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研究西藏近代史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在談到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時候，大都認為十三世達賴喇嘛既是一位引人注目，又是一位頗具爭議的人物。說他引人注目的意思，就是說他在近代史上是一個不能回避的人物；說他頗具爭議的意思，也是因為對他這種爭議，甚至爭議到對他有兩種截然不同評價的程度。
如前麵所說，有人稱他為‘偉大的十三世’，偉大到甚至可以與五世達賴喇嘛齊名；也有認為：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國家蒙難時期，也想乘機擺脫和改變幾百年來已經成俗的漢、藏關係。
所以，評價十三世達賴的功過是非，不能離開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那個特殊的曆史大環境。
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加措（1876-1933）從1895年親政，到1933年圓寂，曆時38年。
他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正是兩個世紀交接的時期。在38年裏，十三世達賴喇嘛曆經了清朝晚期、北洋政府及國民政府三個時期，時值帝國主義瘋狂鯨吞我國領土，國內局勢最為混亂，各國列強又紛紛染指我西藏地方,並極力挑撥漢藏民族關係，挑撥西藏地方與中國中央政府隸屬關係，製造所謂“西藏獨立”的多事之秋。
作為西藏地方政教領袖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從始至終一直被卷在那種政治風雲的漩渦之中。
公元1895年 (藏曆木羊年)，已經接受了象征成年的比丘戒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已超過了規定的親政的年齡(18歲)。也是按宗教儀軌規定，當時的攝政第穆活佛主動提出了辭呈。
當時，倒是十三世達賴自己覺得：自己還年輕，沒有接受。當然這也許是一種姿態，表示對經師的敬重，但第穆活佛卻很受感動。後來經“民眾大會”討論後，都認為：曆代達賴都是18歲親政，現在十三世達賴已經到了20歲，已超過親政年齡，更應接受全藏人民的願望，為了全藏眾生的福祉應立即親政。
由於第穆活佛在擔任攝政期間，曾協助十三世達賴完成確認八世班禪額爾德尼轉世靈童的金瓶掣鑒。而且還在1888年組織了第一次抗擊英國侵略西藏的戰爭，這次抗英戰爭，就是前些年大陸播放的電視連續劇《紅河穀》的曆史背景。
雖然在那場戰鬥中，藏軍損失得慘重，但在那場戰爭中，卻表現出了藏族僧俗大眾的那種不屈不撓抗擊外敵入侵的英雄氣慨。
所以，在布達拉宮舉行了十三世達賴土登嘉措的親政大典後，當卸任的攝政第穆活佛向十三世達賴辭行時，大部份僧俗官員都理所當然的用各種方式，表達了他們對第穆活佛那種發自內心的愛戴。
可當時誰也沒想到在第穆活佛返回自已寺廟丹吉林後不久，一場蓄謀已久的政治迫害，在事先沒有任何征兆的情況下，就降臨在第穆活佛的頭上了。
事情的緣由是第穆活佛退居丹吉林後，給十三世達賴送了一雙藏靴。這本來是一種正常的師徒情誼的表示。因為在第穆活佛卸任時，十三世達賴喇嘛為表示對老師的感謝，也曾送給第穆活佛許多禮物。
問題是不知道為什麽，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說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穿上第穆活佛送上的那雙藏靴後，總是感到心神不寧，並且飲食大減。
