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槍手
遵道貴德，道法自然，健康養生，圓滿人生
追憶父親[1]
張文燦
我的慈父與恩師張龍誌先生已經離開我們整整十年了。十年來曾多次提筆，但總是寫不下去。一則因過於悲痛，不願接受他離開我們的事實；二來一些事情就近發生，大家都知道，似乎沒寫的必要。每每隻能在夢中與先生相會，再次拜會到他老人家那慈祥的麵孔，再次聆聽到他老人家的諄諄教誨。隨著歲月的流逝，始知慈父已去矣，不能生還。然而他的同代人不少已經做古，大家記的事也隻能是越來越少。因此很有必要在不至太晚時候把過去的事作為曆史資料記錄下來。又值明年山西農大暨銘賢學校 90 周年校慶，而父親一生 76 歲中就有近 57 年與銘賢及農大息息相關。謹以此文作為對父親的紀念，並且也希望能為校史增添一筆內容。
出生清寒 壯誌離鄉
父親於1910年出生在陝西榆林市內的一個中醫之家。祖父雖是榆林一帶名醫，但家道並不很富裕。父親一代有兄弟三人，姐妹兩人，他排行老大。在他初中畢業後就送他到一家中藥鋪去當夥計，受盡老板欺淩和祖父的譏諷。1929年，19歲的他，終於不甘心現狀，抱著雄心壯誌離家出走。他和一個商人一道，步行12天到山西太穀縣的銘賢學校求學。這次出走為他的一生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使他一輩子與山西銘賢結下了不解之緣。
銘賢學校當年聞名全國，資金雄厚，師資設備堪稱一流，曾為國家培養了許多英才。銘賢授課多是英文，對於沒有一點英文基礎的他，困難之大，可想而知。更加他身無分文，還要靠打工來維持生計。記得他曾告訴我們那時候白天上學，晚上就在校外的發電廠打工。工作是給機器加油，他就在來回加油路上背英文生字，每趟兩個字。一次下班太晚，學校關門了，他隻好翻牆而入，不慎將僅有的一條褲子撕破，於是又被迫連夜縫補褲子。在那艱苦的條件下，他硬是讀完高中於1933年考入了燕京大學醫學預科，兩年後又轉入南京中央大學畜牧係，於1939年畢業。
1940 年銘賢在孔祥熙的幹預下成立了大專科。父親在南大畢業後留校與許振英教授當助手一年。1941年回到四川銘賢專科學院任助教，講師職並認識了母親曾桂琴。1944 年考得公費留美。他在美國原來隻有一年進修計劃，但設法在著名的 IOWA 大學動物科學係獲碩士學位並且獲得博士資助，後來因故未行。他在美國時曾經去過位於
建國初期 成就蜚然
雖然解放時父親不足四十歲，他意氣風發，朝氣蓬勃，滿腔熱情地投入了新中國的建設。留美的背景加上和銘賢美國人的關係雖然使他成為曆次運動的重點。但他一直積極上進。我們從來沒有聽他說過一句 “落後” 的話。但政治卻一直在 “關心” 著他。也許多次運動使他更加堅強，襟懷坦白，相信黨，相信群眾，相信自己，相信未來。無怪後來文革中稱他為 “老運動員”，這一稱號反而可能幫助他渡過了一道道難關。
父親所經受的第一個考驗可能是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當年的他從美國回來擔任畜牧係主任，教授，還是聯合國農業複興委員會的畜牧顧問。他當時有全國十幾所重點大學的聘書，自持不愁。後來王中青副省長在全院大會上卻宣布說 :“你雖有十幾個學校的聘書，但休想離開山西。”
解放後不久就開始了思想改造、三反，五反。54 年又開始了肅反。父親留美的背景使他被隔離審查三個月。不過最後組織上還是相信了他的交代。到了 57 年反右初期的鳴放階段，許多老師和學生為父親鳴冤叫屈，有的人甚至在他常去的廁所牆壁貼上了紙條勸他響應黨的號召，站出來提意見。有的學生則畫了一幅漫畫，說他背上背了一個黨員教授，膝下騎了一個非黨員教授。他卻始終守口如瓶。他的這種態度，使他在緊接的反右運動中僥幸地幸免於難，沒有被劃成右派；更使他後來一生中在受到打擊迫害後，即使有機會也不尋求報複. 這種政治態度無疑是他的最佳選擇。
父親最鍾情的還是他的養豬科學，然而多少年來，我國麵臨的首要問題卻是人能吃飽糧的大事，在十年九旱的山西則更是如此。大家知道，中西方養豬的最大差異是外國是以玉米大豆為主，而中國當時則是以青粗飼料為主。前者可以發展集約化生產，後者是家戶的庭院養豬，科學技術與這種落後的生產方式不相適應。糧食一直是限製我國畜牧生產發展的瓶頸。在幾乎沒有糧食的情況下搞養豬科學研究尤如天方夜譚。而在當時我國農業落後，人畜爭糧的條件下摸索出一條中西結合的動物飼養標準和方法，進而發展大規模的雜種優勢利用育種體係甚至培育豬的新品種則更是難上加難。
知難而進，創造條件，科學家的素養和訓練告訴他，一切要經過嚴密的科學實驗。在試驗中發現真理, 探索客觀規律。在我的記憶裏，他的大多數時間都花在跑飼料，搞試驗上。而經常任務就是組織人手去太穀火車站卸從大同糖廠購回的喂豬用的甜菜渣。一次他的試驗母豬下仔，天寒地凍，他竟然把自己從國外帶回來的西裝脫下來包在豬仔身上。當時在學校蹲點的王謙省長聽說後，很受感動，遂與家父建立了莫逆之交。後來幾次撥專款給他擴建了試驗站和飼料加工場，並授予他培育山西省長得快，耐粗飼料的新品種任務。特別是在大耀進三年困難時期後 (59－61)，糧食更加貴重. 盡管如此困難, 他的實驗豬一直享受到特批的糧食供應. 領導的支持和大家的努力使他領導的養豬科學研究處於全國領先地位。
