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愛中華——戴德生傳記》第四十六章 少種少收

    中日戰爭之後，幾個主要的歐洲國家開始一連串野心勃勃的行動，欲對付軍力薄弱、士氣不振的中國，迫使中國向西方國家就範。他們要求租借港口使中國大部分土地列入他們的勢力範圍，鐵路的建造權也給予外國公司。

    這些充滿擴張性的行動，挑起了中國人排外的情緒。有些中國人到處攻擊外國人，甚至揚言要把他們逐出中國。有些人則認為中國向西方學習才屬明智之舉。因此，部分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發起了改革運動，推動一些頗激進的改革。不過，許多人對滿清政府已失去信心，當中國在甲午之戰敗於日本，而且接連在西方列強手下受辱，他們都極其憤慨；秘密組織紛紛成立，鼓動民眾。 1895年，四川爆發了暴亂但感謝主，中國內地會同工無人喪生，部分原因是得到當地官員的保護，但差會的財物則受到很大的破壞。

    1895年8月1日，在沿海的福建省，施德華牧師（Robert Stewart）夫婦、他們的孩子和八位中國內地會傳教士被一個秘密組織的黨徒殺害了。戴德生和其它人都認識到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由於某些原因，神似乎收回了他保護傳教士及其家庭的手，以致他們慘死於中國。

    不過，在1898年夏天，中國的改革派，得到年輕的光緒皇帝支持。光緒閱讀過不少激進的刊物，不單是中國人所寫，也有李提太大的著作。他推動了後來稱為「百日維新」的改革運動。從1898年6月到9月，頒下一度度的諭旨，修改了科舉製度，興辦新式學堂及一所大學，學習西方思想，並鼓勵在中國建造鐵路。

    改革派引起了強烈的反對，對立的保守派向頑固的慈禧太後要求支持。在九月，她掌握了朝政，軟禁光緒皇帝，剝奪了他一切權力，隻保留他的稱號。她還拘捕並殺害很多改革派的官員，並停止一切新政。

    各地經常發生暴亂，戴德生提到當時的政治情勢，指出全麵的傾複似乎已無可避免；慈禧太後的行動鼓勵了全國的排洋情緒。由於留在內陸各省的洋人大多是宣教士，因此，敵對行動的矛頭，便指向他們。

    自從「蘭茂爾號」的一夥人在1866年到達中國，三十二年以來，不論是由於意外、暴力或是旅遊，中國內地會都沒有遭受人命的喪失。戴德生為此很感謝神。財物雖有損失，傳教士（包括戴德生本人）也有受傷，但從未有人喪生。他的兒子和媳婦相信「在戴德生心中，已對神有安穩的信靠，知道他必保守差會眾仆人，尤其是在布道所中獨自工作的嬌弱女同工，她們工作的地點和其他傳教士相距甚遠」。

    戴德生第十次到中國，在上海住了幾個月，由於另一次病痛發作，所以隻好留在屋內。有一次他出外探訪皮爾遜博士（Dr A．T．Pierson），他是美國人，是位聖經教師，亦是一位作者和詩歌作家，他當時也罹患重病。「啊！真不知道主要用多大的痛苦，使我們倒空自己，認識到沒有我們，他的工作仍可成就。」戴德生在四月時，從上海寫了一封信給皮爾遜。在這段期間，他也找機會和差會中超過二百位傳教士交談。

    1898年11月，戴德生的病稍為好轉，可以和珍妮一起往重慶去，那裏有中國內地會在四川的第一間布道所，建於1877年。他們是要參加華西傳教士會議。這次旅程走了數百哩，沿著長江溯流而上，開始時他們乘搭汽輪，後來改乘較原始的船隻，在冬天的急流中，向前航進。

    他們途經漢口，聽到澳洲宣教士傅朗明（William Fleming）殉道的噩耗，他是中國內地會第一位殉道者。博朗明死於西南部的貴州，同時遇難的有一位歸主的黑苗族人潘守山，潘氏既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助手。「這消息真使人憂傷，」戴德生寫信給範約翰說：「為道者是蒙福的，但對於我們，對於中國，對於他們的朋友，卻是悲傷的事。不僅悲傷，也是一個予兆。似乎神要用另一種試煉來考驗我們，所以我們確要重新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無疑透過更深刻的苦難，會帶來更滿溢的福杯。我們要緊靠大能的主，從他得著力量……這些試驗不會攔阻事工，反而使事工更加深入和拓展。」這些真是先見之言。

    這次宣教會議讓戴德生有機會與蓋士利，並中國內地會在四川的其它宗教領袖交談。但卻要放棄探訪西部別的布道所，一方麵是由於那些地區爆發暴亂，而另一方麵也由於年屆六十六歲的戴德生心髒病發，幾乎喪命。珍妮日夜照顧他，信靠神必會使他康複。她獨自在一個房間中，跪在神麵前安靜禱告。

