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社會浮動指數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

蔡錚

 

一
現有主要反映國家社會發展狀態的指數簡述

二
為什麽世界需要“國家社會浮動指數”？

三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的變量選擇、變量權重設置和計分原則

四
不同國家社會浮動指數比較

五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的意義

六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的推廣

 

一

現有主要反映國家社會發展狀態的指數簡述

目前至少有四個衡量國家社會發展狀況的指數，一個是聯合國發展署1990年開始搞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1， 一個是“社會進步促進會”的組織2014年開始搞的“社會進步指數”（Social Progress Index2，SPI），一個是世界經濟論壇2020年開始搞的“全球社會流動指數”3（Global Social Mobility Index)，還有就是聯合國“持續發展辦法網絡”2012年開始搞的“世界幸福報告”4（“人類幸福指數”）。

1. 人類發展指數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人類發展指數”是前聯合國發展署特別顧問、曾任巴基斯坦財政部長的麥布哈克(Mahbub ul Haq）1990年創立的。此前衡量一國發展水平的唯一指標是人均國民收入，麥布哈克在此指數中采用了人均國民收入，加入了人均教育年限和人均預期壽命。從1990年開始，聯合國發展署就搞了個人類發展報告辦公室專事收集數據出“人類發展指數”報告。到2005年，絕大多數聯合國成員國都在這個報告裏有了位次。

人類發展指數是目前為止唯一中正客觀的衡量國家發展狀況的指數，該指數裏的三個變量都非常堅實。其實僅人均預期壽命就足以反映一國的整體發展狀況：若要人均壽命高，國家得能保境安民，維護國民生命安全；其次，國家需保障國民有衣食住等基本生存物質並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國家還需能有效管理社會、減少事故等等。

人類發展指數的算法很實在。它先根據人均預期壽命、平均教育年限和預期教育年限、人均國民收入創設了壽命指數、教育指數和收入指數。目前(2010至今）三個指數的算法如下：

壽命指數：（預期壽命-20）/(85-20)（如預期壽命大於85則定為85，沒有小於20的）；
教育指數：[(平均教育年限/15+預期教育年限/18)]/2；5
收入指數：[Ln(人均國民收入）-Ln(100)]/[Ln(75000)-Ln(100)]（設定人均國民收入按購買力算高於75000美元為75000美元，不少於100美元）。

人類發展指數是壽命指數、教育指數、收入指數的幾何平均數。

2019年的人類發展指數報告列了193個國家，中國排名85。

2. 社會進步指數、全球社會流動指數和人類幸福指數

A、社會進步指數(Social Progress Index)

 
社會進步指數是“社會進步必行”（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的民間組織搞的。該組織宣稱要用其指數來幫助政府和世人搞清投資重點。從2014年至2021年，他們每年出份社會進步指數報告。2021年的報告中包括168個國家。這些國家被分成六個社會進步梯隊，中國屬第四梯隊，排名1006，在蒙古之後。多米尼加、巴拉圭、斯裏蘭卡、古巴、越南都比中國“進步”，屬第三梯隊；智利、烏拉圭等更進步，屬第二梯隊；亞洲隻有日本進入第一梯隊。第一梯隊前幾名是挪威、芬蘭、丹麥、冰島、瑞士、加拿大。美國屬第二梯隊，排名24，在南韓之後。

該指數由三類十二組五十三個變量構成。三大類是“基本需求”（17個變量）、“幸福基礎”（16個變量）和“機會”（20個變量）。“基本需求”分為營養和基本醫療、水和衛生、住宿和個人安全等四組，每組下有三到五個變量，如個人安全下有人際暴力導致的死亡、對犯罪的感知；政治謀殺和酷刑、交通事故死亡等。“機會”類有個人權利、個人自由選擇、包容性、接受高教機會等四組。計分采用百分製，指數是三類分數的平均。

社會進步指數諸多變量如“基本需求”類裏的“交通相關的死亡”、“對犯罪的知覺（Perceived Criminality )”，“機會”類裏的“對同性戀的接受”、“信仰自由”和“節育要求的滿足”等讓人感到指數創立者專業知識的欠缺和其有失偏頗的意識形態。

