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朝栗子的博客
隨心所欲不愈矩,自得其樂
“世界經濟持續穩定的成長與發展，是全球和平與安全之所係，因為衝突的引爆點往往深埋在社會經濟的剝奪與資源分配不均之下。”
——馬來西亞前副總理安華
過去在建國初期礙於有限的資源和財力，中國政府提出了計劃形經濟體製：國有企業製度及城鄉二元體製。
在50年代後期《人民日報》的社論上曾呼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其目的是為了鞏固計劃經濟體製而為了防止農民未按計劃自由流動造成政府有限的資源被無效的配置。
今天所提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卻是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製度，把農村建設發展拉到和都市發展成同一水平線而產生，檢視的高度和政府所需投入的大量財力物力皆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回顧二十世紀之初，共產主義為世人描繪出一幅烏托邦景象；而現在人們才務實地體悟單憑共產主義口號解決不了貧窮，隻有自由市場經濟體製才能為大多數人謀求最大的福祉。1970至1990年間，亞洲逐步走上市場經濟之路後，整體人口數雖然增加了2/3，但赤貧人口卻整整降了55%，是人類有史以來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如此眾多的人口掙脫貧窮的外衣束縛。
依照先進國家的常態，人們從鄉村遷移到都市，再從都市搬回鄉村，然後周而複始。這種遷徙有時引人矚目，有時隻在人口普查記錄上留下雪泥鴻爪。隨著產業的興衰，城鎮也生生滅滅。但對中國來說，這些曆史的經驗法則並不適用。
全國各地的農村貧民從鄉村一波波湧入城市，如果現況持續，這種人口大遷徙除了迫使政府采取新的因應對策，也將改寫中國社會的特質與環境。
在這股大趨勢的背後，社會與環境成本是無法估計的。內地的各大都市尤以北京上海早已車滿為患，縱使實行限日限車牌或是大幅提高汽車關稅及牌照稅對於擁擠不堪的交通仍舊緩解有限。至於空氣、環境的汙染、失業和就業不足問題更是有如潮流般盛行，國民住宅、水源、電力和交通設施的短缺隻要景氣稍一好轉又會成為令政府頭疼的問題。
在許多人心中，都市就是現代化全球化的表現。縱有百般缺點，在大都市裏討生活的農民還是覺得比農村的就業希望及賺錢機會更多，也不會因為自己受到了二等公民的待遇而繼續呆在鄉下坐以待斃。
“我們在農村裏隻看見越來越多的墳墓及等著進墳墓的老人們！”這是從農村出來的年輕族群共同的感受和心聲。若是無法讓農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權利，擁有同等的機會，這股都市移民潮勢將持續發生。當整體經濟環境好的時候，這群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因為有工作保障及相對於農村更好的收入待遇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提供了源源不絕的低廉勞工，奔流四方協助各地市的建設如火如荼的進行。
隻不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當國內的經濟及出口外銷產業仍維持高成長率時，這股有如巨型緩衝器般提供都市發展急需的勞動力，同時亦緩解了農村的經濟壓力。
但一旦當經濟出現遲滯甚或大蕭條時，這個巨型緩衝器就成了隱形的不定時巨形炸彈了。一旦這一大批時時擔憂飯碗不保的邊緣人所組成的流動人口無法在城市謀生，輕則影響市容及治安，製造都市髒亂和壅塞；重則容易引發大型抗議示威，造成社會動蕩不安，降低外資投資意願甚至導至政權的不穩。
由此可知，設法提升鄉村的生活水平，從事農村改造計劃，改善住屋，教育以及醫療保險等設施才能有效地舒緩城鄉生活水平及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它的社會意義是巨大而深遠的。
中國政府若希望未來能維持穩定的GDP成長率，城鄉二元體製改革推動的成功與否便是最關鍵的部分。
現在全中國人口數按官方數字統計是13億人口，其中 9億農民——也就是70%是農村人口。若是未能妥善照顧，安置及提升他們就業的機會與收入，就等於忽視了70%的百姓的需求，讓他們的生活水平遠低於都市的平均線之下。
倘若中國政府能及早采取相應措施，有效的提升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這股未來龐大的消費力才是真正潛力無窮，擴大內需的主要戰鬥力量！
厲以寧教授曾提到：“目前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大大低於城市。2005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倒67177億元，其中城市消費品零售額45095億元，占67%；而占大陸大多數人口的縣及縣以下消費品零售額才22082億元，僅占33%。由此可見農村消費市場相對狹小，直接影響了中國內需的擴大。”
所以政府的行動不但要來的早更要來的巧：方法必須非常穩當有步驟，並具備現代觀及未來觀。
以台灣為例，台北是全中國第二大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密度：15200人/每平方公裏土地，麵積：376平方公裏。台北還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總人口570萬人，擁有龐大的科技產業，其設計能力，電子製造業都是世界第一流的。
