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無垠
愛說真話的匹夫
萬水千山十七年
詮釋：標題的“萬水千山”是半個世紀前，和同命相憐的“兩地關係”們一起自嘲時用的詞，源於話劇之名，是為眾多夫妻兩地分居的寫照。“十七年”則是兩地分居的曆時，我後來的外國同事不能理解，雙目圓睜，說：“This is our whole life！”（這是我們的整個生命）。是的，我們的黃金時代、青春就是這樣逝去的，無從立業與成家，哪裏會有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非分之想？
曾寫過的大學時代，是在“運動”中度過，現在寫高校任教的十七年歲月，其中至少有五年停課鬧革命，困難時期三年，其餘時間浪費於盲目的專業設置和變動，上馬下馬“領導”說了算。回憶原本存於自己的腦海，卻寫了出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錢大師留下了“之問”。拙見以為，大師是留洋的，不了解國情，所以臨行前才會“哪壺不開提哪壺”，“之問”若出於我們之口，則有明知故問之嫌。
將發布的是個人經曆，從個人視角觀察，以個人覺悟判斷，不過，總算得是曆史汪洋大海裏的一滴水吧！海洋是滴水匯成的。
走馬上任
從BH學院畢業後，我被分配到CD學院任教。該校通知我留京待命，說是就算我已報到，但未予履行任何手續。
一等就是三個月，同學們紛紛上崗報效祖國，唯我賦閑家中，無奈和鬱悶如冷水一般潑向滿腔熱情。每天跑到CD的“駐京聯絡站”催問，高個子微駝背的趙某說他代表校方。在我看來，他應該就是該校的“組織”了。不料“組織”態度生硬、出言欠雅，談吐舉止與我心目中的大學範兒大相徑庭，令我失望。本來氣就不順，麵對此人，頓生無名之火。催了幾次，我就直截了當地頂撞了：“國家不是需要人嗎？你們遲遲不安排工作，說明不需要，那就讓我到需要人的地方去！” 趙某反而平和下來：“你這個同誌年輕氣盛，這樣下去會犯錯誤的。”我急於工作，犯什麽錯誤！有理說理。
畢業離校後，住在家裏，不能及時上崗工作，終日悶悶不樂。日後方知，今生此後再也沒有守在父母膝下的寶貴時光，彼時未能珍惜，未能快樂地享受天倫，追悔莫及。
聯絡站趙某叫我耐心等待，我充耳不聞，堅持每天到聯絡站催促，指責校方工作拖拉，沒上任就得罪了“組織”。心情使然，不免語無遮攔，但急於報效祖國，我理直氣壯無所畏懼。
每天下午，我到附近釣魚台小山包上的樹林裏跑步、運動，鬱鬱蔥蔥的密林助我忘卻煩惱，從綠枝縫隙灑下的陽光引我企盼光明。多些外出，更是為了不讓父母察覺我的焦慮和鬱悶。
三個月後的一天，總算盼到了不錯的結果，通知我留在BH校內，師從蘇聯專家，進修保密級別更高的新專業。這三個月，校方不開工資，我沒有意見，反覺得理所當然，幹了工作都不計報酬，沒幹工作就更不該拿國家的錢了。總支書記似很開恩地說：“不管怎麽說，從明年起給你開工資吧”。他是在說我還沒工作，組織就發餉，提示我應該感恩。他把推遲報到的責任歸咎於我，使我逆反，我及時報到又迫切要求工作，是校方拖延不予手續，我已自覺放棄索要工資，為什麽還要感恩呢？當時忍住了，一心隻想趕快工作。
回家一說，爸爸發現了問題。書記說“明年”開始發工資，而我是“今年”畢業的。爸囑咐我說清楚，否則等於默認晚一年畢業，以後會有麻煩。我很怵，但是爸爸飽經滄桑閱曆豐富，得聽爸的。
我跟書記說，不在乎工資少發，但報到時間應算我第一次去聯絡站的那天。書記顯然認為我在計較個人得失，不屑地讓步：“好好，我跟財務說說，看今年年底能不能給你開工資”，倒好像他很大方，不跟我糾纏。很久以後我才明白，按我報到時間，他們整整少發給我三個月的工資。國家規定從報到之日發放工資，怎能由一個總支書記信口胡說！？當時不懂，非但毫不怪罪“組織”，還不好意思開口，不得已開口之後，還自責個人主義。
此後，我有過一段空前自由的美好時光，天馬行空獨來獨往，沒有必須依靠的“組織”和不得不聯係的“群眾”。
珍貴的兩年
來了一大批蘇聯專家，良莠不齊。講授《MCL》的K教授既有學問又有風度，我受益匪淺；其夫人熱情友好，會說幾句英語，容易交流；他們的小兒子人見人愛。講授《MSL》的H講師神態滑稽，講課尚稱清楚；其夫人文化程度顯然不及K夫人，很少交流；其幼女像爸爸，也有點滑稽。這兩位專家定期與我們討論問題，還具體指導了設計，接觸最多。最年輕的教授L主講《FM》，印象中，他是最棒的蘇聯專家，聽他講學很享受。老專家N教授平易近人，我旁聽過他講的概論課，是個不錯的學者。也有不敢恭維的，曾來過一個不滿三十歲的年輕人，據說是個助教，樣子更像工人，講授《N》課，不時瞠目結舌，曾由中國教師走上講台解圍，而他仍被尊為蘇聯專家。
這段時間還是寶貴的，學了多門數學課程，終生受益。最愉快的是朝朝暮暮獨來獨往，不受別人或組織的管束。
好景不長，CD學院派來大批進修人員，我必須融入這個隊伍，不得不告別“獨立自由”。
他們中少數人先於我參加工作，但不懂專業。多數人則是提前畢業的大三學生，稱之為“青苗”。我腦中閃念：拔苗助長啊？有人說，我之所以有這個進修機會，是因為原來派的黨員教師被補劃了右派，不能接觸保密專業。若非如此，也許我就不會被分配到該校了。
青苗們聽本科生的課，老一些的教師和我一樣，跟蘇聯專家學習，他們都很用功。我是唯一有專業基礎的，深感責任重大，隻要他們需要，我都毫無保留伸出援手。我心懷良好願望，可總感到隔閡與不被信任，這絕非神經過敏。教師中的黨員雖業務不濟，卻是這個集體的“核心”。青苗被欽定為“新生力量”，擺出生來就是革命動力的架勢——唯一的革命對象好像就剩下我了。
盡管如此，畢竟暫時不離父母膝下，離開雙親後，恍悟如此幸福時光一去不返——這段時光是今生最為珍貴的兩年。
新的“組織”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人被要求相信組織、依靠組織。新單位的組織遠不如上學時的正規，沒有人關心我。1949年以來，我雖已習慣於依靠組織，但沒有組織盯著，倒也自由自在。
沒過多久，“組織”就來關心我了。雖說喜歡自由，得到組織主動關心，畢竟說明是被信任的。“組織”是個年長的黨員，家有妻兒，我樂於接受這個“組織”，坦誠表達自己的夙願。可是這個“組織”並不關心我的政治要求和業務抱負，而是想幫人牽紅線，談話內容不外某甲很好，某乙也不錯。我表示自己剛參加工作，不考慮個人問題，一口回絕“組織”的關懷。另一身為負責人的“組織”聽說BH學院骨幹教師ML與我接近，怕我將來被挖走，幹脆明示：結交其他地區異性朋友就是把個人利益置於國家需要之上。我與ML較多討論學術問題，並沒想過進一步發展什麽關係，但是，經“組織”提醒，我倒不自主地對比著ML與“組織”推薦的某甲某乙，心中的天平自然傾向了ML一邊，接觸反而多了。我不考慮個人問題的聲明讓“組織”很生氣，毫不掩飾對我的反感。從此大會小會領導必不點名批評“有人身在曹營心在漢”，號召和鼓勵年輕教工 “因地製宜就地取材”地找對象。我理解領導想穩定師資隊伍，但其提法未免庸俗，以致此後漫長的十七年，我始終反感這所學校，與“組織”的距離也越來越遠。
大約一年以後，ML提出與我“肯定關係”，我一向喜歡自然交往，不刻意尋求解決個人問題，聽著別扭，所以沒有答複。接著，他的“組織”，老朱找我談話，說ML是認真的，問我到底什麽態度。當時的概念裏，天下組織是一家，而且這個具體的“組織”是我同係同學，好人。一直被批判個人主義嚴重的我，申明我得遵守新“組織”宣布的“原則”，不能不以國家需要為重。老朱笑了，告訴我這不矛盾，隻需安心工作，其他問題組織會妥善處理，讓我正式向新校組織匯報我和ML的關係。新的“組織”容不得我這麽一個離經叛道的人，負責人以威脅的口吻擠出了四個字；“後果自負”。
惜 別 雙 親
“解放”以後，我和當時多數青年一樣，逐漸要求“進步”，加之課外活動的吸引，讀書時，我不怎麽戀家，即使放了假，也不時往學校跑。甚至除夕夜，都不顧母親的期盼，不知珍惜天倫之樂，一味熱衷於參加學校的集體活動。離別父母之際，方知心底的依戀。
1960年中蘇關係破裂，蘇聯撤走全部援華專家，進修生活隨之結束。麵臨離家，心中茫然，無比珍惜在父母膝下的歲月，可我不得不去那遙遠的地方，誰能幫我留下來？我陷入無限的惆悵。夢裏，被分配到近了一半的WH大學——當時並不知道有這個大學。
盛夏的一天，我被迫惜別雙親，隨CD學院人員奔赴遙遠的他鄉。爸爸送我上火車站，媽媽更想送我，無奈出行不便，隻能在樓上臨窗目送。我一步一回頭向媽媽告別，媽媽依依不舍招手示意，因為身邊有剛強的爸爸，我的熱淚才未奪眶，而流入心田，母親慈愛的麵容鐫刻我心。轉彎處，視線將斷，我知道媽媽一定不離開窗口，我不想轉彎，一旦轉過，就真將闊別媽媽。爸爸催我快走，說離開家是好事，年輕人就應該出去闖蕩。
到了北京站，找到新校同事，爸爸就果斷離去。爸一走，我就徹底離家了，爸爸難道不知道我多麽想盡可能和他多呆一會兒？一定是特別信任我，或許擔心火車啟動瞬間我會落淚，不願讓同事笑我軟弱。我托同事照看行李，送爸爸出站，真想跟爸一起回家算了——哪兒敢呢！爸怕我掉隊催我快回，頭也不回地走了，我目送著，想留住爸爸。
我知道媽媽會想我，但沒想過她會怎麽想。第一次重逢時媽媽說，我走後，家中剩她一人，覺得我用過的什麽都是念想，棄置的東西也舍不得扔掉，包括我塗碘酒的棉簽。純樸的話語傳遞著母愛，本應暖流湧動，卻是悲涼襲來，我對不起媽媽，又沒有辦法從此對得起她，我不得不服從“國家需要”，而“國家”似乎就需要我遠離親人。
ML沒有送我，好像肯定了“關係”心就定了，他以工作為重，沒有為此請假。我也沒有讓他送行的要求，那時隻在電影裏偶爾見到戀愛雙方依依惜別的場景，現實生活裏不宜，那，叫做小資。
C 市 初 瞥
列車翻山越嶺，載著我的惆悵，咣當了幾乎兩天兩夜，方到C市。剛下過雨，天色陰霾，道路泥濘，無盡的鄉愁揮之不去。
領隊雇了幾輛三輪車，車夫隻肯拉到城鄉交界，通往學校的那條路沒法走車。領隊答應了，下車後怎麽走，我無從想起。
一路邊走邊看，路邊的梧桐、蓉樹，低矮的古老民宅，一派僻靜。經過算是繁華的街市時，透過霧蒙蒙的空氣，依稀可見各式店鋪——這是仔細辨識方能得出的判斷。店鋪隻有門臉，沒有櫥窗，一摞摞不足一尺寬的木板豎在牆邊，後來知道，打烊時把它們插入門框上梁和門檻的槽中，外人無法進入。店鋪的樣式，色調，攤位的陳列，人們包頭纏腰的打扮以致氣度，樣樣古老，都像是《水滸》裏描述的，我不禁懷疑自己來到了宋朝。
到了城邊，車夫不再前行。停車地點顯然不妥，下車時，我一腳踩下去，半截小腿陷進了泥沼，幸虧另一條腿還在車上，趕緊往出拔腿。這地方的淤泥粘稠之極，使足力氣，隻抽出了腳，沒有鞋帶的北京“懶鞋”留在了泥沼之中。這事兒給我增添了莫名的窩囊與掃興，隨之更加厭煩這座城市。
學校有人拉來“架架車”，比北京的“排子車”窄而長，幾人把行李放了上去。據介紹，幫我們運行李的是教研組的團支部書記、青苗尹某，身體不壯實，肯定也不經常拉車，我不得不擔心泥濘路上翻車，行李落入泥沼就不可收拾了。但事實教育了我，當地人的勞動能力極強，車拉的很穩當，行李安然無恙。損失仍是難免的，徒步走了數百米無可選擇的泥路，腳下的北京“懶鞋”算是毀了，我很心疼，那鞋是爸媽新給我買的，又添了一層對不起他們的懊悔。
新 校 印 象
宿舍很簡陋，門窗的木框形狀欠規整，木質很粗糙。顯然中空的牆壁裏，不時奔跑著老鼠。兩張雙層床，供四人居住。廁所髒的下不去腳，盥洗室滿地泥濘，沒有洗澡條件。我瀕臨崩潰，卻不敢流露，違心地想著“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這才是好同誌”。
情緒低落，又帶著旅途的疲憊和一路塵埃，沒有洗澡條件，不記得當晚是怎麽胡亂睡下的。
室友馮某守家在地，逢周末，必回家，這使宿舍不那麽擁擠，此人已婚，愛人在遙遠的H市。室友小劉在京時已熟識，人好，可交。還有一人，不記得了。馮某和小劉同我一樣，都屬於“兩地關係”，不過我與小劉都還未婚。
這所大學也是院係調整時由多所名校相關專業合並而成，與所有新建學院一樣，拋棄中國老校傳統，一邊倒學蘇聯，以致我始終感受不到傳統大學的風範。校園雜亂無章，校門與教工食堂隔馬路相望，主樓前空地上有個花壇，主樓後是圖書館，再後麵是學生宿舍區。主樓一側是操場，另一側小空場的盡頭是附屬工廠。教工宿舍樓坐落在教工食堂後麵。我隻能說前後，那地方幾乎不出太陽，無從辨認東西南北。所有的樓都剛建好或在建中，卻完全不像新校舍，邊建邊拆。最不可思議的是，校園裏隨處可見雞鴨貓狗，甚至不時有牛馬之類的大型牲畜，與其說是校園，不如說是農場。說是農場亦屬抬舉，哪裏有農場的清新空氣？環境衛生差到極點，遍地動物糞便也就罷了，最不能容忍的是高級動物隨地吐痰。此時我深知不能再奢望兒時憧憬過的高雅大學，與這裏相比，北京任何一所大學都是令人羨慕的天堂。總之，我對這個新環境全無好感，隻希望盡快投入工作，好忘掉周圍令人生厭的一切。
下 馬 威
到校的次日，總支崔書記召見，劈頭蓋臉訓斥道：“你別想調回北京，你的那個關係叫什麽名字？我們調他過來！”我不言語，絕不告訴他“那個關係”的名字，最好他永遠不知道。這不過是幼稚的下意識自我防衛，“組織”怎麽會不知道“那個關係”的名字呢？“解放”了的中國，個人的什麽能瞞過組織？
書記命令我站在“新生力量”一邊，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劃清界限。幾近訓斥的口氣和生硬態度似雪上加霜，給予舉目無親的我一個下馬威，今後的日子必不好過。（時過境遷，我才意識到：我非黨員，前來教書，書記憑什麽召見？當時則毫不質疑，黨領導一切嘛。）
所謂新生力量，是校方選拔提前畢業的一批學生；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是來自外校，畢業稍早一些的教師，尤其是業務較好，個性較強的。有些“新生力量”在“組織”的恩寵下盛氣淩人，專革別人的命，眼睛盯著年長教師，經常向“組織”進讒言。而不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倒是為人正直，鑽研業務、勤於教學的，“組織”為什麽視他們為洪水猛獸，說他們離心離德？後來，我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後者一邊，隨之也從被爭取的對象轉化成被改造的對象，學生時期短暫擁有的“積極分子”稱號與我漸行漸遠。我逐漸恍悟，“新生力量”就是眼線，無償地替領導監視，時機一到，被監視的目標必成為批判對象。黨領導的運動接二連三，這樣的時機隨時都會到來。
得到如此下馬威，我覺得自己在“政治”上算是完了。
教書生涯之初
說是工作需要，卻一直不安排工作，是在考驗我的主觀能動性？教研組隻有一間房子和幾套辦公桌椅，沒有儀器設備，沒有圖書。我將講授高年級的課程，而學生剛上到三年級。工作需要？
領導安排我備課一年多以後才開課，這是“急需”嗎？這裏僅有的資料就是一本油印的蘇聯專家講稿，拿什麽備課？準備理工專業的課程，資料和儀器設備是必須的。我真覺得不如讓我回北京，但這是萬萬不可提出的，“組織”早就說我“身在曹營心在漢”了。
我隻得抱著那本粗糙的油印講義開始備課。聽蘇聯專家講課時，翻譯水平所致，談不上掌握，仔細推敲起來，疑問相當多，講義的每一頁都被我畫滿了問號。我一遍遍地翻閱專家講稿，查閱可能找到的相關資料。沒有懂專業的人能參加討論，隻能獨自思考，反躬自問。我一絲不苟地鑽研，不輕易相信自己，“多想出智慧”嘛。
解決一個問題，去掉一個問號。去掉最後一個問號時， 有一種空前的成就感。我如釋重負地笑了，笑得十分輕鬆，簡直一掃惡劣處境的陰霾。我不僅掌握蘇聯專家講課的內容，且洞察其不足之處，開始按自己的思路寫中國人自己的講稿。我充滿信心，以致盼望早日走上講台展示自我。我遲早是要調離的，強烈的責任感促使我在調離之前，全力以赴建設好這裏的專業。
無原則的換人
突然傳來好消息：各有關院校將在北京統編教材，上級令我準備材料，屆時參加編寫。我的講稿已初具輪廓，迫切希望向全國兄弟院校同行闡明我的學術觀點和編寫思路，如能說服他們采納，我國的這門新課，可望有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教材。我將一改理工課本枯燥乏味的寫法，力求賦予其“故事性”，來龍去脈引人入勝，所以我十分期待編寫教材的機會。能重歸故裏，我喜出望外。
出發日期將至，我早已萬事具備。領導索要我精心準備的書稿和編寫意見，說保密專業的資料必須統一管理，專人攜帶。交出後，一身輕鬆，就到膳食科兌換全國糧票去了。
剛踏上膳食科高高窗口下的木台，係付主任張某就從背後叫住了我，說臨時決定換人。問及原因，隻說需要我留下來備課，我說課已備好，並表示自己對於編寫教材有很多設想。可是，“組織”決定了的事是不能改的，而變化之快讓我充滿受騙了的感覺。而且不解他們竟會以為有了我交出的材料，就誰都能去當編者。
“組織”換派了青苗女黨員梁某，她完全不懂有關業務，怎能勝任編寫教材的工作？！我隻得顧全大局耐心幫助她，但她根本理解不了我的意圖，後來在編寫中完全是濫竽充數，兄弟院校甚為不滿。這件事使我不能不質疑“黨領導一切”，不明白為什麽派她去，不理解她怎麽就敢去，我為將要問世的教材深深擔憂。
各院校聚集到北京的編寫人一致認為時間緊迫，商定編寫教材的原則是“剪刀加漿糊”。時間真的緊迫嗎？蘇聯專家已撤走一年，中國教師有足夠的時間博攬資料，博采各國之長。可惜他們沒有，大家都在英明領導下，依舊妄自菲薄，跟在翻了臉的老大哥後麵亦步亦趨，甚至都沒有徹底理解蘇聯專家的講稿。我努力做了，但精心準備的資料無人問津，派去的人表達不了我的思想，我準備的資料根本沒有交給編審組。我也不可能違反保密紀律，直接投稿給出版社，那屬於政治錯誤。再說，包括母校人員在內的編審組胸無大誌，又不願在書中注入我的心血，他們不會理解我的抱負。我是想盡一份力使中國的教材達到應有且可能具備的水準，別無他求，須知，那時出書，作者既不署名，也無稿費。