父親畢生和省委王謙，王大任書記有著肝膽相照的關係。他們總是在關鍵時期給予他必要的幫助和支持。他們都屬於銘賢校友，後來抗戰時二王去了延安。王大任在反右之初的鳴放時期告誡他說，王自己一貫小心謹慎還不知什麽時候犯錯誤，要父親“夾緊尾巴”，使父親躲過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運。
我國在 50 年代曾經大量引進蘇聯和西方的所有優良豬品種，這些品種對於我國的豬種改良和新品種培育曾起到過一定作用。但是在北方寒冷和貧困地區這些品種卻難以適應。特別是在 59-61 的三年困難非常時期，許多引入品種都發生了繁殖功能障礙甚至死亡，而本地品種則相對安然無恙。這種現象啟發了父親領導的科研小組，他們證明了在我國北方中等飼養水平下，采用四川內江豬與山西本地豬雜交，可以獲得 20% 的雜交優勢，效果優於外國豬種。這些成果密切結合了我國的實際情況，受到農民的極大歡迎。在當時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具有較大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自從 50 年代末以來，經曆了三年困難，文化革命直到 80 年代近30 餘年的考驗，該項成果一直被北方農村的農民廣泛采用。協助我們渡過那段艱難的歲月，創造了巨大的經濟社會效益。當時新華社和光明日報都報導了這一重要消息。
為了結合我國實際情況，他還首次提出了玉米單位並且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收集整理群眾養豬經驗。這些經驗聯同他們自己及其他學者多年嘔心瀝血獲得的科學數據成為他編著的“養豬六關”和主編全國高校通用教材 “養豬學” 的主要內容，使其成為中西結合的典範。黨和人民給予了他很高的榮譽，他光榮的出席了全國群英會並且被選為三屆人大代表。記得他在 65 年出席三屆人大回來興奮不已，逢人便講，因為他發現他們和黨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的合照登在報紙頭版，山西的山按筆畫排在前麵。做為山西省的代表，他有幸站到了前排。
盡管他那時已經 50 多歲了，除了緊張的教學，科研，運動和繁忙的事務外，他還孜孜不倦地每天背古文，學俄文。那時也沒有複印機，他曾經利用外出開會硬是將一本俄文 “繁殖學”用手抄下來準備譯成中文。後來才聽說不巧別人已經翻譯出版完了。他常常為了工作徹夜不眠。他還主動為畜牧係開設了生物統計這門新課。那時最好的設備就是一台手搖計算器。
文革起始 晴天霹靂
1966 年，他剛從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回來，正是躊躇滿誌，經曆了肅反，反右，大躍進，三年困難的風風雨雨。他還是見縫插針地作出了卓越的成就，已是國內同行中的佼佼者。在當時黨內正確路線領導下，科研教學逐步走向正規，各行各業呈現出一些生機。他經過多年努力而成為學院的“一杆旗”。
文化革命給中華民族，特別是知識分子帶來毀滅性災難，父親則是首當其衝，毫無例外。記得 66 年夏天的農學院已經成了大字報的海洋。除了在餐廳，宿舍，教室外，畜牧係還專門為他設立了大字報館。父親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大會小會的批判。記的在全院批判大會上，父親被定為三反分子 (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和漏網右派。學生教工輪流批判發言，罪名不外崇洋迷外，崇美親美；宣揚成名成家，和黨爭奪下一代；反對三麵紅旗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黨爭奪領導權等。最後發言的一個竟然是母親，她剛才從榆次四清回來，工作非常積極努力，正在申請入黨。她臉上的浮腫未消。她顯然被迫上台與父親劃清界限，用她顫抖的聲調做了十分鍾發言。誰知招來竟然是雙重批判，母親被扣上包庇開脫的罪名，第二天在她工作的圖書館外又貼滿了她的大字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宛如晴天霹靂，母親一氣胃出血住了醫院。
