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荒唐歲月——慘絕人寰的66.8北京大興縣屠殺事件（1

4309 次點擊
54 個回複
0 次轉到微評
GOOWEN 於 2008-5-6 21:20:48 發布在 凱迪社區 > 貓眼看人
一、緣起
遇羅克在66年寫的《出身論》裏，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66年8月、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

無奈的是，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壽命隻有三個月，報紙也隻出了七期，盡管每期都盡量揭露、抨擊殘害人類的法西斯暴行，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無法完成原訂的計劃。羅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發指的獸行。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裏關押著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凶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是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著 “玩”。

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麵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

據“屠戶”說，關押他並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為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係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 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 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慘痛的曆史，目的是給後人以鏡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麽難！

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裏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 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67年3月18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著公安局軍管會的布告（俗稱 “318布告”），內容是規定了11種人及其家屬是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11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這麽轟動一時的官方公開文件，檔案館裏卻沒有。還好的是，那裏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製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66年開始到67年還沒有結束。“報告”指 66年被遣送到農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種人” 。“報告”內稱為“符合處理辦法，還應該繼續遣送。所謂“處理辦法”就是5天前發布的“318布告”。

即使這麽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

把有“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隻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是一無所獲。

從檔案館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莊公社。在那裏指揮屠殺的是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著，據說在縣城還開著店鋪。我最先想找的是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那裏能知道又是誰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是什麽樣的思想動機。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什麽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

好在事件本身是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為什麽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

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

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裏就出現了充滿封建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是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出身。“紅衛兵”留給曆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

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

“紅衛兵”們在學校裏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製”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 他們的職責，似乎就是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黑幫分子”）。

8 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載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麽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

“818”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製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裏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幹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 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 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鹼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杆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複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裏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凶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匯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

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裏的屍體上爬滿了蛆。

南宮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裏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采訪老韓

2000 年2月29日下午，我驅車來到距京城四十多公裏的大興縣大辛莊鄉西白疃村。經朋友介紹，我要采訪韓玉春老漢。

老韓今年六十多歲，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年，是西白疃大隊的書記，他的年齡和處境，應該對那個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離大辛莊村四公裏，大辛莊所發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數相鄰的村民了。

果然，老韓夫婦聽說我是來了解“文革”那段慘案的，熱情而詳細地講了起來。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你是不是問‘831事件’？”

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 ”是指什麽，經老韓解釋才知道，大辛莊的慘案發生在66年8月31日夜裏，一夜之間殺了一百餘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縣裏來人製止繼續施行暴行。所以當地人習慣地稱它為“831事件”。

況且官方曾經多次來調查此事，為了敘述簡明，也有必要給它冠以名稱。

這個名稱還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印象棗我一直以為屠殺“地富”從大辛莊興起、持續了好幾天。看起來，全縣的屠殺活動有先有後，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 月1日這天。

大辛莊雖然隻殺了一夜，規模卻是全縣最大棗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采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莊、東黃垡；以公社為單位來說，死的人也最多。 其中黎明大隊死人最多。

大辛莊公社共管轄19個大隊 ，多數大隊沒有在當天晚上行動，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屠殺行為。也有反對屠殺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個。

據老韓說，當時的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貧協主席是李樹珍，倆人是堂兄妹，平時很看中鄰裏關係，不擅長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李樹珍過去是村裏最窮的人，在廟裏誕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廟裏居住。有一年要讓他當大隊書記，他說什麽也不幹，理由是不願得罪人。

66年8 月31日晚，李樹清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被殺。

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

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

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二百八十多人，這麽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二百多人要是急了，還不一定誰把誰殺了呢。”

張萬義是世代貧農，自己又當過“八路”，所以說話硬氣，也敢於直接反對。本來隊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又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

李樹清說，在公社的會上還有人提議，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動起來人手不夠，外村的打手可以來支援。為了防止外村的人鬧翻了西白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許外村人員進入。

老韓承認，幸虧第二天縣裏來人製止了屠殺，否則西白疃是否能頂得住這股潮流也很難說。9 月1 日以後，還有外村的人來貼大標語，指責西白疃的村幹部“膽小怕事”、“向階級敵人妥協”。

韓夫人說：“這村的‘五類份子’們可嚇壞了，好多天都不敢進屋睡覺，生怕被堵在屋裏遭到屠殺。他們也豁出去了，說，要是來人殺他們，就和凶手拚命。”

難以想象，在這種狀態生活的人們，要承受什麽樣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幾年前大辛莊“黑五類”的遭遇，韓夫人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有的大隊幹得很隱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積極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幹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麽多人。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裏，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裏。後來，幹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

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

我問，那口井還在嗎？

她說，沒有多少天，井裏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裏人把一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了葦塘，然後把井填了。

老韓夫婦在當時，算是“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我很想聽聽他們能客觀地解釋，人們怎麽會變成了野獸，難道不知道嬰兒是無辜的嗎？

他們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時大講、特講的階級鬥爭。那時就讓“地富”子女鬥自己的父母。檢舉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揚，獎勵去“人大會堂”參觀；不願鬥自己父母的，也被劃成“地富分子”。說明從很早起，官方已經開始了違反倫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統論觀念，難免喪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個勁兒地宣傳‘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澤東語錄）。至於怎麽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批鬥也是‘打’，拳打腳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級有了命令，誰也不敢不執行。”

老韓不怎麽多說殘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來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慘死在那天晚上。

老韓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隊，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在上中學。她家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雖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賀村文明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韓的姑父叫韓宗信，地主出身。他從小離開家，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55年回鄉，有羅榮桓元帥簽發的“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掛在屋內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兒保護。

“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了槍，把他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釋放。

8月30日，老韓聽說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們全家的死訊。

改革開放以後“落實政策”，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兒一千八百塊錢，算是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

償還如此少的錢，難免讓我感到吃驚，韓夫人卻感慨地說：“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

人總愛有因果報應的善良願望。我禁不住脫口而出：“這些作惡的人，沒有得到報應麽？”

老韓說：“有什麽報應？主謀高福興、胡德福也隻是關了幾年就放了，‘九人小組’裏的其他人，該當幹部還當幹部，沒聽說誰受到處分。死了的人，連家屬都沒剩，誰替他們喊冤？”

韓夫人說：“反正好幾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莊來棗怕給宰了。”可惜，這種報應未必報到了作惡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