他們所謂的“剪刀加漿糊”，就是顛倒了蘇聯專家講稿的次序後，再湊到一起。教材出版後，我遺憾不已。黨一貫宣傳的“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隻要主觀努力，任何人都不會被埋沒”論調，這時在我心中徹底顛覆了。其實也不是因為個人的聰明才智被扼殺，未能發揮作用，而是覺得我國高校教材不應如此拙劣，不是沒有可能編好，而是統一領導阻礙了編好。我隱約地想，這，豈不是“生產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應改變生產關係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吧？
我的設想隻能傳授給我將要教授的、為數有限的學生，後來的事實證明，我是成功的。
打響第一炮
終於盼來了畢業班的學生，這第一班學生年齡比我小不了多少，個別人年長於我。那時的我，黑裙白衫，兩條辮子，儼然一個女學生（在操場上鍛煉時，曾有二年級同學以為我是新生，發展我加入校隊），自知不易取得信任。所以，對於第一次講課，我的認真程度怕是無人能及。
同事們都去春遊，僅我一人留下，利用空無一人的辦公室，放聲講課。從“實戰”出發，我不滿足於掌握專業知識，因為話語的重音、語調，斷句，都會影響講課效果。我一遍遍地講，直到自己聽著了然。我深知好的講稿還遠遠不夠，同樣的內容，不同人講授，效果可能大相徑庭。教師僅僅專業精通概念清晰還不夠，要想最好地傳授給學生，必須講求語言水平，做學生時就聽膩了語言不完美的講課。那個年代，教書也要求運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尤其是矛盾論和實踐論，因為它“放之四海而皆準”。記得我努力運用了，並獲好評，竊喜中，在圖書館科技書架上，發現了一本書，章節標題全是毛主席語錄，翻了內容方知是科技書，我服了，光是目錄就令我汗顏。回憶起來，我運用的有些尚可，有些為用而用，不免牽強。當時，用不用是立場問題，用得好不好是方法問題，所以先得站對立場。
我真的成功了，不僅學生折服，前來旁聽的教師們也倍加讚揚。良好的開端使本來就喜歡教書的我，更加充滿對教書的激情和興趣，竟能整個學期不找組織談調動，甚至沒想過此事，一心一意教好書。站在講台上，就感到了國家需要，既是國家需要，我就盡全力，生命就沒有浪費，我就能身、心一起留在“曹營”，而不去想“漢”。我的教書生涯就這樣，以響亮的第一炮拉開了序幕。
上海籍周同學成績很好，有幾分傲慢，教過他的所有老師都說他難對付，視他為另類。他突然約我談話，說在我教他之前，沒遇上過一個好老師，覺得這個專業沒意思；聽我講課後，他對這個專業產生了興趣。這種事情領導未必不知，如果對學生產生如此影響的不是我，而是黨所喜歡的人，他一定被樹為先進典型。對於我，領導隻是不得不承認一些皮毛，諸如表達能力強，注重教學法之類。但是我的學生無一例外地喜歡聽我講課，尊敬我這個最年輕的老師。學生有口皆碑，老師還有必要在乎什麽別的對待嗎？在當時暗淡的日子裏，這是我幸福的源泉。我在本專業的聲譽被學生一屆又一屆地傳揚下去，直到“史無前例”停課鬧革命。
困 難 時 期
來到C市的第二年，困難時期就開始了。許多人說，從前這裏好得不得了，我來了，日子就每況愈下，聽著好像我是個喪門星，該自我譴責似的。
全國“自然”災害，本是天堂的這裏竟然成了重災區，糧食定量遠低於其他大城市，商店貨架空空如也，市場蕭條不堪。黨委領導要求教職員工發揚互助友愛精神，把定量微薄的糧、油、肉票，上交食堂統一管理，轉發成內部票證。其實這隻有利於食堂管理人員，教職工幫廚時可略沾光吃得足斤足兩。內部人員吃的饅頭大而鬆軟可口，賣給職工的則又小又硬，似未經發酵，個人定量的油和肉任憑管理員處理，群眾不滿卻不敢吭氣，因為有意見的必被指為不與國家同心同德度難關。這種不公平往往無需領導出馬，幫廚的人，哪怕就得了一次好處，也主動為之遮掩，當然無疑是越描越黑。
糧食定量之外，每人每月有一斤點心票可自行支配，能買些說得過去的小食品。後來又有了所謂的高級點心、高級糖，價高質劣，五元一斤的高級糖不過是粗糙包裝紙裹著的飴糖，色味俱差。
1- 勢不可擋
饑餓的人們設法填飽肚子，有些人得以乘機賺些小錢。校園裏來了些農民模樣挑擔叫賣的小販，有賣醬油的，有賣胡蘿卜的。我買過胡蘿卜，七毛錢一斤，當時算高價。（現在呢？）我從不買醬油，那古老的醬油桶看上去很髒，而且小販說他賣的是“水解蛋白”醬油，聽起來太玄乎。學校附近有了自由市場，雞蛋五毛錢一個，蔬菜品種日益豐富，人們紛紛去逛自由市場，以確保不因饑餓而致浮腫。
沒過多久，黨委書記作政治報告，說開辟自由市場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大是大非問題。基層領導積極貫徹黨委精神，開會要求群眾檢討階級立場，買自由市場東西的行為源於立場不穩，助長資本主義滋生，進飯館吃飯是破壞國家糧食政策，造成浪費。我想，國家是黨領導的，隻要黨不走資本主義道路，買農民的胡蘿卜絕不會使國家改變顏色。可是人人響應黨的號召，主動檢討過關，怎容我一人保持沉默？團支部書記點我的名，說有人看見我進過飯館，買過農民的菜。我理直氣壯聲明，進飯館的糧票是定量之內的，沒浪費國家糧食；農民沒有因為賣給我菜而變成地主富農。“立場”堅定的人們無言以對，卻照例給我扣了不少“大帽子”，群起圍攻，說我思想落後。
這樣人人過關的會沒能阻止“資本主義傾向”，饑餓迫使越來越多的人去逛自由市場，我隻偶爾去一次，就巧遇了做報告的黨委書記。於是我在政治學習時，故意主動坦白自己逛了自由市場之後，強調碰見了黨委書記。基層領導挺身保衛之，說他不是給自己買，而是為了第二代，給家裏孩子買，令我羨慕孩子和有孩子的人。不過從此，自上而下批判資本主義傾向的聲勢漸行漸弱，自由市場則勢不可擋。
2- 響應黨委號召
校黨委創造性地發展了“自力更生，豐衣足食”，提出“自力更生，豐菜足肉”的響亮口號。說種花是資產階級情調，應該改種蔬菜，校內各基層單位無不聞風而動。我們教研組響應“足肉”的號召，養了一隻兔子，大家輪流值日拔草、備水。後來就真給殺了，從法不責眾的自由市場買來絲瓜，頓了一鍋，每人分得杯羹。又聽說小球藻營養豐富，教研組立即培養起小球藻來。首先到幼兒園討童子尿，那些小男孩爭先恐後地提供，神態自豪。不記得小球藻培養結果，更不記得吃過那玩意兒；隻記得人人參與抗災，形勢轟轟烈烈。
這樣一來，就更不要去想什麽學術空氣了。沒誰鑽研業務，更沒人開夜車，早早睡覺保存體力，更指望漫遊夢鄉忘掉饑餓。唯獨不能少的是政治學習，務虛，用無產階級思想武裝頭腦，以便拿出正確行動與國分憂，抗住“自然災害”——當時，沒人懷疑人禍之可能。我能克服任何困難，但仍擔憂我們的高等學府向何處去。
領導使我恍然有悟
忙於讀書備課，平時並不在意被別人監督的處境，日子還好打發。一到周末，室友馮某回家，小劉畢業於本校，有老同學相聚，隻有我舉目無親，鄉愁襲來。那時沒有方便的電話，信件往返至少半個多月，有苦無訴，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我本不是優柔寡斷之人，也誌在闖蕩四方，為國效力，可是一上任就被送上了被告席，受那些“革命動力”的監視。他們絕不出類拔萃，甚至很糟糕，我豈能服氣接受他們改造！這種日子何時是盡頭？周末獨處時，委屈、惆悵，淚滿心田。
我的事業心很強，渴盼一個正常的環境，竭力發揮作用。人們應收起懷疑的目光，給予我充分的信任。年輕單純的我，連起碼的被信任還要期盼嗎？現實告訴我，這，得自己爭取。
於是我邁出第一步，主動依靠組織。組織在哪裏？我以為黨的幹部都是組織，都是可信的，包括任何“個人”。決定去找總支書記，為不影響領導的日常工作，我於周六下班後登門拜訪。
崔書記透過吝嗇的狹窄門縫對我說：“有事下周上班時間再找我，你看，現在是周末，大人孩子都回來了，------。”我自責不該打擾書記的天倫之樂，拖著沉重的腳步悻悻離去。回到空無一人的宿舍，在孤獨中思索，猛然隱約有悟：書記總告誡“個人利益不得置於國家利益至上”，我以國家利益為重，千裏迢迢來此工作，完全放棄了天倫之樂，書記卻連周末半小時的天倫之樂都在乎——我難道不值得他學習？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上，我處理的比總支書記好啊！
自以為這是重大進步，從此不再無原則地檢討“個人主義”，開始客觀地評價自己和別人了。我認識到自己遠遠不是自私之人，我比特殊材料做的好，他們考慮個人遠比我多並將考慮個人合法化。我服從分配，遠離故土，闊別雙親，還一心做好工作，憑什麽被他們監視、指責？他們不能麵對我經受的考驗，卻反誣我個人主義，我是他們的榜樣，他們沒有資格批判我。想到這個地步，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腦後”——沒有“反骨”。這樣想明白了，我不再苦於被另眼相看，從此理直氣壯地麵對一切。
方知有個人事處
室友馮某的兩地關係問題解決了，調到遙遠的H市與丈夫團聚，卻與父母分離，普通百姓少有兩全其美的，好像這就是國家需要，得經得起這種考驗。馮某臨行前，關心地問起我的打算。我沒有打算，聽組織安排，母校的組織告訴我“組織會妥善安排”。她笑我幼稚，說“這種事你不提，組織就認為你不要求調動，根本不管你，會無限期拖延，你至少得在人事處備個案，表明要求調走。”感謝她讓我知道了管兩地關係的部門叫人事處，忙問了地點。
第一個接待我的人事幹部流露著厭煩，我忍住不滿，平靜地表示了調動的要求。心裏想，他既管人事，必是共產黨員，那就是可信賴的“組織”。不料他橫眉冷對：“你剛來就想調走，那麽容易？------”——給了我當頭一棒。我忍無可忍還嘴說：“你可以不給我解決問題，憑什麽這種態度？”他蠻不講理，說他就這態度，“哪個敢說老子的不是！”一個人事幹部把老子掛在嘴邊！我得維護個人尊嚴，更不容他給黨抹黑，厲聲地說：“你這種人也配當黨的幹部！”轉身離去。
“黨的幹部”當時在我心目中是個神聖的稱號，尤其是機要部門的，因為這種人應具有高素質，至少也是關心群眾疾苦的，而我竟遇到了這樣的人。當時有些失望，隨著逐漸成熟，倒不覺得是壞事，反而覺得這類事幫我丟掉幻想，認清現實，擺脫愚昧。
事情很快傳開，崔書記嚴詞責備我給他這個領導丟了臉，竟敢鬧到學校，此後兩地問題的解決更加渺茫。
後來又找過人事處長施某，是個女官兒，但也沒有因為性別相同而多份理解，她也官氣十足，冷言冷語，我幾乎被推到了絕望的邊緣。
那些年，最盼望的就是ML的來信，絕望中收到了，我如獲至寶。不料，信中充滿斥責，“還想不想調動？”，“為什麽要鬧遍全校？”我莫名其糊塗，“鬧遍全校”何所指，他又何以得此結論？同一信封內的另一封信說他不該在情況不明時就怪我，他完全可以找正在那裏進修的我的領導，了解我的表現，------”。 我氣不從一處來，恨他居然要找領導了解我的表現，恨他既然明知不該怪我，還告訴我他怪了我。我以不予回複的方式懲罰他，他仍不以為傷了我，好像不知道我在生氣，一味催問不回複的原因。麵對木訥之人，我隻能讓步，千裏之隔，正常通信往返最快也要半月餘，賭氣必更耽擱。再說，依靠組織是天經地義的，當時很正常。我回了信，免不了說些氣話。
不解的是，正常反應意見怎麽會被傳成“鬧遍全校”？我的一舉一動都有人監視？戀愛雙方也要置於黨的控製之下？啼笑皆非！
一年又一年
1- 評比教學
初次講課的期中，教研室張主任召集師生座談會，評定三門主課的主講教師。另外兩位雖是轉行，但比我資深。黨員主任本想發動學生炮轟我這個不好駕馭之人，殺我“威風”，維護黨支部書記全某，可是，學生用最美好的言辭盛讚了我，批評的矛頭卻直指全某，這是張主任始料不及的。同學毫不留情，主任招架不住，就不加掩飾地褒貶起來。他說我的《MSL》課容易、好講，兄弟院校這門課也都受到好評，而黨支部全書記的《MCL》不好講，在各兄弟院校教學效果也都差。其實並非如此，在BH，ML講《MCL》，Y某講《MSL》，反映截然相反。Y某輔導過我們大四的《G》課，平時經常被學生的問題難倒，慣於說“我本子上記的有”，令人最無法恭維。
我年輕氣盛，當即提出下一屆換課，把“容易”的讓給他，我講“特別難”的，以便再決高下，但未獲準。在學生好評如潮的壓力下，他們不得不麵對事實，但又不願承認我的學術水平，隻是勉強承認了我的教學效果，要我向其他講課教師介紹教學法。不問業務優劣，教學法從何談起？我回答不懂教學法，教學效果基於備課過程的付出和教師的業務深度。這讓領導更為頭疼，此後，領導借口我要求調離，徹底剝奪了我講課的權利。換了別人擔任我的課，《MCL》仍由全某主講。曆時數年，我始終調動不成，全某始終對付著他的《MCL》講課，學生始終聽不懂（講者都不懂，怎能講懂聽者？）。講課是我之所長，領導無視學生的反映，毫不珍惜。我又一次感到如今的大學不講學問，到底在追求什麽呢？
我熱愛教書，又有那麽成功的開端，就這麽失去了機會，我很失落。此後，本來有課的學期，我隻能設計製作實驗設備，心中留戀著講台，懷念著學生。我期盼春季學期，可受命指導畢業論文，有機會接觸學生。他們沒有聽過我講課，但是我在第一屆學生中的聲譽屆屆相傳，後來的學生都知道我是講課最好的老師，填報畢業論文選題時，絕大多數報在我的名下，人數幾倍於規定一個教師指導人數的高限。在學生中的威信成了我的盾，那些“新生力量”工作中有求於我，不再明目張膽地踩我的肩膀；我的工作始終做到無懈可擊，使得“組織”無從挑剔，除非“欲加之罪”。
2- 被誣“知識私有”
又一屆學生做畢業論文，領導安排兩個青苗也指導學生做我的題目，三人各帶一組。其中一人總是謙虛地求助，我盡心盡力地幫助，相處融洽。另一是團支部陳書記，他總如討債一般，好像我欠他的；我並不計較，就算出於私心，我也照樣幫他，他們成長起來，或許我調離就容易些。不管他什麽態度，我都耐心地解答他的問題。也許是好麵子，每次解答完了，他必說他問的不是這個問題，以示他並非那麽無知，然後另提新問。久而久之，我的耐性盡失，不願費力而不討好，每次他提問，我就請他寫下來，確認無誤，我再解答——他被激怒了。
他向組織匯報，誣我“知識私有”（這倒使我覺得周圍對我比以前客觀，承認我還有知識）。他非黨員，但也是黨信任的“新生力量”，黨相信他們的讒言，不容我解釋。我絕不逆來順受，絕不違心地“虛心”接受批評，我要反駁，盡管從不成功。於是，我被記下一筆又一筆的“罪狀”。
3- 他伺機報複
還有一事讓團支部陳書記很窩火。我教過一個調幹生，黨員原某，為人謙和。我曾經常主動幫助、加強輔導他和一些出身貧苦、沒有條件打好學業基礎的同學，他們特別感激我。原某畢業後留校兼任係團委書記，一次相遇，他問我超齡退團後的想法。我如實相告：申請退團後，團支部書記偶然碰見我時，草率而冷漠地通知：“下個月不用交團費了”。這確實引發我無限感慨，十多年團齡，入黨問題不在日程，當時的人必然產生“政治失落”感。我隻是宣泄鬱悶，全然不想為難別人，可是這一感慨，無意中告了團支書的狀，係團委很重視，責令他檢查，並要求支部重新處理我的退團問題。陳支書通知我補開歡送會。我知道歡送會隻是過場，以歡送為名，行批判之實。退團後，雖說“政治失落”，但不再過組織生活，不再受新生力量數落，卻是天大好事。我拒絕參加歡送會，決不因此重陷不堪境地。陳支書忍氣作罷，送我一本《論共產黨員修養》作為退團紀念，我表示了感謝。
陳支書因我退團被迫檢討，他耿耿於懷，因而不得不求助於我時，就如討債一般，我幫助他，還落個“知識私有”。後來他不願求助於我，自己又不能發憤圖強，他所指導的學生極為不滿。為了解決問題，他的學生都來找我求教。我不便插手他的工作，而且做論文的思路不是唯一的，一個老師一個帶法，所以總是勸學生去找自己的導師。後來他的學生不來找我，轉而去問我的學生。支書很惱火，他全然不知我怎樣維護他在學生中的威信，反而認為我拆他的台，因而伺機報複。
4- 答辯軼事
期末，校方組織了一個大型畢業論文答辯，校長親臨。教研組選中我的兩個學生，我和學生都很重視。我一貫治學嚴謹，答辯前又做了充分準備，學生在答辯中，概念清晰，語言流暢，似無懈可擊，整個階梯教室裏，無人提出問題。
突然間，陳支書對學生大吼：“你的圖畫錯了！”語氣裏流露著幸災樂禍。他說到圖，我立即明白他何出此言，知道他要露怯了，替他捏了一把汗。我的學生鎮定自若，信心十足，他也明白陳老師何出此言，卻不急於辯解，故意等待老師落實錯誤。陳好麵子，我很想暗示他不要繼續追問，可他為了借機報複而一意孤行，終於自我暴露了，他厲聲喝道：“你對照一下教材，看應該怎麽畫！”此言既出，誰也救不了他了。學生調皮地說：“書上的對，我畫的也沒錯。”陳支書氣不從一處來，把平時對我的恨一股腦撒向學生，竟然大罵學生。主持答辯的教研室主任不懂業務，大聲問我是不是畫錯了，如果我指導的學生論文中有原則錯誤，他也會樂於看笑話的。我放心地讓學生自己解釋，因為學生在做論文中犯過同樣錯誤，照抄書上的圖，我一針見血地糾正過他們，他們早就胸有成竹。陳支書之所以露怯，是因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隻知學生的圖與書上不同，卻不知論文題目與書上問題的前提也不同，如果照抄書上的反而是概念錯誤，看來，他沒有掌握所涉及的基本理論。
學生不慌不忙指出前提的不同，從基本理論出發，做了精彩的答辯，全場折服。陳支書泄私憤不成，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親臨指導的校長大為不滿，認為陳以對待敵人的方式對待學生，違背了剛發表的毛主席春節指示。陳支書被抓了典型，不得不聽命檢討。我知道他不是對學生，而是衝我來的，很想為他求情，不要上綱到“違反最高指示”。但是一經成為典型，說什麽都沒用了。