交通相關的死亡多是機動車導致的，兩輪、三輪機動車和私人汽車擁有量越高、人口密度越大、國家所處地形越複雜、相對溫暖的地方人們使用兩輪、三輪機動車越多，交通相關的死亡越多。往往正是那些急劇發展的落後國家其國民富不能有汽車、窮不至於買不起兩輪機動車的交通事故最多，而這正是其“社會進步”的表現。從世界各大洲的總體交通死亡事故看7，歐洲交通致死最少，而非洲死亡最高，但這裏的比較單位是國家而不是洲。國家落後到百姓隻能架牛車和騎馬或步行的地方交通事故必然最少，而一旦國家進步到人人都有私人汽車或人口密度太大的城市國家如新加坡，大家多使用公共交通，交通相關死亡也會少。像美國這樣私人汽車擁有量極高，人口密度大，交通相關死亡也必然遠遠高於地廣人稀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所以交通事故相關的死亡多寡與一國的社會進步沒有多大相關性。

指數裏的“犯罪知覺”旨在衡量一國國內安全和國人對他人的信任度。但把“犯罪知覺”列為個人安全下的變量是把意識與事實混為一談。如比較對象是同一社會沒問題，而該指數比較的是全球各國。一國的暴力犯罪是個事實，但“犯罪知覺”是個意識，它不一定與社會現實有關，因為公眾的犯罪知覺在於媒體對犯罪的報道和人們的習慣。如不到三百萬人的芝加哥過去每年槍殺六到八百人，而若一年被殺人數減少到兩百人，芝加哥人多半認為犯罪威脅很小；而比芝加哥多一倍人的新加坡若一年四百人被槍殺，新加坡人會認為犯罪猖獗，危險至極，因為芝加哥人習慣了日日殺人，而安全的新加坡對凶殺犯罪的危險意識可能比芝加哥市民強烈十倍。因為處於不同社會環境中的人們對犯罪的感知度與其實際安全無關，所以在跨國間比較“社會進步”把“犯罪知覺”當指標大不相宜。

“對同性戀的接受”這一“社會進步”指標在美國共和黨那裏都通不過；在多半美國共和黨看來同性戀是墮落而不是什麽“進步”。“信仰自由”由誰定？是由被考察國民眾來定還是由指數創立者定？一虔信穆斯林的國家人們多半天然地信穆斯林，他們確無信基督教或猶太教的自由，但他們可能都認為自己是有信仰自由的；但在指數製定者看來穆斯林國家人民有信仰自由嗎？再，有些信教的國家人民根本就反對節育，認為節育是邪惡的，那麽這些國家在“節育要求的滿足”（Satisfied Demand for Contraception)項下恐怕隻能得低分。

“社會進步”是個主觀的東西，沒有統一標準，它完全由指數創立者隨心而定，而標準決定指數結果。雖然社會進步指數裏有關於住房、飲水安全、環境質量等公認的“社會進步”指標，但部分指數設立者自行定義的“進步”指標使“社會進步指數”唯有自娛自樂的功用，因為他們認為最“進步”的國家可能在不同文化信仰的人看來正是最墮落的國家。

B、全球社會流動指數（Global Social Mobility Index)

世界經濟論壇2020年推出了第一個全球社會流動指數報告。報告包括82個國家，中國排名45。他們宣稱要專注於導致社會流動的動因而非結果，要通過審視政策、做法和建製做跨代越區比較，從而為政策製定者提供如何促進全體國民社會流動的參照。它立了五類十項社會流動的決定因素：健康；教育機會，教育質量和公平，終身學習；技術學習；工作機會，公平報酬，工作環境；社會保障，建製包容性8 。按他們的標準隻有少數幾個國家具備促進社會流動的條件，大多數國家在公平工資、社會保障、工作條件和終生學習方麵表現不佳。

