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19 2152 來源：南都周刊 http://www.nbweekly.com/culture/arts/201110/27782.aspx
臨到首演前3天，《金瓶梅》劇組接到一則禁令，演出被迫取消，巡演計劃就此中止。這部“有爭議”的芭蕾舞劇，到底演了什麽？禁令的背後，又是些怎樣的秘密？
藝術節大獲好評的現代舞劇《金瓶梅》，原定9月23日在成都首演，但主創團隊卻於20日晚被告知演出徹底取消。
特約記者_楊知宜 北京報道
9月底的那個下午，戲劇製作人韓江開始閑得發慌。他長久不曾體驗到這種來自空白的恐慌。過去一年半以來，為了一部如今最終未能在內地登台的舞劇，他已經習慣了終日的忙碌。
《金瓶梅》，這部曾於今年年初在香港藝術節大獲好評的現代舞劇，原定9月23日在成都首演，但主創團隊卻於20日晚被告知演出徹底取消。這是一紙不知來自何方的禁令，但它所蘊含的力量和意味深長，一下子把《金瓶梅》身後的演員和主創，從首演的喜悅推向茫然的沉默。
這次停演事件，似乎指向了表麵繁榮的戲劇創作背後那條隱而未現的“邊界”。
為什麽是潘金蓮
停演之後，韓江一次又一次被問到：怎麽想到去碰《金瓶梅》？
答案可以很簡單，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命題作文——四年前，當香港藝術節作為邀約方，滿世界尋找具有可能性的藝術家，當時的韓江作為內地頂級舞台燈光設計師，而王媛媛作為北京當代芭蕾舞團團長，他們在各自的領域裏被藝術節發現。
韓江和王媛媛最終應下《金瓶梅》的創作事宜是在2009年年初，此後，韓江擔任製作人兼舞台設計，王媛媛擔任編導，而王媛媛作為團長的北京當代芭蕾舞團，則是演出方。
對於創作，香港藝術節就是“徹底不管”的狀態，隻給你《金瓶梅》這個題材，具體用什麽形式呈現，如何呈現，包括劇情、音樂、視覺，一切都是未知的藝術，全看藝術家如何發揮。
這當然是極大的幸福，但同時創作所麵臨的空白也太巨大，這個時候，他們遇到了創作的第一個問題：如何將這本浩瀚的世情小說，壓縮在90分鍾之內？你 如何解決時代的背景和背後的細節，發型、服飾、雕梁畫棟，語言、肢體、起承轉合，《金瓶梅》有太多的可說，關鍵是你要說些什麽？
解決這個問題，主創們整整耗了半年的時間——潘金蓮視角的確定，使一切迎刃而解。也是從這個時候起，他們開始明確一點，舞劇《金瓶梅》不承擔講故事 的責任，它傳達的是一個女人看到的世界。而潘金蓮這根線被拎出，解決了由實到虛過程中如何用舞劇來表達抽象的體驗，“從潘金蓮的眼睛看去，一切都抽象了。 你一旦從一個女人的內心出發，一切就都可以幻化成任何東西，可以是一團墨，可以是一朵雲，視覺上是這樣，舞蹈、音樂都是如此，一切都打開了，我們可以賦予 她任何一種感受。”
編劇柏邦妮的加入則更加豐富了這一視角的細節，這個“80後”的“咆哮女郎”本身就是一個《金瓶梅》迷，她有《金瓶梅》各種版本，還有《金瓶梅》大 辭典、各種學術論文、春宮圖考以及各種相關的影像資料，“《金瓶梅》真正達到中國古典小說的一個巔峰，是最有現代意義的小說，這是大家公認的，它的寫作技 巧、寫作對象以及展開的日常生活那種整個的感覺，非常棒。”而為《金瓶梅》或者潘金蓮寫點什麽，則一直是邦妮內心深處的願望，毫無疑問，舞劇《金瓶梅》給 了她機會。
邦妮以她的大膽和追求“性解放”而著稱，她能夠在很多場合從容地談論“性”這個話題，甚至在簽給讀者的書上寫：祝多重高潮。邦妮常常會令王媛媛和韓 江感到驚訝，他們的每次碰頭都能帶來觀念的刷新，例如邦妮談到欲望一定是“有很多的水，不是幹枯的”，這使王媛媛產生修改李瓶兒西門慶秋千架那段舞蹈的想 法，“改成兩個人一直是在顫抖著黏在一起的樣子，是那種小肌肉，纖維性的感覺。你看水龍頭，壞了，它一直在那滴答滴答的，他倆（西門慶、李瓶兒）身上就一 直有這種感覺。”
王媛媛的每次改動，可能就是作曲杜薇的“災難”，常常是一個電話打過來，杜薇就又多了幾分鍾的活兒。2010年年初，王媛媛最開始找到杜薇時，她還 在為新版《紅樓夢》的作曲忙活， 但她不想放棄，就問王媛媛，你能不能等我一下？不放棄的原因是，杜薇覺得這個特適合自己的路子。關於路數，杜薇這樣解釋自己：有活色生香的那一麵，也有空 寂飄然的那一麵。