陳支書當然不解我的用心，反而認為是我壞了他的事。他本是受重用之人，兩度被迫檢討，似乎在青雲直上的途中出現了障礙。他強壓怒火，把一切歸罪於我，可我何罪之有呢？他耿耿於懷，直至史無前例，他不遺餘力地整了我（此為後話）。
春節指示大體是，不能以對待敵人的方式對待學生，考試中可以交頭接耳、冒名頂替，抄一遍別人的也應得50分。我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思想深處接受不了“春節指示”，不認為嚴格要求學生就是視學生為敵人，嚴師出高徒是古人的經驗之談啊。陳支書雖刁難學生以泄私憤，我也不希望他因這樣的指示而受罰。
5- 殺一儆百
有個被劃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教師，平時愛發牢騷，對黨員、幹部多有不滿。基層領導掀起了批判他的高潮，依靠“新生力量”整材料，頻頻開會批判他的反黨言行。這在當時叫做階級鬥爭，現在想來真真豈有此理，一個非黨員，就算持不同政見，也沒有理由批判。而在那個時代，不要說對執政黨有意見，就是“觸犯”了個別黨員、幹部，弄不好也得當右派。
一開始，誰都認為是要幫助他，最多是挽救他，他也習以為常，沒把這批判當回事，該反駁，他決不失時機，始終堅持所謂自然災害是人為的，揭露領導幹部的特權，看不慣黨員的表現。政治學習時，他毫無顧忌地發言，討論“春節指示”時，他說：“怎麽能允許學生考試作弊呢？毛主席是一時衝動，不可能真的那麽想。”組織上正苦於整不出什麽“鋼鞭”材料，這下子他自投羅網，落了個攻擊偉大領袖的罪名，基層批判升級為全校大會批鬥。
出乎意料的是，全校批鬥會竟以警方將他銬走而告終，判了他三年勞教。我真覺後怕，我的“犯上”言論不在他以下，可
6-“最後通牒”
事情起因於調整宿舍。我不得不與另外三人同住一間十來平米的房間，不便之處可想而知，這已足夠難為年近而立的女士。更有甚者，這次還安排我與非教學人員同住，作息時間難於一致，有人神經衰弱需要早睡，有人要看書備課，不可能早睡；還有正值熱戀的，男友不時闖入。以後如何共處，實在是個問題。
於是，去找係行政副主任，希望合理調整。
辦公室的門大開著，隻見這位領導躺在轉椅裏，兩腳高蹺於辦公桌上。我敲門，說有意見要反映，想來，女士來訪，他應改變不雅姿勢。他卻紋絲不動，漫不經心地說：“有什麽話，說！”我等待著。他喊道：“進來呀！”我簡直覺得受了屈辱，命令他：“請你把腳放下來！沒見過這樣談話的。”他無禮地說：“你沒見過的多了”。我脫口而出：“沒見過你這樣的人當領導。”然後揚長而去，領導追出門來嗬斥，我不再理睬他，已經不想向他反映意見了。
不論年長與否，一個男性領導都
果然不出所料，總支崔書記劈頭蓋臉指責說：“我們不能給你解決兩地關係問題，你已經發展到和黨對立了，就地改造，改造好了再放你走。”我反問：“副係主任就是黨？”不管他聽不聽，我搶著描述了當時的情況，據理力爭。崔書記為之辯護：“怎麽說陳主任也是老同誌，部隊裏的團長，一呼百應，輪不到你教訓他！”就這樣給了我“已經跟黨對立”的結論。太可怕了，這是“最後通牒”，不知道前麵等待我的將是什麽災難。
他們說我這次的“跟黨對立”並非偶然，是一貫的。我的確經常頂撞上司。一次郵寄機密資料，係辦公室馮主任執意親自寄出。我受過嚴格的保密教育，一再叮囑交給他的是機密資料，要求軍郵。他嫌我絮叨，好像他這個老黨員、老八路用不著我囑咐。不久後，收信單位來函批評泄露機密，一科令我檢討。領導的意思是給馮主任留麵子，讓我承擔責任。我說明經過，澄清責任，拒不檢討。馮主任被迫認錯，但每每見我都是橫眉怒目——他是黨，我讓黨難堪了。基層領導早視我為眼中釘，隻是礙於我在學生中的威信，他們又不夠強大，不好無端加罪於我。教研組最高領導與我的積怨是上不了台麵的，他赴京進修期間，為了享受北京的福利，將工會關係轉到了北京，可是假期回來又申請補助。這位領導是申請補助的常客，每次的理由都是孩子多，經濟負擔重。討論時，眾人紛紛發言表示支持，隻有我力排眾議，指出他的工會關係已不在本校，沒有資格申請補助。那領導漲紅了臉，說是工會小組長讓他申請的。公會小組長也是受信任的“新生力量”，巴結領導，送補助上門，不料領導把責任推給了他。我攪黃了領導的補助，他耿耿於懷，上級領導加給我“與黨對立”的罪名，正合他意，我休想得到基層單位的保護。
領導另眼相看，必然影響絕大多數群眾，沒人敢反黨，所以沒人支持我。兩地關係問題因此而擱置，無人關心，連我自己也無法過問。
從教以來，我能得到的溫暖與擁護隻來自我的學生，而學生來去匆匆，他們一畢業，我就陷入莫名的陰冷。這種特殊境遇使我無比珍惜教育與教學，熱愛我的學生。這種特殊的感情使我離不開這個崗位，我把時間和精力毫無保留地給了這個事業，給了我的學生。我在育人中淨化靈魂、陶冶情操。教書育人的使命感使我有足夠的力量，在艱辛的生活旅途上一往無前。
7- 受命改行 走馬上任
說起來，我任教之處也是全國唯一的RE大學，某些專業也有些知名教授，但是治校水準低下，過分突出政治，少有學府風氣。專業設置上缺乏學術見解，之所以籌建我所在的保密專業，就是因為省領導說了應有自己地區成龍配套的國防體係。僅僅四年，這個專業就下馬了，我早就認為這個學校連辦該專業的起碼條件都不具備，而更主要的原因據說是中央防範地方搞獨立王國。
三年前，ML學校的組織督促我們結婚，說否則不能作為“兩地關係”解決調動問題，我們照辦了，因而已是地道的兩地關係，專業又下馬了，說明國家已不需要，理應調回北京。但此時北京戶口愈發緊張，對方組織又幾經換人，關心我們兩地問題的領導早已調離，新領導對此敷衍了事，加之我因觸犯了領導，得到了“最後通牒”，致使調動問題難上加難。
我正想著專業下馬有可能調走時，基層領導通知我轉係。他客氣地告知我可自願選擇去向，還可以與遠在北京的丈夫商量，可是次日上午就通知我已經定了，把我安排到一個並不結合我專業的教研組。
不是可以自己選擇嗎？簡直是欺騙！我敏銳地意識到這又是在整我，隻要我不服從組織安排，就是罪上加罪，就更有理由“就地改造”我，而不理睬我的調動要求。我知道黨說一不二，提意見是沒有用的，卻因忍無可忍，說了一句氣話：“你製造騙局，還有什麽必要虛偽地讓我選擇去向？！”
領導前腳離開，一個學生接踵而來。他是我將要任教的學生課代表，前來要求下午集體答疑。我愕然，連教材都沒有呢，也不了解講課教師是怎麽講的，然而，我從來不會駁回學生的要求。問清答疑內容，說好下午三點在某教室——當時已是上午11:00。我匆忙跑到圖書館，趕在關門前借了書。顧不上午餐，我埋頭攻讀，理出重點，寫了簡單講稿，效率之高實屬空前。3:00之前，我站到了新一班學生麵前的講台上。不知道主講教師的講法，學生也沒有提出具體問題，我自作主張，結合章節內容大講學習方法，指出重點和要學到手必須掌握的關鍵——其實就是講我在11:00到3:00之間的讀書心得。
集體答疑應付了過去，學生的反映出我所料，他們沒看出我並非行內之人，甚至要求我主講此課。
“組織”就這樣硬把我安排到技術基礎課教研組，我所學的尖端保密專業隻得廢棄，組織不珍惜，我無能為力。好在這裏沒有“新生力量”充當革命動力，多數人是資曆比我年長的男同胞，氣氛要好得多，雖說專業不對口，心情卻舒暢多了。但是初來乍到，新的領導想的隻是怎樣使用你，絕不願讓你調離，所以我的兩地關係問題一時提不到日程上來了。
我還是慶幸離開了原來那個教研組。在那個“政治空氣”濃厚的環境裏，我的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開朗，遭遇使我鬱悶、壓抑，身心俱受摧殘，獨處時總想拍案怒吼發泄憤懣。愛好體育幫了我的大忙，常常跑到人煙稀少的操場做運動，呼吸些許清新空氣，感受短暫的心曠神怡。
新的教研組安排了工作，讓我擔任輔導教師，主講人是一個早我一年畢業的“老教師”，他們把我當成新手。我不能接受這種新與老的劃分，提醒教研室主任說，我一畢業就主講前沿學科，教學水準人所共知，請領導充分估計我的能力，發揮我的作用。老主任很客氣，主講教師也很謙虛，立即決定共同分擔主講。後來他們與學生一樣稱讚我的教學效果，我對這樣的領導和同事無話可說，而且又被感動了，工作中沒脾氣地挑起重擔。有機會接觸學生我就高興，能教他們科學知識，幫他們樹立嚴謹作風，鼓勵他們的學習興趣和求知欲望。我會通過各種渠道，了解每一個學生的性格、興趣以及過去的基礎，以便在教學中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也因此能和學生以朋友相處。在黨號召“教書育人”時，我已自覺地這樣做了若幹年，因為我的中小學老師以言行告訴我：教師是神聖的天職；是人類靈魂工程師。當教師，我做到了忘我，為學生，我忘掉了個人的不幸，隻要學生需要，我的時間、精力以致全部心血，都屬於他們。
我從未受過領導表揚，更不曾評為“先進”，在“組織”眼裏，我是個沒改造好的落後分子，但在學生中的良好聲譽與威信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真正的褒獎使我幸福，靠著這種幸福，我才能從坎坷中掙紮出來。學生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若有來生，我還選擇從教。我對教育事業熱愛之強烈，對學生感情之深厚，都不為同事所理解，他們是服從分配當教師的，而我，用心從教。
自由歲月
原來的係裏，盡管我脫穎而出，組織理應樂於培養，但領導藉口我要調離，不給予任何學習機會。新係領導有些不同，1965年伊始，派我赴N市下廠，在生產一線編寫教材。我的第一感覺是興奮，因為這是久違的信任，致使調動工作的急迫暫得緩解。
春節後，我癡心地想著直接從N市調回北京，因而帶走了全部家當，來到N市一個全國聞名的大廠，猶如久禁的囚徒重獲自由。每天往返於駐地與工廠，一路天藍樹綠，路人看著順眼，心情豁然開朗。廠裏的人們對我的第一印象，可能是矜持，驕嬌二氣俱全，怕我不能與工人同甘共苦，但事實證明我吃苦耐勞、平易近人。我與廠裏的工人、技術人員相互尊重，融洽相處，以致這一年在我的記憶裏，是工作以來難得的自由歲月。
半年之後，係主任薑某來廠了解派出人員的表現，廠裏有關幹部群眾對我是一派讚揚聲。據說派到其他廠的同事們得到的評價並不理想，而他們當中多為黨員。調查結果與領導預期相反，係主任一再暗示廠方多給我提缺點，工廠的人很實在，係領導的這種“啟發”使他們反感，直言不諱地說：“人家表現就是好，我們憑什麽說缺點？”領導不得不承認事實，不情願地肯定了我的工作。
直接調回北京的設想天真到了愚蠢的地步，在N市度過一年，我不得不帶著全部家當返回學校。係裏組織了評委會，評審了我們編寫的教材。係主任特別告訴我，我所編寫的被公認最佳，這是工作以來首次獲得公正對待。能得此公正，歸功於密封評審，如果明示出編者姓名，那麽，恐怕不是所有評審者都願承認這個事實。我滿意新領導的作風，他們尚能“重在表現”，不受原單位的影響。這是原單位領導絕對沒有的作風，我倍受感動，立即信告丈夫，“組織”培養我下廠一年，我必須為新單位做出貢獻，所以暫不能要求調動。那時全心全意為黨，甘願沒有家庭生活，否則就是經不起考驗；甚至總覺得自己離黨要求的“必要時，獻出自己的生命” 相差甚遠。
遺憾的是，不久就停課鬧革命了。我編寫的教材尚未麵世，就被歸入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整整一年的心血付之東流。後來，紅色恐怖籠罩學校，教材不翼而飛，我也沒有可能追究。
史無前例中
1- 運動之初
1966年5月中央發布了“五一六通知”，要抓五一六分子，“一個也不能漏掉”，校黨委的頭等大事就是全校師生員工學習這一文件。本以為這是社會上的事，學校裏哪裏有什麽五一六分子？一切將照常運作。時已入夏，我照例遊泳，不日，泳池裏隻有我一個人，這才恍然大悟——別人都響應黨委號召，投入如火如荼的階級鬥爭，我也不可置身於外，於是不敢再去遊泳。
6月初，全國的學校均停課“鬧革命”，據說階級敵人已很猖狂，赫魯曉夫睡在身旁，越來越激烈的階級鬥爭讓毛主席都睡不著覺了，於是他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很難按時序記清樁樁件件。某一天，全校人員分別在許多分會場收聽廣播，得知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是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印象較深的是，康生最後講話，濃重的山東口音，頗具煽動性地大談階級鬥爭複雜、深入，說他不能下車伊始，其實他已說了許多。過去我並不熟悉此人，眼下卻以為他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從不是頭麵人物的陳伯達，也受毛主席信任當了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康生
天高皇帝遠的地方變本加厲地響應中央號召。黨的領導自覺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開始領導運動，根據黨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大整“地富反壞右”，後來又感到這五類分子是死老虎，得抓活的。毛主席說了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學術界有反動學術權威，怎麽也得抓出幾個？革命比以往深入了，黨的領導也自身難保，剛剛提拔上來的黨委郝副書記首先被揪了出來，大字報責問他何以青雲直上，附之以生活瑣事的人身攻擊，以利批倒批臭。
2- 革命深入
黨報接著發表《觸及人類靈魂的大革命》社論，意味著革命愈發深入，要掃除一切不利於進入共產主義的因素。既然觸及人類靈魂，那麽凡是人類，都跑不了。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寧左勿右，立即提倡“火燒百分之百”。我想，無非又要像曆次運動那樣人人過關檢查，做為平時就被監視的重點，我自以為有了首當其衝接受批判的準備。
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越來越多，戴著紅袖標的紅衛兵學生，頭戴軍帽，腰纏武裝帶，手持皮鞭，監督“牛鬼蛇神”勞動改造。他們把柳條編成的簸箕綁在被監督人的前胸，貼上白紙，上寫革命群眾給定的罪名，如走資派、反動權威、XX分子、------。他們勞動中經常莫名其妙地挨鞭子，按湖南農民運動鬥地主老財的規格，戴高帽子遊街；開鬥爭會時，紅衛兵壓著他們，反扭雙臂，下壓上身（當時叫“噴氣式”）。有人不甘受辱，掙紮反抗，則不僅立遭毒打，還必引來 “打倒XXX”，“頑抗到底死路一條”之類震天動地的口號——無產階級立場特別堅定者擔任領喊。我不得不隨大流揮臂響應，但喊不響亮，心似翻滾熱淚，跟不上這種來勢洶洶的形勢，甚至心存抵觸。我與被鬥的人並不相識，卻看不下去他們受辱。不過由於還很相信黨，也曾自譴“階級感情”問題。停課鬧革命後，終日惶惶不安，說是紅色恐怖，不適應者必有問題，隻得故作鎮靜。
3- 剪掉“怪發”
學生都成了紅衛兵，他們常常邊走邊唱“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還有“要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女學生也一樣出言不遜，耀武揚威革別人的命。
一天，走在校園裏，忽然有人從身後往我衣袋裏塞東西，下意識地回頭看，是一女紅衛兵，她塞給我一個小紙條：“剪掉你的怪發，站到我們一邊，一起革命吧！”我真想和她理論，無奈，她塞進東西就匆匆跑開了，大概她也不覺得這種“革命行動”多麽光彩。我為了方便遊泳，剪了運動短發，當地人稱之為“梭梭頭”。原來，這個城市已掀起強行剪發高潮，如若不從，會遭到剃陰陽頭的懲罰，而且紅衛兵總部“通情達理”，已勒令各理發店，免費為顧客改成“革命”發型。我很反感這種荒唐，但是不想惹禍，也去改了。在原有基礎上，要剪成一邊齊沒有層次的那種，隻能盡量剪短，後腦勺被高高地推剃發青，成了不折不扣的怪發，好像革命就是要變真善美為假惡醜。
4- 被“觸及靈魂”
終於有一天，教研組外的牆上貼出了大字報專欄“XXX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我比誰都了解，這XXX意見多多，但絕不反黨，XXX不是別人，正是我——終於被“觸及靈魂”了。頭天晚上，領導通知少數幾人整一個同事的材料，大部分人沒來教研室，可這少數人並非骨幹。原來是調虎離山之計，多數人秘密行動整我的專欄，讓我措手不及經受大字報的“考驗”。細看內容，我啞然，不得不供認不諱，揭發的都是我在會上的公開發言，這樣反黨多笨！我決定找協理員（即黨支部書記）說理。
協理員原本是事務科長，好像不懂高等教育與工學，寫得一手好書法，看上去仍不像知識分子，也沒表現出什麽組織領導能力，但絕對是個好人。他告訴我，本教研組並不想整我，可是原單位的人一再施加壓力，說他領導運動不力，若再不揪出我這個反動分子，他們就造反。所謂造反，就是無法無天地胡來，協理員怕他們揪鬥我，讓我難堪，再說也必須表現出領導運動得力，所以組織大家寫我的專欄。我理解協理員是形勢所迫，他不算心狠，不認為像我這樣的同事會是反動的敵人。可是紅色恐怖的大環境裏，有人點你的名，豈有不揪出之理。我隻能接受挨整的事實，對新單位的和緩態度也很知足。