一般凡是遇到這種情況，都是請首席護法降神師乃窮曲均降神，問卜原因。
據說請來的乃窮曲均喇嘛降神後，神師乃窮曲均認為：十三世達賴喇嘛之所以會出現飲食大減，心神不寧的感覺，問題是出在靴子裏。
甚至還有人繪聲繪色的說：當他用鼻子臭靴筒時，鼻孔馬上流血不止。
所以，乃窮曲均神師斷定：靴子裏一定藏有什麽可疑的東西。
據說，後來命人把靴子拆開後，果然在靴子翹起的靴尖上發現有一道符咒。符咒上有詛咒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咒語。
更加令人驚異的是，就在差不多同一時間裏，有人還在布達拉宮四周及桑耶寺附近，也發現有寫著十三世達賴生辰八字的咒符和詛咒經筒，並且還有一個用糌粑製作做的“糌粑人”。
這種行為明顯是對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一種惡毒的詛咒，在政教合一製度下的西藏發生這種事情，絕對是一件不可饒恕的大逆不道。於是噶廈政府立即逮捕了第穆活佛，並且還逮捕了與他關係密切的侄子，當時還任噶倫的洛布澤仁。
經審訊，洛布澤仁招認是因為他們對十三世達賴親政不滿，企圖通過詛咒謀害十三世達賴，然後再次推出第穆活佛攝政。
於是“民眾大會”決定嚴懲洛布澤仁及其同夥，但對卸任的第穆攝政（八世第穆活佛）沒有采取危及其生命的任何措施，隻罰其在丹吉林寺經堂閉門修行。
當時八世第穆活佛年僅45歲。噶廈政府隨後又決定革除第穆活佛係統的呼圖克圖(大活佛)封號。並不準八世第穆活佛轉世，這在當時是一種最嚴厲的懲罰。
事實上，說是罰八世第穆活佛閉門修行，實際是被囚禁在丹吉林寺餓死的。當時拉薩上層還流傳一種說法說：“是把第穆浸泡在丹吉林寺內一個巨大的銅水缸裏活活淹死的”。
總之，第穆活佛最後死得很淒慘。
由於已經宣布了第穆活佛不準轉世，本該在他圓寂後尋找轉世靈童的事也一直沒能公開進行。
後來第穆活佛的支持者還是在暗地尋找了一個轉世靈童。因為第穆活佛是第八世，就把新尋找的靈童定為第八世第穆活佛的轉世靈童，並偷偷把這位靈童接到曆世第穆活佛習經的色拉寺。
也是由於靈童的母親與十三世達賴的母親羅桑卓瑪是姐妹。於是通過家族關係和寺廟的僧眾，一起給十三世達賴喇嘛施加的壓力，加上三大寺的堪布們的苦苦懇求，並請駐藏大臣將此情況轉奏光緒皇帝。
很快朝廷就下發聖旨，聖旨中明確的指出：所謂符咒事件，純屬子虛烏有……
於是，第穆活佛轉世終於獲得了十三世達賴的允許。靈童旺達坐床後成了九世第穆活佛，但還是一直沒有給他恢複呼圖克圖的封號。
從第穆事件中可以看出：雖然有些人一直標榜：西藏是一片佛國淨土，但在政教合一製度下，這片土地並不淨。在權術鬥爭中，還是讓人看到了其中的陰謀和迷霧。可以肯定的說：八世第穆活佛之死，是西藏地方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鬥爭的結果。
而這個事件的結果，最大的受益者，應該是十三世達賴喇嘛。因為自此之後，十三世達賴在西藏統治集團的實際領袖地位才基本鞏固，其威望也大大提高。正如《西藏民族政教史略》中說的：“從此十三世達賴威服全藏，莫敢有違。”
誰都知道：1840年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用槍炮打開了中國大門，使我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這個時期開始，帝國主義列強曾強迫中國政府與他們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
