葡國人擔任澳大科技學院院長。我回答說：“人家會公平擇優，不合格不能勉強，我誰也不找。”前麵說過，靠實力參與良性競爭是我一貫的原則，我參加全球招聘，當然恪守這個信條。
範MY卻主動打來電話：“他們想應聘的都找我，你為什麽不找？”我禮貌地回答了她單刀直入的問題：“你身體不好，就不給你添麻煩了。”我競聘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求人無異於考試作弊，為人師表豈可不堪？而且，成與敗就都說不清了。
不日，澳門大學來電話，廣東腔：“院長電話麵試，用英語。”
於是，葡萄牙院長與我對話，談了良久，讓我詳述自己的履曆，談應聘的想法等。他一口葡式英語，聽著費勁，著實讓我感覺緊張了一會兒，好在及時摸清了他的發音規律。
他對我講授過多門課程表示滿意，希望很快跟我見麵。他甚至告訴我：“清華大學把你排在最後，我就挑選了排在最後的你。”但我沒有認為這是聘用我的承諾，我覺得自己在突然的電話麵試中沒有展現出最佳狀態，期待著直接麵試時有機會彌補。
幾天以後，收到周LG的來信，說“院長認為你口語還可以，範MY也證明了電話是你本人接的，你不用到珠海麵試了。”我很詫異，與院長通話是在我家，範MY又不在場，她怎麽可以證明？以什麽身份證明？校方又憑什麽就能相信她？我並不需要這樣的證明。
接著，澳大寄來正式的合約，是李天慶校長直接與我簽訂的。周LG其實不必來信，對於此人，我是到了澳大以後才認識並逐漸有所了解的。後來方知，他從中插手，乃其作風使然——他想把清華來的人都控製在他和他太太的手中。
消息不脛而走，許多同事表示讚揚，我絕對感受到了他們的真誠。個別人顯得多心，比如外係一中學校友莫名向我解釋，她“後來沒弄英語，而學了日語”；有人說自己老公英語很棒，不應聘是怕那邊會很累；老公外語不行的就說某某人外語很行，隻因專業不對口，所以不能應聘；總之，清華總有那麽些人從心眼裏覺得外來戶不應更強。許老師特別支持，接替我完成指導研究生的任務。楊SX這次非但不拆台，還暗自鬆了口氣——我離開，對她提職稱大為有利。唯獨楊SY“忠於職守”，照例不失時機，他當著童教授武斷地對我說：“免你麵試是因為澳大放假了，根本沒人管了。”下茬兒好像是說我是趁澳大青黃不接鑽了空子。我付之一笑，不屑於回應。事實上，應聘者中，免去直接麵視的僅我一人，且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澳大對我的評價，由不得楊SY之輩貶損，一所大學放了暑假也照常運作，全球招聘教授，會中途就沒人管了？他真是荒唐。不解的是，他根本不了解情況，何出此言？原委後文評說。
如果不是要求英語授課，那是絕對輪不上我的。如果我不成其為某人提職道路上的障礙，教研組也不會毫無阻力。
據胡東成說，此前有一次半年出訪加拿大的機會，想往者眾，考慮人選時，還是童教授說，派出的人必須能用英語交流，這才決定了我；可是係裏竟然忘了上報，校方以為我係派不出人，把名額給了其他係。胡東成是想告訴我，領導是重視我的，可是，又為什麽會忘？若是選派另外的人，也會忘嗎？名額也會說讓就讓了，係裏也不去索回嗎？
所以，在澳門尚未回歸時，清華大學同意我競聘，也算是給了我一次出國講學的機會，我還是很珍惜，也很感激的。
拿到合約時，大學已開學，我是9月16日報到的。明知道15日以前報到拿全薪，16日以後就拿半薪了。但是我必須準好必要的科技參考書，不想為薪水而匆忙上任。
不是清華 勝似清華
1992年9月16日，我來到澳門大學。校址坐落在澳門氹仔島，居高臨下，俯瞰南海。大學幅員狹小，處處毗連，雨天無須撐傘。
澳大的前身是東亞大學，那時沒有科技學院。成立科技學院把澳大和清華聯係了起來，雖是全球招聘教授，但科技學院的人主要來自中國大陸，尤以來自清華的居多。
與我通話並表示希望很快見麵的外籍院長回國了，清華的周LG接任科技學院院長，從此，澳大不是清華，勝似清華，清華大學的是是非非如影隨形，很難感覺到是出境講學。
