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無垠
愛說真話的匹夫
懶於動筆的那段回憶
____院係調整以後的高校經曆 （2011-1-19提筆）
久遠過去的一切比較容易回憶，美好經曆使然，筆下一瀉千裏，沒有顧慮，不怕得罪。後來就不一樣了，說什麽都會有人多疑、忌諱。提不起興趣寫，開頭難，繼續也難。可是曆史不應被斬斷，被淡忘，朝代更迭，大事指望有“司馬遷”，個人的聲音不也是曆史的一部分嗎？應該留給世界，不能任其漸行漸消，而這，人人有責。
步入大學
一輛綠色斯柯達大轎車滿載著應屆新生，駛向荒涼的北郊。古城牆尚在，轎車從剛拆的豁口出城。這些新生畢業於京城最好的兩所中學，報考了“國家需要”的大學，又奉命提前報到迎接其他新生，同學們無比自豪，興奮得一路高歌，希望汽車開得越遠越好。
土城外一片開闊，橋車緩緩駛進一個去處，既像工地，又有農田。車停了下來，H學院到了——車上的歌者顯然未能盡興。
男女學生無一例外地背著重重的行李，有人帶他們到新建的宿舍樓，分配房間，全體新生住這幢樓，男生住一、二兩層，女生住三層。另一幢相同式樣的樓裏，住滿了大二以上的學生。
上下水未通，樓裏的衛生設備不能使用，樓外有臨時公廁——老式的，附近農民不定時地前來掏糞。不記得晚上睡前如何洗漱，清晨，即使在滴水成冰的隆冬，也是用冷水在樓後坑窪不平的空地上洗漱，臨時鍋爐燒的開水僅供飲用，用來洗漱被認為是奢侈。洗漱完畢進食堂早餐，洗漱用具就置於食堂外窗台上。一天餐畢，發現我為上大學新買的白色藍邊搪瓷漱口缸不翼而飛，不知被那位大學生給換走了，留給我的也是一個白色藍邊的，但又破又髒。向往中的大學是路不拾遺的地方，萬沒想到如此現狀，不禁心裏發堵。明知沒人會認錯那兩個天淵之別的漱口缸，還是寫了尋物啟事，指望當事者翻然悔悟。這事兒我沒有告訴爸媽，大有維護新社會聲譽的責任感，也深信在黨的領導下，有望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這樣就隻有用那個又髒又破的，但實在惡心，隻有拚命清洗消毒，這還得背著同學，偷你東西的人是階級兄弟（姐妹），嫌人家髒就是資產階級思想作祟，隻有自我改造的份兒，隻能忍氣吞聲，心裏著實窩囊。
新生來自全國各地，北京、上海、天津的居多，也有山東、東北、蘇浙皖、冀魯豫以及閩粵贛和湘鄂、陝川等地的。北京學生最看不明白上海來的，原本被灌輸那地方特別資產階級，他們的列寧服都透著洋氣，可是其中不乏黨員幹部，還有地下黨。北京解放早，又是首都，理應我們覺悟更高，可我們卻不得不被他們領導，以致迎接新生時那種主人翁感覺，漸漸消失，也沒有人記得我們的那一段“輝煌”。
院係調整後的大學
學校當時隻有學生宿舍樓和教工家屬樓各兩幢，新生們心裏納悶兒：“教室在哪兒啊？”注意到高年級同學每天抱著書本，匆匆朝一個方向走，是去上課。跟著他們一定能找到教室，但是沒有人這麽做——接受了保密教育，國防院校很神秘，人家的教室，我們未必能進。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說的不說，大家心中好奇，卻不露聲色。
終於盼到了上課，記得課程表是油印的，每班一份，總幹事保管。總幹事帶隊去認教室，方知所謂教室，就是大大小小的工棚，大工棚裏上大課，小工棚裏上習題課，包括工程製圖。課桌課椅由未經刨光的木板釘成，黑板質地尚可。
我們就在工棚裏開始接受大學教育，無人叫苦，反到為可與抗大比美的艱苦條件而自豪，抗大多了不起！1949年以來，在黨的教育下，迫切要求改造思想的青年，真是這麽想的，自覺自願接受考驗。
H學院是院係調整之後的新建院校，由十一所大學的H係合並而成。其實那些大學各有千秋，很多方麵值得繼承發揚，但是五十年代初，一邊倒學蘇聯。在黨的灌輸下，學蘇聯是求之不得的。
開課之前分專業，讓新生自報誌願。新生珍惜這份選擇的自由，無不認真考慮。最熱門的專業是“AP設計”，依次是“AP施工”、“AE設計”，報名最少的要算“AE施工”了。公布名單時, 恍然大悟選報專業隻是一個過場，北京那兩所最好中學的畢業生大多分配到施工專業。本以為我們是最先報到的主人翁，數理基礎又好，會優先分配到設計專業，結果不免掃興，但必須克服“挑肥揀瘦”思想，無條件服從需要。隱約覺得，國家需要總是跟個人意願擰巴著。漸漸了解到，院係調整各校合並時，高年級分專業的原則也大同小異——有美帝國主義烙印的名牌大學來的，一律學施工，；前身有革命傳統的大學來的，都學設計。這情況使優秀中學的新生聊以自慰，淡化了對良好數理基礎的惋惜，終於不得不安心於所分配的專業，但是已經開始感到自己在政治上不那麽被信任。
各門基礎課的教材尚稱正規，都是正式出版的蘇聯教科書譯本：斯米爾諾夫的高等數學，薩哈羅夫的大學物理；力學有關課本也是蘇聯教科書譯本，不記得作者姓名了；普通化學，與專業相關的概論課都不是公開出版的圖書，而是大本兒的鉛印講義。專業課教材留下的印象頗深，粗糙發黑的紙張，手刻蠟版字體不工整的油印講義，翻譯水平不敢恭維，生硬晦澀的倒裝句令人有氣。這種講義持續了多年，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仍有油印講義，不過初衷截然不同，昔日是勤儉建國，彼時則是教師提職稱之需——以油印講義充當著作。
出入破爛簡陋的工棚“課堂”，翻閱粗製濫造的油印講義，講台上罕見大師，------。兒時心中那幅高等學府藍圖漸被覆蓋，美麗的憧憬蕩然無存。不過，這是無產階級的大學，我們是自覺接受改造的大學生，以艱苦為榮，無怨無悔，心中隻盼有幸師從真才實學的教授。