這個指數要衡量的是“社會流動”，而其2020年指數報告排前五名的是丹麥（ 85.2），芬蘭（83.6）、挪威（83.6）、瑞典（83.5）和冰島（82.7）。誰聽說過這五個北歐小國在過去幾十年發生了巨大的社會流動？沒有，因為他們一直就很好。問題在哪？恐怕在於社會流動指數把現在西方政治正確的一堆標準“公平工資、社會保障、工作條件”、“建製包容性”等當作衡量社會流動的標尺。什麽叫“公平工資”？“公平”的標準由誰來定？一個七十歲的平頂山附近農村的老太太到北京當清潔工，早上五點起床，幹到中午，一周工作六天，月薪三千。按“全球社會流動指數”的創立者的“公平工資”標準，這太不公平！但是老太太說那是她最滿意的工作，吃得好，睡得香，工錢多，她年輕時在地裏幹死幹活都沒飯吃，她說她國慶要坐飛機回平頂山；同村老人還沒人坐過飛機。老太太的社會流動太大了：她活兒輕鬆，收入高了，吃得更好，住得更好，她也可坐飛機！那曾是隻有縣委書記以上的官才能坐的！我紅安老家村裏人到外麵打工，一天幹十幾個小時，一周幹六七天，一天掙兩三百塊（2021年），按“全球社會流動指數”的標準，他們都沒有“公平工資”，沒有多少“社會保障”，但是他們多能在小城鎮買個套間（三十萬人民幣一百平米），可供孩子上個大學；他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任何發展中國家如把發達國家定的“公平工資、社會保障、工作條件”標準擺在第一位，那大家就什麽工作也別幹了。

“全球社會流動指數”掛的是社會學概念“社會流動”之名，賣的是他們那套自我標榜的“高標準”和意識形態。實際上社會流動和他們定的標準幾無相關性，而任何衡量社會的標準需基於各國的實際發展狀況而定。比如“公平工資”就在於一國的經濟發展狀態。落後國家可能以“不平等”的低工資吸引外國投資，以此帶動本國就業，帶動國家經濟發展，最後帶動國民的社會流動。而在“全球社會流動指數”中加入標尺“公平工資”有為優勢國家作倀的嫌疑。美國2020年7月跟加拿大、墨西哥簽訂的北美貿易協定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規定“公平工資”，如開卡車運送某些製造品的司機每小時工資得16美元 9。美國高舉“公平工資”的仁義大旗名義上是捍衛墨西哥工人的利益，但實際是要保美國工人的飯碗。

C、人類幸福指數

人類幸福指數源於不丹第四任國王吉格梅·辛耶旺楚克 1972 年針對當時唯“國內生產總值”是論的世風提出的“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2011年，聯合國通過了“幸福：走向全麵發展”的決議，敦促成員國效仿不丹，以人民幸福為發展目的。2012 年 4 月 1 日第一份世界幸福報告作為聯合國高級別會議的基礎文本發布，此後 2015年到2020 年聯合國每年都發布世界幸福報告。這個“世界幸福報告”就常被稱為“人類幸福指數”。所有世界幸福報告都是蓋洛普搞的，數據是從 150 多個國家和地區收集的，由實際人均GDP、社會支持、健康預期壽命、自由選擇人生、慷慨、對腐敗的看法等變量構成。
2020年的世界幸福報告是基於2017至2019年的幸福報告拚湊而成的。報告中列了153個國家，中國排名94，越南人都比中國人幸福得多，排名53；芬蘭為世界第一幸福國，其後是丹麥、瑞士、冰島、挪威。但芬蘭的自殺率2016年到2019年一直在15以上（10萬人中）10 ，2019年芬蘭自殺率排名世界第2511（中國的自殺率2018年為8.112）。自殺是一國人民生活幸福與否的重要指標，因為一人成功自殺至少有二十人自殺未遂。如芬蘭人均預期壽命極高，如此高的自殺率情有可原，但芬蘭2017-2019人均預期壽命不到八十二13。
幸福是一種心理感受。真正的幸福報告該僅由各國國民對自身幸福與否的回答來定，如要旁證，看看該國的自殺人數，搶劫、殺人、關押人數、官司數還有人們的預期壽命即可知大概，因為國民大多幸福則自殺必少，殺人、搶劫之類的惡性犯罪必少，關監、打官司的人也必少。而這個“世界幸福報告”卻加了許多現代西方定的幸福指標：人均國民產值、自由選擇人生、對腐敗的看法等。這些指標不定與特定文化中人民的幸福直接相關。另外，因各國價值觀不同，探測不同國家人民幸福度的民調也須據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來設計，而蓋洛普的民調問題是全球統一的。它把人均實際國內總產值當衡量幸福的指標就與不丹國王提出的用“國民幸福總值”來代替“全民產值”的初衷相悖。
這個“世界幸福報告”的根本問題在於報告製定者用自己主觀的幸福標尺來衡量報告對象的幸福感，然後把這一結果當作客觀奉與世人，而報告實際反映的可能隻是報告製定者的幸福觀而不一定是報告對象的幸福感。

