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看《紅樓夢》不明白“鬧書房”一段,也不明白柳湘蓮為何對薛蟠深惡痛絕,更不明白為什麽賈政一聽寶玉和蔣玉函來往就要把他往死裏打。後來看了潘光旦先生譯注的《性心理學》,才知道這些問題的根子出在中國古代社會對同性戀現象的回避和歧視上。
雖然沒像古希臘的先哲一樣把“同誌”之戀推崇到精神境界,中古時代以前的中國人對同性之愛的態度是相對寬容的。男男相戀的記載不絕於史,“餘桃” “斷袖”的風流早就融入了我們民族語言和文化的肌理。然而同性之愛到底不被社會主流廣泛接納的。成為別的男人性對象的男子深受社會歧視,到了明清兩代,甚至有法律明文規定這樣的男人不準參加科舉考試。於是同性戀變得中國社會的很多事情一樣,成為可以偷偷地做,卻不可以公開地說的禁忌。這就是為什麽秦可卿一聽秦鍾說起鬧書房的緣由就加重了病情,因為他和香憐、玉愛勾搭的事情被金榮鬧大後,她擔心弟弟沾上同性戀的嫌疑,壞了一輩子的前途。
有清一代不許官員狎妓,男戲子(當時叫“相公”)成了社交場合的主力軍,也成為同性情欲合法的發泄渠道,進而形成了一種叫做“私寓”的製度,和以女人為主的妓院爭相輝映。但是男戲子的社會地位極為低下,見到妓女都要行禮請安。了解了這些背景有助於我們理解柳湘蓮的怒氣。本來被一個男人性騷擾已經夠窩囊了,薛蟠還把他當成了妓女都不如的“相公”,難怪柳湘蓮要胖揍他一頓解氣。
蔣玉函是個才色雙全的藝人,身為男旦注定了他被權貴玩弄的命運,書中明寫忠順親王離了他都吃不下飯。他這樣的男人社會閱曆極深,酒席上立刻能看出寶玉對他和別的權貴不同。雖然薛大傻子認定寶玉對他有曖昧的企圖,其實寶玉對蔣玉函和他對那些美麗少女的情感並無二致。而蔣玉函對寶玉則是感動,因為後者對他不是狎玩,而是欣賞,所以和他互換汗巾,以表謝意。等到忠順王府的長史到榮國府找寶玉索要蔣玉函時,一向“處窩子”的寶玉居然敢鎮靜地撒謊,說他不認識琪官,結果被人家從汗巾上看出破綻,這才交代了蔣玉函的下落。
長史一走,賈政就開始痛打兒子。寶玉不好好讀書倒罷了,小小年紀居然和下賤的優伶互贈表記,而且這個優伶還是當朝親王的禁臠,作為父親,賈政沒法不生寶玉的氣,再加上賈環事先進的讒言,越發讓他覺得寶玉不可救藥,非打不可。況且大張旗鼓地痛打寶玉一頓也是為了保護家族利益。忠順親王的勢力遠遠超過一個傳了三四代的國公府,如今認準寶玉動了他的禁臠,正憋著一肚子妒火和醋意,不好好處罰寶玉一下,肯定會惹得老王爺對整個賈家都有看法。
以坦率而不淫穢的筆墨,《紅樓夢》寫出了當時社會的風俗禁忌,也寫出了生活的無奈和吊詭:最有龍陽之興的是忠順親王和薛蟠們,因為有權有錢有勢,不管如何耽於同性性愛,都不受社會輿論的歧視和排斥。而蔣玉函和柳湘蓮們,因為美貌,主要是因為無權無錢無勢,要麽得承受這些王爺富豪們從人格到肉體的雙重蹂躪,要麽得背井離鄉到異地流亡。中國傳統社會的不公平和不道德由此可見一斑。
除了男性之間的性愛糾葛外,《紅樓夢》還觸及了女人間的同性之愛。小戲子藕官因為扮演小生,先後愛上了和她配戲的小旦藥官、蕊官。這些天真未鑿的女孩子從戲台上的假鳳虛凰演變成了生活中癡心愛侶。她們的行為雖然在別人眼裏有些犯傻,可是獨合了寶玉的“呆性”,令他“又喜又悲” ,又“稱奇道絕”。藕官的故事顯示了作者對真心的同性之愛的理解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