十月中旬，終於開課了。天氣漸冷，入冬後，四麵通風的大工棚裏，隻靠一個大火爐取暖，坐在那裏聽課相當冷，但是無人叫苦，或許也是“激情燃燒”之故吧。
隨著課程進展，來自優秀中學的學生同感，大學老師講課不那麽中聽，板書不那麽招看，遠不如中學的
最不適應的是，大學的教材裏，所有的發明家都變成了俄國人，小時候熟悉的發明家都不見了。老師們照本宣科，無條件地佩服、宣傳老大哥的偉大。青少年被灌輸，蘇聯是共產主義的搖籃，他們一切都好，世界上隻有這個國家強大，而且無私地幫助中國。
隻上了兩個多月課，就期末考試了。一律口試，準備時間充裕，比如，斯米爾諾夫高等數學第一冊也就講了半本兒，卻給了七天準備時間，現學都來得及，正好彌補了授課水準的遺憾。毫不誇張地說，那本斯米爾諾夫真的是臨時抱佛腳，自己學會的。這樣的自學倒也紮實，不敢自以為學得好，考試卻也混得全優。
寒冬遭遇
宿舍樓裏雖有小小的淋浴間，但沒有熱水，冬天不得不自己想辦法。聽說T有很大的浴室，星期天，數人結伴而行。自知無權享用T的福利，擅自去洗澡當時大概叫違法亂紀。進門時戰戰兢兢，買票時怕被盤問。進入浴室開始沐浴，懸著的心才落了下來。淋浴過程中無心說話，更不敢唱歌，生怕暴露身份，被人匯報“組織”。
浴罷，傻了，所有人禦寒的毛衣毛褲和棉衣統統不翼而飛，隻是罩衣罩褲扔在一旁（大概不值得偷）。大家站在原來掛衣服的牆邊，絕望之極，我心裏猜測著偷衣服的會是
有人提議報案，有人說報了案也找不回來，還暴露了自己違規，就認了吧。最終一致認為隱瞞不報是錯上加錯。於是找“組織”，天下組織是一家，可T校的組織在哪兒？旁觀的好心人告知這事兒歸校衛隊管。於是，一行人找到了校衛隊，先真誠檢討錯誤，才報了案。校衛隊隻讓我們登記，並未批評——畢竟我們在他們的轄區丟了大量衣物，T大學也不光彩。
寒冬臘月，身著單衣徒步回校，人人手腳冰涼，辮子凍成硬棍，上下牙不自主地高頻碰撞，深刻體驗了什麽叫“透心涼”。掃興之至，追悔莫及，眾人無話，先後鑽進被窩取暖。
消息傳得飛快，校團委書記來宿舍安撫——怕我們不堪挫折，動搖軍心，畢竟我們是被動員放棄了名牌大學而來的。此前，校長曾親臨宿舍問寒問暖。這一切拉近了我們普通新生和校方領導之間的距離，同學們非但沒有怨言，反而感到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大學很有人情味。感動之餘，我們又傻傻地檢討了所犯“錯誤”，書記未予指責，但也沒說那不是錯誤——那時指導思想是寧左勿右。
不記得多久以後，宿舍樓裏的小淋浴間終於供水了，盡管擁擠，同學們也非常知足。大家有序地排隊等候，充分享受那裏好得出奇的音響效果，邊洗邊唱，自娛自樂，全然忘卻了條件的艱苦——當時的大學生對日常生活似乎沒有高要求，隻知自己得努力改造思想。後來“浴室大合唱”簡直成了大學時期最美好的回憶。
一邊倒學俄語
中學學了六年英語，上大學後，教育界和全國各個方麵一樣，一邊倒學蘇聯，外語課一律學俄語，於是從字母開始。學語言應符合語言的規律，從生活入手，可是，大學的俄語是從專業入手，注意力不得不集中在記憶大量的專業詞匯，而難以學到語言。加之，有了一定的英語基礎，習慣於英語的語法結構，語音特點，英語學得越好的，對於俄語就越不適應。比如，早已非常習慣英語的主謂賓結構，初學俄語時，總覺得句子裏沒有謂語，變格、變位很繁瑣，------。總之，不像初學英語時，因為是從生活入手，學了就能自己試著用，學俄語時，滿腦袋孤立的專業詞匯，日常用語最多是你好、再見，基本上是啞巴俄語，以致興味索然隨學隨忘，若幹年後曾遇到學過六年俄語的人，競連字母也不認得了。
教材是自編的鉛印本，師資多為俄專畢業生。他們學俄語之前，多為初中程度，漢、俄語言水平都不高，又不懂專業知識，教學效果可想而知。前後學了三年，仍不覺得俄語是自己的。多年以後，事實證明了學習外語符合語言規律的重要，中學的英語助我打拚事業，大學的俄語則難以運用自如，隻能閱讀科技書籍。說也奇怪，俄語學習收益微薄，考試成績倒並不差。
我輩算是很幸運了，當時年輕記性好，英語轉俄語還算容易。大學教授也被迫改學俄語，集中起來突擊，學習期間不準回家。老教授們大都具備良好的英語基礎，偌大年紀改學俄語實在難為他們。聽說他們記單詞很費勁，學不好又涉嫌對老大哥的態度問題。他們挖空心思背單詞，記憶法別出心裁，比如按發音，把“任務”記成“炸大蝦”，“星期日”記成“襪子擱在鞋裏呀”等等，苦中找樂。
實習
大一的“工廠實習”就在學校的附屬工廠，旨在培訓車鉗銑刨焊鑄等基本技能。大二大三的“生產實習”，就到正規工廠去了。
鉗工實習，要求銼一個六角螺帽。我手藝還不錯，銼成了規整的六角形，連陰螺紋都攻好了。可是一不小心，銼刀碰了螺母，抹掉了一個角。我自作主張銼掉殘痕，做成一個小一號的螺母，外形更加美觀。交作業時，
鑄工實習從翻砂做起，當時學的是很古老的方法，但是模型放在上下箱的沙子裏，打實，留出澆口、冒口，過程與兒時蹲在沙坑裏拍燕兒窩雷同，好玩兒——後來不用，現已忘得一幹二淨。
焊工實習是焊一個油壺，給機床上油用，全班同學焊了幾十個油壺，少有不漏的。
共有兩次生產實習，第一次在夏天，在極其炎熱的N市，溫度超過攝氏40度。從駐地到車間，一路像是烤著火，人人無心說話。我們的駐地是廢棄的工棚，臨時弄些很簡陋的雙層床，被褥是自己千裏迢迢背來的。那裏很潮濕，沒住幾天，衣物就發黴了。車間裏就好多了，但是廁所令人難忘，狹窄漆黑的空間，一開門便有籃球大小的一團蚊蟲撲麵而來，入廁者除了撤退，別無選擇。實習中幹了什麽，學到什麽已沒有印象，倒是記得實習隊曾在一個很不錯的大劇場裏，為工人演出節目，還有體育表演，把平衡木、高低杠都搬上了舞台。
