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愛中華——戴德生傳記》第三十五章 百般的試煉

    戴德生一直渴望中國內地會能有一位監督，負責行政的工作，而他自己則致力於開荒、傳教和植堂的事情。1873年5月，他寫了一封信給蘇亨利。

    如果這裏有一位能幹的同工，完全可信賴，能感染他們，而且對神滿有信心，又曉得如何與其它傳教士相處，那麽，我們的工作三年內將會加倍發展，提高果效。不過，我在這裏找不到一位無論在學問上、智能上和靈性上，都可以勝任的人。

我親愛的弟兄，你現在能否和我一起同工呢？……

難道這是沒有價值的事情，不值得你去犧牲，使它實現嗎？難道我們的主不值得我們全時間、全心、全意、全力去事奉嗎？……

    我不是一時衝動才寫這一封信。我知道要達到我所提出的，實在很困難。我也知道你若踏上這一步，要作多大的犧牲。但從永恒的角度來看，我們該如何衡量呢？這裏一個省分，已象歐洲的國家一樣大。當我們認真地想一想：每個省分有一千五百萬、二千萬、二千五百萬人口的時候，我們能忍心看著他們走向滅亡之路嗎？

    戴德生又寫信給白安美說：「我盼望蘇亨利先生有信心將自己交托給神，我也希望你有時間與他商談此事，並為他禱告。」但戴德生不知道白安美此時已因患肺癆而奄奄一息。從倫敦發出的信形容她的情形是「危在旦夕」，「準備回天家」。

    蘇亨利還在考慮的時候，戴德生仍要麵對各樣難題。當泰州工作進行順利，路惠理夫婦就開始有點自滿。他們在《不定期報》（OccasionalPapers）中發表報告，述說成功的經過，語氣顯出驕傲和自負。之後，泰州掀起了反洋和反基督教的情緒。路惠理立即換回外國服裝，表示他有領事和戰艦作後盾。此外，路惠理夫人說她看到一個年輕的中國教士親吻另一個中國信徒的妻子。她把這事宣揚出去後，兩個男人都怒氣衝衝地撇下工作，離開泰州。路惠理也向中國內地會提出辭職。

    在寧海內地會的中國同工又開始嚷著要加薪。「啊，隻有聖靈的洗禮……是唯一解決些問題的方法。」戴德生在寫給珍妮的一封短函中說道。

    1873年11月，祝名揚和他的妻子伊麗莎白從英國返回中國。跟他們一起的，有包瑪莉、戴亨利（Henry Taylor）（與戴德生沒有親屬關係）和一位活力充沛的內地會新任傳教士鮑康寧（Frederick Baller）。他有一雙敏銳的眼睛，觀察力極強，他不知道戴德生要麵對那麽多問題，第一次見戴德生，便覺得他是「我所見的人中最古怪的一個」。但不久之後，他就發現戴德生除了聖潔嚴肅的一麵，還有令人輕鬆愉快的幽默感。

    11月7日，戴德生把戴亨利和鮑康寧帶到南京。用整整十天的時間訓練他們，向他們介紹既複雜卻又有趣的中國習俗。有一件事令鮑康寧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戴德生討價還價的能耐。中國人時常在戴德生租賃船隻、簽約買地或房子時提高價錢。於是，戴德生不慌不忙地與他們討價還價，他從容的態度是他議價時的最大力量。他深知道中國人喜歡繞圈子——慢慢斟酌和集中討論細節。

    鮑康寧相信戴德生這種做生意的技巧，毫無疑問為內地會節省了不少金錢。他說：「他如果從商，他的才幹是以使他成為商界奇才。」

    1873年10月，戴德生長途跋涉到各分會探訪後，便返抵泰州，渴望與珍妮相見。珍妮因有好幾天沒有聽到戴德生的消息，很是掛念。心想他也許在途中生病。所以在路惠理的陪同下，出發找他。

   「戴夫人今天早上離開這裏往寧海去了。」戴德生返抵泰州時，他們告訴他。

   「回來發現你今早已離開了，試想我是多麽失望，」他寫信給珍妮道：「昨晚我一直想念你，今天大部分時間也是這樣。」最後，他們在寧海相聚了，接著的十二月，他們留在泰州過聖誕節。

    1874年頭幾個月，中國內地會的經濟出現拮據。戴德生寫信給英國內地會的義務秘書何理察說：「雖然經費不足，但我從沒有象現今這樣快樂，這樣的無憂無慮。……請不要為經費一事作出任何呼籲。」事實上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不久之後，穆勒寄來了一封信，裏麵附著有三百鎊（在當時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啊！我親愛的弟兄，」戴德生寫信給英國內地會的司庫查約翰說：「能確知神是活著，我們可將憂慮卸給他，實在是何等喜樂的事！…… 我隻是他的代理人；是他為了自己的榮耀，從他自己豐富的恩典裏供應我們一切所需。你們可以做的，就是禱告，並靠著信心和愛心作工。」

    雖然有這麽大筆捐款，但也不能維持很久。內地會大概需要一百鎊來維持每周的工作。它有超過五十間建築物，包括房屋、教堂和學校等，需要維修，其中五分之四要付房租。內地會的工作已伸展到五省以上，旅費自然也跟著上升。

