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吳敬璉先生對“反對改革”的憂慮

關於吳敬璉先生對“反對改革”的憂慮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提出了對“反對改革”的憂慮 (見附
    文)。筆者對吳先生憂國憂民之心表示敬意但對他的具體觀點則有些不同意見。
    
    首先，我認為吳先生的“反對改革”是一個比較籠統的說法不夠嚴密，因為“反對
    改革”可以有幾種解釋。一種解釋是說對“改革”作為一個戰略決策和戰略方向的
    反對，還有一種解釋是對具體的改革方案的反對。我認為這兩種解釋下的“反對改
    革”都不值得憂慮。
    
    我認為多年的改革實踐和理論探索還是有成果的，也贏得了相當大的支持。因此如
    果有些人想反對把“改革”作為一個戰略決策和戰略方向，這樣的反對不會獲得太
    多的支持，因而也不會影響到“改革”作為一個戰略決策和戰略方向繼續進行。所
    以對這種解釋下的“反對改革”不需要太憂慮。
    
    對於具體的改革方案提出反對意見，我認為不但不需要憂慮反而應該鼓勵和提倡。
    隨著改革的深入，任何改革方案所牽涉到的利益分配都變得越來越複雜。如何使改
    革方案變得合理，贏得最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呢？我認為就是必須鼓勵和提倡受到影
    響的各個利益群體充分地表達意見，特別是反對意見。隻有這樣才能使改革方案充
    份考慮到其影響的範圍和性質，從而尋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協結果。鄧小平同誌
    曾經把改革生動地比喻為“摸著石頭過河”。這就是說“改革”不是以某種先驗的
    理論為依據的而是在實踐中探索出來的。既是一種探索就不可能保證一開始提出的
    改革方案就完美無缺。隻有鼓勵和提倡人民群眾提出反對意見，才能逐步加深對具
    體改革方案的優劣長短的完整認識，也才能通過對改革方案的逐步修正尋找到較為
    合理的改革方案。對反對意見動輒加之以“反對改革”的大帽子，企圖壓製和封殺
    反對意見，簡單地靠行政權力和話語霸權來推行改革，很有可能隻會使不合理的改
    革方案長期得不到糾正。“不成功”的醫療改革和過高的高等教育收費就是具體而
    深刻的例證。吳先生說“改革當然要付出成本”，那麽隨之而來的就是如何使社會
    各階層合理地分攤改革成本的問題。成本分攤的合理性最終還是要由各個利益群體
    的爭論和妥協來達成而不可能靠少數專家學者或政府官員們拍腦袋決定。對改革方
    案提出各種反對意見就是這個爭論和妥協的過程。隻有這樣的過程才能解決好為誰
    改革和為什麽改革的問題，才能真正實踐“以人為本”，使改革成為造福千百萬人
    民的偉大事業。
    
    對附文中吳先生的幾個觀點，筆者也願冒著“反對改革”的帽子提出一點不同意見。
    
    
    “彌補市場缺陷”不是也不應該是一個口號，而是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必須麵對的問
    題。以掩耳盜鈴的方式企圖忽略這些問題隻會使改革偏離“使廣大人民群眾獲得更
    多實惠”這個初衷，更可能危及社會穩定使經濟改革失去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
    護。一味地迷信“看不見的手”而不考慮這隻手的具體影響很可能把改革引入主觀
    主義的歧途。
    
    “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平均主義”）並不是兩個非此即彼的選擇。“計
    劃經濟”的某些缺陷不足以論證“市場經濟”的正確性，更不應該據此掩蓋在某些
    領域內市場經濟實際上導致資源分配並不合理的事實。
    
    吳敬璉先生作為經濟學界的名家泰鬥應該已經習慣了學術上不同意見的爭論，卻對
    老百姓對改革的不同意見多所憂慮，我看是大可不必的。
    
    漁樵閑話
    二○○六年一月
    
    
    附：吳敬璉稱既得利益集團和貧困群體可能反對改革
    
    　“什麽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
    在反市場體製上結成聯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
    命運會就此改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今天在《財經》雜誌2006年年會上，出人
    意料地用這一段話來結束自己的主題演講。
    
    　　一向以理性著稱的經濟學家因何動了感情？吳敬璉言語間隱含著深深的擔憂。
    日前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收入不平等有兩個可能的來源：一個是機會的不平等，
    一個是結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國社會貧富懸殊，主要來自機會的不平等。他解釋，
    就像貪官汙吏通過盜竊公共財產，通過買官賣官，很容易就成了千萬、億萬富翁。
    但現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結果的不平等，於是就要限製國企經理的最高薪酬，對一
    般的富人征高額稅等等；還動不動就要“向富人開槍”。這種說法和做法不但沒有
    抓住要點，還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後果。貧富懸殊，是腐敗、是用權力換取收入，即
    權力尋租造成的。”
    
    　　事實上，貧富差距的擴大正成為許多政策權衡的焦點。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
    控，國企MBO的“放與收”等等，這些爭執的背後隱藏著同一個問題：當貧富差距已
    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時，是通過扶持弱勢群體，加速深化改革，解決市場經濟中的
    不公平現象，還是走平均主義的老路？
    
    　　在改革開放20多年後，在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貧富差距加劇，增長
    方式粗放，發展不平衡等一係列深層次矛盾已到了必須解決的關頭。如何破解這些
    矛盾？是走回計劃經濟的老路，還是深化改革、繼續走市場經濟的道路？這決定著
    億萬人的命運，也考驗著政府的智慧、經濟學家的良心。
    
    　　吳敬璉為解決這些問題開出的藥方針對著12個字：“增長方式、市場機製、政
    府職能”，而轉變政府職能是破解矛盾的支點。他指出，“目前政府職能錯位相當
    普遍，一是越位，二是不到位。不該管的管；應該管的，管得不夠或沒管好。看得
    見的手壓住了看不見的手。”
    
    　　吳敬璉不讚同為考慮改革成本而放慢步伐的做法。“改革當然要付出成本，從
    過去的經濟結構調整到新的經濟結構當然是有成本的。但不改革也要付出成本。因
    為舊的價格機製應該市場化，但沒有市場化，給我們很多錯覺。”
    
    　　他分析，“電解鋁為什麽上得這麽多？重要原因是供電價格。90年代給電解鋁
    企業優惠的電價，客觀上起到了誤導企業的作用。”電解鋁企業表麵賺錢，但如果
    考慮資源消耗的實際成本，是賠錢的。“改革不能太快，但改革太慢，成本也很高。
    像這樣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地虧損，也不行。”
    
    　　他說，製定九五計劃時就提出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轉變的結果
    不如人意。以至我們每一次經濟加速發展，保持9％以上的增長率，但很快就出現資
    源緊張，經濟過熱。主要原因是有四個方麵的問題。其一，各級政府在土地、信貸
    等資源配置中仍然有過大的權力。其二以GDP增長為主的政績標準。其三，財稅收入
    的增長主要依靠生產型增值稅。其四價格扭曲。
    
    　　“高度扭曲的土地、水、信貸資源都是行政定價過低，引導經濟活動的參與者
    以浪費資源的方式提高增長率。”因此他認為，轉變增長方式的關鍵是：將以行政
    配置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變為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