過了沒幾天，農學院又掀起了遊街邪風，今天這家，明天那家。父母親尤如驚弓之鳥，一聽到鑼鼓聲就心驚肉跳，知道難逃脫這一劫，但又不知哪天會大難臨頭。果然在七月底的一天清晨，我家門前突然由遠而近，鑼鼓聲大作，學生前來造反。母親急作一團，如臥針氈，一再催促我趕快起來。我們像被圍困在山洞中的幾隻無處躲藏的羔羊一樣，必須麵對前來的造反和衝擊。學生將大字報和漫畫貼滿了家裏外的牆壁，說父親是豬頭，利用養豬學來反黨。更有甚者，他們還精心準備了一頂高帽子，一個大牌子，讓父親戴上。然後命令母親出來，將另外一塊寫有汙辱字句的白布讓她縫在父親背後。我看到母親匆匆進屋拿上針線，用顫抖的雙手匆忙縫上，她麵無表情，隻有極度的恐懼和驚慌。學生臨走命令父親站立在門前再認罪一個小時，並規定從此出門必須戴帽子，掛牌子，穿衣服。可憐的父親在學生走後還默默地站立在院裏，表情麻木，受到一些小孩的圍觀，更多的人則在窗後偷偷觀看。我曾一次碰見父親戴著那些東西，穿過學校大院。他麵孔蒼白，眼睛看著地，緩緩地走向勞改農場。他一定看見我了，但目中無神，似乎誰也不認識，隻是低著頭，甚至沒有看我一眼；他一定不願讓我見他如此尷尬，但又無法躲避，所以如此麵孔凝重；他一定心如刀絞，但又不願在他自己兒子麵前表示出來。我還隱隱看到他更有一種光明磊落，大義凜然，從容不迫的堅毅神態。難以言表此刻我們彼此的複雜心情。我當年僅是一個 15 歲的少年，看見自己的父親被整，心中似如萬箭鑽心，十分不是滋味，覺得他好可憐。學生們也真是別出心裁，別人遊街也就一兩個小時，過去就漸漸淡化了，而我父親則變成了天天被遊街。那時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為自己辯護的權利，隻能默默忍受，甚至絕對不能有任何不滿表示。文革對人格的汙辱是令人發指的。
文革初期無疑是對父母毅力的最嚴峻的考驗，一個是兢兢業業的知名學者；一個是積極上進的國家幹部，一夜之間，名譽掃地，甚至喪失了人的起碼尊嚴，遭受到有生以來最大的劫難和汙辱。父親表現出來的是茫然和麻木。母親則多次因為胃出血住了醫院。怎麽讓他們理解這場運動？但我從來沒有看到他們有過任何不滿表示，隻是把一切痛苦和希望都深深地埋藏在心裏。我們也開始了 “狗崽子” 的生涯。那年我們兄弟三人都正在讀太穀中學，大哥文炳高二，二哥文煥初三，我初二。那時講究階級成分論，家庭成份和家庭情況成了評判一個人的唯一標準。從那以後的十年，我們都沒有抬起頭來。
學院已有人自殺了，父親也有過輕生的想法，但母親一再寬慰他，勸他說孩子們還在成長，為了我們弟兄三個，他不能那樣做。他知道死的不清楚，罪更重，活著就有希望爬起來的一天。更為重要的是，他覺得是他的罪孽害了我們的前途，他不能自私地一走了之，而是要臥薪嚐膽，悔過自新。為了我們去再次向命運挑戰，爭取黨和人民的寬恕，為我們的成長鋪平道路。就當時的情況，活下去要比輕生難的多。後將麵會多次提到，父親其實是一個視死如歸的人，但他卻在此刻選擇了更難的生路。
牧站喂豬 脫胎換骨
文革開始後不久，父親和其他一些被“揪”出來的幾十個 “牛鬼蛇神”，包括各係的主任，主要教授，和有曆史問題的人，都被集中在農場勞改，不許回家。後來，他們又被送回各係接受“群眾專政”。畜牧係很快就宣布決定他到畜牧試驗站去喂豬，接收工人階級勞動改造，完成一個普通工人的工作量，那是 1967 年春夏之交。
雖然父親和豬打了一輩子交道，這次卻是真正大批量飼喂母豬，必需完成每年仔豬生產指標，而且就在他多年苦心經營的試驗站裏。他已經多年沒有參加重體力勞動。現在卻每天要擔幾十擔豬飼料，割苜蓿，打掃豬舍。更重要的是要為母豬配種，接產和護理仔豬。作為一個勞改對象，他不僅要接受工人的監督，而且隻能幹好，不能幹壞。如發生任何問題，就屬於階級敵人破壞，後果不堪設想。所以他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並承受巨大的壓力。
開始我曾去幫父親喂過幾次豬，和父親一塊配飼料，擔擔子，咯咯地叫著趕豬，割苜蓿，清豬糞。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煉，他不但逐漸進入了角色，而且開始琢磨如何能幹的更好。夏秋季節，學院裏經常賣蔬菜，他總是拉一個小推車，到菜攤上去揀菜葉，拉回到幾裏外的牧站喂豬。他還經常冒著酷暑去找野菜喂豬。他是在做一個試驗，試圖證明少用糧食，多用青粗飼料喂豬。文革開始有人批判他的豬是隻吃糧食的 “老爺豬”。牧站工人也說，你是個養豬專家，應當知道如何不用糧食喂好豬。因為他大量用青菜野菜喂豬，他在那幾年中曾為國家節省了幾千斤糧食。如果按 10-15 斤菜頂一斤糧食換算，他在那幾年中至少額外收集了幾萬斤青菜野菜喂豬。很難設想當年一個 60 多歲的他是怎樣一根根地把那幾萬斤野草菜葉揀起來，用小平車拉回去，切碎煮熟，再擔到豬圈飼喂。真是顆顆糧食，滴滴血汗，他實際完成的是幾個工人的工作量。
為母豬接產護理仔豬是養豬生產中的另一個難關。因為母豬會壓死仔豬，有時母豬半夜臨產，他就徹夜蹲在圈裏護理。由於牧站比較偏僻，冬天餓狼吞食仔豬的事時有發生。寒冬臘月，北風呼嘯，為了保護他喂養的母豬小豬，他竟然常常點一堆火，通宵守侯在母豬旁，一窩一窩地為母豬接產，護理。後來有人問他怕不怕，如果狼來了乍辦。他說:“如果狼來傷害我的仔豬，我就和它拚我這條老命!” 他不怕死的思想可見一斑。雖然那時求生萬難，但死也要“死的其所。”在他勞改喂豬的三年裏，他在豬圈裏渡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無從考證。
