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荒唐歲月——慘絕人寰的66.8北京大興縣屠殺事件(2

三、來到大辛莊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莊。

大辛莊是個很大的村子，根據當年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是黎明、紅升、昕生、中心，名稱也是延續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

我要采訪的人叫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著黎明大隊。老李今年70歲，49年以後就當隊幹部，四清時罷掉了他的大隊書記職務，73年才給予恢複，80年辭去書記職務。

這天是個混沌天氣，可吸入顆粒物的汙染指數是500，空氣質量是汙染程度非常嚴重的5級。

走進大辛莊的主要街道，儼然是個繁華的小鎮。鄉政府、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是一個挨一個的攤商。盡管類似的小街經常遇到，但是我走在這裏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在是33年前的那天，這該是一條多麽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是現在的這種表情嗎？

老李雖然70歲了，卻還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8月31日那天，僅僅大辛莊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是不會 走路的嬰兒。

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餘個，人數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餘個；紅升行動慢一些，剛殺死兩個人，其餘尚未來得及屠殺。

9 月1日上午，大興縣付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莊製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莊、東黃垡兩個大隊在9月1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二十多人。

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是一場有人組織的行動，組織者是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從縣委派人製止殺人來看，起碼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或叫別的名字）。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係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縣委出麵製止屠殺，並不是縣委有多大權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處於“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誰有那麽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作為執政者來說，自己的“太子”、“衙內”們殺些人，他們是容忍的，農村的平頭百姓們也肆無忌憚地殺人，他們還不好接受。萬一引起動亂怎麽辦？起碼國際影響也不好吧，尤其事情發生在北京。9月5日，兩報一刊發表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於製止濫殺無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為執掌生殺大權的人物，是毛澤東、林彪讚揚的紅衛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澤東劃定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況且這種壓迫、敵視行為，從49年以來就建立了，59、61年又兩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低人一等的“賤民”階級。“老紅衛兵”從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觀事實，都是“一個‘階級’應該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套，迫害以至處死“階級敵人”及其後代，他們認為理所當然。所以，9月1日以後，雖然大興縣的集體屠殺活動停止了，可是各種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層出不窮。

就在大興屠殺之後，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大會上還宣布：“紅衛兵戰士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 ‘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在這種情況下，大興屠殺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裏的“老紅衛兵”一樣，大辛莊的打手們殺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殘忍的。

以殺人最多的黎明為例，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盡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裏，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裏，後來人們管那裏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裏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借口也與欄杆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說，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 殺光。五、六十裏外的馬村到底什麽情況誰也不知道，全是聽高、胡二人的傳達和煽動。

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8月24日就開始殺人，到9月1 日已經殺了34人，還關押著108人準備逐漸殺掉。

高、胡二人召開完“動員會”，已是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派出幹部到各大隊查看執行情況。對於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幹部來說，盡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是多數人還是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麵8裏遠，有個西梁各莊大隊，那裏的隊幹部在散會以後，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因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著，我決定去采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說，現在什麽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鏟平了，已經圈進了人家的宅院；當年的葦塘是低窪地，現在已經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跡了。

我感慨地說，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是什麽樣。

老李說：“打人以後的好幾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後來才恢複了熱鬧。”

從老李那裏知道極少數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幾年後受到如下處理：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

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 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 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時間不詳）。

我所采訪的人，沒有不說對他們的處理真是太輕了。

但是，他們沒有“老紅衛兵”那樣的好運，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出身。血統論主宰著一切！

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莊王世榮家。已經77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說了起來，還說到東梁各莊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說，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隻好中斷。

從他和老伴兒那裏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裏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是這樣遺失了。

幸虧經村裏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找到了當年也是村幹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是主張並參加了到北京市裏的上訪。

老劉今年61歲，“文革”那年他27，在大隊幹部裏，還算比較年輕的。

據他說，66年8月30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幹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著社員回家。

這個會，就是要各大隊屠殺“五類分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幹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說，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8月31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西梁各莊大隊的幹部們研究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兒反常，明白自己並沒有處決他人的權力。他們采取的辦法是，到市裏谘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級是不是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

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裏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後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這兩個人還說，他們隻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莊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這麽殺人不對，一定要到大興縣去過問此事。

9月1日以後，縣長付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莊公社給大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他們甚至對沒執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幹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幹部向“階級敵人”妥協。況且，他們強調，即使錯了也是執行公社的命令；當初動員會上，也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老劉說，得到了明確的指示，他們肯定自己做對了，於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 “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是“要文鬥，不要武鬥”），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發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後一定好好幹活，領導讓幹什麽就幹什麽。

68至69年間，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幹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那裏下放勞動。70至71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幹部判了刑。據說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幹部。86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了當時的環境因素。

四、北臧公社

北臧公社位於大興縣的西部，那裏的屠殺行動要早於大辛莊，從66年8月27日就開始了。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是：新立村死53人，馬村死34人，六合莊死11人，共計98人。

98年出版的《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一書，有一篇張連和先生的文章《五進馬村勸停殺》，描寫了他親眼見到的殺人現場：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裏，有正房5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隻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凶器就會伴隨著嗬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70多歲的奶奶身邊兒，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在自己身上。隻見一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快說，你們家的變天帳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裏哆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隻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兩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腳把她踢跪在地上，這時，來了一個手持剪子的年輕婦女，把這位中年婦女的頭發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一掙紮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他們要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因受刑不過說在家中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後一找，頂棚裏沒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牆，均未找到。小夥子又被打，他又說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夥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說小夥子是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續到井裏往外撈…… ……他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方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人，隨提隨審，隨殺隨埋，真乃一條龍行事。他們從8 月27日夜陸續將“壞人”入獄至9月3日，長達一周的時間，雖然每天都送點兒吃的，但也食不飽肚。在放人的這天，我們來到監禁兒童的地方，有人將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們的麵前時，個個爭搶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淚。