   「主啊，我們不能作什麽。請按他的旨意行事，為我們承擔一切。」

    戴德生不知道珍妮的禱告，但當她返回他的房間時，他看著她，低聲說：「親愛的，我感到好得多了。」

    從那時起，他開始重新得力。

    雖然戴德生的健康在返回上海途中稍為好轉，但他們仍決定到位於煙台海邊的內地會健康療養院去，度過1899年的夏天。這一次，他們有機會認識那裏三所著名學校的教師和學生。他們很高興地看著小孩子們嬉戲。在奠基紀念日，他們舉行劃艇、板球和網球等比賽。戴德生在當中致詞。那是一個溫暖的黃昏，他們在大學的院內舉行晚會。珍妮記得從音樂室中透出來的燈光，跟月色溶液合，美麗極了。有一位教師演奏小夜曲，他是位出色的音樂

家。

    那年夏天，戴德生花了很長時間為「前進運動」祈禱，在禱告之餘，他和珍妮也用一些時間，去計劃他們將來隱居之所。戴德生買了一塊地，就在離上海兩天航程的一個山上。他們希望在那裏築一所房子，可以遠離上海總部繁忙的工作。房子上層有一個三麵的陽台，可以觀看茂林鬱鬱的群山和伸延出去的廣闊平原。

    雖然有病在身，戴德生仍參加中國委員會在1899年1月和9月之間召開的八次會議，其中隻缺席了一次。然後，他和珍妮，以及兒媳戴存義夫婦，從上海坐船往美國去。途中折往澳洲和紐西蘭，因為答應了到那裏講道。之後，他們橫渡太平洋，到達加裏福尼亞州，再乘火車到紐約去。

    紐約的卡內基禮堂（Carnegie Hall）坐滿了三千五百人’正舉行1900年4月的聯合宣教大會。會場外也有大型聚會，給公眾和超過一百個宣教組織近1，900位的代表會麵。美國總統和紐約州州長也到場歡迎參加者。

    戴德生講道的主題為「宣教工作的得力之源」。其時，距他六十八歲生日尚有一月。他坐在講台上，與一群在宣教工場上的傑出人士並肩而坐。他等候講道時，環顧那宏偉的演講廳——有兩層包廂和三個圓形的看台。他踏前一步，首先如常的默禱，然後拾起頭微笑。「能力是屬乎神的」，他以這句話開始了講道。

    霍亨利永不會忘記那情景。「他開始講道時聲音溫柔，充滿感情。全場肅穆。台上經驗豐富的宣教領袖，都伸直腰，聆聽他說的每一句話。」

    戴德生繼續說：「……我們都嚐試去做，也有很多人按著自己容易做或方便做的，盡力去做，但神的愛充滿我們的心時，就有一種奇妙的能力，使我們跟保羅一樣願意受苦。我們願意認識他複活的大能（意味著「己」的死亡），並與他一同受苦，以至受死。有一句話是永遠真實的，多種的多收，少種的少收。……」

    霍亨利憶述說：「全場的人都深受感動，會眾的心都向主開放，心靈迫切地要成為合主心意的人，作合主心意的事。決誌奉獻自己，為主而去。」三十年過去了，霍亨利仍聽到有人對他說，戴德生那天早上的信息，使他們的生命有了很大改變。

    五月，戴德生從紐約到波士頓，負責主持一些聚會，同行還有皮爾遜博土，他已病愈康複。在一次聚會中，戴德生的思路似乎突然斷了，重複著兩句話：「你隻會信得太少，絕不會信得太多。既使我們不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他不會背乎自己。」

    皮爾遜走出來幫忙，接續戴德生主領那次聚會。他後來思想這事，說：「這事令人感到悲哀，但也富有詩意。這次重複說話，是戴德生崩潰的第一個征兆；這句話反映出他對自己一再的提醒。也是他多年來的宣教工作中，對同工的提醒。這實在是一句祝福的話，也是他一生分別為聖事奉的確據。」

    戴德生的醫生兒子戴存義，形容他是「相當嚴重的崩潰」。在海恩波的自傳中，他說：「這次崩潰是由於他身體的耗盡，以致損害了他的記憶和精神。」美國的行程因此要縮短，戴德生和珍妮在1900年6月回到倫敦。

    戴德生太衰弱了，無法再主領聚會，甚至寫信也不行。珍妮安排了與他一起到瑞士的達浮斯（Davos）去，希望可以幫助他慢慢的複原。

    戴德生和珍妮於1899年9月離開中國後，政治局勢變得更壞；中國被日本打敗，又被歐洲列強侵占港口，外國公司開始建造鐵路，整個中國近於被瓜分的局麵。仇外情緒高漲，加上連年饑荒，局勢更不穩定。中國人對傳教土的仇視愈來愈甚，謠言滿天飛，說他們有許多殘忍和不道德的行為，破壞中國的風俗。

    慈禧太後命令各地的武裝部隊作好準備，保衛國家。由於這些部隊時常練習拳術，所以被稱作「拳民」。這些拳民以「滅洋」為口號；漸漸有許多不法之徒加入，跟秘密組織勾結起來，迷信邪術，認為這些邪術可以保護他們，免受敵人子彈槍炮的傷害。

到了1899年底，拳民開始殺害基督徒，各省官員也沒有加以阻止。到了那年的大除夕，一個隸屬於海外宣揚福音差會的英國傳教士被殺。英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結果有幾個人受罰。然而，到了1900年6月，慈禧太後不理會大臣的勸阻，違反她侄兒光緒皇帝的意願，發出了一道諭旨，下令殺死住在中國境內的所有外國人。因此，中國便成為其他所有國家的公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