 

二

為什麽世界需要“國家社會浮動指數”？

什麽叫指數？指數就是基於專業知識采用科學統計方法以簡單的數字表示複雜的東西，從而讓人們通過簡單數字對指數衡量的複雜事物有個清晰概念。比如我們一看人類發展指數就知道各國發展在世界上處於什麽位置。一個好的指數能準確反映它衡量的事物，所以人類發展指數是一個好的指數，因為它依據的僅是切實可查的實際數據，而全球社會流動指數、社會進步指數和人類幸福指數則意義不大，因為它們摻入了指數創立者主觀的東西而未能準確把握世界各國的真實狀態。

目前被普遍接受的衡量各國發展狀況的指數是人類發展指數。但人類發展指數衡量的是一國發展的積累狀態和總體存在狀態；它隻是根據一國發展存量確定其在與世界各國比較中所處的位置。因為決定人類發展指數的壽命指數、教育指數、收入指數都是長年積累的結果，一年一度的變化隻會對指數產生很小影響。發展中國家即使各方麵都進步巨大，但因與發達國家起點不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這個指數裏的排序幾乎是固定的，所以發展中國家一年一度的巨大社會變化根本無法在人類發展指數中得到充分反映。各國擁有的自然資源不同，曆史積累和發展階段不同，後進國家如何能跟資源豐富、有長期積累的國家比？縱向地與它國比，優勢國家在比較中可獲得心理優越感，劣勢國家隻會更添自卑。因此世界需要一個指數來準確地反映各國切實的發展變動狀態。國家社會浮動指數就為此而設。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National Social Flotation Index, NSFI)要衡量的是一國自身的發展變化狀態，是一國自己跟自己比, 一國自己去年跟前年比，一國自己今年跟去年比。“國家社會浮動指數”，顧名思義，關注的是國家社會的變動狀態而非存量，一國的曆史積累和已有發展狀態在這裏隻是個基數，原有狀態越好反而越難得上浮，而落後國家因起點低、基數小，其變動幅度會在這個指數中得到充分顯示。如一國極度發達，其所有指標都已臻完美而少有上進空間，則它在這個指數裏的得分會很低。所以在這個指數裏得分低的並不一定意味著國家不好而隻是國家發展變化不大，而得分高的國家卻可能很不完美，隻是它在發展進步。

 

三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的變量選擇、
變量權重設置和計分原則

A、變量選擇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要反映的是社會的浮動狀態。以下指標能比較全麵地反映一個社會的變動狀態：

 

以下是選擇這些變量的原因。

1. 人均GDP（實際）

人均收入或人均GDP（GNP）是一國發展的物質基礎。人均GDP的增長往往會帶來一係列良性社會變化，負增長則會帶來些不良的社會變化；長期的高速增長或負增長對國民生活狀態的影響更是巨大，所以衡量國家社會浮動狀態，人均GDP為第一變量。

2. 貧困率

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財富分配不公是社會安定的大問題，所以貧困率（或底層收入占比）是衡量社會的一重要指標。

貧困率是對人均GDP的核實。人均GDP的增加應體現在社會底層經濟狀況的改變上。如人均GDP增加了，而隻是增加到頂層百分之十頭上，這種增加對整個社會來說意義不大。

中位數收入、底層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家庭的收入於全民收入的占比可替代貧困率。