與此同時，他們加緊了對我國，尤其是邊疆地區的侵略。這期間，英、俄等國組織的所謂“探險隊”、“傳教士”、“考察團”等，對我國西藏的活動更加頻繁。
在這些活動過程中，老牌的英國殖民者扮演了一個十分不光采的角色。特別進入二十世紀之後，由於西藏的地理位置重要，英國殖民者采取軟硬兼施，威逼利誘的方式，在十三世達賴喇嘛身邊培養了許多親英分子。其猖狂程度，甚至達到了連當時身為英印總督寇鬆，都敢繞過清政府，直接給十三世達賴喇寫信。公開尋求英國政府與西藏噶夏政府單獨進行談判。
當然，最初十三世達賴喇嘛不僅未為其所動，反而當時就把英印總督的信原封退回。並嚴正表示：“未經中央政府同意，西藏地方不能與任何外國交往。”
英印總督寇鬆發現當時還沒到火候，於是他首先提出什麽“大清國隻是西藏的宗主國”。按照《大英百科全書》解釋說：如果一個國家強大，能夠完全實行它的統治，宗主權就是主權；如果實行不了這種行政管轄權，宗主權就什麽都不是。其目的十分清楚，英國帝國主義分子就是要用宗主權來否定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於是，寇鬆就在這種模糊的概念掩飾下，於1904年又悍然發動了第二次侵藏戰爭。
多年之後，中國的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處長沈宗鐮從印度轉到拉薩的時候，曾經向英國當時的負責官員提出了“宗主”和“主權”這個問題，那名官員也說不清楚，從而可以看出：這顯然這是寇鬆杜撰出來的一種解釋。
為了反抗英軍的第二次入侵，十三世達賴喇嘛組織了一千多名藏軍，趕到曲米香果曠原，與英軍對峙。當時詭計多端的英軍首領榮赫鵬一麵提出提出談判，一邊卻暗中命英軍用重機槍、火炮先包圍了藏軍。
在與藏軍代本（藏兵團長）拉丁·朗賽林見麵時，英軍首選提出雙方應將火槍的點火繩媳滅，以示誠意。
因為藏軍當時所用的武器大都是過時土武器，主要是火繩槍、刀、矛，還有用來驅逐牲口的拋石器。當時藏軍所擁有的最先進的火槍、火炮，在發射和時候也得先用火繩點燃後才能發射；可是英軍手裏的武器都是當時最先的步槍進和直接發射的炮，有的當時剛剛發明二十多年的馬克沁重機槍。
生性誠信的藏軍不知這是英國人的陰謀，全都按著英國人的要求照辦了，結果卻鑄成了大錯。
當藏軍把火繩剛剛熄滅後，英軍突然向藏軍開火，僅僅幾分鍾時間，500多藏兵當即被殺。其中包括一名代本(團長)和3名藏營級軍官。餘下的藏軍冒著槍林彈雨，與英軍展開了肉搏戰。結果一千餘名藏軍官兵大部分壯烈犧牲，鮮血染紅了原野。這是英帝國主義對西藏人民實施的一次最無恥、最野蠻的大屠殺。
曲米香果大屠殺激怒了藏族人民, 抗英情緒更加高漲。
4月9日, 英軍一支騎兵先遣隊在雜昌穀地，被埋伏在那裏的藏族軍民以土槍、土炮、滾木、飛蝗石等重創，致使英軍的前進受阻。
英軍隨後又調動大量部隊，在火炮、機槍掩護下，向藏軍發起猛攻，直至侵入江孜重鎮。
西藏各地民軍和僧兵又集結江孜，與英軍展開激烈爭奪戰。攻克了江孜宗山城堡，連榮赫鵬也險些在藏軍夜襲中喪命。
最後，因英軍切斷水源，加之彈藥庫中彈爆炸，炮台淪陷，藏軍堅持了近三個月之久的江孜保衛戰始告失敗。
武裝抗英雖然失敗了；但卻從這場戰鬥中，展現出了西藏軍民愛國、保家的民族骨氣。給西藏近代史上留下了一曲悲壯的英雄戰歌。
江孜阻擊戰失敗後，英國人麥克唐納馬上親率的四千英軍，如入無人之境大舉向拉薩進發。
在形勢十分危急的情況下，十三世達賴曾上書清政府，希望大皇帝諭調漢兵，資助軍餉。他不知道當時大清帝國，在內擾外患中已經自顧不暇，根本無法救助西藏一兵一卒了。
所以，當英軍逼進拉薩時，十三世達賴正在羅布林卡，他馬上回到布達拉宮，委托他的一名近臣擔任攝政，代他掌管政教事務，帶著少數扈從，攜帶著清帝頒賜的印璽，密秘的離開了拉薩，懷著怨恨的心情開始了他三年多的流亡之旅。
事後令十三世達賴更加惱怒的是當時身為駐藏大臣有泰卻在英軍侵占拉薩後，竟然到英軍營地，向英軍“慰問”。
