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天，爸媽帶我們小兄妹二人逛中南海。那時候，那裏是公園，大人門票五分錢一張，小孩兒免費。進門後突然下雨，在寬綽的門洞內避雨時，來了兩個外國大男人，我幼稚沒見過世麵，有些不安，以為來了黃毛怪獸。不料，穿格子襯衫的老外撫摸著我的頭，對爸媽說：“我們兩國沒有交涉”。他們的友好親切讓我釋然，但聽不懂何謂“交涉”。爸媽告訴我，他們是瑞士人，所謂沒有交涉，就是不打仗，他們是中立國。我還記得中南海的萬字廊是個黑黑的山石洞，大我兩歲的小哥怕裏頭有鬼子，執意不進，跟媽媽等在洞外。我一來不知深淺，二來有爸爸拉著手還怕什麽呢，爸爸不怕鬼子。小心翼翼地跟父親走出山石洞，沐浴著陽光，我無比自豪。 那時的兒童其實都有我的經曆，進過中南海，也都難忘南海，那是供老百姓
盡情享受的的名勝嘛。
1941年，我不僅進了中南海，而且進了懷仁堂，這就不是人人都有的經曆了。那裏舉行集團結婚（當時最經濟的婚禮儀式），我們的哥嫂是其中的一對伉儷。懷仁堂是很大的方形禮堂，集團結婚的主婚人是當時的市長於敬和，以他的名義送給每對新人一個銀製印盒作為紀念（1949年以後，誰也不敢再留著它）。幼小的我聽懂並記得，周圍在座的人都說我哥是最英俊的新郎，還說第19對那個新娘最漂亮。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人山人海的大學生聚集在懷仁堂，歡迎抗戰領袖蔣委員長。我姐和她的許多同學都激動地回味那熱烈的場麵，父親卻不以為然，他曆盡滄桑，從不恭維領袖人物。
1947年，那裏依舊是公園，並且自由出入，連門票都不要了。那裏的房子還出租呢，我班裏的F同學就住在進門往東約二百米、海邊甬道的南側，爬上一坡山石才到她家。我特別羨慕F家的破舊房子，因為出了家門就逛公園。放學後，同學們常結伴去玩兒上一會兒。
1949年以後，那裏不再是公園，而是人民政府所在地和高層官員的府邸了。普通百姓別說進入，就是往門裏多看幾眼，也會引起衛兵的高度警惕。1987年夏，我和女兒沿長安街路北便道步行，又是突然下雨了，我不禁想起1940年她和父母一起的那次避雨。離中南海已經很近了，我跟女兒說：“不要緊，可以在中南海門前的廊子下避一會兒雨”——我知道，這次得在門外。話音落下，隻見一位抱著孩子、背著大包袱的婦女朝中南海門前的廊下走去。站崗的衛兵忙迎上前來阻止，把急需幫助的母子拒之廊外。她不得不拖著沉重的腳步，艱難地冒雨前行。我知趣地拉著女兒自覺淋雨，未越雷池一步。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所在的名校教授合唱團應邀赴懷仁堂演出。眾老翁嫗皆自以為水平超群而受中央首長重視，激動前往。一行人被接待在懷仁堂外一個小院落裏，席地而坐，化妝、練聲均在露天。良久，被召登場，台下前後排就座的都是抱著孩子的保姆。此禮堂麵積不大、是窄長的一條，顯然不是我兒時所進的懷仁堂，不知情者才會以為自己到懷仁堂演出過，可是為什麽通知我們是到懷仁堂演出呢？
後來中南海日益森嚴，再沒有機會故地重遊了。
日前，獲準進入中南海的德國記者吳安莉說，中南海“寂靜安詳”，“鳥語花香”，“平湖如鏡”，草坪剔成整齊的“綠軍裝”，服務人員告訴她那裏的鳥是真的，“也拉屎”，不過等候室裏的竹子是假的。不知是否別有用心，她竟敢報道“地上有隨意棄置的煙頭”，她還擔心德國工作人員落下的一把傘被“處置不當”。她也夠“安東尼奧尼”的了，好在花甲大慶有人重舉了那麵大旗，站在共黨立場，有理由懷疑煙頭雨傘都是國內外階級敵人所為，旨在惡意詆毀。她倒是也如實報道了龍蝦湯、牛裏脊等中西菜肴和上乘紅酒，大概不得不承認，全球經濟危機大潮中，風景這邊獨好。她說中南海“一切都還在帝國時代”，莫非也是惡毒攻擊咱的“人民共和國”和“人民民主”！要麽就是她也被屏蔽過敏感詞，從而產生“誤會”，以致認為中國仍是極權的封建帝國。
不想研究德國記者，隻是疑惑，變成政府所在地的中南海，現在大概是“外國人與有關狗可入內”了吧。即使開禁允許國人進入，也無法找回昔日的感覺——雖顯荒涼，卻有意境；雖不修飾，卻天然美。但是進過、路過中南海的國人，至今依舊想著中南海。那是名勝古跡，屬於中華民族，不應是炎黃子孫的禁區。還有玉泉山，我從未逰玩過，從沒喝過那裏甘甜的泉水，它就被變成“軍事重地”，歸了權貴——我也始終想著它。（2010-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