3. 人均教育年限

一國的發展關鍵在於國民教育。教育把自然人變成人力資本。國民有充足教育的國家必然經濟相較發達。這個變量的變化值很小，一點點變化都需全社會的長期努力。人均教育年限的增加是國家發展的結果，又是國家未來發展的基礎。雖然教育年限增加不一定意味著受教育者創造能力的提高，因為教育強度、質量也很關鍵，但總體上教育年限增加則意味著社會的穩定進步。

4. 出生和遷入人口

這個變量由一國每年的出生人數和遷入人口兩部分組成。出生增加是社會穩定和生育環境良好的結果；移民遷入增加則表明一個社會具有吸引力。遷入人口是指進到一國工作、生活、學習、居住的人（短暫的旅行者不算）。遷入人口對多數國家都無足輕重，但對有的國家非常重要，如美國1989－2019年平均每年給一百多萬移民綠卡14，而此間美國年出生人口也就四百萬上下15。

生育增多是好事，但過度生育以至於貧困率增加、教育年限和人均預期壽命縮短、犯罪增多則是問題，所以此變量為人均收入、貧困率、人均預期壽命等變量所製衡。

5. 人均預期壽命

“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者”16。人均預期壽命關係到一個社會的經濟狀況、醫療水平、教育水平、管理水平、家庭結構、文化信仰等等，它包羅一切，比較全麵地反映了一個社會的發展狀態。

但人均預期壽命受人種遺傳和地理位置影響；繁衍於酷熱地帶的種族可能自然壽命相對較短，世居於偏寒近海地區的人種因千百年的進化適應，自然壽命可能較長。國家浮動指數隻關注變動狀態，不管起點高低。富如美國，因社會管理原因人均預期壽命會下降，而一窮國如治理得法，人均預期壽命仍能增加。

6. 自殺人數（10萬人中）

自殺增多會部分顯示在人均預期壽命中，但自殺多為老年人時人均預期壽命很難反映自殺人數。自殺是激烈的結束自身生命的行動，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往往一人成功自殺就有近三十人自殺未遂17，所以在此把自殺人數作一單獨指標。

自殺與一國的文化習俗、經濟狀況、醫療保健等相關。自殺增多多半是社會出現問題的信號，表明人民的生活壓力增大、甚至社會出現某種紊亂。自殺率是衡量人民幸福感、社會和諧度的重要指標。

7. 殺人數（10萬人中）

殺人是最極端的人類行為。這裏的“殺人”包括犯罪致人死命，國家處死犯人，警察誤殺或為製止犯罪殺人，百姓正當防衛殺人，內外戰爭導致的公民喪生等。

和平時期一國的殺人絕大部分為謀殺。謀殺給被殺的家庭帶來巨大傷害，給社會帶來震恐。謀殺牽涉到經濟公平、社會管理、家庭結構、學校教育等等。謀殺少與多是社會良好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

８. 搶劫數（10萬人中）

搶劫是通過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當著財物主人麵奪取財物，是嚴重的刑事犯罪，往往直接威脅財物主人安全，導致財物主人精神損傷和身體傷害乃至死亡。搶劫與社會的經濟狀況、社會公平程度、教育和治安等相關。搶劫增多是社會出現某種問題的征兆。

９. 監獄關押人數（10萬人中）

良治社會犯罪當少之又少。保障現代社會的健康和諧運轉，國家需有細致精到的法律，但良治社會應通過調節社會財富達成公平，使得人人衣食有靠，再通過教育使人人遵道而行。如經濟下滑，人們衣食難保，社會不公、教育不足、家庭解體、國家管理不善則犯罪必增。理想社會是教化而治，所以監獄關押人數增多是個問題。

10. 訴訟數（萬人中）

孔子的理想社會是“無訟無獄”。訴訟增多是社會矛盾增多的自然反映。訴訟白白消耗人力物力而不創造任何財富，對卷入者是負擔，對國家也是負擔。訴訟消耗寶貴的社會資源，增加社會運作成本，所以訴訟越少越好。

