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登貢培是十三世達賴喇嘛另一名近侍。在擦絨被革職之後，十三世達賴比較倚重的就是土登貢培了，而且持續的時間很長，一直到十三世達賴的圓寂。
有人說：正是因為西藏過去的活佛轉世製度，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甚至是隨意性的因素。所以，當每個達賴在圓寂之後，就失去了一個維持局麵表麵穩定的紐帶，最高權利就成了各派政治勢力、各種利益集團競相追逐的目標。其中既有西藏地方政府各級官員，也有中、上層貴族、高級僧侶等各方各麵的人物。
西藏曆史上出現過許多血腥的、仇殺性的動亂，大都出現在這種權利交接的過度時期。
十三世達賴喇嘛直至圓寂，最終也沒有跳出這個怪圈，就在布達拉宮上麵傳出的哀樂還在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一場新的權利角逐就開始醞釀了……
由於十三世喇嘛是在事先沒有什麽征兆的情況下圓寂的，所以一些發難者最先就是以這件事為由發起的。
支持下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職務最高而且與達賴喇嘛私人關係最為親密的人就是朗頓．貢嘎旺秋，他不僅是噶夏政府的現任司倫（首席噶倫），而且還達賴喇嘛親侄。
也許他自己認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圓寂，擔任攝政的最隹人選非他莫屬，所以他最大的希望是能擔任新達賴親政前的攝政；但朗頓.貢嘎旺秋在別人的眼裏他除了出身高貴之外，其他一無所長。很多人甚至懷疑他的才能和能力，在背後非常不恭的藐視他是一匹被閹割了的“公驢”；另一個人雖然職務不高，但一直被看作能力超群，而且曾經很受達賴喇嘛信任的孜本龍夏．多吉次傑。
出於對權力的追求和欲望，他們當然都把排除的目標集中在那些最具競爭力的人物身上，進行排斥和打擊，以減少他們在這方麵的潛在對手。而當時對他們來說，最有競爭力的對手，就是與十三世達賴喇嘛接觸最頻繁、最密切的侍臣土登貢培。
土登貢培雖然不是和達桑占堆那樣本身就是一農奴；但他卻是一個比達桑占堆高貴不了多少的納稅農奴家庭。在外界看來土登貢培隻不過是一個既沒有職務，也沒有品級的侍從；但他卻是一個讓人最不能忽視的一個傳奇式的人物。
由於他受到達賴喇嘛的寵愛，到後來人們在稱乎他的時候，甚至都要在他的名字前麵加上一個“堅賽”。
“堅賽”在藏語中的意思是“隨從”，可加在在土登貢培名字的前麵，就不僅僅是簡單的“隨從”意思了，還有一層是“助手”或者是“助理”之意。這種情況是在曆世達賴喇嘛身邊的人都是絕無僅有的。
土登貢培原名：德慶曲珍，出生於一個納稅的農奴家庭。12歲時他以無償支付徭役稅的方式，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了拉薩。他很幸運的是他被選定為十三世達賴作近侍。
當然作為達賴喇嘛的侍從除了能夠周到、細心的照顧達賴喇嘛的日常生活外，還需要一定的文化。
藏族是一個十分講究書法藝術的民族，作為達賴喇嘛的侍從，他必須能很快的學會官場通常使用的，被稱為“烏堅”的字體(楷書)和草書字體，以便能勝任為達賴喇嘛抄寫公文，記載達賴日常事務的大事記等方麵的工作能力。
由於他天資聰慧，他在學習期間便嶄露了他在各方麵才藝的頭角，他除了很快掌握了書法之外，還懂得一點園藝、建築和當時的一些現代機械。因此引起了達賴喇嘛的注意。也正是因為達賴喇嘛對他的這種注意，甚至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1921年十三世達賴破例的將他列為色拉寺“傑”紮倉的喇嘛，為提高他的身份奠定了基礎。誰都知道：相比之下，在三大寺中色拉寺傑.紮倉出了很有名望的高僧活佛。土登貢培能被達賴喇嘛提名並列為傑.紮倉的喇嘛，並由十三世達賴喇嘛親賜法名—土登貢培，那是一種特有的殊榮。