5- 大字報越發離譜
事實遠非如此，革命已深入到不分單位，原單位對我耿耿於懷的“新生力量”，借機不遺餘力地整我，甚至從不認識的人，也踩著我的肩膀往上爬，以致我難以支撐。
原單位接連給我出了兩個專欄，貼在主樓醒目的牆上，我虛心地拜讀。此時恰逢黨報社論“革命大字報好得很”出籠，人們看我邊看邊摘抄，唧唧咕咕地議論，納悶我看了革命大字報，為何不像社論所說“臉發青，出虛汗”，猜測我坦然摘抄是否為了秋後算賬。如果他們問我，我會告訴他們，所謂我的反黨言行，是連篇累牘的捏造，屬實的部分則是我光明正大的會上發言。“新生力量”們顯然欠缺教育，寫大字報的水平實在可憐，說我一進校“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我乃正麵角色，那他們就是反麵角色。說我是“資產階級西
就算革命真的深入到私人生活，在這所學校裏，也輪不上我受批判。我生長在極為簡樸的家庭，在父母的教育下，從不講究吃穿。文革時，我已工作八年，還穿著打補丁的罩褲，那是中學時期的第一件新衣，以前都穿兄姐穿小了的衣服。那條罩褲是淺灰色哢嘰布的，洗成了白色又染藍了，褪色後翻了個麵，磨破了又打了補丁。如此穿著打扮，仍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我不禁反思，上初中時，大家穿一樣的校服，我不過在母親教育下，衣服洗淨熨平；席地而坐時，從不讓鞋幫沾土；打球時，從不抱球弄髒衣服；大概就是這些使我與眾不同。曾被評“貴族味兒”，又被批“資產階級”，似應自譴沒改造好了。其實整人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我樸實無華，消費絕對在他們以下，於是想方設法編造鋼鞭材料，狠挖我一切“罪行”的階級根源。
大字報說我是“國民黨反動軍官之女”，“過慣了腐朽的寄生生活”，可是我父親從不介入政治，而且對當時的國民黨極為不滿；母親一貫勤儉持家，輕蔑腐朽寄生。我嚴格要求學生，被說成是“繼承其父軍閥作風，打擊報複工農同學”，可是父親隻在軍閥治下當過軍醫，且因不滿軍閥作風而冒險逃離。
糊滿三麵大牆的專欄，除了大帽子，就是抄自報紙上批判“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的“編者按”，我怎麽看都不“出冷汗”。
大字報顯然捕風捉影，怎麽捕，怎麽捉的呢？父親當軍醫的履曆隻在檔案裏才有，一般群眾，甚至一般黨員，都不會知道。原來我的大字報是在原單位黨支部領導下寫的，為此黨員主任查了檔案，然後歪曲篡改，可見檔案是用來整人的。主任下此狠手，大概是報複我曾讓他失去公會補助吧。
6- 隔離審查
在這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中央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變成了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觸及人類靈魂變成了火燒百分之百。首當其衝被燒的是工作能力強的，形象高雅的，頭腦聰明的，出身不好的，性格倔強的，直言不諱的，或是路見不平的等等。這些人是出頭之鳥先中槍，我早已成為眾矢之的，挨批判是意料之中的事。我盡力克製著自己，癡心地想著，入黨的夙願怕是更難實現了，但我不放棄，決心從零開始，一步一個腳印地前行。
大家學習“政策”討論“國家大事”時，我被隔離在一個小房間寫檢查。
校內一些朋友，此時也紛紛劃清界限，斷絕來往，寫大字報迎合對我的汙蔑。我為人正派，生性淳樸，工作出色，嚴於律己，原單位挖空心思也編造不出令我“臉發青、出冷汗”的鋼鞭材料，想捕風捉影編造人們最感興趣的桃色新聞，但無風可捕、無影可捉，反而證明了我的為人。正直的人們後來跟我說，看了大字報，反而了解你是個特別好的人了。我想，連檔案都驚動了，他們再不會有什麽招兒了。
解散了一年多的原教研組並不死心，有組織有領導地整我，置於死地而後快。
7- 學校的勞改隊
紅衛兵成立了“勞改隊”，勒令正副校長、正副黨委書記（謂之走資派），最知名的教授、教師（為之反動學術權威或反動分子）加入，每天早晨在主樓廣場亮相。其中被定為全校頭號反革命分子的一位教師，極其擅長拉手風琴，音樂水平很高，紅衛兵知人善任，勒令他指揮唱“牛鬼蛇神嚎歌”。我不了解憑什麽讓他們勞改，聽說王副校長講黨課說任何事物都應一分為二，有人問，毛主席呢？他毫不遲疑地重複：“任何事物都應一分為二”，他就以攻擊偉大領袖罪被揪了出來。文革前，我從不跟領導打招呼，領導很反感，知道王校長的“罪行”後，佩服他堅持真理，見了他，我主動打招呼。（後來，他說：“你這個同誌很奇怪，以前見了我，裝看不見，我勞改以後沒人理了，你倒是主動招呼我了”——我和他都笑出了聲。）
8- 陳支書下狠手
原單位的團支書陳某，因我退團和學生畢業答辯兩次被迫檢討的事，始終耿耿於懷，伺機報複。正是他不時騷擾，給我的新單位施加壓力，加大整我的力度。他迫不及待地糾集一群一心積極投入革命、不明真相的群眾，貼大字報“勒令”我去“勞動補課隊”報到，並威脅我教研組說：“如果你們包庇反動分子，我們就采取革命行動”。“勞動補課隊”是陳支書的創舉，目的是改造雖非走資派或反動學術權威，但三反言行嚴重，生活方式資產階級的人，級別僅次於“勞改隊”。
其時，教研組老主任靠邊站了，由紅五類出身的實驗員小楊主持教研組工作，他為人正直，不會整人，坦誠地告訴我陳支書的一切舉動，擔心他會找不講道理的紅衛兵前來造反，強行給我剃陰陽頭，不由分說拳打腳踢，不如就去勞動補課。我立即表示理解和感謝，從此脫離了教研組，被打入了“勞動補課隊”。
我不怕勞動，但心中不安，也不服受辱。不安的是，因為陳支書整我，連累了200餘人被揪來“補課”，多為無辜者，都是工作上的能手，無非是心直口快得罪了人而引火燒身，我莫名地對他們有著歉意。不服受辱，則是因為“造反派”勒令補課隊和勞改隊全體人員，每天早晨在主樓廣場亮相，圍觀者指手畫腳評頭品足——陳支書必在其中，得意洋洋，幸災樂禍——麵對此情此景，我想呐喊：“士可殺，不可辱！”補課隊裏也有個別因偷竊行為或男女關係問題受了處分的，觀者可任意猜測，我當時的年齡顯然既非走資派，亦非權威，大概很容易被懷疑是此類人等，流言蜚語的義務散布者不乏其人，謊言說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最終落下的罪名可能比被誣陷為反動更惡心，更冤枉。一位年長的小學老師，因名字與某大漢奸隻差一字，革命群眾硬說她是那漢奸的侄女，我就奇怪，叔伯與侄女的名字怎麽會這樣取呢？同她一起勞動，也同她一起被附小學生嘲笑謾罵，至少被指“不是好人”，“好人”那時候是不勞動的。
得以泰然處之的動力，隻剩下了問心無愧，我一向寵辱不驚，能客觀評價自己，讚揚聲中必審視不足，被貶低時必昂首傲視。然而畢竟年輕且舉目無親，難免處於叫天不應叫地不靈之境。“戰鬥組”很注意我，或是出於關心，或是不想承擔責任，總是派人監視我，以防萬一不測。我由衷感激關心者，這，對已被孤立之人彌足珍貴。至於擔心，則大可不必，我沒那麽脆弱，能忍辱負重，那時完全相信毛主席發動的革命不會整好人，耐心等待有朝一日水落石出。
9- 勞動補課歲月
紅衛兵都是學生，不像某些教工那樣存心整人，主管看管勞動補課隊的紅衛兵宋同學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認為勞補與勞改兩個隊伍應區別對待，於是 “勞補隊”不必在主樓前“亮相”了。每日體力勞動，雖精疲力竭，但心情比含冤檢討時愉快。隊員之間逐漸熟悉，彼此了解打入此隊的原因，共同語言頗多，日子好過多了。
駐京聯絡站負責接待我報到的幹部趙某也每天出席，他是基建處的，平時負責教工每周的義務勞動。我以為是紅衛兵派他來管我們的，可是他並不管事，還悶悶不樂，見了我很不自然，後來方知他也是被“革命群眾”揪出來的。我恍然想起，他曾令我注意對組織的態度，警告我如若不改，“以後會吃虧的”。真讓他說中了，可是他怎麽跟我一起吃虧呢？我笑對他說：“當初要是知道你也會挨整，就不頂撞你了。”引得隊友發笑。總務處長也被拉來補課，他始終自名清高，不屑與我們打成一片。我故意問他，是否以為隻有他是被冤枉的，而別人都是該挨整的壞分子，告訴他多跟大家談談會受啟發。他可能覺得我有挑釁之嫌，可我不是輕易說的，這些人都不該挨整，這樣搞運動絕對是錯誤的，而這位處長沒有這般覺悟。
一天得令挑土，一部分人用鍬往柳條畚箕裏鏟土，另一些人一次挑兩畚箕土運到另一地方，這是無功勞動，目的隻是“補課”、改造。鏟土的人低頭彎腰不問來者何人，不分男女一律上滿。我和男士們一樣，挑著滿滿兩畚箕土不斷往返。當我又一次往起挑時，忽聽宋紅衛兵大喊“給女同誌少上點土！”應聲看去，隻見他漲紅了臉，似在悔恨失言。是啊，這些人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稱他們“同誌”，在當時是立場問題！我想，這個學生頗具人性，才流露惻隱之心，就大膽問他：“你是不是覺得我們像好人？”他沒有成見，默認了，並直言，他根本不了解情況，隻是聽那些揪出我們的人介紹，說我們反黨且不勞動。我告訴他上當了，這些人都是好人；至於勞動，他已親眼所見。我如實細談了被勒令勞動補課的經過，他認真調查之後，證明情況屬實，宣布“解放”我和另外兩人。我立即說應該“解放”所有的人，宋答應逐一調查處理，如果成立補課隊本身就是錯誤的，那就解散。大家讚賞我仗義，不滿足於自己解脫，為大家說了話。
“勞改隊”照常亮相，某天，全校“頭號反革命分子”朱某正指揮勞改隊員唱“牛鬼蛇神嚎歌”，從主樓高層的窗口飛下片片傳單。原來是北京來的紅衛兵在傳達“中央文革”精神，傳單大意是說，勞改、唱豪歌等做法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勒令取消。
10- 我批“資反路線”
“補課”隊徹底解散，“勞改”隊也不了了之。被侮辱了的人們不知道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歸誰負責，不僅無處喊冤，而且還得感謝毛主席偉大英明。要求這些人把仇恨集中在“資反路線”上，矛頭不能指向整了人的群眾。所謂“資反路線”，是指劉少奇為首的司令部所執行的路線。劉少奇沒整我，也沒指使誰整我，我卻隻能恨他。狠狠整了我人算是“群眾”，竟然和我一樣屬於受害者。我心中不平，整人者的醜惡靈魂就不該在如此深刻的革命中“觸及觸及”嗎？
我著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時我最恨的是陳支書，可是直接寫大字報批他，會被指為“群眾鬥群眾”，倒是我不對了。我注意到，在勒令我“勞動補課”的大字報上有他們單位頭頭唐某的簽名，本著“矛頭向上”的精神，就點唐某的名寫大字報，指桑罵槐行批判陳支書之實。效果出乎所料，唐某怕成為“資反路線”典型，慌忙托人向我解釋，說他不明真相受了陳的騙。其實我早知道整我的人是陳，因為畢業答辯整學生和處理我退團的兩次檢討，報複我之心不死。批判“資反路線”的革命形勢下，他早已對其所為心驚肉跳，我不屑於點名批判他。而唐某這位頭頭，不管他怎麽解釋，落井下石的秉性已暴露無遺，不明真相，卻受下級左右。文革中這種人無處不在，隻要能往上爬，不惜踩踏任何人的肩膀，哪怕踩了之後也爬不上去。如我之草民的肩膀，踩錯了的是受蒙蔽無罪，踩對了則更上層樓。自古以來的至理名言“牆倒眾人推”，正是十年動亂的社會基礎。
11- 曾被抄“家”
我被整之初，教工中的一些出身好的“紅五類”羨慕學生紅衛兵由來已久，不失時機地成立了“赤衛隊”，戴上紅袖標，繼承了湖南農民運動赤衛隊的專橫跋扈，開始“造反”。一天，一大幫赤衛隊員闖入我的宿舍要破四舊。其中多數與我並不相識，隻因為原單位的“革命大字報”說我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而義憤填膺。不解的是，赤衛隊長，北京來的實驗員龐某曾與我同室，應該了解我是多麽簡樸，而且我對她夫婦二人很關照；對門的貧農兒子古某雖交往不深，也從無瓜葛，友好相處；這些人都翻臉不認人，踩我的肩膀以證明他們是革命左派，日後好往上爬。文革中，整人，有絕對的自由，對門的貧農兒媳楊某不是赤衛隊的，而且是外係的，卻也探頭探腦竄進我的宿舍。
他們勒令我交出四舊，我問他們指的是什麽，他們就說我狡猾，我隻好由著他們一一過目我所有的“家當”。離家之人那有什麽家當？
他們翻了半天，拿走了結婚時在上海做的棉衣、當時不多見的婚紗照（這些都曾為周圍的人無比羨慕），以及丈夫的來信。拿走東西沒有清單，說是“革命行動”，叫做“抄家”。我不解，“革命”難道連個人隱私也不予尊重？他們有什麽權利看我的私人信件？我信告丈夫所蒙受的奇恥大辱，他卻毫不在乎地回複說：“他們看了咱們的通信，就可證明你不反動了”，可我憑什麽接受這樣的“證明”？！
那是不堪回首的日子，身心均受嚴重摧殘，曾經一度，隻要提起，我必泣不成聲。可是那年月，我們的字典裏沒有“人權”二字。
12- 隻為討回公道舒暢心情
“抄家”的舉動當然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猖狂一時的“赤衛隊”一夜之間成了“保皇派”。紅五類們悄悄解散了這個隊伍，但仍狡辯說當初“破四舊”是革命行動，所以不肯還給我抄走的東西。我必須針鋒相對，任其繼續胡作非為就等於承認自己是革命對象，由不得我不借批判反動路線的東風。
全國一度掀起“革命大串聯”熱潮，大多數人免費乘火車玩遍全國，我從開始挨整，就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包括不許串聯——這當然歸罪於“資反路線”，理應解禁，可是熱潮已過，無從補償。我正在琢磨如何對付“赤衛隊”，有人發起“徒步串聯，走紅軍長征路”。這個機會我得抓住，算是恢複政治權利，順便證明自己能吃苦耐勞，粉碎整我者所謂“資產階級西
父母送來的溫暖，已使我不會受凍，但為了落實他們抄家是錯誤，我必須借“革命串聯”之機，要回抄走的棉衣和所有東西。於是找到赤衛隊長（也就是那個北京來的女實驗員龐某）索要，她仍執意不還。赤衛隊已經解散了，他們到底還想做什麽？我那件在上海很普通的棉衣對革命有什麽危害？無處講理的情況下，唯一的辦法是寫大字報，把抄家的過程公諸於世，以便得到公正的眾議。
我的大字報樸實無華，描述生動，引起強烈反響，赤衛隊們坐不住了。已被稱之為保皇派的他們，再也經不起革命群眾的抨擊，不得不承認錯誤，歸還所有“抄物”，通知我到某處去取。我立即反對說：“你們大張旗鼓抄了我的家，必須照同樣的聲勢送回來，憑什麽要我去取?!”站錯隊在文革中可是致命的，赤衛隊解散後，沒有了後台的支撐，他們怕的要死，居然不敢頑抗，乖乖地照我的要求辦了。
除少數臨時離開學校的，幾乎是原班人馬，抱著“抄物”來到我的宿舍。我注意到對門“貧農兒媳”楊某躲在家中，就請她過來；她不肯，我說：“抄家時你起勁地站腳助威，現在不能少了你呀。”她操著鄉音，一副小市民腔調：“對門識戶的，咋個能不關心嗎？”我學著她的腔調還以顏色：“是啊，對門識戶的，咋個不過來受教育嗎？”有趣的是，她也不敢不聽我的——我在造“資反路線”的反啊！
人到齊了，我命令紅極一時的赤衛隊員“拿出毛主席語錄”。這是當時很正常的做法，我以此方式發泄積鬱，沒什麽不對的。他們竟然沒有一個帶語錄的，我抓住機會治治他們曾經的盛氣淩人：“‘語錄隨身帶，用時學起來’，你們連起碼的覺悟都沒有，難怪站錯隊。”他們追悔莫及，服帖地在我的帶領下誦讀毛主席語錄，連對門那個不講理的老婆也不敢怠慢。其實我真想笑，毛主席說的話絕了，竟能從中找到恰當的根據，批判這些見利忘義損人利己的小醜，我充分體會到它的“放之四海而皆準”。聽罷我完美運用毛澤東思想的教育，他們灰溜溜地走了，我倒頓生惻隱，他們在這沒譜的時代裏跟風，真的可憐，造反派轉瞬即成保皇派，革命動力彈指則成革命對象。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似乎難以捉摸，人們永遠抓不到它；左派陣營似乎虛無縹緲，人們永遠走不進去。但是黨教育出來的民眾似乎又都自覺自願地追隨那路線，千方百計地往那陣營裏鑽，許多年以後方知其幼稚可笑。我從不想整別人，即使是整過我的赤衛隊員，我“造反”，隻為討回公道，舒暢心情。
而我的心情並未真的舒暢，因為始終沒有機會像教育赤衛隊那樣，麵對麵地教育原單位那些往死裏整我的“新生力量”。整我的時候有人召集，該道歉時卻成了無人負責的烏合之眾，他們的醜惡靈魂就這麽輕易地躲過了“史無前例”的“觸及”。好在後來還有私下裏向我表示歉意的，說他們受了反動路線的毒害，認為我的“反黨言論”都是對的，甚至有黨員告訴我崔書記對某女黨員有不軌行為等等。最下力氣整我的黨支部全書記和團支部陳支書都各有各的報應。全書記犯了男女關係的錯誤，臭名遠揚；陳支書與自己老婆相處不好，終至離異；上一級的領導後來的境遇也都不盡人意。世界上的事情還算公平，存心害人的人都沒有好下場。想到這裏，我自責了，自責幸災樂禍之嫌。
【寫中有感】寫至此，讀者可能誤會，以為我不是在寫高校的事，但我是在寫，邊寫邊怪錢學森當時為何不問。這還沒完，“我們這兒”的高校“繼續革命”，所以我的學府生涯還有很長的這般篇幅。
13- 體驗紅軍長征