特別是當英軍司令榮赫鵬起草嚴重損害我國主權的《拉薩條約》，逼迫代理攝政在條約上簽字時，有泰又以“中間人”的身份，居然勸說攝政簽字。
攝政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拉薩條約)之後，有泰竟通過英軍電台，向清廷發了一份“彈劾”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奏折，內稱：十三世達賴“平日跋扈妄為，臨時潛逃，請褫革十三世達賴喇嘛名號”，
達賴逃出拉薩後，最初他本來打算經青海、甘肅等地到北京稟報西藏發生的情況。途中，得知朝廷聽信駐藏大臣有泰的讒言，下令革去了他的名號。在這種情況下，一下子使十三世達賴喇嘛陷入了“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的失意和絕望之中。也是在這樣的境地裏，迫使他隻好取道外蒙古直奔庫倫。
在暫駐外蒙古的庫倫期間，十三世達賴喇嘛又遣他的近臣德爾智赴俄國彼得堡，希望從沙皇俄國那裏能得到幫助；可當時正是日俄戰爭沙皇戰敗，德爾智也隻好無功而返。
也是在這時清政府，才發現輕率的革去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封號，會把他推向相反的方麵。
於是在十三世達賴喇嘛一到庫倫，清廷便派欽差大臣前去慰問，並帶去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賜與的許多禮品。
清政府的這一行動使達賴喇嘛倍受感動，當即向北京方向行了九叩大禮。並且真誠的向欽差吐露心跡，同時又通過遠在西藏的官員向駐藏大臣說明出走實情。
次年9月，清廷應噶廈政府和新上任的駐藏大臣的請求，宣布恢複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名號，並促其返藏。次年9月，達賴喇嘛抵達青海塔爾寺。
1907年，欽差大臣張蔭棠應噶廈政府的要求，上奏請求準予十三達賴、九世班禪聯袂入覲。清廷於11月降旨邀請達賴進京。
達賴接旨後，欣然東行，於1908年1月到達山西五台山暫住。
對於十三世達賴喇嘛入京，清政府十分重視，並重新修繕五世達賴進京時住過的黃寺，作為十三世達賴喇嘛進京後的駐地。
1908年9月，十三世達賴一行於輾轉來到北京，並受到了超常規的規格接待。期間，除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數次召見、宴請外，又另頒給他金冊，冊封其為“誠順讚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明確：西藏的宗教事務大權仍由他執掌，一切按其意辦理。同時，清廷還決定今後每年賞賜他廩餼銀一萬兩。
此外，達賴喇嘛還在黃寺放頭後，又在雍和宮護印紮薩克喇嘛率嵩祝寺、五台山下院黑寺、慈充寺等處喇嘛六百餘名，來寺叩謁，隨賞白米糖飯 哈達二十餘份。
九月十二日，達賴再次放頭 ，直到離京的前一天，共放頭二十六次。每次放頭，來自關東、察哈爾、伊犁、布裏亞特蒙古等地的汗王、頭人，帶同蒙古男女眾人蜂擁而至。接受達賴喇嘛摸頂和賜福，人數少時三、四百人，多則千人，八十天中累計人數逾萬，場麵十分壯觀。據清廷史料記載：達賴一行在京期間，清廷的接待開支達18萬多兩白銀。
臨走的時候，清政府又加賞了大量經費和各種貴重禮物。可以說清政府給了他一切的榮耀，使他真正的感到了大清國的龍恩。對於這些，十三世達賴喇嘛也一再表示謝恩。
十三世非軍事也深知，他的地位完全來自藏傳佛教，但是如果沒有朝廷的冊封他就什麽也不是了。所以作為十三世達賴他既不能沒有藏傳佛教，也不能沒有朝廷的封號。可以說：十三世達賴喇嘛此次北京一行，這兩者他都又得到了。