周LG第一次訓話首先強調，要承認殖民地的現實。我不知怎樣領會其意，是要我們對殖民者低三下四嗎？即使在日寇鐵提下，我們的父輩也都錚錚鐵骨，再說，我是來講學的，應該與政治無關。他還強調清華人要團結一致，我同樣不解其意，合約是李天慶校長與個人簽訂的，我是在為澳門大學講學，在澳大，“清華人團結一致”，難道要搞宗派？我想，好在個人幹個人的，不存在人際瓜葛。
不久後，周LG張羅著成立清華校友會澳門分會。我上大學時，院係調整已將航空係分出清華，我不是清華校友，所以認為這校友會與我無關。周動員說，在清華工作的都符合校友定義，我沒有表示認同，說可以查查字典，他說手邊沒有中文詞典。我順手拿下旁邊書架上的牛津英漢，翻出了alumni（校友），的確是指在校讀過書，畢業於該校的人。周首先流露驚訝，好像此前他不知道這個英文詞，而他認為自己的英語在澳大華人裏無人能比，似不願接受自己不認識的字別人卻掌握的事實。然後他說，要是我不參加，他太太也不好參加了。其實，因人而異嘛，我是不願讓人說我冒充清華校友，沾清華的光，也真的不認為清華校友就是光榮稱號。
眾人好心勸我別太較真，我才違心地屈從了，但並不熱心，去不去兩可的活動就都免了，不想看到某些人會自然流露的優越感。我很明確，我是來此講學的，這裏的工作與清華無關，這裏的人員都是同事，不論是否清華的。
周LG果然念念不忘清華優越感，在向外國同事介紹我們時，特別聲明我不是清華畢業的。他偏偏又不會說我的大學校名，說我是什麽“space”的，老外雙目圓睜轉向我，我隻好自報家門。老外一聽簡直震驚了，一來，一個女士竟然是學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航空航天）的，二來，聽我說話他以為我一定在美國呆過。這是周始料不及的，他以為外國人隻認同清華，並始終認為中國人裏，沒有人外語能與他匹敵。其實他的親信張LG也不是清華畢業的，他為什麽不同樣介紹呢？也許是有意貶損我吧。
我在外事組看到過張LZ填的申請表，英文字寫的挺漂亮，他還跟人宣揚，說應聘澳大，“要求一口流利的英語”，本以為他的英語一定了得。碰巧我和他上課的教室是隔壁，方見識了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語——發音蹩腳不說，整堂課竟沒有完整的sentence（句子），還貫穿著尚稱流利的中文口頭語“這個這個”、“啊，啊”等，後來幹脆用中文講，讓一個大陸來的學生當翻譯。如此狼狽，他還敢大言不慚，難怪提到此人，童教授都說：“張LZ啊，吹呀！”——此人的確擅吹，口出的狂言讓人以為他英語口語不是一般的好，事實上則不是一般的差。周LG不在乎麾下人員的好與差，隻須服從他的遊戲規則。
是無巧不成書，還是世界本不大，張LZ夫婦竟是楊SY夫婦的月下老。由於這層特殊關係，楊對張自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無條件相信張的扯謊吹牛。澳大免我赴珠海麵試一事，讓清華許多人為我高興，不吝讚美，張LG則不甘心，尤其要讓其崇拜者楊SY相信他在澳大是通天的人物，所以編出了澳大免我麵試是因為“放假了，沒人管了”的無稽之談，楊SY時刻不忘楊SX賦予他的使命，不失時機地貶低我。這無損於我，況且，在場的童先生當即給張LZ的吹牛秉性拍了板，楊SY也隻能騙騙自己，取悅其主罷了。
澳大校方規定英語為工作語言，久而久之方知不止一個大陸來的違約用粵語授課，與學生定了君子協定，不讓校方知道。學生不得不配合，因為實在聽不懂那些教授的英語。
周LG並不指責他們，因為他們都“團結”在他的周圍了。他隻盯著我，因為我不是清華畢業的，他不信任。據說，他曾想貶我，讓我做他的輔導教師，如果他真的這樣決定，我是決不接受的，因為這與校長跟我簽訂的合約不符——最終他倒也沒敢這麽做。
我在澳大的三年時間裏，主講了《Power Electronics》、《Robotics》和《Electrical Engineering》，這三門課程是我從未講過，甚至從未係統鑽研過的，可謂白手起家；除此之外還講授了在清華開出過的兩門課程：《Active Networks》和《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Expert Systems》，尚稱輕車熟路，因為全部用英語講授，備課仍需要大量時間，日子過得相當忙碌。