    雖然內地會的行政工作占了戴氏大部分時間，但他還是喜歡出外走動，探訪各處的中國人。在往太平的船上，他就主動與一位七十二歲的老者搭訕。

   「請問貴姓？」

   「我姓陳，有一件事常常困擾我：世界萬物皆虛浮，我們應該怎樣對付常犯的過錯呢？」

   「是的，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這群傳教士才特地來到中國。」

   「我們的學者說人是沒有來生的，人死後，靈魂也消滅了——但我不相信是這樣。」

    他那中國式的懷疑論很自然地把他帶到真理去。

    在戴德生婚後的第一個生日，珍妮送他一本新出版的巴斯達串珠聖經（Baxrer Polyglot Bible）。把書看完一遍後’他慣常記下日期。在最後的空白頁上，他用鉛筆寫著：

    1874年1月27日。為了開發浙江省四府四十八縣未有福音傳到之地，求神加派五十或一百名中國傳道人及一些外國監督到這裏來；也求神派人打開那九省的福音之門。

    五月下旬，戴德生和祝名揚計劃從長江出發到武漢去，打開華西布道之門。他們在6月1日乘坐小汽船「漢陽號」出發。

    三天後便到達武漢。下船時，戴德生不慎從梯子第二、三級摔下去，腳跟最先著地，脊骨和腳踝都非常疼痛。那一瞬間，他感到呼吸困難，不能動彈。他被抬到旅店的一張床上，幾小時後，呼吸才稍覺暢順。

    武漢一位衛斯理會傳教士郭修理（Josiah Cox），堅持要戴德生搬到他家中。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戴德生的背痛減輕了，但還得用拐杖走路。他認為這次的受傷並不嚴重。

    戴德生和珍妮計劃回國探望小孩，同時處理一些緊急的事情。他們在八月底出發。船到了法國的馬賽（Marseilles），就傳來噩耗：白安美因肺病已在七月離世。旅途中，戴德生的背傷開始惡化。抵達倫敦時，他甚至扶著拐杖也寸步難移。

    1874年12月，戴德生躺在培蘭路六號的床上，背脊和兩腿差不多完全癱瘓。床頭上麵垂著一條繩子，給他抓著來左右轉動。在內地會這個曆史時刻，他隻能在床上指揮一切工作。他的睡房變成差會的總辦事處。範約翰和其他義工常到戴德生的床邊，花數小時做筆錄的工作。倫敦內地會的委員會也在那裏開會。珍妮致函在烈定（Reading）臥病中的路惠理，信上說：「看來我們和你們一樣，很難重返中國了！」它不象是珍妮的語氣——由此可見戴德生當時的病情應該是很嚴重的。

    後來，戴氏又染上嚴重痢疾。他立了一份新的遺囑，將一切留給珍妮。當時，珍妮正懷孕。所以孩子都暫時由侯爾道（Howard）、金尼斯（Gumness）和戴貿美三個家庭分別照顧。戴德生的妹妹阿美妮已有九個小孩，其時將有第十個哩！

    到了聖誕節，戴德生開始康複。他在床的末端掛著一幅中國地圖，這樣，便可以看到那九個省分，並更迫切地為那「十八位」傳教士祈禱。他口述了一篇題為「請為超過一億五千萬中國人代禱」的文章，同時在幾份刊物上發表。那篇文章的結語是：「可否請各位基督徒讀者把你們的心交給神，然後用一分鍾時間迫切地向神禱求，求他今年差派十八位適合的工人到中國去，專心為主工作。無論是熱心的青年、商人、文員或是店務員，凡有與公眾接觸的經驗，知道怎樣符合買賣雙方要求的，都適合做這份工作。他們要有很大的信心、虔誠的奉獻和火般的熱心；同時要有樂意為主生活、作工和受苦的心誌，甚至在有必要時，為主而死。」

    1875年1月7日早餐後，除了珍妮外，每一個在培蘭路住的人都圍在戴德生床邊，為他禱告。珍妮在另外一個房間待產，沒有告訴任何人她正在分娩。一個小孩探頭看見她，便連忙將情形告訴祈禱會中的人。

   「請問狄樂義姑娘可立刻來嗎？」

    狄樂義來到時，珍妮的嬰孩已經出世了。她趕緊跑到戴德生的房間，推一張沙發椅到他床邊，讓他滾臥上去。然後把這臨時製造的手推車推至珍妮的房間。他很困難地坐起來，進行產後必需的手術。當一切完畢，他已筋疲力竭地倒在沙發上。他們為孩子取名安納（Ernest），將來也是到中國去的一位傳教士。

    1875年3月，蘇亨利終於答應戴德生的邀請，到中國出任內地會的監督。他和範約翰在三月底同往中國，並設法從緬甸找通道進入中國的西部。

    還有更多好消息。經過廣泛的宣傳後，有二十位青年人對「十八名傳道者」的呼召作出回應，其中有幾位頗適合。戴德生給他們回信時，都附上這樣的一段話：「如果你要作苦工，而不求人的記念；要討神的喜悅，而不害怕得罪人；並有充分的準備，甚至在有需要時，願意為主流血作見證；很多時候，又樂於接受財物的損失；……但在救人靈魂的事工上，你肯定可以得到極大的收獲，有不朽壞的冠冕為你存留，還會得到主人的讚賞。」

揚州教案之後七年，有損內地會名聲的傳言已經不勝而走。到了1875年，一般人都很支持內地會。對戴德生來說，好消息和高聲望猶如一服滋補的藥品，使他的健康日漸好轉。到了四月，他已經能夠自己上下樓梯，而且在花園散步。然而，他能否回到他摯愛的土地上呢？