於是自此之後，土登貢培在別人眼裏就不是一個普通的侍從了。憑借他的聰明伶俐，他逐漸成為十三世達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人物。他除照顧十三世達賴日常生活之外，還為達賴抄寫各種文件、助理各種事務、甚至還為達賴放映電影和拍照，連十三世達賴自己都覺得他不像個一般的侍從，而像自己的一個兒子。
更主要的是他還負責主持了布達拉宮東半部的維修、營建了羅布林卡的堅賽宮、擔任劄齊電機廠的負責人。並在他擔任這個負責人期間，有效的利用了多德山穀水利發電廠的動力資源。這一切都使他一下子就成了政壇上的一顆耀眼的明星。
他在十三世達賴身邊，深知達賴一直希望有一支能夠由自己控製並親自指揮的軍隊。所以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的兩年前，土登貢培還說服十三世達賴喇嘛以“殷實之家”的子弟為對象，招募一千名士兵，組成了一個“仲劄代本兵團”，並為這隻軍隊提供了最先進的武器，接受英式的正規訓練。
訓練結束後，十三世達賴喇嘛常常親自來觀看，特別是一次在羅布林卡演練時的那次觀看之後，十三世達賴喇嘛表示非常滿意。
有資料說：“1933年英國駐錫金政治專員觀看這個代本團訓練後，印象很深，他還在給英印政府的報告中說：“除了英國和印度的正規軍之外，我還未見過這樣精明強壯，且紀律嚴明的軍隊。”
因而土登貢培一直把這個“仲劄代本團”視為自己的榮耀，很多人都相信：他可以不必征求噶夏政府的意見就可以對這個兵團單獨發號施令。
也是在這個時候，土登貢培所取得的成功，標誌著他的權力已經達到了頂峰。顯示這種成功的標誌，是當時西藏有兩部從印度進口的英製奧斯汀牌小轎車，一部為十三世達賴專用，另一部則為土登貢培使用；另一個標誌是他雖然沒有什麽職務，也沒有什麽頭銜，但他的命令有時甚至被認為就是達賴的命令。
有人說：如果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真有什麽風吹草動，他完全可以憑借著他往日威望，控製住西藏的政局，用這支最富有戰鬥力的“仲劄代本兵團” 輕而易舉的執掌攝政的大權。
但他並沒有這樣做。甚至在達賴喇嘛圓寂後，有人曾暗示過他，他也沒有這樣做。可以說這是土登貢培一生中的最大的失誤。
因為對土登貢培來說，達賴喇嘛對他有知遇之恩，盡管他有些新的思想、新的思維，並想用他的理念去改造當時西藏那種不合適宜的現狀，那也是在以不傷害達賴的權威底線的情況下進行的。
也許因為他的少年得誌，也可能太過於自信，所以他在得意的時候，自覺不自覺的得罪了許多權勢人物。
特別在那個等級森嚴的大環境中，那些出身顯赫的權勢人物，怎麽能心悅誠服的聽他這樣一個農奴出身的年輕人幺五喝六呢？所以他一旦失去了身後那個權威的保護，他馬上就成了落在平川的老虎了。
特別是在權力真空時期，還居然有人提出由他來擔任攝政，不能排除是有人有意把他架在火堆上烤。
在這時候，前麵說的那個孜本龍夏，卻先采取了行動。其實龍夏在政治觀點上有很多地方是和土登貢培是一致的。都屬於對於現實不滿的改良者，隻不過是龍夏比土登貢培更過激一些；但到這個時候權力是最重要的，要得到權力必須要先剪除競爭對手，於是龍夏便先在最為保守的寺院裏掀起了宣傳攻勢。
他先向寺院的喇嘛提出：“我們尊敬的大師，怎麽可能就這樣突然的離開了我們呢？如果是得病了，為什麽事先卻沒有一個人告訴我們？”等一係列的尖銳問題。
這是個最富有煽動性的問題。很快在三大寺院擴展開來，紛紛要求公布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的經過和原因，並寫成議呈呈報給噶夏政府。
作為司倫的朗頓當然也希望這樣做，於是朗頓召開了一個大會，決定立即著手對這件事情進行調查。
朗頓首先派人趕往哲蚌寺尋找曾經為達賴喇嘛看病抓過藥的乃窮寺的大護法降神師乃窮曲吉。
隨後又讓羅布林卡的警衛部隊關閉各處大門，逮捕了土登貢培。
不久土登貢培即被押到會場。