第二次實習在北方的H市。趕上了汛期，實習被迫中斷，大學生們義不容辭參加了防汛。經常夜間集合，到指定地點挖泥，裝進麻袋，扛到江邊築堤，一直幹到天明，中間發下臉盆大小的俄式列巴，大家分而食之。這次實習的細節幾乎不在記憶之中，唯一不忘的是我因高溫鋁水濺身下意識地躲閃，被指“資產階級思想嚴重”。
畢業前實習是在西部小鎮B市，那裏隻有一條街，顯得古老落後、閉塞。當地百姓似乎少見多怪，我堅持晨練，跑步時，挑擔的老大爺總是放下擔子，坐在扁擔上觀看，拿我當個稀罕。這次實習收獲頗豐，我似乎有了些悟性，知道自己該怎麽做，做法與眾不同，受到帶隊老師的讚揚。前不久學工藝課時，老師對我設計的夾具頗有微詞，未具體指正，隻說像個玩具，可是我給工廠設計的夾具，技術人員卻讚許有加。這是工廠要用於實際生產的，不是紙上談兵，說明我能為祖國建設服務，令我喜出望外，受工藝課老師的那口窩囊氣也因而煙消雲散了。
以前非常期待生產實習這個教學環節，希望到遠離家鄉的地方去，而且學工的人誌在當工程師，自然要到工廠去。然而三次實習之後，我極不喜歡工廠的嘈雜、紛亂，也嚐到了離家之苦，心靈深處不再向往成為“紅色工程師”。少時曾有繼承父業從醫的誌向，受“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感召，改主意上了工科大學，再想從醫已不可能，厭煩工廠之後，不知不覺又回到了兒時的首選——當教師。
紅與專
民國時期的學校都有校訓，尤其是大學。我上的是院係調整後的大學，一邊倒學蘇聯，也許蘇聯沒有校訓一說，我的大學也是沒有校訓的。當時不論大學中學，都強調又紅又專，也許這就算是新社會的統一校訓吧。紅是指思想進步，專是指學習成績。功課好的多有隻專不紅之嫌，容易成為曆次運動的靶子。沒有隻紅不專的提法，一“紅”遮百醜，隻要“紅”，專的方麵沒人計較。紅沒有明確的標準，根據需要，最要緊的是聽黨的話。黨，可以是遙不可及的黨中央、毛主席，也可以是班裏的黨員幹部；可以是轉戰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打下紅色江山，想來很抽象的黨，也可以是正在對你說教的，具體的某個黨員，這一切，解釋權屬於“組織”。
F同學是紅專標兵,極其聽話，一本正經從不玩笑，也不懂別人開玩笑。聽相聲也不笑，而是打破沙鍋問到底，接連不斷問為什麽。他倒是老實巴交，不浮誇張揚，因病做了大手術後一如既往，終日埋頭用功，不事課外活動。苦學，表明學習態度端正，術後，又是帶病堅持學習，在難有英雄行為的校園裏，他就成了眾人矚目的英雄。英雄當然不是一夜之間煉成的，他有基礎。英雄的必要條件是立場鮮明，原則性強，階級感情深——他，都已具備。有人在日記本的扉頁，抄錄了《約翰-克裏斯朵夫》序中傅雷獻詞的語句：
“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刻，隻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隻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 所以在你要戰勝外來的敵人之前，先得戰勝你內在的敵人；你不必害怕沉淪墮落，隻消你能不斷地自拔與更新。”
這段語重心長的警示也是我的座右銘，勵我勇往直前，記憶至今。可是F同學看後不屑地說：“你幹嘛把這話抄下來，什麽‘情操’？！什麽意思啊？你怎麽喜歡這種詞？”日記的主人頓時無語。我驚訝，大學生居然不理解情操二字，斷言其屬於資產階級範疇，表現出鮮明的無產階級立場和感情——不是想歪了，就是過於無知。那年月，這種如今看來有點“二”的表現，頗受“組織”青睞。
剛入學時，班幹部由校方指定，自然是欣賞他們的政治品質。但雄辯的事實說話了，他們中有的基礎太差，專業學不下去，不得不轉送別校。還有個別的因操行卑劣被開除出校，嚴格的“政治”選拔未能把住道德品質關，不能不質疑選拔原則。
紅是沒有標準的，由“組織”掌握。專也不完全看成績，以紅為前提，重點看態度。
“運動了”
電影《芙蓉鎮》裏，好吃懶做的二流子窮困潦倒，隻盼亂中渾水摸魚，文革使他無比激動，積極而幸災樂禍地喊：“運動了”。
大學之初，新生忙著“向科學進軍“，逐漸形成了良好的學習空氣。一位中學老師曾說，我選擇的專業是“高深的數學和物理”，所以上了大學就把弦兒繃得緊緊的。那些基礎差的就更苦了，他們入學時的數理基礎，距離“高深”實屬天淵之別。大家都知道我國工業落後，都有責任感，所以都很努力，再難也要攀上科學高峰。夜深人靜教室憶舊燈火通明，我校因而被譽為“水晶宮”。
可是小小芙蓉鎮都“運動了”，黨領導的大學豈能落後？做學生的不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對待運動的態度，成了衡量人的政治標準，不可以“隻專不紅”。運動一個接一個，以致後來對這一段的回憶是運動多於讀書求學。
那時的學生極其關心政治，而當時最大的政治是解放台灣。有歌為證：“掃蕩了東北戰場，掃蕩了西北戰場，掃蕩了華北戰場，掃蕩了中原戰場。渡過長江，渡過珠江，解放台灣，解放兩廣。” 一天黃昏，宿舍暗暗的走廊裏沸騰了，一些同學奔走相告：“台灣解放了！”吵吵了一陣子，才弄清楚，是一江山島解放了。大家之所以盲目叫喊，是因為黨領導的軍隊勢如破竹，兩廣解放了，熱血青年深信解放台灣易如反掌。半個世紀後方知，連一江山島都是靠“潛伏”才一舉拿下的。
解放台灣並非易如反掌，“宜將剩勇追窮寇”，“剩勇”顯然遠不夠用。從此宣傳，大陸既有國民黨殘渣餘孽，又有潛伏特務，蔣介石一心反攻大陸，所以必須繃緊階級鬥爭的弦兒。
此後高校的確“運動了”，首當其衝的是肅清反革命運動。
不了了之的敵我矛盾