我牢記外事組不願推薦我時所說的話，以為這裏的同事都是在外國得了博士學位，或至少留洋鍍過金的，所以備課格外認真。
一次周太突然問我：“你的外語為什麽那麽好？”這說明周LG顯然知道我講學廣受好評，隻是清華的排外風使然，不願承認罷了。其實外語水準和能力與是否出過國沒有必然的聯係，也並非光靠外語好就能收到好的講學效果，具備實力是關鍵，功夫不負有心人。
首屆學生升到畢業班了，周LG命令每個導師介紹自己準備指導的課題，以便學生自願報名選擇論文導師。當時大陸來的人裏，隻有周LG是正教授，隻有我沒有外國學位或出國經曆，他深信自己在學術上最有威信，也絕對不信任我這個“不是清華畢業的”。他可能想象著大批學生奔他而去，我則一定被冷落。我倒是擁護他的做法，清華治下，這樣做，對我來說，說不定是最公正的。我等待著學生的選擇，如果學生不選擇我，隻怪我的課題沒有吸引力。
學生報名以後，Coordinator（負責聯係學生的教授）請我幫忙整理報名結果，公布出來。這結果讓周LG大失所望，絕大多數學生第一誌願報在我的名下，隻有五人選擇了他，張LG更是門庭冷落。最後，周下令自願與分配相結合，給每個導師相對均衡的人數。
論文答辯那天，李天慶校長親臨，瀏覽之後，駐足在我組學生的展位，對我指導的課題有著極大的興趣，也很滿意完成的情況，到場的中外教授們也都不吝讚許。就這樣，周LG還是對我說：“看著好，不等於有水平。”我笑了，能說什麽呢？心想，那麽，看著不好的，就等於有水平嗎？我的學生都因受到好評而欣慰，這就夠了。這情形已經遠好於在清華，畢竟沒那麽多是非。
周太本是家屬，卻儼然像是澳大的中層領導，周LG從不直接給我布置工作，總是通過周太來“領導”我，令我反感。作為院長，周LG應平等對待校長聘來的教授，我不能容忍這樣的不尊重。
周LG第一次直接找我是在一次senate meeting（教授議事會）中，他傳給我一張字條，說他太太住院了，說“這件事還是應該讓你知道。”讓我感覺她病的不輕，而唯獨給我字條，大概是因為我與他太太是一個係的同事吧。會後，他要我跟他一起去醫院，方知被調動的不止我一人，大陸來的人裏已有好幾位到場，且都帶來食品、用品。周太的狀態讓我釋然，遠不及曾讓我感到的那麽嚴重。
此後，很多人主動往醫院送飯送禮，我生活條件簡陋，連像樣的炊具也沒備，自己瞎對付，不敢給病人做飯。周顯然覺得我不懂事，幹脆給我安排了送飯的任務。我就忙中抽空每天往醫院送飯，周太又讓我“順便”給周LG買東西帶回，說他忙，腿又不好。總之，這兩口子互相關心，互相愛護，在他們看來，我既不忙碌，又沒有任何困難。其實醫院的病號餐飲十分講究，而且周太正是因為吃得過多才造成心區不適的。後來，同事周LZ要去探視，問我帶什麽東西合適，我實事求是地說不必了，病房裏沒有冰箱，天氣炎熱，會造成浪費。我把這事原原本本告訴了周太，讓她知道周LZ不送禮是因為我的勸阻。不料，周太說：“不一定帶吃的嗎，”她指著桌上的大把花束，“這是人家L（外籍女職員）送的花，150塊！”這我才知道，她很希望大家給她送禮，在醫院裏顯得很有麵子。彈丸之地，大學院長確也矚目，院長夫人當然也隨之風光。
李天慶校長退休後，周LG升為校長，從此澳大更似清華——當然不是民國清華。
國家教委很關心澳大科技學院，派張姓幹部前來視察。當他知道我是教委主任朱開軒的老同學時，由衷地讚美了朱是真正廉潔的領導，讓我頓時感到了他的一身正氣。於是，我像見到故知一樣，向他訴說在澳大的感受和對於辦好科技學院的擔憂。
我們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朋友般地聊天，完全公開，可是周LG卻敏感地注意，並因此記了仇，打定主意排除異己。
大陸官方來人，原本周必安排盛大宴會接待，這次，教委的張先生拒絕了，所以周夫婦以茶話會代之。我注意到張先生絲毫沒動豐盛的食品、飲料，連香煙都抽自帶的。他開門見山、旗幟鮮明地要求來此的夫人當好家屬，反對夫人參政，說中國的很多事，壞就壞在夫人參政上。