杜薇的第一個直覺是，《金瓶梅》裏一定要有鍾和鈴的聲音，“有一點我明白，那就是如果舞蹈是實的話，那音樂就需要更虛一些，更夢幻一些，鍾和鈴就是 這樣的感覺。”這種夢幻貫通了整出戲，但也有香豔明媚的混搭：交響樂、古箏、古琴、電吉他、鼓。還有女聲的呢喃吟唱，搖滾的激越，夢幻的曖昧和欲望…… “其實我跟整個他們的劇和舞蹈是若即若離的，就是有的段落我貼它貼得很近，有的段落我抽離出來看，俯視。”
這也許就是杜薇做音樂的心態——悲憫、俯視，“我就是覺得任何一個心懷悲憫的人都會覺得，他們就是這樣一個男人和這樣一個女人，他們就像如來佛掌心裏兩個小猴子，跳來跳去，你就看著他們跳。”
一年合作中，杜薇玩過幾次“消失”，不接電話，裝病，瓶頸期很長，王媛媛也曾找到韓江說，要排練了，但不知道怎麽排，韓江給她畫了四個場景圖，畫完，王媛媛就明白了，這就是他們的狀態：每個人都在相互等待，相互信任，創作如此孤獨，但彼此總能給出驚喜。
杜薇說她第一次看走台時被驚到了，一張巨大的透明春宮圖紗幕，仿佛有光，音樂呢喃響起，那些纏綿的歡愉的男女就那樣自然地出現，他們在金線描出的亭 台樓閣中，假山花園牆頭上，一幅速食的歡喜，末世的荒涼。“該香豔的時候香豔，該絕望的時候絕望，該凜冽的時候凜冽”，杜薇記得第三幕，潘金蓮白衣躺在榻 上，整個舞台從黑突然變亮，身後所有的身體聚在一起，不知為什麽，給人的視覺效果就是全白，“慘白慘白的一幕”，那一刻，她渾身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作為舞美及燈光設計的另一職務，韓江自認運用得最好的是金色，“金色放在黑色上，它很絕望”，潘金蓮婚禮那場的衣服就是紅金底上的黑金色，“其他人都是紅色，璀璨的，隻有潘金蓮一個人是黑金色的，那麽耀眼又腐敗的一個氣息。”
整個舞台的氣氛隨著顏色一路漸進，第一幕是紅白，第二幕是紅金，第三幕是黑金，每一幕都以潘金蓮看出去，到最後，該描述的東西都沒有了，到婚禮那一場，就剩下：婚禮，猩紅的紅繩。
整個劇本就是這樣從33頁，壓縮成最後的一張紙，《金瓶梅》等於錢、酒、色，韓江在宣傳畫冊的副標題上寫：在這瑰麗的末世風光，我們如迷途的孩子，放聲哭泣，如高歌。
結尾西門慶之死的那段性愛之舞是全劇高潮，巨大的黑暗隻留一點亮光追逐西門慶，他一生經曆的女人都圍繞在他身邊與他重溫鴛夢，當群舞散場之後，潘金蓮上台，西門慶以赴死之心與其纏綿，盡歡後涅盤。
西門慶從床榻起身走入幕布上的裂縫之中，那是一道欲望和生死之門。配樂中有杜薇吟誦《大悲咒》的聲音，她的音樂裏漂浮狂歡也透著絕望，最終天地間唯留潘金蓮獨舞。
“我對於這死亡有著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金瓶梅》禁演之後，王媛媛用魯迅《野草》中的句子表達她彼時的心情。
那個餡餅沒掉下來
舞劇在香港的首演十分成功，葉錦添的服裝造型，韓江的舞美燈光，王媛媛的舞步，柏邦妮的文字，杜薇的音樂——這一陣容代表的幾乎是戲劇舞台的國內最高水平。
事實上從一開始，他們就是衝著最高水準去的，因為沒有限製，也就沒有顧忌。有人說，這台舞劇企圖為《金瓶梅》翻案，在韓江看來，從人性出發已經是在 翻案了，“但這種翻案沒有目的，並且翻案不是目的，性不是目的，芭蕾更不是，我們的目的其實是在創造一個好聽的好看的舞台劇作品，同時帶著一些千絲萬縷的 現實關係。”
杜薇說，他們沒有態度，隻有藝術的態度，但不可回避的是，這個社會裏，“金瓶梅”三個字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態度。
這是一種意識形態層麵的審判，它的巨大道德力量使藝術二字幾乎遁為無形，並最終導致了它在即將登台的瞬間被迫止步，“我們也沒想過《金瓶梅》到今天能引起那麽大的爭議。”韓江說。
盡管從一開始做戲，主創們壓根就沒衝著內地的舞台來，但香港首演後，內地市場的反應讓他大吃一驚，“無數的演出商來找，想全國巡演，有人甚至要買斷三年的演出權，好幾千萬哪。”