而奠定台灣在1953年後三十年間經濟快速成長及高GDP的背後功臣則是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成功的推行三階段的土地改革，安定農民心理，提高農民地位，改良耕地利用，徹底改善農民生活所致的成果。
台灣當時和大陸最大的差異是這個麵積三萬六千平方公裏的島嶼是個農業島嶼，農民在總就業人口中約占97%。
經由當時陳誠省主席及國民黨政府的全力推動，第一階段實行三七五減租：規定地主向佃農收租時，總租額不得超過正產物收獲量的百分之37.5%，且租期至少6年以保障佃農耕作土地的權利；除非佃農連續兩年不繳地租才可以回收土地。
據當時的報告，減租之後當年度台灣的稻產量增加28.67%，糧食總量更增加了45%之多！
這就證明了當農民知道耕重的收入2/3是自己所得時，他便會全心投入；總產量和產質便大幅提升。
當農民所得大幅提高之後，便開始實施第二階段的公地放領：根據1951年立法院通過的《台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政府決定把公營企業所擁有的公有地的一部分發放給佃農。
總計至1975年為止， 第一及第二階段的土改措施使得農地麵積增加13%；農民購地麵積也增加了一倍之多。當台灣的農民生活都富裕了起來,再推行第三階段的”耕者有其田:讓農民得以以低廉利率同政府款貸購買土地耕重,從佃農搖身一變而成了”自耕農”毫不費吹灰之力便完成了土地改革後的財富重新分配. 現今台灣許多大地主及地產巨子就是由原本自耕農身份搖身一變而成的,包括許多金控家族皆是.
最為重要的是國民黨政府在此次改革中徹底實施土地改革及有形資產的重新分配並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因此得到了廣大佃農的支持，這才穩定了其在台灣執政的基礎。
再以印度尼西亞為例，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世界頂尖的趨勢預測家及吉隆坡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顧問)，在他的著作《亞洲大趨勢》（《Megatrends Asia》）裏指出：印度尼西亞政府如同早期台灣政府一般將農村發展當作首要任務看待，所以推行的政策皆以有利農民提高收入為主。其中包含稻米保證價格，灌溉設備的投資，肥料與殺蟲劑補助等。
從1960年至1980年間印度尼西亞農業產值每年皆成長4%。
除此之外，印度尼西亞政府在大部份農村及早實施農民貸款及推動農業信用方案，並因此成立了印度尼西亞人民銀行，該銀行至今己服務超過三百多萬農民就業，並且大幅減少了貧窮線以下的人口，這才造就了近年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繁榮。
1971年印度尼西亞有六千八百萬貧民，至1990年雖然印度尼西亞整體人口增長了一半，貧民數卻降為一千八百萬，為原先的1/4左右。
如同台灣一般，印度尼西亞已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商都市化社會。
對這兩個政府而言，現在最大的考驗是如何留下有生產力、灌溉係統良好的稻田，並提升農作物單位麵積的總產量及質量，藉以發展優勢及高毛利的農作物生產，例如：花卉，茶葉，中藥材等，而不讓這些肥沃的田地被人為炒作變更為商業、住家或其它用途用地，以換取豐厚的土地變更增值利潤。
近年來最大的趨勢之一便是亞洲這些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商都市化社會的國家及地區如台灣，印度尼西亞，韓國，甚至包括內地沿海省份皆已由稻米出口國轉型成為進口國，原本堅守的糧食自足政策還是抵不過工業化的發展而成為昨日黃花！
當全球暖化現象越演越烈，世界各地的氣候完全脫離以往預測的常軌運行時，越來越多的天災人禍毫無預警地到處竄演，缺糧食的情況將會是未來全球的領袖們的首務之急。
《史記．管仲列傳》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而明代沈采的《千金記·起盜》則說：“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都直截了當的點明了人類生存的最基要滿足的條件是溫飽，其次才能談到其它更高層次上的追求。
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是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他一九四三年發表的《人類動機理論》(《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一書中對人的需求結構進行了研究，認為人的需求按重要性和層次性從基本的（如食物和住房）到複雜的（如自我實現）排成一定的次序。當人的某一級的需求得到最低限度滿足後，才會追求高一級的需求，如此逐級上升，成為推動主體繼續努力的內在動力（附注一）
由此可知，隻有當絕大多數農民都有了最低生活保障，生活溫飽己不成問題後，再推動農村的教育普及及專業技術提升便相對容易的多。
農業人口就地消化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人均耕地麵積小得可憐，不可能靠這些有限的農地維持體麵生活,所以還必須倚賴政府著手解決農民土地轉讓問題及針對土地的配置做到全國城鄉統籌和完善架構農民的社會保障及醫療保險製度.