全場鴉雀無聲，周太表情犯傻，周則不自然地掃視了我。我想，教委幹部不會因我所談而發此言，初次談話，他會那麽信任我的一麵之詞嗎？可是他發言的針對性太明顯，又似與我之所談不無關係。反正周肯定認準了是我反應了情況，並因此記仇了。我則覺得，要是心中無愧，隻會把教委幹部的話當作警示，何必對號入座呢！
此後，周對我另眼相看的態度溢於言表。剛來時，他曾讓我組織過合唱，還誇我有才，後來我和幾位愛好者一起唱歌，四聲部各一人，隻為享受和聲，周指責我不組織大家一起唱。我們應學生之邀在晚會上表演，李校長有興趣，要求參加，周顯然不悅，無端挑刺兒。我們隻是一起玩玩，無關工作，我又沒有義務也沒有時間開展群眾文娛活動，他卻事無巨細都要挑剔。
清華倒是真放下了架子，政工幹部頻頻到澳大“考察學習”，周夫婦必熱情接待，奉為上賓。學習什麽呢？其實就是給政工幹部創造出境機會，來一趟公款港澳遊，對周而言就是拉關係，找靠山，穩固自己在澳大的地位。許多人認為周對洋人奴顏媚骨，對國人任人唯親，種種表現有損大陸形象，希望我向清華反映，可是我一回到清華，就看到宣傳周LG在澳大“突出貢獻”的官方材料。周妥善鋪墊，早已打通清華重要關節，與那些幹部互相利用，各得其所。
周還虛心向人稱“歐洲鄉下”的葡國取經，不時有該國專家親臨“指導”。一次，讓十分年輕的葡國專家介紹科研經驗，說他們研製了電力方麵的專家係統。我因聽不出那是專家係統，就提了幾個基本而關鍵的問題，那年輕人瞠目結舌。周LG當即表示反感，怪我難為了洋人（而他強調過，必須承認殖民地的地位）。一段時間後，那些洋人舊地重遊，再次“學術交流”時，周LG根本不讓我參加了，有人告知，那葡國年輕人還打聽我為什麽沒來，說他很想見我。
我們六個人一間辦公室，三個大陸女士，一個美國女士，一個澳大利亞人，還有一個澳門人。周LG本有一間專用辦公室，當了院長後，又有一間寬敞的院長辦公室。他從未考慮過疏散一下我們，而一個葡國年輕人來了以後，他立即讓出了專用辦公室。我想這位葡人可能有特殊貢獻吧，誰知，讓他交講學大綱，他說不會寫；給他任務，他說他有三個孩子，沒空兒。我們六個人都比他資深，我明白了，優待他的唯一理由，隻能是周LG承認他是殖民者。
兩年聘期滿後，教授們，包括不受學生歡迎的，都接到了下一個兩年的合約，沒有我的，正直的同事和我的學生們都出乎意外。良久之後，我才收到了僅僅一年的續約。周LG終於盼到報複我的時機，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和輿論壓力，就這一年，他也不會留我的。
一年合約期滿後，科技學院的新任外籍院長約我談話，大讚我是同仁中最出色的，對於我將離去深感遺憾。我不解，既然如此，何不續聘？他解釋說，這是前周院長的決定，他不能幹預中國人的事務。所以我說，不是清華，勝似清華。周LG成了這位年輕外籍院長的頂頭上司——新任校長，他的所作所為，順利成章地成了外國人眼裏的中國事務。
離開澳大之前，共過事的，甚至沒有工作關係的中外同事們都流露出惜別之情，幾乎每天有人請我小聚，說雁過留聲，人過留名，表示欽佩我的為人。我教過的全體學生為我舉行了堪稱盛大的謝師宴，席間真情的流露令我難以忘懷。
同事與學生的情誼也許不僅對我一人，有些事，則與眾不同：
其一，已退休離校的李天慶校長親自寫信告別，信中不吝美譽，充分肯定了我對澳大的貢獻。
其二，澳門新華分社的一位部長（澳門人）和教委前來視察的幹部，各自代表他們的機關，專門宴請了我一個人。
校長秘書特別告訴我：“這兩樁舉動是沒有先例的，可見您在澳大的影響非同一般。”
回國那天，周太打來電話，表示不能相送，我禮貌道謝，說大可不必——送行的同事已擠滿了大學門前的街道。
別了，澳大，別了，親愛的學生和正直的同事們。我打破稍顯沉重的氣氛，詼諧地說：“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雖是玩笑，卻含深意。
歸來述職
在澳大講學期間，當屆教研組主任信告，可以參加職稱評定，並且希望很大。我也不懷疑，如輿論所言：“阿貓阿狗都提了，早該輪到你了。”這是我最後一次機會，因而路遠迢迢回校述職。
