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

七、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
在這裏要說一下關於5月16日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
鄧對我5月4日在亞銀會議上的談話是很不滿意的。但他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73】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搬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我在十三大以後會見外國領導人，特別是兄弟黨的領導人時，總是要把鄧雖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們黨內主要決策者的地位並沒有改變這一情況通報他們，這差不多成了慣例。4月在朝鮮也向金日成【74】通報了。不同的是這次比較突出，在電視、報紙上作了公開報道。我為什麽這樣做？自從李鵬等人把鄧4.25講話公開傳達後，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議論，學生、青年對鄧極大地不滿。由於對他談話內容的不滿，進而對他目前所處特殊地位進行非議、攻擊。我聽到不少這樣的議論：政治局常委為什麽要向不是常委的鄧小平匯報？這是不符合組織原則的。甚至還流傳所謂“垂簾聽政”【75】等等指責的話。當時，覺得對這種情況我有必要站出來，加以澄清，加以說明。
5 月13日（戈爾巴喬夫來華的前兩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會幹部對話時，當場有人向我提出了這類問題。當時我回答這是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作了說明。我們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重大事情要向鄧請教，這是為了整個黨的利益。因為鄧的政治智慧、政治經驗比我們常委任何人都豐富。當時的效果是好的，那個提問題的工人再也沒有說什麽話。因此我考慮，如果通過報道說明這個情況，對於維護鄧的形象會有好處。至少說明不是鄧要攬這個權，而是中央一中全會共同議定了這一條。因此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便告訴他，我們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做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我們仍需要鄧來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重大問題上總是向鄧通報，向他請教。鄧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的決策。本來十三屆一中全會還議定，我們不僅是向他請教，向他通報，而且他還可以在家裏召集會議，重大問題可以由他來拍板。我考慮到群眾的接受程度，有意識沒有說第二點。我認為這樣公開說明對鄧是有好處的，至少說明在組織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當時促使我這麽說還有一個原因，這次戈爾巴喬夫來訪是中蘇高級會晤，主要標誌是表現在戈同什麽人會晤。當然中外都知道，所謂中蘇高級會晤，應是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的會晤。但是戈是蘇聯蘇維埃主席和黨的總書記，而鄧不是國家主席又不是總書記，隻是軍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內心就是想一定要明顯地表現出中蘇高級會晤是戈鄧會晤，不是戈與其他人的會晤。既要表明這一點，又要避免出現傷害鄧的言論。原來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張淡化處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報，不搞兩黨會談，要我在會見戈時說：“既然我們兩黨的總書記會晤了，兩黨的關係自然也就恢複了。”但在我會見戈的前兩天，5月13日我在鄧家裏談戈氏來訪的有關問題時，鄧說了一句話，說他和戈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複了。這和原來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鄧的這句話。正因為上述這些考慮，在戈鄧會晤後，我同戈爾巴喬夫會見的一開頭就說，他與鄧的會見，兩黨的關係就恢複了。他同鄧的會見是他這次來訪的高潮。接著很自然地我就講了鄧在我黨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
我的這篇講話，一舉解決了兩個問題：為什麽鄧戈會晤是中蘇的高級會晤；鄧目前仍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是中央全會決定的，組織上是合法的。我當時感到這次講得非常得體，既解決了問題，形式也很自然。
講話以後，開始聽到的是正麵的積極的反映，後來我才知道，鄧的家人及鄧本人對我的講話不僅不高興，甚而非常惱怒。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鄧為什麽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
是什麽人，如何在鄧麵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
我為什麽特別在意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張，不同的見解。因為我堅持自己的意見，甚至他們撤了我總書記的職務，我都可以理解。而這件事本來是好意，不管在“六四”問題上我同鄧有什麽分歧，這是政見不同。我總的感覺，在“六四”前，鄧對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為中國人，傳統道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講究品德、信義。如果在鄧的心目中留下這樣一個印象，覺得我這個人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為了自己而嫁禍別人。這不僅是對我很大的誤會，而且在他的內心裏也會非常不愉快，甚至很傷感情。這麽個老人，不久將離世，帶著這種印象走，我實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5月28日寫信給鄧，別的沒寫什麽，隻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作了些解釋和說明。但我隻說了上麵第一個方麵的考慮，即我是為了說明鄧和戈的會晤是高級會晤，為了說明這一點，就把鄧在中央主要決策者的地位說出來，這是很自然的。而未說第二個方麵的考慮，即社會上流傳他有點攬權，抓住權不放，不是常委還要繼續控製常委。我認為對社會傳言也要作個說明。但信寫出後，沒有下文。
我至今【76】仍然希望在他離世前（這是我七年前寫的記事），能夠了解我同戈那段話的真實原因。這不是為了讓他了解真相後對我的問題能有什麽鬆動，我完全沒有這種想法。我知道，即使他了解了真相，也不會有任何鬆動。我隻是想讓鄧知道，他長期信任並給予大力支持的我，盡管拒絕接受他關於學潮的決策，但並不是一個在緊急關頭犧牲別人而保護自己的人。我想這樣他的心情可能會好一些，我實在不願意他帶著這個誤會離開這個世界。但我知道這種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