內地能演，當然是好事兒，後來就開始談，“誰最快，誰最有誠意，就交給了誰”，韓江沒有忘記提醒演出商“你要小心，這個未必能上”，他們的合同中，都注明了免責條款。
事情順利得出人意料。根據舞團的既定日程安排，最後定下成都、重慶、武漢、南昌四個城市作為首演——與演出商簽完合同後15天，曆經一個月左右談判定下日程，7月份全體主創就到了成都做宣傳。
這是市場的自發反應，你甚至可以說，整部劇“從市場角度整個沒有任何障礙”，演出商甚至有信心做到200場，首演還沒開始，11月份的演出城市已經 排完：西安、長沙、杭州、紹興、寧波、柳州、南寧、深圳、廣州、海口一路下去，第三個檔期是明年三月，珠海一下子要十場，這樣算下來，僅僅今年《金瓶梅》 就能演到40場，明年起碼能安排80到100場，最後是韓江出麵，規定必須限製在一年100場之內。
成都的票率先賣光，“成都900人的劇場，演三場，本來還要加一場，我們沒有同意；重慶是兩場，每場1700座；武漢1200座，合同裏是二加一；南昌是1400座，一場。”
而與此同時，《金瓶梅》也在經曆票房和媒體傳播的誤差之累，首先是傳出上海劇院拒演，隨後是“春宮圖”、“性道具”等元素被反複提及，來自媒體的最 致命一擊是9月17日，《中國藝術報》刊登一篇署名夏末的文章：《金瓶梅》不宜從文學改為舞劇。第二天，便從演出商傳來消息，有關部門要求主創方麵不得采 用《金瓶梅》為作品名稱，並且須對劇中的部分舞蹈動作和道具進行改動，“事實上那個時候怎麽改動作，根本沒法改。”盡管如此，主創方依言將作品名改為 《蓮》，並承諾對內容作出改動，遺憾的是，9月20日，他們最終得到的通知是，《金瓶梅》將不能踏上內地舞台。
生命力還在
很多人不會去想，疼痛最先擊中的是那些在舞台上摸爬滾打的年輕人，《金瓶梅》主角袁嘉鑫，20歲女孩兒人生裏第一個台上主角兒，結果不能演了，失望得直哭，“她們隻能跳到26歲，還有幾年啊？”
成都劇院退票那天，王媛媛和韓江曾經悄悄到現場站了一會兒，“心情太複雜了，很遺憾，但也在預料當中，知道可能會碰上這個事兒，唯一沒想到的是在開演前的幾天，早一點也好，這個太對不起觀眾了，8場演出，上萬人呢。”韓江說。
作為北京當代芭蕾舞團成立以來的巔峰之作，《金瓶梅》的停演對這個年輕的舞團無疑是一次重創，要知道，舞團成立三年來一直自負盈虧，僅靠旺盛的作品創作存活，盈利情況從《金瓶梅》開始剛剛好一點，“金瓶梅一個的投入，就是過去8個戲的總和。”
2007年，因為一部《驚夢》，在北京文化局的鼓勵下，留洋回來的王媛媛沒有選擇做一個逍遙的自由藝術家，她建了中國第一個民營性質的芭蕾舞團體， 從此背上二十多個年輕人的未來，從成立之後就一直虧，“什麽都不做，就活著，一年600萬，一部小戲差不多100萬，更不要說大戲”，有人說，麵對王媛 媛，你無法想象這個純淨脫俗的女子曾為了兩萬塊讚助千裏奔波，到現在，她還連個國家四級演員都不是。
韓江說，舞團建立一年後遇到瓶頸，這班人差點就到賣車賣房的地步，現在《金瓶梅》這一停演，就等於未來“又是個未知數”。
作為七十年代生人的藝術家，韓江心底頗有幾分自我的悲劇意識，他常在心裏著急、焦慮，覺得再這樣下去，中國的藝術要完了，再不殺出一條血路，藝術家 就真的斷代了。杜薇跟他相反，她在意的是自己的小世界，她活得更自我，但這次事件，令她充分理解了韓江的悲壯，“我原來想得特純粹，就是覺得我就做我的藝 術，然後和你分享，到現在，連這個小小的分享也沒有了。”
正如每一個藝術家都希望成為純粹的藝術家，而不是成為政治家、營銷家、社會活動家，但太多的現實阻礙人們看到這一真相，我們有理由擔心：他們身上的純粹，還能被保護多久？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著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後來，王媛媛在自己的微博上引用了這首魯迅的《野草》，它意外地呼應了采訪中韓江的那句話：還好，我們的生命力還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