在他還被勞改的時候，我們兄弟三人也從太中回到農學院待業，無疑是雪上加霜，那時是株連九族的時代，父親的問題直接影響到我們的前途，甚至煤礦或建築工也因“政審”不行，這是對父輩的懲罰，對於父親來說是最沉重的打擊，後來我們這些招工剩下的“小牛鬼蛇神，”都到農村插了隊，在他的日記裏說“自己在政治上的落後的情況，集中於孩子們的分配工作上，我這一代不好影響了下一代。”既然全家人的命運都和他分不開，他就勇敢地用自己的行動向命運默默地挑戰。記得那時他勞改回來，還給我們辦“學習班”，提倡艱苦奮鬥，要全家“臥薪嚐膽”去打政治翻身仗，這可能是他和豺狼“拚命”的原動力。
在那樣的年代裏，豺狼並不是唯一的危險，真正可怕的是兩派武鬥的形勢。文革開始不久，學院也和全國一樣，革命群眾分成了大兩派。各自宣布自己為響叮當的左派。兩派間的文攻武鬥代替了運動初期對“階級敵人”的批判和鬥爭，繼而演變成為文革的主要形式和內容。1967 年 8 月 10 日，山西太原的工人決死縱隊 (造反派名稱) 武鬥隊，乘幾百輛卡車，手持長矛大刀，去平遙解救陳永貴回來路過農學院，洗劫了由對立派山農火炬占領的教學主樓，將整個五樓的玻璃窗戶，儀器設備砸碎，圖書資料遺失殆盡。從那以後幾年，學院主樓一直是兩派武鬥爭奪的焦點。後來到了 68 和 69 年，武鬥升級，用起了現代化武器。兩派武裝火力割據，每天高音喇叭，槍彈，手榴彈，地雷聲不斷。學院成了整個晉中太穀地區的武鬥據點。時或有學生工人被打死的報道。學院裏家家都用床板，磚頭築起了工事，學生教職工都大部回家躲命。父母匆忙把二哥和我送回了榆林老家，大哥則躲到了鄉下。 學院空了，基本上隻剩下兩種人，一種是兩派武鬥人員，另一種則是被改造分子及其家屬。他們不得不留下，不敢貿然離開。
父親牧站勞改的三年，正是學院武鬥最凶的三年。父親勞改的牧場離主摟不遠，是火炬一派的領土。而我們家住的南院則是紅旗一派的領地。那時候圍牆上到處是槍眼，又是工事，又是雷區。父親上班回家都要經過兩派的崗哨和中立區，經常遭到舉手盤問。用槍林彈雨，九死一生來描述當時的情形一點也不過份。農學係留美教授，係主任，黃率成先生就是在大田勞動過程中，兩派互相追逐至實驗地的兩端對射時慘無人道地被冷槍打死的（同一天的情況上文有所記載〕。父親能從那形勢中奇跡般地活下來確屬不易。盡管那些武鬥人員的主要鬥爭對象是對立派，沒有太難為他老人家。但誰能保證不走火“誤傷”，私報私仇?
父親那時基本上吃住都在牧場。有時回家拿點吃的東西。除了喂豬外，他自己還要燒火做飯。他帶的最多的東西就是玉米麵和鹹菜。三年來，他吃的和工人一樣，就是每天三頓玉米糊糊就鹹菜。穿的也是補丁落補丁的布衣服，和工人沒有兩樣。從來沒有度過一天節假日，甚至幾乎沒有到澡堂洗過熱水澡。當然也沒有留下任何照片。他算是真正經曆了脫胎換骨，死裏求生的改造。
清隊過關 意誌考驗
1969 年 7 月 23 日，中央政府終於頒發了布告並派軍隊占領了兩派武鬥據點。山西晉中兩派兩年武鬥終於正式結束了。
如果文革的目的僅僅是將父親改造成一個普通勞動者，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了。他曬得漆黑，兩手老繭，穿著褪色的衣服，戴一個草帽，活生生的一個老農。他隻掙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和工人們一樣，吃住都在牧站。在除了勞動以外，每天頂多看看 “參考消息。” 他已經基本完成了“由腦力勞動者向體力勞動者的轉化”。他的血壓高心髒病在那幾年雖從未檢查過，實際上可能是好多了。
武鬥結束後，文革也重新走向了“正規”，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了。他被告知，豬場勞改正式停止，今後集中精力交代曆史問題。雖然在解放初的 1954 年間經過肅反隔離審查已經做出了相信自己交代的結論，在經過時隔近 20 年的考驗後，還是要對每一個人，每一件事再過濾一遍。父親再次被列為重點審查對象。
學校成立了專案組，將老人家隔離起來。留美三年，和美國人木易爾(果林專家，OBERLIN在銘賢的代表)的關係在過去 20 年間已交代過多次。難道還要有什麽新東西嗎? 父親實在左右為難，不交代新東西說你態度不端正，不老實，抗拒運動；硬是無中生有又會引火燒身，罪加一等，甚至殃及他人。父親被逼迫實行白天晚上 24 小時的輪番審問和交代，有時加溫度，站在板凳上；有時罰站認罪，一連幾小時低頭對牆。我們真怕他老人家頂不住，或是自殺，或是胡謅亂編，自討苦吃，連累別人。真不知道父親那幾個星期是怎麽熬過去的。那真是一場意誌的磨煉和較量。不過他老人家可能也有老主意，知道他們也沒有證據，所以比較坦然。他寧可受罰也不胡說，更不連累他人。學生後來講，看見父親口供前後一致，態度誠摯，而且睡覺時酣聲如雷，才覺得他不會隱瞞重大問題。清隊把解放後 20 多年的整人推向了巔峰。學校又有人自殺了。顯然，他在解放後曆次運動中每次都不能逃脫的經曆幫助了他再次渡過這次最大的難關。因為經過肅反，他知道共產黨最終還是會排除種種“假設”，重證據，講事實的。