當然，鑒於他與前藏大臣有泰和聯豫之間的不快，他是仍然存有戒心的，所以他在北京期間，除了作了大量的宗教活動外，也會見了許多外國使節，其中包括會見了把他逐出拉薩的英國公使朱爾典。
在會見朱爾典時，達賴喇嘛還表示了：“雙方應該友好互利”的意願。
當然，清政府對達賴喇嘛這種擅自和外國接觸是存有戒心的；但奈於當時國內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清政府也隻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最後十三世達賴喇嘛一行，於1909年9月取道藏北那曲，圓滿的返回了拉薩。
事實上，應該說從清王朝建立後，大大的加強了漢藏關係，而且從這種關係中，更有力的體現了西藏的噶夏政府與清王朝是一種地方與中央的關係，而且是穩固的地方與中央的關係。
有資料顯示：從清朝建立起，中央政府共派出了80多位中央駐藏大臣其中有像有泰那樣的誤國投降派，也有深受僧俗愛戴的“清官大人”。其中被清廷破格使用的第一位漢人擔任駐藏大臣的族張蔭棠就是其中之一。
張蔭棠是1906年4月29日抵達拉薩的。
張蔭棠是一位有著多年出使外國的經曆，嚐夠了弱國外交的苦痛。他清楚看到英國圖謀西藏的企圖，極力主張迅速整頓藏政，維護主權。並向清政府提出《請速整頓藏政收回政權》的建議。受到朝廷的重視，並賞副都統銜，進藏“查辦藏事”。
他從海路進藏，成為第一位海上進藏的駐藏大臣。到西藏後，他邊走邊調查，還廣泛的接觸了西藏地方漢藏官員。當他知道前駐藏大臣有泰在英軍入侵時，不僅阻撓西藏人民抗英，還極盡吹捧諂媚之能事，與英軍一起逼迫西藏官員簽署喪權辱國的《拉薩條約》。他還收受賄賂，任人唯親，與其屬下魚肉百姓，劣跡昭著。張蔭棠認為整頓藏政，必先從吏治入手，遂稟報朝廷，要求嚴懲。
1906年11月29日，清廷發布革職查辦有泰等十餘名滿漢藏族官員令，特別是查辦了媚外誤國的有泰之後。全藏上下無不交口稱讚，民氣也為之一振，使得中央政府的權威得到了加強。僧俗民眾一致稱頌他是曆任駐藏大臣中最有才幹的駐藏大臣。
當時的拉薩傳唱這樣一首街謠：“海上來了張大臣，藏人得到安寧。”
繼後張蔭棠又提出的發展工商事業、開發礦產、便利交通、發展教育等主張，對西藏後來的發展和建設大有裨益。因此深受藏族人民的稱讚和敬仰。藏人甚至將他當年種過的一種單瓣菊科花卉取名為“張大人花”，至今開放在西藏各地，成為紀念他治藏期間業績的象征。
張蔭棠在西藏的所作所為，對於在徘徊之中的十三世達賴喇嘛，不能不有所觸動。
當然，隨著清王朝的滅亡，軍伐混戰和抗日戰爭的暴發，內地一直處在風雲變幻的動蕩時期，加上各種利益集團、各種勢力的代表人物在他身邊的影響，使他也曾產生過許多徘徊和動搖。特別是在第二次抗英失敗之後，他深深的感到：那種一層不變的政教合一的製度，使西藏遠遠脫離了時代的發展。使他不得不采取一些變革和改良的辦法，以改變西藏的命運的嚐試。
然而，最後都以失敗而告終。從而使他成為西藏曆史上一個最富傳奇性的人物。對待他曆史上的錯誤，廣大的藏族僧俗群眾，也給予了充分的諒解，並未影響人們對他仍稱為一個“偉大的十三世”的稱謂。
從這一點上來說，十三世達賴喇嘛和後來他的轉世者十四達賴喇嘛並不一樣，雖然他一生中曾經有過一些想改變曆史上形成的漢藏關係的想法，甚至做過一些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包括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情)；但他最終終有所領悟，沒有像十四世達賴喇嘛這樣，在背叛祖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