政治學習必不可少，連居民都不例外，黨領導的新型大學當然是突出政治的。1954年夏，不僅學習了“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還聯係實際，真刀真槍處理起來，肅反運動開始了。
工作組下到班裏，主管我班的是一個上海口音的女幹部，她與班裏上海籍支書配合默契，動員揭發檢舉反革命言行。一天，召集部分同學開會，說是積極分子會。有入黨要求者，都算積極分子，是積極分子就有責任揭發檢舉，應做到立場堅定鬥誌昂揚。
同學們不理解同窗學友會有什麽反動言行，毫無思想準備。女幹部指責大家政治嗅覺不靈敏，文件學習不深入，警惕性不強，信誓旦旦地說班裏的L同學“性質已很明確”，啟發同學揭發。我不理解，L同學不過是愛說些不中聽的大實話，怎麽就反革命了？
終於，女幹部幹脆說L同學屬於敵我矛盾，證據確鑿不容置疑。
一天下午，校體育代表隊訓練中，團支書推來一輛自行車，叫我參加搜查L同學的家，說他家裏窩藏槍支。我說換好衣服就去，支書說來不及了，“敵人”很狡猾，去晚了槍支會被轉移。於是趕忙騎車奔向L家住的市中心。一路上市民好奇地駐足向我行“注目禮”，目光驚異地盯住這輛飛快的二八大男車，以及身著運動短裝的騎車女生。當時沒有女孩這樣出現在街上，我無地自容，但不得不牢記支書的警示：麵對激烈的階級鬥爭，你不能有雜念。於是目不斜視，玩兒命地加速，總算來到了L家門前。
這等外觀的女生怎能進入陌生人家？我還是猶豫了。
正好支書也到了，我說：“這樣子怎麽進去呀，我就在這兒等吧。”他白了我一眼，就帶著其他同學進去了。
良久，一行人敗興而出，我問查出什麽了，沒人理我（視我臨陣逃脫？）。後來知道他們一無所獲，就回校了——二八男車，短裝女生又出現在街上，沿途的大爺大媽們一定以為我家教不嚴。
事後，我落下了階級鬥爭麵前不堅決的“群眾意見”。
運動過去了，L同學的問題不了了之，顯然他不是反革命，可是整了也就整了，毛主席教導說，“矯枉必須過正”。
文革中，我在八麵槽的全素齋遇見了L同學。看到他身邊端莊溫柔的妻子，我暗自為他慶幸，世態炎涼，有個溫暖的家就有幸福。問及他這些年來有否麻煩，他說還好，略談了他挨整的事。他父親是國民黨軍人，已經去世，僅此而已。然而這所號稱政審要求高的大學少見多怪，如此家庭背景，又慣於直言，L就成了眾矢之的，一定要整出敵我矛盾時，他就首當其衝難免倒黴，整錯了也“好得很”。近年，我曾打電話給他，聊中聽得出他堅強，淡定，沒被整垮。
品學兼優的H同學
1954年伊始，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革命越來越深入”的教導，革命不知不覺革到了剛剛成年、自以為是主人翁的我們頭上。一天，突然通知開批判會。階梯教室裏，座無虛席，空氣凝固。我的發小，H同學孤零零地站在講台旁的“被告席”。我的思維回到了十年以前。
小學二年級時，來了一個插班生，個頭高於一般同學。她身著薑黃色蓬蓬袖的絨布上衣，寶藍色絨布的工裝裙，身材修長，文靜高雅。我是第一個接近她的，因為她的神態告訴我，她不是那種多事的孩子。同窗時間不長，她就離開了這個班。到了高中，我們又成了同窗，然後又都上了H學院——她就是眼前孤獨麵對殘酷現實的H。
我和H一路同行，深知她是品學兼優的純正青年，自律自強，不可能走偏。然而激昂憤怒的批判聲耳邊躁動，教育青年的警示話語滔滔不絕，不明真相的多數極易被挑動，矛頭直指H。女生Z的發言最為激烈，揭發H欣賞資產階級音樂，聽柴可夫斯基的《悲愴》，然後抱頭痛哭；“階級感情”鮮明的Z拍案怒吼，質問“這是什麽感情！”試圖引出一片口號聲。我對此記憶猶新，因為發言者孤陋寡聞，多管閑事，還因為悲愴的愴字，她隻讀了半邊。由於運動中的激烈表現，此人被上麵認為是堅定分子，經受了考驗，從此越發備受重視。至於留給與會者的警示，不外是“革命革到每一個人的頭上，不自覺改造，思想陣地就被資產階級占領，就會走向反麵”之類。
批判言也好，警示語也罷，都是左耳聽右耳冒，唯獨H接受批判的表現印象深刻難忘。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女孩子，眾目睽睽之下，淡定自若不卑不亢，沒有眼淚沒有悲傷，若非鐵骨錚錚，堪能臨危不懼、不驚！我暗自讚美。
H何以成為運動的靶子？其父母均國民黨員，愛國教育家，某些找茬兒的，說他們是國民黨殘渣餘孽，H學業出色又被歸類為隻專不紅。黨發動一次運動，下麵就爭先恐後地證明運動的必要性和發動者之英明，必得揪出一些“革命”的對象，必得有人倒黴。那時被灌輸，我們黨就是通過一次接一次的運動，走向偉大光榮正確的，所以思想有了準備，一次運動結束，就等著下一次運動的來臨，否則國家焉能興旺發達？文科也好，理科也罷，一律政治掛帥。
H因社會關係畢業分配至非保密單位，不知跟隨她的檔案是如何記載的，不僅她，連她的孩子，都入另冊。後來不得不離開她深愛的故土，遠走異國他鄉，舍棄滿腹經綸，開店謀求生計，力圖淡忘過去。然而，無法擺脫積鬱之疾，花甲之年撒手人寰。
H就這樣解脫了，帶著發小的懷念，安息吧！
“革命越來越深入”
革命的確日益深入，大學裏一切服從政治運動，以致那個時期大學生的印象裏，大學階段所受的“教育”，與其說是專業教育，不如說是政治培訓，思想改造的記憶遠遠多於科學知識的掌握。