文革中，黨中央文件明文將全國人民分為四類，一、二類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三類是有嚴重反黨言行的、四類就是反革命分子了。運動之初，部隊來的工作組積極貫徹中央精神，劃分了全校師生員工，我被劃為三、四類之間，就是有反黨言行與反革命之間。雖說批判了“資反路線”，流毒卻難以肅清，被劃為一、二類的自是引以自豪，抱有個人恩怨的更是上躥下跳，極力阻礙我加入徒步串聯的“長征隊”，以葆長征隊的“純潔性”。但畢竟已批判了“資反路線”，一番辯論之後，正義公道的群眾占了上風，他們歡迎我參加徒步串聯。黨員朱某想到我被抄家，主動借給我棉衣。長久孤立壓抑、倍受歧視的日子之後，我重新感受到了同誌式的情誼。（運動以來，有人憤怒抗議稱我為“同誌”，因為有蘇聯歌曲為證：“這裏驕傲的稱呼是同誌，它比一切尊稱都光榮”，我瀕臨反動，左派和爭當左派的都不願“混同”於我。）
隊伍集結成都，由此出發，目的是走紅軍走過的路，故名“長征隊”。隊員個個頭頂綠軍帽，臂帶紅袖標，身背行囊和“紅寶書”，豪邁地行進在祖國大地上。計劃翻越二郎山，至瀘定橋折返，往返路程約2500裏。二郎山以陡峭險峻、氣候惡劣聞名，是千裏川藏線上的第一道咽喉險關，人稱“天塹”。歌中唱過：二郎山高萬丈，枯樹荒草遍山野，巨石滿山崗，羊腸小道難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擋。------，要把公路修到西藏。那時公路雖未修到西藏，我們倒也用不著走羊腸小道了，不過畢竟是座高萬丈的山，對誰都是第一次。
聽說二郎山風景異樣，青衣江波濤，溪溝邊泉水，茂密鬆林，白雲飄過，每到五月杜鵑盛開，紅藍紫白交相輝映，花間高原彩蝶飛來舞去，絢麗多姿。山上有一片懸崖，隔著深深溝壑，可望層疊冰峰——那是莊嚴靜穆沉吟不語的上古冰川尾端。1940年，畫家張大千、葉淺予曾到此寫生。然而，我等此行隻為體驗長征，無人流連美景——那涉嫌資產階級情調，眾皆避之。
神聖的隊旗
隊伍向目的地進發，紅色隊旗上有黃字隊名：長征隊。語錄歌和革命口號響徹田野，引來圍觀者無數，沿途送紅寶書給老鄉，不由得自以為也是“宣傳隊”、“宣言書”和“播種機”。
隊旗是隊伍的象征，隊員輪流打旗。年輕男隊員居多，但是我願挑重擔，所以也主動打旗。不料隻要我接過旗，總有兩個人從我手中搶走，不友善的強硬態度使我無法以為是男同胞照
“長征是宣傳隊”
一路曉行夜宿，每日行軍約60餘裏。沿途享受紅衛兵的待遇，被稱為“毛主席的客人”。每到站點，人民公社都安排食宿，好生招待。我一路反躬自問：這就是革命？我們隻是走路，固然得到鍛煉，卻不創造財富，何功之有？無功何以受祿？心中惴惴不安。
說隻是走路，倒也冤枉，我們時刻為著“革命”，人群聚集處，必散發“紅寶書”，真心覺得國人都以此武裝思想，就無往而不勝了。另一重要任務是表演節目，這個我在行，從剛一解放的街頭宣傳，到中學大學後的文藝社團，都參與過，並長於想出別具一格的新意。但是當時還被另眼看待的我，加入“長征隊”都受阻，更不會讓我負責什麽，演節目是“為工農兵服務”，思想“反動”者，不可信任。起初，隊長任命Y女士負責文藝演出，她主持下的節目呆板無趣，觀者不感興趣紛紛散去。苦出身的女職員搶著報幕，不會講普通話，也不擅長當地方言，文化水平又低，報幕語無倫次，語病頻發，人已中年，卻學著紅小兵的腔調與姿勢，就連偏僻山村的農民都因其紕漏而麵麵相覷忍俊不禁，致使毛澤東思想宣傳的大事欲嚴肅而不能。我在其中亦覺難堪，不能坐視不管，於是編了當時頗為流行的對口詞，內容是偉大領袖在天安門上接見紅衛兵。與我相處甚好的外係F女士讚口不絕，此人開朗豪爽，當即要我與她合演。我們認真排練，加了必要的動作，她出麵申請演出，排斥我的人不好反對。
隊伍來到一個小鎮旁的空場，盡頭有座圓弧形的斷壁殘垣，層層台階自下而上，儼然一個觀禮台。我和F不約而同把這背景想成了天安門，表演了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對口詞：“旭日東升”，“光芒萬丈”，“山川起舞”，“江河歡唱”，------。我一句她一句，聲情並茂，動作優雅，人山人海的民眾掌聲雷動。盛情之下，我和F臨時加演了二重唱“毛主席派人來”。其實不全為演出，借機滿足愛好罷了，我們都喜歡唱歌。F是不錯的女高音，美聲唱法，她唱主旋律，我配和聲，雖未排練，亦受歡迎。群眾表現出對節目如此喜聞樂見，表明我的思想感情並不遠離工農，批判我的人們從此無話可說。成見不深的人們誇我“有兩下子”，使我心情日益舒暢，我之欣慰不因那些誇讚，而因人們不再另眼相看，我似能逐漸融入集體。這種轉變當然主要因為我一路吃苦耐勞，戳穿了原單位“革命動力”們的叵測居心，然而當時都歸功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我們的表演一時轟動，同路的紅衛兵隊伍都來學那對口詞，就連本隊那個上海工人子弟也誠懇地讚揚：“你們演的簡直就像真的見到了毛主席”，他表情友好，潛在地認可我們對偉大領袖的“真情實感”（挨整平反後，以為得益於毛的革命路線，所以的確是真情實感，後來再也找不到那種感覺了）。貧農出身的隊長不甘示弱，要與戰鬥組長小楊演對口詞。小楊極內向，並不想幹自己不在行的事，無奈隊長還硬逼他以姿勢助朗誦。正式表演了，由於毫無舞蹈素質，動作可謂“自然主義”的，比如表現“舍得一身剮”，他做扒皮狀，狠命撕剝著自己，引得觀眾捧腹。小楊早已笑得說不出話，隊長則嚴肅執著，自以為表演才能欠佳也掩蓋不住他紅五類的“階級覺悟”和“感情”——這在當時是最值得彰顯的寶貴品質。
走了小半程，一路顧不上飽覽景色，盡收眼底的是江青提倡的紅海洋，鎮上的門窗牆壁無不塗上紅油漆，山上也不乏紅底白字的巨幅標語——隻覺得滿目是紅，襯托出當時推崇的“紅色恐怖”。
翻越二郎山
5天之後，到達天全縣城西50公裏處的二郎山腳下，將要翻越 “高萬丈”的二郎山。所謂高萬丈是比喻它
次晨日出前出發，沿盤山公路前進。公路坡度極緩是行車安全的需要，對徒步的人來說，效率之低令人心急，兜了大大的一圈，又回到了原處，隻不過海拔略高一些。我細心觀察，發現或可利用兩層公路間的山石樹木直接由低層爬上高層，決心冒險試探，找到捷徑有利全隊。當然是有危險的，那裏不乏“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境。我膽大心細認真考察，一石一樹都不放過，確定是牢固的方可利用。體育素質助我成功，攀石爬樹很快上到更高的海拔，等了良久，走盤山路的人們才姍姍來遲。
麵對批判我的紅五類，本應自豪，可我覺得不是我有什麽了不起，而是他們不行。大家都想效仿我，以便盡快到達休息站。但是捷徑是有危險的，我頓時感到責任重大，必須對他們的安全負責，萬一出了問題，後果不堪設想。我千叮嚀萬囑咐，毫無保留地介紹經驗。可是他們的攀爬技術不佳，我總是最先到達更高層，善意地遞過手杖的另一端，讓下麵的人抓牢，將他們一一拉上來。起初，男士們，特別是整過我的人，不好意思接受幫助，是我的真誠感動了他們，不僅接受了幫助，還很佩服我。Y女士曾不遺餘力整我，大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之勢。她的爬山狀況慘不忍睹，大家照顧她，讓她輕裝上陣，前後保鏢助力，她仍難以勝任，從此她再不好批判我缺乏勞動了。我一路擔心著大家的安全，甚至默默祈禱，切不可有閃失。
正午時分，我們攀上了山頂。寺廟裏的僧人為我們準備的午餐是攙了幹玉米麵的大米飯和鹽水煮熟的洋蘿卜（二郎山上唯一的蔬菜品種）。吃飯時，玉米麵渣子滿嘴跑嚼不著，毫無油水的洋蘿卜很難吃，可是長途跋涉之後，誰都不少吃，不分男女。
後半日下山，當晚在另側山麓的接待站宿夜。小鎮最大的餐館準備了豐盛的晚飯，迎接“毛主席的客人”。餐館門庭簡陋頗似工棚，飯菜味道卻好，用膳的徒步串聯者絡繹不絕，個個狼吞虎咽。我則自覺受之有愧，心中忐忑與時俱增。停課停產不創造財富，國家哪裏有這麽多錢供這麽多人白吃白喝？徒步串聯究竟有多麽重要，可以不計經濟損失？餐館的經營者是心甘情願，還是見紅袖標生畏，不得不以行動支持“好得很”的文化革命？
安順場渡口
隊伍伴著語錄歌行進，來到大渡河的渡口安順場，傳說是當年紅軍強渡大渡河的地方。當地有人把眾多徒步串聯隊伍帶到一所學校，一位滄桑老人等在那裏，說是當年為紅軍乘船渡河的船工，後來也當了紅軍。他一副農民模樣，身著不甚清潔的舊式黑棉襖，頭纏本色毛巾，滿臉皺紋，滿目眼屎以致眼珠難現，他一定看不清周圍景物。老人給了我們一個多小時的革命教育，難懂的方言，層層的聽眾，所獲甚微。老船工忽然唱起歌來，隻聽出最後一句：“砸碎了國民黨的烏龜殼”，說的是摧毀了國民黨的坦克。老紅軍對國民黨充滿仇恨，卻隻字未提打日本，這就證明了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的內耗，難怪日寇在淞滬保衛戰重挫後，仍在我領土上橫行八年。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所用旋律正是吾輩兒時音樂教材裏的美國歌曲——紅軍青睞而“洋為中用”。文革中砸爛封資修、大洋古，這首美國歌曲卻漏網了，倘若有左派知其來曆，是否要揪出當年的填詞人批倒批臭？
安順場短暫逗留，我很難忘卻那老紅軍，他幫助渡河的同誌大都已是高幹，而他如此貧困，不懂享受，連起碼的衛生條件都沒見過，活了幾十年，還沒刷過牙，眼疾更不得治療。他，還有更多的他們，身處被遺忘的角落。想想成天蹲在窯洞邊的陝北農民，我們究竟在“革”什麽命？文革以來，學校停課不培養人才，工廠停產不創造財富，國家怎麽維持？民生還有望改善嗎？本應為人師表，卻是遊蕩神州，不務正業。我擔心中華民族的前途，暗自質疑“文化革命”。
對岸飛來“麻風”
沿著大渡河前行，怡人風景映入眼簾，不覺恍悟何謂“祖國壯麗河山”，愛國真情油然具體和深化。
大渡河上多處設有連接兩岸的繩索軟橋，小姑娘背著大背簍輕盈自如地走來走去，誠然詩情畫意。我們試走軟橋，感覺十分艱難，姿態不堪入目。另一種渡河設施就更不可思議了，就是橫跨河麵的一根鋼纜，因為有人從對岸過來，我們才注意到它。那人借助於滑車，飛也似地滑著，滑到半路突停下來，高懸在河麵上空。河水翻滾，濤聲隆隆，我們看著危險，喊話請他趕快過來，好將紅寶書交到他手中；他滑了一段距離又停下來，大喊：“把書放下，快走！我是麻風”。一行人茫然不知所措，頓生惻隱之心，忘了麻風是可怕的病。原來我們隔岸望見的是麻風病區，文革之風也吹到了那裏，他們明知不久人世，還渴盼學習毛澤東思想，可見全國人民已把毛主席奉若神明。
“麻風”執意吊在那裏不動，我們隻好放下書繼續前進。在休息站逗留中，公社衛生員安撫說：“困難時期，麻風病區供應較好，曾有耐不住饑餓的人偷偷搬了過去，一年之後被遣返，全家安然無恙；麻風病是接觸傳染，你們不會有危險的。”我根本沒想自己的安危，久久思量那些病人的不幸。
次晨，隊伍向瀘定進發。大渡河震天的浪聲一路伴著我們，舉頭可見萬裏無雲的藍天，藍得純淨而深邃——長居陰霾之人想象不出這樣的藍天。俯瞰則是深綠而清澈的大渡河水。激流把河岸衝刷出長而直的石紋，呈現出無數奇觀。河中間白浪滔天，氣勢恢弘。身處這般壯麗景色，猶如畫中遊，隻覺精神煥發，倦意蕩然無存，不知不覺中到達瀘定。不需休息，女士們結伴來到河邊，走上河畔巨石清洗衣物。
洗滌完畢，途經一處門麵破舊的店家，不料竟是個小飯館。雖已打烊，老店主還是破例接納了我們，僅隻片刻，就端來幾大碗豌豆尖肉片湯，就著自帶的幹糧飽餐了一頓。鮮美的肉片，青嫩的豌豆尖，好像生平第一次享用那樣鮮香的湯。湯碗的容量相當於一個兒童臉盆，女士們都滴水不剩。問及價錢，老店主隻收0.25元一碗，不知是否會虧本。
兩度往返“奪”瀘定
1967年的瀘定橋是木板架在幾條鋼索上構成的軟橋，高懸在離河麵好幾
隊友們望塵莫及地遙望著我，仍是寸步難行，是我幫助他們的時候了。我從對岸走回來，告訴他們過橋的經驗體會。人們受了我的鼓勵，都學習我的勇敢，有些男隊員因不服氣或顧及麵子，也都硬著頭皮邁開了腿，隻有狠批我的Y女士始終不敢。
大部分人壯膽過了橋，我則兩度往返“奪”瀘定，羨慕嫉妒皆有人在。我們在對岸參加了建設紅軍紀念館的勞動——背石頭。工地上有許多拆掉一端的兩條腿長凳，長凳兩側各有繩套恰似背簍，那是背石頭的工具。石頭放在留下的兩條腿上，連長凳帶石頭，總重量著實不輕，工作效率之低可想而知。後來紅軍紀念館是否建成，無人再問，我們背的石頭說不定被別的串聯者易地，也把過程留作他們的紀念了。無功勞動司空見慣，心到神知，自以為做了“貢獻”——那時覺得紅軍特別偉大，必須以實際行動紀念他們。
從瀘定返回時，一部分人取道泥巴山經漢源至雅安，再原路返回，路程遠了許多，見識亦可增廣，我選擇了這條路徑。
途中，貧農出身、比較激進的隊長突然告訴我，這一路走過來，他完全看清了隊裏的人，說“有些人是很可愛的”。此話出自他口，我大為驚訝，不過我理解他的用意，也接受他的真誠。他向我道歉說，以前道聽途說，就以為我真該挨整，現在了解了我的為人、性格和作風，他很佩服，再也不會盲從、上當了。此後他一直友好，妻子來校探親時，小兩口還請我做客。他能明辨是非，坦誠表白，在掌權的紅五類裏，難能可貴，我感動於其勇於糾錯。
初見“革命蟲”
告別瀘定的次日，向漢源進發，那裏產梨，而我們光顧，則是為了參觀一個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叫做大樹公社——這樣才是突出政治，才稱得上革命，至少是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當夜我們被安排在某縣招待所宿夜，一間寬敞的大廳裏擺放著二十多張床，棉被裏外三新讓人受寵若驚，深感無功受祿。正擬舒舒服服睡上一覺，苦出身的女職員突然大喊“有虱子”。眾皆慌神，紛紛坐起來抓虱子。解放初期，延安來的人說虱子是“革命蟲”，無產階級思想武裝了頭腦的人都容得牠，所以我們無人抱怨指責，表現出十足的革命樂觀主義。幸而後來這小東西沒有一直跟蹤，想來後怕。
泥巴山奇遇
過了不安穩的一夜，次晨翻越泥巴山。出發之前，縣革委會特派農民介紹地形、路徑以及注意事項。原來泥巴山雖不高大，卻不易攀爬，陰麵終年積雪，陽麵遍地泥漿，山路崎嶇，容易迷失方向。
在陰麵積雪中攀爬，坡陡路滑，十分艱難，唯空氣清新，令心曠神怡。能力素質差異，前進速度不一，自然三三兩兩而行。不知不覺間，我爬上了一處高地，積雪無人踏過——此路無人走過，無腳印可循。躊躇中，另一串聯隊的一個女孩跟了上來，發現走入絕境，她害怕了：“咱們回去吧”。可是回去談何容易，已經走過了相當長的路，若走回頭路，很難按時到達接待站，會落埋怨！我說：“公社的人說，看著上空的電線走，就一定能找到公路。路是人走出來的，沒人走過，咱們可以開辟一條新路”。我堅持繼續前行，那女孩也不敢單獨走回頭路，就跟著我走了。她是個19歲的知青，響應他老人家號召到廣闊天地練了三年紅心，一定思想過硬，吃得大苦，耐得大勞，而我是有“三反言行”且“少勞動”的“臭老九”，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不能落後太多。可是走了一段，竟是我每每停步等她，她不時被我拉下幾十米。我頓生強烈的責任感，得照顧好她，安全地帶她到目的地。所有險路都是我先試探，確保安全再讓她照樣走。
不覺又遇絕境，前麵無路可走，也沒有可以開天辟地可望自己能走出的路，隻有一條一人寬的陡峻斜坡，兩旁積雪的叢生灌木搭接，與狹窄坡道形成直下的圓筒，就像很多年後才玩過的水滑梯，鑽進去會不見天日。女孩顯然慌了，肩負責任所致，我的鎮定出乎己料。我帶著她，拄著棍子艱難下行。無奈坡道實在太陡以致無法直立，身不由己地坐地並飛速下滑。碰撞到的樹枝毫不留情地落下雪團灌進衣領，久坐雪中棉褲也已濕透，如此上下夾攻弄得渾身浸濕。沒有退路，隻能硬著頭皮走下去，狼狽之際，我沒有忘記尋找高架的電線。
終於柳暗花明，滑出那“陡筒”，忽現一片開闊，心境豁然開朗。抬頭看見電線杆，知已接近公路。但來不及高興，又見新的險情——一條小溪橫在麵前，雖然不寬，但視線可及處沒有橋。女知青灰心了，流露出埋怨。我安撫說，“陡筒”下滑還算容易，上行返回是不可能的，隻有耐心想辦法才是——其實我也沒底。
天無絕人之路，河中多有巨石，經試探，紋絲不動的必可利用。我踩著牢固的石頭，小心翼翼地過了河，那女孩才放心地跟過來。知道我們走了捷徑，女知青高興起來，我卻因腕上手錶不見而沮喪，那是大學畢業時爸爸給我的紀念啊！若不是對女知青負有照顧之責，我真想走回頭路去找，可是女知青沒我不行，雖無人賦予我照顧她的義務，我卻自覺地為她而放棄找錶，這樣，我覺得自己很堅強。她並不在意，樂得繼續接受我自願的照顧，在她想來，隻需再買一塊錶。
上了公路，已是疲憊不堪。一輛大卡車緩緩駛來，司機關切地叫我們上車。兩個並不
正午之前到達山頂休息站，接待人員以為我們乘了車，聽我們講了經過，他們感到後怕，稱讚我們的勇氣，說難怪這麽快，泥巴山路滑，公路的坡度極緩，走公路的需很長才能到達。於是我們換下濕衣，換衣中，發現手錶沒丟，隻是帶扣開了，滑到了上臂，一定是在坡道下滑中不得不舉手推開太低的灌木枝所致。我喜出望外，欣慰地坐在火盆旁烤著換下的濕衣。女知青敬服之心溢於言表。
從陰麵捷徑爬上山巔，雖曆艱險，渾身浸濕，但無人踏過的雪潔白無瑕，空氣無比清新，自然心情爽朗。午後走陽麵沿公路下山，沒有險情，卻是另一番考驗。泥漿沒過腳腕，步履沉重，寸步難行。駛過的卡車盡管緩慢，仍不免濺起泥漿，使人有感來到名副其實的泥巴山——下了泥巴山，變成泥巴人。