驚魂未定 又上征途
1971 年，自從清隊結束後，學院在軍管會領導下開始局部落實一些政策，父親的工資得到恢複，也被允許作為改造對象參加教研組活動了。他當時的興奮和激動溢於言表。五年來，他終於從“低頭認罪的階級敵人”，熬到了“夾緊尾巴”做人。是從5％變到95％質的飛躍，一般人很難體會到此刻對於一個勞改分子的意義有多麽的大。因為他可以作一個普通“人”，可能就是有起碼的“人權”罷，他無疑看到了翻身的曙光和希望。
在稍微能喘一口氣時，他又琢磨著幹起他的養豬事業來了。文革搞亂搞垮了全國各行各業，養豬業也不例外。當時山西剛剛從兩派對峙的武鬥中解脫出來不久，清隊也剛剛結束。國務院終於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那時人人都關心的是大至“反修防修，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小至每天請示匯報“狠鬥私字一閃念” 的政治口號。政治運動是核心，是生命，是雷打不動的首要任務。父親卻以極大的膽略提出要對全省的養豬生產狀況進行一番全麵調查，解決生產中的問題。這項工作他在文革之前就想作了，經過 5 年的風風雨雨，他還每忘記該做的事。經過研究，院係領導終於同意由唐顯作和馮永富兩位教師負責，一同出發。父親的身份是組員。
全省的國營牧場及社隊豬場有幾十個，分布在各地，不少的還位於偏遠地區。那年頭，交通工具就是火車和公共汽車。許多地方不通汽車，住宿吃飯都不方便，他們還必須自備行李。有時他們每天要步行幾十裏，年輕老師要幫助他扛行李，他堅持自己扛著走。他們師徒三人花了三個月的時間，硬是完成了調查任務。在晉北大同市種豬場，當時飼養著十幾個品種，血緣混雜，品種退化，更不能夠適應農村飼養條件和晉北寒冷氣候。企業虧損，頻臨倒閉。父親據多年經驗，建議他們淘汰屠宰所有的白色種豬，引進南方的內江豬。山西黑豬的培育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從那年後，父親他們每年都到大同蹲點幾次，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係。晉東南長子縣關村豬場是他們的另一個點。父親非常喜歡農村的新鮮空氣及農民的憨厚樸實，在那裏甚至操起了文革中的老本行，幫助小腳飼養員老大娘擔擔喂起豬來。師徒幾人還總結調查結果，並根據文革前的科學實驗數據，寫出了“豬的雜交和育種”一書。他們就住在關村老鄉家裏，坐在磚頭上，用炕頭當桌子。這可能是文革中期當時全國第一本養豬專業手冊。
回校之後，父親的幾年來的事跡受到學校重視，1972 年，他做為舊知識分子改造的典型在學校作了幾個報告。記的母親去聽了報告回來，十分高興。說父親講的生動風趣，說到他三年喂豬的日日夜夜，說到他怎樣揀野草菜葉喂豬，說到他怎樣徹夜守候在豬圈裏為母豬護理，在說到在關村幫助老大娘喂豬時，他幽默地說，“她是小腳，我是大腳。” 引起哄堂大笑。父親欣喜地把打印材料給我看。幾千字的報告，字字千鈞，浸透著他老人家文革以來，嘔心瀝血，臥薪嚐膽，兢兢業業勞動改造，重新做人的全部血汗。也許他自己的體會比別人更加深刻，想讓他自己的兒子和他一快分享他的喜悅，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多年來，我第一次看到了他們老兩口的微笑，還有在他們的微笑背後隱隱做痛的辛酸。比較起六年之前雙雙被批鬥的情景，如今不能不算有了一些進步與希望。當然，父母親最關心的莫過於我們兄弟三個的前途。那是他們的一塊心病。
雁門關外 再創業績
到了 71 和 72 年，經五年停課後，學校開始招收推薦的工農兵學員。教學和科研工作得到逐步有限恢複，父親也被恢複了畜牧係主任職務。這也就是四人幫所謂的“回潮”。1973 年甚至有了高考，張鐵生交白卷事件後，剛剛吹到的一點春風又被打撒。1974年，四人幫又在全國掀起了學朝陽農學院辦分院的邪風，說是“農業大學辦在城市裏見鬼。” 硬性將一個個好端端的大學分到幾個沒有校舍，沒設備的地方去辦分院。
學院派到朝陽現場會的代表回來後，經省革委批準，農學院一分為四，分別在雁北，運城，昔陽和太穀本部辦四所大學。因為遣散銘賢遺老是這次內部掌握精神，所以對他來講是去那裏，而不是走不走的問題。那時學院人人自危。父親那年已經 64 歲了，經過文革8年折騰，身體有多種病患，而且才從太原住院出來不久，不宜去分院。要離開生活工作了一輩子的校園，全家也麵臨著分居兩地，有很多具體困難，思想上一時也想不通。和學院領導陳情不果。學院裏甚至在他同意之前就貼出了向他學習的大幅標語。一些人還到家裏和他說，是想好走還是想歹走，是被抬著走還是被鞭子趕著走。並告誡他要為孩子們在政治上鋪平道路，因為他們知道他的三個兒子沒有一個上了大學，他會為自己的孩子犧牲一切。