國人不守時的惡習難改，我獨自在大大的會議室等候良久，評委們才姍姍來遲。我愣住了，年輕的係主任曾許諾不找敵視我的人當評委，但是，連亡我之心不死的楊SX也來了。頓時心火上升，無奈不是講理的時候，也不是講理的地方，隻有耐心等待述職。
外教研組與我合作過的閻老師投來友好的目光，而被優先提職的女性們則流露明顯的不友好，她們一直耿耿於懷，決不願承認外
來戶的優勢。她們毫不掩飾這種心態，其中金YH表演得最充分。
事先，係主任希望我介紹一個科研項目，我說明是業餘參加的，不算是在清華的業績，他說“還是講講，對係裏有啟發”。我簡單講了之後，有人問我在裏麵的作用，我如實回答，並強調這不是我申
報職稱要匯報的工作，我沒有半點以此為提職加碼的動機。
金YH仰靠著椅背發言，擺出一棍子打死的架勢，卻暴露出她根本不了解我所講的問題，遺憾無人察覺。我參與的這一科研解決了三級倒立擺的控製，此前是20世紀控製領域懸而未決的世界難題。我們的成果在自控界權威，時任中國自動化協會理事長的楊嘉墀前輩主持下通過國家鑒定，在海外也有一定影響。金YH卻武斷地說國內早有人解決了。不錯，有人研究過，但不是國人，而是德國人；
但是德國人降低了問題的難度，把複雜對象分解成簡單對象，用了兩套係統，這就使命題發生了質變，不成其為世界難題了。
所謂世界難題，限定隻用一套係統，依靠正確的規律直接控製複雜對象，因為長期懸而未決，才被公認是世界難題。我們在決定研究這個問題之前，做了充分的調研，再說，如果國內有人解決了，楊嘉墀先生主持的鑒定，以及海外同行輿論，還會承認我們首次解
決了這一世界難題嗎？一個被認為很權威的評委說：“用兩套係統也不容易呀！“——評委中竟無一人說那就不是世界難題了。
德高望重、真才實學的常桐先生離去了，取而代之的評委多是“黨造教授”，少數人有一定學術水平，但局限於自己的學科，未能以開闊的視野，評判不同範疇的研究。加之評委們自然偏向清華“土著”，藉口不了解，就可不投我一票；恨了我十多年的紅眼病更置我於死地而後快。年輕係主任雖然說過一定公平地支持我，但也沒有控製大局的能力，且遵循“行與不行”的宗旨，名單早已內定。
其實一切皆在意料之中，僥幸心裏使然，我才回校述職，指望
他們不致太離譜。然而，會場的氣氛使我後悔不該遠道歸來，應
抵製這種不公正的職稱政策，應不屑於摻和淤泥之中。
發出最後的吼聲
述職之後，我毫無興趣關心評審結果，立即出境繼續講學。
講學結束歸來數日，始終沒見提職結果的通知。有同事來電話我才得知，初評結果早已公布，第二天是反映意見的截止日。這時，我先生才說係主任早已通知。他不主動告訴我，每天談笑風生，自以為是地瞞著我，他，也無視我的人生價值？我深受重創。
順手抓起電話找係主任問究竟。他說已經定了不能更改，還說照例發了“繼續努力”的通知，他認為已無意義，所以沒給我。我堅持說：“明天才是反映意見的截止日，你必須向上反映我的意見。”
事業的征途到了最關鍵的時刻，我，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我向教委反映了清華大學的不正之風，強調中國知識界不應鼓勵不學無術，不應褻瀆高等學府。當時的教委主任朱開軒表示支持，
令我感動。
接著擅自闖入學校的心髒——工字廳，直麵常務副校長楊家慶。開門見山說：“我是最底層的教師，敢於直接麵見校長，支持我的是我身後的每一個腳印。”楊副校長大概感到來者不善，忙讓座端茶。我扼要介紹了情況，言之鑿鑿，句句以事實為根據，與其說為自己
的職稱鳴不平，不如說為清華而憂慮，給校長留下了良好印象。
談了三個小時，楊校長出我意料地耐心傾聽，答應調查後予以答複。我對耽誤了校長的時間表示歉意，楊校長卻感謝我對學校工作提出了寶貴意見，說我之所談對辦好清華大學很有幫助，竟然主動約我再談一次。我的感動之情油然而生，即使他知道我得到了教委的支持，這樣誠懇的態度也難能可貴，畢竟耐心傾聽了我的意見。這樣的領導經久不遇，我立即想到，積重難返的高校時弊不能都算在他的賬上，他卻表現了擔當。有人說我愚善，說校長這樣的人比幹脆不講理的官僚更麻煩。對此說法我絕不苟同，他尊重我的來訪，這在我經曆的領導裏實屬罕見，我仍真心認為他是個好校長。