提升農民及農民工的技術層次和產質則是中國政府提高農民所得,得以進一步推動城鄉一體製的重要突破口. 提升勞動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例如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或是技術層次的提升;換句話說便是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才能促進產業升級達到經濟轉型的終極目的.
近十年間亞洲經濟的快速成長造成專業技術型的勞工及廉價勞工嚴重短缺.尤其是在全球金融風暴之後,歐美失業率仍高居不下而經濟複蘇力道並未如預期強勁,原本全球經濟成長的引擎幾乎全仰賴美國消費者的先消費後付款的習性.他們以以低廉的代價取得資金,消費來刺激全球經濟成長.
但現在美國的儲蓄率已達5%，等於一年減少約七千億美元的消費。過去靠外銷市場，致力於出口，賺取貿易順差累積財富的亞洲國家像是中國內地及台灣，皆極需修正過去經濟發展中的過度不均衡：高度的儲蓄率與低消費，以及日異懸殊的貧富差距。
在重回均衡之路上，中國不能再靠過度倚賴出口，而是必須盡量靠內需消費來維持經濟的高成長。要增加內需消費就必須先行解決城鄉二元體製所造成長期以來城市和農村居民間的不平等待遇。當我們擴大了就業,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收入,加快了社會保障的城鄉統籌製自然就解決了大多數百姓的後顧之憂.當大家溫飽之後自然會開始享樂消費進一步再擴大內需市場了.
至2008年底，中國的外匯存底巳高達1.94兆美元，名列世界第一。
高速成長的GDP及劇幅增加的外匯存底令西方國家眼紅窺覦，遂引發了中國威脅論之說。西方關心甚至擔心中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造成一貫由歐美強權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及國際秩序產生威脅，進而挑戰戰他們的霸權。
唯有把過去全民辛苦賺來的廉價勞力血汗錢加速花掉才能趨吉避凶，免於一直被其它赤字國家要求疏困及金援，其中尤以美國為甚。
巨資買美國國債的下場多半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隻要美元一貶值我們就等於以等比例的幅度和金額在替他們過去的虧空和揮霍買單！
由此可知,花錢不但要花在刀口上還要花的讓自己開心及能替自己買到未來持續增值的空間才有意義.
中國經濟要做到持續性均衡性發展就必須把外匯存底做妥善的分配及運用:養老保險由中央政府全國統籌，加強農村基礎建設,醫療,教育,保險,宅基地置換,融資體製及管道的開通上才能讓全國2/3的人口沒有後顧之憂地敢花錢消費;這樣才能長久且持續地刺激內需市場的高成長率.
當農村的基本生活所得被妥善保障,生產力被有效的提升和轉移,促進生產要素按照最佳效益配置原則及市場需求在城鄉之間自由的調節,久而久之自然能形成城鄉發展間的良性循環,最終戶籍統一,實現人口流動自由化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長期以來因實施城鄉二元體製所造成社會不公平的待遇及不對等的現象引發了社會深層的不穩定及距離感.
而衝突的引爆點往往深埋在社會經濟的剝奪與不均衡之下.許多在己開發中國家罕見的詞匯例如北漂,農民工,盲流,鳳凰男等等因而誕生,一再加大城市和鄉村居民之間的隔閡及彼此價值觀上的分歧及對峙感.
這對創造社會主義新中國穩定發展的基石絕對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在任何已開發國家中,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通常是動亂衰敗的前兆.
要平衡中國當下的社會貧富差距主要看農民,農民工及其眷屬們是否得到公平待遇.
公平的定義是什麽呢?就是讓最需要的人得到幫助!因為他們不但占了2/3的全國人口比例,更是弱勢群體的代表.
東西方過去所有偉大的傳統觀念都是以人的尊嚴為上：人民的自由，安全與發展才是最為重要的。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倫理道德則是文明的基礎。
但當農民及農民工長期在不對等及次國民待遇下求生存，無形中對自己所處困境所感受到的無力及挫折感更是加重了他們內心的憤恨不平，及對城市民眾的敵對心態。對於這樣長期處於失衡心理狀態下的民工們，我們又能如何要求他們注重禮義廉恥不要急功近利，凡事向錢看呢?
當他們長期眼紅於重點都市民眾的高人均所得時，以他們的低知識水平又如何能做好自我管理：不會為了謀取暴利而做出危害社會人民的事件呢?！三鹿毒奶粉事件即為最好的例子。
或許印度最大的軟體公司Infosys的董事長穆爾蒂 (N.R.Narayana Murthy)所提出的慈悲的資本主義者 (compassionate capitalist：compassionate captitalist is capitalism in mind， socialism at heart): 資本主義的外衣下覆蓋著社會主義悲天憫人的胸襟!可以算是一種最好的解答吧!