1956年4月，毛澤東有個《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宣部長陸定一特別給知識分子講話，說是提倡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創作和批判的自由，也有發表、堅持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後來黨中央還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整風運動的內容是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那個時期叫做“大鳴大放”，共產黨號召黨外人士提出自己的想法，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黨整風。共產黨如此勇於自我批評，感動了當時的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共產黨的偉大形象一時深入人心，都以為黨不愧是爭取民主自由起家的。
運動照例是先務虛，認真學習文件報紙，領會精神。社會上批評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言辭已十分激烈。有強烈主人翁感覺的大學生都坐不住了，“年輕人，火熱的心，跟著毛澤東前進，緊緊地跟著毛澤東前進”，當時的大學生滿腔熱情，一心一意跟黨走，當然積極響應號召，爭相投入運動，結合班裏的實際，批判、揭發、檢舉。
由於專業變動，班級重分了。原班同學首先想到的是L在肅反中無辜挨整，本著幫助黨改正錯誤的覺悟，有人起草了一張大字報，為L鳴不平，他確實不該挨整。那時候人們還有打抱不平的正義感，沒人不為L同學鳴冤叫屈，一致認為工作組輕率地給L定性太不負責任，大家難掩由衷的憤怒。
社會上“反對黨天下”，“各黨派輪流坐莊”等論調，遠遠超出了共產黨容忍的底線，加上赫魯曉夫上台後，反對斯大林，毛澤東開始擔心“複辟”，在黨內說“事情正在起變化”，人民日報跟著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說“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又說“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要傾聽當外人士一切善意批評”。
怎麽衡量批評是否善意呢？解釋權握在黨的手裏。此時已不再提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之類曾經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整風結束,反右開始了。
人們心中覺得號召鳴放是陰謀，可是偉大領袖說這是陽謀，就是要“引蛇出洞”，牛鬼蛇神出籠才好殲滅，毒草出土才好鋤掉。社會上揪出一大批知識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被稱為極右分子。
那時，偉大導師不允許學生“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大學本來就是知識多必反動的地方，豈敢不緊跟形勢？反右是朝著整風去的，整風中都響應號召積極大鳴大放過，社會上從鳴放中揪出了右派，知識成堆的大學裏怎能沒有窩藏反動人等？毛主席說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於是，全校首先批判了整風時公開崇拜鐵托的一位政治教師（按：日後世界潮流證明，他很有見地）。接著，各係教師、學生都連日開會挖掘右派。
原來班的有關同學突然被召集開會，團支書嚴肅指出，為L鳴不平的那張大字報有問題。他讀了大字報的最後一句：“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也要向官僚主義鬥爭到底”。支書說此話性質嚴重，是明目張膽地向黨進攻，還說是血淋淋的。與會者都是在大字報上簽了名的，頓時都懵了。畢竟不能隨便承認自己反黨，幾個同學異口同聲地辯解：“說的是與官僚主義鬥爭，不是跟黨啊”。我想起了工作組女幹部給L定性的話，問道：“不是都說了L問題性質已定，還搜查他家，那就是整錯了，應該改正”。支書聲色俱厲：“我們從來沒說L屬於敵我矛盾，就是幫助他認清自己的問題嗎！”大家一致回憶起當時定性的誤導，支書見勢不妙，幹脆下令不許爭了，每人寫一份檢討，深刻檢查對黨的態度、感情以及階級立場。我寫了三次，才勉強過關，但從此不再被做為積極分子了。
新班集中火力批判總幹事J。他是個很成熟幹練的同學，看不慣盲從淺薄，往往直言揭了某種現象的底。他沒想得罪誰，可有人“揀罵”，這些人就是運動中激進的左派。激進者有的根兒紅苗正，也有出身不好趁機來個鹹魚翻身的，我們班的G就屬於後者。她緊緊抓住J被批判的時機，整材料、上綱上線，同時還不遺餘力去批判一些老師。她順理成章地成了黨小組依靠的主力，因為他們牢記上麵規定的指標，班裏揪出右派說明領導運動得力。她也莫名其妙地成了“標兵”，群眾自愧政治嗅覺不如她靈敏，階級立場不如她堅定。J被打成右派這件事，G無疑立了頭功。J當然是錯劃的，沒讓他讀到畢業，發配到工廠接受工人階級改造。到了工廠的右派分子因禍得福，工人階級並不另眼相看，工廠還很重視發揮他們的作用，能力很強的J就被任命擔任有關“深挖洞，廣積糧”機密工程的重要工作。J的故事中最感人的是他當時的女友W，迫使劃清界限的巨大壓力下，她泰然自若，不卑不亢。後來他們結為伉儷，相伴終生，近年移民海外。出於對J的遭遇不平，特別是出於對W的敬重，隻要他們回國，我必看望，比讀書時更親近。