我沒把楊副校長主動約我再談的事放在心上，他很忙，或許是說說而已，我已反映了意見，也沒想再找他。可楊校長真的又主動約我，而且又談了三個小時。我是最容易受感動的，校長讓我一吐為快，暢談多年無人聽取的意見，希望清華找回曾經令人向往的境界，我好像忘記了自己是為提職的不公平而來。
從此，我如釋重負，正如此前看穿不入黨未必不是好事一樣，我又何苦在乎早已黯淡無光的教授稱號？我之為人處事，無須用那些漸成貶義的稱號包裝。
既已發出了最後的吼聲，我就徹底不做奴隸，把無聊的職稱棄之腦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去了。
被申報
學術會議結束後，係主任電話告知，讓我趕快跟楊副校長聯係。對我來說，最後的吼聲已經發出，似不必聯係，不聯係呢，又有些失禮。正猶豫著，楊校長又主動打來電話，說他打過二十多次，一直沒人接，終於找到我，才一塊石頭落了地。他叫我務必馬上再申報一次正教授，我說再也不當分母，拒絕申報。校長急切地說：“你一定要報，你放心，這次不會落空，一定有你。”我理解校長的好心，但也自然想到，評委還沒討論，怎麽知道一定有我？欲問又止，他如此關切，且認為我合格，才會這麽上心，我不能不識時務，駁校長的麵子。
我應了下來，但不免另有想法：什麽校內外專家評審，什麽評委會討論，評職中，一切的一切都是走形式，黨說提誰，就提誰。以往我以堅實步伐踏平了路，卻不被承認，這次，我吼出了心底的不平，當時的教委主任朱開軒還守著一方淨土，過問了我校評職的事，加之楊校長認真處理，校方才把我列入名單。如果我因不屑於申報而放棄，這個名額就必然便宜“不行也行”之輩了。
這次申報，是為了報答楊校長，於己，無所期盼，也無所顧忌。
人事部門指定我請童教授擔任評委，不料他表示為難：“哎呀，你搞的東西我都不懂啊。”話外有音！我在他手下工作時間最長，為他搶險救火，他應該最了解。至於說不懂，這似乎不應出自老學者之口，既然不懂，當初為什麽說我推動了教研組的工作，說我最適合承擔博士點的工作，還放手讓我替他給研究生講學位課？再說，如果隻搞前人懂得的東西，還怎麽發展呢。因為不懂，就可以不承認？我平靜地笑了：“是人事部門點名的，您有困難可以要求他們換人。”我不乞求，他反而緩和下來：“那你希望怎麽評，我就怎麽寫吧。”這對我雖然無異於侮辱，但我更不希望他的學者形象受損，暗中祈禱：“給我留下個令人尊敬的老教授的印象吧！”我坦然地說：“我隻希望所有評委都客觀公正，您是評委，相信您知道怎麽寫。”可以理解他的難處，我替他承擔工作，不褒獎說不過去，褒獎呢，豈不說明自己沒幹本該他幹的事？再說，實事求是地評價我，會讓一貫整我的人不悅，他不願得罪那些人。
評委們習以為常麵對低三下四的申報職稱者，童教授沒料到竟有如此不卑不亢之人——這樣才不愧為人，不是嗎？
行也不行者的安慰賽
評審述職那天，我準時到會，配合校方走過場。等候中，與素不相識的參評者閑聊，共同語言頗多。這次是全校評審，評者與被評者來自各係，氣氛遠比本係的評審會融洽。參評者非黨非官居多，大都幹實事，不拉關係，“政策”使然，被列入“行也不行”之列。
我沒有為評委準備人手一冊的申報材料，不是不尊重評委，實在是因為已不把走過場當回事了，述職中我為此特地向評委道了歉。我無心匯報自己的具體工作，而是利用寶貴的15分鍾限時，揭露清華大學的時弊，強調名牌大學與我過去向往的全然不同，高雅學府不再，渾濁官場十足。全校的評委表現尚稱客觀，其中我係年長的黨外人士，許道榮、王家槙二位老師，更能理解我的處境。
我沒多考慮後果，能為找回合格的清華大學盡一份綿薄之力，心滿意足矣。以後的事，我再沒過問。
有人告知，評審結果張榜了，祝賀我名列榜首。這不值得慶幸，多少“不行也行”的被保到了我的前麵？我自幼喜歡良性競爭，靠較量真本事決出高下，並不慶幸這次的榜首。落榜者中，有年長的留蘇副博士，他們至少不比那些“不行也行”的遜色。更有循規蹈矩服從需要的個別基層黨政幹部，因為自己長期脫離業務，主動放棄申報教授職稱，謝絕了保駕過關，我敬重這樣的人。