到達休息站，天色已黑，大而簡陋的“餐廳”裏擠滿了“毛主席的客人”——眾多紅衛兵和我們。當晚是除夕，接待站準備了年夜飯，紅燒肉管夠，近月不見葷腥的人們個個狼吞虎咽，無人挑肥揀瘦，不少男孩子還要盛第二大碗。我又在想這筆開銷從哪兒來？國家真的很富裕，供得起這麽多人吃閑飯？有人因此感謝毛主席，我則擔心坐吃山空——我們每天隻是走路，不創造任何財富。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能行嗎？憂心忡忡，卻不敢流露，不可懷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大寨式的人民公社
次日，隊伍來到全省聞名的大樹公社，全國學大寨，各省不甘落後，都忙著樹了自己的“大寨式”的典型。大樹公社也學著大寨在山坡上造了梯田，田間多有紅底白字的革命標語口號。還修了盤山堰塘引水灌溉。堰塘蜿蜒繞山，流水潺潺，觀者刮目，卻不知打造如此典型的經濟代價。“典型”都是用人民血汗堆出來的，不是想學就能學得。公社幹部引以自豪，樸實的農民則木然，不感驕傲。
在這個全省著名的公社，我們不僅看到肩挑背扛的勞動人海，而且覺得自己也像是這大海裏的一滴水，完全融入其中。每人領來一個背簍，那是當地重要的勞動及日用工具。曾見過一位年邁老嫗背著超載的背簍扒火車上路，我當能勝任用它把土背到遠處。我背著背簍蹲在地上，任憑社員們一鍬一鍬地往裏鏟土。他們不管背者孰強孰弱，將走多遠，我隻覺得那土劈頭蓋臉而來，從脖頸直接灌入衣服裏麵。土上滿了，隻覺得背簍牢牢地長在地裏，人怎麽掙紮也站不起來，兩膝已然失控。挨了整的人不敢說背不動，隻有咬緊牙關，玩兒命較勁，勉強直立起來，離了歪斜地朝遠處的目的地挪步。這樣幹了大半天，卸下背簍時，人似失重直往上升。休息時閑聊中，方知別人都不等上滿土就起身背走，我太實在，不知量力而行，更不會取巧。事後證明，這次膝蓋負荷過重而受傷害，嚴重後果隻能自負。
告別大樹公社，隊伍起程向雅安進發走上歸途。由於泥巴山積雪裏終日透濕早已周身不適，接著又承受力所不及的重體力勞動，以致腰膝劇痛，下肢浮腫，拄著棍子吃力地緩慢行走。好心的隊友讓我乘車返回，我不知後果，雖十分痛苦，還想堅持徒步，隻是為了不拖累全隊，才同意離隊先行。
身體不適卻不知後果如何，更不以為是病，回到學校也沒有求醫。我一向不知保重，對身體就像對自己的自行車一樣，自行車能湊合騎，就想不起修理，自己沒到實在起不來床也就硬撐著。好在那時年輕，拖了些日子，腳腕消腫了，關節疼痛也漸緩解，當時以為沒什麽問題，就又投入史無前例的革命了。
14- 另類“戰鬥組長”
還是停課鬧革命，左中右陣營轉瞬即變。運動之初，黨員聚集的 “造反派”組織HQ戰鬥隊名噪一時，一夜之間成了保皇派，一個叫做DFH兵團的組織奪了權。形勢逼人，每個人都得站隊，站錯了隊就成為“老保”（保皇派的俗稱）。看來是“左派”的DFH，為了證明自己徹底肅清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準我這個並不受他們歡迎的人加入。教研組隨著舊體製被“砸爛”，成立了新的戰鬥組，革命群眾公推我為“戰鬥組長”。
我主持政治學習，每天照例先做三件事：唱歌，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念誦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原來的紅五類組長帶領大家唱“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同樣的歌詞，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曲譜，他五音不全，每次起頭唱第一句，大家都摸不準他到底唱的哪一首，於是你唱你的，我唱我的，場麵滑稽，眾人爆笑，組長則一本正經警告大家嚴肅對待“三件事”。我主持政治學習，這個問題迎刃而解。此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麽職責，教師的天職是教育培養學生，舍此談何革命？“組長”無正業，我不想徒有虛名，自問，能為群眾做點什麽好事呢？我無實權，能做的隻是關心、幫助同事。組長當得無聊，辭職又辜負了大家的信任。終於，事情找上門來，“革命委員會”決定解決教師住房擁擠的問題。我全麵了解組內情況，就把名額給了最困難的李老師，他是少數民族，一家三代住一間12平米的集體宿舍，人又老實，與人無爭。全組同事都擁護我的決定，DFH“左派”革委會卻不批準，說李是HQ老保。我據理力爭，李按“革命”要求站隊，他一個普通群眾，怎麽知道那派一夜之間倒了台？“造反派”群起攻我，指責我不該為保皇派謀福利，蠻不講理地說，他們是看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份上，才讓我加入了造反派，我卻不與他們合作，威脅要開除我。我回擊說：“你們這樣造反，不用你們開除，我主動退出，但是革委會必須解決困難戶的房子！”爭執中，圍觀者已人山人海，異口同聲讚揚我的正義與剛直不阿；“保皇派”的核心人物——原來整過人的黨員向我示好，似乎認為我站到了他們一邊。其實我哪邊都不站，就是堅持合理解決問題。同情弱者，此乃自幼父母教育使然。
掌權者濫用職權，最終沒有分給李老師住房。我深感歉疚地向他檢討，他知我無權，不僅理解，而且一再感謝，叫我別得罪那些不好惹的造反派，我隻遺憾自己沒能盡到責任。
不久，不可一世的紅衛兵組織采取了新的“革命行動”，八十萬人上京告狀。我早就擔憂整個國家坐吃山空，如此大舉行動更將勞民傷財，當然堅決反對。我的態度與一起勞動補課的幾個教師，以及個別學生不謀而合，成立了一個戰鬥組，反對上京告狀。這當然為當時的多數所不容，攻擊謾罵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掌權的造反派千方百計地要揪出叛逆，文革造反派和共產黨一樣不容異議，隻要一言堂。我們不得不轉入“地下”，被查出者得在私設的公堂裏“逰地府”，那裏的刑法相當於“下油鍋”、“老虎凳”之類。
圍繞“上京告狀”，掀起了新的辯論高潮，少數人哪裏擋得住一心上京的千軍萬馬？許多人並無政治觀點，要的就是免費旅遊，這樣的人主意尤為堅定，他們成行了。
15-“要武嘛！”——武鬥
一句“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引發大亂，“槍杆子裏出政權”的理論更給本已瘋狂了的紅衛兵以啟發——武鬥開始了。就連我們這所高校，紅衛兵都在校辦工廠造起了手榴彈，成功後還滿街張貼“公報”。持槍的人也不在少數，軍警才有的槍支怎麽會到了造反派手裏？街上很危險，不斷傳來有人中流彈的消息。一位女醫生正在哺乳的初生嬰兒中了流彈，尚未滿月就在母親懷中離開了他還一無所知的世界。我校一名教師頭部中了流彈，幸而距離較遠，子彈未穿透顱骨，在顱骨上轉了一圈，此人雖未至死，但已失意識。
一天晚上，命令傳下，說保皇派要反撲，全校進入戰備，人們紛紛抄起家夥。漆黑的校園裏，仨一群倆一夥地議論著。忽見遠處有一身影走來，黑色衣褲，前胸後背綁著畚箕，後腦勺扣一畚箕，黑布蒙麵，隻露兩隻圓睜的眼睛，恰似古代戰場上身披盔甲的武士。開口說話，方辨認出是同係的吳某。他十分鄭重地批評大家警惕性太差，沒有像他那樣武裝到牙齒——他的樣子又瘮人，又好笑。
時已夜深，沒有什麽動靜，大家自動散去。接著的日子很不平靜，據說校園之外，形勢緊張。吳某的小道消息最多，一天更興衝衝地講他的英勇事跡，說他在路上騎車，有保皇派跟蹤，他警惕而沉著，暗地裏瞄準老保，一槍打中其小腿。當時隻驚其槍法不練自通，“要文鬥，不要武鬥”之後，有關方麵追究流失的槍、彈，有人記起他的英雄事跡，讓他繳槍，嚇得他魂不附體，連聲承認那是吹牛。嚴肅的階級鬥爭中，竟無人窮追猛打，因為都知道他一貫酷愛吹牛。
危急形勢下，終日惴惴不安，漸漸地，校內幾乎無人留守，集體宿舍裏除我之外，還有一外來人家。我的大家小家都在北京，每年隻在假期短暫團聚，除此之外，不敢想到回家，隻能不情願地遵守規定。我隻盼著快放暑假，名正言順地回家，因而老老實實地呆在學校。外來人家是躲避更厲害的武鬥而來的，問我為什麽還不離校，我說還沒放假，他們說我太老實：“現在還等什麽假，學校領導都躲起來了。”這一語提醒了我，平時領導管得很嚴，有些群眾也緊緊盯住，我一離校，必有人一天天數日子，歸期延誤，扣發工資。武鬥使他們嚇破了膽，老領導、新頭頭，革命群眾，全都逃之夭夭，倒是我這個被他們指為問題嚴重的人自覺地堅守崗位，若因此卒於流彈，豈不冤枉！
我決定回京，當即輕裝去了火車站，打算買了票就走，不回這空無人跡、冷冷清清的學校。
16- 文革中的旅途
火車站已是水泄不通，擠了半天才找到買票人長蛇陣的隊尾。排了一天一夜，總算買到了直達北京對號入座的硬座車票。好容易擠進站台，頓時被那場麵驚呆，根本沒有直達北京的火車，隻有一列是開往西安的。車站處於無政府狀態，無處說理，我想，西安就西安吧，近了一半，而且西安應該有開往北京的車次，上去再說。隔著擁擠的人群遙望車窗，隻見車內黑壓壓地塞滿了人。我奮力擠到車門，眾人在門口亂推亂搡，根本無法上車。想找列車員說明我連夜排隊購票，無論如何也應該讓我上車，可是不見列車員的蹤影。原來，在我們老老實實連夜排隊買票時，造反有理的紅衛兵紛紛捷足先登。車廂裏早已擠滿不買票的造反派，響應毛主席號召就是他們的理，因為有理，所以造了購票乘車的反，買了票的反而沒理了。
開車時間已到，車門依舊擁堵不堪，急中生智，我鑽到火車下麵爬到了另一側。車窗離地麵太遠，我又剛犯過關節炎，怎麽也爬不上去。天無絕人之路，同係的陸老師送家人上火車，他幫我爬進了車廂。多想說聲謝謝，可是我已無法再近窗口，視線完全被無縫的人群遮擋。
座位早就沒有了，我下定決心站到西安，但走道上幾乎連站的地方也沒有了。車下的人繼續擠進，我理解玩命上車的人們，他們一定是買了車票的，擠不上來票就作廢，無處說理，希望守規矩的人都能上車。腳下地盤越來越小，我被迫踮起腳來，直至被架空，隻得央求坐著的人允許我坐在椅背上。他們勉強同意，卻不斷流露明顯的厭惡，並給以顏色，把我的腿腳擠得生疼。我不願求人，更不願看臉色，就站上了椅背，兩腳不得不踩在他們兩人之間的空處。他們借口不安全，讓我下來。我被擠“升空”，休想“著陸”，硬擠下去，地上的人又該反感了。總不能下車啊，抬頭望見行李架，覺得是個去處。於是，奮力挪動行李，形成一個馬鞍形的窩，吃力地爬了上去，半躺在窩裏，算是安定下來。碰巧近處有一年輕同事熱心遞給我食品，令我感激不盡。抵達西安之前，竟有人問他：“行李架上的人是醫生吧？”這是因為車裏的人都滿臉烏黑（那時是蒸汽機車，過山洞時煤煙大量灌入打開的車窗），隻有居高臨下的我，顯得清潔。
到了西安，關節劇痛，我已無力擠入那玩兒命的人群，不敢出站，以躲避出進站的兩番擁擠和盤查。下一步該怎麽辦？既持有到北京的直快車票，在這造反有理的亂世，我有理由乘坐任何一次開往北京的列車，想到這裏，我覺得自己在文革洗禮中變得很聰明。幾個小時以後，來了一列到北京的慢車，我毅然登上，絕不敢傻等直快。一路竟然破天荒地沒有暈車，“革命”真是鍛煉人啊！
難熬的旅途終於結束，重新回到了首都北京。沒有親人接站，走得匆忙，無法通知他們。車站到處是紅衛兵小將，個個盛氣淩人，一派紅色恐怖，沒有絲毫的故鄉親情。
17- 團聚也不安
回到家中見到親人，壓在心底的委屈如火山噴發，一湧而出。提起文革以來不堪回首的往事，滿腔熱淚源源奪眶，完全失去了克製力，母親竭力勸慰。父母不能理解他們一貫放心、自幼要強的孩子何以成為眾矢之的；家人不明白思想進步、依靠組織的我，怎麽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挨整；但誰都不願尋根問底，卻一致地催我求醫——他們看出我病得不輕。近兩年的“史無前例”，尊嚴盡被剝奪，進而傷害身體，噩夢頻繁，往往淚濕枕巾。
醫生開了病情證明，給了較長的病假。丈夫的室友回了家，我住進了集體宿舍暫時安定下來。好景照例不長，“造反派”夜間來查戶口，來者雖是他的學生、我的校友，卻明知顧問“有無不該在京逗留之人”。當時不少紅五類出身的，都是這樣淩駕於人。有理無處訴，我心中懷疑文革的目的，兩地分居本已不符人道，我探親、休病假，反而成了不合法居民，說中國已不存在人權問題，我不能苟同。
不過，長期孤身在外，能在家病休也算是幸運了，我不想返回。每天上午都進城，除了看病，都在父母膝下。“新中國”成立後，父母就沒有了自己的住房，棲身條件最好的二姐家。能分得兩居室住房，不僅因為二姐夫的資曆，還因為遷來父母的戶口。父母在哪兒，哪兒就是家，外地工作的子女回京投奔父母，體味短暫的天倫之樂。文革中，姐夫被定為走資派兼反動學術權威，剃了陰陽頭，每天倒煤（無目的地來回搬運煤）勞改，無稽之談的大字報甚至把二姐難產送醫院，租用了單位的汽車，也列為特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不再勞改，並重新啟用，但仍被視為革命對象，自己得承認尾巴沒有退化，並遵旨“夾著尾巴做人”，“小腳偵緝隊”警惕地盯著他們。
一天清早，我照例回家，百米之外，看見父親站在大門口。父親等候已久，謹慎地說了情況，遞給我一個沉甸甸的飯盒，裏麵裝著母親趕製的餃子。父親不忍心地說：“去你嫂子那兒吧。”昨夜全家人被野蠻的敲門聲驚醒，小腳偵緝隊大隊人馬前來查夜，厲聲質問是否窩藏了閑雜人等，還要了戶口本，一一核對。他們不問青紅皂白，手電上下照遍，連堆放雜物的吊櫃也不放過。我與父親深情對視，恨自己不能與近在咫尺的母親見麵，理智的父親催我快離開。事後，母親說他們是來查我的，多虧我沒留宿。
那真是無法無天的時代，小腳偵緝隊憑什麽夜闖民宅？沒有人敢拒不開門，試想，萬一是一夥強盜呢！那時若不開門，不僅門被砸破，姐夫還得落個不支持革命行動的罪名。無處說理，受過教育的人有罪，任憑無知者擺布。她們都是為人之母的人，為何如此損人不利己？她們以為世道從此變了，“紅色家屬”翻身了，管製別人可顯出自己革命的堅定性——不知她們最終能否自知淺薄。
我端著飯盒，拖著沉重的步子，心中茫然。革命深入了，服從國家需要遠赴他鄉工作的我，卻失去了自由。父母把我從遙遠的地區，危險的環境，盼了回來，近在咫尺卻不能相聚。年邁的父母該怎麽想呢？纏足的母親，出行艱難，隻能包些餃子傳達母愛。這樣革命下去，能得人心嗎？我又怎麽能擁護這樣的革命呢？邊走邊想，好像走了很長的路，才來到並不很遠的哥哥家。
嫂子是有初中程度的家庭婦女，在沒有文化的居民中也就備受矚目。在那個小圈子裏，硬要寧左勿右地“各階級分析”，我家絕對離“黑”更近，所以文革期間，嫂子提心吊膽地度日，偷偷砸爛了父親收藏的古董，舊社會銀行同仁送給父親的銀盾，還有一副舊貨攤買來的象牙麻將牌（從前過年時，家中娛樂用的，平時不許動它，父母不準我們玩物喪誌）。不過，在嫂子家我還能安全立腳，哥哥是普通職員，維持八口之家，一家人衣食簡樸，紅色居民也無從挑剔。
見了嫂子，我忍不住熱淚湧流，嫂子安慰並熱情接待我，和侄兒侄女相聚，重拾童年歡樂，使我略感慰藉。爸媽以前也住在這裏，1963年去了外地我姐的家，文革開始，二姐夫被打成黑幫，二姐上班較遠，一度托嫂子照管兩歲的兒子。嫂子在文革前做過大手術，所以父母特地回京，解決二姐家的困難，到京出站等出租車時，紅衛兵厲聲問成分，父親鎮定回答：“軍屬”——長孫是現役軍人，紅衛兵立馬安排了出租車。後來我想，如果有人謊報成分，不是也能騙過“中央文革的鐵拳頭？可笑的是，紅色恐怖之下，無人敢說謊。還有更可笑的呢，西單那裏曾有巨幅標語：“XXX拉長你的兔耳朵聽著，不老實交代，就砸爛你的狗頭”，狗頭上怎麽長了兔子耳朵？處處可見“油炸XXX”的標語，周恩來也在“油炸”之列。知名紅衛兵多為高幹子弟，之間的相互爭鬥，實際上反映了他們父輩的糾葛。封建主義這座大山並未推到，世襲傳統難改，爭權奪利造成社會混亂，老百姓大可不必“站隊”，改朝換代都是換湯不換藥，老百姓總是老百姓。60年來講曆史，說過去都是改朝換代，而推翻國民黨是革命，本質不同。其實，有什麽兩樣？共黨執政後，一切為了黨的利益，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從未將人民放在首位，最高領袖農民意識根深蒂固，繼承封建衣缽並變本加厲，控製意識形態，人民甚至不敢怒，談何敢言？這是我後來的認識，過去，我期待它領導中國走向幸福的明天。
18-“要文鬥 不要武鬥”之後
武鬥比比皆是，江青名言“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好人，誤會；------”打人的人，誰會說自己是壞人呢？後果當然是打人有理。中央文革大概覺得打得差不多了，終於下達“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指示，全國亂象這才平息。學校不斷催我返回，說病休也不能脫離火熱的革命鬥爭。盡管我不知自己算是革命動力還是革命對象，但也覺得遊離在京不是“革命者”的姿態。偉大領袖說，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和所有人一樣，暗自衡量自己。運動之初我被劃在三、四類之間，連“可以改造”的三類都不如，豈敢奢望左派？曾想過，我的前景必是卷起鋪蓋去當右派，並信告丈夫劃清界限。他沒聽黨的話與我結合，已經影響了組織對他的信任，不想再牽連他，我若當右派，他在保密專業將前景叵測。何況他說過絕不因遠隔兩地而變心，但是犯了政治錯誤就另當別論。我雖未問他所謂的政治錯誤之所指，但知道不如三類的我，政治上當然是犯了不小的錯誤，我得搶在組織通知之前告訴他。父母那裏，我不用打招呼，他們不會與我劃清界限，不在乎我反不反黨；他們最知我的品格，即使“犯了政治錯誤”，父母也必不離不棄，我永遠是他們心愛的孩子。
丈夫的態度出我意料，他根本忘了關於“政治錯誤”的話，堅定地相信我，表示我們之間牢不可破，他不在乎什麽影響。這樣，猶如汪洋怒濤中的一葉孤舟，拚死掙紮的我更加堅定，決心闖出驚濤駭浪，到達彼岸——我深信那裏絕不淒涼。