他被通知去雁北農學院。麵對當時局勢，對他的選擇隻有走這一條路，他也是這樣表態的。既然已經被組織上宣布了，另外一條路就是隻能在家不出門養病。他是一個“生命不息，衝鋒不止”的人，絕對不會養病在家的。好心人勸他說，一過雁門關寸草不生，他卻堅定地說:“我張龍誌絕對不能下軟蛋。”他知道他隻能前進，不能後退，即使要意味著犧牲。記得他在離開太穀之前，他作為係主任，專門見縫插針給畢業班的學生們安排了一係列的專業講座，並親自作了學術報告 “雜交優勢的遺傳基礎，”受到學生們的歡迎（甚至外係的同學也參加〕。在文革反回潮的時代，這些舉動可謂“膽大包天，引火燒身。”他對學生專業的培養確實達到了念念不忘的程度，也許是他送給畢業班的最珍貴禮物。
一天中午，他特意將畜牧畢業生中雁北藉的學生招到家來，想找一兩個文筆好，願意幹的畢業生作助手。那年頭，學生們都想畢業後到行政機關謀職。再說雖然辦分院叫的凶，大家知道條件艱苦，最終也沒有一個畢業生願意跟他去。至今我還記得那天中午，一群學生在我家看著報紙，對一個行將離開的老人不屑一顧的態度。這當然和當時整個科學教育工作者的地位低下分不開。但父親卻充滿了信心，他看到的是仍然是光明和希望。
另外一方麵，我當時在太穀一家工廠當金屬切削工人，連續兩年想上大學不被推薦。自學高等數學和英語已有幾年了。雖然一心想讀個理工科大學，在當時卻成為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所以急切想找機會上學讀書。平時在家，耳聞目睹，對父親從事的畜牧科學也有所了解，特別看到楊紀珂先生在全國養豬會上介紹粒子遺傳學的文章，很有興趣。於是向父親提出利用這個機會和他一起去雁北學農，作他的學生並且照顧他的生活的建議。父親覺得這倒是不失為一個兩全之策，於是向當時負責人提出，要想把他拴在雁北，就要給他在雁北立個樁子。雁北農學院當時考慮到父親年齡大了，因為雁北條件差，氣候冷，為了保留太穀這個家，母親也不計劃隨同前往，因而同意將我調去做我父親的教輔。負責人事的王嘉很快通過雁北為我辦好了手續。父親當時非常高興，說打仗還是要靠我們“父子兵。”於是我們開始登上了去雁北的征途。從另一方麵說，這次辦分院又是對我的一次絕無僅有的機會。也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們的這次出征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使我正式追隨父親，加盟畜牧業。
在 74 年冬天，我們父子二人來到了塞外的雁北農學院。那裏的冬天寒冷，零下20多度。校址是原來的一家勞改農場舊址，叫落陣營，離大同市 50-60 裏。我們分到的是一間小土屋。一切活動都在裏麵。我們第一次離開母親，遠離家門，父子相依為命。隻是苦於不會做飯，父親文革中隻會做糊糊，節省時間。所以我問他吃什麽，他說吃點糊糊算了，但我至少還會作連湯麵條一鍋燴菜。飯後，我們就在油燈下念拉斯裏的《遺傳育種原理》和莫瑞遜的《飼料與飼養》。父親英文功底紮實，一句句的教我讀，我用一個小本將單詞記下來，而家父就是活字典。也是我造化，不是文革中知識貶值，那裏輪的上我這個初中生去讀研究生教材？
我和其他人一樣，對於當時的那一套極左思潮下產生的種種荒唐說法和作法不敢苟同。譬如不要基礎科學，輕視課堂教學。有的人對當時一無校舍，二無設備的新情況無所適從，因而牢騷滿腹。父親卻要想盡一切辦法，利用一切條件，去最大限度地發揮他的影響，作出他的貢獻。他總是看到問題光明的一麵，不管它多麽微小。沒有校舍和實驗站，他卻看到了全省養豬生產這個大課堂和大實驗站。學校離大同市種豬場僅僅幾十公裏，可以就近安排實驗，指導那裏剛剛開始的山西黑豬的培育工作。另外一個有利因素就是雖然文革批判了那麽多年，遍布全省各地的學生也還都是他的基本力量和基礎。在當時條件下，學校裏很難開展科研，到實踐中還能做點事。用現在的話講，就是能夠找到他在學校找不到的感覺。雖然他才到了雁北不久，他的工作已經轟轟烈烈展開了。