“行與不行”的宗旨引領了清華大學職稱評定的新潮流，帶動著全國，重創了高等學府，和知識界所有的領域。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了錢大師的明知故問。
退休前後
童年仿佛昨日，退休卻在今朝。
教研組曆次歡送退休人員的會，無不事先通知被歡送的退休人員準備發言。我是個例外，隻知次日開會，沒說別的。我知道這不是疏忽，而是怕我說話不順耳，讓現任頭頭得罪不起的某些人難堪。
這是我最後一次機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必須將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艱辛曆程，和那條“看不見的戰線”公諸於眾。不是為了個人報複，目的有二，一是臨別之前讓廣大同事了解我忍辱負重的真相，二是針砭教研組與傳統清華大學格格不入的時弊。於是匆匆準備發言，好在樁樁件件曆曆在目。
果然不出所料，歡送會一開始，主持者突然讓我講話。
我首先聲明：“會前沒有通知我發言，”（主持者忙插話說因為必然得講，認為不用特地通知——其實她心裏很清楚。）我不傷其麵子，接著說：“好在即使不讓我發言，我都要主動舉手。我還特地寫了發言稿，發言中多有敏感話題和“性質嚴重”的詞語，想向組織匯報的人，不麻煩你記錄，我提供講稿。”
為了說明這樣做的原因，我講了楊SY入黨後約我談話中，說我的話“性質嚴重”，他要記下來，向組織匯報的那件事。話音剛落，一個剛參加工作，初次見麵的小夥子不平地問，是誰這麽缺德，我顧全大局地說：“就不說名字了，給他留點麵子。”
我扼要地講了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重點。講到教研組頭頭不希望我做出成績時，楊SX突然離席，一去不返，主持者還理解地同意早退。她之此舉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我對事不對人，並未指名道姓，心裏沒鬼，你怕什麽？！望著她離去地背影，心生惻隱，渺小的她失敗了，敗得很慘！我自然地說了一句：“我的話逆耳，有人不敢聽，但我說的是忠言，為了清華大學。”
我講完後，群情激奮，大家踴躍發言，不吝美言讚揚我，毫無顧慮地批評教研組。許多人說：“孫老師這麽幹法，教研組都不容，我們沒法呆下去了。”隻有王HB抹稀泥說教研組還算好，別的單位更差，我回了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親曆的事絕不能說還算好。”王HB救了早就如坐針氈的黨支部組委，她明顯表現出些許釋懷。我注意到她的細微變化，暗想，組委一定選中了下一個發展對象。
會後，有人告訴我，黨支部及時召開緊急會議，消除我造成的不良影響——這就是後來的“維穩”吧。但這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教研組還是亂了，敢說話的人多了；幾個年輕人幹脆遞了辭職報告，走人了。不出我所料，王HB很快就被吸收入黨，並委以重任。
退休若幹年後，偶爾與後來的人閑聊，得知教研組風氣依舊，教學如故，科研無為。當年的造反派執掌大權，名利雙收，年輕人依舊被迫麵對與學術無關的爛事兒，聰明才智盡被無知者埋沒，------。教研組如此現狀，又使我想起錢大師之問。問誰去呢？現在的清華大學不回答這個問題，他們正在為“滿清”政府而沾沾自喜，何況楊諾獎為保私利的阿諛奉承謊言，更助清華大學夜郎自大呢！
結語
本以為畢竟終於在清華大學任教，定能擺脫塵世的紛擾而潛心事業。親身經曆了，才不得不承認淨土難尋的現實。
清華十八載，我隻付出，不索取，問心無愧。無奈現實總是超乎主觀上最壞的想象，奮力掙紮的實幹者不得承認，坐享其成的權勢者扶搖直上。幹得越好，越受排擠——這是我對清華大學最感遺憾的，也是最令我為向往過的清華大學痛惜和憂慮的。
感受刻骨銘心，無須專門記憶，想忘都難。我為不公正的對待壓抑過、爭取過，事後覺得真不值得。
好，是自己的，受排擠，正說明我值得重視；被視為威脅，那一定是因為我強大；這一切，不都說明我是成功的嗎？何必勉為其難，讓潰敗的職稱製度和排擠、嫉妒我的人承認？