會上的代表們厲聲問道：“大師圓寂的原因你必須交待清楚。”
土登貢培回答說：“大師患病後，我於
接著大會又傳來乃窮曲均審訊。
乃窮回答說：“是神附在我的身體上，我當時說了些什麽，做了些什麽，我都記不起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問出什麽結果，當然這種事情也不需要有什麽結果，於是會議決定將二人監禁起來聽候處理。
代表們一致認為：十三世達賴的圓寂無疑是藥物引起的，必須對當時達賴喇嘛身邊的人進行嚴懲。
最後在沒有什麽證據的情況，就決定撤銷土登貢培的一切職務，沒收其全部財產，判處終身流放到工布地區的則拉宗（宗：藏語意為縣）；其父紮西頓珠也被充軍到尼木宗關押。乃窮曲均·羅桑索朗也被撤銷三品銜的護法降神師的職務，交哲蚌寺監禁在“羅色林”紮倉內。
十三世達賴的私人醫生強巴益西本屬無罪，但他是大師侍從，敬藥是他的責任，但是當乃窮曲均敬藥時，他沒有堅決製止，構成瀆職罪，決定沒收其財產，充軍到加察宗，永遠不準返回拉薩。
不僅如此，反對土登貢培的人士，還以對罪犯最富汙辱性的懲罰，命令獄卒給曾經顯赫一時的土登貢培和強巴益西醫生穿上普通的白氆氌藏袍，然後被綁在一頭黃牛背上，由藏兵押著在拉薩城內遊街，與同樣披枷戴鎖的父親在八廓街擦肩而過，甚至彼此都不知道對方被流放到何方的悲慘境地。
當時受過土登貢培關照的人私下都說：當他們看到土登貢培等人，遭到如此羞辱性的處罰，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淚……
從發難者提出一係列問題中，沒有一件能說明土登貢培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圓寂的原因有什麽直接的關係；但土登貢培卻受到了這樣嚴重的懲罰。誰都能看得出來土登貢培一案，無疑是一個無中生有的一樁冤案。
當事人之一強巴益西醫生，後來對這段史又作了以下陳述：“1933年藏曆10月22日，十三世達賴患了流行性感冒，在服用了我敬的湯藥—‘羅布頓湯’（藏藥‘七寶湯’）後，病情仍然沒有好轉。10月24日，十三世達賴帶病參加了下密院冬季接見的摸頂加持儀式之後，就開始發燒，大家都議論紛紛。
27日，十三世達賴的近侍官，有大喇嘛頭銜的土登貢培親自到乃窮寺請大護法降神師乃窮曲均·羅桑索朗前來問病。
28日，乃窮曲均·羅桑索朗來到羅布林卡格桑頗章寢殿。當時在場的隻有乃窮曲均、土登貢培和我。我看出大師佛爺的病情已經十分嚴重了，按醫生的說法正是熱退風生之際。
可乃窮曲均居然跳起神來，而且邊跳邊說：“有沒有治療感冒的羌靈十四味？”
當時我雖有這種藥，但我認為目前不宜服此藥，故而回答：“沒有。”
乃窮又問：“那麽請問一下我的隨從傭人，看他帶來沒有。”
我很詫異，心想：乃窮曲吉大護法降神師是從來不帶藥的，今日為何自己還帶著藥來？
這時土登貢培奔往門外。
回來時，交給乃窮曲均一個小藥袋，乃窮曲均立即從袋中舀了一點藥，放到大師嘴邊。
此時大師佛爺已經神智不清。當一小勺藥靠近他嘴邊時，他的頭左右搖動，顯然是不願意服藥。可乃窮曲均硬是把一勺藥倒入大師的嘴裏，接著土登貢培連忙又給大師佛爺喝了一杯水，才把藥服下。
藥剛服下，乃窮曲均立刻恢複原狀，抓起小藥袋逃之夭夭。所以，乃窮曲均給大師服下的藥是不是“羌靈包烏十四味”至今都是一個謎。”
接著他又敘述說：“當晚，大師佛爺病情惡化，繼續發高燒，而且說胡話。於10月30日晚6時圓寂。”
強巴益西醫生的這段陳述，完全是為了解脫了自己，可恰恰增加了人們對土登貢培的懷疑。
所以當時拉薩官場上又出現了另一種流言說：土登貢培一直深得十三世達賴寵信，後來十三世達賴又器重另一位侍從官索朗洛布。因此土登貢培產生了嫉妒，懷恨在心，進而勾結大護法降神師乃窮曲均·羅桑索朗加害了達賴喇嘛。
對此，土登貢培也作了說明：
“那天大師確實患了感冒，從28日起病勢開始惡化，我曾多次準備向噶廈政府匯報；但大師執意不允，當時他擔心會因此驚動全體僧俗官員。如果官員都來敬獻永安禮物，勢必影響大師安靜休息，反於養病不利。”