親屬中也有未能幸免的。我的一位伯父是經濟學家，在舊銀行裏任要職。堂兄解放後大學畢業，在XX大學任教，是個開朗直言的青年。本職之外，他擅長滑冰遊泳，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奢侈的運動。堂兄的出身、秉性使他成了反右中的靶子，挨了整，當了右派。組織要求堂嫂劃清界限，堂嫂忠貞不渝，堅定地守住他們的家，得以有了後來的幸福。堂嫂也是我敬重、欽佩和愛戴的女性。
“火線”入黨
在如火如荼的反右鬥爭中，某班黨小組閃電般地發展了一個新黨員D某某——其貌不揚，臉色暗黑，不修邊幅，符合當時概念下的無產階級形象。之所以被吸收入黨，是因為整風中，班裏的同學“炮轟”黨小組，強烈的不滿如潮水湧來，黨小組難以招架。D某某及時套用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的架勢，義憤填膺保衛黨小組，於是他成了“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的典型，組織認為他經得起考驗，運動中即時發展，謂之“火線入黨”。
聞此消息，下廠實習我被批判的片段出現在腦海。這個火線入黨者正是當時向“組織”反映我“嬌氣、下車間怕髒，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在工人中影響很壞”雲雲，“組織不由分說，令我檢討。此事源於在車間裏看工人師傅熔化鋁錠，師傅攪動的動作大了些，鋁水飛濺到我裸露的手臂上。攝氏七百多度的鋁水，使我覺得火燒火燎，本能地躲閃了一下，幸而凝成薄片，皮膚燒傷不重。這與邱少雲烈士差距確實很大，但和“怕髒，嬌氣”根本挨不著。當時工人師傅還有些自責地問我是否燙傷，我說沒事，因為痛感尚可忍受。車間裏再無其他工人注意此過程，何以來得“影響”？ D某某捕風捉影，以顯示他的“工農感情”。我沒有錯，當然不會檢討，可是“組織”不分青紅皂白，說我不虛心接受批評，非要狠挖階級根源不可。我雖非根紅苗正，可也出身自食其力的家庭，家庭成員無不勤儉樸素，無可非議，我絕對不會為了表現進步，為了過檢查關，而把父母兄姊說得一無是處。我曆來隻說真話，沒做錯事當然不能假作檢討，委曲求全。最後雖不了了之，但“組織”不免記了我一筆賬。
批判我“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人，反右中成了無產階級先鋒，全校矚目。形勢所迫，我不由得自覺地找差距，不得不默認自己沒改造好。同在大學環境裏，也沒見D脫胎換骨，可人家就“無產階級”了——我將信將疑地承認這一點。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數年之後，文革中，這個火線入黨的無產者自己證明了他這塊料確是特殊的，他又一次成為全校知名的人士。隻是反右的風光蕩然無存，這次出名是因為他的下流行為。已經為人之父的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猥褻中學女生，被男生毒打，進了醫院。據說他檢討深刻細致，言辭不堪入耳。
給右派平反時，他表現出極大的不服，靠整右派火線入黨，右派平反了，他至少應被勸退吧。倒也沒人痛打落水狗，他已臭名遠揚，沒人再買他的帳。
更“深入”的知識分子思想教育運動
1950年代，一個說法家喻戶曉，大意是，我們國家就是靠一次接一次的政治運動，克服了左和右的幹擾，沿著正確路線發展壯大的，講座報告裏都這麽灌輸。1958年初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反浪費反保守是當前整風運動的中心任務》，練就政治嗅覺的國人意識到，反右之後的下一輪運動要來了。果然，這篇社論拉開了“雙反”運動的序幕，全國，特別是高等教育界，轟轟烈烈地開展了反浪費、反保守、比先進、比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運動。
群眾運動無一例外地運動群眾，校園裏，教學樓，宿舍，食堂，貼滿了大字報，深入揭發“浪費”和“五氣”（官氣、暮氣、闊氣、還有驕嬌二氣）。學北大，把大字報叫“西瓜”，學校變成了“西瓜園”，給人貼大字報叫“送西瓜”。首先動員黨員帶頭揭發黨內外的浪費保守現象，以身作則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而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哪裏會有致命的缺點錯誤？就是有，也是黨內機密。班上一個黨員幹部在全校大會上作典型發言，事實證明，他隻是輕描淡寫，算是帶了頭，目的在於改造群眾，發動群眾大鳴大放，引火燒身，更揭發別人。普通群眾必須自覺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缺點錯誤，不留任何隱私，這，叫做“向黨交心”。可以說，這是大學知識分子思想“教育”運動中更加“深入”的一次，偉大領袖肯定說：“一九五七年中國革命創造了一個最革命最生動最民主的群眾鬥爭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固然強調按人民內部矛盾，遵循“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處理，但須人人過關，形勢逼人。
一段時間裏，運動壓倒一切，頻頻開會，人人自覺引火燒身。黨員檢查輕描淡寫，隻是為了起帶頭作用，他們當然是改造好了才入的黨，責任主要是教育別人。不顯眼的同學也容易過關，仗義執言的人則必因“樹敵”過多，而極易引發“民憤”，踩著這種人的肩膀最容易往上爬，踩錯了也不承擔任何後果。
