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的時候常常會在一個不相幹的地點,不相幹的時間,想起一個不相幹的人來。今天坐在回家的公車上,夾在一群金發碧眼的陌生人中間,昏昏欲睡。忽然這周圍異國的嘈嘈人聲象背景音樂一樣地隱了去,我腦海裏浮現起了一個很多年前認識的人,象顆流星一樣和我的生命隻相交很小一點的人。
她是我記憶中最初對美的印象,麵容其實已經模糊了,根據那時的審美觀推斷,應該是瓜子臉櫻桃嘴一類的罷。那時美的人是真的美,因為很少矯飾,所以我至今仍然毫無根據地相信當時的印象。她家住在弄堂口第一號,沒有工作,老公比她大十好幾歲,是在澡堂子裏給人擦背,修腳的,從事賤業心懷不滿,於是弄得脾氣很暴,罵起老婆來聲音如雷灌耳,動手也是家常便飯。她倒是平時為人很和善,特別喜歡小孩子,常常站在門口拿一把零食,象招小雞一樣地引誘我們去她家玩。零食對我們有著無窮的吸引力,她的模樣也教人喜歡,可是她家居然是個禁地,幾乎所有的父母都不許孩子上一號去玩。於是我們的好奇心被無限地勾了上來,小孩子問起問題來是沒完沒了,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大人被纏不過,於是壓低了聲音說:“她是女流氓。”
這個詞令我們駭然。那時候的社會風氣是多麽的好,遇到流氓大大低於遇到雷鋒的概率,那時候我們認為除了香港台灣,中國別的地方的流氓應該全死絕了。而我們弄堂裏居然就有一個!還是女的!多麽恐怖,又多麽令人興奮啊!她的家一子變得神秘無比,成了小孩們偷窺的對象和吹牛的本錢。一霎時謠言四起,說她家裏有全套的胭脂口紅,蛤蟆鏡,喇叭褲,反正和電影裏女特務的裝備差不多,還有大點的孩子說看到了鄧麗君的黃色歌曲磁帶和黃色小說手抄本等等。每說一樣,我們就誇張地“哇”一聲,雖然有些東西我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什麽,總之不是好東西就是了。最後竟然還謠傳在她家見到了死人骨頭,後來事實證明這完全是無稽之談,那個吹牛的小孩是看了射雕裏的九陰白骨爪受刺激了。
一個無聊的夏日午後我在弄堂裏閑逛,天熱得讓大人受不了,隻有小孩子才有發泄不完的精力。我下意識地逛到了她家門口,卻正撞上她坐在門口,搖著一把蒲扇。她對我笑,邀我進去,還來拉我的手。我的心裏又害怕又激動,糊裏糊塗地就跟她進去了,也許是喜歡她身上雪花膏的香氣吧,至今我依然懷念那種便宜雪花膏溫和的俗香,一聞到它我就會回到那條早已消失的弄堂。
我隱隱覺得她的確是和“正經女人”不一樣的。那時候我們的好媽媽們似乎都隻有在皮膚凍裂了口之後才塗一點蛤蜊油之類的東西,而且無一例外地教育我們愛美是可恥的。而她的床頭櫃上赫然擺著珍珠霜,香粉和頭油,我好奇地拿來看了很久,至今記得那瓶頭油是雙色的,上麵透明,下麵粉紅。我本能地喜歡這些東西,很想試試看,同時心裏又覺得無比羞恥。她好象看出來了,笑咪咪地拉我到大櫥鏡子前,拿出口紅給我塗,又用口紅在手掌上畫了個十字,抹勻了當胭脂用,最後還在眉心給我畫了個小紅點。我覺得自己非常非常漂亮。我偷偷地舔嘴唇,嚐那脂粉香。我在鏡子前轉來轉去,想要跳舞。突然覺得自己是一個幸福的人。
那天她還給我梳了新式頭發。好象是叫‘百結辮’?記憶中很複雜的樣子。
可惜在回家前必須把這一切都毀掉。盡管如此,心裏還是很有罪惡感,瘟頭瘟腦地吃了一點飯就睡覺了。遺憾,失落,愧疚和害怕,一並讓我感受到了。我一度懷疑自己是否在走向深淵(當時的一部外國電影教會了我這個複雜的詞)
我迷途知返,再也沒去過她家,對別的小孩也絕口不提我的曆險。
我上小學的時候,聽說她生了怪病。後來聽說她死了,死得很離奇,她老公很快又結了婚,被人說了好一陣子閑話。在她家門口的花圈上我才得知她的名字叫佩玉,很是文雅的名字,想來父母也是讀過書的。後來從父母鄰居斷斷續續的議論中得知了關於她的零星故事,她當年也是知識青年,進過國營大廠,和廠裏一個團支書談戀愛,竟然把肚子搞大了。那時可是天大的作風問題,大概是團支書出身和表現都好的緣故,一來二去把責任都推到了她身上,加上她平時也是穿過高跟鞋,參加過地下舞會的,一切都教人相信是女流氓勾引了我們的團支書。女流氓對此好象也沒有提出異議,於是就被開除了。既然已經被家庭和單位所拋棄,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個男人。匆忙中就嫁了那個修腳師傅。其實論理她這種‘破鞋’,連修腳師傅也是不會要的,不過好在那個修腳師傅的家世也不清白,文革時父親給鬥死了,她媽靠幾個姘頭接濟養活三個孩子。有一次被兒子撞見了大鬧一場,當天就上了吊。這女人死了以後仍然得不到兒子的原諒--要不是她他也不會淪落到娶個女流氓。他從結婚的那一天起就立誌對妻子壞,直到她死為止。
我從那傷懷日,寂寥時的白日夢中醒來,看見周圍染發,穿鼻環舌環的少年張揚女子,不禁想起多年前那個“女流氓”。現在說起她的事情來象是過眼煙雲,沒有親曆過的人也許還會覺得很荒誕,可那對一個人來說竟是真實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