按照中國人通俗的說法即是：披著羊皮的狼或是掛羊頭賣狗肉，但其核心價值：財富必須先藉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誘因被創造出來，才能再被合理的分配及運用.
現今仍存在巨大貧富差距的國家像是中國及印度，近年來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因,社會主義為果的運作方式使其人民快速精準地擺脫階級之分和貧富懸殊的弊端，創造出均富和諧的新社會
克勞斯茲默曼(Klaus F Zimmermann，柏林德國經濟研究所所長，2000年至今），在最近發表於英國《金融時報》上的《關於社會人口結構》一文中，針對東德的GDP隻及西德水平的70%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他認為主要原因不在它曾實行共產體製，而是其農村式的低密度人口結構。
簡單的說，經濟價值隨著人口密度增加。企業交換創意愈頻繁，合作愈密切，生產力和所得就愈高。
這個論點不隻適用於德國，而是放諸四海皆準。
這同時意味著真正造成一個國家內各個省份區域GDP的高低落差是在於它人口密度及其是否高度連結而產生的區別。
當前中國政府的施政最大的考驗即是如何讓全國各省的低人口密度鄉鎮村落皆能逐步發展，像全國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深圳般的繁華似錦，車水馬龍（密度：17150人/每平方公裏，土地麵積：466平方公裏，人口：800萬），作為全國第二大港口城市的深圳，同時亦是全國的製造中心和第一個主要經濟特區。
若是如此，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的領袖國家自然不是南柯一夢而是指日可待了。
最後我以經濟學的角度來闡述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一個漁夫和一個富翁的對話》(附注二)，做為我對城鄉二元體製改革深遠影向所下的評論：
漁夫和富翁就如同陶朱公範蠡和美國著名政治家富蘭克林，兩個不同的人，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放在一起說好像互不相幹，但他們在人生某個階段都扮演過相同的角色，但他們設定人生的坐標則完全不同。
範蠡隻想過他自已的日子，如同漁夫一般; 富蘭克林則是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獻精神建立未來的社會，好似富翁一樣。
就如同他們從商所得，雖然一樣毫不吝嗇饋贈給別人，但方法成果卻有天淵之別；範蠡贈給鄰居，富蘭克林用於建造社會能力，推動人們更有遠見，能力，動力和衝勁。範蠡改變自己遷就社會，而富蘭克林則是推動社會的變遷。
有能力的人可以為社會服務，有奉獻心和遠見的人才可以帶動社會進步。
推動農村加速改革，使之和城市的生活條件及水平拉成一致便是有奉獻心和遠見的行為，就如同富翁建議漁夫應該不斷地下海捕魚再買船再捕更多的魚再換更大的船……周而複始的下去直到做不動為止。
雖然漁夫仍然可以選擇偷懶，一人吃飽即全家吃飽，日日曬太陽頤養天年好似範蠡,亦代表了當我們滿足於當下沿海大都會區的繁榮景色便心滿意足不思進取了。
但就富翁所提出的建議而言即為市場經濟體製的終極目標做了最好的詮釋。
其中透過辛勤工作及不斷交易所創造出來的龐大商機和就業機會替未來二十年GDP種下了穩定成長的善因。同時更替後世的炎黃子孫們準備了充足的有形及無形資產，奠定了更高的世界立足點！
最終會留下雪泥鴻爪的不會是自得其樂的漁夫而是藉由自由市場經濟體製推動城鄉二元體製改革成功的富翁們！這些默默耕耘的理想社會主義者的大名會永遠記載在中國曆史的碑文上令後世子孫緬懷不已。
附注一：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
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一、生理需求，是個人生存的基本需求。如吃、喝、住。二、安全需求，包括心理上與物質上的安全保障，如不受盜竊和威脅，預防危險事故，職業有保障，有社會保險和退休基金等。三、社交需求，人是社會的一員，需要友誼和群體的歸屬感，人際交往需要彼此同情互助和讚許。四、尊重需求，包括要求受到別人的尊重和自己具有內在的自尊心。五、自我實現的需求，指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自己對生活的期望，從而對生活和工作真正感到很有意義。
附注二：一個漁夫和一個富翁的對話
富翁看漁翁在岸邊曬太陽，說，你為什麽不下海多打些魚呢。漁翁說為什麽？富翁說可以賣錢買大船打更多的魚。漁翁說以後呢？富翁說可以買更大的船打更多的魚。漁翁又問以後呢？富翁說以後便可打更多更多的魚買更大更大的船了。漁翁問為什麽。富翁笑：到那時你就可以不打魚曬太陽了。漁翁笑：我現在不是不打魚在曬太陽了嗎？
哇！沒想到在這兒長了學識。耕者有其田一百年了。國內是越來越離得遠了。要是黨看到此文會怎麽想呢？10/27/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