我本就深知感恩，日複一日，感恩之心不由自主地升華，我甚至由衷感謝排擠打擊我的那些人，以及包庇縱容他們的清華大學了。
因為那些人百般刁難，置我於死地而後快，清華大學又縱容邪惡，我才知道自己是多麽的堅強，才驚訝自己的潛力原來如此之大。
因為那些人不遺餘力地苦心設置險山惡水，才有我在清華大學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曆練，讓我的生命脫離平庸，有了精彩而引以為傲的十八個年頭。
由衷感恩費心刁難我的人，和磨練我的最高學府——清華大學。
不好合作的罪名跟隨我十八年，曾努力改變，而怎樣努力也不得認可，我索性不予理睬；可敬的清華前輩陳寅恪大師就以不合作為最高原則，我何必違心屈從那些偽合作的指摘？
顧準老人在絕對的一言堂時代，就致死不渝地提倡市場經濟，堅持對的，敢於反叛，我豈可逆來順受，屈服於不正之風的壓力？
對於清華大學的醜陋世俗，我顯然思想準備不夠，那是因為，如同善良正直的儲安平先生一樣，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
我無愧無悔，隻怪自己覺悟得晚，未能盡早學會像錢鍾書先生那樣，看透了，而“閉門不管天下事”。
如今我已淡泊如水，大約二十年前提筆時那種憤懣不平的心境，早已蕩然無存。我未曾謀麵，但視為心靈知己的楊絳先生說得好：
“一個人經過不同程度的鍛煉，就獲得不同程度的修養、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搗得愈碎，磨得愈細，香得愈濃烈。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我們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
我在清華大學經過了非同一般的磨煉，從而就獲得大大提高的自身修養、相當高的效益。香料搗得很碎，磨得很細，因而香得濃烈。我亦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終於身處人生最曼妙的風景——內心淡定而從容。我也如此期盼過外界的認可，終於領悟了：
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
時刻掛念的，倒是清華大學的未來。
民國清華大學的校訓是“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 獨立精神 自由思想”， 1949年以後，被攔腰斬斷，斬掉了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取締了這後八個字，就抽掉了校訓的靈魂。民國清華大學正是靠這個靈魂，在戰亂遷徙中，培養出了大師，造就了諾貝爾獎獲得者。1949年以後，經過院係調整、肅反、反右和文革的上管改，靈魂丟失殆盡。禁忌獨立與自由，談何自強與厚德？
蔣南翔的“又紅又專”，盡管被強調為“紅透專深”，依然不倫不類，毫無生命力，今已無人問津。靈魂缺失的大學，或許出幾個匠人，豈敢奢望大師和諾獎？
基於近七十年的狀況，我說過，錢學森大師之問是明知故問，或是不識高校滄桑。
百年校慶，清華除了琳琅滿目的百官圖，倒是也評出了個把名師，但人所共知，此名師，非彼大師，恐怕獲得殊榮的本人，也底氣不足吧。
未來的清華還能回歸本初嗎？身處其中時，日覺漸行漸遠；置身於外時，非議甚囂塵上，聲譽每況愈下。如此這般，就是偉大的梅貽琦校長轉世，也難力挽狂瀾。
清華大學是中國社會的縮影。孫立平教授說，撬動新一輪改革的關鍵是，由反腐敗轉向係統地清理時弊，我以為，這也適用於清華大學，舍此，別無出路。
2014-6-4 完稿於京郊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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