土登貢培還特別強調自己是遵照達賴喇嘛的意見，才沒有及時向噶廈政府通報的。而給十三世達賴敬藥，完全是根據乃窮護法降神師的“神諭”獻的藥，如果不按乃窮護法神“神諭”敬藥，勢必要我來承擔貽誤病情的責任。
對於種種流言，各有各的道理，在各種官場會上，大家也都莫衷一是。
但很多人都為土登貢培辯護，認為：土登貢培多年忠心侍奉十三世達賴，也深獲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信任和重用，大家懷疑他與乃窮曲均合謀進獻邪藥，害死大師根本沒有這種可能。因為土登貢培平時一向與乃窮曲均沒有什麽來往，再說大師剛剛圓寂就對他無情重處，對佛爺本身的影響也不好……
雖然有很多人替土登貢培說話，最後大會還是決定革除土登貢培一切職務，抄沒全部家產，永遠流放到工布江達地區的則拉宗（縣）交由恰布寺監禁。
這一切都說明了盡管土登貢培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近臣，但龍夏一夥也絕不是等閑之輩。就這樣土登貢培最後還是流放了。
但是土登貢培還是憑借著自己以往的影響和聲譽，在流放地沒有受到太大的折磨，甚至得到當地官員及僧俗群眾的同情和資助。由於他與噶廈政府駐樟木(中印邊境口岸重鎮)總管、來自康巴地區大家族的邦達養壁有著深厚私交。在邦達總管的支持下，土登貢培還是於1936年逃往印度，他向英國駐印度總督要求政治避難，獲得英印當局的批準。
1939年，土登貢培在印度噶倫堡還與同時從流放地則拉宗（縣）出逃的江樂金·索朗傑波一起在印度組織了“西藏革命黨”。
由於他們的行動很快被英印當局發現，英印當局馬上通知了西藏噶廈政府。噶廈政府當即決定引渡土登貢培等人。
後在中國中央政府駐印度加爾各達總領事館的協助下，土登貢培得以乘飛機回到南京。江樂金·索朗傑波由於曾是不丹王室的經師，經不丹王室出麵才得以解脫。
邦達養壁也因家族勢力，於1946年7月22日得以安全離開印度回到上海。
而此時在拉薩的另一個革命黨更敦群培，則被逮捕並監禁，三年之後即1951年，在他的兩位貴族弟子的努力營救下，由他所在的哲蚌寺康村全體喇嘛擔保下獲釋。
1947年，在得到噶廈政府批準後，土登貢培終於回到闊別了14年的拉薩，在十四世達賴的三哥，基巧堪布（總僧官）羅桑·桑旦的幫助下，噶廈政府向他發還了部分被沒收的財產。
在西藏軍區統戰部部長樂於泓及平措旺階等同誌關切下，土登貢培參加了西藏工委和噶廈政府組織的扶貧糧食機構的工作，為人民解放軍收購軍糧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4年，土登貢培還俗與拉宗卓嘎結婚，婚後生有三個孩子。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土登貢培被任命為地質局副局長。1957年9月，他參加赴祖國內地參觀團，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還出席過國慶大典。
1959年3月，西藏上層少數分裂主義分子發動叛亂，土登貢培全家搬到了工商局大院內接受人民解放軍的保護。在他的影響下，他的大多數親友沒有參加叛亂。平叛結束後，他被調到自治區籌委會辦公廳行政處任副處長。
1963年，土登貢培患重感冒引發腦溢血，於
在自治區籌委會辦公廳為他舉行的追悼會上，籌委會秘書長多吉才旦致悼詞，認為“土登貢培為增強漢藏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給他的一生作了一完滿的結論。
有人在評論土登培在西藏近代史上的作用時，說：他在十三世達賴喇嘛當政時期，搞了一場“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在失去了支持背景後注定要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