互相揭發的結果，同學之間早就逐漸疏遠的感情進而變成了隔閡。互不信任，隻依靠“黨”。曆盡滄桑，才想明白，為什麽大學時期，“友誼”一詞漸從許多人的字典裏悄然刪除。
北大的大字報文情並茂，絕對好看，可以說影響了一代學子。班裏一個女生模仿北大風格，寫了頗具故事性的“檢查”。她說自己是灰色人生觀，狠挖階級根源和主觀因素的同時，也全麵提及社會根源、客觀影響。她很動情地說，灰色人生觀形成的重要客觀因素是我對她冷漠。這真令我措手不及，但運動中隻有虛心接受意見的份兒，何況她說由於我的冷漠，她覺得人間沒有溫暖，以致想尋短見；試想，如果出了人命，我又是誘因之一，豈不罪過？於是後怕，愧疚感油然而生，真誠表達了自己對於眾生幸存應負的責任。
其實她事事爭先，表現欲強，言行與灰色人生觀無從聯係，所以，我的檢討也難以深刻，此後還是看不慣她的張揚與造作。
不記得這次運動怎麽收的場，大家聽黨的話，黨說收說放都有道理，黨是一貫正確的，群眾隻需緊跟。
大躍進中
大學的日子和全國一樣，也是在一次接一次的運動中度過的。每次動員時，我都不理解，甚至覺得不對勁，當時又是萬萬不敢說出的。跟不上形勢，隻有暗自譴責自己落後，被動改造思想，很費勁。久而久之，曾具有的主人翁感覺淡漠了，隻有改造的份兒，不被信任，談何主人？當然也不甘心“夾著尾巴做人”，人，早就進化了，哪裏還有什麽尾巴可夾。
就這樣，還沒有體味到理想中的大學氣氛，大學已近尾聲，到了做畢業設計的時候了。時逢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出台，稱之為三麵紅旗。大學也必須政治掛帥，也得高舉三麵紅旗。
那真是全國人民鼓足幹勁，家家戶戶砸鍋回爐，大煉鋼鐵以超英趕美（之所以砸鍋，是因為要實行人民公社，都在公社食堂吃飯，自家的鍋就用不著了）。畝產萬斤的報道顯得玄乎，將信（因為是黨報之言，得信）將疑（因為難以置信）之際，大科學
問題是，大學怎麽大躍進？一個同學的弟弟是體育學院的，說他們開夜車練跳高——大躍進，就得加班加點，以達多快好省。
畢業設計
其時強調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我校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大部分同學得令，真刀真槍去搞科研生產了，並且內容保密。留下寥寥數人做傳統的畢業設計，我是其中之一，說是為專業積累資料，很重要。但仍不免心中忐忑，羨慕被組織信任的“三結合”一線的大多數，懷疑自己政治上處於劣勢。那多數人揚眉吐氣，言行詭秘，少數人好奇，但保密習慣良好，“不該問的不問”。其實忐忑也許是多餘的，能完整地走過大學學習之旅（盡管是“一邊倒”），說不定是好事。
曾經覺得設計高不可攀，沒出學門的學生能設計什麽呀？不知從何入手時，最有權威的L教授動員我們破除迷信說：“設計麽，就是照抄。隻要有局部的創新、細微的改進，就很好了。”L教授早年留美期間發表過自己的理論，很轟動。他有學問，人又實在，平易近人，幾乎是大學階段唯一令我肅然起敬的老師，他的話我信。我遵照L教授的開導，認真讀懂前人的設計，取其精華，略施自我。
我的導師因為給國民黨服過役，也是個不被信任的人，但業務不錯，理論實踐兼備。因為學蘇聯，畢業設計也有蘇聯專家指導，好像中國自己沒有過大學。好在我們係的這個專家稱得上學者，有學問，人也和氣。蘇聯專家好像隻負責“指導”我們的老師，平時很少光顧。一次，他突然出現在設計室，並在我的繪圖桌前駐足良久，然後對我的設計讚許有加。答辯由這位蘇聯專家把關，我被排在第一個，準備充分，加之已給專家留下良好印象，我不緊張，順利通過答辯。
非保密的“三結合”小組
多數人仍在“三結合”中，“項目”是政治任務，畢業與否就不重要了。答辯結束後，畢業設計的這少數同學也大都獲準加入了保密的“三結合”，我和導師則被派到一個非保密小組，搞民用產品，明顯感到不被信任，心中不悅，導師來自舊社會，你們不信任，可我怎麽了？ “組織”告訴我，是導師點的將，我不知不被信任的導師有無點將的權力，也不知自己有什麽優勢值得導師如此器重，僅隻知道的是，不服從分配後果自負，所以不敢吭氣。再說，若是政審真的不合格，還死皮賴臉要求參加保密項目，那就疑似“居心叵測”了。
這個非保密小組有三位老師，兩位電工技師，還有十來個學生。老師裏除了我的導師，還有一位黨員和一位據說業務很強的實驗室老師，後者幾乎不說話，前者鄉音濃重幾乎聽不懂。電工技師中，年長的是八級師傅，技術高超，另一個雖然年輕，但也高明、嚴謹，頗具素養。學生中，與我同屆的二人專業不對口，其中的女黨員學習很差，是來政治掛帥的，她不幹活，隻給幹活的人讀人民日報，後來隻記得她讀過關於美國原子訛詐的內容，因為她不厭其煩地說“原子化詐”；她覺得這個角色至關重要，保證了革命生產兩不誤。多數學生是低一屆的，基本上被安排幹粗活。
真刀真槍地幹
導師隻給了我一張原理圖，要求判斷可行性，然後做成儀器，說是整個項目的核心，真可謂“拿鴨子上架”。我先讀懂原理圖，提出一些質疑與導師商榷並落實，具體製作就是自己的事了。我不了解正規做法，也沒有參考資料，隻是看了些別的儀器內部。說也奇怪，不知受了什麽啟發，竟然突發奇想，覺得製作前得有個接線圖，才不致接亂錯綜複雜的線路。考慮了該用的元器件，想象著儀器最終的可能樣子，根據原理圖畫了一張“原理安裝圖”——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之後就開始製作了，同屆的那個男生鮮有相關知識，不知怎樣下手，也看不懂我的安裝圖，隻能一步一步地跟我學。除了電路，有關的機械部分也得自己動手設計，畫出圖紙送交加工，本以為那男生可以承擔，但他好像也無從下手，還是得我來幹。