這裏的訴訟包括所有上訴到各級法庭經由司法程序處理的刑事、民事初始案件，在進入司法程序前調解解決的不算，被判決後上訴到高一級法庭的也不算，破產申請也不算。

11. 人均用電量

電是現代社會的血液，沒有電生產就沒法進行，人民也沒法正常生活。電力供應充足社會才充滿活力。國家工農業生產規模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會使工業用電量增大，居民家用電器如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爐電鍋、空調乃至電動車的廣泛采用，則會致家用電大增。人均用電量的增加會部分於人均GDP中得到反映，但人均耗電量是一國生產水平和國民生活質量的直接反映，所以在此把它單獨列為變量。

以上十一個變量中的每一個都很好地反映了一國社會發展變化的一麵，但任何單一指標都不能代表社會的全方位發展狀態；在“國家社會浮動指數”裏它們相互印證，相互平衡，共同作用來反映一個國家社會的整體變動狀態。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采用了人類發展指數的三個維度：經濟、教育和健康，加入了由貧困率、自殺數、監獄關押人數、殺人數、搶劫數、訴訟數構成的“社會”維度，另外加入了關係國家未來發展的出生和遷入人口和間接反映一國科技水平和國民生活水平的人均電耗量, 力求對社會的變動有全麵的把握。

因國家社會浮動指數是一國自身連續年的發展狀況比較，其命名需有國家和年度，如“2020年中國社會浮動指數”指的是中國2020年與2019年相比的國家社會浮動狀況。

 

B、變量權重設置和計分原則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采用百分製，基礎分60，正負39分，所有得分在21-99之間；21分為麵子分，99分為最高分，沒有滿分。十一個變量除人均收入為12分外，其餘依權重定為2-6分。各變量權重如下：

變量分正負兩類：人均GDP、人均用電量、人均預期壽命、人均教育年限和出生與遷入人口增加則得分，貧困率、自殺人數（10萬人中）、殺人數（10萬人中）、搶劫數（10萬人中）、監獄關押人數（10萬人中）和訴訟數（萬人中）增加則減分。

計分用精、簡、粗三算法：人均GDP、人均耗電量精準計分，采用“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的計分原則；人均預期壽命、自殺人數（10萬人中）、殺人數（10萬人中）、搶劫數（10萬人中）分層計分；人均教育年限、出生與遷入人口、貧困率、監獄關押人數（10萬人中）和訴訟數（萬人中）則用簡單的兩分法計分。

以下是各變量的具體計分說明。

1. 人均GDP（實際）， 12分

人均GDP在這個指數中權重第一，最高分為12。如增長在正負1％以內，則增或減4分，如增長過正負1％，則再加或減8乘以增長率百倍數的絕對數的對數值[（增長率過１％則再加8ｘLog(100x增長率)，負增長過-1%則再減８x Log(-100 x負增長率），若增長率過正負10％則等於正負10％]。

用增長率百倍數的絕對值的對數乘8是為了更充分地反映大多數國家人均GDP的變動情況，因為大多數國家的人均總產值的增減都在5％以內。如美國1950－2019年人均GDP連續年增長率絕對值平均為3.42%，中位數為3.15%。這裏采用“高者抑之”原則，以讓增長率5％以內的多得分，而過5％則少得分，最高分限於8，即人均GDP增長率過正負10％則定為10％。

2. 貧困率，2分

貧困率增加則減2分，減少則增2分。

用簡單的兩分法是因貧困率沒有恒定標準。兩分法是為替代這一變量留下空間。它可用中位數收入、社會底層10％或20％家庭收入的全民收入占比替代（替代後則變量增長則增分，減少則減分）。

3. 人均預期壽命，6分

人均預期壽命增減在0.4歲內則相應增減4分，增減過0.4歲則再加或減2分。

因為預期壽命的變動反映了整個社會的發展狀態，所以比重較重。界限0.4歲是基於美國1900年至1998年預期壽命變化而定的18；20世紀美國男女的預期壽命年度歲差的中位數為0.4。