剛到雁北不久，我們就參加了在大同市豬場由他和其他老師主辦的全省豬育種訓練班。我第一次領略到他老人家和學生，技術人員和工人的魚水關係和在群眾中的崇高威望。他講起課來生動風趣，深入淺出，邏輯性很強。隨後又到了天鎮縣安排暖圈養豬對比試驗，雁北屬於塞外高寒地區，冬天非常冷，推廣類似塑料大蓬的暖圈養豬經驗具有積極的意義。在他的倡議下，雁北地區商業局和農業局在天鎮縣召開了現場會，專門請他作科學養豬的報告。他老人家不拿講稿，連續三四個小時講的神采飛揚，滔滔不絕，妙趣橫生，大家聽得津津有味。最後，他老人家站立起來，麵色通紅，表情凝重，用幾乎顫抖的聲音說: “我老了，幹不了幾年了，希望你們年輕人把這養豬科學的接力棒接過去。我自己時時刻刻準備倒在這個養豬事業的講台上!” 老人家一席話鏗鏘有力，落地有聲，全場幾千名代表熱淚盈眶，報以熱烈的掌聲。我不由的肅然起敬，才知道他老人家原來是:“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事後我勸他說，他有血壓高，心髒病，不宜那樣太激動，很危險。他隻是泰然一笑。想到他一生忠烈，卻總把講台看作自己的歸宿。當然當時提倡的精神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和 “生命不息，戰鬥不止”。前麵曾提到他視死如歸，其實他是想以一死留下一個清名。
更使我感動的是他艱苦奮鬥的生活作風和以身作則，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農學院的老師都知道帶學生實習很艱苦，一般是年青人幹的事。基層生活條件差，特別在文革中的雁北，冬天除了土豆幾乎沒有蔬菜。當雁北農學院畜牧獸醫係學生養豬課實習時，他竟然不顧勸告，搶著要去。我們父子帶同學去了大同豬場，他又堅持和學生吃住在一塊，即自帶行李，住在倉庫，吃食堂的大鍋飯。他老人家整天樂哈哈的，到了豬場比回了家還愉快。看到小豬比什麽都高興，豬場的氣味可能就是他的“山珍海味”。他沒有一點架子，真真切切熱衷於豬場實習，享受著帶學生，和工人，技術人員在豬場工作的樂趣。他他生活上是低標準，工作上是嚴要求。一個月下來，受到學生，工人，技術人員交口稱讚。基層條件艱苦，年輕教師都不願意去，一個老教授，沒有一定的思想境界，怎麽能做到這一點。這大概是他因為他對豬的特殊感情。
在雁北四年裏，他不顧高血壓，心髒病，跑遍了全省幾十個縣市，作報告，辦培訓班幾十次。有時一個人出去，一跑就是一二十天。他是在試圖在全省範圍內擴大他們的科研成果，建立全省的統一的雜交育種體係，簡要地說就是母豬本地化，公豬優種化，肥豬雜交一代化 (所謂三化養豬)。而本地豬卻頻臨絕滅邊緣。他從許多邊遠地區找到了本地豬，在全省建立了幾個保種繁育基地。這些工作顯然是文革之前工作的延續和提高。這也是他老人家的重要貢獻之一。一次他從偏遠的保德縣講學回來說他有收獲，發現了本地豬種，派我和蘇老師去拉了5頭回來成立了雁北農學院的試驗豬場。經過學校師生的努力和艱苦創業，雁北農學院也逐漸改善了條件。後來學校任命他為革委會副主任。
他的勁頭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充足。以至有人誤認為他吃了超級營養品。因為他71－72年住山大醫院身體就很差。可能是他知道自己來日不多，在當時舞台上的有限空間裏，用他生命中剩下有限的時間裏去奮鬥，去拚博，去和時間賽跑，即使倒下來也在所不辭。他的精神感染了許多同誌，他的事跡也傳遍了雁北和山西大地，盡管當時四人幫極左路線猖獗。待到 1976 年四人幫被粉碎時，他被選為雁北地區五屆人大代表，全國科學大會代表，和全國勞動模範。雁北日報、山西日報和新華社的記者采訪他並作了報道。做為他的學生，我也有幸給他寫過許多大會材料。在我看來，在雁北的4年，是他在文革中精神最為愉快的4年，因為他基本上在全省各處講學，象孔聖人周遊列國，到處受到尊重，精神和身體狀況比71－72（清隊〕時要好的多。這也要感謝雁北農學院對他的支持，因為他基本上是自由的，幹他喜歡幹的事。也應驗了他常說的一句話，“燈到暗處才更亮。”雁北之行，使他脫離了太穀沉悶壓抑的政治環境，硬是靠精神支柱，熬到了天亮。
曆史是驚人地相似，他所獲得的名譽和地位和十年文革之前幾乎一樣。經曆了整整十年的風風雨雨和九死一生的艱難險阻，他終於做到了從哪裏摔倒，從哪裏爬起來。所謂真金不怕火煉。他左右不了曆史，卻在千方百計地左右自己的貢獻和在曆史中的地位及價值。
高瞻遠矚 霧指迷津
文革顛倒了黑白和是非，一個最大的挑戰來自他對我們教育的權威性。文革前，他對我們的學習關懷備至。 大哥沒上了太穀重點中學，他在百忙中為他所在城關中學聯係英文教師和儀器設備。甚至在家裏麵貼上了座右銘，以誌不忘。他經常訪問我們的老師。不管他在那裏，督促我們的學習總是他的第一件事。在他看來，最令這他高興和引以自豪的就是我們學有所成。那些傳統教育方式正是文革所嚴肅批判的所謂白專道路。當他看到我們兄弟三人在文革中經年累月參加運動，無所事事，荒廢學業，無任何專長。他心急如焚，痛心疾首，經常在勞改回家後勸阻我們，要我們學一技之長。有時躺在椅子上一言不發，愁容滿麵，痛苦地凝視著我們，意思說你們這樣下去怎麽辦。當時我們並不十分理解，心想您老讀了一輩子的書，得到如此下場，為什麽要求我們和您讀書呢? 我們當時的最大願望就是當個工人，做一個光榮的工人階級，改變自己的成份。但是由於我們屬於父親政治曆史未定案家屬，多次招兵招工與我們無緣，後來被迫插隊，父親的願望卻是讓我們上大學，因為他教了一輩子大學，所以希望自己的兒子也有些機會。這種想法當時許多人認為是白日做夢，異想天開。因為文革本身就是要結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難道你們幻想奪回失去的陣地？