儀器初具規模時，年輕的技師來把關了。他對己對人都絕對嚴格，我喜歡嚴格，但還是也有些緊張，等著他挑刺兒。嚴格審查後，他說：“你不是第一次做吧？”認為我整個製作過程有章法、很正規，布線文明而美觀，焊點漂亮而牢固。從不誇獎人的技師如此評價我的工作，我隻是鬆了口氣，並不敢得意忘形；那年月，做好了是應該的，做不好則需檢討、挨批。但我還是慶幸自己能悟到正確的方法，交出令人滿意的成果。男生做的那台有明顯差距，這是公認的。
工作快結束時，換了另一女黨員來政治掛帥，是那男生同班的同學，他們都是上海人。工作快結束時，在這個女黨員主持下評選先進。她說一共兩台儀器，一台性能特別好，一台根本不能用，並不具體說誰的不能用。所有的人都知道電工技師對兩台儀器的評價，心中都是有數的。我隻有一個想法，就是覺得這樣比太不給那男生麵子。不料，女黨員領導接著大肆表揚了那個男生，我頓時丈二和尚了——他是我一步步教出來的，布線焊接又遠不如我，性能會特別好，我做的倒根本不能用？！我想問個究竟，可是完全沒有說話的機會，而且我知道說了隻會被指責為爭名奪利。那男生一言不發，全然忘卻他follow me的過程，默認了他做得好。我沒想到他好意思這麽做，覺得無聊，就讓他“先進”吧，反正我也不想混同於領導指定的先進。我更在乎真本事，這段時間收益良多。
畢業後，那男生留校了，並分到與“三結合”有關的專業，也就是他無從下手，基本不懂業務的專業。他倒算是一個老實人，後來見了我，總是有些不自然，也許那個“先進”會折磨他一輩子，我覺得他很可憐。他後來一直沒有建樹，怪他嗎？先進不是他爭的，是送到他手裏的，在這個社會裏，誰不要白給的先進，那真是出淤泥而不染了。從這一斑，我聯想到，由點及麵，如此這般，高校能有什麽建樹？
畢業分配
曾開會，讓同學們暢談工作誌願。大家談得嚴肅認真，不過多數發言是表示服從祖國需要的決心。這個會是由黨小組長主持的，之後的“生殺大權”也攥在幾個黨員的手裏。誰都不明白，都是畢業生，為什麽這極少數人有權安排絕大多數人的未來，無人反對，組織決定是天經地義的，而他們，就是組織——對於自己是組織，他們表現出無比的自信，不容質疑。
我喜歡教書，因為曾受益於許多優秀老師，喜歡自幼腦海裏印下的真正大學教授的形象。但我不願留校，因為大學階段罕見學術人品令人肅然起敬的大師，如果未來必須給不具創見和抱負的師長當助手，豈不浪費光陰？我想到水漲船高的去處，希望有些作為。這並非臆想，而是有事實依據的，比如有這樣的老師，學生提問基本上得不到滿意答複，甚至每每重複一句令人無可奈何的話：“這個問題，我本子上記的有”。這些事不宜細說，我隻表示了自己敢挑重擔，願意做開天辟地的工作。
有蘇聯小說為證，蘇聯共青團員紛紛前往遙遠偏僻的西伯利亞，建設社會主義祖國，那本書叫《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所以，我最後被分配到遠離北京的地方，也隻有自豪的份兒，就算與蘇聯接軌吧，
好在是讓我在一所高校任教——當然不敢明示，喜歡高校是資產階級思想作祟。不過，負責畢業分配事宜的黨員都留校了。此外也有些群眾，出身好，聽話，運動中無產階級立場堅定，業務好的不多（回過頭來看，高校師資隊伍裏有大量業務基礎不好、不適合從教的人，高校數十年不作為應是必然結果）。
畢業時已經過反右，因為知識分子出了大批右派，黨得出的結論是：大學生一畢業就評為12級，拿56元，生活太優越，不利於改造，1957年起，出台了“教行17級”，工資降為46元，這還是北京地區的。那時大學生考慮待遇的不多，考慮了也不敢明說，還要狠鬥私字一閃念。也沒有職稱的概念，沒人說要當學者教授，一律當普通勞動者。其實知識分子遠不如普通勞動者，得接受工人階級改造，得遵從最高指示，夾著尾巴做人。如今的大學生都覺得自己是人物，那時候誰敢呢，隻想到國家培養了多年，熱切盼望報效祖國。
畢業的一天終於來到了。漫長的五年，竟沒能感受到兒時理想中的大學氣氛，無論學識與能力，我們都遠不如民國時期的老大學生。抗日戰亂中的大學出了許多大師，新大學環境穩定，一板一眼地學蘇聯，學生畢業後卻似一無所長。聽黨的話做好螺絲釘，當好馴服工具，就是覺悟高了，不必有個人的雄心大誌，想成名成家就表明資產階級占領了陣地，必須用無產階級思想武裝頭腦，把陣地奪回來。
六十餘年了，才猛然想起，優越製度下的高校怎麽培養不出大師級人物；為什麽沒有一個諾貝爾獎得主。是這半個世紀的學子皆無用之輩嗎？不是！接連的運動耽誤了幾代人，沒有學術自由，為政治服務是禍根，院係調整毀了已有根基和享譽國際的大學，實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災難。這是必須反思的，可惜有擔當的大師已遠去，連同他們的骨風、血性；偏偏留下墮落者為養尊處優而謬唱頌歌。
告別大學，漸漸體驗了螺絲釘不一定被珍惜，馴服工具不一定被信任，人生猶如跋山涉水，需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古語“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顯然過時，草民不當人上人，卻須吃得苦中苦。
大學畢業隻是開頭，從此踏上曲折艱辛的撲朔迷離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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