把增減0.4歲內定為加減4分而非3分是因為正常情況下各國的預期壽命都是略微增長的，隻在極端情況下預期壽命才會減少超過0.4歲。

4. 人均教育年限，4分

人均教育年限增加則得4分，減少則減4分。

正常國家的人均教育年限一般會持續升高，隻有國家遇上戰爭或災難才會持續降低。從聯合國發展署根據人均教育年限和預期教育年限得出的教育指數19看，極少國家人均教育年限持續降低。對大多數國家這一指標是必得分。人均教育年限的增減空間有限，變化微小，其變化可部分從人均GDP、貧困率的增減中得到反映, 因此它權重很重，而計分又隻采用兩分法。

5. 出生和遷入人口，3分

新生和遷入人口增加則得3分，減少則減3分。

這一變量由人均GDP、人均預期壽命等變量製衡。如出生增多導致人口增長率超過GDP增長率則會導致人均GDP負增長。如生育過多導致人均GDP減少，則可能導致更多幼兒死亡，從而導致預期壽命縮短，教育年限難增，搶劫、監獄關押人數上升等後果。所以多生為正，過於多生則可能會使國家難於上浮。

6. 自殺人數（10萬人中），2分

自殺人數增加或減少5％以內則相應減或加1分，增加或減少超過5％則再相應減或增1分。

以增減5％為分界是基於中美兩國曆史數據而定的。中國1987-2000年的自殺人數20年增長率的絕對值平均為5.19%，中位數為3.24%; 美國2000-2018年的自殺21年增長率絕對數的平均值為1.96%，中位數為1.86%。

7. 殺人數（10萬人中），2分

殺人數（10萬人中）增減5％以內相應減或增1分，增減過5％再相應減或增1分。

以5％為分界是根據美國1960-2019年謀殺率（10萬人中）而定的。謀殺率（10萬人中）不同於殺人數（10萬人中），但謀殺率在和平年代幾等於殺人數（10人中）。美國1960－2019年謀殺率22的連續年增長率絕對數的中位數為4.4%，平均值為4.9%。

8. 搶劫數（10萬人中），2分

搶劫數（10萬人中）增或減5％以內，相應減或增1分，增或減過5％，再相應地減或增1分。

以增減5％為分界是根據美國1960-2019年搶劫數（10萬人中）而定的。美國1960－2019年搶劫數（10萬人中）23連續年的增長率絕對數的中位數為5.5%，平均值為6.9%。

9. 監獄關押人數（10萬人中），2分

監獄關押人數（10萬人中）增加則減2分，減少則增加2分。

監獄關押人數並非全為社會變化的自然反映。比如，美國2020年的監獄關押人數大為減少，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當年美國的犯罪減少了，而是新冠環境下政府做的特別處理。所以監獄關押人數增減多少不再細分而隻是粗略根據增減計分。

10. 訴訟數（萬人中），2分

訴訟數增加則減2分，減少則增2分。

11. 人均用電量，2分

人均用電量增長率在正負1％以內則增或減1分，增長率過正負1％則加或減以5為基數的增長率百倍數的絕對值的對數值[（增長率過１％則再加Log(100 x增長率, (5))，負增長過-1%則再減 Log(-100 x負增長率,(5)），增長率過正負5％則等於正負5％）]。

以5為對數基數是依據美國1949－2011年的人均發電量（跟耗電量差不多）而定的。此間美國人均發電量隻有3年增長過10％（1950、1951和1955），20年過5％，都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24，此六十餘年間美國人均發電量的年增長率絕對值的中位數為3.05%，平均值為3.78%。增加發電量甚難，像中國過去25年（1985－2020）25那樣平均年增8％是極罕見的事。

變量無數據或比值相同或難定增減則定為零分。

為使各國都獲得指數分，國家社會浮動指數對數據的要求相對寬鬆，比如，可用人均GNP或人均收入代替人均GDP；人均GDP可用本國貨幣計算，也可用美元計算；可用名義GDP，也可用購買力平價GDP，隻要采用同一標準即可。

 

四

不同國家社會浮動指數比較

1. 中國和美國

首先看看2020年中國社會浮動指數。

    • 2020年中國GDP增長2.3％。如去通貨膨脹率，增長可能為零；但通貨膨脹率難定，在此忽略通脹率，把2.3％當作實際增長率；中國人口沒明顯變化，所以暫把GDP增長率視為人均GDP增長率。得6.9分。