2000年3月20日，我見到了張連和先生，表達了我對他當年冒死救出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日，縣委書記王振元帶領張連和等十餘人，到馬村勸阻殺人。殺紅了眼的民兵們“手持木棒、鐵棍，有的還手持鐵鍬、刀子”對來人“如臨大敵，不準前進一步，否則後果自負。原來，馬村的殺人幹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設立三道防線，不準出入。”王振元他們硬衝了三次，才被允許排隊進入殺人現場。又與大隊書記李恩元談判，從下午直到半夜，才說服了他們停止殺人。李恩元們反複強調的就是：“不叫殺了，他們反過手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麽辦？”和“要求殺絕，不留後患”。

事隔三十多年，張先生想起當年的行動還有些後怕。那個年代，想給誰扣個“帽子”非常容易，向著“階級敵人”說話，起碼算得上“階級立場”有問題。這種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有的是。和他一起去勸停殺的人中，有的被嚇得幾乎堅持不住，可見當時的恐怖場麵。

我很關心他在文章中寫的那個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運，他難過地說：“都死了。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那個青年被從井裏勾出來，身上紮得亂七八糟，弄到地麵，又挨了一陣鐵鍬、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

” 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獄中所見到的“屠戶”，據他說關押不長時間就被釋放回家。

我又問到縣委書記王振元的下落，他說，67年被揪回浙江省樂清縣被批鬥，從此再也沒有消息。張連和曾三次用公函找當地組織部查問，均未得到回音。

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況，我又拜訪了“文革”時在大興縣文化館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經對北臧公社的屠殺事件做過細致地調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為共產黨做事，解放後是北臧村第一屆團支部書記、付村長，王夫人是第一屆村婦聯主任。49至63年間，給老王定為中農，到了63年以後，由於強調了階級鬥爭，把他的成分改為地主，為此險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沒有殺人，否則絕對逃脫不了厄運。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學舞蹈的學員。當時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東安村叫方俊傑，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昕生叫譚潤方，死得都非常慘，據說譚潤方的女兒也被鍘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樣讓他們夫婦傷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於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從此這一家人就成了異類。幸好兩個成年的兒女進城參加了工作，村裏的人去工作單位要他們回來，單位沒放，總算躲過了這個劫難，可是家裏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卻沒有躲過去。他們上中學的妹妹，就是在放學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還沒有從當年的陰影裏擺脫出來。55歲了，還過著單身的生活。她想起親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熱情，自然對家庭也沒有了興趣。

老王的大兒子，親眼見到了新立村的殺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們一幫學生遊鬥北臧中學校長馬澤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幹部把村裏的“黑五類”們也押來陪鬥，讓“黑五類”們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紮進了膝蓋。一群打手覺得還不解氣，又用棍棒沒死沒活地朝“黑五類”的頭上、臉上亂打。

學生們看出來打手露出的殺氣，嚇得急忙把校長團團圍住保護起來。他們雖然遊鬥校長，並沒有想要他的命。

“黑五類”們滿頭滿臉的鮮血，更激起了打手們的獸性，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類”們連大人帶小孩兒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動機，不少都出於個人的恩怨，甚至是為了個人的一點兒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應該算是貧農。殺不殺這一家，村幹部很有爭論。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說：“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不由分說，用殺豬的通條紮死了這一家人，原來他欠了這家的錢，為的是能不還。也有的人借過“五類分子”的東西，急於殺人賴帳。更有甚者，霸占“黑五類”婦女，美其名“給你換換成分”。

行凶的人心態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個趕車的把勢，在裝運屍首的時候，發現一個三歲的女孩兒還有一口氣，他看她可憐，為了救她，把她藏在車轅底下。不料在車子的顛簸中，女孩兒蘇醒過來，被別的打手發現，過去就把她劈成了兩半兒。車把勢終於忍無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幹了。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些甚至是打手們精心的策劃。比如一幫打手守在被還人的屋門口，把被害人叫出來。被害人剛一出屋，他們就用事先準備好的鐵絲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兩邊使勁勒，讓他出不了聲音就被勒死，然後好接著叫他家的別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好了電線，人一出來上去就電，為的也是不讓他出聲，好順利地殺害他的全家。

最殘酷的莫過於對待老人和小孩兒，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無顧慮，可以為所欲為。受難者隻能眼睜睜地走向死亡。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凶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說：“一會兒就不迷了。”


五 結束語

事情雖然過去三十多年了，每當回憶起這些曾經發生在身邊的醜聞，總是難以克製憤恨、悲涼的心情。所以憤恨，是因為凶手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給全體民族帶來恥辱。而且，至今他們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悲涼，是因為人的生命竟會這樣輕易地被剝奪，誰能保證，下一個不會是自己？而且，至今沒有一個當年的凶手出來道歉或者懺悔。

不能懲惡，談不上社會的穩定；不會懺悔，就沒有進步的可能。

最使我困惑的是，一個疑問永遠在纏繞：我們就是這樣一個醜陋的民族嗎？

在采訪的時候，大辛莊方圓幾十裏的農民都說，大辛莊可是個好地方棗周圍都是沙包地，惟獨那裏是膠泥地，產糧多；那裏還是個“文化村”，出過許多“文化人”。

這麽一個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較高的村落，怎麽就變成了殺人魔窟？那裏的人怎麽了？

中國人怎麽了？

我想，通過一個一個地區的調查，我們會解開這個迷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