不論政治生命將如何，都必須麵對現實，我必須返回崗位。
臨行前，有件事我放心不下，就是自幼的好友友嵐的下落。她抗美援朝時參軍，複員後上了大學，因病休學逾期，未能複學而參加了工作。她酷愛文學，天資聰穎，文革中成了公認的筆杆子，加之組織才能，又被選為造反派頭頭。文革形勢翻雲覆雨，她又被隔離審查。其夫與我偶遇時隻告知：“任何處境，她都不會出賣朋友”。這不是我所關心的，我與她皆問心無愧之人，我相信她，也不怕牽連。此後一直無消息，苦於無法聯絡。碰巧在電視的樣板戲節目樂隊裏，看到了她的親戚，就寫信詢問。回信令我失望：“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已自絕於人民，別再找她”。世態炎涼，令我心冷。友嵐是我最好的朋友，熱情開朗，怎麽會拋下年幼愛女，撒手人寰？我帶著疑問、悲涼，返回遠離故土的地方。
19- 依舊停課鬧革命
學校依舊停課鬧革命，沒有中央文革的命令，誰也不敢擅自複課，造成的後果一時半會兒看不出來，沒有人為停課擔憂。工廠停產的後果則可想而知，人口大國隻能靠國庫來維持，豈不坐吃山空？我不由自主冒出一個萬萬不敢公開的想法：世界上一定沒有一個帝國主義想侵略中國，台灣也一定不想反攻大陸，否則，何不乘大亂之虛一舉而入呢？不過當時似乎人心齊，一經號召，或許一致對外，或許敵人也不會輕而易舉地得逞。折騰了很久，才想起“抓革命，促生產”。
每天照例從“三件事”開始，從早到晚政治學習、武裝頭腦——這就是全國性的頭等大事。紅寶書中，除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多是某一時期的政令，如何聯係當前實際，特別是個人的實際？每個人的心得體會都是牽強附會，千篇一律，可就這樣，也評出了學毛著積極分子，開講用會，現身說法證明毛澤東思想放之自己也靈驗。林副統帥更說，馬克思主義離我們太遠，學毛著立竿見影，一本萬利，此言使我覺得林這個人頗通商道，而無商不奸呐。副帥另一高論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所以知識分子不務正業，隻學毛著。
外麵的世界突飛猛進，國人單科獨進提高階級覺悟。曆史潮流滾滾向前，中國則逆流而退，權權權，命相連，隻要不變顏色的江山，不要中華民族的前途。
不知何方何高人意識到單調的政治學習不得人心，發明了“三忠於”活動：忠於毛主席，忠於無產階級司令部，忠於中央文革小組。從此革命形勢生動活潑，革命群眾全時投入繡毛主席像、用紅紙剪出複雜而革命的圖形，如跋山涉水的長征隊伍，延安窯洞，當然最多的是毛主席像。教研組藝術大師範老師更有絕招，從垃圾堆裏拾來大量五顏六色的玻璃碴，混之以膠，竟然在一塊三合板上，貼成一幅毛主席像，令人叫絕。眾人七嘴八舌，慫恿他在頭像上方加了幾朵祥雲。反正不務正業，做這玩意兒消磨時間，倒也是個樂趣。
大字報已經沒有什麽內容可寫，我等突發奇想：出個詩詞專欄。首先得有詩詞，我好生琢磨領袖詩詞的詞牌，填了許多首。由於投稿者寥寥，“天降大任於斯人”，整個一麵牆上，幾乎都是我的詩稿，我成了專欄作者。兩位同事別出心裁，在宣紙上打了紅色的豎格，展示了他們漂亮的書法，整個版麵古色古香，人見人讚，轟動一時。追悔莫及的是，沒有留下底稿，如今再也發不出那樣的詩性。
忽然掀起了忠字舞熱潮，據說是東北人發起的，遍及全國無處不跳，一邊唱毛主席的頌歌，一邊手舞足蹈，說實話，毫無藝術美感，絕對醜態百出。不管你是否愛好跳舞，都必須跳忠字舞，跳不跳是立場問題，跳得好不好是方法問題。我時值妊娠，逃過一劫，否則，強我所難參與醜態百出之事，必將終生留下不快記憶。
“革命”就這樣繼續著，人們無不積極投入。
20-“勞教犯”平反
原係一黨員跟我說，文革前全校大會給黃老師戴了手銬，送去勞教是錯誤的，應予平反。我即生反感，當初是你們黨整了他，怎麽來找我？冷靜想來，這個黨員並不是那種整人成性的，他畢竟認識到了錯誤，為同事鳴冤，無奈勢單力薄，才來找我。我參加的人數極少的戰鬥組敢於維護正義，堅持真理，立即為此采取行動。文革中砸爛公檢法，沒費任何周折，就從市公安局打聽來勞教地點，學校的人事科長也痛快地交出大捆“批判材料”（批判會記錄）。主要工作是組裏一個學生紅衛兵完成的，他最早反對上京告狀，具有反潮流精神。
黃老師被營救出獄平反後的情況，我知之甚少。整人成性的人應因羞愧而改弦易轍，不再作為錯誤路線的群眾基礎，眾人不推，牆不易倒。但是，打他入獄的人比比皆是，多數不甘承認錯誤，後來聽說他又被整了。黨的領導、“新生力量”都要當一貫正確的左派，他們需要證明自己從未做錯。好在，找不出什麽理由，讓他重返鐵窗。
為受冤者平了反，在那些浪費生命的日子裏，總算是個實質性的舉動。
21- 也“觸及”了他的“靈魂”
“赫魯曉夫睡在身邊”
1969年初，為迎接下一代問世，我又回北京。火車一般不能正點，我雖妊娠，也沒通知丈夫接我，獨自回到也叫做“家”的狹小單身宿舍。已值午夜，丈夫被日益深入的革命形勢所逼，次日必須交出檢查，我不知他被“觸及靈魂”的原因，隻知不能打斷他寫檢查。於是，一切自理，現縫被子，他隻有一個人用的。我們一直兩地分居，他與人合住男單宿舍，室友剛成家搬出，才有我容身之地。
淩晨，他寫完檢查，詳告了處境。有人揭發他的前室友打碎了毛主席石膏像，此人不承認，找我丈夫給他作證。揭發人說的時間正是他倆外出串聯中，不可能“作案”，他一貫實事求是，挺身而出為之辯護。兩天後，工宣隊警告他：“你已陷得很深，敵我不分，赫魯曉夫睡在身旁，你卻包庇！”原來在紅色恐怖強壓下，前室友一方麵對他一口咬定沒幹過那事，一方麵卻為了爭取坦白從寬，不僅承認，還深挖資本家出身的階級根源，說自己打上了階級仇恨烙印，中學時就在毛主席像上畫過眼淚，立誓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我丈夫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對前室友的保證堅信不移，軟硬兼施下,毫不動搖地為之鳴不平。當工宣隊告知被揭發人已坦白時，辯護人啼笑皆非，落了個包庇罪，還勒令交代是否同謀，檢討也得深挖階級根源。我看後覺得許多內容大可不必，比如，結婚時的項鏈與婚紗照，我們之間的確有過不愉快的爭執，我反對，他則站在家人一邊對我不滿。說真的，他的檢查倒是說明我儉樸，沒有資產階級思想，但這些與“檢查”毫不相幹，交代了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可是他被告知，隻寫人所共知的是過不了關的，必須交代人所不知的。此外，他還主動交出家裏給的一對戒指（後來不知落入誰手）。
楔子： 回憶那年暑假
既然隻能任人擺布，我靜臥於床不再發表意見，結婚前後幕幕情景浮現腦海。
收到電報後
那時剛熬過三年“自然”災害，約好一放暑假，我先遊三峽，再沿長江直下，到上海相聚。本已感受著學生好評的欣慰，加上這愜意長途旅行的安排，我無比愉悅地等來了成行的一天。
下午1:00的火車，上午11:00收到電報，他令我開單位證明，到上海登記結婚。我從旅行夢中猛醒，中斷了旅遊幻想，說不出的茫然使我不知所措。本來說好了先立業後成家的，有了業績組織就會把我們調到一起，然後再結婚，當時還不能算立業，怎麽能結婚？還想到結了婚就不再是姑娘，質變之前不在父母身邊，也沒告訴過他們這個決定（我根本沒有決定過），怎麽能擅自結婚？頻頻信件往來，他從未提及此事，就這麽下命令，太不尊重我了。我想哭，如果身邊有知己，我一定會哭出來。真想不服從他的擅自決定，隻是時間緊迫，辦公室就要關門，進入暑假了。我若耍小孩子脾氣，不開證明，變成了一切聽我的，似乎也不合適，先開了證明，見麵再跟他理論吧。
山城三日
到了重慶，我直奔朝天門碼頭排隊買船票。分辨不出首尾的長蛇陣，使我不敢指望順利成行。辛苦地排了一夜，意外地買到三天後的四等艙船票，喜出望外稍稍緩解了疲憊。
離開碼頭，途徑一家小吃店，買了一碟燒賣當早點。同桌一位婦女提醒我看好自己的東西，說有人會搶。道謝之際，整碟燒賣不脛而走，來不及看到麵孔的某人，代勞進了早餐。我無心“戀戰”，找旅店比吃早點更重要。於是來到市中心解放碑的和平旅店，前台說湊夠四個女性才給開房，讓我自己去找。這事強我所難，軟磨硬泡，才把我照顧到一個單間——樓梯旁的小貯藏室，沒有窗戶，室內漆黑，一開門就聽到老鼠亂竄的聲音。對於老鼠，不是怕，而是煩，斷不能與群鼠同室，再說室內悶熱，沒有風扇，更無空調。我隻把行李放了進去，白天在街上晃悠，沒有目的，夜間就在旅店前台的藤椅上小憩。
輪船三天後起航，在盛夏的山城熬過三天並非易事。室內悶熱，一天幾次淋浴也無法爽身。烈日曬軟的街道散發熱氣，不愧我國三大火爐之一。炎熱的氣候，加之經濟拮據，在重慶，我沒有旅遊的奢望，卻不由得想起了小說《紅岩》。一天轉街，抬眼望見招牌醒目的“心心咖啡店”，是許雲峰和李敬原接頭的地方，進去看看才不虛此行。一隻腳剛買過門檻，發現殿堂中央地上黑乎乎的一大團，定睛判斷，是支碩鼠。我下意識地抽身，兩腿發軟。不論鼠之旁若無人，還是人之旁若無鼠，皆令我汗顏。
終於盼到了開船的時刻。四等艙連通兩側甲板，一張張雙層床緊接著，我很幸運，鋪位緊鄰左舷甲板，沿江景色盡收眼底，拂麵海風沁入肺腑，令我重享久違的舒暢。比起探親乘坐的火車硬座，清潔的四等艙堪稱舒適幽雅。
空前絕後過三峽
輪船駛過三峽，一片寂靜、滿目翠綠。江麵似不比船寬出多少，人在船中，卻像置身幽穀。兩岸奇峰聳立，異石遍坡，身處其間，顯得格外渺小。神女峰、兵書保劍鋒、------，古人以何等閑情逸致琢磨出他們的形象，取了如此貼切的名字，令後人遐想、陶醉！船啊，慢些走，讓我融化在這壯美的大自然之中。
依依不舍地告別了三峽，企盼再見，竟是訣別。
過了三峽，長江漸流漸寬，兩岸也少有奇觀了。在武漢換乘大船要等大半夜，又是一個火爐。我仍不奢望名勝古跡，隻在沿江、近江街道遊蕩。黎明前上了船就呆在甲板上，不想漏掉日出的每一瞬間。
遠岸海天連接處，露出一抹淡紅，那是初生朝陽的邊緣，淡紅帶漸漸擴大，色彩越發絢麗。當半輪紅日升至江麵時，其目視直徑足有兩米多，生平第一次見到如此壯麗的景觀，遺憾沒有條件攝影攝像，即使拍攝了下來也是黑白照，那時還沒有彩色膠片。
在蕪湖停泊時，我隨著人群走上碼頭，又即刻被嚇了回來，人群中夾雜著許多奇怪的人，眼睛直盯著遊客的手袋、挎包，無疑是些小偷——災荒的年代，饑餓逼迫他們尋此出路。
到了上海，他在碼頭接我，迫不及待地解釋突然襲擊讓我開結婚證明的原因。原來這是關心我們的係總支書記老朱的建議，不結婚，組織上不按兩地關係處理，調我回京就遙遙無期。我沒有暴露接到電報時的委屈，反正是這麽回事了，實際生活畢竟不似想象的浪漫。
婚紗照
我受到他家人的熱情歡迎，看來她母親挺喜歡我。全家忙著準備婚禮。登記之後不久，區政府轉來一家照相館的賀信，並邀請去拍結婚照。上海可真是與眾不同，政府鼓勵拍婚紗照。我不願意，不是因為政治覺悟，而是受父母影響，一貫本分、樸素，不願背離他們的教誨，去沾染這種已歸於資產階級的東西。我也抵製戴項鏈，莫泊桑的《項鏈》印象極深，女主人公就因為一條項鏈招來災禍；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作家都反對奢侈，受了多年黨的教育，怎麽能帶那玩意兒！我執意不買項鏈，他們家很有意見，他願意順從父母，覺得我不給他麵子，如果再拒絕拍婚紗照，會鬧得更僵，況且婚紗照是區政府的建議，那不也是組織麽！這才同意了。這家照相館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我們租了婚紗和西服，拍了三種不同形式的照片，一共花了5元錢。女化妝師說我用不著綁身，直接穿婚紗就好。手拿的花束有兩種，我喜歡帶有豐滿枝葉的白色馬蹄蓮，可化妝師說那是給某些需要的人遮醜的，讓我拿一小束粉色的花。婚紗照令眾人叫絕，連我自己也覺得幸虧拍了。雖然文革中婚紗照成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鐵證，但近年來，朋友們都羨慕我有遠見，後悔當初太土而失去了機會。
那一夜在以上一連串回憶中入夢，次日，他去交檢查、接受批判。他出身不紅不黑，表現絕不落後，且是輕信謊言而為之辯護，沒有多少人追究，批判很快就結束了，結論是，階級觀念模糊。
22- 八八通令不近人情
女兒出世後，狹窄的單身宿舍洋溢著家的氣氛。女兒三個月大時，革命委員會催我返校。我們把女兒交給奶奶照管，從此一家三人“三足鼎立”。同事們紛紛成家，同情我的人較前增多，說“從牛郎織女熬到了牛公織婆”，該調到一起了。可是文革非常時期，無人負責解決“兩地關係”問題。
由於徒步串聯中，關節嚴重受損，入秋後風濕活躍嚴重，醫院給開了三個月病假，可以回家休養了。就在這時，中央文革發布了不近人情的八八通令，禁止外地人員進京，我有家不能回。好在女兒在奶奶家，我決定直奔上海。
與女兒朝夕相處，忘了病痛，女兒15個月時，我恢複了健康。返校之前，決定把女兒帶走，但並未想好以後怎麽安排，幸而八八通令有所鬆動，我就帶女兒回了北京。
接著，她爸爸被學校從五七幹校召回講課，這樣，女兒就可跟著爸爸留在北京，還有姥姥和姥爺的嗬護。對我來說，可謂柳暗花明，姥姥則說這孩子有福氣。
一天，女兒熟睡時，我依依惜別了我們的家。與父母辭別後，獨自啟程返回遙遠的C城。在“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最新指示下，C城的局勢逐步平息。
23- 術後承擔工作
1971年春開始，我不時出現下肢障礙，確診需手術治療。文革期間，上麵指示就地求醫，異地治療需“出省證明”。北京仍在八八通令嚴格控製之下，要求各省革委會嚴控進京人數，獲準出省證明比登天還難，也隻能在當地手術了。我正發怵當地的醫術和醫療條件時，學校一位資深領導幫我弄到了出省證明，並準了三個月的假。
手術後，在石膏床裏度過四個月時光，這本是漫長難熬的歲月，但於我來說，卻是因禍得福，得以享受天倫之樂。女兒全托，丈夫上班（革命），大部時間獨處陋室，我十分安心。白天除了讀書，就是用自製收音機收聽廣播。晚上有時和丈夫就兩地分居問題交談、商議、討論，直至爭執。我們的分歧在於，他絕對相信和依靠“組織”，而我早就不指望他的那個組織。他們的支部書記理直氣壯地說，在我養病期間不予考慮解決兩地問題，因為“我們不知道你還能不能站起來”——病中的我，還怎麽信任這個組織呢？支書的話無異於詛咒，為了讓他詛咒不成，我暗下決心，一定要站起來。
曆經艱辛，我站起來了，返回了工作崗位。暫時沒有學生，係裏承接了一項任務，號召教師參與。具體工作是給一家化工廠翻譯進口設備的資料。我不想無所事事，就報名參加了。領取原文資料時，發現傳說中的英文高手們搶先挑走了所有的表格，留下了一本厚厚的說明書。翻譯表格隻需對照單詞，而留給我的是這次翻譯的主要內容，於是晝夜兼程。交稿時，係主任驚訝地說：“你翻譯得最多，倒是你第一個交來”，他不懂業務，隻知多少，並不知難易。
24- 複課鬧革命
在複課鬧革命的新指示下，大學招了新生——工農兵學員。沒有入學考試，隻是政治選拔，年齡不一，程度不齊，大多是小學程度。入學後從初等數學開始補課，數學教研組隻派講課教師，輔導工作則由專業教研組承擔。我奉命輔導一門課，因為經常來到學生自習教室，仔細了解他們的程度，因人而異地輔導，無形中打破了課程界限，輔導他們各門功課。在我根據學生作業做了一次集體答疑之後，學生竟向校方要求換我講課。我與講課教師相處很好，合作愉快，他謙虛地說要讓位於我，我則充分肯定他，支持他。他並非講得不好，我不過是更理解學生的困難所在，更能啟發他們，使之容易學會。
學生知道我能幫助他們解決多方麵的疑難，都願意來找我，並且無所不談。其實他們也不滿文革耽誤了前程，說“上、管、改”是“胡鬧”，說自己根本不知道大學是怎麽回事，上都上不好，談何管、改？我鼓勵他們珍惜學習的機會，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給了他們，得到學生的強烈反響，他們相信我的業務，並以我為知心朋友。我又如文革前一樣，是學生心目中舉足輕重、與眾不同的老師，不論領導是否認可，我在學生中的影響不可磨滅，學生的需要使我感受到幸福。
25-“學製要縮短”
偉大領袖指示過“學製要縮短”，不知不覺間，我輔導過的第一批工農兵學員已升入高年級，該上專業課了。文革前，校方為籌建兩個新專業，十年前就派出許多教師遠赴他校或工廠進修。我下廠編寫了專業課教材，並獲好評，但是後來被分配到技術基礎課教研組，專業課教學本應與我無關。出我意料，係裏要求我講專業課，說時間緊迫，專業課由數人分段講授。我不解，眾多教師準備了十年，應十分清楚專業方向、培養目標，以及教學內容，怎麽還說時間緊迫？更不解的是，係裏說那些教師都不肯打頭陣，讓我第一個上講台。他們算是籌建專業的元老，我想向他們請教，切磋，可是他們守口如瓶。眾多人進修，十年來沒有任何積累，我向係裏索要文革前我所編寫的教材手稿時，方知我付出一年辛苦的成果，在文革中被銷毀，說那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產物。我必須從選定課程內容開始，重新編寫教材，才能開出新課。
這許多工作須在一個月之內完成，我怎樣開頭，關係到其他教師怎樣繼續，這個難題非同小可——在這所學校任教，這種突然襲擊不是第一次。我樂於接受，因為這不是刁難，而是係裏對我的高度信任。我晝夜兼程，開通宵是常事。這讓我想到，覺都不睡了，為什麽還參加無謂的政治學習？於是大膽借機提出備課時間不夠，不參加政治學習的要求。係裏特批我暫時退出階級鬥爭，突擊備課。我給係裏解圍，接受緊急任務，所以領導欣然同意。而於我而言，避開人人言不由衷的開會，再辛苦，也值得慶幸。