    • 2020年貧困率繼續減少。得2分。

    • 意外的五千新冠死亡可能被封城導致的交通事故死亡減少抵消, 人均預期壽命從2019年的77.326增到2020年的77.927，增加超過0.4歲。增6分。

    • 人均教育年限不受影響，繼續增加。增4分。

    • 2020年出生大減。減3分。

    • 自殺、殺人、搶劫數還未見確切數據，按前些年的趨勢這些都在減少，這裏都暫定為減少，而減少當不會過5％，故而各予1分。

    • 監獄關押人數暫未見數據，暫定0分。

    • 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自2004年以來首次下降28，得2分。

    • 全國耗電量增加4.22％29，全國人口未見明顯變化，暫把耗電增加當人均電耗增加算。得1.84分。

所以如2.3%為中國2020年GDP的實際增長，則中國2020年國家社會浮動指數為82.74分。

2017-2019年中國社會浮動指數分別為79、79、77 。

再看看2020年美國社會浮動指數。

    • 美國2020年GDP負增長3.5％，在此也隻把它當實際負增長並當人均GDP負增長。減8分。

    • 2020年美國貧困率增加30。減2分。

    • 2020年美國新冠死亡三十多萬人，人均預期壽命縮短超過0.4歲，再減6分。

    • 人均教育年限不受影響，繼續增長。得4分。

    • 出生人口減少31，遷入人口也因新冠減少。減3分。

    • 自殺人數明顯減少32，但在5%以內。得1分。

    • 殺人數，主要是謀殺數增加近30%33。減2分。

    • 搶劫數減少10%34，可能因搶劫都是在公眾場合進行，而封城使搶劫機會減少。得2分。

    • 監獄關押人數大為減少35，得2分。

    • 訴訟數有所增加36，減2分。

    • 居民用電有所增加，但因部分工廠關閉，全社會用電量略微下降37，失1分。
 
綜上，2020年美國社會浮動指數為46。

將美國2017-2019年數據納入國家社會浮動指數表，則2017、2018、2019年美國社會浮動指數分別為78、78、77。這表明川普三年幹得不錯，如美國總統選舉於2019年底進行，川普多半連任，但選舉偏在2020年底舉行。

基於過去數據，2001年到2020年中美社會浮動指數粗算如下：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把國家浮動狀態大致分成四級：指數60以上即表示國家在上浮；指數80以上則意味著國家在急劇上浮；指數60以下則意味著國家在下沉，指數40以下則表示國家在急劇下沉。如上圖所示，美國在過去二十年唯有兩年（2009,2020）處於下沉狀態，但都於次年迅速上浮。總體上美國過去二十年基本保持著良好的上浮狀態,平均分為69。而中國過去二十年來一直都保持著穩定的快速上浮狀態，平均分為83。

有趣的是，從國家社會浮動指數看，本世紀內美國國家整體上浮幅度最大的竟然是川普在位的前三年（2017-2019）！這也是到目前為止美國在本世紀內國家上浮幅度唯一跟中國逼近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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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節無限，期待千萬中國學者共同書寫）

2. 印度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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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尼和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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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埃塞俄比亞和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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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古巴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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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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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無窮無盡，留待世界各國學者共同書寫） 

 

五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的意義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或許能增強發展中國家的自信心。因為不管一個國家多麽落後，隻要他們有切實的發展進步就會在國家社會浮動指數上得到及時準確的呈現，這將使他們更確信自身努力方向。

指數或許還能提醒那些社會浮動指數持續走低的國家奮起而為。

 

六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的推廣

    •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一旦確立後可通過網絡、學術會議等途徑予以推廣，以讓所有學者及大眾熟知該指數。

    • 開設一專門網頁（www.socialflotation.org)推介該指數。於網頁上將國家社會浮動指數做成表格，讓人們輸入指數所需變量數據即可獲得一國、一省或一市的指數；設置聯絡，回答所有指數相關問題；每年發布世界各國的國家社會浮動指數報告。

    • 將國家社會浮動指數推介給聯合國發展署和世界各國，讓他們去收集數據做出指數報告。

 

 

 

 

 

 

- 2021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