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英傑”來信:
《水晶鞋與玫瑰花》由英國導演勃裏安·福爾布斯執導,1976年上映,用歌舞形式與真實場景相配合的藝術樣式,講述了“灰姑娘”與“王子”的愛情故事。《大眾電影》第5期介紹了這部“清新明快,別具一格”的影片,並附有彩色插頁、彩色封底。封底正是王子與灰姑娘相擁接吻的彩色劇照。
“新疆奎屯農墾局一二九團政治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問英傑看見此劇照後,“非常憤慨”,“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憤恨”之餘,致信編輯部,質問“你們在幹什麽”,並要求編輯部將他的來信全文刊登,“讓全國九億人民鑒別一下”。《大眾電影》在第8期上刊登了他的來信,留下了那個轉折時代的一份“精神標本”。
論理,電影中“王子”與“灰姑娘”超越門第等級的阻隔,追求個性自由、向往真誠愛情的故事,體現出來的“反封建”、“反壓製”、“爭自由”、“尋真愛”精神,即便在革命年代,無疑也是“政治正確”的。是什麽激怒了“問英傑”呢?
要害在於“接吻”!
在給編輯部的信中,“問英傑”連連發問:
難道我們的社會主義中國,當前最需要的是擁抱和接吻嗎?你們顯赫地刊登這幅影照,是什麽動機?是在宣傳什麽呢?難道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任務,黨的政治路線,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你們這樣宣傳嗎?難道九億人民大眾在新長征途中需要你們給予這樣的鼓舞嗎?……難道他們是需要你們給予這樣的精神刺激嗎?……你們準備把我國的青少年們引向何方呢?你們還有點中國人的良心嗎?還有點中華民族的氣味嗎?
在那個年代,“擁抱、親吻,留什麽男不男、女不女的洋頭,穿上什麽這樣那樣的喇叭褲、連衣裙,跳什麽‘磨肚皮’舞等等”並不隻是風化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政治對身體、衣著、情感有著嚴密的監控和規戒。如果身體、衣著、情感一旦複歸於個人支配,過去那套無孔不入、無所不能的強力政治也將冰消雪融,於是,尚且不肯逃脫出這塊政治冰山的人們就顯得惶恐而焦躁。
“問英傑”便是其中的一位,他雖未必意識到“接吻”與“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導”的隱約關係,但他卻表現出了這種症狀。他說:
毛主席剛剛逝世兩年多,我們有的人就把毛主席的教導忘得一幹二淨,就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了,就想篡改社會主義方向,就不堅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了,就不要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服務的無產階級文藝了。
《大眾電影》第11期上介紹了全國讀者來信的情況,自8月28日到9月15日,半個月時間裏,雜誌社收到全國各地讀者來信、來稿、電報共7122件。在已閱讀的5213件中,不同意問英傑意見的有5101件,讚同的有112件。截至10月15日,讀者來信多達一萬一千二百餘件,最多時編輯部一天收信700封。“讚同他的觀點的還不到百分之三”,“絕大數人的呼聲,是要求本編輯部繼續批判極左路線,掃蕩封建餘毒,做解放思想的促進派”。
問英傑的來信是一張“試紙”,檢測出了人們對“極左”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反感。看來,他請九億人們鑒別的結果是事與願違了。
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與問英傑大作同時配發的是一篇問答體文章。作者以曆史的眼光來看待“接吻”問題,他說:
我們長期受封建思想殘餘的影響,加上還有些條條框框,思想容易僵化。如果思想解放一點,這個問題是容易想通的。不妨展望一下,到21世紀回頭再來看現在這個封底問題,是否就有點像我們現在去看五六十年前不許女人露胳膊露腿一樣地可笑呢?(葉嘉:《一張封底劇照引起的對話》)
的確,與今天書刊報亭裏鋪天蓋地的性感、肉感、骨感的封麵女郎相比,那張接吻照實在是有點“小兒科”。
更有讀者以“革命導師”為例來反對以往對愛情的禁忌,“毛主席的作品就有愛情詞《賀新郎》”,“馬克思在寫給燕妮的一封信中,向她表達自己的真摯的愛情,不也出現‘擁抱’、‘親吻’的字眼?”《上甘嶺》裏戰士不也在唱“姑娘好像花一樣”?《列寧在十月》瓦西裏不也是和妻子抱吻告別嗎?
然而,是不是禁錮者就像他們表麵上義正言辭的那樣,不欣賞“接吻”呢?他們可以觀看“內部電影”,可以翻“禁毀小說”,可以“組織跳舞”,甚至搞得烏煙瘴氣。這真是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因此,呼喚接吻,支持接吻的意義便不可小覷。有人這樣說到“接吻照”的必要性和意義:
我認為《大眾電影》發一下衝破封建束縛、真誠相愛的一對戀人的照片,雖非“最需要”,也是有點必要。其必要性就在於衝擊一下現在還有市場的封建等級觀念,衝擊一下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觀念,衝擊一下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張維安:《首先要思想現代化》)
從“接吻照”引出的另一個話題,是應當如何評價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文藝形勢。
劉夢溪看出了問英傑信中的所指:
這哪裏僅僅是對一幅封底劇照有什麽意見,分明是對粉碎“四人幫”以來我國文藝戰線總的形勢甚至包括政治形勢,所作的一種估計。(劉夢溪:《要重視這股思潮》)
這兩三年的藝術成績和政治氛圍是“糟透了”,還是“好的很”?廣大群眾、文藝工作者又是如何評估呢?
寶雞市一位讀者在來信中寫道:
就我們寶雞市來講,原有六個影劇院,在“四人幫”橫行時,常常是門可羅雀,冷落蕭條;粉碎“四人幫”後,文藝園地百花競放,呈現出門庭若市、車水馬龍的景象。一個門可羅雀,一個門庭若市,這說明了什麽?(克左:《門可羅雀與門庭若市說明了什麽?》)
《大眾電影》第9期刊登了作家白樺與葉楠關於當前文藝形勢的通信,在通信中,白樺說:
我以為近兩年多的文藝作品的主流很健康,很豐富多彩!開始在大膽探索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嚐試著塑造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形象,題材的廣闊和藝術風格的多樣等等,都是空前未有的。消極的東西很少很少……
1979年6月6日,部分電影編劇、導演在京開了一個座談會,座談會上,針對寫工農兵題材就是為工農兵服務,寫現代題材就是為政治服務的“極左”思維,趙丹說,“究其根底,就是有一種‘理論’在那裏作梗,而且根深蒂固,難以動搖。”與會人員同意對建國三十年來文藝的經驗與教訓做一個總結。達成共識如下:
正麵的經驗就是要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反麵的教訓就是對文藝創作控製太死,調子太高,棍子太多。(本刊記者:《狠批極左路線,促進電影創作》)
兩個月後,《大眾電影》發表編輯部文章,文中稱:
三十年的電影實踐告訴我們一個真理:放則興,收則衰。這也就是新中國電影三十年的基本經驗。
“放則興,收則衰”這六字經驗是用無數藝術家遭受身心摧殘的巨大代價換來的,是用此前十多年來藝苑一片蕭條荒蕪的巨大代價換來的,這是藝術發展的規律,也是處理政治與藝術關係的一個準則。
“接吻照”引發的一係列論爭,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文藝形勢的評估,對政治與文藝關係的調整等問題的解決都不無啟發。1979年10月30日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鄧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不要橫加幹涉”論。這是黨在新時期對文藝創作的規律、文藝與政治關係最有價值的反思和認識,也是對黨的“雙百”政策的一種回歸,從而為此後藝術的繁榮生長提供了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