專業課在我的帶領下開出，我深入備課、淺出講解，從而贏得了學生。他們說我講課激起他們鑽研科學的興趣，語言精練使他們全神貫注，他們欣賞我給出所有專業詞匯的英文詞。科技書中各種符號的英文上、下標代表其物理意義，我做學生時就養成了在弄清物理意義的基礎上記憶，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這個好經驗當然要傳授給學生。事實證明，學生並不因多記英語詞匯感到負擔，相反，更易理解科學內容。多數老師不能這樣做，自己死記硬背，也要求學生死記硬背。教授工農兵學員更忌諱照本宣科，必須清除他們接受知識中的障礙，他們才能前進。我絲毫不抱怨工農兵學員水平低，這個既成事實不是他們的過錯，我一心一意幫助每個學生在原有基礎上有所提高。除了講求課堂知識的傳授，加強課外輔導之外，我一如既往地關注他們的全麵成長，不因他們被譽為“上管改”的主力軍而放棄教師的天職——塑造人類靈魂。工農兵學員也是一代青年，能夠客觀地評價教師，我對教育事業和教學工作的熱愛與盡職，感動了他們，如文革前的學生一樣，公正地評價了我。在這個曾陷入絕境的環境中，我重新感受到幸福。我的幸福總是來自學生，這使我對教師職業無比執著，如有機會重新選擇，我還是當老師，如有來世，我還選擇這個職業。
講課任務完成後，學生好評如潮。接下來上課的一些教師則認為我的“開場”讓他們為難，又說不出口，隻在心裏嫉妒著，因而與我離心離德。做為教師，我隻能往好裏教書，而沒有義務考慮別人能否倫比，何況他們十年前就開始準備了。領導們對我也十分折服，固然因為經過文革略改以往的專橫，更重要的是，我幫他們“救了火”。
這個係的氣候遠好於原係，人們對我沒有太大的成見，我的言行爭取了多數人，他們甚至讚口不絕。
26- 取得諒解
這時，係領導換了，新書記是原來的人事處長，就是我曾頂撞過的那位女幹部。女幹部一般不寬容，她會不會報複？為了順利調回北京，必須取得她的理解，於是主動找她談話。我單刀直入地說：“我頂撞過你，你對我的印象一定很壞，不過，------”；她立即打斷我的話，說：“不，我隻是覺得你這個同誌（稱我同誌，把我當自己人了？）有些幼稚，印象是好的，一般女同誌找我要求調動，都是哭哭鬧鬧，說丈夫、孩子如何，你卻總是說怕耽誤專業。我覺得你事業心很強，別人成天忙著采購，你卻每天在工作室勤奮學習、工作，------.”她跟我談文革中挨整的感受之後，說：“我是當權派，你隻是群眾，不該整你”。這令我感動，她被勒令勞改，比我“補課”“級別”高，紅衛兵用帶有鐵蒺藜的鞭子抽她，抽爛了棉衣褲，可她沒說自己不該挨整。她的丈夫是教務長，在討論保密專業問題時，對我的見解印象很深，看重我的業務能力，這也使這位新書記更全麵地了解我。談話很成功，她更關心我的困難了。我也反省過去有些任性，做法欠妥，她是一個幹部，整個黨的政策不關心夫妻分居問題，她也難有為群眾排憂解難的具體辦法，我不應怪罪她。我們之間諒解了。
我是一個極易受感動的人，不論領導與群眾，隻要善意相待，我都不計前嫌。畢業後，在這所大學已混至不惑，大環境荒廢了而立，這是一代人共同的遭遇，而我是其中的尤其不幸者，一直處於牆倒眾人推的境地。我問心無愧的努力終於征服了上上下下絕大多數的人，大家讚許我的業務與為人，支持、關心我的人越來越多。我的生存逐漸容易些了，要求解決兩地問題不再大逆不道。
兩地關係亟待解決
1- 阻力所在
兩地問題的解決依舊阻力重重，阻力來自BH大學人事幹部的不正之風，也來自某些“群眾”的無端嫉恨。早就想拆散我們的人堪稱始終不渝，有人認為我們二人均強，必將使他們不快，------，以致總有損人而不利己者煽風點火。係革委會領導明裏說把我們排在第一，暗裏故意到有關教研組挑事兒，暗示各教研組不要接受我，有關教研組主動要我，也被他擱置。越級反映意見時得知，人事幹部更欺上瞞下，偷梁換柱，上級領導甚至以為我早就調來，說是他親自批準的，並安排了我的具體工作。後來弄清是人事幹部多次以我的名義要來進京名額，給關係戶解決，因為我們是兩地關係戶裏資曆最高、又都是高校教師，申請指標容易。
現官惹不起現管，偷梁換柱的事不了了之，隻是確切知道偷換的梁柱是何許人時，我萬分氣憤，我先生卻依然依靠他那個不可信賴的組織。也許他是對的，好漢不吃眼前虧嘛，隻有耐心等待。我的學校已完全支持我，調離調進都同意，我已沒有爭取組織幫助的餘地。阻力全在BH方麵，他是骨幹教師，校方隻知使用，而不為之排憂解難。一位重視業務的校長力主我調來從教，人事幹部卻公然聲稱“反動學術權威越是關心，越不給解決”。“反動學術權威”是文革初期叫嚷出來的“頭銜”，時已十年之後，人事幹部還無賴般地沿用。
為了衝破來自BH的頑固阻力，我直接給周恩來總理寫信反映情況，當時特別信任他。沒有告狀，隻是問既然“中國知識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為什麽我這個知識分子如此不被珍惜？既然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為什麽我這個不調自動的積極因素如此不被看重？我不講條件，隻希望有個正常的家，以免除後顧之憂，全心全意地工作。總理日理萬機，顯然顧不上底層呼聲，這封信被轉到BH的人事部門。主管調動問題的幹部說：“你們的問題以後直接找周總理解決吧”，從此更加刁難。
基層領導“善意”地關照：“談調動問題不要談業務如何好”；高等學府不希望調進業務好的教師，令人費解! 事實上，1970年代以來，他們確實調進了幾百名與教育無關的人員，多數本校的一方也並非業務骨幹。優先調入的，有人長期泡病號，有人專事家務。如此人事政策，當今所謂的“錢學森之問”隻能說明錢氏不了解高校內情。
就連未通過北京市政審的都舉家調來了——給人事幹部進了貢。我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雖說女兒已入托，還選入舞蹈隊，常在重要場合登台表演，但她已到入學年齡。雖說有教學任務，聊以滿足我的工作願望，但人已不惑，總該有個正常的家。
2- 又生變故
1974年底，新係領導明知我要調走，仍安排我帶學生到外地下廠實習，原來的係可從不給我這樣的機會，所以我的第一反應是感動，而後欣然前往。實習結束後，假道回京與家人小聚。BH領導出我意外地鄭重通知即將發出調令，說問題總算解決了。致謝後，沒過春節就返回工作崗位，站好最後一班崗。文革中過革命化春節，照常上課。
大年初二收到丈夫的電報，本以為上麵寫著“調令已發”，定睛看了數遍，卻是又生變故。他們的領導明明告知分配我到某教研組，以及具體工作內容，怎麽說變就變了呢？丈夫爭取不力，隻有我親自出馬去找他的領導。我係領導支持我回京弄清楚，準了我一周假。
到京後無暇他顧，立即約見領導。革委會主任愛理不理的，後又態度強硬，指責我先生對組織態度不端正，必須深刻檢討，否則不予解決兩地問題——原來是我先生得知變故後說了一句“欺人太甚”，就被推上了被告席。他勤懇工作了廿年，一貫服從組織，實在是組織做得太離譜，他這個老實人才忍無可忍了。我理直氣壯說他沒說錯，幾百宗兩地關係都已解決，其中大多數比我們年輕，本人不是骨幹力量，調進的一方也沒有教學能力，在我們的問題上卻出爾反爾，不是欺人太甚，又如何解釋呢？那領導支支吾吾無言以對，我進而揭穿他們根本沒有解決過我的問題，隻是在我回京時設了個騙局。該領導以勢壓我，堅持勒令道歉，說否則他可以不跟我談，也不予解決調動問題。我針鋒相對說：“無歉可道！我校支持我自付旅費返京，專程跟你談話，你無權不予答複。”見我強硬，又有校方為後盾，他軟了下來：“你看，我這不是把工作交給別人，專門跟你談話嗎？”他解釋了變故的始末，說確已安排我在某教研組，可是北京市點名要我，他們不能不放——他還在繼續欺騙。我當即戳穿：“我沒有那麽大的名氣，北京市不認識我，怎麽會點名！”他忙改口說北京市急需我這個專業的人，我反駁，既是急需，怎麽不安排工作？他又撒謊說把我安排到了遠郊一家大工廠，那個廠不接受我，想把責任推給我。這讓我怒火上升，不久前，他標榜自己關心群眾，說某人之妻主動要求調到那個廠，專業對口，考慮到廠校距離太遠，不方便，他把那個沒有教學資曆的人照顧到了本校；而我是個熱愛教育事業，稱職的教師，他卻讓北京市把我“重用”到那個遠郊的工廠。我隻問他為何如此不公正，他啞口無言。他關懷備至的那個教師給了他許多好處，而我們不會行賄之類的陋行。
至於遠郊大廠的事，我的一個學生幫我弄得一清二楚。他爸爸與那廠的一把手摯交，他了解到，該廠根本沒見過我的檔案。他們居心叵測，因為當初不讚成我們結合未能得逞，始終耿耿於懷，企圖拆散我們，如果我們離婚，他們會舉雙手讚成。
這不是猜疑，此前我自己聯係成了兩所大學，離家近，工作又輕車熟路，我滿意，可是BH人事部門出麵要回了檔案，說他們自己解決兩地關係。我還隻身闖進一個國家直屬單位，人家要介紹信，我沒有，隻能出示工作證，證明我是好人，看門的大姐聽了我的訴說，頓生惻隱，電話找來有關部門，是一位短粗男士。他說需要科技翻譯，我即答能勝任；他說要考試，我迫不及待要求當即應考，他同意調檔。幾天後，得到通知，免考錄用。該單位正值領導班子整頓，整頓完了就發調令。又是BH的人事幹部要回檔案，說他們有指標了。任何單位都不願給人當跳板，除了放檔，別無選擇。他們要回我的檔案後，如石沉大海，無人過問我們的問題。在這樣的刁難中，黃金年華白白浪費，我有條件為國效力，可是無人珍惜。
連路程在內的短短一周事假轉瞬即逝，我必須返回崗位，不能辜負我校對我的關懷，爭取調動事宜還得靠我先生。我不能搞得太僵，所以與領導的談話以和為貴的原則結束。
幫我弄到出省就醫證明的我校資深領導很覺奇怪，那麽多人調進了北京，他認為我的條件更好，卻遲遲得不到解決。於是建議我不要非調到對方學校不可，先調回北京再從長計議。我忠誠教育事業，熱愛教學工作，眾所周知。當了近二十年教師，對這事業更是感情深厚，真的不願離開教育崗位。我從不在乎教師的兩袖清風，當時也沒有學銜可奔，留戀的就是“人民教師”的稱號，以及賦予它的神聖天職，忘不了“人類靈魂工程師”這一席老話。麵臨不得不離開這個崗位，有一種說不出的惋惜，我不情願。
3- 節外生枝
那位領導寫了一封推薦信，讓我回京探親時，持信去見他的戰友，一個高幹，重要部門的領導。
第二次見麵，他就說已將我安排在他屬下的國營大廠，在很遠的郊區。本著先調來的原則，我不得不同意並感謝，總不能聽任對方人事幹部拖延破壞，繼續浪費生命。工廠不是我喜歡的去處，這意味著必須離開我熱愛的高校，看不見學生們可愛的臉龐，不能站在講台上博得聽眾的擁戴，也不能探索人類靈魂的奧秘，並悉心地去塑造，我熱淚湧流。那是心底的淚，那心牢牢地栓在課堂裏，連到學生的心上。
幾天以後，未來的領導，那位高幹，通知我去見他，說有東西帶給他的妻子。原來他妻子是我校的黨委幹部。我不禁感慨，人家也是兩地關係呀！我先生沒為這次請假，我也沒帶女兒，因為要取托帶的東西，擔心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很難兼顧。
這位領導主動約見我，卻身著睡衣，腳踩拖鞋，故意不給女士起碼的尊重。我本想取了東西就走，他卻不急，還端茶倒水，讓我進裏屋，一時弄不清，是他沒有架子，還是東西在那兒要我去拿？進門方知，那裏是他的臥室，我頓生不快，就說還有事，催他把東西交給我。他說還有工作安排的事要談，我仍存疑，基層技術幹部的工作也要一把手安排？我遵其命坐在沙發上。他本應坐在小桌另側的沙發給我布置工作，可是他踱來踱去，露出讓我膩歪的笑容。我再次表示不能讓日理萬機的領導耽誤太多時間，他“和藹”地說：“跟你談話也是我的工作呀。”說話間，他蹲到了我的沙發前，雙手搭在沙發扶手上，沒給我任何活動的餘地。我已極度反感他製造的氣氛，命令式地說：“X書記，請那邊坐！”他不得不站起身來，滔滔不絕地講起了大道理，比如，拜工人為師，學習工人的品質等。我多次請他拿出要帶的東西，他都打岔。當他又要蹲下身來時，我猛地站起，幹脆說我有理想和抱負，托人解決兩地關係問題是不得已而為之，今後不會成為工廠的包袱等等，暗示他別再“訓話”。我之正氣凜然，使他無從非分，但我不能忍受他貪婪色欲毫不掩飾的“讚美”，多呆一秒鍾都覺蒙受侮辱。這次約見是明顯的設局，根本沒想托我帶東西。我警惕地想著對策，明知得罪他的後果是兩地問題難上加難，但顧不了那麽多。趁其不備，我敏捷地奪身站到門口的位置，威懾地說：“您沒有東西要我帶，就告辭了！”調動的長期困擾，我不能不擔心他惱羞成怒，就給他留了點麵子，邊往外走邊說：“您什麽時候準備好了再通知我吧。”
我無法忍受極度的屈辱，走在首都的大街上，痛與恨的淚水悄然湧流，普通民眾的委屈能向誰訴說？
父母問及，我隻說問題解決了，讓他們放心。我非黨員，卻也習慣於自覺自願地維護黨的威信，生怕父母把個別幹部問題歸罪於黨，可謂忍辱負重——我真的認為隻是個別幹部有問題。可為什麽倒黴的事總讓我碰上？我強忍憤怒的淚，與父母共進了午餐。
把這“節外生枝”告訴了關心我們的BH原係領導老朱，現在是校領導之一。他是我大學同學，令人敬服的黨員，有口皆碑，文革中，不堪小人企圖整垮他未能得逞。他真誠地說我們漫長的兩地生活不容易，當初他是唯一支持我們結合的領導，也了解我的業務能力和人品。說話時，他流露出勝利者的感動，似乎在說他沒看錯，我以實際行動有力地駁斥了閑言碎語。老朱將與人事部門交代，說還是調到BH。
4- 回京待命
我請求北京人事局調回檔案。一位端莊正氣的女幹部接待了我。本以為我反映的情況隻是一麵之詞，她還得調查，那高幹要是反誣我，他們大概會相信他，那就完了。可是接待我的女幹部毫不懷疑，她說，現在幹部中這類事情很多，女知青受害者屢見不鮮。她關切地問那高幹對我做了什麽，我公正地說，什麽也沒做，但是我的直覺讓我提防；若在他的領導之下，我不怕什麽，自尊自愛者不會上當受騙，但會影響我的政治生命，比如這位書記冠冕堂皇地講黨課，我仍忘不了他私下的表現，不可能肅然起敬，或許還會不再執著爭取加入這樣人領導下的組織。他是壞幹部嗎？他那麽受黨重用；他是好幹部嗎？他那麽令人作嘔。
女幹部善解我意，說還是調到大學。她當即查閱大學口的兩地關係名冊，幾大厚本裏竟然沒有我的名字。她反複問及我的年齡，因為四十歲以上的兩地問題基本上都解決了。後來無意之中在大學生畢業分配的名單裏發現了我的名字，我已四十出頭，隻有啼笑皆非。我的名字不在女幹部管轄的大學口，她愛莫能助，但她的正直、好心令我難忘。BH人事幹部王某與人事局主管大學生分配的幹部高某之間多有交易，高某就全按有利於王某的原則處理該校的兩地關係。一次，經人引見，我來到人事局心髒地區，在一人寬的樓梯上與王某狹路相逢，他下我上。他驚訝我怎麽能進入這必需持有公函的地界，懷疑我摸清了他的不正之風，到處散布，我若調進，將來不好管，從此鐵了心不解決我的問題。他想把我先生擠出BH，以除後患，可是我先生的係裏不放他。這就是他們不調進我，還阻礙我調到其他單位的根源。王某耍盡無賴，我校委托出差人順便促進解決我的問題，電話約見，王某定了時間，可人家來了，他找借口不見，事後還說不能肯定打電話的人就是我校方所派，倒打一耙。我校來者必持公函，王某是故意找茬，我真希望有機會當麵駁斥他。
隻得再等，女兒該上小學了。人事局終於想出良策，以那個大廠的名義發了調令，承諾進京後調換單位——進京問題總算解決了。進京指標的借口不存在了，BH校方若真幫忙，調我進校教書易如反掌，但是他們仍不安排。我隻能先辦理離校手續，回京待命。
空前友好的歡送
係裏為我舉行歡送會，曾被孤立的我料想不到歡送會的盛大和與會者的熱情。無論平時有無交情，大家都不吝美好言辭，讚揚我在校十七年的表現。時任黨支部書記的呂女士說：“這個同誌能力強，工作熱情高，主動擔當，為係裏排憂解難，很好使用。”還說，如果不是兩地分居十七年，如果不是北京堅決不放對方，他們真不願放我走。
我在這所學校曾被另眼看待，由於個人堅實的腳步，也由於人們畢竟在進步，或多或少認識到不該整人，將離時，盡享同事們投來的熱情友好目光，以及為我終與家庭團聚所表達的慶幸與惜別之情。
十七年辛酸曆程，在這樣的氣氛下離開，我有一種成就感。
承上啟下之結語
所寫林林總總，不像是高校吧？但這就是我從教的第一所高校。它是那麽革命化，可是文革時， 1949-1965年的教育還是被批判為“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其中前九年，我受修正主義路線的教育，後八年，我為修正主義路線服務，教育別人，因而得名“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毒害的典型”。有幸的是，這十七年之前，我還受過幾年不講路線的純粹教育，使我終生受益。
因為“知識越多越反動”，因為“紅與專”的對立，知識分子隻有接受改造的份兒，隻能服從人為的“國家需要”，做“普通勞動者”，“永不生鏽的螺絲釘”，至於專家、學者、教授等名詞，已從一代人的字典裏消失，更何況大師、諾貝爾獎？
然而，“我們這兒”瘋狂折騰的歲月裏，德先生
“萬水千山”是我走進社會前十七年的親身經曆。大學畢業後，服從國家需要來到遙遠的他鄉，始終不解國家為什麽需要百姓遠離故土告別親人，卻認可這就是國家需要而一貫努力工作。光陰荏苒，催我不惑，曆盡艱辛歲月，逝去青春年華，總算熬到萬水千山結束之日。
調回北京，卻未柳暗花明，我繼續為不能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而焦慮。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篇分解。
（完稿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