我們對他的深入理解，是後來勉強當了手工業工人後，開始感到不學無術，於是開始反叛，偷偷自學英文數學。他的臉上開始有了笑容，千方百計為我們創造學習條件。後來我們兄弟數年爭取上工農兵大學而不果。我們當時非常難過，讓一個純正，耿直，清白的他為了我們去低三下四地應酬，實在是難為了他老人家。文革中我們都一直沒有上成大學，大哥文炳隻上了牧校。1973 年雖然我高考成績優異，但因為四人幫抬出了張鐵生，考試不算。1974 年文煥二哥被推薦到縣裏，又被卡下來。但他並沒有灰心，而是是繼續抓我們的學習，他的這些努力使我們打下了基礎。
1975 年，我陪同父親去雁北辦分院，成了他的教輔。在他的幫助教育下，居然依靠那幾年自學英文數學的基礎給學生講起了遺傳學和統計學。那時不僅不講學曆，還提倡所謂工農兵上講台。我後來甚至也有些沾沾自喜。父親還是堅持讓我轉成一個學生，老老實實學點東西。我雖然有點不以為然，但是難違父命。那點大學學曆後來幫了我的大忙。如果不是他老人家霧指迷津，我還在那裏井蛙觀天。我追隨先生在雁北4年，與先生朝夕相處，同甘共苦，是他手把手地在油燈下教我英文，遺傳學，統計學和營養學。回想起來，還真感謝雁北農學院給我享受先父的恩澤的機會。也後悔沒能照料好他老人家，隻是相隨相伴。不過，學有所成才是他所希望的最好報答。
文革後我們兄弟三人一舉考上了大學和研究生，大哥文炳上了山西農學院，二哥文煥上了太原工學院，我上了北京農業大學，成為我國數量遺傳學奠基人吳仲賢的研究生。後來又相繼留美，實現了 “龍騰虎躍” (我們兄弟三人的小名是龍，虎，狗)。完全得益於那段時間的自學教育，和他老人家不懈的教誨。當然也得益於後來鄧小平撥亂反正的大氣候。
回想起來，我們對他老人家畢生最感恩戴德的竟是他在那些歲月裏冒天下之大不韙，苦苦勸學，助學。使我們能在後來國家需要時脫穎而出。這也不得不佩服他老人家對人類及社會發展的深刻理解，和在黑暗中的高瞻遠矚。他得道於教育子女之精髓，並且有著驚人的耐心和愛心。對父親來說，我們的任何進步都是對於他多年辛勤培養的回報。一份耕耘，一份收獲，一點不錯。
苦盡甘來 雲開日出
粉碎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後，十年文革內亂和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極左路線逐步結束。黨和國家在鄧小平領導下恢複了文革前實事求是的正確路線，進而開創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嶄新的改革開放的大發展局麵。父親終於和全國知識分子一道，有幸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百業俱興，特別是畜牧業大發展的昌朝盛世。父親可以實現多年夢寐以求的“科學救國”的願望和抱負了。
1979年，山西省委決定撤消雁北，運城和昔陽三個分院，在太穀本部成立山西農業大學。父親回來任副院長。省委第一書記王謙親自關心，幫助他入了黨。後來他又被任命為農大校長。黨委書記馮毅很有修養和水平，非常支持他的工作。經過 30 年後，他再次擔任了校級領導。1979 年山西農業大學也和 OBERLIN 大學重新恢複了中斷 30 年的關係。銘賢學校的曆史地位也得到肯定。父親已步入 70 古稀之年，終於盼望到了安心做學問，教書，搞試驗，帶研究生的一天。
1978年，他再次出任全國農業院校通用教材“養豬學”主編。並且和他的同事和學生一道投入了瘦肉型豬的發展和培育。他老人家每天忙於教學科研和行政事務。1981 年竟然又和盧德勳，路興中合作地翻譯了英國的“豬的實用營養”一書。這對於一個 70 歲的老人絕不是一件易事。他事後高興地說 :“我這一輩子就是搞運動，運動間隙見縫插針做點事。但是我就是堅持不懈。以前翻譯幾本俄文書都沒出版，這次算是抓緊機會辦完一件事。”
1983 年夏天，來自全國的養豬專家學者在大同市和原平種豬場鑒定山西黑豬培育成果，其中不乏他的同事和學生。他的同事北京農大的張仲葛教授，他的銘賢學生，中國農科院的李炳旦教授。人稱中國養豬界的三張一李 （還有江蘇農學院的張照教授〕。更有多年與他同舟共濟的郭傳甲，謝文采，陳榜偉、張紹增先生。我從雁北算起，追隨先生十年，也在論文集中貢獻了幾篇。大家對父親領導的從 70 年代初文革之中就開始培育的的育種工作予很高評價，一致認為該品種結合山西本地條件，耐粗飼，生長快，產仔多，抗逆抗寒，為北方山西地區的當家品種。父親高興地說:“經過近30年工作，這下我終於完成了王謙省長的任務。”
理論結合中國實際，結合國情，解決實際問題，是他老人家受美式教育熏陶下所形成的的學術思想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